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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兩萬里的讀書筆記篇一
看完《獵人筆記》這本書，仿佛穿越回十九世紀的沙皇時代。讓人感到了那時社會的黑暗與血腥。黑暗血腥之中誕生出了那個時代了畸形兒“農奴”。
“農奴”是一種卑賤的人，不，在那時根本不能算人！只能算農奴主——地主財富的一部分。離開了主人的農奴，猶如鈔票一般誰都可以撿——誰都可以殺。根本沒有自主權利！一輩子只能如寄生蟲一般碌碌無為。
讓我記憶猶深的是蘇喬克，這位小農奴。
他與主人一起去打獵，他個人很矮，一起渡河時，他陷入泥中?？稍谶@生死存亡之際他并沒有去拉前面的主人，讓他的主人來救他，最后他被后面的人救了上來。這是怎樣的一顆心?。∽约旱纳谒闹芯贡炔贿^拉拉主人的衣服！農奴這種身份已經深入了他的骨、他的心！在他身上鉻下了一個不可抹去的印痕！
還有斯捷古諾夫家的仆人。任憑斯捷左諾夫對他們大打出手，他們卻連大氣都不敢出一聲。哪怕，只是因為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他們不敢反抗，甚至不敢乞求主人的憐憫，這是什么樣的心?。?/p>
還有佩諾奇金家的卡列姆，只是因為沒有燙紅酒使遭受了一番毒打。而他知道自己要受處罰可他依舊聽著主人的訓斥，對他來說主人就是高高在上的神，無論怎樣處罰自己都是對的。
海底兩萬里的讀書筆記篇二
武漢大學歷史系馮天瑜教授長期致力于中國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且學術偏好為明清文化史。馮教授對中國文化生態、中國文化特質、中外文化互動等諸多論題進行過考究。200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這本《中國文化史》就是由馮教授領銜，并與何曉明教授、周積明教授在中國文化史領域共同創作的研究成果。
馮天瑜教授在其著作《中華文化史》（以下簡稱“馮著”）“導論”部分指出，“文化史是史學的一個分支，是文化學與史學相結合的一門歷史科學”。至于文化史的研究對象，馮教授認為，文化史是“把人類文化的發生、發展作為一個總體對象加以研究??”。筆者認為，所謂文化史就是以人類文化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文化史是通過歷史視角、借助歷史理論和方法來解讀人類文化的一門學科。對于文化史的研究對象，學者們見仁見智。有人認為，文化史與學術思想史或典籍文化史同義；也有人認為文化史應集中于精神文化的歷史，研究重點如特定歷史時期的觀念、時尚、宗教崇拜、方言、習俗、娛樂等。
從理論上講，撰寫通史性著作的難度要遠遠大于專門史。而撰寫跨越數千年專門史的難度又大于撰寫某一個朝代、某一個階段專門史的難度。因為人的學力、精力有限。具體到“中華文化史”領域，時間跨越數千年，內容包羅萬象，如果不是在此領域潛心研究數十載，斷然難以寫出如此鴻篇巨制。大概是出于確保著作質量考慮，馮天瑜教授并未獨自完成這一課題，而是選擇與何天明、周積明等教授合作，以期達到優勢互補、相得益彰的效果。
馮著洋洋百萬言，從“人猿相揖別”的上古一直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從遠古時期人類“質樸的精神之花”一直寫到毛澤東思想，對上下五千年的中國思想文化發展歷程進行了全面梳理。正如作者在全書“題記”中所寫的那樣：本書以《中國文化史》擬題，意在研討中華民族文化的生成機制與發展歷程。
一、“中華”的概念
之中華?！?/p>
又《晉書卷六六·列傳第三六》有如下一段文字：
“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為掾屬，以侃寒宦，召為舍人。” 但從上下文來判斷，此二處的“中華”僅僅指中原漢族政權控制的區域，而不包括邊陲少數民族政權控制的區域。
作者指出，“中華”是一個文化人類學概念，而并非體制人類學概念。筆者認為，“中華”是一個不斷變化中的概念。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中華”的概念可能不包括少數民族政權控制的河北、山西、內蒙等區域，但到了隋唐，“中華”的概念就要寬泛得多，甚至連甘肅、寧夏等地也可以被稱為“中華”。筆者據此認為，當中央政府強大時，“中華”的范圍就大，當中央政權式微時，“中華”的范圍就小。
