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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文學字篇一
;文學教育是兩岸高校教育共求文化進步的基礎，臺灣高校中的文學教育以其自由度高、主導性弱、與社會結合緊密的特點有序發展，但是也存在著重古典輕現代和以應試為目的而閱讀的現象。筆者所進行交換學習的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創立了中文系文藝創作組，并配合臺灣八十年代所興起的職業作家培養模式促進了現代作家的培養教育，值得借鑒的同時也有著令人思考之處。本文將簡要分析臺灣高校文學教育的現狀，并介紹探討中國文化大學所開創的現代作家培養的利弊。
一、臺灣文學及高校教育的現狀
（一）崇自由少教育
縱觀臺灣文學發展的方向，能看出它以更為自由的方式前行。雖然臺灣有“誠品書店”這樣的文化地標，但文學對市場的操控性并不很精準，反而與海外文學的流行趨向比較一致。臺灣出現了較為頹敝的純文學作家，同時因為受到市場的整合，造就了一批諸如張曼娟（小說）、簡禎（散文）、席慕蓉（詩歌）等所謂“閨秀文學”的作家。這些作家和作品受到了廣大讀者的喜愛，以心靈雞湯的方式讓人們陶醉在“小確幸”的美好中。這是一種偏極端的文學，作家不再受意識形態的嚴重影響，其作品不帶主義色彩和導向性，根據市場的關注還有觀眾的品味偏重來創作。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此類文學已經泯滅了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界限，以純文學的形式來討好市場，使得文學在好的口碑中保持了純凈。
與此緊密相關的是，臺灣高校教育中學校對老師的主導性較弱，給予了其充分的自由對文學教育進行引導。與大陸高校中的《大學語文》相似，臺灣除了中文系的同學，所有系所的學生在大一時需要學習國文課程，以古文為主，包括現代詩、現代文的閱讀和寫作。課程內容比高中進階一些，但老師并不會規定具體學習的內容。對于“通俗文學”這個并不精準的表達，中國文化大學文藝組開設的《創意寫作》課用類型（推理、愛情、城市、旅游等）來劃分文學并指導寫作，而不是以傳統的作家文學與通俗文學區別市場的接受度或者文字的淺白與否。
而大陸受審核等制度的制約，盡管市場上出現了一批倍受讀者喜愛的作家，但是從余秋雨、畢淑敏等還可看出，這些主流作家的文字還是帶有啟發、教育性的。因此，由市場趨向到高校，相對來說大陸學校、老師的主控性較強，在教學過程中向學生提供著閱讀的范本。這些范本的類型比較單一，受到篩選的作品大多有著道德教化的作用或者包含專業知識，使得學生的寫作思維受到某種非文學本身理性的制約，從而限制了寫作天賦的施展。
（二）學校與社會的融合
臺灣學校的教育制度和學院氛圍偏向西方，更為開放和尊重學生的天性，無論是學校還是社會都在相互配合，力求打造“沒有圍墻的學校”。 這與臺灣日趨繁盛的文化事業和文化創意產業是分不開的，而文學教育作為文化興盛的人文基礎，是社會公共文化事業中不可或缺的領域。
位于臺南市的臺灣文學館是臺灣最為重要的文學館之一，它履行著多種職能：文學發展、文學專題及臺灣文學的研究、編譯;臺灣文學文物之史料調查、搜集、建檔、保存、修護以及復制;臺灣文學網站及全國文學數據庫之業務;規劃文學史料與作家文物的展示、陳列等事項;出版、人才培育、推廣以及國內外館際合作等工作，以文學活動進行國際與兩岸的文化交流。文學館不定期邀請學者演講或推出專題系列展覽，并設有閱覽室及圖書館。館內定期有大學生志愿者作為導覽講解，這里不僅是學術研究的重鎮，更是民眾尤其是學生進一步提升文學教育素養的殿堂。
同時，社會各界開放講堂吸引公眾尤其是學生與作家的互動，比如遠流出版的《遠流講堂》以及筆者在臺交換半年期間，蔣勛曾在臺北、臺南等地進行多次美學講座。臺北市文化局成立后，有意擴充、活化故居原有的圖書館功能，將名人故居向“文學生活館”的方向進行規劃。例如位于臺北陽明山上的林語堂故居，2005年10月由東吳大學受托管理，成為結合展示參觀、藝文講座、餐飲休憩的多元化空間。如今，由東吳大學學生管理的林語堂故居重新煥發生機，寧靜而不沉悶，以活態共存的方式吸引著文學愛好者的光顧。林語堂故居會定期舉辦“有不為齋書院講座”系列、學術研討會及藝文活動，并召開會議或舉辦座談講習。臨近春節之時，林語堂故居也結合自身資源和時節氛圍開展相關的春聯創作、書寫活動。
