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會科學類論文(優質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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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類論文篇一

社會科學是從傳統的人文科學中分化出來的，它至今還帶有人文學科的痕跡。但是社會科學是一種科學研究，它的形成與發展受到自然科學的極大鼓舞，基本出發點是：社會及人類行為也可以像自然現象那樣由“科學”來研究；其根本任務是客觀地描述和分析社會（袁方，1995：14）。由于社會現象的特殊性，這項任務往往成為一個難題。社會科學不只是一個純粹的理論思維過程，也是一種文化和意識現象，它的形成和發展受到了社會的文化價值觀念的影響。伴隨著社會科學的產生和發展，客觀性問題就成為一個始終縈繞的問題，問題糾纏的大部分源于對“客觀性”的不同理解，因此，我們有必要對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展開進一步的探討和認識。

一、基于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對其客觀性的認識

從研究對象上說，自然科學的對象是自然界中的現象，是沒有人直接參與的現象，即自然客體。自然客體是一種物態性的實體存在，客觀實在性、可重復顯現性和歷史發展性是它的根本屬性（李文華，2006）。社會科學通常是指研究社會現象及其規律的科學，它是一個包括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社會學等學科的龐大知識體系。社會世界的現象是有人直接參與的現象，即人（們)的心理和行為活動本身(王忠武，1999）。這個差異似乎一目了然，其實它隱藏著更深刻的分歧，甚至可以說，它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其它方面呈現差異的主要源泉，同時也是社會科學在客觀性方面呈現爭論的源泉。

從研究對象的角度來看，社會科學是以人類社會和社會中的人為研究對象，而自然科學以自然界為研究對象，二者在客觀性程度上的差別是顯然的。有人否定社會科學客觀性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社會生活是有目的、有意識的人參與其中，社會現象本身多系主觀性所為，因而缺乏客觀性。這種觀點是把客觀性的含義看做那種無人介入的、純自然的客觀性。但是，筆者認為，客觀性包括“那些存在于人活動中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本質聯系”的含義，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側重于研究客觀性的社會現象與社會規律，其社會功能集中表現在改善社會管理和制度文明建設方面，也具有一定的自身的客觀性。總體而言，從研究對象的角度來看，社會科學的客觀性程度可以說處于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關鍵的中介地位上。且對于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均具有主導、規范、協調和控制作用。

二、基于社會科學的知識對其客觀性的認識

從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的角度出發，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可以表現為社會科學知識的系統性。因果決定論和普遍性等幾個特性（袁方，1995：14-16）。具體而言，社會科學知識的系統系指社會科學的目的是系統地說明和解釋人類的社會行為，而這種說明也像自然科學那樣依據一定的邏輯法則。社會科學知識的因果決定論是指，社會科學家也像自然科學那樣假定，任何事物都有其發生的原因，也就是說，每一個事物都是由在它之前的某些事物所決定。社會科學知識的普遍性是指，要從多種因素中找出最主要的、對所有人都有影響的因素，并把這種普通的、簡化的因果說明應用于任何人，任何時間、地點，包含了不同文化價值下的人對同一種知識的理解和接受。

從以上羅列出的幾個社會科學知識的性質，可以看出社會科學在形式和內容上追求像自然科學知識那樣的客觀性和科學性。與自然科學相比，由于社會現象的不確定因素更多，偶然性和獨特性也更大；社會科學所研究的現象比較復雜、異質性較大，而且更多地受到個人因素的影響。這使得社會科學知識的系統性不強，演繹推理和歸納推理不嚴謹，往往難以達到對社會現象的客觀、準確和系統的認識，社會科學知識也更容易受研究者本人的世界觀、政治信仰、價值觀等因素的影響，而與所要反映的社會現象存在偏差。因此，從社會科學知識這個維度來說，目前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僅僅是一種“準客觀性”，亦或說是一種類客觀性，難以做到真正意義上的客觀性。

三、基于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對其客觀性的認識

早期社會科學由于受機械物理學為核心的自然科學科學的深度影響，堅持將社會科學的主觀性視作不同主張的分水嶺，主觀性與“心理的、有價值的”等同。“心理的”具有私人性（袁繼紅，2008）。孔德、迪爾凱姆等人推崇用自然科學方法研究社會現象，排斥任何心理的因素，探索事物之間重復出現的社會規律，追求普遍的唯一的本，即方法論上的實證主義。因而，孔德等人將“心理的”對立面視為“客觀的”，并主張用觀察法、實驗法、統計方和比較法等研究社會現象。此外，李凱爾特、狄爾泰等人則將社會科學研究的觸角置于人類社會現象特有的價值上，人類自由意志賦予社會現象獨有的價值。一切自然的東西都不具有價值，因而不能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社會科學（文化科學），社會科學的課題具有私人性、獨特性，只能采用“表意的”方法，把握主觀的對象。“客觀性”在此作為主觀性的對立面被拒斥在外。然而，這兩類主張由于都固守著明確的界限，無法克服本身的局限性，前者固守在價值無涉的自然領域，一味尋求社會科學的客觀性，而不顧社會科學自身的特點，后者則強調社會科學屬于價值領域，認為社會科學不存在客觀性，陷入主觀主義的泥潭。

實際上，大部分社會科學家都介于實證主義與主觀主義這兩個極端之間。其中，韋伯的方法論思想最具代表性，他對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也作出了自己獨特的理解和認識。韋伯認為，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有本質的不同，后者含有社會成員對自己和他人行為的主觀理解，也就是說，“社會事實最終歸結為可理解的事實”。此外，韋伯指出，由于人的社會行為是有意義、有目的的，因而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對于這種規律性的行為可以采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加油研究。為此，韋伯提出了“理想類型”和“價值中立”兩個核心概念，也確保社會科學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具有客觀性，同時也能很好的區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差異性。

四、總結：社會科學客觀性何以可能

科學研究的客觀性是指任何研究者，不管他們屬于哪個階級、哪個黨派，信仰哪一宗教，只要他們采用同樣的科學方法，就能夠得出同樣的研究結論（袁方，1995：16）。社會科學由于具有自己獨特的特點和機制，如研究對象比較復雜、異質性、偶然性和獨特性較大；易受到個人因素的影響等，同時也難以擺脫與價值的親和性關系。因此，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是建立在主觀基礎上的，是在價值關聯基礎上獲得的認識被價值立場下的人的普遍理解和接受的社會事實。所以，如果社會科學研究沒有與任何文化價值相關聯，那么任何處于價值立場下的人對于研究認識就難以理解和接受，也就因此取消了客觀性的可能性實現，從這一點說價值關聯是客觀性的基礎。

社會科學對社會和歷史的認識是一個在動態中近似實現的過程，是一個從文化意義上對歷史因果分析的不斷認識，是一個追求知識對具體實在的經驗有效性和對這種經驗有效性不斷在文化價值上重新界定的過程（賴金良，1996）。社會科學研究客觀性的表現是：這種研究由于實現了文化價值所界定的針對經驗實在的有效性而被文化的人類所普遍理解和接受。社會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基礎是文化價值和價值關聯，這種研究的客觀性來源則是這種研究所賴以獲取的手段是被普遍理解和可接受到的，這種手段就是各種不同的理想類型以及研究方法和技術，而這種手段的客觀性基礎是理想類型的開放性、研究方法和技術的客觀性和有效性。縱然如此，但是要想真正實現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并被其他學科所認可，其道路還是很艱難，需要社會科學研究者付出巨大的努力。

參考文獻：

[1]袁方，社會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2]袁繼紅，基于方法的社會科學客觀性何以可能[j]四川工農學報，2008(5)

