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記憶力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衰退，寫作可以彌補記憶的不足，將曾經的人生經歷和感悟記錄下來，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憶。大家想知道怎么樣才能寫一篇比較優質的范文嗎？這里我整理了一些優秀的范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下面我們就來了解一下吧。
誰偷走了我的時間篇一
《誰偷走了我的時間》這本書是“時間管理教皇”賽韋特的經典成名作。賽韋特教授是歐洲最著名的時間管理和生活管理專家，同時作為專著作家和職業培訓師獲得過十余種大獎，這位資深演講大師的著作一再登上暢銷書排行榜，世界范圍的銷量已經超過了400萬冊。近年來，已有百萬讀者把他的書列為時間及生活管理方面的必讀書。
我們每天都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上班時工作，下班的路上也是工作時間的延續。我們要不停的從已經捉襟見肘的生活空閑時間中擷取時間，甚至剝奪自己的睡眠，放棄與家人團聚的機會??甚至其他雜亂的小事蠶食了我們的所有時間，可時間還是不夠用，工作還是做不完，而恐懼和壓力確如潮水般涌來。
“時間的管理取決于正確的態度，持之以恒的決心，而不是靠精湛的技巧或是嘩眾取寵的方法，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這是你要牢記的箴言” 。賽韋特說過，如何管理時間是你的權力。
“時間就像風看，運用得當，便會把我們帶向每一個目標。”時間是我們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詞，重要性不言而喻，他比金錢更有價值，所以我們必須小心謹慎的使用我們的時間資本。昨天變成為了唯一，一去不回，我們能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時間內，盡可能做更多有意義的事情，努力積極的去利用時間。正如作者所說：今天是你余生開始的第一天。
抓住“時間的竊賊”，合理的安排計劃時間。
在大千世界里，我們每個人都隸屬于形形色色的圈子，扮演著不
同的角色，每個人都愿意或者必須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如果我們在生活中扮演多種角色，就會出現時間分配問題，我們就永遠當不上主角，只能充當一個配角而已。多數人經常在一天辛苦工作后發現，雖然身心俱疲，但仍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沒有做完。對于時間管理能力不強的人，每一天有做不完的工作，可當你看到別人的工作比你的更多，更難的時候。你發現別人卻總是很輕松的去完成。那么，也許你可以做的就是清晰自己的思路，找到拖延你的“時間竊賊”調整自己戰略明確自己的目標，制定清晰的計劃。在計劃時間內，確定優先原則并時刻遵守，然后只專注一項工作，持之以恒。我想這種請款就會消失。
不論時間流逝是快還是慢，我們都不能把它截住，不能把它儲存起來，時間是重要的。因此，我們每天都需要給自己抽出點 “清凈時間”。
抽出時間工作，這是成功的代價。
抽出時間思考，這是力量的源泉。
抽出時間娛樂，這是年輕的秘訣。
抽出時間讀書，這是知識的基礎。
抽點時間關心，這是生活的樂趣。
抽點時間做個時間計劃，你就可以享受這些快樂。總之時間是寶貴的，只要抓住“時間的竊賊”， 如何管理時間是你的權力。
誰偷走了我的時間篇二
時間越來越少了，仿佛一下子就過去了，我小時候常常有些無厘頭的想法，純真的想著，是誰偷走了我的時間呢？是妖怪嗎？怎么時間過得如此之快呢？妖怪會把時間再換回來嗎？嘿，多可笑啊！慢慢長大之后我才知道了，時間是屬于我們自己的，根本沒有任何可以偷得走，但是我們如果不合理利用這些時間，那么時間會過的特別快，這就是你自己在浪費時間了，偷走時光的就是你自己啦。而時光悄悄的溜走了，卻是再也回不來的，不要想著時間會倒流，那是永遠都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今天一刻的時間過了，那么就再也不會讓你重新來過。世間的事情都是有規則的，如果時間能倒流，那么一定是觸犯到這個世界的規則了，別傻了！
