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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國古代文化史的論文（專業14篇）篇一
淮河流域與中原鄰接，夏商周中原發達的古代文明對淮河流域古代社會文明化進程產生了廣泛而深入的影響，形成了本地區善于吸收、融會、發展各種文化因素的優良傳統，并使這一地區的文化面貌呈現出南北交匯、東西交融的復雜狀態。
目前的考古發現揭示出夏商周中原文明對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發展有很大影響，但有關影響的具體表征及過程尚無專文論及。
本文結合歷史文獻所載，參以考古資料，宏觀探討夏商周中原王朝禮制文明對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輻射和影響，以期從這一側面透現出淮河流域古代社會文明化進程的特色。
一
據文獻記載，夏部族在中原地區的活動中心和夏王朝建立后的統治中心地帶在現今的豫西和晉南一帶。
其實，夏王朝的統治區域是相當廣闊的。
據歷史記載，由于夏初國弱，曾出現過東方的有窮后羿和寒浞篡位代夏的事件(《定公四年》杜預注)。
“少康中興”后，夏政權得以穩固，與東夷形成了長期對峙的局面。
據古書載，有窮氏的地望在今山東德州，寒氏的地望在今山東濰坊。
與“后羿代夏”事件相關的還有斟尋、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等，許多學者認為斟尋、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的活動范圍都在淮河下游和黃淮之間。
文獻證明夏王朝方國眾多、夏王朝統治區域廣大，其統治勢力已拓展到淮河流域，夏與淮河流域關系密切。
考古發現也證實淮河流域的大面積地區受中原夏文化的影響。
在淮河重要支流穎河兩岸，二里頭早期文化對其有重要影響。
據調查，程窯遺址二里頭文化期的遺物就蘊含有夏文化因素。
如陶罐侈口卷沿鼓腹，體飾繩紋;缸平口內斂，上腹微外鼓，外飾有捺痕的附加堆紋。
閻寨遺址中的夾砂灰陶折沿鼓腹罐，腹部飾繩紋;小口高領甕沿外飾一小扳，廣肩鼓腹。
這些遺物都明顯包含有偃師二里頭文化的因素。
“(潁河)崔莊晚期屬于二里頭文化二期遺存，……出土的主要陶器如繩紋高足鼎、附加堆紋缸、澄濾器、敞口盆等，從形制、胎質、紋飾及制作風格看，均與偃師二里頭遺址二期遺物類同”，“(董莊)晚一期是該遺址的主要遺存，……所出的陶器多為器表飾細繩紋的泥質灰陶，其中花邊口沿罐、圓腹罐、腹部多帶雞冠形鋬的卷沿盆、平地盆、三足皿等與二里頭遺址第二期所出同類器相類同”。
在登封王城崗遺址中，包含有完整的二里頭文化、鄭州二里崗早商文化、晚商文化及周文化，“王城崗二里頭文化一期出土的主要陶器的器表紋飾與器形，和王城崗龍山文化五期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有著緊密的先后承襲關系”。
上述考古發現有力地說明了潁河上游地區的二里頭文化在承襲當地龍山文化晚期因素的基礎上，深受豫西二里頭夏文化的影響，部分陶器器形發生了明顯的形態嬗變。
河南周口地區1978年的地面調查發現二里頭文化遺址16處，商代遺址19處，西周遺址12處。
所采集的夏文化器物如甑、深腹罐、平地盆、三足盆、豆等與二里頭遺址一期的同類器相同或相似。
其中乳頭狀、三角形鼎足在臨汝煤山二里頭一期也有發現，高領罐與洛陽東干溝二里頭早期的同類器十分相似。
三期中的深腹罐、大口罐、大口尊與豫西二里頭三期的同類器相同或相似。
周口地區多處二里頭文化遺址的發現，說明中原夏文化對該地有廣泛而深入的影響，甚至還影響到了器物的組合，使二者的文化性質有很大的相似性。
中原夏文化還拓展到江淮地區。
目前在安徽江淮之間、霍山以北地區發現了不少夏商文化遺存。
如屬斗雞臺文化的斗雞臺、薛家崗、含山大城墩、青蓮寺等遺址中都包含有二里頭文化因素。
薛家崗h25中通體飾細繩紋的錐足罐形鼎、凹底爵杯、細腰斝、高柄淺盤豆及含山大城墩的平底罐形鼎等與中原二里頭晚期的同類器相似。
壽縣斗雞臺遺址所出陶器如附加堆紋花邊罐、雞冠耳盆或甑、錐足鬲、箍狀堆紋鼎、寬肩甕等，都與中原夏文化的同類器形態大體一致。
但僅有中原夏文化晚期的文化因素出現于此，且文化因素的影響僅停留在個別器物的具體形制上，說明夏文化對此地的影響晚且較膚淺。
淮河流域的岳石文化具有強烈的地方特色，但豫東、魯西的岳石文化中卻包含有中原夏文化因素。
豫東杞縣鹿臺崗遺址的大多數器物直接受岳石文化影響，但丙組器物如雞冠耳繩紋盆、箍狀堆紋缸、花邊口沿罐、雞冠耳罐等則與二里頭文化同類器相似。
宏觀上說，膠東(照格莊類型)、魯南(屠城類型、尹家城類型)的岳石文化受中原夏文化的影響較少，而豫東、魯西南(安邱堌堆類型)及魯北(王推官類型、郝家莊類型)等地的岳石文化則較多地受到夏文化的影響。
在最能反映文化特質的陶器遺物中，雞冠耳盆、觚形杯、舌狀足三足罐等具有明顯中原二里頭文化特征的器物廣泛存在于上述地區的岳石文化中，應該是受二里頭文化影響所致。
豫東、魯西、魯北地區正是夏代初年夷羿族團對夏戰爭失敗后東退的活動地區，由于夷羿族團勢力的減弱，使得夏及周圍其他部族乘虛而入，使這一地區的物質文化受到夏及其他外來文化的劇烈沖擊。
而在魯中南、魯東南及膠東地區，由于東夷集團自身穩定，實力較強，因而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較少。
這一考古學現象，很可能是夷羿族團對華夏集團征伐失敗、夏族大舉東進造成的。
由此可知，中原夏文化對淮河上中游地區存在著直接的強烈的文化影響，又間接地影響到了豫西、魯東、皖北的淮河下游地區。
這種考古學觀察反映了夏與東夷、淮夷集團勢均力敵，中原夏文化與淮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如岳石文化等基本是同步發展的。
夏與東夷、淮夷之間的關系，總的說來是相鄰的兩族如夏與淮夷關系密切，而彼此較遠的兩族如夏與東夷則關系較疏遠。
二
公元前17世紀后期，商代夏而興。
考古發現證明商文化的對外擴張體現了一個明顯的動態過程。
比較二里崗上、下層文化的分布，可以看出商文化主要是向東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張。
這種擴張態勢一直延續到殷墟早期，并成為商王朝最強盛的歷史時期。
隨著王朝勢力的拓展和軍事殖民，商文化也隨之擴展到淮河流域，商文化最典型的器物鬲、斝、簋、假腹豆、大口尊、直腹簋等在淮河流域相當大的范圍內有著不同程度的發現。
商代的南陽屬于商王朝的“南鄉”。
目前在南陽屬淮河流域的地區內發現有黃龍廟、新集、十里鋪、古臺寺等商文化遺址。
在十里鋪遺址商文化層中，出土有商式陶器、石器、骨器和青銅刀與青銅鏃，并發現有鑄造青銅器的陶范和冶銅坩堝等，說明這里很可能是一處商代的冶銅作坊遺址。
近年，在淮河流域的信陽羅山縣蟒張發現了一處商代墓地。
在已經發掘清理的六座墓葬中，一號墓有臺階式墓道，井字形槨室，棺槨髹黑、紅漆，隨葬有鼎、觚、爵、斝、甗、罍、豆、戈和鏃、錛、錐、鈴等青銅器共77件;六號墓隨葬有鼎、爵、觶、觚、尊和戈、削、錛、矛等青銅器共20件;另三座墓內也有一些青銅器。
這些墓葬的形制和青銅器的器形、紋飾，與殷墟婦好墓和商代晚期的青銅器大致相類似，有些銅禮器上還有“父乙”、“尹”、“天”等銘文。
以此為根據地，商文化還擴展到了長江流域的盤龍城地區。
上述兩例可基本證明商王朝已將淮河上游地區納入其統治體系之中。
此外，周口地區作為商、夷溝通的必經之地，商文化對此也有強烈的影響。
目前，在此地發現多處商文化遺址，出土有觚、爵、戈等商式青銅器和頗具商文化特征的陶鬲、盆、罐、豆、甗、斝和簋等。
商王朝的崛起與對東土的經略，對海岱地區東夷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考古發掘揭示出，在商代前期和后期出現了兩次商文化東進的浪潮，從而使淮河流域的政治地理逐步改觀。
大約在鄭州二里崗文化上層期前后，早商王朝已把泰沂山脈以西的岳石文化分布區納入了中原商文化系統，商文化隨之向東推移，進入海岱地區的腹地。
在山東境內津浦鐵路以西地區和津浦鐵路稍東一線，發現了一些屬于二里崗上層期的遺存。
經發掘的有茌平南陳村、梁山青堌堆、濟寧鳳凰臺、泗水尹家城、滕州前掌大和江蘇銅山丘灣等處，在濟陽鄺家、鄒縣西朝陽村，以及滕縣北辛、后荊溝、西康留、后黃莊等地也發現了這一時期的遺存。
這類遺存中的日用陶器如鬲、尊、豆等，在類別、形制上雖表現了一些地區特征，但與鄭州二里崗上層遺存基本相同。
濟南及其以東，也有含二里崗上層或稍后的商文化因素的遺址，如濟南大辛莊(注：參見《考古》、《文物》等有關大辛莊相關系列發掘簡報。
)、鄒平丁公、章丘樂盤(p36)、青州蕭家(p46)等。
至于在大辛莊、長清前平村[21]，特別是在滕州市的呂樓、前掌大、大康留、軒轅莊[22]等地所發現的青銅禮器，則具有二里崗上層期或稍晚的典型商文化特征。
窺一斑而知全豹，說明此時商王朝向海岱地區的擴張并不限于一般的武裝殖民，而是在這片新拓展的土地上推行王朝禮制文化并迫使土著接受，還建立起新的統治網絡，使之成為商王朝在政治上可以直接控制的“東土”。
商文化第二次東進浪潮是在考古學上的殷墟文化期。
商王朝勢力在淮河下游海岱地區北部已達膠萊平原的東部;在海岱地區的南部，沿泰沂山地南側向東推進到臨沂地區、江蘇淮北地區，直到黃海之濱[23]。
原來相對獨立發展的海岱、徐海歷史文化區已基本納入商王朝的'勢力范圍。
山東地區的商代遺址已發現近300處，依受晚商文化影響的程度，高廣仁先生將此分為三個地區[24]，其中魯中南和魯北地區受商文化影響較重。
魯中南地區早在二里崗上層時期已進入商王朝的控制范圍，晚商遺址分布相當密集。
這里商文化的面貌，包括出土的銅刀、銅斧、卜骨以及陶鬲、簋、尊、甗、罐、豆、觶等的器形、紋飾和整體風格，都與殷墟出土者基本相同[25]，只有相當數量的紅陶和一兩種器物具有一點地方特色。
殷墟時期中原地區盛行的含玉含貝的葬俗也明顯地影響到淮河下游地區，在濟南大辛莊商墓中就出有玉琀[26]。
以大辛莊、劉家莊等為中心的魯中、魯南地區還發現了與商王畿形制、花紋基本相同的青銅禮器。
滕州前掌大商代大墓群的發掘，與殷墟相同或相似的大量青銅禮器如鼎、甗、簋、尊、爵、觚、角、盉、觶等及玉器、銅胄，從造型到制作方法與殷墟所出者基本一致。
4號坑出土的馬車，兩馬一車的駕馭形式、車體的大小結構與安陽殷墟出土的車馬器非常相似。
該地區所發現的陶器有繩紋甗、甑、斝、罐、罍、盆、缽、缸、甕、鼎、觚、爵、尊、盉、瓿等，差不多包含了中原地區商文化的所有典型器型。
在這一地區，商式青銅器不論是數量還是出土地點的密度都比魯北地區為大，地方傳統文化因素較少，可見是海岱地區內商化程度最高的地區。
以濰、淄流域為中心的魯北地區，晚商遺址分布也相當密集，呈現出一種復雜的文化面貌。
從貴族墓葬如青州蘇埠屯大墓的葬制看，幾乎完全反映了商王朝的禮制文化;而從一般遺址或中小型墓葬材料看，則是商文化因素與土著文化因素共存。
例如，在僅距蘇埠屯數公里的青州趙鋪遺址一號墓中[27]，一件飾有繩紋及三角劃紋的典型商式簋和典型的東夷素面鬲共存，死者手持獐牙，可以判斷死者為東夷土著。
在惠民大郭，濱州蘭家村，桓臺南埠子、史家，青州蘇埠屯，壽光古城、桑家莊、魚臺、咼宋臺等多處地方也出土了一定數量的商式青銅禮器、兵器或工具[28]。
該地區地方傳統文化因素較多，與中原商文化差異較大。
膠東半島和魯東南地區仍是東夷文化的統治區。
殷商一代，商族人居于海岱和徐海地區，本就與東夷、徐戎、淮夷雜處，先進文明對于落后文明的影響是不爭的歷史事實。
據李學勤先生考證，人方位于淮河流域[29](p60)，武丁時東伐人方而克之，人方后又反叛，這一歷史事實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淮河流域商臣服方國力量的強大與文化的進步。
到商代末年，帝乙和帝辛兩代復向人方大興兵戎，最終征服了人方。
于是，淮河流域的徐淮地區在政治上完全接受商王朝的統治，成為商朝的藩屬。
象征王權威儀的禮樂文明隨著王權勢力的擴張明確地推行到淮河流域，商代青銅禮器的發現已證明了這一點。
蘇北徐州一帶發現了一些具有顯著地方特征的商文化遺存，其銅器中非商式的高領撇足鬲，陶器中的鬲、豆、盆、罐等主要器類多與典型商式器物有較大差異，反映出這類遺存屬商文化的地方類型。
在連云港發現了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年的青銅鼎、甗等，鼎為垂腹、柱足，頸飾簡疏云雷紋;甗為素面，僅在頸部飾兩道凸弦紋，制作淳厚質樸，其造型和紋飾特征都可視為商代晚期的標準器。
商代禮樂器的出現，證明淮河流域的青銅器鑄造應是在中原商文化的影響下產生的，表明了淮河流域商代青銅禮樂文明與中原地區禮樂文明的融合與發展上述考古學觀察反映出商滅夏后，加強了對東方地區的控制。
在商文化的沖擊下，東夷、淮夷文化的格局與內容都發生了很大變化。
東夷文化部分地與商文化融合，形成了濰西、魯中的商文化，表現出與中原商文化的高度一致。
魯南與蘇北地區成為商文化的波及地區。
安徽江淮地區的淮夷文化也成為商文化的地方類型。
但由于淮夷與商交往日淺，其地又非商王朝經營的重點，所以淮夷的皖西類型、斗雞臺類型與中原商文化的關系相對較疏遠。
這種考古學觀察，反映了商王朝統御范圍的廣大，商文化的波及之處，既有商王朝的直屬統治區，也有間接統治或王朝文化的影響地區。
商文化的影響促進并帶動著淮河流域土著居民的文明化進程。
2023年中國古代文化史的論文（專業14篇）篇二
“雖若陷于老朽而仍有其尚新之氣概”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為中國文化的辯護。
《中國文化史導論》系錢穆主要的文化著作之一，于1941年在四川成都賴家園撰成。其中部分章篇曾在40年代的《思想與時代》雜志上發表。該書于臺灣正中書局1951年初版，后多次再版，以臺北商務書局1993年修訂出版（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根據臺北1993年修訂本在大陸出版）為主。全書共分十章，涉及文化理論、中國文化史、中國文化精神，中西比較等問題，以獨特的視角闡述了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和發展規律，是錢穆文化史學的奠基著作。
文化的性質。
在弁言中，錢穆指出“文明”與“文化”的區別與聯系：“大體文明文化，皆指人類群體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屬物質方面。文化偏在內，屬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傳播與接受，文化則必由其群體內部精神累積而產生?！?/p>
在此說明二者的區別是有必要的。因為此二語國人每多混用，認為文明即是文化，文化即是文明，都是可以傳播與接受的，進而以為中華文化被西方文化“同化”而泯滅了，以致喪失了民族自信心，甚至產生了民族危機感。固然當今中國在開放的國際環境下無法不接受西文文明的沖擊，生產生活中所滲透的西方文明產物比比皆是。但是這樣一個文明古國千百年來形成的精神文化是無法輕易動搖的。
從地理環境開始分析。
以地理環境為文化產生的研究切入點是這一著作的一大特點。錢穆認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窮其根源，最先還是由于自然環境有分別，而影響其生活方式。”從出土的甲骨文可以判斷商代的政治勢力“向東北則直至遼河流域，向南則到漢水流域，向西南則到漢水流域之中游，說不定古代商族的文化勢力尚可跨越淮、漢以南，而抵長江北岸”早已超出黃河流域。中國由于有廣闊的平原和密集的水系，而西面、北面又有崇山峻嶺為屏障，東面、南面是海岸線，因而古代的中國文化的發展是起步快而獨立的。這些條件，使得中國文化形成了以下幾個特點：
一者，中國文化易于養成處理社會問題，諸如政治統一與民族團結方面的能力。因此中國以同一時期世界任何其他民族所不及的速度完成了內部的統一。
再者，中國文化因在大環境中展開，又迅速地完成了統一，較其他國家有著較強的抵抗力，能夠抵御外來的侵擾，直至成為世界上文化歷史最悠久的國家。
最后，在遼闊而貧瘠的土地上產生的文化，不斷有新刺激與新發展的前途。他的生產特性決定了在其生長過程中，社會內部必須始終保持一種勤奮與樸素的美德。
這幾個特點，足以證明中國文化的強大與持久是有其依據的。中華民族是團結的民族，而又具備抵抗外敵的能力，并且能夠保持著不斷前進的動力，因而中國文化的綿延不滅是必然的。
與西方國家之對比。
錢穆把人類文化分為游牧、商業和農業三種，并且商業和游牧起于內不足，則需要向外尋求，因此所形成的文化特點為流動的、進取的。農耕可自給，無事外求，并且農耕活動的特點決定了耕作者不可長期流動在外，因此形成的文化特點就是靜定的、保守的。這是農耕文化與游牧、商業文化的區別。
而中國文化與其它農耕古國的文化又是不同的。書中多次將中國與埃及、印度、巴比倫三個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的文明古國作對比，以說明獨特的中國文化是如何產生的。
錢穆用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擁有廣闊土地的中國對于埃及、巴比倫、印度，如同大家庭對于小家庭，中國備有多個搖籃而他們只有一個，因而中國可以同時養育多個孩子，從現實生活的體驗中我們可以總結出，大家庭所養育的孩子與獨生子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推及一國，則成為了不同的文化。再者，埃及、巴比倫、印度的土地比中國的土地肥沃并狹窄，因而容易滿足，其文化也就是在閑暇時間產生的。中國的土地，由《詩經豳風》中的“七月”一詩結合當今的情況可以判斷，古代的北方耕作情形與現在相差無幾，都是勤奮耐勞才能夠溫飽的。勞作中產生的文化與閑暇中所產生的又是絕不相似的。而未來的世界必將由能夠吸收先進工業與高科技的農業大國，即中國來領導。
古今傳承的全面聯系。
錢穆在書中說，“除卻歷史，無從談文化?！睔v史的觀點是研究任何一種文化所必須具備的。只有具備歷史的觀點，才能夠認識到文化的復雜性、完整性和發展性，也才能夠對文化作出較為中肯的評判。
書中涉及的不僅有中西文化的對比，對于中國古代民族、政治、學術等各方面也作出了大概的分析，脈絡清晰，思維廣闊。從縱向看，肯定中國文化五千年一貫而下，一脈相承的特點，同時又突出了中國文化在不同時期發展中所體現的特殊性，把中國文化發展連續性的一般趨向與其在不同時期發展的特殊性有機地結合起來。從橫向看，一方面強調文化的整體性，認為它是民族精神的體現，并對此采取全方位的綜合考察；另一方面看到文化整體內部要素之間的具體差異性，而深入到文化的不同層面進行具體分析。
《中國文化史導論》寫于抗日戰爭時期，成于《國史大綱》之后，是第一部有系統地討論中國文化史的著作，是專就通史中有關文化史一端而作的導論。因此，此書應當與其《國史大綱》合讀，才能深刻領會著者寫作的意義所在。錢穆在93歲為該書修訂版所撰寫的序言中指出：“本書雖主要在專論中國方面，實亦兼論及中西文化異同問題。迄今四十六年來。余對中西文化問題之商榷討論屢有著作，而大體論點并無越出本書所提主要綱宗之外。”由此可見，該書在錢穆整個學術思想中占有的極為重要的地位。
2023年中國古代文化史的論文（專業14篇）篇三
值此論文完成之際，衷心感謝我的導師***研究員三年來嘔心瀝血的培養。
三年來，在課題設計、現場、實驗室工作、論文撰寫等各個方面，導師給予了悉心和無私幫助。導師敏銳的洞察力、淵博的學識、嚴謹的治學態度及忘我的奉獻精神，是我永遠學習的楷模。
衷心感謝**大學衛生學院**院長、**教授、**教授、**教授、**教授、**老師在學習、研究等方面給予的幫助指導和支持。
衷心感謝**老師在生活、學習等方面給予的幫助。
衷心感謝**服務站**站長及全體工作人員在現場調查、患者追蹤、樣品保存、等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
衷心感謝我的同學**、**、**等在學習、生活、實驗室工作等方面給予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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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國古代文化史的論文（專業14篇）篇四
悠悠五千年華夏，兵家文化博大而精深，豈料到了如今，竟然還敵不過歐洲中世紀、日本戰國之類雕蟲小技膾炙網民，真乃奇恥大辱也!本文撰寫的目的，就是要通過縱談的形式，展現華夏先進的軍事文化，用鐵的事實證明華夏兵家的偉大!
