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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類論文范文（20篇）篇一
懷特教授在《美國侵權行為法：一部知識史》一書中將美國侵權法史劃分為概念主義、現實主義、共識思想和新概念主義四個時代，并從知識史角度體現了思想對法律制度的影響，在增訂部分，他通過對過失原則復興現象的觀察，展現了貫穿侵權法的若干循環模式：私法與公法，個人正義與公共政策，懲罰與補償等。在書中，懷特所描述的一種個人正義與公共政策因素在侵權法中的博弈現象吸引了我的注意。在侵權領域，個人正義似乎是永恒的主題，而公共政策卻很少為人所知。事實上，圍繞公與私的本位，個人正義與公共政策在侵權法發展歷史上產生過數次交鋒。這種交鋒，其本質是侵權法懲罰或補償之根本目的變化的體現。在侵權法的“棋盤”上，個人正義與公共政策正如“棋手”，而過錯責任、嚴格責任、注意義務及因果關系等侵權法核心要素的變遷，都如“棋子”一般，受“棋手”驅動。例如，在個人正義占上風時，過錯標準被嚴格遵循，而公共政策占上風時，嚴格責任則呈現星火燎原之勢。懷特認為正如“棋手”的下一步走勢是難以推知的一般，侵權法難以確定一個“綜合性的責任標準”，其未來走向也是難以預測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過錯的意外存續正是這種無法預測性的強力佐證。但是，事實上，侵權法本來就不可能存在一個簡單的責任標準，因為其責任標準受個人正義與公共政策博弈的影響，這種博弈注定了侵權法的規則原則是復雜、動態、綜合的。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從社會環境變遷及思想變化的角度來揣測侵權法的發展趨勢，正如我們雖然無法精確預測“棋局”的下一步，但總能從以往對弈的蛛絲馬跡中窺見“棋局”的走勢一般。
二、歷史研究：美國侵權法中個人正義傾向與公共政策傾向循環。
美國侵權法發展歷程伴隨著個人正義與公共政策傾向的循環，夾雜著公或私本位討論。19世紀末，侵權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對應遭譴責的民事不法行為進行懲罰或震懾，個人正義因素在侵權法中占主導地位，而補償制度的觀念尚未出現。二十世紀十至四十年代，侵權法的范圍悄然發生了擴張，相對性義務的出現顯然在呼喚對個案進行利益衡量。伴隨著精神損害賠償等問題的出現，公共政策走上侵權法的歷史舞臺并扮演了重要角色。二十世紀四十至七十年代，法律思想中民主、平等的因素開始抬頭，兩種競爭性的法律思想并肩而行，一種認為普通法是公共政策的工具，而另一中傾向個人正義的保護。比較過失、產品責任及隱私權的新發展，體現將侵權法作為公法的思想，正在取代將侵權法作為私法的思想，對公共政策維度的關注達到頂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過失責任被證明對個人正義的追求更有效率。從以維護個人正義為目的到傾向公共政策考量，再到個人正義的復興，美國侵權法完美展現了私―公―私的循環。作為一個論據，過錯責任的發展完整地伴隨著這一循環。在個人正義時期，過錯責任產生并猛烈發展；公共政策時期，過錯責任受限，嚴格責任產生；而在個人正義再次抬頭的今天，過錯責任出現了出乎意料的猛烈復興。法律史的背后是思想史，將侵權法的發展與時代思潮的變遷結合起來，才能在現實中觀察侵權法的演進與發展。十九世紀晚期，過失侵權的產生深受概念主義影響。二十世紀初期，概念主義由盛轉衰，美國的思想出現現實主義的傾向。現實主義學者主要以客觀性與實證主義作為其理論訴求和研究目標，侵權法中個人正義因素開始減弱。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后，共識思想的產生實際上是將現實主義披上了修正概念主義的外衣，此時的侵權法裁判已經是法官對公共政策的衡量。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新概念主義基于經濟理論和道德哲學分析等法律外部視角，為侵權法注入了新活力，個人正義抬頭趨勢再次顯現。侵權法“活在體系的復雜的‘事實性’中，并在其中得到理解”。法律史的背后是思想史，思想史的背后是社會發展、思想變遷、政治壓力或文化形態等外部因素。事實上，個人正義可能較為穩定，但公共政策確是處于變化之中的，任何時代的公共政策，都不可能脫離其所處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更不可能拋棄孕育其生長發育的時代文化背景。概念主義的背后是美國內戰后“維多利亞”時代的知識分子為重構社會秩序；現實主義發源于二十世紀初社會改革階段對法律形式主義的猛烈批判；共識思想源自戰后美國人運用法律中的價值和原則使“自由美國”區別于“集權主義”的呼喚；新概念主義及其后的侵權法變遷，則至少部分可歸因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時代思潮的轉向，依靠政府解決問題的思路正在逐步讓位于市場解決方法。事實上，正是這些社會環境創造了美國獨特的社會思潮，從而像蝴蝶翅膀一樣，改變了侵權法的發展走向。
三、對比思考：美國侵權法與中國侵權法。
侵權法屬于私法領域，其審判中的個人正義因素廣為人知，但其補償目的蘊含著公法中的利益分配，這一點很少被注意到。事實上，公與私的交鋒在侵權法利益衡量中展現的淋漓盡致。而提起這種利益衡量，必須談到美國共識思想時期的侵權法――公共政策的巔峰。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起，美國侵權法研究的主流思路是綜合的法律概念主義與法律現實主義的理論創見，尋求立法者與司法者在其立法與司法活動中可能遵循的核心價值或基本原則，即所謂“共識”。共識時期是侵權法中公共政策因素“戰勝”個人正義，達到鼎盛的時期，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學者是普羅瑟，他給修正的現實主義披上了概念主義的法則外衣，創造了法官試圖做出理性裁判，并反過來在法條中為其案件結果找出有效理由的審判方法。這種審判方法讓人感到十分熟悉。中國法官在侵權法具體案件審判中關于公共政策的運用與美國共識時期如出一轍。這種現象的出現有其特殊的原因。首先，隨著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新型的侵權案件層出不窮，法律畢竟具有滯后性，不能窮盡所有情況；其次，輿論的力量逐漸擴大，法院在判案時“潛移默化”或者不得不將公共政策考慮其中，因為這代表了社會的“民意”，或者說是公共價值觀；最后，公共政策類似于兜底條款，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時候，為了維護公平和正義，不得不引用公共政策作為判斷依據。但在中國，公共政策的考量似乎占據了過于重要的地位，甚至有“過度”使用公共政策之嫌。以最高法院公報案例為例：1985~的《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上公布的侵權案例有130余個，其中至少12個案例與公共政策因素有密切關聯或者說按照公共政策進行了審判。眾所周知，法條具有穩定性和可知性，而公共政策因素具有不可預知性，這種不可預測是對法律穩定性的打擊，這也是美國侵權法在共識思想后逐漸降低公共政策因素的原因，所以中國法院審判中的此類現象值得我們關注。
社會環境影響思想，思想又影響了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影響了侵權法中的個人正義與公共政策因素。那么，侵權法的未來到底應當走向何方？在美國學者的觀點中，他們假定侵權行為應當具有一個“綜合性的責任標準”，但他們尋找此類標準的嘗試從未成功。這種“綜合性的責任標準”難以構建性及“侵權法未來發展”難以預測性實際上與美國的`文化與思維方式密切相關。美國侵權法的危機主要體現為過錯責任的危機，過錯責任受到無過錯責任的沖擊。為了標準的統一，以過錯責任為代表的個人正義與以嚴格責任為代表的公共政策的“戰爭”正在持續，主流觀點支持過錯責任，因為嚴格責任在習慣是、非二分標準的美國人看來，缺乏責任的基礎，并產生了一直類似非正義的“深口袋規則”的感覺。這些問題在中國侵權法實踐中輕描淡寫地獲得了解決，對于能熟練駕馭生活辯證法、習慣于綜合性思維的中國文化看來，多重標準的存在是很容易理解的。對于美國侵權法學者來說，標準的構建甚為重要，似乎只有明確歸責標準，劃分出侵權法的邊界，侵權才能稱為一門可以預測的法律科學。但是，對于中國學者來說，從社會發展來看，思潮和法律思想的變遷帶動著侵權法個人正義與公共政策的博弈，歸責標準隨之變動，這種公與私的爭議并不完全是一個學術爭論，更是社會問題，從政策需要的角度來看侵權法，保持個人正義與公共政策的連接與平衡，能更好地為解決實踐中的法律問題服務。正如損害與社會責任即是私人現象又是公共現象，私法公法化與公法私法化亦是法律變革的常態，這種現象與公共政策的模糊性及變動性分不開的。公共秩序政策的模糊性造成私法和公法彼此交織、循環往復、永無止息。侵權法需要個人正義與公共政策的連接與平衡，只有行走在人們希望生活其中的理想社會的地平線上，一個微言大義的侵權法才能負責任地延展其方向。
公共政策類論文范文（20篇）篇二
政策是執行之源，我國在現階段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主要是體制內的制訂者既政黨以及少量的參議者即咨詢機構。雖然老百姓不直接參與政策執行，但是政策直接影響著他們的生活與工作，對于一個國家和社會來說，政策是引導社會發展的路標和導向。公共政策在我們的社會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它使得我們的生活有章可循，工作有規范可依，它主宰著一個國家的興衰，主宰著一個民族的存亡。公共政策涵概軍事、政治、社會、經濟、生活各個領域，所謂無規矩不成方圓即是如此。
近年來，一些被人民群眾寄予厚望的扶貧干部面對金錢的誘惑蛻變成國家的蛀蟲，頻頻利用手中的權利蠶食國家的扶貧款。有的國家級貧困縣的小小鄉長配置的公車竟然是進口的“皇冠”，有的人打著“扶貧”的旗號辦實體、搞項目，神不知鬼不覺地將扶貧款“洗”進自己的小金庫近日廣西防城區法院日前以貪污罪、受賄罪、數罪并罰，判處防城港市防城區扶貧辦原主任謝乃金有期徒刑20xx年。經審理查明謝乃金自20xx年9月任扶貧辦主任起，在事實扶貧項目過程中，加大開支，4次將扶貧款非法占為己有，共貪污扶貧款近14萬元。僅廣西一省在20xx年1月至20xx年2月，廣西檢察機關共立案偵察貪污、挪用和私分救災款、扶貧款和移民安置款等職務犯罪案件48起，涉案人員56人，占廣西檢察機關反貪系統立案總數的4%，涉案金額達1100多萬元。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我國其它地區的扶貧政策方面的執行存在著許多不足的地方從上述案例中我們看到我國的扶貧政策的執行以及扶貧專款的執行與發放存在著許多缺漏，貧困地區群眾的救命錢屢遭“洗劫”，民怨沸騰，嚴重影響了我國貧困地區的社會安定與經濟發展。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公共政策的執行存在著許多阻礙因素，從而使得政策的執行結果與政策預期目標有所偏差。
通過考察研究，我們發現在現實的生活中存在許多政策執行偏離軌道的現象。上面的案例就是典型的表現。除此以外我們總是能發覺身邊的公共政策在很多時候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公共，公共性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很多情況下被刪改或變質了。對此我認為：
第一：體制不健全。政策執行體制是政策得以順利實施的環境系統，同時是影響政策執行因素中重要的一還。健全的體制有利于發揮政策的作用體現政策效果。但現行的政策執行體制卻是不能另人滿意的。首先在權力的分配上存在不合理，個人高度集權、組織缺乏合理的權力制約機制。其次機構之間或機構部門人員之間的權責不明確，爭功委過、群體極化現象時有發生。此外，在政策的內容完善、政策可行性評估與研究、政策預案的實驗、政策調整等許多方面缺乏合理有效的制度化安排。
第二：執行者素質不高。在政策的執行階段總要依靠一定的執行機構與人員，所以執行者的素質就會對政策的執行順利與否產生重大影響。現階段在政策執行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一系列問題說明我們的政策執行人員在自身素質上仍需要很大提高。
第三：地方主義、小團體思想仍然存在。政策的實施要求各部門各地方共同參與、共同努力。這就是要求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之間要保持高度的協調與一致性，忠實于政策的本來面目與政策取向，避免地方主義、小團體思想。但在政策執行的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會發現地方主義、小團體思想仍舊是“遍地開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層出不窮，嚴重影響了政策的穩定性與可靠性。因此如何有效的避免地方主義，在維護政策的可行性的同時如何增加政策的適應性等問題將是我們應該解決的重點。
根據現代社會的特征以及公共政策的發展，我們對公共政策的執行的問題對策的研究也相應地跟上了腳步。只有將對策分析清楚才能進一步將政策落實，才能更好地為社會公眾服務，從而增強以政府為主的公共主體的執行力以及影響力，也只有這樣才能將更好更全面的政策奉獻給社會。
首先，從政策執行的基礎來研究政策執行問題的對策。政策執行的基礎不僅是政策的制定，，更還有政策執行的體制因素。政策執行體制包括政策執行的制度建設以及政策的認識水平也包括政策執行的每一個環節。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國家的政策執行體制都要受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體制的影響。中國以前的政策執行體制主要是受到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以政府為絕對的執行主體，在改革開放后，我國逐步從計劃經濟體制走向市場經濟體制，與之相應的政策執行主體的構成也發生了變化即增加了社會公眾的參與，但是還是以政府和公共部門為主體。雖然公共權力隨著公共管理中心的下移而日益社會化，但是其下放是緩慢的，政府的角色轉換也是緩慢的。因此在政策執行體制方面，政府應該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公共管理的學要，將政府的決策職能與執行職能相互配合，針對政策執行的時滯問題，將一定的政策決策權和執行變動權交與地方或直接執行政策的機構，以便讓基層執行機構有一定的自主權從而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對政策進行適當的修正。在執行過程中也應當建立相應的政策執行的監督與評估機構，針對政策執行的各個環節進行嚴密的監督與控制。在案例中的扶貧腐敗問題上，若能建立相應的執行監督機制以及對扶貧政策進行定期的評估，那么扶貧腐敗就能相應的減少而不至于使得我國大量的資金“流”進個人腰包。
其次，從政策執行的主體的角度來看，我國的政府能力方面也是有待改善的。有效的政府能力能夠優化政府的結構，能夠將資源進行合理的配置，從而能夠在公共政策的過程中實現既定的政策目標。我國的在政府正處在經濟體制的轉行階段，所以政府以及公共管理主體在政策執行方面應該進一步加大改革力度。由于我國政府機構的設置的龐大，其官僚主義影響所以導致其效率低下，所以在政策執行主體方面，我們應該在加強政府體制改革的同時進一步加強政府的政策執行力度。在政策執行主體的層次上分為高層、中層以及基層三個執行主體，其中基層政府是政策執行政策關鍵。從而在政策執行中應該加強各級領導以及執行人員的溝通，只有這樣才能消除基層對政策執行目標以及政策執行過程中的錯誤認識，同時也能夠讓政策制定者及時獲得政策執行的狀態以及與預期目標的重合程度，為其在政策終結方面提供先行依據。在此基礎上我們也應該加強對基層執行者的引導和對其進行一定的約束，以防止其在執行過程中濫用權力進行權力尋租。
行是符合社會要求與公眾需要的，在追求法制社會的今天，增強政策法律建設舉措勢在必行。
公共政策類論文范文（20篇）篇三
摘要：近年來，隨著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率的下降，給社會帶來的就業壓力日趨嚴重，大學生就業難已成為當今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我國應如何解決這一嚴峻的社會問題成為今后社會發展的重要任務和責任。因此就當前大學生就業的形勢、原因進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從公共政策角度出發,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措施。
正文：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教育層面的不斷拓展與深化，高等院校的不斷擴招,導致教育規模迅速膨脹,待就業的大學生數量與日俱增,給社會帶來的就業壓力日趨嚴重。大學生的就業難的問題在近幾年來已逐漸成為整個社會所關注的焦點。如何做好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必將成為各個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是按圖索驥非本專業不就業，還是勇于跨學科就業？是堅守城市辛苦營業，還是到基層去大展身手？政府應對大學畢業生如何成功實現就業、社會實習和見習崗位能給大學生就業什么幫助、大學生實習基地的發展狀況、及未畢業大學生該如何面對未來的就業等話題進行探討，因此能為大學生就業提供幫助。
第一，大學生就業專業與實際學習的專業不對口。由于大學生剛剛步入社會，對就業方面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對擇業的盲目性也或多或少的影響著專業與社會實際的不對口。因此導致許多大學生不能馬上適應社會需要，存在就業難的問題。
第二，對工資的期望值過高。就學生及家長的主觀愿望而言，雖然我國的高等教育已經從精英教育進入了大眾化教育階段，但家長與大學生個人仍然始終對畢業后的就業抱著高期望值。當這種高期望值與現實中的就業崗位或機會存在落差時，大學生就可能陷入難以就業的處境。因此，愿望與現實之間的反差構成了現階段大學生就業難的重要原因。
第三，對于一份硬工作的需要。很多大學生都向往“鐵飯碗”的工作，希望自己能及一個好的工作單位或企業，工作穩定，收入較高。但是現實往往是殘酷的，社會現狀并不能滿足所有畢業生的愿望，因此導致很多大學生就業出現困難。
在分析嚴峻的就業形勢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知道大學生就業是一項復雜而系統的工程，涉及到社會、學校和學生等各個方面，必須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部署,高度重視，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形成社會共同參與，齊抓共管的局面。下面就將從公共政策角度方面來闡述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的公共政策措施：
（一）、政府應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4）、建立培訓機制,增強畢業生的擇業競爭力。近年來，畢業后暫時未找到工。
（5）、制定政策，解除特殊群體的后顧之憂。對那些思維活躍、富有開拓創新意識的畢業生群體，要給予大力支持，對自主創業者，國家要制定一套相應的辦法，為創業者營造寬松的社會輿論環境，利用完善的機制來激發大學生的創業潛力，讓拔尖創新人才脫穎而出。對那些暫時未找到工作而家境比較困難的畢業生要給予多方面關照,在延長畢業生找工作就業時間兩年之內，允許待業大學生自由選擇將本人戶口和人事檔案保留在高校或生源所在地，免收服務費用，符合社保條件的特殊困難畢業生,要納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體系，做到應保盡保，在一定限度內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
（二）、不斷優化我國的教育結構；
大力優化教育結構，大力發展應用性教育和技能型教育。對教學質量不高、專業設置不合理而導致就業率達不到50%的學校和專業要減少招生計劃，甚至停止招生。在教學計劃上，重點進行基礎和綜合教育,重視能力的`培養和訓練。應逐步將教育方式從供給導向向需求導向轉變。高校較大的專業設置和招生自主權，使高校能夠根據經濟發展和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情況，及時調整專業設置和招生規模。大力發展應用型教育和技能型教育，并且要在政策上鼓勵民間資本投資這類教育上。
（三）、合理發展經濟，正確調整產業結構；
解決就業最終要靠經濟的增長,這是解決就業問題的根本途徑。俗話說的好，經濟繁榮就業易，經濟繁榮靠人才。只有快速、合理的發展經濟，才能更好，更穩的從今就業。目前，我國經濟正處于高速成長階段,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將為就業提供巨大的空間。
據調查，目前，第三產業必然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就業比重將從現在30%上升到50%左右,發達國家已達到70%以上。現代化的第三產業是以知識和高科技為支持的,其中的金融保險業、法律、審計、財會、投資、心理、出國留學等方面的咨詢服務業，各類經紀人和中介機構，文化教育業等服務產業的發展，要求其從業人員半數以上是取得大學學歷或大學學歷以上的人員，第三產業成了吸收就業的主要領域。