筆者認為，作為現代意義的“中華民族”，顯然不是歷史上歷屆中央政權統治范圍內的民族之和，而是泛指現在中國國境線內的各民族之和。這與孫中山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中的“中華”意義仍不相同?，F在我們常用的“中華”更多的是一個政治概念，而不是一個文化概念。但撰寫學術著作，就不能滿足于使用政治意義下的概念，而必須由學者自身對相關概念進行界定。可惜馮著對“中華”概念的界定剛開了個頭，就戛然而止，讓人稍感遺憾。
二、“文化”的概念
和“中華”的概念相比，“文化”的概念更不好把握。文化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給它下一個嚴格和精確的定義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不少語言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一直在努力，試圖從各自學科的角度來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為止仍沒有獲得一個令人滿意的定義。據作者統計，有關 “文化” 的各種不同的定義有近二百種。
天“文化”的含義。今天的“文化”一詞很難在中國古籍中找到一個可以完全對等的詞匯。所以，我們不必糾纏于中國古代有沒有“文化”的提法，而應將注意力集中于中國古代究竟有哪些屬于現代意義上的“文化”？這些“文化”現象是如何發生，如何變化，如何影響中國人的思想。
馮著在“導論”部分花了大量篇幅介紹了古典進化論者、傳播學派、歷史地理學派、功能學派、結構學派等對文化的定義。這些內容對于開闊我們的研究視野，甚至提供新的研究思路都不無裨益。但并不是每一種定義都能在我們的研究中真正發揮作用。我們仍需自己從歷史學的視角對中華文化進行梳理。
作者指出，文化的實質性含義是人類化，是人類價值觀念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的對象化，是人類創造的文化價值，經由符號這一介質在傳播中的實現過程，而這種實現過程包括外在的文化產品的創造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簡言之，凡是超越本能的、人類有意識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會的一切活動及其產品，都屬于廣義的文化。筆者對此非常認同。也正是因為廣義的文化包羅萬象，才給那些想要撰寫中國文化史的學者出了一個難題。
作者還借用了“文化形態學”的相關理論，對文化分為物態文化層、制度文化層、行為文化層、心態文化層等幾個方面。其中，物態文化層與自然關系更密切一些，而制度、行為、心態文化層則與人自身的關系更密切一些。隨著社會發展，物態文化新陳代謝的節奏較快，而制度、行為、心態文化的慣性較大，帶有濃厚的保守性格。筆者于是聯想到1840年國門被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后，清朝統治者先想到的是學習西方的物態文化，即堅船利炮。后來發現堅船利炮扭轉不了清朝的頹勢，于是開始學習西方的制度和文化，翻譯出版了大量西方著作。然而，僅僅學了一些皮毛，清朝就退出了歷史舞臺。
三、文化史在歷史學科中地位的確立和發展
誠如作者所言，史學是一門古老的學科，但文化史獲得獨立地位的時間卻并不久遠。不但在中國史學界如此，在西方情況也大致相同。把史學從政治史、軍事史擴大到文化史、經濟史、工商業史、科技史，是啟蒙時代史學的重大貢獻之一。從這時開始，文化史在西方史學界開始成為一門獨立的歷史學科。法國啟蒙思想大師也因為其貢獻被譽為“文化史之父”。
伏爾泰以后的兩個世紀，西方涌現出大批文化史著作?！拔逅摹鼻昂螅慌鞣饺怂奈幕分鞅环g介紹到西方來。與此同時，一些中國學者也開始仿效其體例，參酌其史觀，自行編撰中國文化史專著。梁啟超可謂這方面的開山者。后來，顧伯康、柳詒征、陳登原在20世紀30年代分別撰寫了幾種《中國文化史》。解放后，我國的史學一度成為單純的政治史，“重政務，輕文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的學術意識開始覺醒，學術視野迅速拓寬，文化史重新獲得了其在史學界應有的地位。
“文化生態”界說
文化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環境中。在第一章中，作者先談了人類文化誕生的自然環境——地球，接著談了人與地球的互動關系：人類源于自然，人類受賜于自然，也受制于自然。同時，人類又能超越自然，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自然。人類產生后，人類社會也就相應誕生。人類社會也是人類文化誕生的社會環境。