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卻絕非易事。
由于我國史學者的失職，可以尋找到的相關資料大多是古籍只言片語的照搬、五花八門兵器的羅列、或者考古文物的介紹，以如此凌亂的咨料，想撰寫高質量的縱談實在是頗費思量的事情。
為此，筆者不但要查閱大量相關資料，甚至還要從許多不相關的資料中搜集有用信息，經過分析、歸納、到撰寫成文，斷斷續續歷時近2個月，著實大費了一番周章。
欣慰的是，功夫不負有心人，縱談終于是完成了。
雖然還有諸如火器、雜兵器、野戰戰術之類內容暫時未能涉及，但筆者可以自信的說，這已經是至今為止網絡上介紹最為系統、最有參考價值、也最言簡意賅的關于中國古代兵器的普及讀本了。
即使圖書中也難有匹敵者!呵呵，這可不是自賣自夸，而是由于查閱了大量資料，加上筆者認真的研究分析，實在沒理由達不到這種程度。
好了，再自吹自擂下去要挨臭雞蛋了。
筆者最后再多一句嘴，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后，能夠對咱自家的兵家文化多幾分欽佩與自豪，對歐洲中世紀、尤其是小日本的所謂日本戰國文化多幾分冷靜比較，這就是筆者最大的初衷了。
第一章刀與劍。
深思的是，歷史會如此迂回。
劍并非中原發明，刀才是正宗原產，然而從東周到西漢初，刀卻一度被廢棄了，而長刀則消沉得更久。
商代銅刀長度很短，長者也只與羅馬短劍相當，充其量算把西瓜刀。
也許正因短刀重量較沉，靈活性反而比不上短劍，西周才受北方游牧民族影響廢刀用劍了。
短刀第二次出現已經是時隔8、9的西漢了。
西漢是鐵的時代，蓬勃興起的煉鋼業將漢軍隊鑄成為那個時代罕見的鋼鐵雄師。
鋼鐵提供了兵器更為堅韌的骨骼，催生出長達1米的環首刀。
在尚無馬鞍和馬蹬的騎兵眼中，那粗獷有余細致不足的直窄刀身蘊含了前所未見的凌厲殺氣，厚實的刀背將輕易承受住猛烈揮砍的應力，使他們化身為撲襲的獵鷹。
環首刀徹底取代長劍是在東漢末年，在那之后它將作為一個經典和傳奇橫跨過300年時光直達隋唐。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短刀在東晉就出現了分裂，導致兩種刀式的并行發展，一種是直窄樣式，另一種是近代常見的寬體樣式。
但古人對事物的革新總是異常謹慎，就如同他們腰里別著劍鞘千余年，才在波斯雙環的影響下，用繩將刀劍掛在腰際，寬體刀還要再承受幾百年的寂寞。
對環首刀的改進就是增加護手，并取消了刀柄端的圓環，這個轉變自魏晉始至唐成熟，但這已經使環首刀再無法稱為環首了。
改進后的刀分為三種，其中的戰刀稱作橫刀。
盡管環首刀日后將在中國完全絕跡，但'唐樣大刀'卻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日本太刀，并于明代重返故里。
大**的年代到來了，那稱得上帝國最黑暗的時期之一，充斥著嗜殺成性的暴君，戰亂迭起刺激了武器技術的發展。
攘平**的宋朝既是刀復歸的時代，也是刀發揚的時代，短刀改變了，長刀東山再起。
直窄刀身有聯為一體的刀脊，令同樣寬度的刀身能承受更大應力，從而斬甲斷骨，但卻缺乏使刀刃開膛破腹的流暢弧線。
弧曲刀身恰好相反，柔韌有余而剛硬不足。
但這只是歐洲和西亞的難題，中國用堅重的寬體刀將兩者合而為一，這完美的結合將只有日本太刀的靈活鋒銳可以打破。
太刀說來就來了，高碳鋼精鍛而成的微弧刀身異常迅猛，令人與兵器皆數粗制濫造的明軍大為惶恐。
師夷長技不敢當，因為明軍缺乏倭寇的野蠻，但對兵器樣式的學習倒顯得相當誠懇。
于是明軍的短刀序列成了一水日式，從1米長的單手刀，到2米長的雙手刀，連騎兵也未能脫離此列。
可惜武備無力阻止明廷的政治貪腐和人心叛離，而清廷的迂腐又最終斷送了華夏基業。
當歐洲槍炮在中國土地炸響時，無論精致的武官刀，還是寬大的士兵刀，唯一的用處就只剩下宣誓了。
短刀最后的舞臺是抗日戰爭，但目的只是為了繳獲槍炮，當然或許騎兵還繼續使用過一段，總之刀衰落了。
劍有三個要素，一是長度，二是靈活性，三是結構強度。
長度利于先發制人和擴大防護，靈活性利于攻守應變，結構強度則決定劍的彎折。
短劍靈活有余而長度不足，因此在步兵大量出現樹立了劍之地位的春秋戰國之交，劍的長度也在逐步延長。
延長的辦法是改進劍身剖面，或許還會將背和刃分用含錫不同的銅水澆鑄，這些辦法都有助于提高劍身強度，使劍更為修長。
于是戰國便有了6、70厘米長的銅劍，而在登峰造極的西漢，這項紀錄更突破了1.1米。
造型平直而精致的劍是中國武學的標志之一，但實際上這個標志卻只風光了不到1000年，倍受推崇的時光則更短。
隨著劍的不斷延長，問題出現了，固然長度能增強劍的攻擊優勢，但卻降低了原先近距離擊刺的功能，反而更多的`需要使用劈砍，而日益成長的騎兵更是迫切需求專業的劈砍兵器。
于是環首刀應運而生，厚實的刀背比劍更不易彎折，同時制造工藝更簡單。
至于擊刺功能，與短刀手默契配合的長矛手將成為唯一的專業者。
劍曾將刀置于末路，但當技術更為提高后，刀又反過來要置劍于絕境了。
劍失去了實用功能，越來越歸于裝飾，向著高雅輕巧過渡，進入隋唐以后，就連官員也很少佩劍了。
不過當裝飾性發展到一定階段，審美的需求就會掩蓋掉功能的缺陷，宋代武官玩物一般的短劍就是證明，更不要提近代乃至當代那些裝飾華麗的匕首劍了。
當如今的人們津津樂道那些或纖細柔軟、或棱角方鈍的武術劍時，可曾想到劍的悲哀呢?
在刀劍間恩怨終結的同時，長刀也再度登場了。
因為長刀的衰落比短刀晚幾百年，所以出現晚上幾百年，從同甘共苦的原則算起來倒也公平。
原始長刀除了刃平些、體窄些外，與斧鉞實在看不出多少差別，但再次復興的長刀，卻是得益于寬體短刀的發展，這點從東晉時期出現了可裝長柄的寬體短刀可以看出。
不過寬體長刀的正式出現可沒那麼早，東晉的偶然創新也許僅是騎戰時代的激情爆發，就像南北朝個別長達1.6米的環首刀不代表其常規長度一樣。
長刀復興后最早出現的是擁有兩刃的陌刀，這種刀至今雖未見實物，不過從其宋代繼承者掉刀那里，還是依稀可辨其三尖兩刃的特征的。
陌刀堪稱刀之極長，因為過長意味著攻擊緩慢和不便揮舞，2米以上3米以下是正常，而陌刀已達3米。
陌刀曾在唐軍中叱咤一時，陌刀隊列陣于前橫向密進，大刀紛落敵陣，每擊都討得數人斃傷，所向無前。
但也許是作為砍擊兵器雙刃的作用不大，陌刀在唐之后就不見記載了，取代之占主導地位的是寬體長刀。
與宋代人文發達和軍事軟弱相比照，長刀的裝飾也是偏于華麗失之實際，但這并不能埋沒宋代長刀的歷史地位。
宋代為長刀創立了'刀八色'，如今仍耳熟能詳的偃月刀、眉尖刀、鳳嘴刀、戟刀等都是那個時代出現的，以至明清兩代除分別創立鉤鐮刀和長桿鐮刀似的割刀外，竟很難再有新樣式。
長刀應該比短刀更早衰落，隨著清帝國的崩潰，新式軍隊也許仍裝備短刀，笨重的長刀卻絕不會再用了。
第二章戈與矛。
早期的戈簡單說就是歪頭矛。
之所以盛行戈而不是矛或長刀，是因為當時盛行車戰，而車戰的近戰是在戰車交錯時展開的，用矛的話很難借助戰車的沖力，同時也難以在交錯的瞬間擊中目標，沉甸甸的長刀則不但比戈笨重，而且更容易磨損失效。
于是善于啄殺的戈就成了當然的主力。
春秋戰國之交，戰爭規模日益升級，類似歐洲中世紀的戰爭游戲變成了人民戰爭。
一待翻山越嶺的步兵使戰場不再局限于平原，銅弩機的使用令弩手升級為射馬殺人的好手，戰術謀略極大豐富，戰車的末日也就來到了。
但老派'騎士'的虛榮心此時尚未完全熄滅，于是戰車有了更多的戰馬、更厚更多的盾甲、連兩側軸頭都裝了驅殺步兵的扁矛，戈也發生了變化，頭部變成弧形，內刃加長像鐮刀，外刃增強了推的殺傷力，用推來對付步兵的圍攻。
可惜這一切還是無濟于事，戰車的終結到來于西漢初年。
戈有些很不好的缺點，比如頭部易脫落、因揮擊而攻擊緩慢等。
所以后來戈通用的裝頭方法只有綁縛，看起來簡陋，但是便于重新捆緊。
不過揮擊緩慢是沒治了，而且桿部由于抗力方向問題還更易折斷，推又不如刺靈巧鋒利，到頭來唯一不可取代的價值還是啄。
因此隨著戰車的衰落，步兵擺脫了最大的側面威脅，其存在就變得毫無價值了。
矛的地位不遜于戈，戰車上往往也會裝備1-2支長矛以備不時之需，但矛卻始終不能取代戈的地位，反而是戟填補了空白。
戟的出現始于商代，早期的戟等同于加了矛尖的戈，不過并沒在戰斗中顯示出明顯優勢，因此沒能得到重視。
到了秦漢，也許是戰法思想不能一下子適應失去戈的轉變，戟就突然成了寵兒。
但戟也存在缺點。
比如容易被攪纏，漢代有種叫鉤鑲的帶鉤小盾就是專用來攪纏戟的，然后再跳上前去給持戟人一刀。
另外騎兵沖鋒對戟的推鉤功能也不太依賴，刺的同時又推是多此一舉，鉤固然有用，但也帶來了戈的老毛病-頭部易脫落。
因此到了東漢，長戟的戟枝就越來越向前了，說白了就是像叉了，經過魏晉更干脆把戟廢了，轉而全力發展矛。
這時候就該矛唱獨角戲了，長刀的出現還要再過幾百年，大斧則只是輔助兵器，所以矛在當時的長兵器序列里可謂一枝獨秀。
矛又叫槊，又分為馬槊和步槊，興起于漢末，估計那些三國名將絕大部分都是一手持槊、一手持短刀作戰的。
南北朝是槊的鼎盛時期，因為此時中原騎戰鼎盛，而身披兩襠鎧的重裝騎兵正是以槊和弓箭為主力武器。
步槊的使用較簡單，因為步兵偏重的是配合，步槊只是步兵小組武器序列中的一種罷了，用途在于較安全的刺倒敵人，掩護短刀手作戰。
因此對持步槊者的要求是身高力大，武藝是否高強，并非考察的關鍵。
馬槊的使用較復雜，因為槊不同于歐式長矛，后者單手持用只用于沖鋒，前者則雙手持用既沖鋒又近戰。
當騎兵沖入敵陣后會展開沖蕩，此時攻防的方向和范圍都遠多于步兵，而且是在奔馳顛簸的馬背上，加之槊長達4米的慣性，毫無疑問，不經過一定的嚴格訓練很容易破綻百出。
唐代以后矛多稱槍，宋代是槍的黃金時代，種類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也許是對騎兵正面突破的依賴降低的緣故，馬槍的長度略有縮短，使其更靈活，同時制作更精良。
宋代馬槍頭部一般都有刺和鉤的雙重用途，槍后有可插入地的鐵鐓，桿上還有牛皮編成的提繩，看起來實在很體貼。
進入明代，冷兵器的地位下降了，槍的種類也就簡化了，清代騎射起家，對冷兵器情有獨鐘，于是槍的種類再次豐富，甚至出現了近5米長的釘槍，已達中國長兵器長度禁忌的極限，真不知打算做什麼用。
矛最后的舞臺是抗日戰爭，紅纓槍的廣為人知，甚至令其一度成為當代孩子的玩具。
可惜玩具的命運與其祖先當初一樣，隨著歐洲槍炮的隆作，華夏無敵的美夢幻滅了，隨著玩具槍的出現，孩子王的地位也不再青睞擁有紅纓槍的孩子了。
2023年中國古代文化史的論文（專業14篇）篇五
首先，引用論述《弁言》內容，闡述我的理解：
1、“文明、文化……此二詞應有別，而國人每多混用。大體文明文化，皆指人類群體生活而。文明偏在外，屬物質方面。文化偏在內，屬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傳播與接受，文化則必由其群體內部精神積累而產生”“文化可以產生出文明來，而文明卻不一定能產生出文化來”錢穆先生闡述了文明與文化的含義，并且論述了兩者之間的差異和彼此的關系。由這段內容可以看出，文化是各個國家或民族特有的，是文明的根本，而文明只是文化的表現形式。所以一種文化只能傳播到別的地方，以物質的形式成為那個地方的文明，但是它不是那個地方的文化。簡而言之，就是對于異地文化只能發展，不能創造。
2、“要明白文化之完整性，文化之發展性和文化必須刺激，非刺激無以使中國文化得到承古開后的發展?！蓖ㄟ^這一點可以看出文化的發展在完整的基礎上，需要不斷發展，而發展的源泉源于刺激。這里的刺激我理解為外部攻擊性刺激和內部融合性刺激，比如近代西方科技就是攻擊性刺激中國文化，而中國內部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是內部融合性刺激。文化就是在這種刺激中獲得發展和壯大的。
其次，當代中國文化之弊漏及我的想法：
1、當代中國錯將文明當文化。其實仔細分析，能夠知道，當代中國人認為中國是文明。
古國，所以中國文化在世界上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甚至有些妄自尊大者認為世界文明源于中國。其實，我覺得中國文明那是屬于中國古代的了。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相當緩慢，相反外來文化對中國的沖擊不僅使中國文化相形見絀，反而連文明的遺留也在快速褪色。所以不要將文明當作文化，而使自己失去危機意識。
2、當代中國對文化重視程度太低，文化競爭意識逐漸減退，在外來文化刺激下不僅沒。
有積極應對，反而持一種無所謂的消極接受心態。如韓劇、外國節日等對中國文化沖擊越來越大，國家雖然強調重視民族文化，但是由于本身已經缺乏競爭意識，所以當代中國文化危機越來越嚴重。解決的辦法只有面對刺激，重新審視中國文化，認清文化形式，重視文化發展。
3、解放階級文化思想束縛，結合現實推動符合當前中國國情的文化建設?，F代社會，
文化更多要在思想上創新，當代中國如果要推動文化的發展，必須擺脫階級文化思想，大膽接受先進文化，將這些有利外來刺激當作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動力。如探索民主思想，追求個性解放等。
綜述，錢穆先生對文化的闡述，讓我不僅對文化有了更深層次的了解，更讓我對當代中國文化有了一次新的思考。我的結論是，如果認為文化不重要，那么重要的文化就會讓你知道它有多重要。
2023年中國古代文化史的論文（專業14篇）篇六
（一）。
簡介：
《中國文化史導論》，作者錢穆。本書以文明、文化兩辭為主干，以時間、空間為軸心詳細論述了中國文化的發展脈絡，其中亦不乏中、西兩方文化的對比。此書寫于抗日戰爭時期，彼時國內征戰不休，民心惶惶，隨著外來勢力一同入侵的，還有外國的文化。在此背景下，崇洋媚外以及民族自信心極度低落或許也是錢老著述此書的原因之一。
在遇到困境，情緒低落，而外部環境又險惡的境地下，勢必容易懷疑自己，懷疑從前的價值觀念。難道從前的推崇或信仰確然不若他人嗎？難道舉國努力的一切竟是癡妄嗎？誠然，很有可能之前堅守的道路就是存在著誤區，但都知抱怨、發泄等負面情緒決難讓人再往前走出一步。因此便如錢老在書中所提及的：
一、人類自身內部的天性（可理解為自身能力、才華等先天屬性）。此謂“性”.