此外，非公有制經濟和高新技術產業興起對高層人才需求旺盛成為就業的重要增長點，中小企業是就業的主要載體，隨著國企改革的逐漸完成，也將使國企大規模儲備人才。當前，全球經濟大調整，需要大批的高級技術工人,即具有高級技能、較高知識水平和較高收入的藍領，這是人才全球化的一種趨勢。努力爭取將全球有限的就業崗位更多地配置到中國來，中國有望成為世界制造業重要基地，到時無論是服務業還是制造業，都向莘莘學子們展示了廣闊的就業前景。
總結：
業觀念、不斷的完善自我把自己鍛煉成一個全方面發展的人才，這樣才能根本性的解決我國的就業問題。才能真正的適應這個社會，解除這一嚴峻的社會問題。
參考文獻：
1、人民網；新疆大學生就業信息服務網。
2、當前大學生就業形勢的分析及對策研究[d]張舉福建師范大學2002年。
3、《關于我國就業問題的理性思考》孫續功。
5、《新形勢下高校學生就業與管理體制創新研究》郎建華2009。
公共政策類論文范文（20篇）篇四
2010年9月16日，胡錦濤同志在出席第五屆亞太經合組織人力資源開發部長級會議開幕式時，發表了題為《深化交流合作實現包容性增長》的致辭。胡錦濤強調，實現包容性增長，切實解決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社會問題，為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實現經濟長遠發展奠定堅實社會基礎，是亞太經合組織成員需要共同研究和著力解決的重大課題。11月14日，在日本橫濱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第十八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胡錦濤同志發表的《深化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發展》重要講話中，再次倡導“包容性增長”。“包容性增長”這一概念，已經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一、“包容性增長”理念的形成。
“包容性增長(inclusivegrowth)”理念的形成，與21世紀90年代發展起來的權利貧困理論以及關于社會排斥方面的研究密切相關。21世紀中期以來，人們關于經濟增長的認識在不斷深化，增長理念也從單純強調增長向更深層面演進。世界銀行于1990年提出“廣泛基礎的增長(broad-basedgrowth)”，其后進一步提出“對窮人友善的增長(pro-poorgrowth)”的理念，并以此制定世界銀行的貧困減除政策以及指導各國相關實踐。“對窮人友善的增長”理念強調要形成一種使窮人能參與經濟增長并從中獲益，以及增加自身人力資本投資的良性循環機制。“對窮人友善的增長”的理念吸收了能力貧困理論要素，開始重視貧困人口人力資本的培育和能力的提升，強調將貧困人口吸收到增長過程中，確保貧困人口能參與經濟增長，在這個過程做出貢獻，并合理分享增長的成果。
進入新世紀以來，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在“對窮人友善的增長”基礎上，先后提出了“包容性增長”的理念，其基本含義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基本核心是追求機會公平和權利公平。作為發展經濟學的一個新概念，“包容性增長”有著不同的詮釋，但綜合來看，是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狀態的一種描述，并且這種狀態至少需要滿足三個基本條件：一是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二是對所有社會成員的包容；三是平等的機會利用。“包容性增長”理念強調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提供廣泛的機會，而不是將增長政策和具體旨在實現公平的政策割裂開來；強調通過維持長期及包容性的增長，確保增長效益為大眾所廣泛共享。在政策層面，以“包容性增長”為中心的發展戰略包括三個相輔相成的支柱：一是通過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最大限度地創造就業與發展機會；二是確保人們能夠平等地獲得機會，提倡公平參與；三是確保人們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經濟福利。
二、深刻理解中國式“包容性增長”的內涵。
中國式“包容性增長”概念的提出與時下國際經濟、政治形勢密切相關。“實現包容性增長，根本目的是讓經濟全球化和經濟發展成果惠及所有國家和地區、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續發展中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胡錦濤同志的這一論述，闡明了實現包容性增長的重要意義，賦予了中國式“包容性增長”更深更新的內涵。從國際的發展和平兩個主題看，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國與國應互惠互利、攜手共進、包容發展。從推進中國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實現共同富裕、促進社會和諧穩定、讓每個公民共享改革開放成果的目標看，“包容性增長”理念與“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是一脈相承的，本質上是“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理念在增長上的集中體現，它明確了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步性，揭示了經濟增長的落腳點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與文化生活的需要。準確理解“包容性增長”的內涵，需要把握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包容性增長既強調經濟增長的速度，也強調經濟增長的方式，不僅是量的容納，也是質的提升，二者同等重要。包容性增長首先是一種“增長”，這就對經濟增長的速度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但是，僅有經濟增長的速度是遠遠不夠的，因為經濟的高速增長并不必然帶來貧困人口的減少。因此，還必須強調經濟增長的方式，使增長成為基礎廣泛且包容一個國家和地區最大多數人口的增長。在一個實現包容性增長的社會里，不論種族、膚色、性別、年齡、體力、智力，人人都有平等的權利和責任，人人都有用武之地，人人都得到保護，免于被歧視和被排斥。
其次，包容性增長應該以優先開發人力資源、實現充分就業為基礎。包容性增長更傾向于通過增加就業機會為個人創造工作崗位，使其不斷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而不是直接通過收入再分配使個人被動地擺脫貧困。要實現充分就業，就要優先開發人力資源。人力資源開發對提高人們參與經濟發展和改善自身生存發展條件、實現包容性增長，具有基礎性的作用和意義。
再次，包容性增長應當使人們平等、廣泛地參與經濟增長的過程并從中受益。提倡包容性，并不是為了經濟增長而不擇手段，而是要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公平正義的方式，讓發展的成果普惠大眾尤其是困難群體，并由此構筑新的發展基礎。要實現包容性增長，就要著力促進人人獲得平等發展機會，不斷消除人們參與經濟發展、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方面的障礙。
三、重塑經濟增長模式的政策選擇。
全球性金融危機是對“中國模式”的重大考驗，也給了我們一次深刻反思經濟增長模式的機會。中國的發展已經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但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在長期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要素紅利、人口紅利以及全球化紅利的勢能都在衰減，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長逐漸回歸常態增長，以大量增加資源資金投入維持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已走到盡頭的大背景下，經濟增長模式正面臨著深度轉型的重大挑戰。“包容性增長”為解決這這些突出矛盾和問題打開了一扇大門。
（一）推進人才強國，優先開發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開發，對提高人們參與經濟發展和改善自身生存發展條件，對推動經濟持續發展、實現包容性增長，具有重要意義。優先開發人力資源，一方面體現了經濟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人，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為了人的富裕；另一方面體現了發展的主體是人，是投資于人，為了人的全面發展。這就從根本上體現了“以人為本”的主導思想，以人的發展為基礎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使人真正成為發展的主體與真正的受益者。
從中國國情和發展條件看，人力資源優勢是最需培育、最有潛力、最可依靠的優勢。我們應該牢固樹立人力資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第一資源的理念，加快形成人力資源優先發展的戰略布局。要優先調整人力資源結構，優先投資人力資源開發，創新人力資源制度，建立政府、社會、用人單位、個人共同投資人力資源開發機制，積極謀劃和調整人力資源專業結構、層級結構、分布結構，大力激發各類人力資源的創新活力和創造智慧。要突出加強創新創業人才隊伍建設，大規模培養培育人才，施行高層次人才隊伍建設、高科技創新成果轉化、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三搞聯動”，在科學發展中引才育才用才，進一步優化人才創新創業環境，激發各類人才的創造活力，以人才優勢構筑發展優勢。
（二）實施創新驅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關系經濟社會全局的重大任務，是實現包容性增長的前提條件。要完成這項任務，必須大力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加快發展創新型經濟，努力實現經濟發展由主要依靠物質資源消耗向創新驅動轉變、粗放式增長向集約型發展轉變。
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建立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先進制造業為支撐、現代農業為基礎、服務業為主體，結構優化、技術先進、清潔安全、附加值高、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現代產業體系。堅持發展動力包容，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加快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同拉動經濟增長新格局。堅持市場主體包容，繼續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積極發展壯大產權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增強國有企業發展活力、大力培育和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不斷擴大市場主體數量和規模，提高發展主體市場競爭力、抗風險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堅持區域發展包容，加大統籌城鄉力度，加快推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加強整體謀劃、板塊開發，推動各類要素跨區域流動和合理配置。
（三）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包容性增長最基本的含義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收益。基本公共服務與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因此，要實現包容性增長，就有必要落實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特別是在醫療、教育等領域，在城鄉之間逐漸實現機會平等。
要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社會實業領域改革發展的重要任務，真正做到政府保“基本”、社會和市場管“非基本”，逐步完善符合省情、比較完整、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在指導方針和目標設立上應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以大幅提升公共就業服務、社會保障、保障性住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衛生、公共文化體育、福利救助服務的供給和均等化水平為主要任務，切實加大財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優化資源配置，深化體制改革，分階段、有重點地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關系。
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結構，不斷擴大社會保障面，讓不同群體共享發展成果，是實現包容性增長的題中應有之義。要積極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分配具有社會公平功能。要完善居民收入分配調節制度，不斷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通過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更重要的是通過公共服務、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方法縮小其與高收入群體間的差距；另一方面，要扶持低收入和困難人群，探索建立城鄉低保標準正常調整機制和與物價變動相適應的動態補貼機制。對于高收入群體，則是規范其收入，尤其是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要制定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的約束性指標，調整政府、企業、居民在國民收入中的分配關系，提高“兩個比重”即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盡快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促進居民收入和消費可持續增長，確保讓廣大勞動者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讓國民經濟進入“gdp增長-居民收入提高-消費增長-內需擴大-經濟持續增長”的良性循環。
（五）構建合理保障體系，促進和諧社會建設。
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安全網，可以大幅度提高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包容度”。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堅持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加強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的銜接和協調，不斷提高社會保障水平。要加大公共財政的社會保障投入，擴大各類社會保險覆蓋面，健全社會救助體系，發展社會福利事業和慈善事業，不斷在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取得新成效。推行益貧式保障政策，使貧困人群獲得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的收入增長。把握基本社會保障的普惠性與適度性，既借助公共財政補助等措施，做到“應保則盡保”，還應防止過度的社會保障引發對勞動者的負面激勵和道德風險問題，避免損害包容性增長目標的實現。
公共政策類論文范文（20篇）篇五
任何社會在任何時候都面臨著各式各樣的挑戰，但政府應付挑戰的資源是有限的。在制定公共政策時，政府往往不得不對優先處理哪些挑戰有所取舍。能否影響決策過程固然是權力的一面，能否影響議事日程的設置則是權力更重要的另一面。因此，在討論政策制定時，我們必須首先了解：議程是如何設置的？什么人影響了議程的設置？本文依據議程提出者的身份與民眾參與的程度區分出六種政策議程設置的模式，重點討論這六種模式在中國的實現形式和發展趨勢。觀察議程設置模式的轉換有助于我們領會中國政治制度的深刻變遷。
參與選舉決策者固然重要，但這種參與幾年才有一次機會。在一些所謂“民主”國家，大多數民眾對政治的參與僅局限于這一種方式。每過幾年，他們在選舉熱潮的裹挾下過一把“當家作主”的癮，此前此后，他們只是一板一眼地當順民，對政治不聞不問，要問也不知從何入手。然而，決策者上任以后的所作所為對民眾的生計、國家的前途影響甚大。因此，決策決不應該是決策者們的禁臠，哪怕他們是老百姓選舉出來的。真正的民主體制必須給民眾參與政策制定全過程的機會。
談到政策制定，一般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決策過程本身，而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議事日程，而另一些卻沒有？任何一個社會都面臨各種挑戰，但政府應付挑戰的資源是有限的，這些資源既包括財政資源、人力資源、信息資源、時間資源，也包括注意力資源。換句話說，在具體決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擇，對處理哪些挑戰有所取舍。
1962年，美國政治學家巴查赫(peterbachrach)和巴熱茲(mortonbaratz)。
議程設置是指對各種議題依重要性進行排序。為了便于分析公共政策的議程設置，我們可以將議程分為三大類：傳媒議程、公眾議程和政策議程。傳媒議程是指大眾傳媒頻頻報道和討論的問題；公眾議程是引起社會大眾廣泛關注的問題；政策議程是指決策者認為至關重要的問題。這篇文章的重點是政策議程設置，但這三種議程的設置可能是互相關聯的。例如，西方國家的實證研究發現新聞媒體可以引導民眾把關注點集中在某些議題上。在那里，傳媒要影響公眾議程的設置，往往不是通過直截了當地告訴民眾哪些議題重要、哪些議題不重要，因為這樣做常常適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是對某項議題進行反復報道，并把這些報道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或時段。研究傳媒議程設置的鼻祖之一科恩（bernardcohen）。
不過，傳媒并不是影響大眾輿論的唯一原因，政治動員、社會運動、突發事件，以及其他很多因素都可能導致民眾轉變對公共事務的看法和情緒。無論公眾議程是如何形成的，它與政策議程的設置關系更為密切。既然本文的側重點是政策議程設置，我們將不會詳細考察傳媒如何影響公眾議程，而是徑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公眾議程與政策議程的關系上。
如上所述，公眾議程是社會大眾認為政府應該關注的問題。盡管人們的看法不盡相同，但假如定期進行民意調查的話，從對“什么是最緊迫的社會問題”的回答中就能描繪出公眾議程變化的軌跡。哪怕沒有民意調查，公眾議程也會以其他方式表現出來。考察民眾關心的問題與政策制定者關注的問題呈現什么樣的關系，可以為我們確定政治制度的性質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不少人把官員的產生方式作為劃分政治制度的唯一標準，這是把形式凌駕于實質之上。更關鍵的是，什么人在政策議程設置的過程中扮演怎樣的角色、民眾關心的問題是否被提上決策者的議事日程。如果政策議程的設置被統治者或少數精英分子把持、民眾關心的問題與政策制定者關注的問題南轅北轍，哪怕官員是民選的，這種制度也不配被稱為“民主”的。反之，如果公眾議程能夠對政策議程產生直接的影響、后者能切實反映前者的內容與排序，即使官員并非由直選產生，把這種制度斥之為“不民主”也顯得過于簡單化。換句話說，通過考察公共政策議程設置，我們可以透過表象、更深入地認識政治制度運作的邏輯。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們依據政策議程提出者的身份與民眾參與的程度區分出六種議程設置的模式（見表1）。[6]這篇文章將分別討論這六種模式在中國的實現形式和發展趨勢，其目的是通過觀察議程設置模式的轉換來揭示中國政治制度的深刻變遷。
關門模式。