[3]王忠武，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三位一體關系[j]，科學學研究，1999(3)

[4]李文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五個差異――兼論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現實意義[j]科學學研究，2006(6)

[5]賴金良，什么是社會科學以及社會科學的客觀性[j]哲學研究，1996(6)

人文社會科學類論文篇二

21世紀是一個信息化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下，數據最有說服力，人們對大數據的認識是不同的，很多人都覺得它是寶貴的資源，認為它是一種重要的源數據，凝聚著客觀的智慧，它能夠給社會科學的研究提供很多重要的信息。然而，它又不是萬能的，我們切不可將其作為唯一的研究方法。

一、研究范式分析

在研究社會科學的時候，主要有四種研究范式。第一范式主要是對自然現象的描述，這種范式出現在文藝復興之前；第二范式主要是對模型的建造與概括，它稍晚于第一范式，產生于文藝復興以后；第三范式主要是進行科學計算，它以計算機為依托，將復雜的現象模擬出來；第四種范式就是探索數據，而且會涉及到大量的數據、重視挖掘、統計與分析數據。

克里斯?安德森指出，很多社會科學都想要將行為的原因找出來，然而他們卻怎么都找不到，其實不需要對行為的原因作出解釋，僅僅需要對個體的行為進行了解；為此，只需要通過大量的數據分析來找出之間的關系與關聯，這就要求有大量的數據，在數據的支撐下，不需要再進行假設，只需要在計算機中計算，從而得出相應的規律即可。

傳統科學研究與大數據思維之間有很大的差別，前者比較側重的是數據的演繹，而后者則十分注重數據的歸納。前者的演繹是建立在已知公理的基礎上的，在公理的輔助下判斷特殊情況，并在此基礎上得出相應的結論，演繹的方法也是研究現代科學最基本的方法。

現代科學研究都是建立在觀察和分析的基礎上的，在分析之后提出相應的問題，然后在問題的基礎上會提出假設，之后就會根據假說再演繹、推理，最終在實驗的基礎上，得出確定性結論；與演繹不同，歸納遵循的思維過程就是從特殊到一般，它需要海量的數據，并對數據進行分析和歸納，從而得出這些數據的'共同特性，從而得出相應的推斷、非確定性結論。在現實中，歸納法是商業推廣中最經常使用的。比如，通過對數據的分析，就可以發現一些顧客在購買a商品的時候也會同時購買b商品，這就會使商家得到一個有不確定性的預測，即購買a商品的顧客同時也會買b。如果在分析的結果中這種現象大量存在，那么商家就可以向購買a的顧客推薦b，從而形成一種連帶的效應。這個消費的案例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數據歸納分析的優點，即使沒有理論的指導，也不需要進行假設，更不用對其進行證實、證偽，只需要對數據進行分析就可以找到事物之間的關聯性，從而達到相應的目的。正是因為大數據分析的歸納功能十分便捷，因此很多人都覺得它可以代替傳統的演繹方法，然而這種認識是錯誤的。

如今雖然處于一個大數據時代，但是數據再大也是有限的，有限數據也就決定了樣本的數量也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樣本下，就根本不能得出具有確定性的結論，一般都是預測和非確定性的結論，非確定性就表明它只是一種概率，而不是絕對的存在，然而社會科學是一門科學它所需要的并不是一種概率，而需要一種準確的因果聯系和精確的答案。

此外，大數據的歸納方法雖然被很多的商業推廣所使用，但是也不能僅僅只探索事情之間的可能性聯系，這是不夠的，它也需要對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探索。

從本質上來說，歸納和演繹是人類思維中必不可少的，同時存在的兩種方法，它們之間相輔相成、相互依托。在具體的實踐中，大數據分析并不只是單純地數據歸納，它不僅需要數據，在分析數據的時候同樣會聯系到以往的知識和實驗。算法以及程序的開發與研究都是建立在以往的理論和知識積累上的；實驗檢測是每一個設計好的算法和程序都必須經過的一個階段；然而如果研究者沒有事前考慮某些事物之間的聯系或者是其它方面的問題，那么就不會開發出什么程序，更不知道用程序來干什么。

從眾多的實踐來看，大數據的歸納方法，主要是用來進行預測，而不是做出科學假設。數據分析家在數據分析的基礎上，除了要對自然事件進行預測，還會對社會事件進行預測。然而大數據歸納分析的準確性遭到了很多科學家的質疑，但是由于受社會科學研究的傳統理念影響，就認為與自然界相比，人類社會有別樣的復雜性，往往無法預知社會發展和人的行為，然而大數據的出現和發展，給這種思想帶來了很大的沖擊。

二、數據研究方法

在進行大數據研究的時候，往往需要收集海量的網絡信息，然后在此基礎上對所有的信息進行分析，比如，通過對微博上的帖子進行收集，收集之后，再根據帖子的性質以及語義等多種角度對其進行合理的分類，最后統計其中的詞頻。在社會科學研究的傳統方法中是不可能得到那么多的資料，不僅如此，在質量上也不能很好的保證，然而傳統的研究方法有自己的優點，比如說通過訪談，不僅僅可以收集到受訪者的談話，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探查人們的心理和想法，從而可以對他們的情感進行了解和把握，通過談話可以將文字表達不出來的細膩的情感與表情揭示出來。大數據雖然有很多的優勢，但是它不可能成為唯一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它不能取代抽樣調查，主要是因為在很多時候，某些特殊領域的信息是不能公開的，所以在計算機上是找不到相應數據的，這個時候只能依靠抽樣調查來進行了解。此外，大數據所分析的數據是有限的，因此很難得到比較完整的結論，而抽樣則是從整體樣本中選取典型樣本，相比較之下具有絕對的優勢。最后，大數據分析收集的只是一些死信息，而抽樣調查等傳統的研究方法則可以充分調動受訪者的主觀能動性，從而可以靈活地掌握采訪的信息，很多時候不僅能夠得到需要的信息，還有可能發現新的信息。

三、結語

在如今的大數據時代，大數據分析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價值，它毋庸置疑地可以促進社會科學的研究與發展，但是同樣不能忽視其他的研究方法。只有將大數據的分析歸納方法與傳統的方法完整地結合起來，才能促進社會科學的研究與發展。只有不斷探索新的方法，才能給社會科學研究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因此要促進多種方法的并存互滲，使社會科學從多種角度來觀察社會與人類，從而更加深入地闡釋人類的社會生活。

【參考文獻】

[2]李曉鳳.社會工作研究范式的發展及其對社會科學研究的啟示[j].廣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06.5-11+101.