二、人類外部所遭逢的環境，關乎時機、地位、四周人物與事態所形成之形勢。此謂“命”.
三、自己考量自身素質與外部形勢，而選擇其動靜進退之態度。此謂“道”.
思考上述三個方面能給人以提醒，使自身于困頓中理出大致頭緒，而不似抱怨哀嚎，初尚能吸引他人注意，久之便無人過問。這或許是讀史其中一種意義所在。身為一名中國人已無可更改，現在學做外國人，你有多少歲就晚了多少年。鉆入這類問題，就是在說自己投胎沒有投好，無深究的意義，總的來講仍是懷疑自己，都懷疑到自己為何出生了，也把自身的無能推卻到出身那里去。()在這里妄借一位西方哲人的話：“對你最好的你是永遠也得不到了，那就是不要出生；不過還有次好的事，那就是立刻死去。”我以為這句話言重了，我們還不到放棄生命的地步。因此重新梳理一遍自己的從前，看一看自己的現在，或許能明白接下來又該向何處去。
在困境中，一味地貶低自身而羨慕他人，是一種逃避，逃避自身問題而告訴自己另有超脫的所在。每個人自出生便不是讓你來享樂的，這又是讀史的另一個意義：教你做自己。不逃避自己的缺點，也不逃避自己的問題，從哪里跌倒，就從哪里爬起來，學習責任與擔當，人若負重，才成棟梁。盲從他人，成為四不像倒更為容易。
“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后，則近道矣。”
人的發展是會遇到困難的，人如此，國同之，文化亦如是，也易把希望寄托在他處。曾有人詼諧地講，“從前希望在往生，如今希望在國外”.不要看見外國的強大就認為這是定局，我們之所以在沉睡是因為在等待。
這不是說弊帚自珍，是說做自己，尊重自己，不自尊的人，他人更不會尊重你。
做中國人，確實是門學問。
2023年中國古代文化史的論文（專業14篇）篇七
讀后感悟是指讀一本書、一篇文章、一段話、幾句名言、一首音樂，然后把感悟和感悟寫進一篇文章，叫做讀后感悟。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歡迎品鑒！
我喜歡買書，但不是愛讀書的人，每次讀書都是虎頭蛇尾，一旦不能一氣呵成，就從此擱置了，于是家里、辦公室到處都是看了一半的書，或將書翻扣著將封面封底統一向上，或夾個書簽等待下次能把它想起，理論書籍更是如此。要“照鏡子，正衣冠”，我應該老老實實承認，每次寫個人評價“能夠認真學習理論知識”，其實是撒了謊的，對于我這種說假話已經近乎習慣的人，的確應該“紅紅臉，出出汗”好好進行一下批評與自我批評了。
兒子讀高三，經常會在網上買書，中學封閉管理，無法收快遞，地址常常留我的。鑒于此，我比兒子早一步接觸到了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的中文版。冬日的午后，天氣格外好，太陽暖暖的照著，大院里的銀杏樹葉子飄落下來，一地金黃。水池邊的長椅被曬得暖暖的，四周靜悄悄的，應了一句俗話：太平時代“連午后的陽光都是安寧的”，我干脆坐到長椅上，打開快遞包裹拿出《中國哲學史》，四周一片靜謐，內心的世界仿佛一下子變得安靜乃至干凈，“一篇讀罷頭飛雪”，不知今夕何夕。我這樣一個無知的躁動者，第一次與馮友蘭先生慈父般的目光深切對望。
不得不說，《中國哲學史》是一本很好的哲學讀物，它通俗易懂的語言，讓我對哲學產生了濃厚興趣，開始思索人生。
馮有蘭先生說，“哲學，就是對于人生的有系統的反思的思想”。有些時候，人們常常受到生活環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環境，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不同的哲學也就有特定的強調之處和省略之處，構成某種哲學的特色。中國特定的社會背景，形成了獨特的中國哲學，中國哲學有著眾多的門派和不同的發展完善階段，在中國，哲學與人人有關，中國哲學支撐起了中國信仰的半壁江山。
《中庸》第一章上寫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p>
人的感情還未迸發出來時，內心無所謂“過分”或“不及”，這時稱為“中”。人的感情傾瀉出來，保持恰如其分，達到“和”?！昂汀眮碜浴爸小?，“中”又是“和”所必須。這個思想適用于表達人的感情，也適用于表達人的欲望。每個人的行為在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中，都有一個平衡點，使人在表達感情和滿足欲望時，知乎所止。如果在一個社會里，各種人都懂得對自己的欲望和感情適度地滿足，社會便達到和諧、安定、秩序井然。當然，有些事情爭取是好的，在現在的這個社會也必須要去爭取，沒有人愿意做行尸走肉或僅僅是人生過客，這是一個好時代，我們應當通過努力來成就自己。而現實的欲望常常讓人瘋狂，不擇手段讓自己的房子、車子、票子等等各種財富最大幅度的增長，或以自己擁有的各種權力為榮耀，爭一時之高下，此刻，是否應該靜下來想一想：為了什么？那真是我們想要的嗎？富貴也好，貧賤也罷，最后只不過或無或有的一塊墓碑而已吧！
中國與西方的差異歸根到底是哲學上的差異，中國文化的精神基礎不是宗教，而是倫理。記得有一次在領導宴請西班牙客人時，席間聽到這位客人說，中國的問題是“管了太多的窮人，所以富人的負擔很重”。此刻，這個問題用中國哲學觀點便能回答：“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這就是“仁”，這個“仁”就是“共同富?！钡恼位A—“王道”，中國需要富強、渴望富強、離開了“富強”國家便會陷入積貧積弱，這是中國近代史最慘痛的經驗教訓，但中國的問題顯然不是簡單的“富強”所能解決的，把富強建立在王道的基礎上，實現王道與富強的統一，才是更高層次的富強。
中國哲學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發展內圣外王的品格，中國哲學討論的問題就是內圣外王之道。
如果說讀史可以明智，那么讀哲學，可以讓人活得通透。
我喜歡買書，但不是愛讀書的人，每次讀書都是虎頭蛇尾，一旦不能一氣呵成，就從此擱置了，于是家里、辦公室到處都是看了一半的書，或將書翻扣著將封面封底統一向上，或夾個書簽等待下次能把它想起，理論書籍更是如此。要“照鏡子，正衣冠”，我應該老老實實承認，每次寫個人評價“能夠認真學習理論知識”，其實是撒了謊的，對于我這種說假話已經近乎習慣的人，的確應該“紅紅臉，出出汗”好好進行一下批評與自我批評了。
兒子讀高三，經常會在網上買書，中學封閉管理，無法收快遞，地址常常留我的。鑒于此，我比兒子早一步接觸到了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的中文版。冬日的午后，天氣格外好，太陽暖暖的照著，大院里的銀杏樹葉子飄落下來，一地金黃。水池邊的長椅被曬得暖暖的，四周靜悄悄的，應了一句俗話：太平時代“連午后的陽光都是安寧的”，我干脆坐到長椅上，打開快遞包裹拿出《中國哲學史》，四周一片靜謐，內心的世界仿佛一下子變得安靜乃至干凈，“一篇讀罷頭飛雪”，不知今夕何夕。我這樣一個無知的躁動者，第一次與馮友蘭先生慈父般的目光深切對望。
不得不說，《中國哲學史》是一本很好的哲學讀物，它通俗易懂的語言，讓我對哲學產生了濃厚興趣，開始思索人生。
馮有蘭先生說，“哲學，就是對于人生的有系統的反思的思想”。有些時候，人們常常受到生活環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環境，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不同的哲學也就有特定的強調之處和省略之處，構成某種哲學的特色。中國特定的社會背景，形成了獨特的中國哲學，中國哲學有著眾多的門派和不同的發展完善階段，在中國，哲學與人人有關，中國哲學支撐起了中國信仰的半壁江山。
《中庸》第一章上寫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人的感情還未迸發出來時，內心無所謂“過分”或“不及”，這時稱為“中”。人的感情傾瀉出來，保持恰如其分，達到“和”。“和”來自“中”，“中”又是“和”所必須。這個思想適用于表達人的感情，也適用于表達人的欲望。每個人的行為在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中，都有一個平衡點，使人在表達感情和滿足欲望時，知乎所止。如果在一個社會里，各種人都懂得對自己的欲望和感情適度地滿足，社會便達到和諧、安定、秩序井然。當然，有些事情爭取是好的，在現在的這個社會也必須要去爭取，沒有人愿意做行尸走肉或僅僅是人生過客，這是一個好時代，我們應當通過努力來成就自己。而現實的欲望常常讓人瘋狂，不擇手段讓自己的房子、車子、票子等等各種財富最大幅度的增長，或以自己擁有的各種權力為榮耀，爭一時之高下，此刻，是否應該靜下來想一想：為了什么？那真是我們想要的嗎？富貴也好，貧賤也罷，最后只不過或無或有的一塊墓碑而已吧！
中國與西方的差異歸根到底是哲學上的差異，中國文化的精神基礎不是宗教，而是倫理。記得有一次在領導宴請西班牙客人時，席間聽到這位客人說，中國的問題是“管了太多的窮人，所以富人的負擔很重”。此刻，這個問題用中國哲學觀點便能回答：“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這就是“仁”，這個“仁”就是“共同富?！钡恼位A—“王道”，中國需要富強、渴望富強、離開了“富強”國家便會陷入積貧積弱，這是中國近代史最慘痛的經驗教訓，但中國的問題顯然不是簡單的“富強”所能解決的，把富強建立在王道的基礎上，實現王道與富強的統一，才是更高層次的富強。
中國哲學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發展內圣外王的品格，中國哲學討論的問題就是內圣外王之道。
如果說讀史可以明智，那么讀哲學，可以讓人活得通透。
選擇讀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是因為自己一直喜歡哲學，尤其是喜歡滲透中國古典文化的哲學。雖然很多人說這本書晦澀難懂，然而在我看來，它已是將中國幾千年的哲學思想以最簡單的方式呈現給了讀者，因為畢竟這本書成書額最初目的是為了給外國人上中國文化課。毋庸置疑的是，這本書英文版在當時絕對堪稱是國外第一本對中國哲學從古代的孔子直到今日，進行全面介紹的英文書籍。而馮友蘭更是中國知識界公認的最優秀的學者之一。它的問世，為外國人了解中國文學起到了極大的積極意義。而它翻譯成為中國后，也更不失為一本言簡意賅，輕松易懂的中國哲學讀物。
中國哲學簡史呈現給我了一個在紛繁亂世出現的文化盛世。百家爭鳴，諸子百家均在那樣一個時代興起，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奇跡。在那樣一個生產力極端低下，戰端頻起的年代，諸子百家游或是游走于各個諸侯之間抒發自己的治國之道，或是在一方著書教學，或是學以致用，或是為戰爭或者和平和努力。可以說，中國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高峰。我們現在的許多思想，所做的很多決策都深深受到那一時期的影響，潛移默化地改變我們生活。在西方人眼中，中國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樣重視宗教。德克·布德教授在《構成中國文化的主要思想》中寫道：“他們（中國人）并不認為宗教思想和宗教活動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袊幕木窕A不是宗教（至少不是宗教的有組織形式），而是倫理（特別是儒家倫理）?！@一切使中國和其他主要文明國家把教會和神職人員看為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基本的不同。馮友蘭教授將宗教等現象稱為超道德現象，并認為這是因為中國的哲學意識（如諸子百家思想文化）太過濃厚，因而在哲學里找到了超越現實世界的存在，也在哲學里表達和欣賞那個超越倫理道德的價值，而不再需要宗教的滋養。中國哲學的功能不是為了增進正面的知識，不是探求事物之理，而是為了提高人的心靈，超越現實世界，體驗高于道德的價值。事實上，隨著科學的不斷發展，宗教的權威被不斷削弱。很多維護傳統的人們對這個事實感到遺憾，惋惜大眾離開宗教是自身的衰退。如果這個世界除宗教之外沒有什么辦法達到可高的價值，那么人們宗教儀式的淡薄的確是值得惋惜的。而事實上，哲學能夠達到更高的價值，它更為直接，也更加單純。哲學取代宗教的地位，這合乎中國哲學的傳統。也體現出了在中國哲學尤其是先秦百家哲學的重要性。
除了在人類至高道德上體現其價值，樸素點說哲學是讓人知道自己沒有智慧因而去追求和熱愛智慧的學問。哲學家就是熱愛智慧的人。智慧不是手段而是追求的對象。我們永遠不可能占有智慧，至多也只能做到熱愛和追求”智慧“。正如馮友蘭教授所說，按照中國哲學的傳統，哲學的任務不是為了人對客觀實際增加正面的知識，而是為了提高人的心智。具體而言，知識或者科學知識是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們通常都具有功利性或有用性，而人類追求和熱愛智慧卻沒有別的目的，而只是為了智慧本身。我感覺，人應該在哲學的指引下更加智慧地生活；應該在本書中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指引下，磨礪人高貴的品格，找回人高尚的人性，重建人們的精神家園。我們或許可以不關心數學和物理學的新進展，直接利用或者享受它們的成果，但是卻不應該不關心哲學，因為哲學不是生存的工具和手段，而是生存的目的和理想，是我們每個人應該關心的問題。蘇格拉底曾經說過，未經理性審慎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盡管經過了理性的省察也不一定能找到生活的目標。學習哲學就是”上路“。踏上愛智慧的思想之路。哲學史的學習過程就是與前人在思想上進行對話的過程。因為盡管哲學家已經不在，但是哲學家們解決問題的方式卻永遠不會過時。()他們為后人提供了各種各樣可供選擇的可能方式。
在闡釋了中國哲學的精神、背景后，馮友蘭教授選取了諸子百家中代表性學說進行了詳盡的講解，其主要篇幅在儒、法、道三家。儒家重人倫，法家重賞罰分明，道家重無為。每個朝代之初，百廢待興，統治者大多勵精圖治，道家”清虛自守“、”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就其用來作為恢復國力實行休養生息政策的法律指導思想。而到了統治中期，社會需要穩定秩序，統治者大多采用儒家倫理來教化百姓，使子女孝順父母，臣民忠于君主。盛極必衰，由于缺乏監督和制約，絕對的權利導致絕對的腐敗，每個王朝的鼎盛便預示著她開始一步步的走向衰敗。所謂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王朝末期，官吏貪污腐化，魚肉百姓。此時民怨沸騰，統治者不得不采用法家的重刑法的那套辦法來維護風雨飄搖的統治。縱觀中國哲學，無論儒家道家還是法家，都把關注點放在具象的人倫關系上，所以被認為是典型的實用主義哲學。除了最為熟悉的儒家、道家外，最讓我感興趣的是墨家。墨家的認識論理論是一種樸素的實在論，墨家中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先秦的科學家，這自然讓我這個學工科的大學生產生了巨大興趣。在墨子的著作中，還有一部分學說涉及自然科學，如力學、光學、聲學等。小孔成像原理還是墨子最早發現的。墨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從理性高度對待數學問題的科學家，他給出了一系列數學概念的命題和定義，這些命題和定義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嚴密性，他的微分學原理，也比西方要早。因此，他被西方科學界稱為東方的德謨克利特。墨子主張從勞動者中選拔人才，受到普通民眾的歡迎，因而墨子被稱為平民圣人。墨子老年隱居于魯山縣熊背鄉黑隱寺并卒葬于此，現存有土掉溝、黑隱寺、坑布崖、墨子城等古跡供人們瞻仰。
中國哲學并不是一塵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不斷發展進步的，如儒家學派就經歷了很多的發展，也發生了很多演變。中國哲學以其獨特的魅力對不斷舶來的外來文化兼容并蓄直到今天?；仡櫄v史，我們發現，其實中國文化在面對外來文化時一直都具有這樣的韌性與海一般廣闊的精神。我相信，即使在這樣一個信息爆炸時代，一個西方文化占主流文化的時代，中國哲學依舊能綻放它的光彩。
馮友蘭說，哲學的功能不是為了增進正面的知識（指對客觀事物的信息），而是為了提高人的心靈，超越現實世界，體驗高于道德的價值。其實哲學并不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學問，實際上它就深深的蘊涵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并且與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密不可分。只不過我們缺少是它們”浮出水面“，”上升“到哲學高度的理論思維而而已。”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須哲學化，當人哲學化了，他也就得到了宗教提供的最高福分?！跋Ｍ藗兌寄茉谥袊軐W中尋求到心靈的慰藉。
作者馮友蘭先生出現在《無問西東》片尾的彩蛋里，絕對的大師級人物，不僅是哲學史家，本人更是一名哲學家。1935年寫作完成兩卷本巨著《中國哲學史》，1946-1947年馮先生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用英文講授中國哲學史，英文講稿由他的學生布德整理成書，就是這本《中國哲學簡史》，是中國哲學的入門經典。
從先秦一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全景式展現了中國哲學的發展脈絡，主要的哲學流派，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條理清晰，詳略得當，深入淺出，也只有大師做得到。本書一半的篇幅在講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那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燦爛的黃金時代。從漢代起主要是儒道，外來的佛教，禪宗的起源，以及儒道的復興，雖然名家迭出，卻遠沒有先秦時期那樣迷人。