人類對自然的態度，本身就是人類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作者引用了《國語》、《孟子》、《逸周書》、《荀子》、《管子》等中國古籍中記載的有關“人與自然”關系的內容，得出“不能違拗自然規律，是中國古代哲人的一貫思想”的結論。筆者認為，這些記載的背后反映出當時已出現了人破壞自然、人向自然過度索取的現象，當時的哲人出于“持續索取”的考慮才提出保護自然的思想。
“生態”一詞（eco-）一詞源于古希臘字，意思是指家（house）或者我們的環境。簡單的說，生態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狀態，以及它們之間和它與環境之間環環相扣的關系。由此可見，“文化生態”是一種借喻手法，借用了生態學上的相關概念。這種借喻手法也出現在其他領域，如“政治生態”、“社會生態”等。文化生態學是以人類在創造文化的過程中與天然環境及人造環境的相互關系為對象的一門學科。
但是，作者似乎在有意延續這種“借用”手法，對此做法筆者深不以為然。在前文本已表述清楚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又被作者借用物理學上“場”的概念而改成“自然場”、“社會場”，還煞有介事地分析什么是“自然場”和“社會場”。很快，在本書第9頁，作者又將自己創造的“自然場”、“社會場”等概念棄之不用，又從自然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組織環境三個角度剖析人類文化產生的環境。
應該說，作者最后得出的結論還是站得住腳的。作者認為，要把握一個民族文化的真髓及其發展歷程，必須首先了解這個民族得以繁衍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條件，并對其進行綜合的、動態的考察，也即將文化生態三層次作為一個統一整體，進行分析與綜合的雙向研究。
兩組文化生態類型
有“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的記載，這說明在當時的人們看來，“裔夷”與“華廈”是作為兩種相對立的文化形態出現?！墩撜Z》中“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的記載也反映了孔子對中原農業文明先進性的肯定。筆者認為，從生產力的角度看，農業文明確實優于游牧文明。但如果從人類文化的創造、傳承和發展的角度看，農業文明和游牧文明沒有優劣之分，它們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生態。而且農業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間常常通過和平或不和平的手段互相融合，甚至出現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建立統一全國性政權的情況。
而19世紀中葉以降，長期帶有強烈優越感的東方農業文明，在西方工業文明這個“不速之客”面前卻接連吃敗仗，不僅割地、賠款，連京師都被人家占領了兩次。中國人逐漸意識到：中國人并非一線單傳的天之驕子，而不過是多元世界的普通一員。至此，中國人獲得了一個全新的文化參照系——西方工業文明。
筆者認為，杜亞泉在《東方雜志》上把中西文化的區別視為“性質之異，而非程度之差”的觀點不完全準確，更加準確的表述應為“性質既異，程度也不同”。在歐洲的工業革命未開始之前，歐洲大陸也普遍是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為主。布羅代爾在《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由此可見，以定居、農耕為特征的農業文明在工業革命之前曾出現在各個大陸，而當時各個大陸之間的交流非常有限。
李大釗認為西方工業文明高于東方農業文明整整一個歷史時代的觀點也是從生產力的角度看待的。筆者始終認為，文明背后所代表的生產力有高下之分，但文明本身絕不應有優劣之分。而且，各個文明之間的界限隨著文明之間的互相交流、影響而變得日益模糊。如：輪船、火車、汽車、飛機這些由西方工業社會創造的產品早已成為全人類共同的財富。