中國文化大學在平時的授課中，也極為注重學校與社會的關聯性。例如《通俗文學概論》這門課上，陳妙如老師特地邀請了為社區兒童講故事的馮翠珍老師開展通俗文學講座。她繪聲繪色地講述了《格林童話故事》中《巧妙的交易》，并指導同學如何短時間內復述故事和怎樣在講故事的過程中吸引聽眾。同樣，《現代文學史》的鄭穎老師在授課過程中，與大陸大多數高校以歷史分期、人物評價、作品評析的慣用模式不同，以充滿感性的認知去還原時代與作家。不以大處總結，而是著眼微小細膩的情感，在似乎親歷現場里讓學生體會作家在時代中孤獨或良知的身影。鄭穎老師常年在臺灣故宮博物院從事瓷器導覽，為了配合《紅樓夢與現代文學》這門課，在課余時間里帶領學生去華山文創園區、永康街、故宮博物院等地參觀。這種無功利性和與實物結合的學習極大地拓展了學生的視野和引導學生深切可感地去捕捉文學創作的靈感。
（三）重古典輕現代和應試的閱讀
這是無論大陸或臺灣文學教育中都難以避免和不容忽視的兩個問題，實際上是校園學術界對原有傳統的固守和紙本閱讀時代學生對經典的拋棄。“中文系在古典文學”似乎成為一個文化共識，在傳統的思維中，現代小說和現代詩是脫離古典的課外讀物。盡管現代文學的閱讀在市場中更受喜愛，但學校的授課中仍希望將經典作為偏重。例如，曾任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研究所所長、文學院院長的潘重規先生被稱為臺灣敦煌學的“鼻祖”，他將“敦煌學”的研究扎根中國文化大學并延續至今。因此，在《通俗文學概論》這門課中，完全將“敦煌俗文學”作為了研究的重點，以小組的形式輪流講解《敦煌變文集》。而其他文學類相關的古代文學、民間文學課堂中也因這一傳統而適當加重了對“敦煌學”相關知識的介紹。在文學教育中，對經典的保留和重視無可厚非，但這確實也反映了高校中老師對古典有意地偏重及對現代文學相對地弱化。
此外，在臺灣學校的文學教育中也存在著讀經典人群的減少和為應試而閱讀的現象。隨著紙本閱讀時代的衰落，古典逐漸走向過去。有教授古代文學的老師提到，自己在多個學校針對中文系不同年級的學生詢問過有誰完整地讀過《紅樓夢》，通常予以回應的學生不到總人數的十分之一。但是教科書編材的原因，全部的學生都讀過“劉姥姥進大觀園”，同樣，班級中讀過朱天文、朱天心、張大春、村上春樹的學生比例非常高。這正是市場影響趨勢下，可怕的教科書導向和文學基本素養的缺失。
因此，相應部門為了保證學生閱讀古典的量而增加教科書內容，并鼓勵學生閱讀經典，因為這樣可以增加考試寫作中的引經據典，這正是以考試來引導閱讀的趨勢。臺灣曾經有過幾年升學考試中停考作文，但隨之學生的閱讀水平一落千丈，后來便又將作文加回考試內容中。學生的通常思維是只要熟悉了教科書就可以拿來考試，但是作文必須有大量的閱讀積累，取材和文筆才能豐富。
二、中國文化大學文學創作的培養
（一）臺灣職業作家的發展模式
雖然作為職業作家充滿了生活的艱辛，但是臺灣80年代時，作家可以成名這件事對各行各業還是充滿了吸引力和導向性。很多從小有一定閱讀量或者對文學有著熱愛的同學便夢想成為作家。尤其是從國中、高中每一個階段開始，在各類校園文學獎中獲獎的學生更會將作家作為自己的職業理想。同時，為了鼓勵文學創作和促進文學發展繁榮，各大報社廣設文學獎，全盛之時，《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日報》等有影響力的報刊全部設有文學獎。當時成名的很多作家就是這樣從校園文學獎到報社文學獎，嶄露風頭后逐漸走向社會變成職業作家的。于是，臺灣在八十年代時建立了這樣的職業作家發展模式：拿到校園和報刊文學獎、報刊刊登作品、出版社出書、暢銷書排行榜的位置變化，作家的成名之路更像是一個升學級，只有少數默默堅持的人才能走到最后的耀眼。當然，如今隨著紙本的消失，學生閱讀量越來越低，凡事速成的年代里，漫長而艱辛的職業作家之路已不再如當年那樣吸引學生。
這種臺灣作家的發展模式下，中國文化大學文藝創作組畢業的駱以軍就是典型的代表：駱以軍1967年出生于臺北市。1989年《蟑螂》獲學生文學獎佳作。1990年《底片》得到聯合文學小說新人推薦獎。1991年《手槍王》榮獲時報文學甄選獎。1993年出版小說集《紅字團》，四月獲該年度聯合報《讀書人》年度十大好書。1998年小說《哀歌》入選爾雅年度小說選。1999年九月出版小說集《第三個舞者》。獲該年度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十大好書。2000年11月出版小說集《月球姓氏》。獲該年度中國時報《開卷》、聯合報《讀書人》、中央日報、明日報年度十大好書。《五個與時差有關的故事》獲得臺北文學獎。小說《醫院》入選九歌年度小說選。