我們雖然不能讓時光倒流，可是我們可以珍惜好自己現在的時光啊，不浪費每一刻每一秒的時光，把握分分秒秒，你的人生才是有意義的充實的精彩的！
誰偷走了我的時間篇三
;我和老彭是北京大學的同班同學，老彭是我們班的生活委員，同學們給他取了個外號，叫“大臣”。
當時男同學住在36齋，女同學住在27齋，男生女生之間交往比較少。我一直叫他“老彭”，因為他年輕的時候白頭發就很多，我心想，這個人怎么年紀輕輕就這么多白頭發。他和我們班同學的關系都很好，因為他辦事認真，有責任心，給人的印象就是熱心誠懇、非常愿意幫助別人。這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
有一次，老彭帶我去香山玩兒，爬到“鬼見愁”，我實在口渴得很，老彭就去找水。估計是買不到水，他買了點啤酒回來。我說，我從來不喝酒，他說，喝一點沒事兒，啤酒也能解渴。誰知道我喝了一點點兒就暈得不得了，路也走不動了。他問我，為什么不早說。我說，我從來不喝酒，是你說沒有關系，我才喝的。他就耐心陪伴我在那兒休息，直到我酒勁兒過去，慢慢緩過來。
大學四年級的暑假，我姐悄悄地告訴我，說家里給我相中了一個人，而這個人我根本沒有見過。因為我不愿意，所以我就向父母說明自己已經有意中人了，他出身農村，是我在北大的同學。我之所以要告訴父母，是不想讓二老再管我的婚事。
我和老彭之間沒有說過我愛你、你愛我，也就是約著去未名湖畔散步。畢業前，我們在未名湖邊合影留念。畢業分配后，老彭去了武漢大學，我去了敦煌。那時候我們想，我先去敦煌一段時間也很好，反正過三四年后學校就可以派人來敦煌替我，到時候我還是能去武漢的。在北大分別的時候，我對他說：“很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說：“我等你。”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分竟是19年。
經過各方面的努力，我和老彭真正聚在一起是在1986年。老彭也調入敦煌研究院，最初的一段時間在蘭州，后來到了敦煌。
到了敦煌后，老彭放棄了在武漢大學從事的商周考古的教研事業，改行搞了佛教考古。他主持了莫高窟北區石窟兩百多個洞窟的清理發掘工作。莫高窟北區石窟考古是研究所成立40多年以來想搞清楚而沒有搞清楚的問題。老彭熱愛這個工作，一跟人說起北區，就興奮得停不下來。如果他的價值因為來到敦煌而得不到實現的話，我一輩子都會感到內疚，好在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事業。
北區石窟的考古發掘，被認為是開辟了敦煌學研究的新領域。老彭年過半百之后放下自己做得好好的事業，從講臺到田野，一切從零開始。老彭在莫高窟北區考古發掘的收獲，對他和我來說，都是一種安慰，命運對我們還是非常眷顧的。
老彭這一生不容易。小時候家境貧困，他是兄嫂帶大的;娶妻生子，他和我又兩地分居，家也不像個家;自己在武漢大學開創考古專業，為了我而中途放棄;沒等享受天倫之樂，他晚年又得了重病。
他第一次得病是2008年秋天，在蘭州檢查確診為直腸癌。記得當時他給我打電話，我一聽聲音就知道情況不好。他說：“查出來了，我直腸里面有個疙瘩，怎么辦？”我就聯系蘭州的同事陪他繼續檢查，又往北京、上海打電話，最后在上海找到一位專家。后來，我陪他去上海住院、做手術和治療。手術很成功，治療的結果也很好，后來沒有復發。
他出院后在上海的孩子家里療養了一段時間，我天天為他做飯，給他加強營養。他剛出院時，瘦得只有40多公斤，慢慢營養跟上了，他的體重到了60多公斤。2009年的春末夏初，我們倆回到敦煌，老彭的身體已基本康復。我跟他說：“你現在要休養，以休息為主，以玩為主;想看書就看書，不想看就不看。你愿意怎樣，就怎樣。”他很理解我的安排。
以前我總是想著，等我真正退下來，我們還有時間到各處去走走玩玩，實際上我的閑暇時間很少，無法陪他出去痛痛快快地玩。
我一直覺得對不起他。我忙，他生病后我不讓他做飯，早上、中午兩頓都是他去食堂打飯，晚上就熬點稀飯，他還承擔了洗碗的家務。其實，這一生都是老彭在照顧我，家務活都是他幫我在做。其實，他不太會做飯，但只要他做，我就說好吃。他愛包餃子、愛吃餃子，餡兒做得很不錯。他喜歡吃雞蛋羹，卻總是蒸不好，我告訴他要怎么蒸，怎么控制火候。我蒸的雞蛋羹他就說好吃，他滿足的樣子像個孩子。
2017年年初，他第二次生病，這次的病來得突然，來勢兇猛，發展迅速。