這是最傳統的議程設置模式。在這種模式里，沒有公眾議程的位置；議程的提出者是決策者自身，他們在決定議事日程時沒有、或者認為沒必要爭取大眾的支持。在傳統社會里，當一般老百姓沒有什么政治參與意識時，這是議程設置的主要模式。在當代中國，這種議程設置模式也沒有完全消失。1988年的“物價闖關”也許可以算得上一個例子。
在此背景下，6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評論員文章《改革有險阻苦戰能過關》。雖然文章作者很清楚，物價改革會暫時損害不少人的利益，但他相信，人民對這種沖擊可以承受。
基于這種樂觀的估計，中央政治局于8月中旬討論并原則通過《關于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確定價格改革的總方向是，少數重要商品和勞務價格由國家管理，絕大多數商品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8月19日，該方案一經披露，立即在全國范圍內引起新一波搶購狂潮，甚至出現擠兌未到期的定期存款來搶購商品的情況。
在物價闖關這個事件中，議程設置完全沒有民眾參與。決策者下決心快速推動價格改革后，甚至沒有做出爭取民眾理解和支持的努力，只是一廂情愿地假設民眾會明白決策者的苦衷。結果1988年全年，居民消費物價指數飆升1818%，造成民眾普遍不滿。事后，鄧小平從這個事件中汲取了一個深刻教訓：“制定一切政策，要從實際出發。只要注意這一點，就不會犯大錯誤。
如果發現錯誤，要趕快糾正，不要掩飾，不要回避“。[11]。
動員模式。
與關門模式一樣，動員模式里的議程也是由決策者提出的；與關門模式不同的是，在動員模式里，確定一項議程后，決策者會千方百計引起民眾對該議程的興趣、爭取他們對該議程的支持。也就是先有政策議程、后有公眾議程。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決策者會放棄關門模式而采取動員模式呢？首先，廣大民眾具有了強烈的參與意識，關門模式的正當性遭到普遍的質疑。其次，所涉及的議程執行起來需要得到民眾普遍、自覺的合作。再次，決策者缺乏實施該議程所必需的資源。
在這三種情況下，決策者會希望用某種方式動員民眾參與議程設置，以減少執行階段的障礙；但他們同時又不希望、或不放心民眾主動參與議程設置。
中國人民非常熟悉動員模式。在毛澤東時代，從土改、三反五反，到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再到四清、“”，幾乎每一次重大的、戰略性的議程設置都采取了這種模式。動員模式一般包括五個階段：首先是“運動開始，發出文件”。
文件既可采取中共中央、國務院文件的形式，也可采取人民日報社論、評論員文章的形式，甚至還可采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形式。
第二階段是“層層傳達、普遍宣傳”。傳達往往是先黨內、后黨外，先干部、后群眾，要求做到家喻戶曉、人人皆知。需要強調速度時，則要求傳達不過夜。
第三階段是“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學習是指學習文件、社論、輔導材料之類，其目的是讓大眾吃透中央精神，包括為什么要提出新議程，什么是新議程的“精神實質”，以及落實新議程的步驟、方法等。第四階段是“抓住典型、以點帶面”。
典型既可以是正面典型，也可以是反面典型。典型的意義在于用實例向廣大群眾展示新議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優越性。最后，通過以上幾個階段的工作，動員模式希望能統一思想、形成共識，從而達到貫徹落實新議程的目的。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在議程設置方面采取動員模式的頻率大大降低了，但并未放棄。例如，在以下政策的議程設置中，這個模式依然在起作用：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1980年），在個體經濟中開辟就業渠道（1981年），在農村全面建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982年），開展“五講四美”活動、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加快城市經濟體制改革（1984年），推行國營企業工資改革，破除大鍋飯（1985年），改革勞動制度、打破鐵飯碗（1986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7年），深化企業勞動人事、工資分配、社會保險制度改革（1992年），深化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1995年），對公有制企業實行大規模減員增效、下崗分流（1997年），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制度改革（1998年）。
[13]。
內參模式。
在內參模式里，議程不是由決策者提出的，而是由接近權力核心的政府智囊們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智囊通過各種渠道向決策者提出建議，希望自己的建議能被列入決策議程。他們往往不會努力爭取民眾的支持，而更看重決策者的賞識；他們有時甚至不希望所討論的問題變成公眾議程，因為擔心自己的議案可能招致民眾的反對，最終導致決策者的否決。在這個模式里沒有民眾與決策者的互動，只有智囊們與決策者的互動。
在毛澤東時代，大部分重要決策都是由毛澤東、周恩來等最高領袖親自決定的。[14]那是一個偉人的時代，但這并不意味著完全沒有內參模式的地位。以下三個例子從時間上跨越了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從中可以看出當時內參模式的特點。
案例一：1950年6月下旬朝鮮戰爭爆發，到8月初，朝鮮人民軍已經解放了朝鮮90%以上的領土。當時社會主義陣營普遍以為朝鮮統一指日可待。中國領導人卻沒有盲目樂觀。8月23日，在總參作戰室工作的雷英夫等人經過反復研究最新情報后做出判斷：美軍可能很快在仁川登陸，切斷朝鮮人民軍的補給線，形成南北包圍和夾擊人民軍主力的態勢，使朝鮮戰局發生逆轉。他們進一步預測，9月15日是大潮，美軍這一天登陸的可能性最大。毛澤東得知后說：“這些判斷有道理，很重要”，“很快結束戰爭是不可能了，戰爭肯定是持久的、復雜的、艱苦的”，并隨即作出應對部署。[15]雷英夫的報告直接影響了最高領導人的戰略決策。
案例二：1956年6月，波蘭波茲南的工人為增加工資、改善生活狀況而舉行示威，保安部隊進行鎮壓造成很大傷亡，在全國引起很大的震動和憤慨。8月，曾因“右傾民族主義錯誤”而被解除統一工人黨職務的哥穆爾卡再度出山，并要求當時擔任波蘭國防部長的蘇聯元帥羅科索夫斯基返回蘇聯。10月17日駐波蘇軍出動坦克部隊包圍華沙，企圖進行鎮壓。波蘭人民群情激昂，波蘇軍隊互相對峙，形勢非常緊張。在整個事件中，中國駐波蘭大使館一直強調問題的核心是波蘭的反蘇情緒，把波蘭事件定性為“”。但通過深入采訪，新華社駐波蘭記者謝文清的判斷截然相反。他在10月12日的電文中說，問題的癥結是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
案例三：1969年3月，中蘇之間發生武裝沖突，從而引發了對蘇聯戰略的討論。有人認為，蘇聯的戰略將會東移，進攻中國；有人認為，蘇聯仍是向西，同美國爭奪歐洲。國內最擔心的則是美蘇是否會聯合反華。1969年底，經過深入調查研究，新華社駐西德記者王殊以翔實的材料和數據證實，歐洲是美蘇爭奪的重點，蘇聯的根本利益在歐洲。對于發展中德關系，王殊認為，首先要破除西德是“軍國主義”、“復仇主義國家”的老框框。通過廣泛采訪，他得出結論，在西德占主導地位的是和平主義。同時，西德經濟發展很快，有擴大國際市場的需要。
由上面三個例子可以看出，毛澤東時代的內參模式有三個特點。第一，內參發揮作用的領域主要與國家安全有關；第二，內參主要不是來自研究機構，而是來自參謀和情報收集機構。
第三，內參往往是個別“智囊”的作品，而不是“智庫”的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面臨著險惡的國際環境，如何讓新生的共和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不得不優先考慮的問題。很顯然，這三個特點都帶有鮮明的時代痕跡。
改革開放以后，內參模式更為常見，究其原因，最關鍵的是，中國面臨的歷史任務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如果說毛澤東時代首先要解決的是自立問題的話，那么改革開放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使中國自強。發展現代經濟涉及廣泛的領域，其復雜性超越了任何個人的能力。這就要求對決策輔助機制加以改造。過去那種依靠個別智囊的體制已經很難適應現代決策需要，必須代之以決策咨詢群體。正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便提出了決策科學化的口號，并著手逐步建立健全思想庫體系。
最早出現的思想庫可能是1980年形成的“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其成員是一批具備“通天”關系的高干子弟及知識分子子弟。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支持下，該組成員四處調研，并把報告直接送到中央領導人辦公桌上，為1981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準備了系統全面的第一手調查數據。后來，他們又參與了中央關于農村的幾個“一號文件”的制定，形成一支有實力的決策研究力量。后來，發展組成員分別進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簡稱體改所）。
上述思想庫一般都會出版諸如“簡報”、“參閱”之類的內部報告。這些發行量很小的內參，往往可以直達天庭。最高領導人則幾乎每天都會圈閱、批示、轉發一些報告。[25]在正規渠道之外，部分研究人員還憑借自己的學術聲望和人脈關系通過非正常程序向最高當局遞交密札或進諫。[26]2002年末，新一屆中央領導人上任以后對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更加重視，并作出了表率。
從2002年12月26日到2006年5月26日，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已經舉辦了31次集體學習活動，請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方面的專家講課，平均40天舉辦1次學習活動。[27]同時，新一屆領導班子十分重視思想庫、智囊團的建設。[28]為此中國科學院提出要“充分發揮國家科學思想庫作用？?增強對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的咨詢能力”；[29]中國社會科學院也要求各研究所“努力擔當思想庫和智囊團的重任，更好地為黨和國家決策服務”。[30]可以預見，未來在議程設置上，內參模式還會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借力模式。
在內參模式中，政府智囊們只關心自己的建議是否會得到決策者的青睞。借力模式的不同之處在于，政府智囊們決定將自己的建議公之于眾，希望借助輿論的壓力，掃除決策者接受自己建議的障礙。無論中外，一般而言，政府智囊們都希望直接影響決策者，而不是采取迂回的方式；不到萬不得已，政府智囊們不希望因訴諸輿論而得罪當權者。那么，他們為什么會偶爾出此“下策”呢？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是，智囊們深信自己的建議有強大的民意支撐，而政府內部卻存在反對的聲音。
在中國，借力模式并不常見，但最近卻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從1990年代起，中國開始市場導向的醫療體制改革。根據1993、1998、2003年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改革后城鄉居民的醫療費用支出越來越高，而享有社會性醫療保險的人比例越來越小。[31]2003年的非典危機暴露了公共衛生體制改革的缺陷，也順帶引發了人們對醫療體制改革的反思。[32]但此后仍有政府官員公開聲稱，必須進一步推行市場化的醫療體制改革，讓“國有資產逐步退出公立醫院”。不過，在2005年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和世界衛生組織“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合作課題組卻發表了6份專題報告和1份總報告，證明醫改是“不成功”
的，甚至是徹底“失敗”的。由于這些報告刊登在內部刊物上，它們最初并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2005年6月底，情況突然急轉直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副部長葛延風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了總報告的內容。
他指出，未來中國醫療衛生體制的改革應該堅持兩條原則：一是追求公平，要確保所有社會成員都能夠得到基本的醫療衛生服務；二是要強調衛生投入的績效，即在有限的全社會衛生投入水平下，使全民族的健康水平獲得最大限度的提高。而市場化改革不可能達到這兩個目的。[33]幾乎同時，衛生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劉新明也在《醫院報》上說出了“市場化非醫改方向”的話。[34]這兩則報導一面世便在媒體上和民眾中引起軒然大波：媒體上一時間出現大量有關醫改的報導和討論；而民眾則幾乎一邊倒地同意“醫改不成功”的判斷。[35]雖然有些市場派的學者堅稱，醫改不能走回頭路；[36]雖然衛生部希望回避關于醫改是否“不成功”的話題，[37]但潘多拉的盒子已經打開，如果政府醫改的思路不作重大調整，民眾是難以接受的。[38]看來，智囊們借力之舉相當有效。
上書模式。
這里的“上書”是指給決策者寫信，提出政策建議，不包括為個人或小群體作利益申述之類的行為。上書模式與內參模式十分相似，都是有人向決策者提出建言，不同之處在于建言人的身份。在內參模式里，建言人是政府的智囊或智囊機構；在上書模式里，建言人不是專職的政府智囊。不過，建言人也未必是一介平民，他們往往是具有知識優勢、社會地位的人。只有這種人才擁有某種“話語權”，才了解上書的管道，提出的建議才可能被重視。其實，即便是精英們的上書，往往也是石沉大海，毫無反響。清朝不斷“上書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
的龔自珍在《送南歸者》中不是發出過這樣的感嘆嗎：“布衣三十上書回，揮手東華事可哀”。一般民眾，人微言輕，他們的上書往往在秘書那里就被擋住，很難送到決策者跟前。無論古今中外，由平頭百姓一紙上書影響議程設置的案例簡直是鳳毛麟角。
上書模式固然很少出現，但并不意味著當代中國完全沒有這樣的例子。2003年7月3日，怒江、瀾滄江、金沙江的“三江并流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批準為世界自然遺產。幾乎同時，2003年8月中旬，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通過了怒江流域水電開發方案。怒江興建水電站的決定馬上引起一批環保組織的反對。
一方面，他們通過各種方式動員媒體發出反壩的聲音，爭取輿論支持；另一方面，他們上書國務院領導，要求停止怒江水電梯級開發。2004年2月中旬，在發改委上報國務院的報告上，國務院溫家寶親筆批示：“對這類引起社會高度關注、且有環保方面不同意見的大型水電工程，應慎重研究，科學決策”，暫時擱置了一度箭在弦上的怒江水電工程。[39]2005年7月，溫家寶赴云南考察工作期間，地方官員向他反映怒江水電建設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進退，希望中央能盡快定奪。溫回京后，即指示發改委、環保總局、水利部等有關部門“加緊論證研究，盡快拿出自己的意見”。由于擔心怒江工程重新啟動，61個環保組織和99位個人又于2005年9月起草一份公開信，并將它呈送國務院、發改委、環保總局等有關部委。[40]與此同時，支持開發怒江水電的人也上書中央領導，希望該工程早日上馬。[41]正反兩方面的上書形成拉鋸戰，使中央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對怒江工程定案。民間組織的活動與上書如此影響中央政府的決策，這在中國恐怕還是第一次，成為一個標志性的事件。
隨著社會自由度的加大，社會地位不同、立場各異的人將會更積極地運用自己的發言權。
因此，上書今后有可能變成影響中國議程設置的主要模式之一。
外壓模式。
與上書模式一樣，在外壓模式里，議程變化的動力來自政府架構之外。它與上書模式不同之處不在于“外”，而在于“壓”。在上書模式里，議程的提出者希望通過給決策者擺事實、講道理來影響議程設置；在外壓模式里，議程的提出者雖然不排除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但他們更注重訴諸輿論、爭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對決策者形成足夠的壓力，迫使他們改變舊議程、接受新議程。在上面提到的怒江水電一案中，我們已經看到了外壓模式的影子。在一般情況下，外壓模式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二，外壓模式產生作用的前提是少數人關心的議題變為相當多人關切的公眾議程，否則壓力便無從產生，而這個過程需要時間。即使某個議題已經提上了公眾議程，要最終進入政策議程的話，同樣也需要時間。因此，外壓模式的一個特點是所需時間一般比其他模式長。
第三，由于頭兩個特點的存在，研究者很難準確斷定外力通過什么方式最終影響了議程的設置。他們能做的無非是在時間的先后順序上將外部壓力的演化與政府議程的變動聯系起來。
上述三點是一般情況下外壓模式的特點。但也有特殊情況，即突然出現所謂“焦點事件”
(focusingevents)，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進而迫使決策者迅速調整議程。焦點事件一般都是壞事，如災難、事故等，它們會對某一群人的利益造成現實的傷害、對其他人的利益產生潛在的傷害。這類事件的發生使得利益群體、政府官員、大眾傳媒以及廣大公眾對現存問題有更深切的認識，希望糾正明顯的政策失誤。[43]注意焦點的集中有助于打破已往的力量平衡，使爭取議程轉換的意見在公眾輿論里占據上風，形成強大的民意壓力，迫使決策者在短期內調整政策取向。
先看壓力的根源。雖然中國經濟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里高速增長，但不惜一切代價追求高增長率也帶來一系列嚴重問題。到1990年代末，有些問題已變得觸目驚心，包括環境危機、貧富懸殊、缺乏經濟與社會安全等。與此同時，社會分化程度越來越高。在改革初期，由于社會分化程度低，哪怕某些人必須為改革付出代價，他們也往往愿意犧牲短期的個人利益，因為他們相信，改革最終會使所有人受益。隨著社會日益分化，改革的金字招牌脫落了。[47]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損的階層對新推出的改革不再毫無保留地支持，而是對帶有“改革”標簽的舉措疑慮重重，生怕再次受到傷害。這些人仇視濫用權力、中飽私囊的官員，敵視一夜暴富、揮金如土的新貴，蔑視巧舌如簧、發“改革”財的學者。更重要的是，他們普遍感覺到中國的改革到了強調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時候了！這就是政府面臨的社會壓力所在。
那么潛在的壓力是如何轉化為現實壓力呢？四個領域的變化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利益相關者的施壓、非政府組織的卷入、大眾傳媒的轉型和互聯網的興起。
先看利益相關者的施壓。當社會分化不太嚴重時，各利益相關群體往往處于“自在”階段，缺乏“自為”意識，也不大會為自身的利益向決策者施壓。隨著社會分化程度提高，各利益群體對自身利益變得更加敏感，會產生向決策者施壓的沖動。當然，沖動是一回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施壓是另一回事。這里的關鍵是利益相關群體的動員能力。在所有利益相關群體中，擁有政治和組織資源的地區無疑最強。
區域政策是利益相關群體施壓的一個例子。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存在地區差距，但問題并不突出。其后，由于國家政策明顯向東部傾斜，導致東西部差距迅速擴大。[48]1990年代初，學者與政策研究者就地區差距展開了一場爭論，當時的主流要么認為中國地區差距沒有擴大，要么認為地區差距不算太大。[49]鄧小平也主張應等到“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再“突出地提出和解決”
大多數社團對公共政策沒有興趣，但有一類社團最大的關注點便是公共政策，即倡導性社團。人們習慣于把這類社團稱為“非政府組織”或“ngo”。在中國各類ngo中，環保ngo最為積極。1990年代以前，中國也有環保社團，但絕大多數是自上而下組建的、半官方的環境科學研究團體。那時環境污染問題還不太突出，民眾對此不太關心。因此，那時的環保社團要么研究多于行動，要么干脆沒有什么行動。1990年代以后，生態環境惡化日漸顯著，人們的環保意識也逐步高漲。在這個背景下，涌現出一批民間環保ngo.[56]進入新世紀，民間環保ngo（尤其是高校學生團體）開始在各地大量出現，并呈逐年增加的趨勢。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現有2000多家環保ngo.[57]它們的經費主要靠自籌（相當大的比重來自境外）。除了開展環保教育、配合政府編制環保計劃、擔任有關機構環保顧問外，這些環保ngo還竭力呼吁改善生態環境，并動員各種力量干預破壞環境的行為、工程和計劃，對政府形成巨大的壓力。[58]上面提到的怒江水電工程便是一例。