2001年11月出版小說集《遣悲懷》。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最佳書獎。2002年獲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2003年6月出版小說集《遠方》。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最佳書獎文學類。2008年《西夏旅館》被《開卷》評為十大好書，出版以來被認為是集大成之作。2010年長篇小說《西夏旅館》獲得“紅樓夢獎”首獎。駱以軍就是這樣一個從校園文學獎走到報刊文學獎，逐漸受到兩岸讀者喜愛的職業作家典型。
（二）中國文化大學創作教育的發展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成立于1963年6月，為學校最早創設的15個學系之一，創立宗旨在于培養中國文化與文學的專門人才。這時在中國文化大學的系所設置中，現代文學還并沒有從古典文學中分離出來。1969年，當時任文化大學中文系主任的金榮華老師認為，應該讓現代文學與古典文學分道揚鑣，培養當代寫作的通俗作家。于是他實踐了從法國留學回來的想法，開創了中國文化大學文藝創作組。金榮華老師找當時最紅的作家來授課，比如張大春、羅智成、楊澤、翁文嫻等，他們都正處于三十歲左右創作力最豐沛的年紀，帶領學生寫小說、劇本、散文、詩……可以說，中國文化大學的文藝組當時創了新的時代風潮。逐漸，很多人都來閱讀和關注現代文學并培養了現代文學教養，使它變成了平衡古典文學的文學傳統。更為欣慰的是，文藝組成立四十年間畢業生有二千余人，其中多數服務于教育界及文化界，同時也不乏有影響力的作家。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分為“中國文學組”與“文藝創作組”兩組，“中國文學組”所開的課程以古典文學為主，現代文學為輔;“文藝創作組”所開的課程以現代文學為主，培養學生現代文藝的創作與欣賞能力，但也兼及古典。在2013年中國文化大學文藝組所制定的目標與能力中可看到，力求培養文學研究及文藝創作的人才，培養優質的中等學校國文師資，培養現代文學與文化創意能力兼具的人才，培養文學寫作及運用的人才。培養的核心能力為：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基本素養兼具的能力，創作、批評與研究現代文學作品的能力，培養中文教學與表達溝通的能力，古典、現代文學與當代教育關懷貫通的能力，文學、美學素養融入社會文化活動的能力，整合現代文學與數字科技的能力，強化文學創作及田野調查的能力，結合文藝創作、展演與編輯的能力。在課程設置上，文藝組開設的課程主要包括：現代文學導讀、中國文化史、戲劇概論、大陸當代文學選讀、小學（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中國文學史、中國佛教文學、中華文化專題、文藝美學、民間文學、武俠小說與歷史小說、原住民文學、詩選及習作、臺灣現代文學、小說選及習作、中國現代文學史、文學與翻譯、古典小說選讀、兩岸當代文學專題、現代文學史專題研究、通俗文學概論、散文選及習作、詞曲選讀、寫作實務、文學批評、先秦典籍導讀、近代臺灣主流小說（1949—1989）、紅樓夢與現代文學、現代詩選讀、創意寫作等。
同時，在教師方面，中國文化大學也為作家們提供了一個謀生和學術研究的平臺。因為真正的作家很少有學院資格，獲得碩士學位的還有不少，但是相應需要的博士學位擁有者寥寥，幾乎沒有可能到大學來教書。而很多學校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開放了藝術教師的資格，如臺北教育大學、東華大學便以其他特殊的方式聘用作家來當專業的老師。這些學校嘗試開發華文創作，從翻譯、實際作家教學，有些類似大陸很多作家進入高校或者研究所深造，這是對已經發現了有作家潛質的學生進行培養。
當然，高校對職業作家的培養教育也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教師以理論派身份做研究和以作家身份來創作是完全不一樣的，而學生扎實寫作基本功之后，想成為大家也要有才氣、天分和人生閱歷的積淀，并且要耐得住寂寞。從實際來看，華文作家中拔尖的基本還是以天才和機緣而非勤奮取勝。文字創作者和作家有著很大的差異，并不是所有的學生經過培養便可成為作家，因此文藝組為社會貢獻了很多編輯和文字工作者。但相對于其他中文系對文字工作者的培養，文藝創作組的優勢在于其充分的學術自由更緊跟了時代的潮流。