人文社會科學類論文篇三

摘要：我們黨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是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發展觀，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觀的繼承和拓展，是當代社會發展形勢的必然；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創造性應用，符合中國國情；對于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發展科學社會主義，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關鍵詞：科學社會主義科學發展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科學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形態，讓人們更具體地認識社會。之所以稱之為科學社會主義，是為了區別于空想社會主義。《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曾這樣提到：馬克思一生中最大的發現有兩個，一個是唯物史觀，另一個是剩余價值。這兩個重大的發現，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它是關于無產階級解放斗爭發展規律的科學，是一門政治科學。

馬克思主義分為三個重要組成部分：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其中，哲學是起點，經濟學是中介，科學社會主義是終點。科學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指導我們黨和國家實踐活動的一門首要科學，必須將其貫徹到我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同時科學社會主義也將在實踐中得到豐富和發展。

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以胡錦濤為的黨中央在新實踐中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核心是“以人為本”，內容是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實現方法是統籌兼顧，具體辦法就是堅持“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符合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內在要求，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也是針對當前中國國內外經濟形勢，滿足中國今后長期發展需要。科學發展觀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必須遵循的發展規律，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內在要求，對于中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有著深遠的意義和重要的影響。

一、科學發展觀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觀的繼承和拓展，是當代社會發展形勢的必然

科學發展觀對當今社會起指導和促進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提出了新的理念

鄧小平同志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求發展，必須首先發展生產力，只有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實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國共產黨在總結國內外建設社會主義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新的理念，這就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主要是通過社會主義自身的發展，而社會主義的發展必須是科學的發展。科學發展觀是新的社會主義發展觀，它的提出推進新的社會主義事業。

（二）解答了一個重大問題

各國的社會主義者都在探討當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怎樣的社會主義，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則科學的回答了這一問題。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以人為本”，人民是創造歷史的根本動力，在社會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必須依靠人民。內容是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就是要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等個方面的建設，使現代化建設的各方面都相協調。只有這樣才能掌控全局，能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重大關系。

（三）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

1、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基石

科學發展觀在繼承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基礎上有所發展，并沒有脫離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而是在發展過程中提出關于社會主義的新的觀點。所以，科學社會主義始終是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基石。

2、科學發展觀的邏輯起點

3、科學發展觀的立足點

科學發展觀的立足點是對中國現實問題的思考。我們必須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面臨的實際情況出發，“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于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于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不斷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我們的思想和理論”，？q這就是科學發展觀的立足點。

4、科學發展觀的理論結構

人文社會科學類論文篇四

環境科學研究方法是青島農業大學應用型人才培養方案中的主干專業課程，該課程綜合實踐性很強，結合環境科學類實驗設計方法與數據分析實驗，讓學生對理論知識有更深層次的理解和掌握，為形成完整的環境科學知識體系奠定基礎。然而目前，很多高校在這門課程中依然采用灌輸填鴨式理論教學模式，過多強調深奧的理論知識而忽略實踐課程，學生逐漸失去學習興趣，嚴重影響教學質量。根據目前社會需求以及高校環境類人才培養現狀，我們改革傳統教學內容，創新理論教學與科學研究、生產實際相結合的課題教學模式，建立具有青島農業大學特色的環境科學學科。

一、教學內容的改革

環境科學研究方法的教學內容分為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兩個部分。理論教學內容主要包括實驗設計、數理統計、假設檢驗、方差分析、相關回歸等數據分析方法。結合本校環境科學的專業特色，本科畢業生多從事農業環境監測與評價方面的工作。從而要求該課程的教學內容與農業環境監測的特點相結合，在數據統計分析例題方面主要強調監測類數據的總結和分析，建立實用性較強的教學體系。目前，這門課程還沒有適合的教材，以往教材理論部分過于強調數理統計的原理和方法，深奧難懂，與環境科學專業的結合性較差。因此該課程需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教學內容改革：

1.強調基本理論的應用性

我們采用蓋均鎰編著的《試驗設計與數據分析》，改革傳統的教學內容，根據農業院校環境科學專業特色，聽取專家建議和學生反饋意見，自編講義，引用環境科學類實驗數據進行整理分析，提高對數據分析的實際應用性。另外對課本上面繁雜的數理統計公式進行簡化式教學，主要強調公式的實際應用性，忽略復雜的推導過程。

2.課程內容緊密結合學生的畢業方向

根據專業特色，明確學生就業和考研這兩個畢業方向。課程學習以畢業方向為指導，就業學生主要側重學習環境類監測數據的獲取和分析。考研學生則更側重環境類實驗的設計與實驗數據的整理與分析。學生認識到學習該門課程與自己畢業緊密聯系，會激發學習熱情，主動獲取更多的知識為就業或考研做好準備。

3.課程內容與時俱進

利用信息網絡，強調課程內容的新穎性，把握環境科學研究方法的發展動向，在理論學習的同時，介紹全新研究方法的進展和前沿領域。并適當結合科研文獻，分析新穎的環境類實驗設計方法和數據分析方式，給課程學習注入活力。

二、實踐教學的`改革

實踐教學是環境科學研究方法課程學習的重要環節，實踐學習培養學生設計實驗、全程參與，帶著問題主動學習，從而實現對應用型創新人才的培養。我院該課程實踐教學改革主要從課堂實驗、參與教師科研課題和分析企業監測數據三部分實現。

1.課堂實驗改革

實驗課采用自主編制實驗教材，學習spss軟件對實驗數據進行整理、歸納、分析和推導。適量增加環境科學實驗設計性和綜合性實驗，讓學生全程參與實驗設計、實驗布置、實驗管理和實驗數據分析各環節，提高綜合性實驗的效果。其次，以環境實驗數據為實例進行分析，實現數據的整理和深層次挖掘。還利用多媒體課件和flash動畫仿真技術展示實際生產工藝以及環境類監測數據的獲取過程，使得課堂講解生動清晰，有效提升授課質量。

2.參與教師的科研課題

把本科學生進行分組，根據環境科學專業的師資情況，分組參與教師的科研課題。結合大學生創新立項項目，培養學生的自主科研思維。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查閱文獻，根據實驗目的設計實驗內容，并安排實驗進度開展具體實驗工作并分析整理實驗數據，培養其創新和科研能力。

3.分析企業監測數據

讓學生利用現有的理論知識整理和分析企業監測數據，提高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實現課本知識與解決實際問題巧妙的結合。學生自主完成數據分析報告并組織報告展示，真正做到學以致用。

三、考核評價體系的改革

合理有效的課程考核能考察課程質量和授課效果。本課程學習過程中學生普遍反應信息量大、公式多、難記憶并計算困難。因此本課程的考核評價體系進行改革，理論和實踐知識考核分數各占50%。其中理論考核主要以理解和分析內容為主，多為案例分析題，根據具體實驗目的設計實驗，或分析實際數據。實踐考核主要根據科研訓練的表現以及對實際數據的分析處理能力。環境科學研究方法課程教學模式改革探索任重道遠，不斷改進教學內容，增加實踐教學環節的創新性和實用性，必定能提高教學質量，培養出符合應用型人才要求的環境科學本科學生。

人文社會科學類論文篇五

人文社會科學類論文篇六

【關鍵詞】圖書館/信息服務/模式/創新

信息服務是信息機構向用戶按一定方式提供信息的過程。信息服務業是指從事信息的收集、存儲、加工、傳遞、交流，并以信息產品向社會提供服務的行業。圖書館是信息服務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它屬于傳統信息服務業。隨著社會信息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信息服務業蓬勃發展、許多新興信息服務機構出現，信息服務格局呈現為多元化趨勢。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知識經濟的提出和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互聯網的迅速普及，社會信息環境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網絡信息資源的易用性和一些新興信息服務商可直接向用戶提供檢索、傳遞等信息服務，使得信息服務日益呈現出非中介化特性。這強烈地沖擊了傳統圖書情報工作長期依賴的信息交流和服務環境，更突顯了傳統服務的不足。而與此同時，社會信息的極大豐富和網絡資源的無序性等更造成了信息過剩與知識貧困并存的局面。社會對于廣泛而精深的信息服務的強烈需求一方面向傳統的讀者服務發出了挑戰，另一方面也為圖書館信息服務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在變化的社會信息環境中，圖書館要發展，出路就在于探索創新，這是一個關系到本行業發展的關鍵，甚至可以說是關系到圖書館生存的問題。本文擬從服務模式的角度探討圖書館信息服務的創新。

人文社會科學類論文篇七

每天在醫院忙碌的工作著，卻不曾對醫學人文進行過學習和探討，直到最近參加了醫院組織的《醫學人文大講堂》，讓我第一次對“醫學人文”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和深刻的認識。