環保ngo數量不多，但能量巨大，原因之一是很多組織與大眾傳媒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傳媒把環保ngo的聲音以放大的方式傳播出去，無形中加大了它們的影響力。
中國的大眾傳媒不僅充當了環保ngo的“擴音器”，而且近年來在公眾議程設置方面扮演著越來越積極主動的角色，進而影響到政策議程的設置與調整。傳媒的議程設置功能有三個層次：報導或不報導哪些“議題”，是否突出強調某些“議題”，如何對它強調的“議題”進行排序。[59]這里說的不是指某幾家傳媒機構的某幾次報導，而是指傳媒整體在較長時期里的報導活動。很顯然，不進入第一個層次，民眾對一些議題就不會感知。例如，1980年代的煤礦事故比現在更普遍、更嚴重，但當時并沒有成為公共議題。1990年代中后期以來，礦難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之一，主要是因為傳媒對它進行的廣泛報導引起了公眾的重視，不僅進入了第一個層次，還進入了第二個層次。[60]在一個較長時期里，進入第二個層次的議題當然不止一個，這時，如果傳媒對一系列“議題”的報導呈現一定排序的話，也會影響公眾對這些議題重要性的判斷。
近幾年來，中國民眾對三農、農民工、生態環境、公共衛生、醫療保障、貧富差距等問題的關切，在很大程度上是傳媒強調的結果。在中國，媒體的角色一直被定位在“宣傳機器”
上。[61]為什么黨的喉舌近年來會變得越來越具有公共性，成為連接政府與民眾的雙向橋梁呢？這是因為媒體的量和質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量方面，與改革初期比，電臺的數量增加了三倍，電視臺、報紙、雜志的數量都增加了十倍以上。[62]質的變化更為深刻。從1980年代開始，傳媒便開始市場化，這個進程在1990年代以后加快。現在，國家仍掌握電臺、電視臺、報紙和一些刊物的所有權，但失去了國家財政撥款的傳媒機構必須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生存。一旦追求利潤成為傳媒機構的主要驅動力，其日常運作的邏輯便改變了，它們必須考慮：如何吸引讀者或觀眾？如何擴大自身的影響力？當然黨和政府的機關報、機關刊物的自由度比較小，但這些傳媒機構在轉向傳媒產業的過程中，都增設了自由度相對大得多的附屬報刊，例如《人民日報》屬下的《環球時報》，新華社屬下的《瞭望東方周刊》，上海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屬下的《新民周刊》和《外灘畫報》，廣東省新聞出版集團屬下的《新周刊》，以及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屬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新京報》、《21世紀經濟報道》等。本來就不屬于黨報系統的《中國新聞周刊》、《財經》、《商務周刊》、《中華工商時報》等報刊相對獨立性也不小。在這些著名報刊的帶動下，全國幾百家報刊（例如《江南時報》、《大河報》等）紛紛開辟或增加新聞評論和公共事務討論的版面，不斷拓寬言論邊界。影響所至，已經波及廣播和電視媒體。
在競爭的壓力下，媒體往往會主動“三貼近”，不時報導敏感的新聞事件，評論敏感的時政話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大眾傳媒開始更積極主動地為各種利益訴求開辟表達的空間，促使某些民眾關心的議題變為公共議題，進而推動國家政策、法律、體制的變革。
大眾傳媒面臨的競爭不僅來自傳統媒體內部，還來自新興網絡媒體，如互聯網、手機短信等，尤其是互聯網的興起迫使傳統媒體不得不改變以往新聞和信息的傳播格局，并且為公眾討論公共事務提供更開放的空間。
如果從1994年4月20日中國正式進入互聯網之日算起，中國進入網絡時代不過10余年。
然而，互聯網的發展可以用“爆炸性”來形容。1997年初，全國的互聯網使用者不過區區62萬人；到2006年1月，這個數字已經暴增至1111億，而且增長的勢頭仍沒有放緩的跡象。2000年前，由于網民數量低于1000萬，真正意義上的網絡媒體還沒有形成。隨著網民在2001年突破2500萬，情況開始發生變化。2002年，當網民超過4500萬時，網絡輿論急遽升溫。2003年，當網民達到7000萬時，網絡輿論風起云涌，“黃碟”案、劉涌案、黃靜案、寶馬案、日本人珠海買春案、京滬高鐵案、孫志剛案在虛擬空間掀起一波波巨大的輿論浪潮。無怪乎這一年后來被人稱作“網絡輿論年”。[63]此后，互聯網成為公眾傳遞信息、表達意見、評論時政、釋放情緒的一個主要渠道，網絡輿論對公眾議程設置的影響越來越顯著。
出現具有公共性、開放性、交互性、多元性、瞬時性的網絡媒體后，公眾議程的設置邏輯也開始發生變化。在傳統媒體時代，議程說到底是由屈指可數的傳媒機構設置的，政府通過控制傳媒機構來影響議程設置相對比較容易。進入大眾網絡時代，情況就不同了，網民可以通過互動，將他們認為重要的問題（而不是傳媒機構認為重要的問題）變為公眾議程的一部分。例如，在寶馬車撞人、孫志剛被打致死、農民工討取欠薪、醫療體制改革失敗、郎咸平批評國企改革等一系列網上討論活動中，網絡輿論都顯示出設置公眾議程的力量，因為所有這些問題都觸犯了民眾十分關心的公平正義原則。
由于網絡已成為反映民意的渠道，中國的最高決策層對它也越來越重視。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間，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國務院溫家寶都透露，他們也曾親自上網，了解輿情。
2004年9月舉行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指出，“要高度重視互聯網等新型媒體對社會輿論的影響”。為此，在傳統內參報告以外，國務院辦公廳秘書一局信息處最近開始定期編輯《互聯網信息摘要》，報送國務院領導。[65]近年來，不少大案如安徽阜陽假奶粉案、廣州農民工討薪遭打、湖南嘉陽違法拆遷案等都是通過這條渠道迅速上達國務院的。[66]從高層對網絡輿情的高度關注，可以看出網絡媒體的影響力之大。
當然，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并不是相互對立的，它們的作用完全可以互補。
當某個議題引起網民廣泛關注時，傳統媒體往往會馬上介入，進行采訪和深度報導，黃靜案、日本人珠海買春案、京滬高鐵事件都是這樣的例子。反過來，某家傳統媒體機構對個別事件的報導可能在網絡論壇上引起軒然大波，使它迅速變為公眾議程的一部分。在更多情況下，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交互作用，很難辨別是誰引導誰。“孫志剛事件”就是兩者互動的一個典型。在網絡普及以前，廣州地區的報紙就曾對“收容遣送事件”作過一些調查性或揭露性的報導，僅在2000年至2001年兩年間，這樣的報導就有6則之多，但都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67]2003年3月20日，湖北青年孫志剛因未帶證件，在廣州收容所被打致死。3月底，一位在北京學傳媒的研究生在著名bbs提供網站“西祠胡同”的“桃花塢”討論區公布了這個消息。“桃花塢”是全國各地媒體從業者聚集的地方。這則消息于是引起了《南方都市報》深度報道記者陳峰的注意。陳峰與他的同事在采訪孫志剛的親屬和有關部門以后，于4月25日率先在報紙上對此案進行了揭露。[68]其后，別的媒體紛紛轉載。但更重要的是，這時中國的互聯網已擁有近7000萬網民，孫志剛事件在網絡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如果沒有網民的推波助瀾，這個事件也許會像以前一樣很快風平浪靜。然而，借助網絡的威力，這個事件導致輿論嘩然，形成強大而持續的民意壓力，并最終推動政府于6月20日廢止了實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交叉作用竟能這么快導致一項制度的變革，不僅在中國、即使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空前的。
公共政策類論文范文（20篇）篇六
內容摘要：自美、英相繼出臺《外國主權豁免法》和《國家豁免法》，國際上開始了“關于國家及其財產豁免理論和實踐的大動蕩時代”1。如果說國家豁免原則的絕對性和相對性問題國際社會還沒有在理論上加以明確，那么在對國家利益能產生實質性影響的強制措施方面，各國事實上已經達成了某些方面的默契和共識（盡管還存在范圍和程度的不同）。本文主要分析了《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的管轄豁免公約》91年二讀草案（以下簡稱公約草案）中的核心條款即有關強制措施的規定，結合有關國家的立法和實踐，對其加以總結和歸納，并對我國在公約磋商和制定過程中應采取的立場提出一些建議。
一、執行豁免的理論。
（一）理論。
關于執行豁免，存在2種學說或者說是實踐做法，一種是一體說，如果國家行為及其財產享有管轄豁免，那么所涉國家財產也享有執行豁免，反之亦然，即將管轄豁免和執行豁免等同對待，此理論是絕對豁免論在執行方面的體現；還有一種是區分說，即將管轄豁免和執行豁免視為兩個不同的問題區別對待，其中又有完全區分說和部分區分說，前者主張即使不享有管轄豁免，對國家財產的執行豁免的放棄仍需另行表示，后者規定一般需要另行表示，但某些財產符合如用于商業用途、與法院地有聯系、與起訴商業活動有關等國內法條件的，則不享有執行豁免，如美、英、加拿大等國。
（二）公約的立場。
從公約草案第四部分的行文來看，采取了完全區分的立場，同時在某些細節方面也有特殊的地方。體現具體在：
1、公約第18條第2款明確規定，國家同意接受他國管轄并非默示同意采取強制措施，對于強制措施必須另行表示同意。表示同意的方式在該條第一款做了列舉即：國際協定、仲裁協議、事后聲明等。
2、即使在國家已經另行表示同意的情況下，仍需符合：（1）該國已就此訴訟撥了專項財產；或（2）執行財產位于法院地國，并被該國用于或意圖用于政府非商業用途以外的目的，且與訴訟標的要求有關，或者與被訴機構或部門有關。
（1）項較易理解，在實踐中也比較容易區分，（2）項則是具體判定可否采取強制措施的實質條件，現將其分解開來進行分析：
a、地點（領土聯系）。
公約規定執行的財產對象必須位于法院地國且在法院地國被用于商業目的，也就是說，執行對象與執行地國要存在領土聯系。英國、澳大利亞在立法中均未要求外國財產必須用于法院地國的商業活動才可成為強制執行的標的;而美國、瑞士則規定，使用外國財產所進行的有關商業活動須發生在執行國境內,該項財產才可予以強制執行2。另外還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對“在法院地國被用于政府非商業用途以外的目的”進行判斷，是采取性質說還是目的說。從該款字面來看，似為目的標準，但公約第2條對“商業交易”的理解又采取了性質標準為主，目的標準為輔的做法。此處判斷“用于政府非商業用途以外的目的”究竟以哪個標準為準，仍需公約加以明確，當然目的標準對被執行國是有利的，因為很多具有商業性質的國家行為的目的往往不是出于商業營利。
b、時間。
公約規定可能被執行的財產必須被該國用于或意圖用于商業用途，在時間上包括了過去、現在和將來，涵蓋范圍是比較廣的.。而美國、澳大利亞的豁免法規定，用于或曾經用于商業用途的財產可以成為強制執行的對象，但未提及意圖即將來可能用于商業目的的財產，也就是說，在這些國家，意圖用于商業活動的財產可能在執行豁免之列。公約在這方面有些超前，對被執行國（往往是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不利的，因為它把可能將來用于商業的財產也納入了可被執行的國家財產范圍，而“意圖”或者說“可能”的判斷往往是以執行國的國內法為標準的。
c、與被訴行為的關系。
[1][2][3][4]。
公共政策類論文范文（20篇）篇七
工業革命為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型奠定了基礎；伴隨著它，不僅人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而且生活場景也從農村社區轉到了大城市的人口稠密區。上個世紀的科學革命則帶來了自身系統性的變化：新發明的產生使托馬斯·愛迪生那樣的孤立的、獨立的發明家轉到了巨大的研究實驗室。今天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就象百年前生產汽車和鋼材一樣。從而象比爾·蓋茨那種懂得如何制造知識和信息的人們要比其它的種類的人更能收獲果實，就象當年制造汽車和鋼材的人成為那個時代的闊人一樣。
向知識經濟的變化過程需要重新思考一些經濟基本原理。知識與其它商品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具有公共物品的許多重要特征，實際已具有全球性公共物品的重要特征。政府對保護一切產權起著關鍵的作用，而其對知識產權所起的作用就相當復雜了：甚至對這些權利的確切定義也不清楚。在知識經濟中，壟斷的危險甚或比工業經濟時代更大。這說明在知識經濟府的作用與我們已熟悉的上個世紀工業經濟中的作用截然不同。
知識經濟的文化。
轉變思維方式。
比獲得知識更重要的是思維方式的轉變。這種轉變很難定義它，但一個公認的變化就是人們認識到，深陷好幾個世紀的貧困不再是不可避免的和必然的，也許最重要的是對知識和教育的普遍重視，尤其對科學和技術的重視。確切無疑，甚至在最發達的社會，科學盡管對我們所有的人都有利，但與其打交道的，還是集中在相對小的范圍里——這一現象我們這種從校園到政府的人看得十分清楚。發展的過程可以看作是這些基本思維方式的觸角延伸的程度以及這些思維滲透到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主動學習與制度轉變。
發展就是關于最終影響人們如何思維的社會轉型。外部機構不能強迫人們改變其思維模式和信仰。人們只能被強迫采取某種行為或說出某些言語，但人們很難被強迫改變其心靈和思想。那只能靠自己來改變。
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變，要伴隨著至上而下的等級制度的結構向諸如半自治團隊式的平面結構轉變。泰勒制的垂直結構是為了實施和協調某些身體行為，而以知識為基礎的勞動組織則涉及更多的對自治的認同及思想的自我導向。知識的最佳獲得不是通過死記硬背的記憶化，而是通過學習者的主動參與。學習是通過做，而不是通過觀看或記憶。
知識經濟的基本特征。
現在十分清楚知識經濟的成功離不開文化的改變。在有些方面，知識與普通商品存在根本區別，這些區別不僅對應該如何組織知識經濟有重要啟示，而且對與之相關的公共政策有很大啟示。
知識的公共性與無限性。
首先，也許是最基本的事實是前面提到的——知識是公共物品。托馬斯·杰弗遜用如下的方式描述了知識和信息的非競爭性：“他從我這兒得到了一種思想，是在沒有減少我的思想的同時，他自己得到了引導；正如他在我這兒點蠟，在沒有暗淡我的同時獲得了光明。”知識動態過程的特征最終來源于知識具有向稀缺性挑戰的無限性或非競爭性特征。知識一旦被發現或公開化，對于增加的更多用戶來講，絕對是零邊際成本。
這里有必要從概念上區分知識的純粹非競爭性和傳播的低成本。信息革命通過現代技術的大幅度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加工和傳播信息的成本降低。但任何信息的物質載體或編碼都是有競爭性的。就象在圖書館常見的，不同位置上的兩個人不可能同時使用同一本書。還有象從因特網上下載東西時等待的時間也可以證實電話網絡上的電子郵箱是競爭性的，而且能帶來擁擠后果。只有非物質的（“無載體的”）知識、信息、思想、概念、功能及其它思想的抽象客體才是純粹非競爭性的。那是在人（學習）與事物（運用）中知識載體化的過程，總有一天它會值錢，并且是資源。
知識產權的產生與保護。
純粹公共產品是一種非競爭的，并對某用戶來講沒有排他性。但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排他性，因而可以被認為是非純粹公共物品。如果有效的使用完全無代價的話，企業和個人將沒有生產知識的動機。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是私人提供的，特別是一些有實用價值的發明創造，應有某種形式的保護。知識創造不能簡單地公開化。有些時候商業機密有必要保護。但在其它情況下，需要對知識產權的更寬松的保護。
知識經濟的競爭。
可以肯定地講，知識會帶來規模收益的增加，而這又可能削弱競爭基礎。那些聯合使用計算機“語言”的大型網絡的外部效果強化了這種觀點。這些網絡的外部效果還有均衡和動態兩個方面更深遠的影響。然而，我擔憂壟斷資本主義正以國際規模卷土重來，此間微軟成為人們注意的中心。不用過早判斷審判結果，很明顯的是，微軟涉嫌企圖在pc操作系統中開拓出接近壟斷的地位，而且其擴張影響的企圖也顯而易見。如果微軟的做法并不違法，那么問題就是，興許法律應該修改了[2]。
公共政策類論文范文（20篇）篇八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的迅速發展,公共政策已經成為政府調控現代市場經濟和進行社會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公共政策是政府進行行政管理工作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在社會生活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摘要:公民參與在公共政策的整個運行過程中,充分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主人翁地位,真正貫徹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原則,制定出科學、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以實現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中的意義是極其重大而深遠的。
公民參與也是民主程序的核心概念,“真正的民主,需要通過‘公民不斷的參與’,方能領略什么是民主,在心理上融會和建立民主作風,在行為上獲取民主辦事的技巧和方法,這樣才可以保證社會運作是真正由人民主宰。
關鍵詞:公民參與;公共政策;民主。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的迅速發展,公共政策已經成為政府調控現代市場經濟和進行社會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然而,由于政府自身的缺陷和公共事務的復雜等因素,公共政策往往并不像人們所想象和期望的那樣有效。
為了制定出科學、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人們不斷地從多方視角、通過多種途徑進行探討及實踐。
本文從“公民參與”視角出發,從原因和背景、功能、爭議及存在問題和對策幾個方面論述了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參與,以期為公民參與乃至政策科學的發展“添一把薪”。
一、公民參與的原因及背景解析。
1.公共政策的整個運行過程都以社會民眾為基礎。
首先,政策的需求信息來自社會民眾或團體(利益集團)。
任何一項政策的實際需求總是來自社會的實際需要,代表公眾實際利益和要求的政策總是從民間社會首先萌發。
且任何公共政策總是涉及廣大民眾的,公共政策應是以保護他們的起碼利益為目的的。
其次,民眾也是公共政策運行的主體,公共政策的執行常常需要施政者與影響對象之間的密切合作。
如果后者是被動的、消極的,那么政策的效果會大打折扣或成本大增。
政策制定者也只有在充分考慮到政策相對人的態度、利益得失,才能夠制定出最符合社會需要、最能為社會公眾所接受的公共政策。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促進公民參與的發展。
首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喚起公眾的參與意識。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深刻性、廣泛性、艱巨性都表明,它需要全體社會成員的積極投入,廣泛參與。
只有充分發揚民主,使公眾有更多的參與機會、參與條件、參與渠道,社會公眾才會真正樹立起高度的主人翁責任感,鼓動起人們的政治熱情。
其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激發公眾的政治參與愿望。
市場經濟體制的構筑過程也就是利益關系不斷調整的過程,公民在爭取自己的利益的過程中,必然要求過問和參與與自己利益關系密切的公共政策過程,甚至就某些利益關系重大的問題向政府討價還價,施加壓力。
再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為公民參與提供條件,如產權保證、物質和必要的設備保障等。
3.政治現代化促進公民參與公共政策。
我國社會主義由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政治過程必須向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向發展。
從民主化角度來看,人民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作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在公共政策過程中就應當強化自己的主體地位。