職業作家培養面臨的問題還有學生對未來生存的擔憂，比如駱以軍從大學畢業后就沒有在體制內上過班，他成名前以給報社打零工來維持生計。巨大的生存壓力和寫作困境中，他瘋魔般地在作家之路上努力前行，其代表作《西夏旅館》的寫作耗時四年，在此期間曾兩次遭受抑郁癥的折磨。同時，作為文藝組的老師也很沮喪，認為自己很難告訴學生，讀文藝創作的出路是什么，憑借什么可以就業。在學校網站就業情況中顯示，文藝組的就業率與其他相近專業并無大的差別。在歷屆畢業的杰出校友名單中，994人中只有7人來自中文系文藝創作組，這也許可以略微表明在重視仕途的傳統意識了，政府和高校公職或穩定、優秀的企業家更被人認為是成功的典范，而非靠才華在社會中不確定游走的職業作家。這些都是中國文化大學所開創的現代作家培養教育中值得借鑒的同時，社會和高校都應深入思考的現象和問題。
莫愁，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民間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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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語文學習的鑒賞活動中，經常出現其他藝術門類尤其是繪畫的術語，甚至借用繪畫技巧變成文學技巧，學生由于知識面窄，對這些術語難以理解，本文結合現行高中人教版教材，力求深入淺出地對幾個難度較大的術語進行聯系比較的闡釋，幫助學生理解。語文教師在教學中也應極力培養學生的形象思維，讓學生找到不同藝術門類之間的聯系，更好地幫助學生理解運用。
【關鍵詞】語文教學；文學賞鑒；繪畫術語；聯系比較；形象思維
【中圖分類號】g632 【文獻標識碼】a
文學鑒賞中使用了大量的繪畫術語，由于現在學生只重視文化課的學習，而對非高考科目要么不學，要么學了沒有理解，導致知識面狹窄，閱讀文學類文本出現理解上的障礙，進而答題表述不能到位。
為什么文學中會出現繪畫的術語呢？這是因為藝術總是相通的，中西方早就認識到了詩歌與繪畫之間的關系，古希臘詩人西蒙尼德斯曾說過：“繪畫是無聲的詩，詩是有聲的畫。”我國大詩人蘇軾評價王維時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國畫上畫家總習慣在畫上題一首小詩，而西方的小說和詩集總喜歡配上精美的插圖，圖文并茂，大大增強了作品的感染力。
文學尤其是詩歌與繪畫有一個根本點是相通的——那就是空間想象，既然在形象思維上一樣，兩者相互印證，互相詮釋也就理所當然了。文學的想象全是基于文字，想象空間更為廣闊，讀者再創造的空間也就更大，但對于文學素養還不高的中學生來說，也就顯得更虛幻，難以捉摸；而繪畫更側重根據視覺展開想象和聯想，相對更加直觀，就如畫中的王語嫣遠比書中的王語嫣好把握得多一樣。因此，借用繪畫術語來詮釋文學中的技法，就可以達到化實為虛，變抽象為相對具體可感的效果，進而在表達上可以更加簡明準確。
下面就以高中人教版教材為例，對所涉及的幾個理解難度較大的繪畫術語作一些淺易的解說，以幫助學生更好的理解。
一、白描
1.《360百科》：白描是中國畫技法名，指單用墨色線條勾描形象而不藻修飾與渲染烘托的畫法；白描也是文學表現手法之一，主要用樸素簡練的文字描摹形象。歸屬：描寫。
在文學創作上，“白描”作為一種表現方法，是指用最簡練的筆墨，不加渲染，描畫出鮮明生動的形象，這種寫作手法就是白描。
2.特點：不寫背景，只突出主體；不求細致，只求傳神；不尚華麗，務求樸實。
即：用最簡單的幾句話，抓住事物最主要的特征，不加任何藻飾的勾畫。
3.示例：
作者幾次寫祥林嫂的外貌都不寫全貌，只求傳神，只抓住能表現人物命運、心理特征的地方，用不加修飾的文字，簡單幾筆勾勒出人物形象。“一個小鋪蓋”說明她的全部家當僅此而已，“白頭繩”說明有喪事，后面幾筆寫臉色，可以看出營養不良、受到打擊、悲傷過度、精神恍惚。言簡意豐，精當傳神。
這是馬致遠筆下的一幅羈旅荒郊圖，被贊為秋思之祖，從多方面體現了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特征。但作者營造意境，只抓住眼中最具代表性的事物，羅列出來，僅在每個物象前加了一個形容詞，點出事物特征而已。語言之少，線條之簡，無與倫比。此之謂白描。
二、工筆
1.《360百科》：亦稱“細筆”，與”寫意”對稱。中國畫技法名，屬于工整細致一類密體的畫法。用細致的筆法制作，工筆畫著重線條美，一絲不茍。如宋代的院體畫，明代仇英的人物畫，清代沈銓的花鳥走獸畫等。