按照西方走過的發展模式發展，因為西方模式并非唯一的模式。
與杜亞泉不同，李大釗、陳獨秀考察中華文化的生成機制的視野不僅包括地理環境，還包括經濟生活和社會制度層面。
海底兩萬里的讀書筆記篇三
獵人筆記是一部形式獨特的特寫集，本書作者屠格涅夫非常注意人物的刻畫。作品以一個獵人的行獵為線索，刻畫地主、管家、磨房主婦、城鎮醫生、貴族知識分子、農奴、農村孩子等眾多人物形象。真實的表現了農奴制背景下外省各階層人民的生活風貌。揭露了一些地主的殘暴、狠毒、虛偽、空虛】無恥等其次作者也揭示了農民的悲慘命運，從一些角度表現農民的善良、勤勞、誠懇、純樸，以及他們的才干和無窮的創造力。
同的主題，那就是通過展現各階層人民的生活，來表現俄國社會的本質。
本書主要寫作手法是描寫又以人物的語言、動作和外貌描寫為主。本書所描寫人物眾多，詳略得當，主要多地主和農奴兩個階層的人進行描寫，通過對比來揭露當時社會的黑暗，引發讀者的無限的憤慨和對下層人民的深切同情。
相比而言，我們今天的生活是多么美好——人人平等，幸福自由，國家和平安定，人民團結一心，沒有了地主的壓迫，我們應該加倍珍惜才是。
靜下心來默默的品嘗一本名著是人生中一種難以言喻的享受。每當我在讀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的時候，我更會認為這是一種無與倫比的快樂。屠格涅夫那自然婉轉的筆調深深的將我吸引，我仿佛與屠格涅夫融為一體，度過一種全新的田獵生活。
在屠格涅夫 語句里充滿了俄羅斯鄉下的田園氣息。同時，在這種平淡隨和的語句中也能明顯的讓人感受到19世紀俄國農民們在這樣環境下那種悲慘生活，以及在這樣的環境下樸實的農民們依然保持著他們那種良好的道德品質。
俄羅斯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民族。讀此書時我清晰
海底兩萬里的讀書筆記篇四
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中國傳統文化面臨危機的背景下，徐復觀先生寫了《中國藝術精神》一書，系統地指出中國傳統的藝術精神及其對現代人生的啟示。他在此書中對儒道兩家思想在傳統藝術人生形成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做了深入研究。這本書一共十章,前兩章分別論述了儒家孔子與道家莊子各自所代表的藝術精神,其余八章均為論述繪畫藝術及其所蘊涵的中國藝術精神。整部著作以第二章為總綱領,重在探討莊子為藝術而藝術的“純藝術精神”,其結論是中國繪畫藝術是由莊子哲學一路開導而出。
莊子所追求的道，與、藝術家所呈現出的最高藝術精神，在本質上是完全相同； 對儒家而言，或可稱莊子所成就為純藝術精神。
徐復觀先生提出的這些觀點，讓我耳目一新，為我理解中國藝術精神提出了一條比較重要的路線。
徐先生從文化的角度來研究藝術，將藝術作為與道德、科學相并立的三大文化支柱之一。他認為藝術最能體現出一個全整個體所具有的修養和所達到的人生境界，同時也是修身養性的手段。中國傳統藝術成就蔚為大觀，而其中體現的藝術精神來講，就是由道德而藝術，在世界中安頓內在自我進而達到與外在社會秩序和諧的一種力量和超越精神。他進而認為，中國文化的精髓和最高體現就在其藝術精神，而中國的藝術精神實際上則由老莊思想系統所導出，尤其體現在中國傳統山水繪畫上。他說“老莊思想當下所成就的人生，實際是藝術地人生；而中國的純藝術精神，實際系由此一思想系統所導出”（p28），并且，“為人生而藝術，才是中國藝術的正統”（p82）。與儒家的入世精神相比，道家更表現出一種人性解放的“純藝術精神”。
徐先生的這一論點從從整個中國藝術和文化的大處著眼，觀點鮮明，論述詳備，但此論一出就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和爭論。爭論的焦點集中在：中國藝術精神，能否以道家為精髓和根本？因為，在徐先生看來，無論在精英傳統，還是在民間社會，占主流文化地位的儒家禮樂文明只承擔了道德領域的倫理、政治教化的重任，而在藝術領域所作出的貢獻則遜色于道家。換言之，在儒家內部，作為盡善的儀式化、規范化的儒家禮教只是倫理道德的，而“儒家真正的藝術精神”，即能盡美的樂教文化，不幸“自戰國末期，已日歸湮沒”（p23）。其衰落的原因，徐先生認為是儒家樂教自身內部和社會外部的雙重原因所導致的。從內部來看，“樂”的到達不是唯一的工夫，也不是一般人能輕易用的上的工夫。一個儒者可以 通過“克己復禮”、“慎獨”、“正心”等更容易做到的工夫完成人格修養，因而也就“無需乎必取途于樂”。（p22）從外部看，孔子所要求的“為人生而藝術”的雅樂并不能被一般大眾所接受，“孔子所追溯達到的美善合一的音樂精神與其形式??之合于少數知識分子的人生修養之用”。（p22）而易于被人民接受的俗樂又“始終不能得到被儒家思想所影響的人們的正面的承認”而難于發展。因而儒家樂教在先秦以后開始衰落。徐先生認為這就導致了儒家藝術人生的欠缺，進而也就不能代表中國的藝術精神了。