公民再也不僅僅滿足于作為公共政策的客體(對象)而存在,被動地認可和接受政府的公共政策方案,而是強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統表達自己的意愿,具體過問公共政策制定、執行和反饋的全過程,使公共政策能夠更充分地代表自己的利益。
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已得到越來越多人的支持。
認為公民參與,具有極其重要的功能,是貫徹民主信念的進一步落實,可以發揮集體智慧去解決社會問題,它可以發動社區資源或公民來推動發展計劃,也可以使更多公民通過參與的過程認識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執行。
1.集體參與,可減少政策上的流弊與個人的私欲,進而確保一個更可行及公平的決策。
基于每個人知識有限,思維的方法不同,群體智慧對于決策來說相信是比較優越和可靠的,因為這是經過眾人參與,互補長短的情況下得出來的。
其次,通過意見的交流和不同觀點的沖擊,不但可以使個人的眼界得以開闊,而且個人的私欲亦得到調適,使政策依據群體的意愿而做出。
2.大眾的關注和參與,對于一個政策的成敗起著決定性的影響。
首先,公民參與,有助于政策決策主體充分考慮和重視廣大人民群眾的疾苦、利益和愿望,并把政策目標的確立和政策措施、手段的選擇建立在符合這種利益和愿望的基礎之上,以減少政策決策的盲目性,提高政策的合法性。
其次,公民參與,可以減低執行時遇到的困難,有利于政策的有效執行。
3.公民參與,促進了政策相對人主體地位的確立。
這有助于提醒政策執行主體尊重政策相對人的人格,并注意激發政策相對人對公共政策的認同感和接受主動性,減少政策執行中的阻力和實際存在的強迫性和人格侮辱等違背政策和法律的行為。
還有助于改變政策研究和咨詢過程中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單一視角,而代之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雙重視角,擴大政策研究和咨詢的領域,并使研究成果能直接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
實踐公民參與的爭議與反思。
“公民參與”是很理想的理念和正面的行為,但在實踐方面,要鼓勵一個人去參與社會事務,要求他或她不單是只顧個人的利益,而是采取利他人的傾向,關注公共事務,從而介入參與和協助、表示意見、推廣活動和參與決策,這是不容易的。
所以一些學者就政策中的公民參與問題也提出了質疑。
第一,很難確定公民大眾的真正意愿,持這種觀點的認為一般公民沒有空余時間去關注或去認識政策問題;那些有時間和有興趣的,未必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去理解;很多沒有參與組織的公民都是較沉默、被動,對社會上的政策很少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很難確立公民意愿。
第二,批評公民意見多屬短視,一般公民的意見常被指為只求眼前利益,急功近利,不能容忍;而且所要求的多屬狹隘的利益,而忽略社會全局性的發展。
第三,公民參與效率低、耗時和昂貴,而且使政府部門內的專業及行政人才難以發揮其知識及經驗,不能采取果斷措施,令工作效率降低,未能應付瞬間萬變的現代化社會形勢。
最后,公民參與會導致社會不滿及不安。
現代社會的物質生活不斷改善,一般市民的期望亦相對地不斷膨脹,常常提出過高要求和不切實際的論調,而當這些要求未能適當地被滿足時,這些公民的內心很是不滿,對政府及社會產生不信任和不安。
與此不同的是,對公民參與持贊同觀點的學者卻提出不同的觀點:第一,指出多數公民較被動,對一般政策很少有自己的意見,是符合實況的。
但要求那些有見識、有意見、有親身體驗、有切身利益的基層公民,積極參與,發表意見,對公共政策的制定總是有裨益的。
至于專業知識和才能方面,公民未必完全掌握,但有更多的機會參與,他們的認識便會加深,而且他們作為受益者的切身感受和不受部門領導的位置影響,對專業和官員能起到互為補充的作用。
第二,公民意見是否屬短視,在未有機會參與和發表時,在未有比較和分析時,實難先驗地下判斷。
第三,公民參與是否耗時和昂貴,很難有定論。
很多政策都是涉及廣大公民的生活和利益的,且有長遠影響,只有深入和詳盡的反復研討才可減少日后出錯時所帶來的失誤和浪費。
第四,隨著社會的發展,尤其是近年公民受教育水平上升,通過傳媒而接觸世事日多,對生活質量及政治權利的要求不斷提高。
四、公民參與的現實問題及對策思考。
雖然在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參與問題存在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總體水平較低,存在著公民參與的主動性和自覺性較低、公民參與的理性化程度較低、公民參與的能力不足、公民參與的制度化較低、政府官員的錯誤觀念等諸多現實問題。
但近年來公民參與已得到愈來愈多的人的接受與支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格局,是公共政策發展的必然趨勢。
所以,經驗、揚長避短對政策中公民參與及政策科學的發展意義重大。
1.加強公民參與的制度化建設。
公共政策類論文范文（20篇）篇九
摘要：問題是時代的聲音。馬克思主義的內在規定性就要求大家以哲學的思維方式來把握時代、把握時代問題。在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實踐中，由于公共政策的失靈，使得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表現出了不同的問題，但究其原因就在于權力的異化導致了公共政策的失靈。
關鍵詞：公共政策;社會利益;問題;研究。
一、權力異化是根本原因。
在追逐自身利益的過程中，政府為了其效用的最大化，極有可能出現“權力自肥”和尋租的后果，這就導致了公共政策目標的偏離，從而引發一系列嚴重后果。作為政府機構中的行政管理人員，其具有雙重屬性：一面是“社會人”，一面是“經濟人”。從“社會人”的屬性出發，政府機構中的行政管理人員履行工作職責同樣存在著基本的交換關系，他們用自身的勞動來獲取個人的進步和自身價值的實現以及周圍人群的認可和尊重;從“經濟人”的屬性來看，政府機構的行政管理人員履行工作職責則是同樣是為了獲得與自身勞動付出相匹配的經濟報酬或者補償，但是由于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們往往會想方設法得到遠遠超出自己付出勞動甚至根本就不是自己所得的那一部分利益。
1.政策制定過程科學化不高。
如上文所述，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每一個群體、階層、個人都有著各自不同的利益訴求，在他們這些利益訴求之間，既有追求共同利益的一般，也有謀求自身利益的特殊。17、18世紀的思想家，如霍布斯等人很早就告訴我們，如果任由人們依靠自身的強力或者暴力來實現對資源的分配，那么終將會出現會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毫無公平和正義可言。為了保證人類社會的有序和正常繁衍，人們必須公平、公正地將各種利益資源進行分配，現實生活中，各個不同的利益群體、階層和個人，都有參與和影響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的沖動，為了獲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們可能會想方設法，通過各種手段和途徑，利用各種資源，來完成與其他利益不同體的博弈、合作和競爭，最終實現利益的相對均衡。
當今時代，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疊加，信息化已經成為全球發展的主流趨勢。在現實生活中，由于一些歷史的原因，現行的政策制定過程中，經常會偏離一些規范化的程序和形式，或多或少地出現憑借決策主體即領導說了算、一言堂的現象。
2.公民參與度不高。
現代民主政治的根本和實質就在于公民的政治參與，它也是政治文明發展與否的重要標識，“公共政策是對全社會的價值做有權威的分配”，在這個價值調整過程中，涉及到每位公民的利益，所以政府政策的公共性體現為政府的政策為公共服務的程度或者說是政府符合公共利益的程度。[4]然而我國政府政策的`公共性往往不足，強勢群體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往往能夠通過自身的優勢諸如經濟實力、社會關系、社會輿論資源等因素來影響、左右公共政策。
3.制度的缺失或無效。
公共權力能否正常行使決于決策的科學與否，而科學理性的決策的關鍵就在于數據信息的準確和實時以及決策程序的規范和科學。但是在實際的公共管理過程中，由于公共事務自身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有時對于信息的可靠性和準確性都無法進行判斷，也就不可能有時間按照規范化的程序來進行可行性分析，而必須“摸著石頭過河”，這也導致了決策主體往往會聽從于自己的經驗才猜測、預判事物的發展，從而做出一種有限的理性選擇，最終就可能偏離政策目標。
1.培育公民社會是基礎。
在各個利益群體的政策博弈中，公共政策的最終制定都將由所有參與者的互動來決定。因此，一個好的制度將很好地保證結果的最大公平性。作為防范公共政策失敗的有效途徑，制度創新的作用首先體現在制度是一切公共政策實行的最低保證，沒有制度作為政策，尤其是同基本國情、時代特點相配合的整套制度，公共政策都缺乏有力的支撐;其次，制度使公共政策的土壤，不可能離不開制度的規范和約束;最后，公共政策的失靈為制度創新提供了前車之鑒，可以防止新一輪的政策失靈，從而最終建立公共政策走向成功的長效機制。
3.提高政府行政管理人員的道德責任是必要手段。
政府行政管理人員的職業化是當前世界發展的主流，作為一個特殊的職業群體，政府行政管理人員擁有公共權力并行使公共權力。而公共權力來源的社會性決定了他們可以操控著整個社會的每個方面。行政人員和公共權力之間的職業關系，使得行政人員這個群體具備了天生的特殊性，和其他職業的人員相比，也有著根本的不同。公共權力是行使支配性權力，這樣的支配是其他任何職業所不具備的。因此，政府行政管理人員理所當然應該具備理性和道德的雙重屬性。因為其具有理性，因此，他們有追逐自利的動機，但是，因為理性和道德的約束，他們更應當追求最大化的公共利益。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保障和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這才是政府最基本的職能和工作。
對于行政管理人員道德意識的培養，必須要緊急結合當前社會發展的實際，分析新情況，總結新特點，有針對性建構一種新型的現代行政文化。文化對于人及其價值觀、世界觀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行政文化也不例外。由于一些歷史的原因，官本位、人治文化至今仍充斥于當代中國的行政文化當中。所以要重構現在的行政文化，必須從根本上破除這些腐朽的文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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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景鵬.論政府公共性[j].天津社會科學，(6).
公共政策類論文范文（20篇）篇十
（一）以美國本土公共政策案例為中心，重視對美國本土公共政策實踐問題的研究。
（二）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深化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合作與互動。
美國公共政策學一個重要的發展特點和發展經驗，就是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互相結合，注重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合作與互動，這樣的結果是使公共政策研究更具實踐性和應用性。美國公共政策學者普拉諾認為，公共政策學與相關學科的“純科學”不同，它主要是一門“應用性”學科。應用性和實踐性是公共政策學科價值的最根本體現。而在促進公共政策理論與實踐走向融合的過程，深化學界與政府的雙向交流是至關重要的。早在學科誕生之時，公共政策學創立者拉斯韋爾就指出，公共政策學是一門必須和政府官員共同研究的學問。從公共政策學的研究對象的特殊性來說，學者們非常需要了解政府官員對政策的認識和掌握的數據；同時，政府官員也需要了解學者們的政府研究思路和政策建議。[2]在德洛爾看來，學習和研究公共政策學，缺乏感性知識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大學里設公共政策學課程，應當聘請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或執行方面有豐富實踐經驗的人與大學老師一起登上講臺。美國公共政策的發展也正好踐行了拉斯韋爾、德洛爾的倡導。許多具有豐富的公共政策實務經驗的又有教學水平的被美國大學不惜重金聘請到大學來講學。而眾多學者本身也具備豐富的政策咨詢經驗。在美國，對于從事公共政策教育的教師，一般要求具有在政府部門或公共管理部門工作的經歷，或者與政府部門有聯合研究項目或咨詢項目，從而保證教學的針對性和實用性。
（三）注重研究方法論的多元化和跨學科研究。
經歷過幾十年的發展，美國的公共政策學研究已經發展出多樣化和跨學科的研究方法，這也是美國公共政策學繁榮發展的成功之處。公共政策學建立者拉斯韋爾認為，公共政策科學具有跨學科的特性，學知識和方法，不僅要借助于社會科學及行為科學尤其是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而且也借助于哲學、數學、系統分析及運籌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德羅爾也同樣強調公共政策學的跨學科性質。美國著名公共政策專家麥考爾和韋伯在《跨學科的政策分析》一文中，探討了政策分析與管理學科、城市規劃、社會服務、法學、工程學、醫學等應用專業領域之間的學科關系，分析了政策分析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諸學科之間的學科關系，最后得出結論：“政策科學———致力于科學完善政策制訂的一個知識領域———最好被理解為一個已經出現的專業，它可能從許多學科(特別是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和心理學)以及一系列有關專業(特別是管理、城市規劃、社會服務和法學)中極大地獲取了直接的事實、概念、原理和方法。”[3]早在社會矛盾激化、政策問題叢生的20世紀60年代，美國公共政策學就興起了跨學科研究。70年代后，發展至今，美國公共政策學多樣化研究方法和跨學科研究已成為世界典范。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于行為主義的影響，公共政策學強調實證分析方法。20世紀70年代后，美國公共政策學研究方法變得更加多樣化，行為主義、公共選擇方法論、博弈論、個案研究、實證分析、數理統計分析、定時分析、倫理分析、價值分析甚至超理性的直覺方法等方法都得到廣泛應用。
（四）重視公共政策學分支學科的發展，形成豐富的學科體系。
美國公共政策科學在其形成與發展的半個多世紀的歷程中，已經形成了極為豐富和細致的研究領域或分支。大體而言，美國公共政策科學的研究領域劃分可以歸為如下兩個層次：第一層劃分是在以“政策科學”作為學科領域這一總名稱之下，主要包含有政策科學總論、政策分析方法、本國公共政策、比較公共政策、政策倫理學（政策價值觀或公共政策與倫理關系研究）、戰略研究、未來研究以及公共選擇、經濟政策學、社會政策學等分支；第二層劃分是在政策過程的各個基本環節或功能活動方面形成的專門研究分支，如政策戰略（元政策）、議程設置、政策制定（政策規劃或政策形成）、政策執行、政策評估、政策終結等。另外致力于突破政策過程階段論的研究者亦發展出政策變遷、政策周期、政策網絡、政策范式、政策學習、政策傳播與擴散等新領域。同時，近年來歐美公共政策研究領域還不斷推陳出新，出現了一批更新更細的研究分支，如政策話語理論、協商式決策、推論式政策分析、參與式政策分析、全球公共政策網絡等。[4]總之，美國公共政策學經過幾十年時間發展到當代，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子學科，學科體系日益豐富。
（五）公共政策學科獲得政府的充分支持，使公共政策學實現了建制化。
學科建制化水平是衡量一門學科的發展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建制化是學科成熟的外在標志。根據科學社會學的觀點，一個學科的社會建制也就是一個學科的機構設置，包括學術團體、基金來源、出版發行渠道、教育培訓、職業化等。在西方尤其是美國，政策科學的這些機構、建制已相當完備。在學術團體方面，美國已擁有不少專業學會和研究中心；在基金來源方面，既有私人資金也有政府資金；無論是政府機構還是私人組織都對公共政策感興趣，愿意撥款或資助政策研究，在出版渠道方面，目前美國有不少政策科學的雜志，已出版了大量政策科學方面的著作或叢書；在教育培訓方面，從70年代初開始，美國出現了一批獨立的公共政策學院，許多大學相繼制訂出政策科學課程大綱，開設相關課程，并出版了不少政策科學的學位授予點；在職業化方面，現有政策研究已被公認為一種新的職業，從業者包括政府部門的“政策分析家”、思想庫的工作人員、大學及研究生院的教師等，從業人數已具備相當規模。據70年代初的統計資料，單思想庫的從業人員就有近十萬人，分布在5300多個思想庫中。[5]而在美國公共政策學的建制化過程中，有一點值得指出的，那就是美國政府部門對于公共政策學科發展的宏觀調控是指導性的而非指令性的，是約束與支持共進。至今，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等官方機構并不對公共政策學科實施全面管理，而是由民間的ngo進行評估與管理，美國政府則主要從通過教育撥款和科研資助的方式來影響公共政策學科發展。
二、美國公共政策學發展經驗與特色對中國的啟示與借鑒。
學者陳振明提出，中國公共政策學必須處理好規范化(國際化)與本土化(特色)、主觀性和客觀性、價值與真理之間的關系，在充分注意國際規范，吸收國外政策科學研究的積極成果的基礎上，立足于對中國政策實踐及現實政策問題(尤其是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中的重大政策問題)的研究，加強政策相關知識在政策決策過程中的應用，發揮政策科學理論在政策實踐中的指導作用，凸顯中國政策科學的應用性、現實性和本土化。[6]然而，從中國公共政策學發展現狀來看，相當多的中國公共政策研究者將研究重點放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公共政策理論與實踐上，而非中國公共政策實踐本身。有的學者甚至一提起公共政策學就言必稱美國如何如何。由于中國公共政策學起步晚，在學科引進初期將研究重點放在西方公共政策理論的引進和消化上是可以理解的，但經過30多年后仍然將研究對象重點放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公共政策學研究上就是十分令人擔心的。不客氣地說，公共政策的有些問題在國外是真問題，在國內則是毫無研究價值的偽問題。因此，公共政策學的研究必須立基于影響本社會的一些重大問題之上，加強對中國本土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以解決中國當代公共政策問題為核心，創造性地走符合現代性標準或具有現代性內涵的公共政策學科發展之路，建構起中國特色的公共政策學學科理論體系。為此，就必須把公共政策學研究的重心放到中國自身的政策實踐上來，對我國公共政策實踐活動做廣泛和深入的研究，從中概括和總結出理論來。
（二）既要重視基礎理論研究，又要重視應用研究。
目前中國公共政策學的基礎研究仍然比較薄弱。除了對方法論的研究比較薄弱之外，中國公共政策學在學科基本范式上并沒有成型，而這必然使公共政策學研究缺乏更深層的理論指導和更堅實的理論支點。而美國公共政策學的發展史表明，要實現公共政策學的學科發展，必須既要重視公共政策學的基礎理論研究，又要重視公共政策學的應用研究。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關系和矛盾是任何一個學科都要面對的問題。因此，為了公共政策學學科體系自身的完善與發展，我們要充分重視公共政策學的基礎研究，但根據認識的最終來源是實踐這一馬克思主義觀點，我們又必須重視公共政策學的應用研究。進言之，就是必須重視研究中國公共政策實踐，通過問題導向的研究總結出解決問題的.規律和辦法，并上升到公共政策學理論的高度，促進中國公共政策學的理論建構和學科發展。
（三）必須汲取其他學科的養料，加強跨學科研究。
（四）必須重視研究方法的多樣化和科學化發展。
美國公共政策學的發展史告訴我們，沒有任何單一的研究方法能足以支撐整個學科研究。公共政策學要實現自身發展，必須引入和發展多樣性研究方法。西方公共政策學在百多年的發展中，發展出多種多樣的研究方法，這些研究方法并無國界之分，它對中國公共政策學的研究也是可以借鑒的。當然，我們也不能盲目照搬照套西方公共政策學研究方法，一種研究方法是否適合中國公共政策學的研究還應視實際情況而定，在這方面我們要尤其防止不加分析、囫圇吞棗地套用西方公共政策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中國問題。中國公共政策學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決定了我們應當發展適合研究對象的研究方法，構建和發展中國公共政策學的研究方法對中國公共政策學的長遠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