2.特征：工整、細致、全面地描寫某個場景或人物，仔細而潤色豐富，而且是稍帶個人色彩或觀點的描寫。所屬：描寫。
表現在文字上就是觀察細膩，描寫全面，刻畫細致入微。
與白描相對。白描只是簡單幾筆，而工筆則是細細描繪，文字相對較多。
3.示例：
《林黛玉進賈府》中的王熙鳳、寶玉出場的外貌描寫；傳統小說中的外貌描寫。
從頭寫到腳，有些有助于刻畫人物，有些對表現人物就沒有任何作用或作用很小。今天已經不多用，嫌其繁瑣，浪費文字。在此也不必贅述。當然也有表現力很強的，如《孔雀東南飛》中“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一節和太守迎親的場面，作者都采用了工筆的手法，細致描摹，其效果在后面“渲染”中再解說。
三、烘托
1.《360百科》：指陪襯，中國畫技法名；用水墨或淡的色彩點染輪廓外部，使主要事物鮮明突出。文學創作的一種表現手法，即通過側面描寫，使所要表現的事物鮮明突出。
2.特征：通過側面描寫，突出所要表現的中心對象；與襯托略有不同，（有人將烘托與襯托等同，也無不可），襯托可以文字很少，一物襯一物居多；烘托則文字相對較多，用多個事物或多個側面去突出所要表現的事物，多用側面。所屬：描寫。
3.示例：
作者意在寫羅敷之美，卻未對羅敷的美貌作任何正面描寫，而是通過描寫行者、少年、耕者、鋤者見到羅敷時的驚嘆、贊賞、癡迷等各種反應，從側面突出了秦羅敷的美貌，把讀者的聯想向篇處延伸、擴散，從而間接構成了極為活躍的視覺藝術效果。這就是烘托，側面多，中心點只有一個，明寫側面，實寫正面。
作者要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周瑜，卻從“千古風流人物”說起，由此引出赤壁之戰時的“多少豪杰”，最后才集中為周瑜一人，烘托了周瑜在作者心中的主要地位——他的感慨主要是因周瑜而發。
示例3：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白居易的《琵琶行》
琵琶女第一曲彈完，作者明明是要說琵琶女的琴技高超，卻把視線轉向聽眾和景物，明寫聽者的醉心神往的情思，實則突出了音樂的神妙動人。
烘托由于使用文字較多，所以常常又包含了渲染的技巧，后面接著解釋。
四、渲染
1.《360百科》：中國畫技法的一種。以水墨或淡彩涂染畫面，
以烘染物像，增強藝術效果。文藝創作的一種表現手法。對所寫對象作突出的描寫、形容、拱托。
2.特征：正面描寫，展開的面較寬，使用文字較多。所屬：描寫。
理解這些繪畫術語，最好多點形象思維，“線條”就說明使用語文簡短，而渲染的解釋中用了“涂染”二字，說明使用文字相對較多，就像用墨涂抹一樣，面積較大。
3.示例：
劉蘭芝即將離別焦家之時，寫她穿戴之認真，打扮之精細，都細加描繪，接著不厭其煩地寫其足、頭、腰、耳、指、口，最后寫步態。唯其如此，才能突出表現劉蘭芝在離開焦家時的沉著、冷靜，因為她堅信自己并無罪過，要光彩艷麗、正大光明地離開焦家，以自己的“嚴妝”表示對迫害自己的封建家長的抗議。同時這一段描寫與開頭的“十三能織素”一節相互補充，既正面為讀者刻畫了一個美麗賢淑、知書達禮、能干多才的女子形象，也暗示了蘭芝外柔內剛的性格特點，使形象更加完整豐滿，加深詩歌的思想內涵。
前三聯無非是寫貶謫之地環境惡劣，條件艱苦，但卻占了全詩的主要內容，層層鋪寫，情景交融，具有極強的感染力，下文的直接抒情也就水到渠成了。比重之大，分量之重，因而突出作者感觸之深。
回答“愁”有多少，一句就夠了，作者刻意用了三句比喻進行描寫，效果迥異，一下就打開了讀者的想象，愁之多，之深，連綿不絕，揮之不去，形象可感，躍然紙上。
渲染使用文字多是相對的，由于詩歌語言本身簡潔，不一定面積非要很大才算渲染；小說、散文都用渲染的技巧，詩歌在文字用量上當然與之無法相比，只要是鋪開來寫就算。理解了渲染也就理解了早期詩歌的“賦”，二者內涵基本一樣。
除以上幾個術語之外，還有像漫畫、水墨畫、濃墨重彩等等，內涵相對容易理解，在此不再贅述。
藝術中術語，交叉使用很常見，除繪畫外，雕塑、音樂等領域的詞匯，如旋律、節奏、主旋律、變奏、交響曲等都來自音樂，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互相闡釋，要么是為了形象可感，要么是為了讓讀者通過想象與聯想更容易把握內涵。因此，學生在學習時不能光靠死記，因為語言是藝術，文學是藝術，學習它主要靠的是形象思維，而非機械記憶；還應該粗略地了解藝術其他門類的一些基本常識，這些內容高中音樂、美術教材都有涉及，最好能大致理解，掌握了這些概念的基本特點和內涵之后，再通過聯想和想象去理解語文中的這些術語就容易多了。只有理解了，才能記得更牢固，才能變成自己的，判斷、賞析、運用自然會輕松自如。