在徐先生看來，儒家思想不能代表中國藝術精神，而道家能夠做到這一點。他繼而進一步具體闡述了老莊一系自由、放達的自然心靈與“以虛靜為內容的道家人性論”在繪畫藝術中所體現的和諧身心、解放人性的美學思想。但是我認為這里面也存在著問題。
首先，僅僅是繪畫藝術能否充分表達道家思想及中國藝術精神？中國的山水畫并不是對客觀的真實再現，而是一種主觀的取舍和布置，其背后透出一種主體的精神關注和價值取向。它是技藝與精神的共同創造，它是超脫了自然實存的人文化了的理想世界和精神田園。他的價值不在于山水的壯麗，而是畫面所透露出的畫家的思想和精神，因而它的表現手法無疑是自然含蓄內向的，這與道家精神實有相通之處。但是，即使虛靜、自然、安寧是中國山水畫追求的最高境界，卻并不能就此認為其代表了中國藝術的最高追求。由于藝術形式多元化的事實，用藝術精神來理解老莊思想可以，但以道家的藝術精神來代表中國的藝術精神就有了以偏概全之嫌。而且即使繪畫突出體現了中國藝術精神中道家取向，也并不能表明儒家思想就沒有自由超越的藝術精神。
其實在中國的山水繪畫的傳統之外，還有其它諸多藝術形式，詩歌就是一例。中國對于繪畫與詩歌的文論是有不同標準的，一個偏重于“虛”，而另一個則是“實”。因此，中國詩的高品與正宗同中國畫的高品與正宗明顯差異。而這二者的差異反映了儒道兩家在人生追求和藝術旨趣方面的不同。所以說，在評及傳統藝術時，只注重一方而將其定義為中國藝術精神是不恰當的。
其次，對藝術精神獲取的途徑問題。對藝術的真正把握要求觀者要有強烈的移情和豐富的想象，并達到藝術欣賞所應有的物我兩忘的審美境界。但是個體對藝術的感悟并不是憑空捏造的，對藝術移情的對象和聯想的素材來自個體的經歷。個人審美經驗的獲得是審美主體在欣賞過程中的自我展現和人格造就的過程。因而藝術作品及其浸潤的精神來源于實踐，藝術欣賞活動也要依賴于實踐。把藝術追求的美等同于無限制、任意的自由或“游”，把對美的追求等同于對道家之虛靜、自然之“道”的追求是偏頗的。
第三，繪畫的技能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需要長時間的入世的熏陶教化和技藝練習。教化的目的就在于獲得得心應手、游刃有余的自我經驗，這個過程是走向身心和諧的必經階段，繪畫也不例外。儒家并沒有拒絕這一意圖達到永恒美感的心靈追求，而是把這本具有深刻出世意蘊的繪畫技藝，當做一個修身養性的重要手段。老莊所謂的“道”是抽象的，但是卻具象于日常的生活中。藝術的使“道”更加形象；“道”使藝術更具有深度。而“道”在藝術里要通過“技”來表現。要入世才能真正地學到“技”。只注重于對“道”的追求而忽視“技”的訓練，并不能使藝術精神得以形成。
可以看出，徐先生對道家思想代表中國藝術精神的論述還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其實徐先生僅僅從儒家樂教的衰落推導出儒家藝術精神的“日歸湮滅”不免有些武斷，因為儒家講求的修身治世、立己達人的內在性超越精神對中國藝術精神的產生也是有影響的。我更覺得中國藝術精神在內容上應該是儒道互補的。
但是，當我看完此書后，我也有一些迷惑不解的地方，比如說莊子的藝術精神,原本不在于藝術創作,而是落實于人生態度上，這一點大家應該都比較熟悉。錢穆先生在《老莊通辯》中就曾說:“循莊子之修養論,而循至于極,可以使人達至于一無上之藝術境界。莊生之所謂無用之用,此惟當于藝術境界中求之,乃有以見其真實之義也?！焙髞斫涍^自己不斷的翻閱資料，對其也有一些自己的感言。
莊子雖說不言藝術,但卻對中國藝術發展特別是最為中國繪畫主流的山水畫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地大物博名山名川數不勝數，其優美的山川景色，適合安頓人的心靈，因此古代的許多名人隱士寄居于這美景中。對于繪畫，他們在忘我、喪我的狀態下,以“虛靜之心”觀照天地之間的“素樸之美”的影像來表現心中對山川那種空靈玄遠的境界的追求，這又恰與莊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純藝術精神不謀而合。也就是在這種追求之下，中國繪畫藝術擺脫筆墨技巧的束縛，達到人與自然諧和統一的境界，由此也就獲得了精神上的無限自由。
我想這就是藝術精神!