（五）必須重視研究領域的分化，發展分支學科，構建學科體系。
美國公共政策學的發展經歷了一個由內向外的發展，研究領域不斷細分和拓展，學科不斷分化和融合的過程，最終形成一個多姿多彩的學科體系。這就告訴我們，我國公共政策學的發展必須不斷開拓新領域，組建分支學科，最后形成一個壯大的學科群或學科體系。反觀我國公共政策學的研究，研究領域仍顯狹小，中國公共政策學在對公共政策的好多領域都缺少理性認識，這種狀況很不利于中國公共政策學的發展。
（六）必須積極爭取政府及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要發展中國公共政策學，實現公共政策學的本土化與國際化，就要得到各方的重視與支持：社會各界在公共政策研究過程中要對公共政策研究者給予積極的配合與支持；政府部門在公共政策研究過程要給予足夠的政策參與機會和充足的研究資金支持；學術界要為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一個良好的學術環境，建設一套良好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就當前來說，最重要的是政府應大力支持公共政策學科建制化，提升公共政策學的學科地位。
公共政策類論文范文（20篇）篇十一
摘要：
媒體對公共政策的作用和影響主要體現在民眾與政府的信息溝通以及監督執行方面，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皆能起到重大作用。
關鍵詞：
對于國家政治生活與長治久安而言，公共政策的制訂是最為重要的部分。正確合理的公共政策將幫助政府機構更好地管理社會，服務民眾。而媒體與公共政策本身就具有天然性的聯系，能將信息集約、整合、溝通和傳播，為廣大社會群體提供了解公共政策、參與政府決策、表達切身利益和自身觀點的機會。同時，也方便社會中的個體對政府行政作為與公共政策執行程度等加以監督，以保證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合法化、民主化及科學化。媒體又是國家進行政治社會化、塑造自身形象和增進政府合法性的重要舞臺，國家利用這一公共空間加強與社會民眾的交流，可在很大程度上促進政府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
媒體在公共利益表達方面的功能。
作為群眾利益的表達渠道，大眾媒體通過自身所提供的信息和輿論點，促使公眾參與到政治決策當中，使得原本比較分散的公眾意愿轉化為明確集中的決策要求，再將政府部門的公共決策信息公開透明地傳達給公眾，最后將公眾的意愿和建議反饋給決策者，使決策層可以充分了解社會成員的意見，能夠不斷對決策進行適當調整，從而有利于公共政策制定合法化、民主化及科學化。同時，利用大眾傳媒監督和糾正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偏差，對行政決策進行完善。媒體在公共利益表達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2009年5月7日，浙江大學畢業的譚卓在過杭州城西繁華路段斑馬線時，不幸被一輛正在高速行駛的三菱跑車撞倒后身亡，而肇事者胡斌和朋友卻在現場談笑風生。由于該事件發生在杭州市的鬧市區，慘案發生以后，社會輿論非常強烈，不管是在傳統媒體，還是在網絡媒體上，很多人都在發表著自己對這件事情的見解，最終引發了政府相關部門對該案件的重視。
在該案件當中，媒體作為一種具有話語表達、信息溝通、輿論監督等社會功能的公共平臺，在平衡、統一和協調不同關系、不同利益的相關過程中，通過雙向性的對稱進行傳播，讓政府和公眾可以在溝通和了解的基礎上達成一致。這一事件讓我們充分認識到媒體在信息對稱傳播當中的新角色，并將進一步促進社會發展的作用。
另外，媒體充當了公共利益的守護者。在當前信息化的社會，媒體的依存度已經越來越高，人們更加容易體會到大眾傳媒對社會發展和人類生存的重要意義。例如近段時間，央視《焦點訪談》報道了河北武邑縣周先生辦理護照的新聞，報道中的周先生稱從北京到老家往返6次，走了將近三千公里才最終將所需的證件辦理成功。以此事件為輿論焦點，《新京報》聯合優數咨詢進行了類似辦理相關證件手續難的調查。該事件中，針對當前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普通群眾辦理手續困難的現狀，由相關媒體進行聯合深入地調查和了解，而后將產生問題的原因與解決的方式進行敘述，從而很好地落實了媒體實現公眾利益表達的工作。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媒體作為一種可以讓人們參與、理性平等進行對話的話語平臺，是積極促進政府和公眾有效交流、互動、溝通和發展的重要力量和有效途徑，最大限度地為維護公共利益的實現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它可以減少利益輸入的一些中間環節，有利于讓公眾接近決策的核心，從而來實現自主的利益，有效的進行表達；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溝通政府和公眾的橋梁，媒體一般都是以弱勢群體代言人的身份，為很多無法和決策系統進行接觸的'人群提供了表達問題和提出意見的窗口，從而有效的擴大政策問題的來源，同時還可以較為有效地克服政府決策的盲區。
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媒體具有的功能主要表現在：
一、具有促使問題進入到政策議程的功能。在媒體報道當中，媒體工作者需要先對所采集到的信息具有的價值進行選擇后，才可以進行報道。媒體對現實世界選擇性的報道對公共政策問題的提出非常有利。在一些具體的情況中，媒體在推動公共決策完善和改革的同時，還可以發揮關鍵性的作用，比如他所提供的一些真相有很大的可能是決策機構通過常規政府機構渠道不可能了解到的，或者是因為某些政府機構和部門由于各方面原因所造成的信息流失，從而導致決策者難以了解到。
二、媒體具有反映社會公眾利益的功能。媒體有助于公共參與和公共政策的制訂。媒體作為連接著公共決策和公眾參與的有效橋梁，能夠幫助很多不能夠直接和決策系統接觸的公眾來公開的表達自己的訴求，讓基層老百姓可以直接關注政策問題并且直接有效傳達心聲。媒體傳遞信息的及時性和直接性將會幫助那些分散公眾及時參與到公共政策的過程中。所以，媒體具有強化公共利益表達的功能，它將真實地反映公眾的利益。
公共政策規劃后形成比較成熟的政策方案，最終在政府部門的允許下進行執行。在公共政策執行的過程當中，通過媒體能夠提升公共政策的執行過程中的科學性。
一、使政府機構、群眾間的信息保持通暢。通常說來，媒體會擁有社會問題的現場資料和內部信息，在公共政策執行當中，媒體的優勢可以為執行帶來信息上的支撐和提供事實上的證據，消除群眾對政府只從單一方面公布信息所產生的質疑感，同時實現群眾、政府對于事件情況的跟進性了解。
二、避免公共政策執行中出現的有限理性模式。該模式主要認為公共政策執行時，政策的制訂者和執行者受到來自多方條件的影響與限制，自身出現理性有限，所執行的工作不是在完全理性的環境下進行的。因此，在公共政策執行過程中需要利用媒體的作用。如媒體通常會進行相關領域專家的采訪，公布群眾意見以及書寫新聞評論的方式，盡可能多的為公共政策執行提供客觀依據、建議參考，降低理性有限出現的可能性。
三、媒體能夠起到政策執行前宣傳，政策執行中監督和政策執行后討論的作用。特別是在新媒體技術出現后，具有公共性、開放性、交互性、多元性、瞬時性的網絡媒體，媒體公共議程的設置邏輯也開始發生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由于公共政策的執行就是整個政策體系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是檢驗和落實政策的一個關鍵環節，也是將這些政策轉換成現實的唯一的途徑。因此除了自身作用以外，還需要第三方予以支持，媒體則能夠恰如其分充當起這一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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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類論文范文（20篇）篇十二
摘要：近年來，隨著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率的下降，給社會帶來的就業壓力日趨嚴重，大學生就業難已成為當今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我國應如何解決這一嚴峻的社會問題成為今后社會發展的重要任務和責任。因此就當前大學生就業的形勢、原因進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從公共政策角度出發,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措施。
關鍵詞：大學生就業公共政策問題解決措施。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教育層面的不斷拓展與深化，高等院校的不斷擴招,導致教育規模迅速膨脹,待就業的大學生數量與日俱增,給社會帶來的就業壓力日趨嚴重。大學生的就業難的問題在近幾年來已逐漸成為整個社會所關注的焦點。如何做好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必將成為各個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是按圖索驥非本專業不就業，還是勇于跨學科就業？是堅守城市辛苦營業，還是到基層去大展身手？政府應對大學畢業生如何成功實現就業、社會實習和見習崗位能給大學生就業什么幫助、大學生實習基地的發展狀況、及未畢業大學生該如何面對未來的就業等話題進行探討，因此能為大學生就業提供幫助。
第一，大學生就業專業與實際學習的專業不對口。由于大學生剛剛步入社會，對就業方面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對擇業的盲目性也或多或少的影響著專業與社會實際的不對口。因此導致許多大學生不能馬上適應社會需要，存在就業難的問題。
第二，對工資的期望值過高。就學生及家長的主觀愿望而言，雖然我國的高等教育已經從精英教育進入了大眾化教育階段，但家長與大學生個人仍然始終對畢業后的就業抱著高期望值。當這種高期望值與現實中的就業崗位或機會存在落差時，大學生就可能陷入難以就業的處境。因此，愿望與現實之間的反差構成了現階段大學生就業難的重要原因。
第三，對于一份硬工作的需要。很多大學生都向往“鐵飯碗”的工作，希望自己能及一個好的工作單位或企業，工作穩定，收入較高。但是現實往往是殘酷的，社會現狀并不能滿足所有畢業生的愿望，因此導致很多大學生就業出現困難。
在分析嚴峻的就業形勢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知道大學生就業是一項復雜而系統的工程，涉及到社會、學校和學生等各個方面，必須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部署,高度重視，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形成社會共同參與，齊抓共管的局面。下面就將從公共政策角度方面來闡述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的公共政策措施：
（一）、政府應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4）、建立培訓機制,增強畢業生的擇業競爭力。近年來，畢業后暫時未找到工。
（5）、制定政策，解除特殊群體的后顧之憂。對那些思維活躍、富有開拓創新意識的畢業生群體，要給予大力支持，對自主創業者，國家要制定一套相應的辦法，為創業者營造寬松的社會輿論環境，利用完善的機制來激發大學生的創業潛力，讓拔尖創新人才脫穎而出。對那些暫時未找到工作而家境比較困難的畢業生要給予多方面關照,在延長畢業生找工作就業時間兩年之內，允許待業大學生自由選擇將本人戶口和人事檔案保留在高校或生源所在地，免收服務費用，符合社保條件的特殊困難畢業生,要納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體系，做到應保盡保，在一定限度內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
（二）、不斷優化我國的教育結構；
大力優化教育結構，大力發展應用性教育和技能型教育。對教學質量不高、專業設置不合理而導致就業率達不到50%的學校和專業要減少招生計劃，甚至停止招生。在教學計劃上，重點進行基礎和綜合教育,重視能力的`培養和訓練。應逐步將教育方式從供給導向向需求導向轉變。高校較大的專業設置和招生自主權，使高校能夠根據經濟發展和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情況，及時調整專業設置和招生規模。大力發展應用型教育和技能型教育，并且要在政策上鼓勵民間資本投資這類教育上。
（三）、合理發展經濟，正確調整產業結構；
解決就業最終要靠經濟的增長,這是解決就業問題的根本途徑。俗話說的好，經濟繁榮就業易，經濟繁榮靠人才。只有快速、合理的發展經濟，才能更好，更穩的從今就業。目前，我國經濟正處于高速成長階段,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將為就業提供巨大的空間。
據調查，目前，第三產業必然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就業比重將從現在30%上升到50%左右,發達國家已達到70%以上。現代化的第三產業是以知識和高科技為支持的,其中的金融保險業、法律、審計、財會、投資、心理、出國留學等方面的咨詢服務業，各類經紀人和中介機構，文化教育業等服務產業的發展，要求其從業人員半數以上是取得大學學歷或大學學歷以上的人員，第三產業成了吸收就業的主要領域。
此外，非公有制經濟和高新技術產業興起對高層人才需求旺盛成為就業的重要增長點，中小企業是就業的主要載體，隨著國企改革的逐漸完成，也將使國企大規模儲備人才。當前，全球經濟大調整，需要大批的高級技術工人,即具有高級技能、較高知識水平和較高收入的藍領，這是人才全球化的一種趨勢。努力爭取將全球有限的就業崗位更多地配置到中國來，中國有望成為世界制造業重要基地，到時無論是服務業還是制造業，都向莘莘學子們展示了廣闊的就業前景。
業觀念、不斷的完善自我把自己鍛煉成一個全方面發展的人才，這樣才能根本性的解決我國的就業問題。才能真正的適應這個社會，解除這一嚴峻的社會問題。
1、人民網；新疆大學生就業信息服務網。
2、當前大學生就業形勢的分析及對策研究[d]張舉福建師范大學2002年。
3、《關于我國就業問題的理性思考》孫續功。
4、《就業問題的公共政策思考》董克用。
5、《新形勢下高校學生就業與管理體制創新研究》郎建華2009。
公共政策類論文范文（20篇）篇十三
摘要：城市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促使國內經濟發展需要持續提高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造成資源過度開發、浪費，自然環境遭到破壞，有必要進行加強城市低碳環保公共政策方面的法制體系，分析現階段相關方面的不足，提出改善的建議，為后續研究提供借鑒意義。
關鍵詞：低碳環保；公共政策；不足；改善建議；
城市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促使國內經濟發展需要持續提高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但是國內經濟發展依賴消耗自然能源過度，造成碳以及溫室氣體的排放不斷上升，其在空氣中的濃度不斷增加，人類賴以生存在自然環境受到嚴重污染，其所產生的生存威脅已不容忽視。眾多發展中國家包括我國積極采取節能減排、低碳環保的一系列政策和方法，采取可持續發展戰略，保護環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低碳環保是一種新的發展方式也是一種新的環保理念更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其要求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及高產出，通過相應的政策手段、生活理念、技術創新以及產品升級等方式方法以節能減排為方向，實現和諧發展、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目的。從根本上轉變人類的發展理念，能源利用率的提升、能源結構的完善、污染排放的減少、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實現低碳環保的最終理想。實現低碳環保的生活和經濟發展理念，必然要通過公共政策對工業生產、人民活動進行導向、制約和管理。公共政策的導向功能就是引導工業生產提高能源利用率、減少污染氣體的排放，指導人們的生活行為減少資源消耗、保護綠色環境；其制約功能就是限制工業生產超標排放，禁止人們生活行為上的環境污染；其管理功能就是保證政策的順利執行以及完成政策中的所規定的任務，對生產、生活等各方面進行政策上的管理，包括生產和生活上的行為、產品、排放等方面的管理和制約。
一、低碳環保、公共政策對城市發展的意義。
低碳環保理念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有利于減少資源的消耗、提高經濟效益以及促進社會和市場經濟發展，低碳環保在綠色經濟發展、提高環境質量、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等方面作用巨大，城市發展、經濟水平提高、環境優化三者可以實現同步進步的目標。國際上從《能源白皮書》到《京都議定書》，日本、英國、美國等發達國家無時無刻都在關注能源消耗、開發新能源，積極推動創新技術開發，促進低碳環保生產生活的發展，另外還有加拿大、發過、意大利等發達國家也時刻重視著節能減排、綠色發展的目標，巴西、墨西哥、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在主動完成能源結構升級實現節能減排，我國在減少污染排放、提高資源利用率、創新技術開發方面也做出了積極的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的頒布，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更進一步，但是在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實現經濟發展、人口增加、環境美好三者之間動態平衡的目標還需努力，如何創新公共政策促進城市低碳環保理念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也是人口大國，低碳環保的理念不僅僅是轉變能源結構、調整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產業升級、綠色發展等目標實現的基礎也是提高我國產品再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促進進出口貿易，為國際其他國家做出表率和模板作用。低碳環保理念對于國內社會發展中所產生的新問題積極應對的有效措施，通過公共政策引導、制約、管理生產生活行為，達到社會、環境、人類三者的和諧發展，對國內工業產業升級、市場經濟提升有良好的促進作用，實現科學的、有效的、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創新低碳環保的公共政策才能夠實現與時俱進，持續適應國內各方面的發展，不斷促進綠色經濟發展。
二、城市低碳環保公共政策方面現存問題。
（一）相關法律機制不健全。
現階段，國內城市低碳環保方面的法律體系不夠完善，缺乏低碳環保的基本法，僅圍繞自然資源的開發頒布了一定的法律條款，至于如何實施以及節能減排、如何提高資源利用率方面沒有提出具體的法律規定，因此，目前的城市低碳環保相關法律體系不健全。另外在石化節約方面尚未制定，以及在已存在的相關方面的法律法規體系的執行上與現實情況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造成了低碳環保法律實施滯后，未能實現預期的效果，因此，在相關法律體系上還不夠完善。
（二）相關激勵機制不健全。
城市低碳環保公共政策的有效實施必然需要財政支持，現階段，我國還沒有明確在城市低碳環保方面的財政投入機制，財政投入缺失持續長久性和穩定性；在市場以及產品結構升級方面也缺乏明確的激勵機制，相關方面的稅收、扶持、優惠等政策之間的協調性較差，導致市場調節不積極，產品結構升級滯后；在創新技術開發方面的財政扶持投入顯示出嚴重不足，存在盲目投資和投資不穩定的問題，投入產出比極其不合理，造成激勵機制不健全，相關公共政策實施效果不佳。
（三）人們低碳環保意識薄弱。
現階段，造成溫室氣體和大氣污染嚴重的原因就是城市供暖燃煤和尾氣排放，工業生產中的非法排放更是嚴重破壞生態化境的平衡，由于低碳環保理念宣傳和教育工作不到位，導致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體驗不到自身行為與低碳環保之間的聯系，仍然使用一次性塑料袋等嚴重污染生態環境的產品以及一次性筷子等嚴重破壞綠色植被的產品，人們低碳環保認知度較淺薄導致傳統思想上難以扭轉以及日常行為中更是缺乏對低碳環保理念的認知。
三、關于城市低碳環保公共政策的完善建議。
（一）建立健全相關法律體系及其激勵機制。
結合國內實情，建立低碳環保相關法律機制，健全相關法律方面的缺陷，包括自然資源保護以及石化資源和新能源方面的開發，建立相互協調的強制性法律機制，保證相關公共政策的有效實施。