本帶著一種懷疑的心態去參加這次培訓，不知道參加這次培訓對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有什么重要的意義。可是經過這一期的培訓后，我得出了一個肯定的答案，那就是醫學人文的培訓非常重要，雖然培訓時間短暫，卻讓我感覺非常的充實而且充滿意義。

醫學人文，是一門醫學和人文學的交叉學科。正如其名，是研究醫學與人文關系及從人文觀念角度出發對各種醫學現象，事件進行思考，總結的學科。

自文明創始以來，人類對于生命，健康的思考就從未停止過，因此有關于醫學人文的思想言論自古即有，但較早時期醫學人文只是醫學的一個分支，一般是由長期或曾經從事醫學工作人員自主思考總結得出的一些結論或心得，醫學人文長期處于無正式定義階段。

近年來，隨著醫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人類對于醫學其人文性的思考越來越多，對于生命的思考也越來越深刻，這為醫學人文的誕生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論基礎；隨著醫學工作者整體綜合素質的不斷提高，醫學工作者對于工作的思考與總結也日益增多，其質量也日益提高，這為醫學人文的誕生提供了很重要的學術基礎。

作為一名醫務工作者，真正面對的是患者，而不單單是疾病。在治療護理病人的過程中，既要講究疾病治療護理的個體化對待，也要重視與病人的溝通，了解他們的基本情況。與病人進行有效的溝通，重視病人的感受，這也應該是我們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

你把握了患者的想法感受后，再溝通起來自然是水到渠成的。患者知道你明白他，尊重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那他會覺得你開個他的藥就是他需要的，那患者對醫囑的依從性會大大提高，那治療效果也就是你想要的。認真處理好醫患關系，將能很好地緩解緊張的醫患關系，減少醫患之間發生的暴力沖突事件。

通過這次富有意義的培訓班學習，我深深的認識到：白衣天使這一職業是最富有人情味的和最與人親近的職業，醫學是最具人文精神的學科。因為醫學本身的對象是人，醫學的主體也是人，醫學的崇高使命是尊重生命、關愛生命、救死扶傷、治病救人。正如希波克拉底所說的“了解病人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比了解他得了什么病更重要” 醫學實踐強調人的整體性、人與自然和諧統一，診療活動離不開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思想交流、醫患配合，離不開來自親友、社會的幫助支持以及政府保障和宗教信仰的力量支撐。

但是，隨著現代醫學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正如鄧偉勝書記在講課中提到“讓醫學這一門原本最溫暖的學科，在現實中卻成了一個最冰冷的職業”。現代醫學技術的豐滿卻帶來了人文的缺失，導致了醫學異化的發展，即醫學越來越脫離了它的本質。如醫務人員只注重軀體癥狀，忽視病人的精神、心理需求；只看到“病狀”，沒看到“病人”；只注重生物學手段的治療，放棄心理、行為治療和親情關愛；醫師的“惜語”，不愿作出必要的解釋，不愿多與病人進行語言溝通；病人到了醫院后，醫生根本沒有時間和病人交談，病人面對的只是一堆檢查單等冷冰冰的東西等等。人性化的醫學和富有人情味的醫患關系被復雜的儀器和先進的技術代替了，醫學土壤上的人文種子失去了生命力。這些無不讓我們感到深深的遺憾。

一個好的醫生，就是承諾對病人實施“最好的保健”的醫生。現代醫生面臨的挑戰是在科技知識和人文素養之間保持平衡。解決這個問題最重要的一步是強調：成為一名醫生，不僅需要自然科學知識，也需要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美國著名醫學家、人文主義者奧斯勒指出：

作為醫生，需要不斷地提醒自己，在看病人時，應當坐下來，哪怕只是30秒鐘，病人會因此而放松，更容易交流思想，至少會感到醫生愿意花些時間對待他的病人。這是醫生的基本哲學。

如今現實生活中，許多醫生都在利益的驅動下，忘記了當初緊拽著右手許下的希波拉底誓言，忘記了健康所系，生命相托的重負，忘記了醫生不僅僅是一項職業，更是一種責任。大部分義務工作者缺少這種撫慰病人，關心病人的心靈，導致了很多醫療糾紛的發生。在這方面我們一定要吸取教訓，時刻堅持“用心做好每一件事讓每一位患者滿意，為了病人的一切而用心工作著。”有句話不是這樣說的嗎，“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相信只要我們多站在病人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尊重病人，把病人當做親人來對待，最終醫患關系得到改善的時代終將會來臨。

在培訓中，鄧偉勝書記還給我們講了醫院許多前輩的感人事跡，如一切為病人著想的吳俊主任、待病人如親人的武愛弟等等，都向我們展示了無私奉獻的醫學人文精神；這些感人事跡對于我院深化醫學人文素質教育將具有重要的影響。相信我們的前輩能做的如此之好，我們新一代的醫務工作者在他們的影響下也將會做得更好。 訓即將結束，正如前學長所說的，通過這一培訓讓我們的心靈得到了一次洗禮，我將認真領會“醫學人文”的精神，并將它應用于每一天的工作之中。

郴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人文社會科學類論文篇八

自從c.p. 斯諾、薩頓諸人倡言科學與人文已形成兩種文化以來，幾十年倏爾過去，論者自論之，科學與人文的歧異，卻似乎有增無已。1986年的《威尼斯宣言》稱：“研究自然體系而形成的世界觀，與人文學術和社會生活中的價值觀之間，呈現重大歧異，對人類生存已構成威脅。”

此種分歧與危機，不僅表現在外部，即科學共同體與人文共同體之間難以交流，而且更深刻地表現在內部，即科學作為求知體系，其客觀基礎與主觀的人文歷史因素之間的張力已經表面化，而使科學的理性基礎受到質疑。盡管近年來人類的技術力量呈空前的膨脹式發展，然而科學的自信，科學在學術中的尊嚴，卻已空前低落。十八世紀詩人頗普所謂“上帝說要有牛頓，于是有了光。”的那種對科學的崇敬，十九世紀對科學文明進步的信念，以及本世紀中期以前對科學可靠基礎的信心，皆已受到種種批判而發生動搖。

科學的概念更迭

雖然對基礎主義的批判發韌于科學哲學家如卡爾·波帕，然而科學內部的理論概念發生重大更迭，則屬先行。1905年愛因斯坦已完成狹義相對論。1915年他發表的數學理論已將相對論推廣到引力加速運動。量子力學的基本完成時期約在1900至1927年之間。哥德爾定理發表于三十年代初期。諸如此類的理論所提出的新觀念，已足以擾亂既有的科學秩序。