作為語文教師也應該充分認識到，語文素養是語文教學的核心，語文教學不能僅僅停留在語文知識和語文能力層面上，還有諸如思維品質、品德修養、審美情趣、個性品格等方面的重要內容需要我們在學生學習中去滲透，去培養，去矯正，而藝術的其他門類的常識，作為語文教師，也有責任在平時的教學中進行適當的滲透，以提高其藝術修養。而培養學生的形象思維，更是語文教師的基本任務。總之，學生不理解，責任在教師。
作者簡介：王世平（1964.2-）男漢族中學語文高級教師，研究方向：教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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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烏托邦是人類思想意識中最美好的社會，文學也中不乏對理想世界的描繪，它們雖都有悖于現實生活，給人一種荒謬的不真實之感，但“烏托邦”確是承載人們美好期望的理想之地，為世人展示了生命虛無中的美好之處。值得一探究竟。
關鍵詞：烏托邦;文學;理想世界
早期空想共產主義者康帕內拉在《太陽城》里描繪了一個沒有剝削沒有私有制，人人勞動，社會組織生產分配，擁有大智慧的“圣哲”（太陽）作為城市最高管理者的理想社會。“太陽城”是康帕內拉虛構的理想城邦。在太陽城里，沒有私有財產，人人參加勞動，生活日用品按需分配，每天工作四小時，其余時間用于讀書娛樂。兒童從二三歲開始接受教育，10歲前學習各種科學知識。17世紀德國神學家、基督教修道院院長約翰·凡·安德里亞在《基督城》里，描寫了理想國度--基督城。在這座面積不大，人口不多的城市中，由三人執政，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制度，人人參加勞動，沒有剝削和壓迫，因而手工業和農業很發達，科技和文化很繁榮，人民不僅享有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享有豐富的精神生活。此時，“烏托邦”就已具有空想的成分。
陶淵明在《桃花源記》里建構的“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的醉人世界，漢魏時期的令人心馳神往的游仙詩，無一不體現著“烏托邦”在中國經歷的本土化發展歷程。而嚴復翻譯的亞當·斯密《原富》則最早使用了“烏托邦”一詞。書中嚴復對“烏托邦”的解釋只有“不存在”這一層意思。中國文學中則沿用了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意識形態與烏托邦》（1929）中從相對性角度并上升為哲學對“烏托邦”含義所作出的界定：“與實際情況不一致”和戴鎦齡譯本中的‘烏攸之鄉’⑤這一含義，此后，中國人便將“烏托邦”和“空想”畫上了等號。
文學作品中也不乏“烏托邦”世界的建構，流連其中就會發現，這些美好的“烏托邦”世界無一不是“桃源夢”的復制與變形。阮籍不滿當時社會的黑暗與殘酷，卻無力做出改變，無奈感嘆“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焉”，自己滿腔的政治熱情只能在《詠懷詩八十二首》中曲折表現。他的摯友嵇康也為當時政治所苦，隱逸山林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甚至是“審貴賤而通物情”，其實，在游山玩水逍遙自得的背后是悲憤難平的憤慨。曹雪芹在《紅樓夢》里描繪了一個溫柔富貴鄉--“大觀園”，無論是里面的亭臺樓閣還是主人公的飲食起居，如果不是身處其境，常人只能在夢里觀望它的繁華美好。時間流出近代轉入民國，周作人在動蕩的社會浪潮中舉起了“人的生活”這面大旗，追求自由平等。而在30、40年代的文學作品中，無論革命文學還是民主主義文學，無一不對當時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加以批判，想要建立一個思想自由的理想國度，但是批判過后文人理想終歸毀于社會現實。于是“桃源夢”的建構在后革命時代的文學作品中繼續呈現。“革命樣板戲”中盡情展現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體現了當時人民對和平生活的向往。紅色經典“三紅一創 青山保林”，或是表現殘酷的革命斗爭，歌頌革命者的機智堅韌;或是表現中國老農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所付出的艱辛努力，歌頌了中國兒女們對理想生活的執著追求。