加強財政方面的投入力度，保證資金投入的持久性和穩定性，另外，對于節能減排產品和新能源技術產品應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和財政扶持，政府通過減免稅收的激勵方式進而激發市場和產品升級的積極性。
（二）加強創新技術開發和創新人才引進力度。
在發展初期對于自然資源的依賴較大，往往造成自然環境的污染和破壞，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再僅依賴于自然資源的開發，應該加強新能源開發技術以及節能減排創新技術方面的開發力度，切實實現節能減排、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新能源方面包括水能、風能、地熱能、核能等清潔能源，尤其是核能更是蘊藏巨大能力，但是其開發方面需要高精尖技術，所以引進創新人才能夠有效實現新能源方面的開發利用。
（三）加強人們的低碳環保意識。
加強低碳環保意識的宣傳和教育，滲透于公民的日常生活習慣中，改變原來的傳統浪費資源的生活方式，自覺主動地節約能源、減少污染排放、放棄使用一次性污染和破壞環境的產品，切實創造社會發展、人類生存、自然保護的和諧氛圍，達到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
總結。
現階段，國內的城市低碳環保相關的公共政策在制定和實施方面還存在不足，政策方面的強制性法律和激勵機制應繼續加強，低碳環保方面的宣傳教育工作應進一步加強，促使節能減排、綠色發展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行為上。
公共政策類論文范文（20篇）篇十四
摘要：近年來，隨著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率的下降，給社會帶來的就業壓力日趨嚴重，大學生就業難已成為當今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我國應如何解決這一嚴峻的社會問題成為今后社會發展的重要任務和責任。因此就當前大學生就業的形勢、原因進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從公共政策角度出發,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措施。
關鍵詞：大學生就業公共政策問題解決措施。
正文：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教育層面的不斷拓展與深化，高等院校的不斷擴招,導致教育規模迅速膨脹,待就業的大學生數量與日俱增,給社會帶來的就業壓力日趨嚴重。大學生的就業難的問題在近幾年來已逐漸成為整個社會所關注的焦點。如何做好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必將成為各個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當前大學生畢業的就業形勢：
是按圖索驥非本專業不就業，還是勇于跨學科就業？是堅守城市辛苦營業，還是到基層去大展身手？政府應對大學畢業生如何成功實現就業、社會實習和見習崗位能給大學生就業什么幫助、大學生實習基地的發展狀況、及未畢業大學生該如何面對未來的就業等話題進行探討，因此能為大學生就業提供幫助。
二、當前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嚴峻的原因：
第一，大學生就業專業與實際學習的專業不對口。由于大學生剛剛步入社會，對就業方面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對擇業的盲目性也或多或少的影響著專業與社會實際的不對口。因此導致許多大學生不能馬上適應社會需要，存在就業難的.問題。
第二，對工資的期望值過高。就學生及家長的主觀愿望而言，雖然我國的高等教育已經從精英教育進入了大眾化教育階段，但家長與大學生個人仍然始終對畢業后的就業抱著高期望值。當這種高期望值與現實中的就業崗位或機會存在落差時，大學生就可能陷入難以就業的處境。因此，愿望與現實之間的反差構成了現階段大學生就業難的重要原因。
第三，對于一份硬工作的需要。很多大學生都向往“鐵飯碗”的工作，希望自己能及一個好的工作單位或企業，工作穩定，收入較高。但是現實往往是殘酷的，社會現狀并不能滿足所有畢業生的愿望，因此導致很多大學生就業出現困難。
三、大學生就業問題的公共政策解決措施：
在分析嚴峻的就業形勢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知道大學生就業是一項復雜而系統的工程，涉及到社會、學校和學生等各個方面，必須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部署,高度重視，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形成社會共同參與，齊抓共管的局面。下面就將從公共政策角度方面來闡述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的公共政策措施：
（一）、政府應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4）、建立培訓機制,增強畢業生的擇業競爭力。近年來，畢業后暫時未找到工。
（5）、制定政策，解除特殊群體的后顧之憂。對那些思維活躍、富有開拓創新意識的畢業生群體，要給予大力支持，對自主創業者，國家要制定一套相應的辦法，為創業者營造寬松的社會輿論環境，利用完善的機制來激發大學生的創業潛力，讓拔尖創新人才脫穎而出。對那些暫時未找到工作而家境比較困難的畢業生要給予多方面關照,在延長畢業生找工作就業時間兩年之內，允許待業大學生自由選擇將本人戶口和人事檔案保留在高校或生源所在地，免收服務費用，符合社保條件的特殊困難畢業生,要納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體系，做到應保盡保，在一定限度內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
（二）、不斷優化我國的教育結構；
大力優化教育結構，大力發展應用性教育和技能型教育。對教學質量不高、專業設置不合理而導致就業率達不到50%的學校和專業要減少招生計劃，甚至停止招生。在教學計劃上，重點進行基礎和綜合教育,重視能力的培養和訓練。應逐步將教育方式從供給導向向需求導向轉變。高校較大的專業設置和招生自主權，使高校能夠根據經濟發展和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情況，及時調整專業設置和招生規模。大力發展應用型教育和技能型教育，并且要在政策上鼓勵民間資本投資這類教育上。
（三）、合理發展經濟，正確調整產業結構；
解決就業最終要靠經濟的增長,這是解決就業問題的根本途徑。俗話說的好，經濟繁榮就業易，經濟繁榮靠人才。只有快速、合理的發展經濟，才能更好，更穩的從今就業。目前，我國經濟正處于高速成長階段,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將為就業提供巨大的空間。
據調查，目前，第三產業必然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就業比重將從現在30%上升到50%左右,發達國家已達到70%以上。現代化的第三產業是以知識和高科技為支持的,其中的金融保險業、法律、審計、財會、投資、心理、出國留學等方面的咨詢服務業，各類經紀人和中介機構，文化教育業等服務產業的發展，要求其從業人員半數以上是取得大學學歷或大學學歷以上的人員，第三產業成了吸收就業的主要領域。
此外，非公有制經濟和高新技術產業興起對高層人才需求旺盛成為就業的重要增長點，中小企業是就業的主要載體，隨著國企改革的逐漸完成，也將使國企大規模儲備人才。當前，全球經濟大調整，需要大批的高級技術工人,即具有高級技能、較高知識水平和較高收入的藍領，這是人才全球化的一種趨勢。努力爭取將全球有限的就業崗位更多地配置到中國來，中國有望成為世界制造業重要基地，到時無論是服務業還是制造業，都向莘莘學子們展示了廣闊的就業前景。
總結：
業觀念、不斷的完善自我把自己鍛煉成一個全方面發展的人才，這樣才能根本性的解決我國的就業問題。才能真正的適應這個社會，解除這一嚴峻的社會問題。
參考文獻：
1、人民網；新疆大學生就業信息服務網。
2、當前大學生就業形勢的分析及對策研究[d]張舉福建師范大學。
3、《關于我國就業問題的理性思考》孫續功。
4、《就業問題的公共政策思考》董克用。
5、《新形勢下高校學生就業與管理體制創新研究》郎建華。
公共政策類論文范文（20篇）篇十五
知識經濟中成功的關鍵是受過教育的勞動力。有那么多的國家致力于改善其教育制度，這都值得肯定。觀察的結果是：
其一，從長遠看，知識經濟的成功需要創新能力，即基本能力之外的較高層次的認識能力。那些尋求培育這種創新力的國家因而在知識經濟的競爭中更能成功。
其二，科學和技術方面的培訓對于知識經濟成功也是關鍵的。政府有充分的理由補貼科學教育：因為那些從事研究的人從其工作中所獲甚少，正如我們在前面提到的，它存在很強的外部效果。
其三，教育部門未能如我們所愿強大起來的原因之一就是，教育部門的競爭是最受限制的。
支持基礎研究，改善產業政策。
事實上，政府無論是支持農業研究（19世紀的核心產業），還是支持鋪設第一條電話線（巴爾的摩和華盛頓之間）都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功。前者帶來了農業生產力的巨大增長，而后者帶來了因特網的發展。
政府的目標不是去挑選優勝者，而是要識別產生外部性的創新。當產業政策的批評家們認識到政府支持基礎研究的必要性時，他們還沒有注意到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沒有明確的劃界；許多應用研究也能產生很大的外部效果。政府政策的目標是要識別能夠帶來巨大外部效果的優勝項目。
我有以下觀察結果：
其一，成為知識經濟典型特征的許多創新是依賴于基礎知識——這一全球性的'公共產品。存在兩種傾向，不僅低估基礎研究的重要性，還要企圖搭上別人的基礎研究成果的便車。結果將是災難性的：至少是要放慢發展的進程。
其二，政府有一種對花哨項目的癖好，就象空間站，它可以吸引大眾的聯想，但不一定是運用研究基金的最佳途徑。
其三，大家可以盯住其它的支持新技術的項目，以評價其增值效果。有一些跡象，比如美國小企業研究支持計劃，盡管用心良苦，但在研究增長方面沒有取得任何顯著效果。
適當競爭，加強合作。
前面我強調過在知識經濟中有效競爭所面臨的現實危險。我們必須回到適當競爭法和知識產權制度兩個問題上來。讓我再提出一些觀察結果。
其一，當我們步入全球化經濟時，競爭的議題就提升到全球的水平上。當政者們當然會期望在競爭中產生更大的企業帶來更高效的競爭規格，并能把這種規格提升到最高水平。世界也將從這一更好的競爭市場中獲益，世界中的所有國家也要為實現這一目標協調運作。
不僅都能削弱競爭的基礎，而且也能削弱支持新知識經濟的產業政策。
其三，鼓勵合作，但合作能夠轉向勾結，也能為心照不宣地達成一致的反競爭或至少非競爭政策提供依據，對此應提出足夠警示。
實施優惠創新的稅收政策。
在美國，有一些鼓勵創新的稅收規則，也有一些不是。最近實施一項鼓勵新小企業（免資本收益稅）的規定，但談到其效果還為時過早，也難說它多大程度上幫助了新的知識為基礎的企業。
研究，從其根本特性來講，就是冒風險的。它就象鉆井探油一樣。成功的度量是根據一個人能否在十次試驗中成功一次。一個能分享風險的伙伴才能夠鼓勵冒險，但只分享成功而不分享損失的伙伴似乎不能鼓勵冒險。
在美國，資本收益的優惠措施一直保護下來，就是因為它鼓勵與知識經濟緊密相聯的冒險和企業家制度。但大多數稅收優惠沒有偏向這種企業家制度，而是偏向投機的不動產貸款。我在前面已提及文化改變的重要性。那種以獎勵真正創新的辦法去獎勵投機不動產收益的稅收體制，不是在支持創新的文化。
參考資料：
[2]后來法庭審判的結果是：微軟公司因涉嫌壟斷而被一分為二。譯者注。
公共政策類論文范文（20篇）篇十六
摘要：隨著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在不斷提高自身物質文化生活的同時著眼于社會整體價值觀的提升，母嬰室作為社會對母親關愛程度的集中體現，近期成為社會輿論討論的焦點。公共政策是政府與社會共同的重要渠道，公共政策也承擔著引領社會發展導向的重要作用，本文對母嬰室這一新興概念進行了定義，并且結合公共政策的相關作用和對南京市母嬰室的調查情況，討論了公共政策如何引導母嬰室的提供。最后以公共管理的視角對公共政策的制定給出了一點建議。
關鍵詞：公共政策;母嬰室;引導;不完全;公共物品。
一、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中國積極倡導人類共同體概念，建設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經濟帶表明國家間的交流不斷加深，各個國家間的聯系日趨緊密。與此同時，國家間的競爭不僅僅限于軍事，經濟等幾個宏觀層面。在微觀方面的競爭也逐漸升級，比如城市間的競爭，其中就體現在城市公共領域的競爭。而城市在公共領域的發展水平是提高城市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孕婦群體在城市中雖然是一個比較小的受眾群體，但是越來越受到重視，比如再次引起輿論討論的“地鐵哺乳事件”使如何在城市開發中建設母嬰室成為了擺在城市政府面前新的問題。
母嬰室的供給是一個不斷變化，連續不斷的政策制定的過程，過程中各種要素聯系密切，相互影響。首先母嬰室的供給與所在城市的整體經濟水平有關，隨著城市經濟的不斷發展，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在城市的公共場所設立“母嬰室”就成為一個城市綜合發展水平的重要參考標準。并且，公民素質、人口與數量，生活水平以及道德等方面的要求共同推動“母嬰室”成為城市的基本生活設施。表明人們對更高城市道德文明的追求。城市政府的公共政策，如何引導母嬰室的提供是本文主要討論的方面。
二、南京市母嬰室調查情況。
筆者對南京市母嬰室的情況做了問卷調查與訪談和實地調研，調查結果如下：走訪了南京7個主要城區的25個公共場所，包括政府部門、商場、旅游空間、醫院等，發現只有個區域內建有母嬰室，并且主要集中在商業場所和交通樞紐。共發放100份調查問卷，其中有效問卷100份，進行12次訪談。調查發現“有些商場內設施比較好，比如宜家每層都在衛生間旁設有一間獨立的哺乳室，內設沙發、水池、架子、嬰兒操作臺等，還免費提供尿不濕和濕紙巾。”祿口國際機場的母嬰室設施完備，但是有損壞。南京南站的母嬰室名存實亡，成為保潔室。但是南京主要城區公共空間的母嬰室建設數量相對較少，像夫子廟、中山陵、萬達廣場、新百商場、省人民醫院等旅游空間、商業場所、醫院等都沒有單獨的哺乳空間。調查發現，德基廣場母嬰室使用頻率高，婦幼保健醫院母嬰室，比較簡陋，僅僅設有座椅，但是有很多哺乳小知識。從調查問卷數據結果整理情況看，南京市民對南京市母嬰室了解較少，但需求較大。南京市母嬰室亟待建設與規范。
在人類社會悠久的歷史長河中，公共政策也經歷了漫長的變化的過程。很長的一段時間里，社會的公權力始終在社會少數人手中，封建社會中，以國王為代表的統治階級掌握了社會的全部公共權力，并且為了自身利益制定相應的國家政策，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近代以來，隨著資產階級發動的資本主義革命，推翻了封建階級政權。法治代替了天命人治。二戰之后，隨著社會公共事務數量和復雜程度的不斷提高，社會基層復雜化，各種各樣的社會公共問題的出現，政府為了解決日益復雜的社會問題需要制定出相應的公共政策，就推動了學界和社會對公共政策有了進一步的研究。
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開始放棄放任自由的自由市場經濟傳統思維模式，公共政策已經成為政府調控現代市場的重要手段。各國的實踐表明，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越高，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性越是明顯，公共政策的影響就越大。
在現代社會中，公共政策是政府實現對社會管理的重要手段，是連接社會與政府的橋梁。政府通過全方面的公共政策，實現對社會全方位的管理與導向功能。公共政策的形式有很多，政府部門制定的各種法律法規以及條例和規章等等，都是公共政策的不同的存在形態。那么公共政策到底是什么，不同的學者對此有不同的理解。
筆者認為，公共政策是像政府這樣的權威職能機構，運用社會成員賦予其的權力來對社會進行管理的手段。例如引導市場經濟行為和個人行為，以及以實現公平和效率為目的的對社會資源的分配。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公共政策已經成為調控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面和關鍵性因素。
五、母嬰室概念定義。
母嬰室作為近期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其概念定位國內學術界尚未給出明確定義，學者們也少有研究，筆者希望從公共物品、俱樂部物品和準公共物品等的概念的對比，初步對母嬰室進行定義。
母嬰室作為政府針對孕婦和哺乳期婦女以及嬰幼兒專門開辟的使用設施，它具有公共物品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但不是針對所有社會成員，使用者也不是通過俱樂部形式組織起來的，又不同于準公共物品那樣具有爭奪和排斥性。筆者認為母嬰室可以定義為“不完全公共物品”。即面向特定人群，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不屬于商品，不具備消費的爭奪性和排斥性的一類公共設施。
筆者認為要想了解公共政策在母嬰室提供上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可以參考公共政策對城市公共物品提供的導向作用。因為母嬰室作為“不完全公共物品”具有公共物品的大部分特性。但是首先要了解為什么母嬰室的提供需要公共政策起引導作用。
六、母嬰室提供中公共政策干預的必要性。
公共政策的主要功能有導向，調控與分配功能。市場經濟無論在實行有效的資源配置、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及實現社會公平分配方面，都有著無法克服的缺陷。也就是說，在沒有政府的情況下，單靠市場經濟并不能履行所有的經濟功能，如外部性問題導致的社會問題需要政府的干預。或者說，沒有政府，市場機制將無法有效地得以發揮。
母嬰室提供是一種城市的公共物品的開發建設的過程，是社會的一種經濟行為。當市場調節公共物品的供給無法滿足公眾的需要的時候，就需要政府制定相應的公共政策對市場加以引導。
七、結論。
城市綜合水平的提升，離不開政府對城市科學有效的管理。政府科學的公共政策的導向有利于城市價值的提升，尤其是對于城市布局和基礎建設等一系列長遠的公共政策。相應的，落后的，低水平的公共政策則會對城市的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總而言之，公共政策深刻影響著一個城市的發展，政策要有科學性和預見性，現在制定公共政策來引導“母嬰室“的供給，正迎合了我國社會發展的需求和城市發展的要求。
參考文獻：
[1]梁爽.上海服務業區位選擇中公共政策引導作用研究[d].上海交通大學。
公共政策類論文范文（20篇）篇十七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的迅速發展,公共政策已經成為政府調控現代市場經濟和進行社會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公共政策是政府進行行政管理工作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在社會生活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摘要:公民參與在公共政策的整個運行過程中,充分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主人翁地位,真正貫徹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原則,制定出科學、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以實現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中的意義是極其重大而深遠的。
公民參與也是民主程序的核心概念,“真正的民主,需要通過‘公民不斷的參與’,方能領略什么是民主,在心理上融會和建立民主作風,在行為上獲取民主辦事的技巧和方法,這樣才可以保證社會運作是真正由人民主宰。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的迅速發展,公共政策已經成為政府調控現代市場經濟和進行社會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然而,由于政府自身的缺陷和公共事務的復雜等因素,公共政策往往并不像人們所想象和期望的那樣有效。
為了制定出科學、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人們不斷地從多方視角、通過多種途徑進行探討及實踐。
本文從“公民參與”視角出發,從原因和背景、功能、爭議及存在問題和對策幾個方面論述了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參與,以期為公民參與乃至政策科學的發展“添一把薪”。
一、公民參與的原因及背景解析。
1.公共政策的整個運行過程都以社會民眾為基礎。
首先,政策的需求信息來自社會民眾或團體(利益集團)。
任何一項政策的實際需求總是來自社會的實際需要,代表公眾實際利益和要求的政策總是從民間社會首先萌發。