中國與西方的差異歸根到底是哲學上的差異，中國文化的精神基礎不是宗教，而是倫理。根據中國哲學的傳統，哲學的功能不是為了增進知識，而是為了提高人的心靈，超越現實價值，體驗高于道德的價值。因此，中國哲學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發展內圣外王的品格，中國哲學討論的問題就是內圣外王之道。
也許我們平日并不會思考哲學問題，但知曉了老祖宗們在思考什么怎么思考，就明白了我為什么是我，我們的民族為什么是這樣的民族，那都是因為中國哲學的基因已經深深的烙印在我們的血液里，使我們帶著一脈相承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去解釋這個世界，去尋找關于一切的答案。
馮友蘭先生說，他對哲學的理解是對人生系統的反省。人活著的話一定會想，這種想法是反省。
中國有很多哲學家，之所以被稱為哲學家，是因為他們對他們的人生進行了系統的反省。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反省了自己一生的教育教育、人生探索，最終有了論語這一儒家經典。
反思是促進思想的原因。漢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議，命令儒學為國家正統學。儒家也吸收了許多其他家庭的思想。漢武帝之所以接受董仲舒的建議，是因為他考慮了儒家，儒家受到了很大的弘揚。
生活也是如此。沒有反省的生活是無色的，就像雨天一樣，沒有太陽的照明變得灰暗，沒有明亮的光彩。
反省對我們來說有多重要，從出生到死亡們的大腦都在思考。雖然很細，但它證明了我們的生命！
書的最后一句話深深地感動了我。人們經常不說很多話就不會沉默。沉默是金，在成為金之前，不沉默是瘋狂的。在光明的成功背后，一定要吃苦，經歷黑暗，最終成功，擁抱光明。
哲學是什么?小時候，我完全沒接觸過，感覺它就像是人們經常談論的那些很厲害的東西?，F在，我依然不懂哲學是什么，總以為它太難，太深奧了。幾周前，老師讓我們讀《中國哲學簡史》，我想從中找到我想要的答案。
我花了三個星期讀完了這本書。剛讀時，覺得挺乏味的，完全不理解其中的大道理，但當老師推薦我們“啃”讀之后，我才發現這本書的奧妙所在：它所說的許多觀點和理論與我們的現實生活是相吻合的，非常神奇，細細閱讀之后，感覺這本書還很有韻味。
這本書道理太多且很有深度，我只來談談對最為典型的“儒道互補”思想的粗淺看法。儒家，是一個主張“仁”“愛人”的學派，主要講述如何與人相處，如何更好的融入社會，彰顯人的善良本性。而道家卻恰恰相反，它主張“無為而治”，認為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善惡因果，人們只需除去不應該做的事就可以了，以至“無為“。儒家提倡“入世”，融入社會，以人為本。而道家提倡“出世”，清心寡欲，以自然為本。這兩家看起來是對立的，毫不相干的，卻又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就拿“出世”和“入世”來說吧，儒家提倡的“入世”，其實就是融入社會之中，把握好人際關系。儒家自身也已經做到了“入世”，因為儒家行事高調。漢武帝時期還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潮流，使儒家變得家喻戶曉，成為當時的百家之首。相比儒家，道家就顯得低調多了，因為道家屬于那種歸隱派，它追求的是心靈上的滿足感和靈魂的超脫感，“超凡脫俗“似乎已經成為了道家的專屬名詞。況且道家崇尚人與自然，心靈的高尚就顯得尤為重要，這也是一種出世的象征吧。
所謂“儒道互補”，就是做到既出世又入世。人類一生下來就會融入社會這個集體，在現代這個華燈璀璨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相處總要比人與自然間的相處多得多，所以處理人際關系就顯得尤其重要。在我看來入世雖然膚淺，卻實用，出世雖然會獲得所謂的最高成就，但那是虛無縹緲的。但也不是說出世就毫無意義，畢竟人和其他動物一樣都會有生老病死，喜怒哀樂。我們遇到困難和挫折的時候，需要自我安慰，支持和鼓勵。這些都是心靈上的，是儒家思想所做不到的。我們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就好比我們現在努力學習，為的是以后能在這個社會生存下去。但學習的同時我們也要堅守本心，不卑不亢不驕傲。當你不過于追求功名利祿，每天過得充實滿足的時候，你就成功了。
這本書中還有許多哲學道理，等待我們去理解，同樣，這個世界也還有許多的哲學，等待我們去思考，去探索。
古人說，“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但我剛看到《中國哲學簡史》這本書時卻沒有什么感情。書的封面是米白色，上面有金色的“馮友蘭作品精選”七字，很普通，給人的第一感覺是寧靜，平淡。書在手里沒有什么感覺，就匆匆放進抽屜，直到閱讀課時才拿出來，當時記得還是現場拆封面。
讀這本書的最初感覺是無聊，可以用“好看的想讓人睡覺”來形容。書里面有一些是引用古文，沒有給你注釋，讓你自己思考，第一次看著差點睡著了，并沒有沉浸在書中的海洋里。就像生物老師說的：“書中的每一個字都認識，都拼在一起你便不知?！闭軐W也是這道理，因為從來沒有讀過這本書，感覺很陌生。
漸漸地，我進入書的境界中，慢慢的融入在書中，書中有許多的精華，你唯有“啃讀”才會知道其中的意蘊。讀完書才明白“啃讀”與“悅讀”不同，讀過這本書與沒讀過這本書是不一樣的——里面有“哲學”的知識，可以豐富思維，增長見識，讓人更加智慧。書中有很多歷史知識等，讀起來也別有一般滋味。哲學就像物理一樣，在生活中處處可見，都以不同形式與時代、社會、政治、人生聯系在一起。
書中的許多觀點令我佩服，就像書中所說的：“哲學不僅是知識，更重要的是，它是生命的體驗。”它告訴我們需要結合自己的生活體驗，用新的眼光來認識哲學。在宇宙間，萬事萬物存在都有它的理由，我們應順應自然，明白宇宙的每一事物存在的緣由。
要說不喜歡這本書那是不可能的，議論中夾著少許的描寫，內容顯得并不太枯燥。但因為書中還有許多古文，看不懂，愛恨有加。書中講述了許多哲學，儒家、道家、法家……不止國內的，還有國外的，甚至貫穿整個世界。真是太奇妙了!
哲學是什么?一切源泉來自哲學，這本書有太多太多值得我們談論的東西。例如：“人沒有私欲，他的內心像一面明鏡?！边@句話警醒我們：把自己的內心磨礪得像明鏡一般，時刻提醒自己不犯錯誤，明白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被心中的貪婪所迷惑。
書中精華太多，多得我們都不知從何處說起;哲學的應用范圍太廣，大到國家大事，小到生活瑣事，簡直無所不包，是天地間最大的學問，值得我們一生去追尋!
以前，我總認為哲學很深奧，很遙遠，甚至認為我一定接觸不到哲學。然而，我讀了《中國哲學簡史》后，不得不驚嘆，馮友蘭先生真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雖然對我而言，讀這本書有些吃力，但馮友蘭先生并沒有使用令人望而生畏的專業術語，而是用了許多文淺意深的語言進行論述，還是深深吸引了我。讀完這本書，我改變了我的想法，哲學離我并不遠，哲學，始于思想。
在書中，馮友蘭先生說過這樣一句話：“人要有思想，首先要弄清楚人能夠思想什么，這就是說，在對人生進行思考之前，我們要對思想進行思想?！边@句話我認為是哲學的根本。人要能認清自己，認清自己能夠思考什么，什么才是自己的思想范疇，在自己的思想范疇之內進行不斷地思考，深層次的思考也就能變成反思;自己思考，反思自己，這也許就是哲學的本質吧。著名哲學家蘇格拉底說的“認識你自己”，與馮友蘭先生所說是相通的，一切的哲學都是建立在“認識你自己”之上的。只有充分地認識自己，哲學才能使我們提升心靈的境界，超越現實世界，體驗高于道德的價值。
哲學，即智慧之學，人的智慧來自于人的思考。無論多么偉大的學者、哲學家，他們的智慧源泉都來自于他們那善于思考的大腦，從思考中得到真理，真理的誕生也就是哲學的出現，對他們而言，哲學，無處不在。
“就我而言，哲學是對人生系統的反思。人只要還沒有死，他就還是在人生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對人生進行反思，至于系統反思的人就更少了。”這段話依然來自《中國哲學簡史》，它足夠驗證“哲學是始于思考”的?！胺此肌睙o非就是思想的思想，即深層次的思考，而“系統的反思”是聚反思、總結于一體，就像優秀的學者、哲學家，他們不但善于思考，還善于總結，總結的產物就是“真理”，就像我上面提到的“真理的誕生”，它就是關于思考的總結。
所以做一個會“系統反思”的人，哲學就會離你很近。哲學，始于問題。
近日拜讀馮友蘭先生之《中國哲學簡史》，先生河南人，巧合的是，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二程皆是河南人，今日河南，古之中原也，中原人，居高而心亦高，近王又思道。
哲學，思想之思想，不是增加關于實際的積極的知識，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于人做某事時，他了解他在做的對于他有了意義。他做各種事，有各種意義，各內意義本一個整體，就構成他的人生境界，先生所述四種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哲學之人任務便是讓人向著越來越高級之境界成長，趨于至善，以成圣人也！
首先是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主要是“六家”：陰陽、儒、墨、道、法、名家，接著是秦統一中國，主要用法家。兩漢時期，以儒家為主，亦兼用黃老之術。魏晉南北朝出現新道家，梁啟超稱這一時期為老學時代，佛教此間亦傳入中國。到了盛唐，則以佛學為主，并與新道家相互激蕩而發展出中國的佛學禪宗。梁啟超則稱這一時期為佛學時代。宋明時期為更新的儒學，它結合了佛學的成果，梁啟超稱這一時期為儒佛混合時代，我們今天一般稱宋明時期的哲學為理學，稱二程、朱熹、陸王等為理學家。再下來就是清代，馮友蘭認為清代雖然學術成就巨大，但其哲學思想成就比較遜色。隨后，西方哲學傳入，進而產生現代中國哲學。
無論何種哲學都是與當時之社會環境、政治生態息息相關，周天子的衰弱，春秋時代的不義之戰、戰國的爭霸、秦王朝的統一又短命、漢王朝穩定的正禮、三國魏晉南北朝的動亂、隋唐的盛世、五代十國的短命、宋之繁榮、元明清之禁錮，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不同的需求，不同哲學的需求也正是民眾之心理縮影，絜矩之道、無為之道、老莊、陰陽、兼愛、理學、心學……無不是一代代先師們為解憂于民，平治天下之真心，他們才是值得我們懷念、敬佩之人，更是應秉承之道！
天地絪缊，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覀冎懒宋覀內绾味鴣?。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做必不窮平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我們知道了禮。
真正的藝術家一定能夠把他自己的感情投射到他所描繪的對象上，然后通過他的工具媒介把它表現出來?！簳x新道家讓我們知道了藝術的魅力，找到了真風流。
禪宗，儒家和道家之合和，為中國之佛學，而不是在中國之佛學，讓佛學從神壇走到平民。
程朱理學，讓理氣之結合，成為官家之經典。
陽明心學，禪宗之結合，最是那段“五十年后王陽明，開門猶是閉門人”故事引人入勝。致良知，又一次把“三綱八目”完美詮釋。
如果用最精簡總結，無非八字:內圣外王、以理化情，用此心實現董仲舒之大同愿景。
突然想到王戎失子的故事，“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則情之所鐘，正在我輩”，哲學讓我們更加知道自己……更好發現自己……以致覺解。
和一些人一樣，一直畏懼或遠離中國哲學史，原因有二，一是不能完全理解、充分欣賞原文（古文）；其二是因為中國哲學著作富于暗示，需要更多的歷史和文學知識，甚至想象力，個人相當不足。即便如此，還是抱著忐忑的心情閱讀了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一書。讀后，真有“不虛此行”之樂，遂與大家分享之。
通俗易懂說概念。哲學應該是形而上的，就是用一個元素或概念把千變萬化宇宙“固定”起來。作者在第一章中，非常好的闡述了哲學的一些概念。比如什么是哲學？作者把它稱為是思想思想的思想，然后有系統地表達思想。說到什么是宗教之時，也是非常直白易懂，認為是一種哲學加上一定的上層建筑，包括迷信、教條、儀式和組織。還用非常有趣的例子解釋了什么是超道德價值，愛人是道德的，而愛上帝就是超道德的。其中，還回答了我們經常討論的一個危機，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怎么辦？作者說，人不一定應當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應當是哲學的。他一旦是哲學的，他也就有了宗教的洪福。
深入淺出聊背景。哲學是對于人生有系統的反思的思想，在思想的時候受到生活環節的限制和影響。中國是農業大國，土地是百姓的根本，所以房價特別貴，電影《流浪地球》也是帶著“老家”去流浪，不同于國外災難片的移居星球。文中談到，在中國哲學家的社會經濟思想中，“本”是指農業，“末”是商業。在能有交換之前，必須先有生產，因此也就有“本末倒置”的成語，在中國古代商人的地位往往不高，素有“小商小販”之稱。
也就說，“農”是本，“土”是根，土地不能動，祖祖輩輩基本生活在同一個地方，那么中國就發展起了世界上最為復雜，且組織得很好的家族制度。所以，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就必須梳理得非常清晰，也就是儒家所提出的仁、義、禮、智、信。因此儒家或者說中國的哲學，即強調人的社會責任，也強調個人的名利。因此說，中國哲學即入世也出世。
追本溯源敘“百家”。儒家和道家是中國思想的兩個主流，它們成為主流是長期演變，經歷了不同時期、不同學派和不同“諸子”發展而來。在這一章節中，讀者可以選擇是否興趣的內容進行精讀或略讀。理所當然，孔孟、墨子和莊子是必須研讀的興趣對象。
其中，在讀儒家之說時，有一種非常奇妙的巧合。蘇格拉底是西哲的開端代表，但其沒有著作，其“對話錄”以及很多觀點，都是其弟子柏拉圖記錄而為。這一點與孔子語錄非常像，“論語”并非孔子著作，也是其弟子與之對話錄，同樣孔子也有一個非常偉大的弟子——孟子，猶如柏拉圖以及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孟子和亞里士多德還有一個共同的主張，“人是政治的動物”，主張只有在國家和社會中，才能夠發展這些人倫。
以前，賞百家名言之時，常常感嘆觀念的正確，贊嘆言語的精煉。但讀罷馮先生的《中國哲學史》，讓我追本溯源，去理解或重推這些理論的演變、邏輯，確實比僅僅尋出這些觀念和理論的意思是什么，要有趣得多，滿足得多，“痛苦的蘇格拉底”實際上更是一種“高級的快樂”。
朋友圈刷世界杯的時候，我讀了這本書，兩次。
作者馮友蘭先生出現在無問西東最后的雞蛋里，絕對的大師級人物不僅是哲學史家，本人也是哲學家。1935年完成了兩本巨著《中國哲學史》，1946-1947年馮先生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用英語講中國哲學史，英語講稿由他的學生布德整理成書，是這個《中國哲學簡史》，是中國哲學的入門經典。
從先秦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全景式展示了中國哲學的發展脈絡，主要哲學流派，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條理清晰，詳細適當，深入淺出，只有大師能做到。本書的一半篇幅講述了先秦時期諸子百家，它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輝煌的黃金時代。從漢代開始主要是儒家道路，外來的`佛教，禪宗的起源，儒家道路的復興，名家反復出現，但遠不如先秦時代那么有魅力。
中國和西方的差異歸根結底是哲學上的差異，中國文化的精神基礎不是宗教，而是倫理。根據中國哲學的傳統，哲學的功能不是為了增進知識，而是為了提高人的心靈，超越現實價值，體驗高于道德價值。因此，中國哲學的使命是發展內圣外王的品格，中國哲學討論的問題是內圣外王的道路。
在兩卷本《中國哲學史》中，馮友蘭將整個中國哲學史分成子學時代與經學時代上下兩篇。子學時代共16章，主要講先秦諸子。馮友蘭認為，自春秋迄漢初，在中國歷史中，為一大解放時代，于其時政治制度、社會組織及經濟制度，皆有根本的改變。這是一個大解放、大變動、大過渡的時期，所以出現了諸子并起的哲學發達時代。
到漢武帝時期，推行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言論思想極端自由的空氣從此消失了。到此，子學時代終結，而經學時代開始。馮友蘭把從董仲舒到康有為、譚嗣同、廖平為止的時代稱為經學時代。清末年，中外交通，中國社會各方面又起根本的變化，經學時代也就結束了。這種劃分方法在當時具有開創性的意義。那時的馮友蘭還沒有接受社會發展史觀點，而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工具來觀察社會，但他通過廣泛而深入的科學實踐，感覺到這兩大時代的哲學有著本質的差異。子學時代的特點是建造，經學時代的特點是闡述。子學時代奴隸制解體，封建制尚在形成中，新興的階級及集團各有自己的社會力量，必須要有自己的代言人。秦漢以后，政權統一，政教合一的格局越來越完備，很多哲學家“以述為作”，借古代經典為招牌，裝進新的內容，馮友蘭稱之為“舊瓶裝新酒”，從而形成經學時代的特點。這兩大段落的劃分，今天看來，還是經得起考驗的。
在《中國哲學史》中，馮友蘭著重于哲學家本人思想的重新整理。他認為，中國哲學在論證及說明上與西方哲學印度哲學相比，大有遜色。在中國哲學史中，精心結撰，首尾貫串的著作較少，往往哲學家本人或其門人后學，雜湊平日書札語錄，便以成書。所以中國哲學家的哲學思想在形式上無系統。但這并不是說，中國哲學家的哲學無實質上的系統，否則將不成其為哲學。而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形式上無系統的中國哲學中，找出其實質的系統。每個哲學史家都是按照自己的哲學觀點來寫哲學史，重新整理歷史上哲學家的哲學思想的，馮友蘭也不例外。