本來，就物理科學而言，新理論所更迭的只是古典的物理學概念，如：絕對時空、以太、引力即時效應、歐幾里德空間普遍有效、光按直線投向空間、物體無最大限度速度，諸如此類。而且新理論并不能取代古典力學在一般領域里的應用。比如海森伯格測不準原理的方程為：

d c ·d r p

其中 d c 為一電子位置測定誤差，d r 為其動量測定誤差，h為普朗克常數。電子位置測定越準確，則動量測定越不準確。由于直線動量為質量乘速度，故不可能同時測定電子的位置與速度。同理，亦不可能同時測定電子的能量與具有此能量的時間。然而由于普朗克常數的值極低，約為6.625×10 爾格/秒，故這個原理僅適用于原子以下的微觀領域，對牛頓力學領域的計算并無實際意義。但是在哲學觀念上，其意義則遠不只此。傳統上認為，邏輯的普遍性在于，邏輯的基本原理、公理、定理適用于一切可能世界。如果在一個領域里某基本原理已不適用，則邏輯的普遍性便已成為問題。海森伯格方程、薛定鄂方程、玻爾理論對同一律、排中律提出挑戰。因而對整體與局部的關系這個概念，以及非此即彼的傳統分類法，甚至對物質及其客觀性，也提出質疑。而這一切又與相對論揚棄絕對時空有關。傳統分類法以排中律為基礎，事物非此即彼。但粒子的位置與速度不能這樣簡單分類。傳統所謂整體包涵局部，指一實體在空間或時間上包涵之。相對論和海森伯格方程則認為，一實體處于另一實體的時空域之內，為包涵關系。玻爾認為，電子既是粒子又是波，在邏輯上矛盾，但在經驗中是事實。海森伯格的測不準原理可以理解為，粒子僅有統計性的位置；但也可以理解為，僅當有人觀察它的時候才有位置。相對論的質量依據在運動中的速度相對于觀察者，也說明物質的形態依賴于觀察者。對原子結構的認識，無論湯姆遜、盧瑟福、玻爾模型，皆是理論建構，而非原子本身。粒子是適合薛定鄂方程之物。物質的外延不清，客觀性模糊。

更有興味的是，純數學理論也得出類似結果。非歐幾里德幾何的出現，使幾個幾何體系適用于同一人類空間經驗。漢密爾敦的四元數理論證明a×b b×a。略文海姆-斯寇姆理論證明，一個公理的集合可以導出本質上不同的解釋理論。哥德爾定理認為：一，在任何一個數論的形式體系中，皆有一個真公式，即不可確定性公式，其本身不可證明，其否定式亦不可證明；二，在數論的形式體系中，其一致性不可能在該體系中證明。如果推而廣之，彷佛可以說，一個理論體系，求其一致則不完整，求其完整則不一致；一個理論體系的一致性只能在體系以外得到證明。也就是對矛盾律的普遍性提出質疑。亞里士多德的科學理想，便是在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詞項定義不變的基礎上，根據自明的理性前提推導出知識體系。直到現代邏輯經驗論亦認為，理性與直覺經驗是知識的可靠保證，而理性便是邏輯性。如果邏輯性受到質疑，則作為求知可靠基礎的理性便已發生動搖。

批判與反思

科學內部既已發生重大變革，對于此種變革的哲學反思，加上其他社會條件，也就順勢形成一股對于科學的可靠基礎，乃至對理性，甚至對西方文化的所謂現代性，進行批判的思潮。遠在四十年代，卡爾·波帕已提出證偽理論，以批判當時公認的方法論。他否定歸納法，認為歸納根本不存在。知識的獲得只是通過錯誤假說的被否定。“從變形蟲到愛因斯坦，知識的增長從來相同。”“動物的知識，前科學的知識，其增長以消滅持有錯誤假說者為代價；而科學的批判，則常以理論代人受難，在錯誤信念將吾人引向毀滅之前先行消滅它們。”（karl popper, objective knowledge, oxford, 1972, p.261）既然歸納性的因果被否定，科學也就難有確定的基礎。波帕把科學家比作給自己房間畫地圖的人。他必須把他正在畫的地圖也包括在這張地圖之內。“他的任務不可能完成，因為他必須把他畫地圖的最后一筆也畫在地圖里面。”(the open universe, london,1982, p.109.) 這是對邏輯經驗論那種充滿自信的證明理論的諷刺性寫照。然而歸納法作為一種方法策略，不僅是科學求知中歷來行之有效的手段，而且也蘊涵于證偽方法之中。“一切天鵝皆為白色”這個判斷，只要發現一只黑天鵝便可以證偽。然而若要確立這個全稱判斷，以及在黑色鳥類中確認一只黑天鵝，皆離不開歸納方法。后來，波帕的學生萊卡托斯試圖用“研究綱領”來說明科學知識的內容增長，然而亦未能提出統一的知識標準。

六十年代初期，庫恩提出“范式”理論。科學的發展據稱是由于“科學范式”的更迭。科學共同體從同一模式中學習專業知識，根據同一模式從事科學研究，接受相同的實踐規則的制約。建構理論和設計證明，不再是依據邏輯經驗論所謂的統一方法，而是科學共同體在一定歷史社會條件下共同遵循的“范式”。科學范式中有若干社會心理因素，不在理性方法控制之內，故科學知識的增長沒有確切的理性基礎。不同時代的范式之間不可通約，彷佛科學發展沒有連續性。然而歷史事實并非如此。比如牛頓體系的“質量”不變，相對論的“質量”根據運動的速度而變化，二者并不同義。然而兩個術語指稱的卻是同一物理現象，只是相對論的“質量”從屬于一個更為確切的解釋理論，其說明域超過牛頓力學的低速領域。又如，吉爾伯特、弗蘭克林、麥克斯韋理論中的“電”概念十分不同，但三個術語的外延指向同一物理現象。于此可知，不同時代的理論之間并非沒有共同的理性基礎。

蒯因的“翻譯不確定論”既欲說明不同文化語言之間的翻譯不可能，又欲說明不同理論之間的不可通譯。蒯因最終訴諸外在的行為主義標準，彷佛在語言邏輯的用法中沒有共同的理性基礎。然而對外在行為的觀察、判斷、陳述、驗證皆必須通過本己的語言。可見不同語言之間仍有共同的理性基礎。蒯因則認為理論之間沒有相通的理性基礎，知識的來源只是感覺。“不存在外在的基點和第一哲學。”（, ontological relativity, new york, 1969, p.127.）“自然科學說世界是什么，就是什么。只要自然科學是正確的，而我們判斷其是否正確大體取決于預測的經驗檢驗，便是如此。”(“structure and nature”, journal of philosophy[89],1992, p.9) “不論自然科學的可錯性如何，自然科學的一個發現是：吾人關于世界的知識只是感覺接受器所受的影響。”( the pursuit of truth, cambridge, 1990, p.19) 在早期的《經驗論的兩大教條》中，蒯因認為，吾人所謂的知識，乃是一個人為構造物。科學理論的中心是形上學陳述和數學邏輯陳述，其外一層為物理學陳述，更外層為經驗陳述，最外層與經驗相接。其中任何陳述皆不與具體經驗一一對應。原則上可對任何部分的陳述作出足夠的調整以適應相反的經驗。彷佛知識的結構與實在的結構之間沒有確切的關系。然而事實上，新的理論成功地代替舊理論，正是新理論的結構更確切地說明實在結構的緣故。牛頓三定律可以導出150多個命題，解釋大量地球和天體現象。凡是可用相對論代替這些解釋的地方，皆是新理論更確切解釋實在的地方。

費耶阿本則反對一切方法。他認為不可能有預設的合理性標準。科學真理只是一種修詞，并無客觀內容。但他又承認科學的成功。不過，這種成功只是由于科學家長期不懈地研究某一問題的結果。他們的過分之舉，總會被其他學派的過分之舉所抵消。費耶阿本稱，他可以否定科學真理，而把這個判斷當作真理提出來，猶如他可以用德語來宣稱德語不如拉丁語。他忘了，真值不是一種語言，而是使各種語言得以通譯的理性標準。正因為客觀上存在這種標準，他才能夠把“反對方法”當作一組真陳述提出來。他卻主張科學不需要任何理性標準，all goes!所以庫恩稱之為vaguely obscene。

晚近的方法論研究，多探尋如何重建理性標準。廈皮爾、勞丹等人便是如此。勞丹批評庫恩、費耶阿本對歷史連續性的忽略。他提出“研究傳統”，其中既包涵科學理論，又涵容本體論體系。然而他忽略統一的邏輯和對應規則，故在科學術語的陳述與本體論陳述構成真問題的作用中，未能提供統一標準。比如數學證明和歷史解釋之間如何對比，便成為問題。近年語義派的科學哲學家如薩普斯、斯尼德、范弗拉森、史泰格繆勒等以集合論方式進行公理化，似尚未取得公認結果。