且任何公共政策總是涉及廣大民眾的,公共政策應是以保護他們的起碼利益為目的的。
其次,民眾也是公共政策運行的主體,公共政策的執行常常需要施政者與影響對象之間的密切合作。
如果后者是被動的、消極的,那么政策的效果會大打折扣或成本大增。
政策制定者也只有在充分考慮到政策相對人的態度、利益得失,才能夠制定出最符合社會需要、最能為社會公眾所接受的公共政策。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促進公民參與的發展。
首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喚起公眾的參與意識。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深刻性、廣泛性、艱巨性都表明,它需要全體社會成員的積極投入,廣泛參與。
只有充分發揚民主,使公眾有更多的參與機會、參與條件、參與渠道,社會公眾才會真正樹立起高度的主人翁責任感,鼓動起人們的政治熱情。
其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激發公眾的政治參與愿望。
市場經濟體制的構筑過程也就是利益關系不斷調整的過程,公民在爭取自己的利益的過程中,必然要求過問和參與與自己利益關系密切的公共政策過程,甚至就某些利益關系重大的問題向政府討價還價,施加壓力。
再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為公民參與提供條件,如產權保證、物質和必要的設備保障等。
3.政治現代化促進公民參與公共政策。
我國社會主義由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政治過程必須向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向發展。
從民主化角度來看,人民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作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在公共政策過程中就應當強化自己的主體地位。
公民再也不僅僅滿足于作為公共政策的客體(對象)而存在,被動地認可和接受政府的公共政策方案,而是強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統表達自己的意愿,具體過問公共政策制定、執行和反饋的全過程,使公共政策能夠更充分地代表自己的利益。
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已得到越來越多人的支持。
認為公民參與,具有極其重要的功能,是貫徹民主信念的進一步落實,可以發揮集體智慧去解決社會問題,它可以發動社區資源或公民來推動發展計劃,也可以使更多公民通過參與的過程認識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執行。
1.集體參與,可減少政策上的流弊與個人的私欲,進而確保一個更可行及公平的決策。
基于每個人知識有限,思維的方法不同,群體智慧對于決策來說相信是比較優越和可靠的,因為這是經過眾人參與,互補長短的情況下得出來的。
其次,通過意見的交流和不同觀點的沖擊,不但可以使個人的眼界得以開闊,而且個人的私欲亦得到調適,使政策依據群體的意愿而做出。
2.大眾的關注和參與,對于一個政策的成敗起著決定性的影響。
首先,公民參與,有助于政策決策主體充分考慮和重視廣大人民群眾的疾苦、利益和愿望,并把政策目標的確立和政策措施、手段的選擇建立在符合這種利益和愿望的基礎之上,以減少政策決策的盲目性,提高政策的合法性。
其次,公民參與,可以減低執行時遇到的困難,有利于政策的有效執行。
3.公民參與,促進了政策相對人主體地位的確立。
這有助于提醒政策執行主體尊重政策相對人的人格,并注意激發政策相對人對公共政策的認同感和接受主動性,減少政策執行中的阻力和實際存在的強迫性和人格侮辱等違背政策和法律的行為。
還有助于改變政策研究和咨詢過程中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單一視角,而代之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雙重視角,擴大政策研究和咨詢的領域,并使研究成果能直接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
三、實踐公民參與的爭議與反思。
“公民參與”是很理想的理念和正面的行為,但在實踐方面,要鼓勵一個人去參與社會事務,要求他或她不單是只顧個人的利益,而是采取利他人的傾向,關注公共事務,從而介入參與和協助、表示意見、推廣活動和參與決策,這是不容易的。
所以一些學者就政策中的公民參與問題也提出了質疑。
第一,很難確定公民大眾的真正意愿,持這種觀點的認為一般公民沒有空余時間去關注或去認識政策問題;那些有時間和有興趣的,未必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去理解;很多沒有參與組織的公民都是較沉默、被動,對社會上的政策很少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很難確立公民意愿。
第二,批評公民意見多屬短視,一般公民的意見常被指為只求眼前利益,急功近利,不能容忍;而且所要求的多屬狹隘的利益,而忽略社會全局性的發展。
第三,公民參與效率低、耗時和昂貴,而且使政府部門內的專業及行政人才難以發揮其知識及經驗,不能采取果斷措施,令工作效率降低,未能應付瞬間萬變的現代化社會形勢。
最后,公民參與會導致社會不滿及不安。
現代社會的物質生活不斷改善,一般市民的期望亦相對地不斷膨脹,常常提出過高要求和不切實際的論調,而當這些要求未能適當地被滿足時,這些公民的內心很是不滿,對政府及社會產生不信任和不安。
與此不同的是,對公民參與持贊同觀點的學者卻提出不同的觀點:第一,指出多數公民較被動,對一般政策很少有自己的意見,是符合實況的。
但要求那些有見識、有意見、有親身體驗、有切身利益的基層公民,積極參與,發表意見,對公共政策的制定總是有裨益的。
至于專業知識和才能方面,公民未必完全掌握,但有更多的機會參與,他們的認識便會加深,而且他們作為受益者的切身感受和不受部門領導的位置影響,對專業和官員能起到互為補充的作用。
第二,公民意見是否屬短視,在未有機會參與和發表時,在未有比較和分析時,實難先驗地下判斷。
第三,公民參與是否耗時和昂貴,很難有定論。
很多政策都是涉及廣大公民的生活和利益的,且有長遠影響,只有深入和詳盡的反復研討才可減少日后出錯時所帶來的失誤和浪費。
第四,隨著社會的發展,尤其是近年公民受教育水平上升,通過傳媒而接觸世事日多,對生活質量及政治權利的要求不斷提高。
四、公民參與的現實問題及對策思考。
雖然在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參與問題存在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總體水平較低,存在著公民參與的主動性和自覺性較低、公民參與的理性化程度較低、公民參與的能力不足、公民參與的制度化較低、政府官員的錯誤觀念等諸多現實問題。
但近年來公民參與已得到愈來愈多的人的接受與支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格局,是公共政策發展的必然趨勢。
所以,總結經驗、揚長避短對政策中公民參與及政策科學的發展意義重大。
1.加強公民參與的制度化建設。
公共政策類論文范文（20篇）篇十八
摘要《紐約公約》是國際民商事仲裁領域里最具影響力的公約之一，五十多年來，公約也有了很多的變化與發展，也有很多爭議問題沒有解決。公共政策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從理論與國際實踐方面說明公約里的公共政策的真正含義，論證國際公共政策才是公約本來的應有之意。
關鍵詞紐約公約公共政策仲裁裁決國際公共政策。
隨著國際貿易的不斷發展，涉外民商事糾紛越來越多。為了簡化訴訟程序和追求效率，越來越多的當事人選擇仲裁來代替訴訟。當一國對此類涉外糾紛作出仲裁后，其仲裁能否被另一國承認與執行就成為了涉外糾紛解決的關鍵。仲裁裁決能夠被承認與執行才是裁判的最終目的。在這樣的形勢下，《紐約公約》應運而生了。盡管已有許多國家承認并加入了《紐約公約》，但由于各國歷史、經濟和文化等的差異，對公約里的各項術語與概念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這使得各國對一些問題的處理都不盡相同。在此，筆者無意對這些問題一一作出說明，只是對其中的公共政策問題進行簡略的'探討。
《紐約公約》第五條規定“……倘申請承認及執行地所在國之主管機關認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亦得拒不承認及執行仲裁裁決：……(2)承認或執行裁決有違該國公共政策者。……”由此可知，公共政策是各國法院拒絕承認及執行外國裁決的一項理由。但是，《紐約公約》推廣外國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的宗旨又決定了公共政策并非一項絕對的、毫無限制的理由。
試想，如果一國總是以裁決違反了本國的公共政策為由而拒絕執行外國裁決，那么《紐約公約》無疑成為了一紙空文。因此，對公共政策的性質和適用范圍加以研究、界定也就顯得尤為重要。
要準確的適用公共政策就要對其內涵與外延有一個明確的概念。那么，究竟何為公共政策?根據英美法德法學理論，公共政策是支持法律體系運行的一系列規則的集合，它闡釋的是將社會融合在一起的社會、道德和經濟價值，這些價值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表現，并隨著時間而改變。在一定時期內，一國為了解決社會公共問題，有效增進與公平分配公共利益，在對社會公共利益進行選擇、整合、分配和落實的過程中制定的行為準則，這就是公共政策。一般來說，公共政策的制定都以一國的公序良俗作為基礎和考量，公共政策包含的價值都是那些在一個社會中帶有普遍性和廣為接受的最基本的價值。
二、作為拒絕承認與執行外國裁決理由的公共政策的性質——國際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保留制度(拒絕外國裁決的承認與執行)，的確能在復雜的國際司法協助中起到屏蔽某些不可協調的法律沖突的作用，使各法域的最根本公序良俗得以保障。如，遇到涉及一國國家憲法制度的公共政策，對于與此類公共政策相抵觸的外國裁決，該國便可根據《紐約公約》的公共政策保留條款拒絕承認和執行該外國裁決。不過，如果某個裁決符合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公共政策，但一國卻以與本國的公共政策相抵觸為由，拒絕承認和執行該裁決，這種做法雖然是國家主權的體現，但有可能引起國家責任。因此，作為拒絕外國裁決理由的公共政策的性質和適用才應該嚴加限制。筆者認為，《紐約公約》中的公共政策從各方面看都應該歸為一種國際公共政策，理由如下：
(一)從理論上看。
一般理論和實踐認為，《紐約公約》服務于國際貿易的目的決定了其規定的公共政策應更多的指向“國際公共政策”。
早在上個世紀，瑞士法學家brocher就最先提出區分“國內公共政策”和“國際公共政策”兩大分支。“國際”和“國內”公共政策的區分，有助于把依《紐約公約》拒絕承認與執行的外國裁決限制在很嚴重案件的范圍內。無論任何法律體系，都會有一些共同的、最基本的價值，例如公平、中立、平等、誠實可信等等，在這些共同的價值基礎上產生的公共政策就具有趨同性，亦即國際公共政策。總體來說，就是指基于國際社會作為整體而被廣泛接受的規則理念和政策。而由于各國政治、經濟、法律、國情都各不相同，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有自己獨有的、有別于其他國家、地區的公序良俗，基于此產生的就是國內公共政策。國內公共政策主要是根據一國內的情況規定的，然而涉外案件一般都有自己的特點，如果生硬的將國際案件比照國內公共政策處理，則難免出現不公或不合的后果;而且，涉外案件對本國利益的影響相較于國內案件要小，也沒有苛責的必要。
(二)從國際立法與司法實踐來看。
2002年國際法協會新德里會議上通過了《關于以“公共政策”為由拒絕執行國際仲裁裁決的決議》。《決議》在總結各國司法實踐的基礎上明確提出，除有特殊情況，國際仲裁裁決的終局性應被尊重;《決議》特別說明，此處的“特殊情況”就是指承認與執行外國裁決會與‘國際公共政策’相抵觸。而在英美和大陸國家的普遍司法實踐里，也是認為應當將《紐約公約》中所提及的“公共政策”限制在“國際公共政策”范圍內(帕森斯案)，以免造成條款的濫用，使得公約的宗旨不能得到貫徹。
總的說來，公共政策保留條款應該得到限制，明確“國際公共政策”才是拒絕外國裁決執行的理由，慎用“國內公共政策”，否則極易把公共政策抗辯作為保護國內政策的工具，嚴重損害《公約》作用。
公共政策類論文范文（20篇）篇十九
（一）教材研究深度不夠。西方的公共政策學教材基本都是由學術造詣深厚的專家或學者來編寫，西方教材從宏觀到微觀、從理論到實踐全面系統地闡明政策分析的含義與方法論，政策論證的功能、結構和模式，并深入闡釋了政策分析方法在構建政策問題、預測政策前景、建議政策行動、監測執行結果和評價政策績效過程的具體運用。可以說，諸如此類的教材不僅是教科學，也是學術專著，因為它們在向廣大讀者分析了理論視野和理論深度的同時，還能夠緊跟時代發展潮流，及時反映公共政策理論與實踐的新發展。我國公共政策學的教材內容遍布著大量的概念和定義、空泛的理論、簡單的方法和原則。教材暴露出重原理輕技術和方法、重理論輕問題意識的缺陷，不注重對公共政策領域中最新研究動態、最新學術觀點的梳理和分析，教材的學術價值有待進一步提升，這在某種程度上導致公共政策學教材枯燥簡單、索然無味，批判、消化和吸收的工作難以深入展開，導致教材的學術含量較低。
（二）教材知識綜合性不強。“跨學科、綜合性是公共政策學的重要特征之一”[1]，與其它學科相比，公共政策學具有更廣泛的學術框架，公共政策學知識涉及諸多學科，如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歷史學，除此之外，公共政策研究還要求了解與公共政策有關的歷史、法律、人類學和地理方面的知識。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這么說，公共政策學是一個由多種學科、多種理論、多種模型和多種方法組成的綜合研究領域。在西方，財政壓力是政府進行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原因，西方蘭德公司在政策研究中運用定量分析技術的成功案例為西方公共政策分析奠定了堅實的操作化基礎，這幾個因素共同導致經濟學、定量分析和政治學構成了西方公共政策學的主要知識基礎，從而使得西方的公共政策學教材知識具有經濟分析、組織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特征，政治學、公共行政學、經濟學、管理學、運籌學和系統分析等各學科的知識和方法被充分應用和吸納。在我國，公共政策學教材主要包括公共管理系列教材、公共管理碩士及mpa系列教材和公務員培訓系列教材等。由于起步較晚，我國的公共政策研究尚未形成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公共政策學的研究更多局限于政治學和公共行政學領域。加上目前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人員的學科背景過于單一、專業知識結構不太合理，研究人員的學科背景主要是傳統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而具有現代經濟學、運籌學、統計學等專業背景的人較少，這就使得他們在編寫教材的時候很難把經濟學、統計學、運籌學和系統分析等學科的知識和方法運用到教材之中，導致教材內容的學科知識出現單一化模式。
（三）教材形式單一。根據新課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和思路，高水平和高質量的教材“不是僅僅‘便于教師教’，而是要更‘便利于學生學’。”[2]翻閱西方的公共政策學教材，發現教材的語言都能達到言簡意賅、通俗易懂的效果，教材內容豐富且有層次感，深奧的原理、繁瑣的`概念、抽象的理論、基本的方法能夠與大量的實際案例相結合，少量有必要進行解析的概念在恰到好處的地方予以解析。教材版式設計站在學生的立場上考慮，符合學生的閱讀習慣，關鍵概念和專有名詞加粗標黑以提醒學生其重要性，同時書中還配有插圖、表格，圖文并茂，激發學生閱讀的興趣。書中有意增設了一些專門的欄目，目的是為了讀者提供一些相關的知識；采用大量的圖示與表格，用以更為直觀地說明政策分析的程序、方法和結構；在每一章的結尾部分，都對本章的關鍵術語、主要原則和理論進行了總結，有助于讀者把握書中的主要觀點和內容；每章后面都附有學校提示，目的是幫助讀者鞏固和運用所學的知識。在我國，公共政策學教材在版式的設計和整體風格上過于古板和僵硬，雖然部分教科書中也偶爾插入圖表及附有相關文字的說明，但整體上給讀者的感覺還是過于簡單且缺乏生動。教材編寫模式沒有擺脫定義學、原則學、分類學的固有模式，格式排版要么板塊式結構要么要素式結構，缺乏為學生提供思考的空間和余地，難以最大限度地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導致這一問題出現有諸多原因，其中不可忽視的原因是編寫教材的動機不純正。目前，高校教師迫于職稱評定的壓力和困境，為了增強自身的“學術能力”和“競爭籌碼”，編寫教材就是最快捷的途徑，帶有強烈的功利目的去撰寫教科書，這直接導致了低水準教材的泛濫。基于此，轉變教材編寫的思想動機，端正態度，努力實現公共政策學教材風格與版式的創新。
（一）結合地方資源加強教材內容的本土化。縱觀我國公共政策學教材，基本上都未能從中國公共政策實踐中總結出相應理論并吸收到教材中來，教材內容的重心集中于西方國家或西方的公共政策的實踐與理論，存在明顯的“非中國化”，鑒于此，我國公共政策學的教學內容設計必須重視對本土資源的發掘，我國有著數千年政府決策的豐富實踐和閃耀著理性光輝的決策思想，這些實踐和思想一定會對我們創新公共政策學教材內容給予寶貴的啟迪。因此，將有中國特色的政策實踐與決策思想納入公共政策學教材內容中，實現公共政策學教材內容的本土化將是我國公共政策學教材建設的方向。
（二）針對不同的教學對象編制科學合理的教材。目前，我國公共政策學教材存在“數量泛濫、質量低劣”的現象，我國的公共政策學教學對象有本科生、研究生、mpa等，在教材的編寫上應針對不同群體的學習需要規劃并編制適合各自教學對象的精品教材，避免教材之間低水平的復制。基于此，可以考慮不同機構負責不同教學對象的教材規劃和撰寫，各級干部培訓所需的公共政策學教材的規劃可以交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研究室負責，而高等院校所需公共政策學教材則由教育部負責，行政學院系統所需公共政策學教材可讓國家行政學院規劃，黨校系統所需公共政策學教材由中央黨校負責編寫。
（三）加強教材編者群體的多學科背景。公共政策學是一門綜合性學科，它不僅涉及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學領域，還包含計量經濟學、統計學、運籌學和系統分析等各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教材作為學科知識的重要載體，公共政策學教材勢必要反映公共政策學知識的多學科特質，這就對公共政策學教材編者提出了新的挑戰，很大程度上要求編者具備高水平的量化分析知識和理論，尤其要具有統計學、經濟學、系統科學等學科基礎。
（四）加強教材的特色案例庫建設。目前，我國公共政策學教材中雖然附加了配套案例，但質量高、有特色的案例實為不多。我國的各項實踐都與公共政策的創新密切相關，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完善、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國有企業的改革、科技創新體系的建設、社會化養老體制的建設以及公共醫療體制的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示著政策的設計、創新與優化，基于此，可以對我國公共政策實踐進行分析與研究，建立中國特色的公共政策案例庫，出版公共政策案例教材，實現我國公共政策學案例教材的本土化。除此之外，要轉變觀念，從思想上高度重視我國公共政策學的教材建設，積極進行公共政策的科學研究工作，才能實現我國公共政策學教材內容與形式的發展與創新。
作者:韋彩玲單位:廣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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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類論文范文（20篇）篇二十
2.試論我國公共政策主體的.現狀。
3.試論當前我國公共政策主體能力的必要性。
4.試論公平分配社會資源的公共政策目標決策。
5.試論“入世”和國際新環境對我國公共政策的影響。
6.試論知識經濟時代對我國公共政策的影響。
7.試論當前中國公共政策系統及其特征。
8.試論當前中國對非官方政策智囊的支持性政策。
9.試論當前中國政策決斷系統的活動規律。
11.試論中國共產黨在公共決策中的作用。
12.當前界定決策問題的一些認識誤區。
13.試論當前擬定公共決策方案的主要原則。
14.淺論決策方案調整中的常見誤區。
15.試論“你有政策，我有對策”的政策環境因素。
16.試論當前政策執行過程中的資源分配。
17.試論當前對公共政策評價的一些誤區。
19.試論當前公共政策評價面臨的制度難題。
20.試論公共決策思維的新特點。
21.試論“靈感”、“聯想”等在公共決策思維過程中的作用。
22.試論“系統分析”在公共決策中的作用。
23.在我國建立多者博弈的公共政策體制的若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