文學中不乏對理想世界的描繪，它雖有悖于現實生活，給人一種荒謬的不真實之感，諸如康帕內拉向往的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太陽城，但“烏托邦”確是承載作家美好期望的理想之地。
“在中國文學史上，已經形成了一個綿延不斷的桃花源情結的系列”。漢魏時期曹植的游仙詩《飛龍篇》，寄予了作者得道成仙、超凡脫俗的人生追求。東晉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中描繪了一個沒有剝削沒有階級壓迫，百姓自給自足生活恬淡的世外桃源。比照當時的社會狀況，“桃花源”充分表達了作者對美好社會的追求。曹氏政權與司馬氏政權的爭奪，讓多少的懷揣政治理想的文人成為犧牲品。寄情于山水成為阮籍、嵇康等人的保護傘。《詠懷詩八十二首》中對社會黑暗的揭露、對統治者的期待、對自己壯志難酬的悲憤，在以旁觀者冷眼訴說的同時，表達的是阮籍、嵇康等人對實現自己政治抱負的期望。盛唐李白的《夢游天姥吟留別》則一吐“詩仙”心中不快，豪筆揮灑不為權貴所困的理想人生。盛極而衰的“大觀園”，暗含著曹雪芹遠離社會困境、重建家族輝煌的理想。大觀園里的園林建筑、器物擺設以及衣食起居，匯集了人間精華與享樂，像劉姥姥一樣的普通人身在其中宛若置身夢境。到了現代，“烏托邦”敘事仍沒中斷，周作人在“新村” 運動中積極倡導“人的生活”，反對革命暴力，追求平等獨立、普度眾生的超世理想。
烏托邦是人類思想意識中最美好的社會，今天烏托邦往往有一個更加廣泛的意義，它一般用來描寫任何想象的、理想的社會。往往烏托邦也被用來表示某些好的，但是無法實現的（或幾乎無法實現的）建議、愿望、計劃等。文學正是為人建構一個虛無的世界，來滿足現實生活中所無法達到和實現的一切，在這一層面上，“烏托邦”和文學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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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認識的老師中，有的很嚴格，有的很溫和……可是，他們比起我們的王老師，可差遠了。
王老師有一雙烏黑發亮、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細長的身材，真是一位典雅的老師。笑容滿面、和藹可親，處理事情，總是條條有理，以理服人。
王老師對我們就象對自己的孩子一樣，總是不厭其煩的勸導，給我們改正的機會。
王老師像媽媽一樣愛護我們，雖然她那么累，可她從不說一聲苦叫一聲累，她的這種精神值得我們學習。由于我很多的地方做的不好，給王老師帶來很多麻煩，比如，我上課不注意聽講，做小動作，因此成績很不理想。所以王老師經常苦口婆心的開導我，找我談話，幫助教育我。要期末考試了，王老師放棄自己的休息時間，天天早早的來到學校給我們補課，講題目要點，使我在期末考試不掉隊，我很感謝王老師。
為了不辜負有這樣的好老師，我會更加刻苦學習，以優異的成績回報辛勤培育我的老師！
更讓我難忘的是，剛開始上課時我總是開小差，王老師發現后，并不是在課堂上批評我，而是讓我站起來回答題，因為我沒聽清站在教室里真難為情，以后，我會慢慢改掉了這個壞習慣。
今年寒假，我讀了江蘇省南京市北京東路小學附屬幼兒園園長、江蘇省特級教師吳邵萍老師的先進事跡，覺得王老師和吳老師一樣是一名優秀的老師。我為能遇到這些老師感到幸運。
謝謝王老師耐心細致地教我們讀書、寫字，把調皮無知的我們培育成了知書達禮的少年。
謝謝王老師手把手地教我們掃地、擦窗戶，培養了我們講衛生、愛勞動的好習慣。
謝謝王老師在我們取得好成績時對我們的表揚和鼓勵，謝謝您在我們犯錯誤時對我們的批評和教育，謝謝您在我們遇到困難時對我們的關心和幫助。
謝謝您，王老師。
在我們的心中，對老師的要求肯定是不同的，有的人希望老師溫柔，有的人希望老師講課幽默，還有的人希望老師聰明等等，而我就希望老師講課幽默、認真，我很幸運，在我的身邊就有一位這樣的老師。