總之，由坎貝爾、賴欣巴赫、卡納普等人代表的邏輯經驗論“標準方法論”，在六十年代已受到徹底的批判。批判的重點大抵在：科學術語區分為觀察語言和理論語言，在語義學上沒有根據；理論術語無需語義規則定義，并無根據；對應規則的特殊語義功能沒有根據；觀察語言由對應規則定義，不可能不受到理論的滲透；科學理論被當作完成的科學報告，而非歷史中科學共同體的建構物，與史實不合；公理化的必要性受到質疑。這些批評多半可以解釋為，被“標準方法”排斥于科學理論之外的人文價值，實際上在科學理論之內。

科學原是人文理想

人文價值不僅在科學的理論構成之內，而且可以說，科學本身原是一種人文理想。科學不是自然的產物。在自然演化中，不可能自發產生科學。科學是文化，而且是特定文化的產物。所謂人文，humanitas，原指人類；引申為人性，人的情感；轉為人的文化、教養、教育。漢語“人文”，指禮樂教化，如《易·賁》：“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穎達疏：“言圣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也。”乃是更狹義，專指儒家教化。廣義的人文則指人類文化的內涵，以及相關的學術藝文。

人類科學產生在古代希臘，有一些明顯的必要條件。人要系統地揭開自然之謎，必對自然有一種對象化的好奇之感。如果只把自然視為與人一體，則必流于感悟冥思，不會視為研究對象（在結構上可以分解清晰的“物”）。這便需要一種主客二分的語境。古希臘恰有這種發達的語境。其次，必有一種信念，確信人是理性動物，而自然有著內在的理性結構，故人可以系統地揭示自然。古希臘恰有這種哲學。此外，古希臘人恰有一種以數學方式揭示最深刻的真理和世界結構的信仰，而又恰有歐幾里德幾何這一發達的公理化體系。亞里士多德科學，便是從理性前提出發，以公理系統演繹方式，全面揭示有著內在理性秩序的自然的一種價值理想。這樣的科學，必出自這樣的文化語境，和這樣的人文理想。科學的發生，出自對自然的好奇與理性求知的態度，與利用自然和生產力無關。科學與利用自然的態度結合起來，此事發生相當晚，乃是出于另一種價值理想，即基督教信仰。

基督信仰對科學發展的影響，約有三個方面。一，世界是上帝的受造物，故世界本身是一種contingent（偶性的，可存在可不存在的）存在。二，世界雖為偶性存在，卻不是任意紊亂的存在。理性的上帝創造了具有內在理性的世界，并按上帝形象創造了人類，故理性的人類可以全面揭開世界之謎。三，人類是上帝救贖計劃的中心，自然是人類利用的對象，“你們要生養許多兒女，使你們的后代遍滿全世界，控制大地。”（現代中文譯本《舊約·創世紀》1）

此種觀念，顯然與希臘思想不同。希臘人對于自然的興趣在于求知，而基督教文化對自然的態度則是利用控制。希臘人認為自然為必然存在，故可以通過公理系統演繹方式推導出關于自然的知識；而基督教文化則認為世界是偶性存在，故必須通過經驗的方式一點一滴地揭開自然之謎。惟其希臘的科學理想是演繹推導，故希臘人沒有興趣作實驗。歐洲最早的實驗科學，產生于中世紀的修道院。亞里士多德關于落體的速度取決于重量的錯誤理論，上下一千年，竟沒有人費神去驗證一下。直到伽利略的時代（也就是基督教文化的科學理想上升的時代），才被實驗證偽。

然而古希臘的科學理想，卻并未因為實驗科學的產生和發展而整體上消逝。自此而往，科學作為一種人文理想，始終處于西方文化兩大淵源的交互影響之下。亞里士多德關于求知的確切理性基礎，關于“歐幾里德支點”的信念，公理化體系中蘊涵的簡單性原則（以最少前提建構理論），以及柏拉圖和多數希臘哲學家關于幾何形式和諧完美的理想，這些理念的生命非常悠久，可以說直抵今日。不僅希臘和希臘化時代，而且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代的科學理論，也大抵（并非僅僅）是此種科學理想的產物。只是不同理論在構成時，對這種理念的理解和詮釋不同。哥白尼正是深感托羅密體系在數學上不和諧，才著手對之改造，而他也正是受著圓形這個完美幾何形式的限制而未能建立橢圓形天體軌道模型。開普勒的行星運動定律揭示出宇宙在數方面的和諧比率：行星矢徑在相等相間掃過相等面積、行星公轉周期的平方正比于與太陽距離的立方、行星遠日點和近日點之間角速度的變化用樂譜形式標出。牛頓正是繼承此種思路，從行星運動定律中導出具有數的和諧的萬有引力定律。現代科學理論，如電磁場結構理論，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引力場方程乃至未成功的統一場論，巴爾末公式，量子力學矩陣方程，分子生物學大分子立體結構理論等，皆與上述人文理想或本體論理念有關。科學家往往認為，數學上美的形式在描述世界方面有價值。迪拉克正是在對稱和諧的美學理想推動下，預設反粒子的必然存在。

不僅科學本身原是一種人文理想，而且科學理論的建構，亦必以基本的形上學前設（如自然規律性、齊一性等）為必要條件。此外，科學理論的建構，往往以美學理想或本體論理念為出發點或啟發動力。再者，科學共同體所遵守的規范體現某些倫理價值，以及諸如此類，也是科學中的人文理想，此處不遑多論。人文價值對于科學理論的關系，有二特點：既開拓又限制理論的視野，既可有益又可有害；常以潛前提或背景知識的形式影響理論，鮮有作為公理或輔助假說而納入公理體系者。

價值與事實

六十年代以來，科學中價值原則與事實原則的分離，已受到所謂歷史主義，乃至所謂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徹底批判，至于達到矯枉過正的程度。不久前，一位著名科學哲學家在普林斯頓演講，聽眾中有人提問：你的口氣彷佛說科學和理性及實在有關？目前在西方的一般意見，大抵認為科學陳述為工具性，也就是對科學中的事實原則十分懷疑。此與實用主義傳統有關。皮爾斯主張，真理的界定最終是協議的產物。杜威則稱，一切知識皆為工具性。此外，與后現代主義思潮有關。r.羅蒂稱：“科學根本不是人類理性的典范，而是‘人們協議’的典范。”(r. rorty,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i, cambridge, 1991, p. 39.) 費耶阿本宣稱，科學真理只是修詞，并無客觀內容。以及諸如此類。

實際情況是否如此？科學理論構成中，確實有價值因素，科學有隱含的或自覺的價值原則，已如上述。科學的所謂觀察語言，并非中立。觀察術語由理論定義。例如按照所謂標準方法論，氣體分子運動理論的一個公設是：(x)(gx qx) ，讀為“凡氣體皆為分子組成”。其中觀察術語g被該理論的語義規則定義為“一個氣體標本的屬性”，這樣，對應規則語句中的觀察術語也就不是獨立于理論的中立語言了。然而盡管如此，成功的科學理論，總是與日常語言中的實在有著操作性的對應關系。這種操作，在不同社會，不同文化語境中，可以同樣實現。一個科學實驗，不論其程序設計、儀器制造、觀察條件受到如何的理論影響，也不論其結果中包涵如何的理論詮釋，然而同一實驗既然可以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重復，也就說明該實驗不是一個社會學的過程。理論“滲透”觀察，也不必然影響觀察的有效。著名的實例是太陽中子接收實驗。這里，“弱互作用理論”既是設計接收器的觀察理論，又是待驗證理論。按照“循環驗證”的假設，實驗結果應與理論的預測一致。然而實驗結果卻并不一致。一個科學理論往往是一個復雜的公理系統。一個實驗不可能驗證全系統，而是驗證其未知部分。只要觀察理論沒有影響這未知部分，便不會影響實驗的有效。