當時西方哲學流行的看法，哲學包含宇宙論、人生論、知識論三部分，每一部分又可分兩小部分。馮友蘭認為，西方哲學，每一部分都發達，相比之下，中國哲學注重人事，注重內圣之道，注重修養，不注重知識。對宇宙論的研究也較簡單。中國哲學家除了一起即滅的名家外，都不重視邏輯。正是基于這種認識，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中首先注重的是人生論，其次是宇宙論，很少注意知識論。他對從《易經》以來中國哲學中豐富的辯證法思想也沒有多少敘述。他對自己喜歡的哲學家思想敘述充分，如用整整一章介紹朱熹，而介紹朱熹，實際上是發揮他自己的思想。而他對明清之際的唯物論集大成者王夫之卻只是十分簡略地提到。兩相比較，顯出了當時馮友蘭思想的局限性與黨派性。馮友蘭自己認為，就《中國哲學史》的內容來講有兩點可以引以自豪的。一點是把先秦名家的辯者區分成兩派，另一點是分辨出宋代程顥程頤兄弟思想的差異和各自特點。此二點均發前人所未發，已為中國哲學史界普遍接受。此外，《中國哲學史》還有許多令人稱道之處。如，它第一次把佛教哲學列入中國哲學史。再如，在魏晉時期重點介紹了王弼和郭象在哲學上的獨特貢獻。這種見識在今天看來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而在當時，卻算是一個創舉。
總之，閱讀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可獲得對中國兩千余年的諸多哲學思想較為廣泛與細致的了解，亦能對這位中國現代著名的哲學家、哲學史家的早期思想，有一大致認識。
2023年中國古代文化史的論文（專業14篇）篇八
解一種文化的主導思想方式與了解這種文化的時間觀有內在關聯。這不僅僅是馬丁?海德格爾（m.heidegger,1889-1976）的看法的一種延伸，而且可以在另外一些黑格爾之后的西方哲學家（比如尼采、柏格森、胡塞爾等等）那里找到這樣那樣的支持。按照這個思路，要比較深入地理解中國古代思想，就需要知曉它所包含的時間觀。這個問題到目前這止似乎還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關注。
中世紀以來，西方人對時間的最主要兩種看法，一是末世論（目的論）的，二是物理自然的。前者來自基督教，認為真實的時間由人與上帝的關系構成；因此，時間或歷史向著最終決定這種關系的那個終點－－最后審判－－而趨進。后一種時間觀與人測量時間的精密手段相關。按照它，時間從根本上講與人的存在與否無關，它是一種客觀的、勻質的、不可逆的單向流逝，本身無意義可言，只是物質實體存在的一種方式。當然，二十世紀以來，在科學、哲學的新進展中，出現了新的時間觀，尤其以廣義現象學的時間觀與我們有關。至于古代西方的或古希臘的時間觀，是個有趣的問題。首先，它既不是末世論的，又不（只）是物理自然的。其次，我們看到，古希臘的奧菲斯（orpheus）教認為：時間（chronus）乃是運動與區別的本原，因而也就是萬物和世界的本原；[1]另一種說法講時間乃是收獲之神。因此，后來的古希臘哲學中講“生成”、“變化”和“運動”的學說可以被看作對于這時間本原的某種解釋，而講“數”、“存在是一”、“理念（相）”的學說則力圖超出這種時間（即不再認時間為本原），或將時間凝固在沒有“過去”與“未來”的“現在”之中。亞里士多德折衷二者，將時間定義為“關于前后的運動?氖?薄?2]總之，對于古希臘人、特別是前蘇格拉底的古希臘人來講，時間起碼隱含地（implicitly）是個涉及本原的問題，但它在本世紀之前的西方哲學中極少作為一個本原問題得到直接的關注。
到目前為止，治“中國哲學史”的學者們往往是通過西方傳統“哲學”的概念形而上學視域來理解中國古代思想；所以，迄今極少有人能關注這種思想中本原意義上的時間問題。然而，只要我們不帶形而上學偏見地閱讀先秦、特別是戰國之前的文獻，就會強烈地感到“時”的突出地位。在那樣一個塑造中華文明特征的生機勃勃的“時”代中，最智慧的人們大都有一種原發的時間體驗；而這在別的文明傳統中是罕見的，正如古希臘人對純形式之“數”和“存在”之“相”的體驗在其他文明中幾乎不存在一樣。
先秦人講的“時”主要指“天時”，“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書?益稷》）；[3]“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易?豐?彖）。但這天時并不只意味著“四時”和“時制”（比如夏之時制、周之時制），而有著更微妙的“消息”。我們可以稱“時制”、“四時”等意義上的天時為“天之時”，即天的時間表現，而稱原本微妙的天時為“原發天時”或“原發時間”。所謂“原發”（originallyhappening），是指這時間不可還原為任何“什么”，比如一種目的和手段的關系，一種物質的循環運動，而是出自時間體驗自身的循環構合或發生。時間體驗一定涉及“想象”，或者表現為“保持（已過去者）”，或者表現為“預期（將要到者）”；但原發的時間體驗中的保持絕不只是對過去事情的“再現”，對未來事情的“預現”，而一定是過去、現在、將來相互依存著的當場呈現。當然，就是那時人講的“天之時”也絕不是物理自然的時間和對這種時間的測量規定；它們源自陰陽、八卦、五行的理解方式，與人的生存狀態和行為方式也有內在關系。此外，有關天時如何體現在人類歷史中的學說也不只是鄒衍和古文經學家們講的“終始五德之說”，[4]而有更活潑的和非定序化了的表達。
本文就將探究先秦人的“原發天時”觀，展示這種天時觀如何演變為各種“天之時”學說，以及它們對于中國古代思想和文化的巨大影響。
一.《易》的原發天時觀。
儒家的經書和另一些先秦子書，比如《孫子》、《老子》、《莊子》等，里邊包含著對原發天時觀的豐富精微的闡發。我們先來看一下作為“群經之首”且為儒道所共重的《周易》中的天時觀，它對于中國天道思想的影響可謂至深至遠。
組成八卦的最基本單位“陰”（--）和“陽”（---），并不只是“象征”兩類基本的存在形態，更不能理解為兩種基本元素（elements）或亞里士多德講的“質料”；從字形上看，此兩字都與“日”有關，字義也與日的向背和運行位置有關；故《易?系辭上》6章言：“陰陽之義配日月”。對于中國古人而言，日（與月）正是與人的生存活動相關的“時”的來源。因此，《易》中的陰陽本身就意味著終極的相交和相互引發，由此而生出變化、變化之道和不測之神意。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易，……陰陽不測之謂神?！保ā断怠飞?章）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就是這種陰陽本性的表現，在二爻、三爻和六爻的層次上各“通其變”、“極其數”，“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系》上1章）。
按照這種理解，易象的主要功能是在“通變”和“生生”之中顯現出“天下之至變”。（《系》上10章）而這陰陽相互引發的“至變”對于中國古賢而言即原發之時。所以，《系辭》下傳第一章講的：“剛柔[即陰陽]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薄叭r”就意味著“趨向適宜的時機”。[5]可見，“易”之變通絕不只是數理上的組合通變，而是指在此卦爻的變化勢態（“趣”或“趨”）之中開啟并領會到“時機”或“天時”。反過來說也是對的，即《易》所理解的“時”不是物理自然的時間，也不是外在目的論意義上的歷史時間，而是在錯綜變化的摩蕩趨勢中所構成或媾合而成的原發時間?！疤斓仉硽瑁f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系》下5章）原發時間或“易時”絕非線性的，也不只是形式上循環的，而是氤氳醇化而生的時境、時氣。更重要的是，這“相推而生”（《系》上2章）的原發時間必與人的“彰往察來，微顯闡幽”（《系》下6章）之“知”不可分。也就是說，此原發時間乃是“時機”，得此時者必“知幾（機）”，而能以“神”會事?！皫住奔醋兓钗⒚?、最氤氳化醇、動于無形而得機得勢之處。故“易，圣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系》上10章）“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系》下5章）所以“知幾”（《系》下5章）就是知時機，乃學《易》之第一要務。
發現這種原發意義上的（既非宇宙論的、亦非目的論的）時間除了各種“趨向”及其“相互媾生”之外別無他物，連“先驗的主體性”也不能在這“赫拉克利特之流”中維持。然而，正是這毫無現成性可言的“至變”是我們“領會”或“理解”世界和自身的源頭?！兑捉洝泛汀兑讉鳌返淖髡邆冊谶@一點上與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相通，即深知終極實在是不可被對象化、實體化的，所以一再講這樣的話：“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系》下8章）將組成卦象的六爻說成“六虛”，正說明卦象、卦理本身以機（幾）變為本，根本不預設任何“元素”的存在，而是在“不居”或“不可為典要（典常綱要）”的“周流”和“出入”之中構生出象和爻之時機含義（“度”）。簡言之，“易象”之義即時機（幾）之義、時機之“度”。“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系》下9章）。
以這樣一種方式來讀《易》，就不僅能看出“卦時”、“爻時”，而且能體會出所有真切的解釋方式中的時性。在《易》、特別是其中的《彖辭》里，“時”這個字大量出現，比如解釋《乾》一個卦的文字中，“時”就出現了十多次，并且具有非常突出的詮釋意義。尤其是在《豫》、《隨》、《坎》、《革》等十二卦中，《彖》作者一再贊嘆“時（或‘時義’、‘時用’）大矣哉”，表現出對“時”的重要性的深刻領會?！渡袝分幸灿写罅康摹皶r”字，但其中大部分被訓解為“是”，只有少數可讀為“時機”、“適時”?！兑住分械摹皶r”則大多應被理解為“時機”。
現在讓我們簡略地總括一下“時”在《周易》的正文（即卦象、卦爻辭、彖辭、象辭、文言）中的一些含義。
其次，廣而言之，六十四卦每一卦所表達的都是一種特殊的“卦時”，刻劃出那樣一個時刻的形勢和人所應取的態度。比如《泰》卦表達“通泰”之時的形勢（下《乾》上《坤》）、機制（“天地交而萬物通”、“內陽外陰”）、趨向（“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和人應取的行動姿態（“征吉”、“包荒，……得尚于中行”、“歸妹”、“勿用師”等）。其他任何一卦都是這樣。
第三，每一爻位（初、二、三、四、五、上）都有特定的時機含義，且分陰陽（奇數位為陽，偶數位為陰）。爻之陰陽與位之陰陽相合為“當位”，否則“不當位”。在不少情況下，當位者（也就是當時者）吉，不當位者有咎。正所謂“六位時成”。（《乾?彖》）這些以及更復雜的一些講究就是《系辭》中講的“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的含義。
第四，不管是卦還是爻，“時乘”、“及時”、“時發”、“因其時”“時中”、“時行”（見《乾》、《坤》、《蒙》、《大有》等卦）都意味著“吉”或“無咎”；就是本來不利的局面，只要當事人因其時、“奉天時”（《乾?文言》）都可避難成祥。而“違時”、“失時極”（《節?象》）就總意味著不利或災禍。由此可見，“時”在《易》的領會視野中乃是活的終極，而“與時偕行”（《乾?文言》，《坤?彖》，《益?彖》）“與時消息”（《豐?彖》）就是《易》讓人達到的最高“神”境。所以，《系辭》講：“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爸獊怼保ㄖ獣詫恚┑年P鍵就在于進入陰陽不測、唯變所適的時機化的時境中，從而能與時偕行。
“交”或“遇”就意味著相異者、相對者擺脫開自已的現成屬性完全投入一個相互轉化的形勢之中，從而化生出新的時機和對此時機的領會。所以，這種相交轉化正是最根本的“至變”。正如現象學分析中所講的“過去”（retention，保持）與“將來”（protention，預持）的交融構成了活生生的“當下時機”（augenblick），陰陽（“陰”可理解為“過去”，“陽”可理解為“將來”）的交合則媾生出氤氳“時氣”?！皻狻痹谙惹厮枷胫锌偤小皶r機變化”以及對此機變的領會的意思，絕不是“氣一元論”，如果我們在西方形而上學的意義上理解這個“一元論”（monism,）的話。
乾上離，只有第五位是陰爻，余皆為陽爻]，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譯為現代文就是：“‘原本所有’，譬如陰柔得居尊位[六五爻]而張大了中道，上下陽剛紛紛[與之]相應相交，所以稱‘原本所有’，也就是‘大有’。它的德性既剛健而又文采鮮明，與天相應，得時而行；所以至為亨通?！盵11]此卦之所以“亨通”，在于它含有的唯一一個陰爻正處于“五”這個尊主之位（上卦的中間），且有向下趨勢，因而能與陽爻們充分地相應相交，生成“原發之中”，因此“應乎天而時行”，以致亨通大有。簡言之，這“中”就應理解為相交發生和維持之中，時機的出現和領會之中。正如《蒙?彖》所言：“以亨行時中也”（可譯為：“通行到時機里，就可居中，就可命中）。至于比較外在意義上的“中”、“正”，都是由這個原發之“中”衍伸出去的。
一些其他的解《易》講究，比如三才、承、乘、比、應、據、互體、反對等等，都直接或間接地與上面講的“陰陽交而生時處中”這樣一個最根本的易道、易理相關。
第七，所有這些解《易》的“原則”或講究都不是可獨立地、機械地運用的規則，而是在相互化洽之中的趨向指引。當機領悟和當機立斷是解《易》的最終時機，而全部《易》及其解釋方式都是為了幫助人進入這個“時－機”（幾）之中。
二.其他的原發天時觀。
上一節的討論達到了這樣一個結論，即易理之根本在于“陰陽交而生時處中”?？芍兑住返囊磺蓄A設，比如陰陽和象數，都無“自性”可言，都是為了構設出、參與到時機領會或原發天時的媾生之中。這與西方的概念形而上學有巨大差異，而與詮釋學（hermeneutik）化的現象學思路有一些重要的相通之處。
對于這兩者，原本的時間都是一種純粹的“象”的構成，用德文“bilden”表達最合適，因為這個詞的動詞（bilden）意為“發生”、“構成”；名詞（bild）則為“象”、“畫像”等。而且，它們都視原本的時間本身充滿了與人生最相關的意義，決定或生成著人、民族、國家的命運（天命）。這樣的時機化和域化的時間乃是我們一切“知”和“領會”的源頭。
中國文化中出現的幾乎全部有生命力的學說和學派都與這樣一個“與天地準”的易理源頭相關。它們的成熟形態一般都強調了這個原發易理時機中的某一方面，比如漢儒強調禮制，也就是象數的先天結構、位置那一方面，道家則強調易幾中的“變動周流”和“與時偕行”的一面。陰陽家強調陰陽和象數的一面，因而與漢儒有共通之處。不過，它們都不會完全舍棄另外的方面；如果那樣的話，就無活的持久生機而言。正因如此，它們都能夠在內部形成不同的、甚至是相對立的傾向，比如儒家中出現了宋儒，道家變成了道教。
然而，在春秋時期，頗有一些好學深思者以原本的方式領悟著這個源頭，以各自的方式天才地體現著變易交會之中的天時。下面讓我們檢視四位：范蠡、孔子、老子、莊子。
范蠡是春秋末越國大臣。越王勾踐不聽其勸，以致大敗于吳國，經歷了極大困苦與恥辱。然后，在范蠡輔佐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待時機成熟，一舉滅掉吳國而稱霸。范蠡對于天時和陰陽變化之幾微有深切領會。他講：“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盵12]這“時”的表現可謂“變動不居，上下無?！?，因而使不精于此道者莫名其妙，往往動輒得咎。范蠡“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得以領會時機的生熟正反，多次勸阻勾踐“得時不成”、“逆時”而動的意向。他苦心等待和促成的就是“人事與天地相參”或陰陽相交而構成的最佳時機。一旦時機來臨，“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馬上促使越王出兵伐吳。用兵的進退攻守，皆以陰陽之變為根據，“順天道，周旋無究”，致使“吳師自潰”。吳王卑辭請和，勾踐欲許之，范蠡則以天時之理力諫勾踐。他說：“圣人之功，時為之庸[用]。得時不成，天有還形”。最后擊鼓進兵，滅掉吳國。范蠡可說是深通易理天時之人。
孔子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思想者。但記載他言論的《論語》卻沒有以理論的方式來討論天道、性命這些“大問題”。因而被黑格爾貶為“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和“散文式的理智”。[13]而不少人也確實認為儒家的“外王”極致在漢儒，內圣的極致在宋明儒，而對孔子之為“圣”的道理只好含糊敷衍過去。其實，《論語》乃是儒家思想最深刻原發的表現，其仁說與易理之精髓息息相通。當然，盡管孔子好《易》，卻并不主要依據卦象來思考和教導學生；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者是“藝”或“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另一種講法則認為六藝指“六經”，即《詩》、《書》、《易》、《禮》、《樂》、《春秋》。不管怎樣，“藝”意味著靈巧、機變、有尺度感，在適時應和之中讓“陰陽”或“相異者”相交，從而當場引發出某種事物和情境，因而能養成人的分寸感和對時機的領會。
中獲得新鮮的詮釋含義。因此，他不但本人愛引《詩》，而且特別鼓勵學生創造性地詮釋《詩》，以造成領會禮和其他問題的時機或意境。（《論語》1/15，3/8）至于《春秋》，絕不止是史書，而是孔子的政治、倫理和思想智慧的最富時機（事件的時機、語言的時機）性的表達?？梢哉f，這些藝在孔子那里是轉化了的卦象，通過它們而領會到更有“文”化含義的易理。