春節沒過完，我就送他去上海的醫院檢查，確診老彭患的是胰腺癌。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打擊，我幾乎絕望，渾身無力，實在難以接受，心里一直在想怎么辦？我請求醫院設法救救老彭。醫生耐心地給我解釋：“胰腺癌一旦被發現就已經是晚期，在全世界范圍內還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美國的喬布斯也死于這種病。要么開刀，但我們把你當朋友，跟你說實話，他這樣的年齡，如果開刀就是雪上加霜。”我把孩子們叫來一起商量，最后定下的治療方案就是：減少痛苦，延長生命，不搞搶救。老彭不問他得的是什么病，跟大夫相處得還挺好。我沒有勇氣告訴他得的是什么病，醫生也不讓我說。醫生親自告訴老彭，說他得的是慢性胰腺炎，這個病不太好治，要慢慢治，希望他不要著急。
我查了一些資料，所有的資料都顯示，胰腺癌是不治之癥。有一次，我看到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寫的文章，她是醫生，見過無數病人痛苦地離開這個世界，她說人最佳的一生就是“生得好、活得長、病得晚、死得快”。她不主張無謂的搶救，認為這樣非但不能減少臨終病人的痛苦，反而會給病人增加痛苦，主張要給臨終病人一個體面、有尊嚴的死亡。
這樣，我也慢慢地平靜下來，面對現實，告訴自己要多陪陪他，在飲食上多想些辦法，盡量給他弄些他愛吃的食物，多給他一些照顧，多給他一些寬慰，減少他的痛苦。
老彭很相信醫生，從來不跟我打聽病情，其實少知道點也有好處。現在如果有人問我如何看待死亡，我想說，死并不可怕，每個人都會死，但最好是沒有痛苦地死去。治療過程中的前三到四個月，老彭的情況還比較穩定，心態比較樂觀，飲食也還不錯。他說治好了，要給大家發紅包。我問他給不給我發紅包，他說給我也發。
醫院食堂每周星期三供應一頓餃子。一到日子，他就說：“今天星期三，你們早點兒去買餃子。”他一定要讓我們陪護的人在病房里吃，他看著我們吃。我說：“老彭，你看著我們吃饞不饞，要不你吃一個嘗嘗味道。”我心里知道，雖然我們努力幫助他減少痛苦，但畢竟這個病很折磨人，要想完全不痛苦不難受基本不可能。
到后來，我攙著他走路時都能感覺他渾身在發抖。他說自己又酸又脹又痛，還跟我說想要安樂死。這件事我無能為力。我知道他一直在和病痛做抗爭，我能做的就是請大夫想辦法，緩解他的痛苦。
老彭特別堅強，痛到那種程度了，還堅持要自己上衛生間。他一會兒坐起來，一會兒躺下，什么姿勢對他來說都很難受，但他從沒有叫過一聲。一看見醫生來查房或看他，他還露出笑容，稍微好一點點就又充滿求生的希望。我心里明白，他正在一天一天地離我們遠去，直到最后離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斷想各種辦法，好好護理他，不讓他受更多的罪。
他剛住院情況比較好的時候，我還偶爾到外地出差，都是速去速回。最后將近一個月，我和兩個兒子，外加一個照顧老彭的小伙子，4個人輪流值班。白天我在病房守著他，晚上看他吃好安眠藥睡下，我再回去休息。他從來不想麻煩別人，因為夜里難受來回折騰，第二天我還聽到他給老大道歉：“昨天晚上對不起。”我說：“你說這個是多余的話，他是你兒子呀，護理你是應該的。”但是，老彭就是這樣一個人。
有一天，我輕輕地摸摸他的額頭，他不知道哪里來的力氣，抬起身子，把我摟過來吻了一下。他走的那天早上，五六點鐘醫院就打來電話，說老彭的心率、血壓都在下降。我想他可能不行了，就急忙往醫院趕。到醫院的時候，他已經昏迷了，我就大聲叫他：“老彭！老彭！老彭！”我一叫，他就流眼淚了。聽說人在彌留之際聽覺是最后消失的，我想他應該聽到了，那是中午12點。
老彭走后的半年，我瘦了10斤。按照他和我的想法，后事辦得越簡單越好。我向研究院報告了情況，叫院里不要發訃告。老彭是2017年7月29日走的，我們31日就辦了告別儀式。我沒有發言，兩個孩子也不讓我發言，他們就代表家屬發言。我想把“老彭”帶回敦煌宕泉河邊。兩個兒子說：“你帶走了我們看不見，所以骨灰暫時存放在上海。”清明、立冬，還有一些節日，他們都會去看看。
一個月后，我又回到敦煌。一切都是老樣子，只是我的老彭不在了。
我早上就弄一點兒餅干、雞蛋、燕麥吃，中午自己去食堂打飯，一個人打一次飯就夠吃中午、晚上兩頓，晚上有時候也熬點小米粥、煮點掛面，就像他在的時候一樣。其實，我一直覺得他還在，他沒走。
（望 舒摘自譯林出版社《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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