價值原則與事實原則是科學的兩大原則，不可偏廢。價值原則體現于本體論或基本前提。事實原則雖然也是一種價值理想，卻貫徹于理論和觀察的全過程。無論解釋理論、觀察理論或觀察操作，皆必貫徹事實原則，科學方能與日常語言中的實在發生可操作的對應關系。勿論問題的提出、理論的建構、邏輯的推導中涵有如何的價值因素，也勿論觀察與證據中涵有如何的詮釋成份，在理性批評精神和事實原則的引導下，科學家總有可能在一定時空條件下訴諸最可信的理由和證據，在理論和經驗的不斷擴展中發現和糾正錯誤，對發展中被人理解的實在之結構獲得越來越深刻的認識。

認識與真理

事實原則使科學訴諸理性、邏輯和經驗證據。理性作為秩序原則，其內涵在歷史中有所發展，但迄今并未能廢棄秩序原則。一切所謂非理性的力圖廢棄秩序原則的論證或語句，只要能讓人明白，必訴諸秩序原則，而秩序原則的核心便是邏輯性。

邏輯性是蘊涵于語言中的基本約定。邏輯理論在歷史中發展，人對邏輯規律的理解不斷深化，但只要語言尚在，邏輯性亦不可廢棄。筆者曾做過一個非實驗室條件下的簡單實驗。對象是一歲半到兩歲、正在學會說話、智力發展良好的兒童。方法：一，以紙板做成一個圓形、一個正方形。二，以圓形出示一個兒童，教他（她）說“這是圓的。”重復幾遍，直到問他（她）：“這是什么？”他（她）能立即說出：“這是圓的。”三，以同樣方式教會他（她）認出正方形。四，出示圓形，問：“這是不是又是圓的又是方的？”他（她）回答：“不是又是圓的又是方的，是圓的！”然后出示方形，結果大抵相同。上述實驗或者有助于說明，邏輯性乃是與語言同時學會的一種基本約定。語言在，邏輯性便在。邏輯規律和理論，是對邏輯性的體系化。正如其他理論，邏輯理論也可錯，可發展，可糾正。有人或者認為，哥德爾定理之類的數學理論已經證明矛盾律無效。其實哥德爾正是嚴格遵循矛盾律而推導出其定理。否定矛盾律，也就否定其定理的基本前提。哥德爾定理僅僅否定在一個數論體系內部證明該體系一致性的可能性。當代對邏輯性已有前所未聞的深刻理解，這對于科學理論的意義，不在于放棄邏輯性，而在于：不可將邏輯視為在一切可能世界中求得可靠因果性的先驗保證。人所知道的邏輯，是人類語言約定的最基本秩序原則及其體系化，卻未必是世界結構本身的秩序原理。目前人類對世界的認識是否處于初級蒙昧階段，這個問題，由于缺乏整個世界的資料，根本無法回答。以人類語言約定的秩序原理來規定世界的必然性，是對世界的一種無理強制。此種倨傲是歐洲理性主義的致命弱點，其淵源既出自宗教信仰又出自更古老的本體論。所幸者，現代人類智慧對此已有較為清醒的認識。在科學研究中，我們必須遵循現有的邏輯規則，來進行一切思維和操作，同時又不能以此來預設一切必然性。在研究的一定階段，凡依據充足理由和證據而成功地得出的因果系列，不論與當時邏輯信念是否一致，亦應接受其必然性。量子理論修訂分配律，便是一個實例。正如我們不可能為信念提供證明，卻必須接受價值原則一樣，我們也必須接受邏輯原則，因為若沒有這些原則我們連一步也邁不出去。這便是人類理性的兩難處境。

那么科學知識有沒有真理性？如果科學理論有價值前設，觀察受理論影響，而邏輯是語言約定，那么如何保證科學知識不是循環論證和驗證，而是對客觀實在的結構之認識？這已經涉及認識論及真理標準問題。自本文目的而言，僅能最扼要地陳明筆者的理論。

人與世界的接觸，僅能通過感覺接受器，而感覺接受器所接受的是簡單的印象。即使簡單的印象，也已經加工組織過。世上沒有純粹的感覺。感覺中涵有預期，而人的預期受語言中的觀念影響。連什么是“正常”的感覺，也由不同的理論規定。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先天綜合原則，馬赫的感覺要素，牛頓的絕對時空，董仲舒的“以類合之，天人一也”，王陽明的“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凡此皆影響人的感覺。同理，科學通過觀察與世界的接觸，無論感覺的范圍傾向，儀器的構造，抑觀察的方法，皆受理論的規定。建構理論必須通過秩序原則、價值原則、事實原則等等，以及特定歷史中的知識構成、科學規范，加以個人的靈感創造，其中有若干非理性控制之內的因素。“從經驗到基本假說沒有邏輯通路。”最后驗證必須通過證明理論。歸根結蒂，科學并未與實在本身發生任何接觸。科學的一切活動，皆在人的.理性、價值、語言之內。“我的語言的界限，便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然而一種理論可以通過不止一種邏輯來公理化，理論不等于理論的陳述。一個實驗可以在不同社會條件下重復。科學的應用普遍于任何文化語境。凡此皆說明，科學知識并不絕對囿于語言之內，而與“人的”以外的世界有一種操作性的對應關系。科學知識的這種客觀性，不是“協議”、“工具性”、“循環驗證”所能夠解釋。某些哲學家否定這種知識的真理性，似是受制于理性主義的傳統，彷佛不符合“必然”原則的便不可能是真知。

科學知識的獲得，便是人類本身的秩序原則，加上種種輔助原則，與理論指導下觀察到的世界的秩序之間，反復對比驗證的結果。換句話說，便是人與世界之間主客互動的理性求知活動之結果。世界的實在性，天人之間主客互動，理性求知、知行不離、動態綜合的真理標準，這些觀念皆來自中國的文化理想。真理的標準并非單一靜止的“符合”、“一貫”、“工具”，而是主客互動無窮往返的系統性對比。真理不是靜止的“上帝之眼”所獲得的必然性，而是主客互動無窮往返過程中的必然聯系。沒有實在客體，便不可能有這種互動，也就沒有真理。故真理不可能是協議或工具。然而實在并非物自體的自我呈現，而是主體根據自身的秩序原則和理論設計而觀察到的實在，這實在已經包涵主客互動。故真理不可能是符合。真理是無窮過程中的必然性，故不可能是靜止的一貫。這無窮互動包涵可錯和自我糾錯，主體的認識恒常指向實在，益趨真切，故具真理性。這種互動又并非改造世界。因改造必在認識之后，猶如必先做好衣服才能修改。這種互動便是認識本身。

中國文化的機遇

如果希臘的人文理想和基督教信仰曾經啟發出如此輝煌的科學創造，我們中國的偉大文化為什么不能啟發出同樣偉大的科學？諸如惠施十事之類的精微思辯，較之古希臘的形上思辯，并無遜色。墨經邏輯之縝密，亦不逮于古希臘邏輯。老子的本體論足以睥睨歐洲。儒者的求實精神，亦應有利于科學的建樹。中國古代不具備發達的公理化系統。然而明朝已經引入歐幾里德幾何，亦未見科學之出現。大概總體語境不利于認識主體的成熟，似是一大問題。古漢語結構不用系詞，難以運用邏輯常詞，也是大問題。此外缺乏相對獨立的知識共同體，以及社會權力結構難以作出明智的抉擇，也是問題。