這些就是孔子的“中道”或“中庸”的源頭。沒有技藝活動開顯出的原發時境，就無活生生的“至”極（《論語》6/27）和“不勉而中”（《中庸》20章）可言，而只有外在的折衷。所以，對于孔子，中庸的終極含義就是“時中”；（《中庸》2章）即“隨時以處中”，或“總在最佳的時機中”。于是，《中庸》講：“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庸》1章）這正是禮、樂、詩等藝術讓人達到的時機化境界?！爸幸舱?，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至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同上）這“中和”正是對“原發天時”的最合適的一種領會和表達，深合易理。能“至中和”，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因為“天時”對于中國古賢來講就是活的終極、生成著的“中極”。孟子贊孔子為“圣之時也者”，（《孟子?萬章下》）可謂言中！
老子的學說盡管不看重“藝”，但同樣富于時機化含義。看不到這一點就會將道家視為“中國古代的形而上學”的典型。老子講：“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42章）正是由于陰陽的相激相交（“沖”），以至有氣化之“和”。此處“沖”字既可訓為"涌搖交匯”，又可訓為“虛”，從字面上看，則也可與“中”有關。兩極相交而生居中之虛境，于義亦妥。帛書甲本此字就是“中”。按先秦人的思路，這陰陽交生之中虛或中和者，必含有原發的時機性?！爸绿摌O，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老子》16章）可見在這虛極之處，有“作”有“復”，以構成“惚恍”之象?！耙曋灰娒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侵^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后。執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老子》14章）[15]“夷”、“?！?、“微”都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就是“不有不無”的那樣一種“惚恍”的居中狀態，因此“不可”被規定（“致詰”）為任何可對象化之“物”或可描摹、再現之“狀”。但它們又都有來去出入可言，“天地之間，其猶橐龠乎？”（《老子》5章）但這“來”不見其首，這“?ァ輩患?浜螅?蛩?怯搿敖瘛被於??弧9收狻叭?[夷、希、微]混而為一”，可以理解為原發時間的三時相[將來、過去、現在]媾生合一的氤氳狀態。而且，原文確實馬上談到了時間之“今”與“古”。今與古的交織回蕩構成了“道紀”和“自然”。所以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寫道：“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能看出道家乃“因時為業，……時變是守”，（同上序）很有見地。但須知道家的這個要旨與《易》理相通，也就是與先秦儒家的天時領會相通，而將“儒墨”置于同一檔次大為不妥。至《莊子》，此“時”義大張?！俺颂斓刂鶜庵q，以游無窮”，（《莊子》逍遙游）就是游于原發天時的境界。這不限于“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莊子?養生主》）這類說法里的時機領會，更意味著“游乎天地之一氣”（《莊子?大宗師》）的終極或中極時機化境界。比如“山木篇”講的“處乎材與不材之間”就意味著這樣一個“與時俱化，……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的“時中”境界。
由以上這些闡述可知先秦人對“時”的極度敏感和原發領會。這里需要指出一點，即“隨時”、“與時消息”、“守時”、“因時”等，絕不只是“按（現成的）時刻表做事”，更不是無真義可言的“機會主義”，而意味著進入或參與到原發時間或天時的構成之中。只有在其中，才能“隨”和“因”。所以，隨此天時而動就必為此時所化而“至誠”，也必因此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中庸》22章）這就是《中庸》講的“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的意思。（《中庸》25章）在《中庸》的語境中，“至誠”相當于本文講的“原發時間”，所以“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中庸》20章）并不只是被動地順因外在的規律?！吧票叵戎?，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中庸》24章）此為圣人境界。
三.天時的各種表現――天之時。
這種對原發時間的關注來自中國的遠古傳統，也反過來深刻地影響著先秦之后中國文化的走向和特征，由此而形成了各種時間上的講究和安排。有的還保持了對于原發時間的體驗，有的則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外在的時間格式（schematismas）了。
中國古人“仰觀于天”的長久熱情在其他文明古國也有，但中國人由此不僅發展出測時的歷法和作預言的占星術，而且將這種比較外在意義上的“天時”轉化到人的生存領會和行為態勢中來，發展出了一種天人相參的時機化的時間觀。中國人真正看重的既非物質自然之天，亦非主體之人，而是在其中摩蕩生發著的生存時境。
《易》一開始并不只是一部用以占卜的書，也絕不只是“觀類取象”，象征和描摹現代人講的“自然規律”的書。從根本上說來，它是一部“參天時”之書，通過卦象和解釋來領會陰陽、天人相交相背之時的種種形勢和處身之道。由此而可看出“德”或“美德（比如“健行之誠”、“潛隱之韌”、“避咎之惕”、“履正之中”、等等）乃是時機化形勢本身所要求的，而天地萬象之變化也竟可以視為媾生原發時間和生命意義之“易”。所以《系辭》說《易》是“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系》上6章）它要表達的是超出西方分類原則的一種原發混成的智慧。因此，由它可以變化出或關聯到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不管是歷法、兵法、醫術、建筑、藝術，還是治國和修身之道。
歷法早已配合于易象。比如“十二辟卦方位圖”，其“來源甚古”；[16]它是將易卦中十二個有序的“陰陽消息”卦按“東西南北”等方位排列，十二“地支”與之配合。由此而見一天十二時辰和一年十二月份中的易理－－陰陽如何消長；同時可見時間與（地理）空間方位的關系。類似的、做得更精巧復雜的“圖”還有許多，比如揉進了“節氣”的“卦氣七十二候圖”和“卦氣六日七分圖”等。由此，《易》與歷法結合；而中國的歷法自古便與人的活動時機緊密相連。
此外還有更復雜的“五運六氣”之說，用以推算每年每季的氣候及其與人的身體的關系。我想除了在中國古代的這種重天時的文化中，哪里也不會出現如此精微的“時刻表”。但更重要的是，這種推算雖然有法可依，卻又絕不是完全機械的，不然就喪失了原發天時的“原發”意義。這么多本身有時間性的因素相互影響、“化洽”，所得出的不可能只是死板的定數和“規律”，而更有時潮的“隨-機”趨向。[18]最終的決斷或決定性的判斷只能由那能充分感受這時潮之人臨機作出。正所謂“時中（zhong四聲）”是也！不背醫書者不曉規矩方圓，只背醫書而不知運用之妙者，必治（致）人于死地。對于中國古人，凡事做到精微處，無不有個太極陰陽五行，也就是變易之時機幾微。這里確有理性的深思熟慮，但也絕非只限于概念理性和因果關系；在最關鍵處總離不了時機化的理性，也就是“圣之時”的裁決。所以養生治病如治國用兵，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問?氣交變大論》）才會得機得勢，透微入里，游于天時的韻律之中。
可以設想，這種陰陽五行、變通周旋的易理完全可以用于理解歷史和社會政治。以上已經提及孔子作《春秋》，內含微言大義，即在歷史之時機情境和敘述之語境中“寓褒貶，別善惡”。戰國時的鄒衍，“深觀陰陽消息，……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看來，他已有意識地將“陰陽消息”、“五德[即五行的表現]”與君王之“治”聯系了起來。而且，這“五德”的時間似乎也不只是指一年之中的季候，而包括了朝代或歷史時代。漢代的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將陰陽五行的歷史觀和社會政治觀與《春秋》直接掛連，全面闡釋出儒學的“天之時”的含義，建立起儒家在中國文化中的正統地位，對后世影響極為深遠。
董仲舒相信“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陰陽義》）天性唯時，故人性亦唯時。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時，人則有喜怒哀樂之四氣；反過來說也可以，即天有喜怒哀樂之氣，人有春夏秋冬之時。（《繁露?天辨在人》）而關鍵在于：“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繁露?陰陽義》）這一點對于“人主”或“王”尤其重要，因他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董仲舒寫道：“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繁露?王道通三》）這種以文字為“象”而通其原義的作法頗有《易》的古風，而其闡發的王與天地貫通之“中”也頗有深義?！笆枪释跽呶ㄌ熘法]其時而成之；……然而王之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俱暖清寒暑而以變化成功也。天出此物者，時則歲美，不時則歲惡。人主出此四者，義則世治，不義則世亂。是故治世與美歲同數，亂世與惡歲同數，以此見人理之副天道也”。（同上）王法天就是法天之時變而成就社稷黎民，故他的好惡喜怒之發皆中節（即“義”的原義），就如同天之四時皆守時，則世治，如天之歲美?？梢娙酥髋c天以時相通?！叭酥髁⒂谏鷼⒅唬c天共持變化之勢，物莫不應天化”。（同上）非常清楚，這正是《易》與陰陽五行思想的衍生和體現。
六氣”說所推衍的那樣，只是后者主要涉及氣候災變與人的身體中的五藏六腑的關系罷了。因此，正如上面已說過的，董仲舒的推斷盡管提供了大的思想背景，但也絕對代替不了原發的時機決斷，因為這正是所有這些天時推衍的根據所在。原始反終，才會有真正的“應天因時之化。”（《繁露?五行相生》）。
關于時代、朝代之變易，董仲舒有“三統”或“三正”之說。“三統”，就是指三個相繼的朝代，各以不同的顏色、時制來“一統于天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這顏色首先來自物候之時機，比如當寅月（十三月）之時，“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如以這個月份為時制之“正月”，則是以黑色為統，于是朝服、車馬、旗幟等重要標志皆取黑色。退后一個月（丑月，十二月），則“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白”；因此，以丑月為正月的朝代為白統，其色尚白。因其看重“正月”的確定，視之為“王”受天命的象征，故亦稱“三統”為“三正”?！巴跽弑厥苊笸?。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于天下；……故謂之‘王正月’也?！保ㄍ希?。
照此說法，儒家并不只是按“陽尊陰卑”之說而維護“三綱五紀”的尊卑秩序，更依據陰陽易變而“天道靡常”的道理來接受并積極參與時代或朝代的更替，“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易?革?彖》）非如此不可謂“奉天應時”之真儒、大儒，而只是固守死禮的陋儒、腐儒。但儒家能接受的朝代變易必是真正應天承運、以德配天者，所以“王者[即新王]必改制”（《繁露?楚莊王》）也就是必以新統新時換舊統舊時，不然不足以示區別、“明天命”、“見天功”。無此《易》變，則無“正”、“統”可言，亦不會長久。這一說法或思路影響了后世歷代君王?？梢娭袊摹罢y”觀中充滿了天時見地。
更奇特也更深刻的是，董仲舒和今文經學家不僅贊成朝代變易或政體“歷時”說，還主張這變易之中的和諧共在，即“通三統”的“同時”說。這“通三統”講的是，以新王或新時代為主導之統，但同時要讓前兩統或前兩王之后代以非主導的或邊緣的方式存在；也就是此二者被退封百里而為公候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保ā斗甭?三代改制質文》）這二統仍奉其祖先當王時的正朔時制，因而在其方圓百里的公國中仍服其故有之服色，行故有之禮樂，當朝天子也以“客待之，而不臣也”。
新王或新統又出現后，最老的舊統就退出三統，而被稱為“帝”。帝有五位。新帝進入五帝后，最老的帝又退出以保持“五帝”之數。退帝者被稱為“皇”，共有“九皇”。退出九皇者才為民。“從文化基因”或“形式”的角度上看，不主當前時制的兩統仍是“統”，只是不是“正[在主導之]統”。但它們代表了“過去”，也在某種“惚恍”的意義上代表了“未來”，因過去了的某一統起碼在形式上會再現而主宰未來的一個時代。這三個時代或時間向度的貫通，就是“通三統”。這“變”而“通”構成了任何一統或只變而不通的三統所沒有的活生生的“天時”感受，即傳統、現實和將來的充滿仁愛、正義和憧憬的微妙交融，賦予歷史、文化、社會以原發的和自然和諧的生存意義。由此讓我們領會到孔子講的“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深邃含義。這是中國古代儒家天時觀在政治、歷史領域中的最有特色的一個表現，是原發的、時機化了的“人（仁）道主義”，在西方的政治理論中找不到對應者。董仲舒對《春秋》筆意（即寓褒貶于其中的記述方法）也做了許多討論，比如“玉杯”、“竹林”、“玉英”等篇。這些都是更直接具體的時機化分析（“別嫌疑”）。這里限于篇幅，就不作討論了。
結語：
本文闡述了中國古代的天時觀在《易》和幾位大思想家那時的“原發”表現，以及它如何延伸到中國的古醫學和政治、歷史、社會的學說中。在我看來，不深刻了解這種天時思路，就不可能進入中國古代思想和整個中國文化的樞機之中，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之。
從以上的討論可見，這種天時觀與對人的生存形勢的領會相通。在這個意義上，它與西方的現象學時間觀比較接近，尤其是與海德格爾的解釋學化的現象學時間觀接近。然而，也不可忽略它們之間的不同之處。現象學的時間觀，哪怕是海德格爾所講的，都首先與個人的原發體驗相關；盡管這不必是主體主義的，而是歷史的和解釋學境域化的，但起碼它的討論方式要以個人體驗（“主體的內在意識”、“緣在”（dasein））為中心進行。中國的古代天時觀則不然，它出自與社團、種族的生存息息相關的日、月的循環消長，并被《易》象化，通過陰陽的“媾生”勢態和機理來領會時機的構成特點。所以，這種時間觀能孕育出各種極為精巧、復雜和準時準點（地點）的應時技藝和學說。在“朝向將來（以“將來”為時間重心）這一點上，天時觀與海德格爾的時間觀相仿佛，但在海德格爾那里，這種“朝向”或者表現為個人在“朝向死亡”中做出“先行決斷”的體驗，或者表現為對于那已消逝之“神”的“等待”姿態。在《易》和《黃帝內經》中，這種朝向卻是更豐富和活潑得多的；既可以是準時準點的預測（“知幾可以前知”），又可表現為“以德配天”的時機化智慧（“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素問?四時調神大論》）和活生生的信仰。然而，古代中國的天時觀缺少現象學那樣的詳審分析和追究，因而多為活靈活現的“體現”，而寡于反思境域中的“純現”，以至往往被后來的思想家們所忽視遺忘。
注釋：
[1]參見《希臘哲學史》，汪子嵩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75-76頁。又見w.k.c.格思里（guthrie）：《奧菲斯和希臘宗教》（orpheusandgreekreligion），london，1952年，80-95頁。
[2]亞里士多德：《物理學》219b1。
[3]此文引用中文古典文獻時盡量在行文的括弧中給出出處。其中的加強符皆來自引者。
教育出版社，1995年，310頁以下。
[5]《周易譯注》，黃壽祺、張善文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70頁。
[6]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seinundzeit）,tuebingen:neomarius，1949年，31頁。
[7]作者對于“象”的原義的討論還見于另一篇文章：“觀象”，見《讀書》，，4期。[8]《周易譯注》，153頁。
[9]參考《周易譯注》，406頁，但有所變動。
[10]參考《周易譯注》，45頁。
[11]參考《周易譯注》的譯文，但有較大改動。
[12]《國語?越語下》。以下言范蠡者皆出此處。
[13]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1卷，北京三聯，1956年，119，132頁。
[14]可譯為：“禮制以適應時機為最重要，再者才是要合乎順序”。
[15]此章最后一段依帛書本改動，即將王弼本的“執古之道”變為“執今之道”；“能知古始”變為“以知古始”。參見《帛書老子校注》，高明撰，北京：中華書局，，298頁。
[16]《周易譯注》，56頁。
[17]《素問》和《靈樞》皆屬《黃帝內經》，引用時不再標出《黃帝內經》字樣。
[18]《素問?六元正紀大論》：“帝曰：‘余司其事，則而行之，不合其數，何也？’歧伯曰：‘氣用有多少，化洽有盛衰，盛衰多少，同其化也’?！薄巴币馕吨鴺嫵蓵r機的各種因子（比如“氣”、“運”）的疊合化洽。
[19]公羊《春秋》派或今文經學中的“三世說”（認人類歷史由或將由據亂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組成），似乎有目的論之嫌。但對三世說的解釋往往含糊不清，既可以是“希望哲學”，又可以是“復古慕古”而含“循環”之義。不過，可以肯定，《禮運》中“大同書”所描述的大同世界（相當于太平世）比較近于西方思路中的“理想社會”的模式，而少天時智慧。我對三世說的評價與蔣慶君所說者（見蔣著《公羊學引論》，第5章，9節）不同，盡管我在閱讀其書時受益良多。
2023年中國古代文化史的論文（專業14篇）篇九