徐復觀先生雖說不擅長繪畫,但其著作卻是從哲學的角度去探究中國藝術精神的真諦。然其慧眼獨具,匠心獨運,以哲學家的敏銳眼光,透視中國藝術精神的內核,發前人所未發,啟后人之所啟。雖說是無意于言“美”,卻是提升了審美意趣,豐富了中國美學理論。
海底兩萬里的讀書筆記篇五
當前，南派三叔的《盜墓筆記》著實很火，其之所以走紅，與時下盜墓小說流行大環境有關，從某種程度上滿足了很多人的好奇心理。根據心理學家統計，人們在看到恐怖、負面的詞語時，比看到愉快、贊揚的詞語更為敏感，當我在看到《盜墓筆記》的書名時，就再次印證了這項統計。每天穿梭在高樓大廈中，行進在車水馬龍間，對于新奇神秘的另類生活，多少有種窺視的欲望，可以說，《盜墓筆記》的書名在第一時間就撞擊了一些人的視覺神經，吸引人去閱讀 。
憑心而論，這確實是一部可以滿足都市人想象的優秀小說，難怪那么多人追捧它，雖然作者的文筆并不十分出色，但運用大量文字營造驚悚氣氛，再零星穿插新奇的歷史、風水、祭祀知識，讓人在陰森、詭異、緊張和困惑中獲得刺激。
據說主人公爺爺是解放前長沙一帶的盜墓者，作者根據爺爺的筆記撰寫了這部小說。目前為止，小說一共六篇，《七星魯王宮》，《怒海潛沙》，《秦嶺神樹》，《云頂天宮》，《蛇沼鬼城》，《謎海歸巢》分別講述主人翁吳邪和朋友悶油甁、胖子的六次盜墓經歷，六篇中各個墓室不同，但又不完全獨立，前后銜接自然，其中還有很多的探險知識，特別是現代盜墓者運用先進儀器，穿越時空，與古人的智慧斗智斗勇，這讓我驚嘆祖先的高智商，也對他們的精湛技藝震驚，即使在神舟六號穿越太空的今天，我仍堅信，現代人很難創造出古的奇跡，可能我們太浮燥了，已經失去了用一生的時光，沉淀出一門精湛技藝的精神境界。
事情發生在什么年代它也沒有交代。總之這種盜墓的事情是古有今有。以后也還會有，對于咱們這種生活在地面上的人來說是很難想像地下工作者的遭遇的。而我們今人更多關心的是他們這種盜墓人所帶上來的東西。古董這種東西，在古今中外都是歷久不衰的。不管是其文化價值，歷史價值，還是投資價值。
里面還描寫了大量的鬼怪尸身之類的事情，雖然我們今人用科學解釋了很多離奇的鬼怪事情，但是難道就沒有鬼怪嗎?能夠解釋的我們都稱做唯物主義，但那些沒有辦法解釋的呢?唯心主義恐怕也不能說出個讓人信服的理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