至今高唱不休的所謂天人合一，如果辨析不清，對我國的科學教育，弊端甚大。董仲舒的天人比附之說姑且不論，所謂天人合一，大概有天人一物和天人一理兩派舊說。天人一物，似源于莊子的所謂與萬物為一體的神秘體驗。程顥頗發揮之，如：“人與天地一物也。”“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語錄》十一、二上）陸王不必論矣。此種神秘體驗，作為個人體驗固無可非之，作為美學意境更是靈感的一大源泉。然而若是成為國民意識的一般語境，始終處于主客不分的囫圇狀態，則不利于主體意識之成長，對于科學理性、契約精神、民權思想之養成，皆有阻礙。

所謂天人一理，則邵雍、張載、程伊、朱熹諸理學家皆發揮之，實為理學的一大理想。本義乃是指超越性的天理與人心的本性相通。如邵雍稱：“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皇極經世·觀物外篇》）張載：“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正蒙·大心》）此種理想，作為個人信仰亦佳。惟其中所已蘊涵的主客之分，以及天人之分，往往被人忽略，而此種忽略在輿論中的弊害則甚大。中國文化中主客二分的思想，對于養成主體意識及科學理性十分有利，亦十分必要。天人一理的天，乃義理之天。既言天人，則天人已分。朱熹《仁說》：“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至于認物為己者有之。”又，《答江德功》：“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這主賓之分，十分要緊。將自然視為可以分解的物待之，才有科學。如果成日家泛言同體，惟有含糊昏緩而已，何時方能全面揭示自然之奧秘？古人論主客二分的地方極多。比如老子論為道，則主直覺，反用智，但是論及觀察萬物，則明顯主物我之分，以及分門別類用心觀察的科學精神。如：“萬物并作，吾以觀復。”“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哉？以此。”《墨經》論及主客及求知甚明白，如：“知，接也。”“智，智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荀子·解蔽》：“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天論》：“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故明于天人之分。”《韓非子·顯學》：“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王沖《論衡·薄葬》：“事莫明于有效，論莫定于有證。”程頤：“致知在格物……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后脫然自有貫通處。”（《語錄》十八）王夫之《尚書引義》：“天與人異形離質，而所繼者惟道也。”《讀四書大全說·大學》：“大抵格物之功，心官與耳目均用，學問為主，而思辯輔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學問之事。致知之功，則唯在心官思辯為主，而學問輔之，所學問者，乃以決其思辯之疑。”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總之，以主體立場詳細觀察研究自然的精神，在中國文化中有著悠久傳統，只是沒有獨立于人文學術而自成嚴密的邏輯體系而已。

自然與人的關系，既有對立緊張的一面，又有一體和諧的一面，必須全面領悟，不得偏廢。西方自中世紀以后，乃全傾向于對立與利用自然，于是視科學為對自然之權力。f.培根的名言最為代表：ipsa scientia potestas est.（科學本身便是權力。） 中國傳統則幾乎頃全力于一體和諧之說，幾只有老子指出自然的嚴厲：“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而古代幾乎只有荀子講制天，亦即利用自然。實際上，人類的行為便蘊涵著天人二分與利用自然。人只要有消化管道，便不得不消耗自然資源。人只要有美化生活方式的要求，便不得不加劇消耗自然資源。由于西方的科學與價值脫節，對自然的片面領悟，以及自我和消費主體的畸形膨脹，已經造成濫戕濫用自然，不顧人類整體利益，毀壞人類生存環境的災難性后果。

也恰恰在這里，有著中國文化理想的機遇。我國文化傳統有著恢弘深邃的內涵。文化的發展固然有著許多未知乃至非理性的因素，不可能簡單地按照自覺意志的指引而進行。然而只要擺脫半殖民地文化自卑心理，不墨守冬烘式的國學陳規，而從人類歷史趨向和當代人類需要的廣闊視野去體認之，也就可能發現中國文化新生的機緣。科學，市場，法治，乃是現代人類社會具有普世性的體制，也許是人類歷史不可抗拒的潮流。中國的文化理想，只要經過正確的詮解，可以提供現代人類需要的自然觀、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原理。中國文化觀念，既涵有主客二分、主體意識的思想，亦涵有天人和諧兼有人可制天的理念。中國人既把天視為可宰制可利用的對象，又視為自主的生命沃源。如《易·系辭》：“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莊子·知北游》：“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 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不勝枚舉。這便蘊涵著人與自然的主客互動的關系。同時，也認為自然有著內在的理性性質，人可以認識而預期之。如荀子云：“天行有常。”“所志于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有常而誠，實即內在理性。《說文·言部》：“誠，信也。”而 《人部》：“信，誠也。”這里《說文》犯了循環定義的錯誤。《字匯·人部》：“信，不差爽也。”《廣韻·震韻》：“信，驗也。”不差爽而可驗的常行，即秩序原則。實在之內的有常以至其誠，即世界內在理性也。對自然的認識，既要以經驗的方法格一物復格一物地無窮反復進行，而最終理想又是類似統一場論式的全面揭示：“惟圣人能屬萬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真理的標準，便是人的理性原則與人所可能發現的自然秩序之間，無窮主客互動的對比。

結語

不同于技術，科學是精神創造活動。創造需要靈感，而靈感要求那生我養我的文化沃土為源泉。譬諸音樂，如果中國的作曲家恒常依據西洋的音樂動機去譜曲，能作出偉大音樂否？科學創造，其理一也。歐洲的人文理想曾孕育出一個時代的偉大科學。如今，那個時代的精神，也就是所謂現代性，已經顯示出其局限性。而中國的文化精神卻恰可補其不足，而取其所長。這里便涵有中國文化的機遇。曾有人放言高論，稱二十一世紀為中國的世紀。此語應作何解？“中國的”總不是possessive的意思吧。“中國的”似應指中國的貢獻。貢獻又在何處？僅僅亦步亦趨，可乎？僅僅“強大”，而無精神創造，可乎？沒有科學的偉大創造，可乎？于此可知中國的文化新生之重大意義矣。

中國的科學哲學家，不必斤斤于復述西方的理論，亦應以嚴格的形式化方式，創建新式的科學方法系統。中國的科學家，亦應汲取中國文化理念，創造新的科學理論。一二西方科學家已經在如此嘗試。將人文理念，以自覺前提方式納入科學理論的嘗試尚屬少見，然而也不是絕對沒有。如玻姆的量子力學理論便是。（見david bohm, the undivided universe: an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theory, london,1993.）

這里便回到本文開頭提到的人文與科學分離的問題。不論外部抑科學內部，對此種分裂現象，提供解決的途徑，皆離不開教育的改進。中國的科學家，在其教育培養中，應接受中國文化的陶冶。其實，一般受教育的人，皆應接受此種陶冶，同時接受科學的洗禮。中學，至少高中，應設邏輯演算課程，以及初步的科學思想概論。其語文課中的文言文比例可增至六七成，以思想為主，力避浮泛模糊之辭，以使少年早日窺見中國的寶貴思想，不致處處低伏于外來的無根思潮。大學低年級應設文理科共讀的，與科學史相結合的科學方法論，以及以中國為重點的世界思想簡史。加之輿論的正確倡導，或可培養出一代新人。二十一世紀中國如何之類的高論，或者稍有實踐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