身體是人生之根本，但關于身體的問題，從古到今的哲學家關注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中西哲學都曾試圖超越身體，甚至想要抹殺身體的存在。西方哲學長期持身心二元論，認為心靈或靈魂才是哲學社會科學關注的對象，而身體則被納入自然科學的研究領域。中國古代哲學雖有注重修身的傳統，但亦實以“心性之學”為中心。自尼采、?？乱詠?，哲學開始關注身體與思想之間的隱秘聯系，尤其近些年來，“身體”開始進入西方思想和學術界眾多學者的研究視野。相比之下，國內學者對身體和身體哲學的研究相對滯后。下面發表的兩篇文章，代表了我國學者對這個問題的初步思考，希望能引起讀者的興趣。
20世紀上半葉，在胡塞爾“回到事物本身”的現象學綱領的感召下，現代西方的一批具有批判思想和疑古精神的年輕的哲學家們，在對傳統哲學種種業已被視為不易之論的本體論假定給予大膽質疑的同時，發起了一場為再造傳統而先行奠基的哲學上的“尋根”運動。在這一運動中，雖種種新見迭出不窮，但最具顛覆性和原創性的工作則屬法國現象學家梅洛-龐蒂的對所謂“身體”的本體論意義的木曷橥。與傳統西方種種業已意識化的哲學不同，梅洛-龐蒂在西方哲學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宣稱：“世界的問題，可以始于身體的問題。”其實，梅氏這一宣言不僅是對西方傳統哲學致思取向的根本糾撥，而且也為我們真正切入中國哲學、為我們溯尋中國哲學之“根”提供了路引。也就是說，掩埋在深厚文化沃土中的中國哲學之“根”，既非西方傳統思辨哲學中的那種“意識”，也非晚出的中國哲學中的所謂“天理”或“人心”，而是誠如王夫之所言，“即身而道在”，它就平中見奇地體現在我們每一個人活生生的身體之中。
這種根于身體的哲學本體論，除了表現在中國古人對宇宙的終極性思考不是發端于對世界的“驚奇”而是始于對人自身人身處境的“憂患”之外，還集中地表現在其以一種“切己自返”和“返身而誠”的方式，把人自身的身體看作是宇宙真正的起點和本源。在作為中國哲學源頭的古老的《易經》中，這種宇宙真正的起點和本源就是所謂的“太極”。“太極”的“太”字即為“大”字的引申義。而“大”字按許慎《說文》，其為象形字，即像直立的首、手、足皆具的人的身體形狀。這一字形在中國古代的甲骨文和后來的銅器銘文中都得到了有力的印證。因此，該詞源學的考察表明，對于去今已遠的中國古人來說，其是通過一種所謂的“依形軀起念”的方式來構造自己的宇宙理念，故形上之太極恰恰以形下之人身得以體現。而要真正理解這一“下學可以上達”的奧秘，就不能不涉及到中國古人對“身體”概念的獨特的理解，以及我們稱之為一種所謂的中國式的“身體現象學”理論。
中國古人之于“身體”概念理解的獨特性在于，與西方人那種作為純粹物理對象的軀體不同，對于中國古人來說，身體之身除作為物理對象的軀體之外，正如古漢語“身”字字義所表明的那樣，還兼有突出的“親自”、“親身”和“親自體驗”等等內涵。因此，在這里，我們毋寧說看到中國古人對身體的一種現象學式的還原。經此還原，一方面，身體由一種異已的存在回到了本已的存在；另一方面，這種還原又同時保持著現象的充盈豐滿而不犧牲身體的外部具體體現。因此，這一中國式的身體概念的推出本身就代表了對人類哲學史上種種二元論學說的克服和消解，它把諸如人與物，內在與外在、主觀與客觀、本我與非我等對立項經由一種親身性的身體真正融為一體。而宋儒張載所謂的“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張子正蒙·誠明》）的論斷，以及為中國古代眾多哲人所大力闡揚的那種中國哲學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實正是以這種現象學式的身體概念為其真正濫觴。實際上，在中國哲學中，這種現象學式的物我合一的身體也即一種“體用不二”的身體。這同時也意味著，對于中國古人來說，身體已不再局限為我的七尺血肉之軀，而是作為一種現象學意義上的非實體化的“潛在的身體”，也即“可能活動的身體”，以一種“借用顯體”的方式經由行為向無窮無盡的大千世界顯現和開放，乃至于世界的萬事萬物都被視為是人身體行為的“目的論的項”，乃至于“人身雖小，暗合天地”，整個宇宙都被視為人自身的'身體場。而《易經》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一永遠“未濟”的宇宙圖式，與其說是對宇宙本身既定的客觀規律的揭示，不如說恰恰是對于人之“挺身于世界”、人身向宇宙身生成這一生命之旅的彰顯。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的根于身體的宇宙論學說不僅表現為把人自身的身體視為宇宙的起點和本源，而且還突出地表現為以人自身的身體的發生生成機制來解讀宇宙本身的發生生成機制。這最終導致了在所謂“陰陽哲學”的名下，中國古人從人的“男女之道”推出“宇宙之道”這一中國哲學的哥白尼式發現。也就是說，對于中國古人來說，既然把宇宙看作是根于人的身體的宇宙，看作是人身體的化身，那么對人身體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其實就是對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根本解答。這樣，“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人之身體來自男女這一發生學的原理其實就不僅是對人的身體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同時也是對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因此，對于中國古人來說，宇宙的“原發生命機制”并非遙不可及、深不可測的東西。相反，“易則易知”，它就以一種身體體驗的方式下學而上達地體現在“造端于男女”這一夫婦之愚里。故男女之道不僅代表了人自身生命的發端，而且也從中徑直開出了關于宇宙何以鴻蒙初啟、何以開天辟地這一中國古代哲學的“創世紀”的宣言。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中國古老的《易經》不啻可被視為人類最早的“性學”經典。從指代男根女陰的陰陽兩爻，到《系辭傳》中的“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辟，是以廣生焉”這一性活動的直白，這些被今之道學家們視為“不正經”而三緘其口的“身體書寫”，竟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國古代首經的堂殿以至于成為中國哲學的“核心語言”。同時，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天地”與“男女”相提并舉且作為不易之論而業已成為老生常談。所謂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辭上傳》），所謂“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系辭下傳》），以及“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如此等等都無不表明了這一點。因此，在中國古代哲學中，正是基于這一徹底的泛性主義宗旨，男女之性既“至大無外”地被推廣到整個宇宙，又“至小無內”地被還原到每一個個人。中醫理論堅信每一個體身體生命都可陰陽辯證即后者的印證，以至于有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國的《黃帝內經》后不無詫異地驚呼，黃帝的身體竟是雙性同體的，這樣，西方人的“性別”概念就成了“錯誤的名詞”。
綜上所述，就中國古代的宇宙論學說而言，無論是其有關本源問題的理解，還是其有關發生機制的認識都無不系于身體，該學說與其說是一種基于思維和研究存在是什么的所謂的“存在的哲學”，不如說是一種根于身體和研究生命如何可能的所謂的“生活的哲學”。這也充分說明了何以中國古人的終極性思考始終與身體性思考難分難舍地糾纏在一起，致力于所謂“安身”、“守身”、“貴身”、“返身”、“省身”的問題永遠是古之賢哲的第一等事，而對執迷于“身外之物”的那種所謂的“以身為殉”的原始的焦慮始終使其憂心忡忡。同時，也正是從這種身體主義的宇宙論出發，才使中國古代“世道”同于“醫術”之說得以成立，孫思邈言“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大醫”，古人云“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人們看到，后現代主義者尼采所謂的哲學就是醫學或生理學這一在西人眼里驚世駭俗之論，其實對于中國人來說卻了無新意，早已被中國古人目為不言而喻的自明之理。
中國哲學中這一身體性特性除了集中體現在其宇宙論理論外，還普遍地涉及到中國哲學的幾乎所有領域。如中國古代倫理學中之于所謂“修身”的強調、之于社會倫理“造端于夫婦”的肯定、之于血濃于水的“親親”的推崇，以及中國古代宗教觀中所特有的以血緣為紐帶的“慎終追遠”和“祖宗崇拜”的思想，中國古代認識論中所堅持的以象征和體驗為特征的“身體思維”的理論，如此等等，都無不打上了身體的深深烙印。因此，身體性作為中國哲學之為中國哲學的核心規定，其已駕一馭萬地統攝了中國哲學中的所有論域和原則，舍此我們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哲學，舍此我們就無從把中國哲學和其他哲學加以嚴格的區別。
盡管我們完全可以從沉重的歷史出發對這種身體哲學作出厚今薄古的評判，然而我們卻無法規避其現代語境下積極而深刻的哲學內涵。對中國哲學中身體性的重新發現不僅有助于中國古典哲學之真正的正本清源，而且面對當今人類普遍的“無根性”和“貧血癥”的生命現狀，它代表了對以“以身為殉”為取向的現代主義的一種最早的抗議和批判，并為我們向一種更為徹底更為根本的“生活世界”的回歸提供了堅實的鋪墊。此外，這種身體哲學所推崇的作為“原發生命機制”的男女互濟的“太和”之道，既是對傳統西方哲學所固執的“同一性”原則的有力反撥，又可對后現代哲學所沉迷的“差異性”原則給予矯治，從而為我們拓出了步出當代人類哲學困境的一條希望之徑。它毋寧說告訴我們，當今人類最深重的和原發性的危機，乃是日隆的男性權力話語和與之相伴的愈演愈烈的克隆自然所導致的生態性危機，而醫治危機的根本良藥，就是重返和回到中國古老的《易經》中為我們所昭示的那種“和而不同”的男女之道。
2023年中國古代文化史的論文（專業14篇）篇十
主要分為總目標和具體目標：
人力資源財務審計的總目標是人力資源財務報告或財務報告中與人力資源有關信息的公允性，人力資源合法性審計的總目標是與人力資源有關經濟活動的合法性，人力資源管理審計的總目標是人力資源管理的效益性。
2023年中國古代文化史的論文（專業14篇）篇十一
摘要：在我國語文教學而言，朱自清先生對于語文教育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朱自清先生27年的實踐和研究過程中，他通過不同的視角，對語文教育的多個層面發表了不少真知灼見，從而使當時的語文教學工作具備鮮明的時代特征和民族特色，同時又具備較強的獨創性教育思想。朱自清的語文教學思想具備嚴謹的理論體系，不僅在當時立足中國的基本國情，同時能夠較好的適應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需求，具備較強的開拓性精神和價值，即便是在當前教育改革的時期，其別具一格的教學方法和手段依然值得推崇，具備較強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朱自清；語文教學思想；現代中學；語文教學。
語文課程作為我國基礎教育設置最早的一門學科，從小學階段直到高中畢業的期間，學生一直都要進行系統化的學習，以至于學生和教師對于語文課都不敢掉以輕心，將其作為學習階段的重要基礎性學科。而國家在語文學科的建設和改革工作方面，也給予了極大的重視，但是我國目前的改革現狀仍不令人滿意。談及目前的語文教學過程中存在較大的問題，幾乎能列舉出各種各樣教師存在的問題。例如教學模式過于機械化、程序化、缺乏必要的互動和樂趣性、缺乏啟示性和激發性等，從而導致學生的主觀能動性不足，進而出現學生厭學、教師厭教的不良因素，最終使得整個課程的教學計劃難以完成。
一、朱自清語文教育思想的特點。
對于朱自清語文教學思想而言，人文性和工具性的有機統一是其最大的特點。朱自清極力駁斥傳統觀點將語文學科作為一種工具性學科對待的態度，他認為，在語文教學中，應該以人格教育為理念，以培養學生的全面能力為目標，培養學生發散思維、感情培養等多種需求。在師生關系中，朱自清強調要堅持以學生作為教學工作的中心，教師在其中應該處于輔助性地位。以及要求在教學內容的選擇、閱讀、寫作、語言訓練等多方面都應該融入強大的人文主義精神，這也是朱自清語文教育的內涵所在[1]。在其理論認為，語文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特征是一對彼此聯系、相互影響、缺一不可的共同體。如果單純考慮語文的工具性作用，很容易將語文的額絢爛多彩的內涵以及獨具一格的魅力抹殺，同時也會給語文教學工作帶來形式化的不良影響；如果單純考慮其人文性特點，又會產生對基礎性知識和讀寫能力等環節的弱化，同樣也不利于語文教學工作的良性發展。因此，語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應該是有機統一的整體。工具性是人文性的工具和基礎，也是推動語文教學工作人文性提升的內在因素；人文性是工具性的延續和發展，同樣也是實現其工具性的有效手段，兩者的融合發展對于提高現代語文教學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朱自清的.教育理念中，實現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統一，應該堅持兩者兼顧的原則，避免出現過猶不及的情況。
1、培養學生的語文閱讀的習慣，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在中學的語文教學中，要提升學生的語文綜合素養，就要通過大量的閱讀來拓寬學生的認知范圍，通過開拓出多樣化的學習渠道，構建良好的語文學習環境，引導學生進行有效閱讀。與其他學科有所不同，在中學的語文學習過程中，學生在實際的生活中通過人際交往已經掌握一定的聽說能力。在進入學校學習后，不僅可以通過課堂教學進行學習，而且可以利用學校、家庭以及社會等多種語言環境，來實現語言的學習和應用。有實踐研究表明，語文綜合能力比較強的人，一般情況下都是通過課后的自主學習來強化其語言運用能力。但是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卻往往忽視了課外學習的重要性，只是將學習途徑局限于課堂之上，視野范圍僅停留在教科書之上，忽視了課外閱讀。這樣使得語文教學比較封閉，不利于學生綜合能力的提升[2]。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在教學過程中借鑒朱自清先生的思想，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對學生的自學能力加以肯定，使得學生去自助也與，在閱讀過程中進行感悟，積累一定的素材，提升語言能力，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從而提升語文能力。
2、使學生進行獨立思考，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
語文教學也和其他的學科一樣，培養學生認識世界以及學生的思維能力。語文教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工具性學科，可以培養人們學習知識，認知文明，有著比較高的功用價值，主要是培養人們的獨立思考，促進人們發散思維進行創造性地想象。對于中學階段的學生來說，語文在思維能力的培養上顯得更加的重要。中學生正在處于思想不斷發展成熟的過程，思維比較活躍，有著較強的可塑性。對于學生思維能力的培養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學階段的語文教學中，教師作為課堂教學的引導者，在教學過程中要借鑒朱自清的思想，充分發揮自身的作用，設計出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內容和組織形式，同時要對課堂進行監督，使得學生對語文學習產生興趣，提升語文學習的效果[3]。
三、結束語。
總而言之，在現代化教學理念之下，語文教學工作不在局限在口耳相傳和死記硬背之上，而是要求教師應該通過積極的教學方式，激發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啟發學生進行主動探索和思考，引導學生進行積極的探究、創新和研究，使學生主動參與到學習工作之中。語文學習作為一個需要長期積累的學科，就需要學生在探究、創新的過程中，通過培養語文習慣和語文能力的過程，實現其培養學生人格的目標。根據這層意義，朱自強的語文教學理念中的教學目標無疑和現代語文教學特征不謀而合，因此必然會對現代中學語文教學工作產生積極的影響。
參考文獻。
[2]馬萍.朱自清作文教學思想與初中作文教學改革研究[j].作文成功之路（中旬）,,(3):94.
[3]張錦艷.朱自清作文教學思想與初中作文教學改革研究[d].揚州大學,.
2023年中國古代文化史的論文（專業14篇）篇十二
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有著豐富的和諧思想,古人對如何提高自身修養,如何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最終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方面有諸多的論述.儒家強調”禮之用,和為貴“,強調人與人的和睦相處.道家重視”道“,遵道以行,虛靜處下,以建立和諧的治國秩序.墨家提倡”兼相愛,交相利“,主張個體與社會,道德與功利和諧等等.這些觀點可以用儒家的”八條“中的”修身,治國,平天下“概括之.而對古代和諧思想的梳理,對于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對于我國新時期和諧社會的建構具有重大的理論指導意義.
作者：譚玲艷李國俊作者單位：大慶石油學院人文科學學院,黑龍江,大慶,163318刊名：大慶社會科學英文刊名：daqingsocialsciences年，卷(期)：”“(6)分類號：b221關鍵詞：古代”和諧“社會思想現實思考
2023年中國古代文化史的論文（專業14篇）篇十三
內容摘要：古人對自然的看法以及古代哲學思想的影響，促使他們把山水畫的發展逐步引向內向性的認識，尤其是儒釋道思想對山水畫產生了深刻影響。文人士大夫自身的社會地位與對經典思想的話語權以及他們對山水畫的權威性評論，是把山水畫引向內向性的理論依據。
關鍵詞：古代山水畫內向性圖真轉移。
中國山水畫的產生和思想內涵與作者所處的社會環境、知識背景和思想歷史有關，儒、釋、道思想的演變以及文學理論的影響，使中國山水畫成為了一種獨特的表現模式。畫家們將古人對自然的看法作為必須遵循的信條，傳統哲學思想下的思維模式成為繪畫的至上追求。五代、北宋時期，畫家對自然的表現達到了近乎真實的境界，但其后的社會發展并沒有把“圖真”繼續發展下去，而整個社會的發展由外向被引入內向，在這個過程中，權力意識影響和左右著宮廷畫家及社會文化的導向，使來源于實踐的山水知識體系成為一種教條的程式化的山水精神追求。與此同時，文人士大夫因其自身的社會地位與對經典思想的話語權，導致他們對山水畫的認識成為權威性的評論。受儒、釋、道思想的影響，文人士大夫更加強了思想內向性的傾向，所以，我們看到的中國山水畫是不同于西方風景繪畫的表現特征的。
一、古人對自然的看法和哲學思想的影響，是把山水畫的發展引向內向性的認識根源。
1.古人對自然的看法。
古人強調人與天地自然的關系，形成“天人合一”的思想，這正是形成山水畫的一個意識因素。正是人對自然的主動親近，才能使人與天地自然相近。山水畫成為傳達古人對天地自然情感追求的精神物化場所，也是一個物質層面表達之上的精神世界。古人把自己對天地自然的情懷，用筆墨傳于山川云水。山川云水成為自身心靈情感的外化載體，繼而去追尋宇宙間的大道。此時，山川云水之物理之形與“圖真”之貌這些物質境界，僅僅是空靈的藝術精神境界的物質表達途徑，所以“圖真”并非古人對山水的終極追求，這樣一來山水畫就有了被引向內心的意識基礎。
2.儒、釋、道哲學思想的影響。
山水畫受儒家思想影響深遠。古人把“游于藝”作為他們從藝的標準，其中規定了中國畫的性質和方向，像米芾，蘇東坡、倪云林、黃公望等文人把墨戲看做藝術的最高標準。在這種思想影響下的山水畫，在經歷了早期對自然近乎真實的“圖真”表現之后轉向了另一個方向。一個以“解胸中逸氣”為目標的發展方向，一個更加關照自身內心世界情感發展的方向，這樣一來山水畫就被有意識地引向思想的內向性。
3.老、莊的道家思想對山水畫內向性的影響。
莊子主張藝術家是絕對自由的，不受拘束的。面對儒家思想的積極入世，道家拒絕入世、遁入山林，求得自我解脫，所以后世文人多主張怡情悅性、自我陶冶。唐以后山水畫的主要畫家大多是具有隱士思想的人，作畫多自娛，所以道家思想對古代繪畫影響巨大。老、莊之道是形而上的，老莊思想把畫家引向思想的內向性，引向內心世界。內心情感的表現是他們在創作中非常在意的，因為一些畫家無法實現自身的社會價值，因此思想意識的轉向在此時成為一種必然。兩宋之后的山水畫家都以此作為藝術的最高標準。宋代畫家在山水畫上所表現的'觀點正是道家思想內向性轉變的思想呈現。
較之宋代，元代的山水畫家受道家思想影響較深。元代初期的社會政治因素和異族人的統治，導致畫家、學者、詩人等離散各地，政治上備受壓抑，權力進一步喪失。一些士人不愿入世，而是逍遙出世，知識分子的心境向內向性進一步發展，這時出現的“復古”態度成為了一種躲避與逃離現實的依托。當山水畫歷經了圖真表現的兩宋時期，開始轉向內向之時，畫家們已經真切地認識到了繪畫與真實的徹底分離，這種內向性轉移不是無意識的，而是一種在社會各種因素作用下有意識的集體意識轉變。
老莊思想對明清繪畫的影響仍很大，山水畫更多的是寄托了古人的精神情感，而非單純的物理圖真的視覺滿足。這些思想體現了畫家在思想上對自身的反思以及對內心的思考參悟，這直接導致了山水畫思想的內向性轉變。
二、文人士大夫對山水畫權威性的評論，是把山水畫引向內向性的理論依據。
中國山水畫是與山水理論共同發展起來的，畫論多以哲學為基礎，基本上都是繪畫美學，這些都和中國文人的社會地位有關。當文人介入繪畫之后，繪畫就不再是單純的圖像表現了。文人畫重書法用筆，如果一個畫畫的人不懂得文學、不讀書，那是不入流。只有文人欣賞的畫才叫高雅，否則便是低俗，就是工匠畫。文人話語系統構成社會文化不可逾越的標準，所以當文人鄙視“形似”時，畫院的畫家都尊其理論。同時，文人士大夫把他們對社會、自然及人生的認識所形成的哲學思想反映到山水畫之中，用理論著作的方式，對自然山水進行權威性的解釋和闡述，這些儒釋道思想成為山水畫的審美準則，文人畫成為中國畫發展的必然結果。從五代以來的繪畫發展演變中可以看出，文人畫不是流派，而是中國畫演變的結果。
中國古代山水畫在表達自然的“圖真”之后，由于儒、釋、道思想的相互融合及政治的影響，畫家的思想與認識被引向內心修養的最高精神境界。繪畫是否表現“象”外之意成為審美理想的標準，后世中國傳統山水畫就在五代兩宋畫家確立的藝術精神追求中，繪畫風格與筆墨程式上整體向思想的內向性轉移，這樣就形成了獨特的中國山水畫藝術。
參考文獻：
[1]陳傳席.中國繪畫美學史[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2]呂澎.溪山清遠——兩宋時期山水畫的歷史與趣味轉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3年中國古代文化史的論文（專業14篇）篇十四
古代文學是人類社會在歷史進程中的產物,是一種歷史的存在物，具有歷史的屬性。它是受一定的歷史時代社會環境的制約影響，經由作家的體驗感受而創作出來的，與歷史、社會背景、人生遭際等緊密相關。因此，解讀古代文學必須最大限度地還原歷史，將其置于它所產生的歷史時代及社會人生具體的背景中，加以分析說明，給予實事求是的合理闡發，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文學作品有準確而科學的了解，才能還古代文學作品以符合歷史真實的原本面目，索解其真意真韻，也才具有文學的真實性、科學性、生動性。
（一）通過探求字源來了解文化蘊涵。
漢字是以象形為基礎的表意文字，不僅是文學的載體，而且是我們祖先生活的生動寫照。從文字的構造中，我們可以窺見上古先民生活習俗的多方面情景。因此，在文學課教學中，對文字的探源及分析有利于了解原始文化內涵?！芭d”在甲骨文中是一種原始宗教儀式，即眾人合力舉起一件器物的場面，是群體借助舞蹈以表達一種狂歡和歡快的體驗，這樣才能把握“興”的托事于物的基本內涵，進而了解其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美學追求?！爸堋痹诩坠俏闹惺翘镒掷锩嬗兴狞c，田是田地，四點象田中密密麻麻種植的農作物，可見周民族的命名與農業密切相關?！笆贰弊?，許慎《說文解字》云：“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并把“史”和“事”字放在一起，“事，職也，從史?！蓖踬F民通過對勘殷墟卜辭也認為“甲骨文中的史字大部分是事字的意義”，可見，在篆體字以前的文字結構上，史和事兩個字是存在著淵源關系的，歷史與敘事是有著難以割舍的關系?！对娊浶l風氓》這首詩中何謂“氓”呢，作品選只是泛泛解釋為女子對男子稱呼，那為什么《伯兮》一詩對丈夫的稱呼用“伯”呢？其實朱熹的《詩集傳》對這個字已做了初步探討，“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如何之稱也?！币鉃槌醮蜗嘟?，女子還未了解男子身份和姓名，因以一個大概“民”來稱呼。明代楊慎《經說》云：“氓，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意即流動遷徙的人，氓是區別于本土居民的流民、外來人、外地人。這里用氓表示女主人公覺醒后對男子的鄙視。通過對文字的探源，對文學的理解更加生動和深刻。
文史不分家，任何文學現象均植根于特定的歷史語境中，如果不熟悉這種歷史語境，一味孤立地講述或研究文學現象，肯定會造成學術上以及知識結構上的緣木求魚、蒼白可憐或空中樓閣。袁行霈先生在《研究中國詩歌藝術的點滴體會》一文中曾經指出：“詩歌藝術不等于平常所謂的寫作技巧，它的范圍很廣泛，制約因素也很多。就一個詩人來說，人格、氣質、心理、閱歷、教養、師承等等都起作用。就一個時代來說，政治、宗教、哲學、繪畫、音樂、民俗等等都有影響。把詩人及其作品放在廣闊的時代背景上，特別是放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上，才有可能看到其藝術的奧秘。找到詩歌與其他文化形態相通的地方，著眼于橫向的比較，可能看到平時不易看到的東西。見識廣，采擷博，眼界才能高，詩歌藝術的研究才能不局限于寫作技巧的范圍內，而在更廣闊的領域里，更深層的意義上展開，同時研究的水平也就可以隨之而提高起來”。[1]如《詩經》產生在先秦時期詩、樂、舞三位一體的文化背景下，三者共同產生于原始勞動和宗教活動，三者的共同著眼點是功利和實用目的，而且在大多數場合下，三者是同時完成的。只有了解了這一歷史語境，才能引導學生更好地了解中國詩歌的傳統和《詩經》深刻的社會內涵。再如研究“鋪張揚厲，勸百諷一”的漢代大賦，必須要了解漢代鼎盛時期的審美特征。過去認為是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內容空洞的貴族文學，堆砌辭藻，虛而無征。如果把它放在漢文化的'大背景中我們就會發現大賦的意義不在于主觀情感的抒寫，而在于對外部世界的感性體認和窮形盡相的描摹，它的突出意義在于鮮明地體現了秦漢之際，特別是漢武帝時代那種進取、拓展、認知、占有、征服、創造等主流文化精神，體現了該時代那種感性、外向、宏闊、繁富、博大、豪邁、雄奇、巨麗等主流審美文化特征。正是展示了中華民族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代之際，那種征服世界、占有世界的自豪、驕傲，展示了那個時代繁榮富強、蓬勃向上的生氣。這里彌漫著令人不斷回首驚嘆的大漢氣象。解讀楚辭，我們必須把它置于巫文化的背景之下方能理解“飛升意象”、“香草美人”意象；研究建安文學必須把它置于那個“世積亂離，風衰俗怨”時代中才能理解“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也”文學特色。
（三）還原作家與作品的創作背景。
古代文學作品的創作除了受歷史大氛圍的影響之外，不少作品是作家有感于具體的歷史事件、社會現實或自己的人生遭遇，即為真實的感遇所觸動而創作的。因此，解讀它們必須要對作者的人格、氣質、心理、閱歷、教養、師承等進一步的了解。比如講述司馬遷和《史記》，司馬遷的家世與家庭對其事業理想和學術思想有深遠的影響，他的青、壯年時代的三次漫游使他不僅考察了社會風土人情、經濟狀況和物產情況，擴大了視野，增長了知識，收集了大量的歷史故事和文物史料，而且對他的進步社會觀和歷史觀的形成以及豐富《史記》一書的內容都有著重大的影響。尤其是經受李陵之禍，使得司馬遷在修史的過程中融入較重的怨刺成分，磊落而多感慨，具有深刻的見識和大膽的批判精神。講授屈原時，有人對屈原之死的遺憾似乎大于其價值，認為如果屈原不死，他可以暫隱山林，像陶淵明一樣獨善其身；或者像司馬遷那樣，隱忍而活，張顯個人價值。應該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聯系當時特定的環境、詩人的身份、人格、氣質來審視屈原，而不應脫離時代，以今人的價值觀去解剖古人。對屈原來說，他始終將自己與國家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在他看來，避世隱居無異逃避責任，離開楚國則更是不忠不義，因此，他選擇了與國同亡。兩次流放沒有讓屈原去死，國家即將滅亡了,他才毅然投江，他的犧牲雖無法挽救楚國，但作為楚國的臣子，他的確作到了無愧于心。屈原熱愛家國，用全部生命追求崇高理想的實現，將人性美發揚到震撼人心的高度。
對古代文學最大限度的歷史還原使我們能生動可感地認知作家、文學作品，更好地繼承文學遺產，但這只是一個開端，學習古代文學的意義絕不僅僅在于獲得知識，更重要的在于與歷史對話，從中尋找古代文明與現代人生的契合點。古代文學既是歷時性的，又是共時性。它屬于遙遠的古代，是古代人生的歷史反映，但它又是作為“人學”的文學，文學是心靈的慨嘆，生命的吶喊，其中蘊涵著豐富的情感體驗、復雜的生命思考，文學是苦難靈魂的終極關懷。這是文學亙古不變的內涵，也是一代一代產生共鳴的基點。它的共時性正是歷史與現實的契合點。因此在教學中必須挖掘這些共鳴點，去追求那些心靈的震顫，撞擊時耀眼的火花，使文學的春風吹綠心靈的沙漠。
（一）真情的感悟與真情的回歸。
（二）文化的積淀和學養的提升。
古代文學是中國文化中最華美的樂章，是文化中的精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每一個中國人必須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了解自己，才能增強民族自信心。這是我們民族文化生生不已，綿延不絕的根基和魂魄。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的受眾具有雙重性，一方面是接受者，另一方面又是傳播者，因此必須加深他們的文化積淀，提高他們的學養。學養包括文學素養和文化素養，培養學生深厚的文學審美素養，廣博的文化素養。通過這門課的教學，要使學生具備比較堅實的中國古代文學知識基礎，能夠了解古代文學發展線索，認識其發展規律的基礎上評述古代的各種文學現象、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指導學生閱讀古代文學的經典作品，背誦一定數量的文學作品。為學生列出必讀書目和背誦篇目，定期檢查，讓他們積累大量的感性認知，提高閱讀能力。同時還要提高賞析能力，比如講《曹劌論戰》，如果讓學生把文中所有的情節全部去掉，只留下故事，然后作一比較，學生們就會發現《左傳》善于將事件情節化，而且情節之間的連接已經具有一定的戲劇性。講《史記項羽本紀》中“垓下之圍”，讓學生分析為什么司馬遷在這兒要加上一個“霸王別姬”的細節，學生會有更深入的思考與感悟，有人認為以美人為陪襯寫出了項羽慷慨的末路情懷；有人認為染濃了悲劇氣氛，讓人更覺悲壯；還有人認為用美人為英雄刷色，更見其悲歌慷慨。講謝脁《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中的名句“余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如果把澄江換成秋江好不好呢，學生們討論認為還是“澄江”好，只有江水澄靜，靜才有著落，才能與白練的比喻相得益彰。充分調動學生的審美體驗，以此提高他們的審美品味和發現美，欣賞美、創造美的能力。
（三）人文精神的引導及人格的建構。
人需要一個精神性的存在，精神是人類靈魂的家園。面對矛盾、分離、困惑的世界只有精神才能使我們淡定、超越和崇高。人的生命如果缺乏精神的支撐，就會有疏離感和放逐感。古代文學的優秀作品，不僅是古代文化的主要載體，而且更是人文精神的集中體現，“人文”二字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易經》中就已出現：“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觀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比宋氖峭ㄟ^知識傳承、環境熏陶，將人類優秀的文化成果內化成為個體生命人格的、修養的、精神的一種內在品質，使受教育者學會做人，學會求知，學會創新，學會求真、求善、求美，從而達到知、情、意、行的和諧統一。古代文學那豐富的人文精神能使讀者在潛移默化中受到感染、暗示、引導，逐漸形成心理積淀，具有提升學生社會責任感、塑造完善人格的基礎，形成質文相宜的人文素質，實現“以文教化”的目的。
1.憂患意識與社會責任感。
《周易系辭下》：“《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憂患”指未雨綢繆、居安思危的品性。中國神話中女媧補天，鯀禹治水、后羿射日表現出原始先民們對生存環境的警懼之情和憂患之思?？鬃訉ΧY崩樂壞、戰爭頻仍的嚴酷現實憂思難抑，奔走呼號。屈原一生都在為“存君興國”而上下求索，“豈余心之憚怏兮，恐皇輿之敗績”，歷代文人墨客之憂國憂民，無不受其啟迪。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陸游的“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的遺憾，辛棄疾的“把吳鉤看了，欄桿拍遍，無人會登臨意”的憂煩，在教學中有意識培養學生的憂患意識，以此來增加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墩撜Z》中“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的強烈的進取心和“憂道不憂貧”責任感，孟子的“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以及后來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之樂而樂”，“位卑未敢忘憂國”等等，則更是滋潤了一代又一代華夏兒女的愛國心田，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炎黃子孫的精神風貌和道德品質。
2.自強不息與人格尊嚴。
《易經》中喊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鏗鏘之聲。古代文學的許多優秀篇章都強調了對自我修養的重視，對立身處世的重視?！洞髮W》指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在這里，修身是根本，有了這個根本，然后才談得上齊家治國平天下。孟子要培養的“浩然之氣”是以德配焉，強調的仍是內心的道德修養；即便是主張清靜無為的老子，也要求人們努力達到“含德以厚，比如赤子”。不僅如此，孔子在《論語學而》篇中對人們日常行為做出的具體規范“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則使得孝悌成為千百年來炎黃子孫維系家庭和諧的重要因素。謹慎、信用、寬厚成為華夏民族處理人際關系的重要準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勸誡人們要推己及人，尊重他人，善待他人，表現出一種和諧、體讓的自我修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則更是強調了對氣節、人格尊嚴的重視。這種主體修養通過內在的充實而達到個體價值的外在體現，表現的就是一種人生價值的取向。當一個人盡了應盡的責任，有了目標和理想，生命就顯得充實。古代文學教學必須走一條“目中有人”的人性路徑，讓學生熱愛民族文化，熱愛生命，具有豐富的情感和健全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