這個老師是一位數學老師。她講課風趣、幽默，并且，每一道題她都能給我們指出重點，讓我們徹底明白這道題，有時候，她會讓我們先自己討論，比如說一道判斷題，她就能讓我們先說一說理由，這道題為什么對了或者為什么錯了，往往我們班做判斷題時，就會是一個人接一個人的發言，最后，看我們說的差不多了，她就會讓我們停下來，將這道題仔細講清楚，如果還有人不會做，她就會認認真真的一遍又一遍的講，知道那個人聽懂為止。這樣在我們分辨過后，她再講，我們就會將這道題記得清清楚楚，再也不會錯了。
這個老師不僅幽默，而且還很有耐心。
楊怡在我們班可是出了名的認真。每天下課，都能見到她學習的身影，有時，她在學習上碰到不會的題，就會去問同學，有的時候，同學們也解不出來，她便去問老師。這時，老師就會一遍又一遍的給她講，講完后，就會讓楊怡再講一遍，等到楊怡徹底弄懂了之后，才結束了講解。
這個老師還很負責。
老師在開學之前，總要讓幾個女生把班里打掃一遍，裝飾一番。但是，她自己沒有想其他老師那樣，讓學生自己裝飾，而是親自來到學校，和他們一起干，有時，老師寫幾個毛筆字讓他們貼在墻上，有時剪一朵花裝飾教室。
大家猜到這位老師是誰了嗎？對，就是我們的班主任趙小茹老師。
有一種鮮花，我最驚羨，驚羨于它的粲然開放；有一種清茶，我最渴望，渴望在他的醉人濃香；有一種老師，我最喜愛，喜愛有他的課堂。
一頭烏黑的短發，一雙又大又明亮的眼睛，笑的時候特別帥氣，有時候又像一位慈祥的老爺爺一樣呵護我們，關愛我們。這就是我心中的好老師——李老師。李老師是一位物理老師，他工作認證負責，上課生動幽默，特別是他的聲音很好聽，這可是他自己也認同的哦！
這就是我心目中的好老師，也是我最喜愛，最敬愛的老師，她在黑板這片浩瀚的大海上，不停地滑動著船槳，用他的所有知識把我們喂飽。
光陰似箭，轉眼間，我便從一年級升上了五年級，但我們不能忘懷施老師您對我們的教誨之恩。
施老師是我一年級的班主任，也是我的語文老師。施老師上課的時候，總是很認真，很有耐心。
記得有一次上語文課，我們都很害怕，不敢舉手，生怕老師會批評我們。施老師微微一笑，溫和地說：“不要怕，說錯了老師不會批評你的。”聽完這句話，我的心里好象有一絲溫暖的陽光照耀著，使我不由自主地舉起了手。
施老師就像一位天使，解開我們頭腦中的迷團；有時像一場溫柔的細雨，滋潤著我們，讓我們快樂的成長。施老師她不僅在課堂上教我們知識，還教我們做人的道理。
記得有一次，施老師要我們排演節目，節目的內容是《小羊和狼》。不知怎么，施老師要我去充當大灰狼這個角色。我聽了很不服氣，便生氣地問施老師：“為什么讓我扮演狼？狼是大壞蛋，我不當！”施老師聽了，語重心長地對我說：“狼雖然是壞蛋，但電視上的.小丑也不是一直演丑角嗎？如果演得好就能夠獲得觀眾熱烈的掌聲，你說演還是不演呢？”我聽了，笑了笑說：“對，我還是充當一下吧”。
到了表演的那一天，天公不作美，忽然下起了傾盆大雨。那天，我起晚了，演出的時間快到了，看我還沒到學校，施老師很著急，便騎著自行車來接我了。施老師到了我家，我一出門，施老師把雨衣批在我身上就出發了。在雨中，我模糊地發現，施老師的衣服幾乎濕透了，當時，淚光已在我眼眶中閃動。到了學校門口，老天有眼，雨停了。我滿懷激動的心情為施老師表演了一場精彩的節目。最終，我們獲得了二等獎，雖然未獲一等獎，但我已經盡了全力，可又有誰知道，為了這個獎項，施老師用了多少心血呢！
有人稱贊老師是蠟燭，是燈塔，是園丁。但我認為，老師是一顆閃爍的繁星，照亮我們的綿錦前程更為恰當。
光陰似箭，轉眼間，我便從一年級升上了五年級，但我們不能忘懷施老師您對我們的教誨之恩。施老師是我一年級的班主任，也是我的語文老師。施老師上課的時候，總是很認真，很有耐心。記得有一次上語文課，我們都很害怕，不敢舉手，生怕老師會批評我們。施老師微微一笑，溫和地說：“不要怕，說錯了老師不會批評你的。”聽完這句話，我的心里好象有一絲溫暖的陽光照耀著，使我不由自主地舉起了手。
施老師就像一位天使，解開我們頭腦中的迷團；有時像一場溫柔的細雨，滋潤著我們，讓我們快樂的成長。施老師她不僅在課堂上教我們知識，還教我們做人的道理。記得有一次，施老師要我們排演節目，節目的內容是《小羊和狼》。不知怎么，施老師要我去充當大灰狼這個角色。我聽了很不服氣，便生氣地問施老師：“為什么讓我扮演狼？狼是大壞蛋，我不當！”施老師聽了，語重心長地對我說：“狼雖然是壞蛋，但電視上的小丑也不是一直演丑角嗎？如果演得好就能夠獲得觀眾熱烈的掌聲，你說演還是不演呢？”我聽了，笑了笑說：“對，我還是充當一下吧”。
到了表演的那一天，天公不作美，忽然下起了傾盆大雨。那天，我起晚了，演出的時間快到了，看我還沒到學校，施老師很著急，便騎著自行車來接我了。施老師到了我家，我一出門，施老師把雨衣批在我身上就出發了。在雨中，我模糊地發現，施老師的衣服幾乎濕透了，當時，淚光已在我眼眶中閃動。到了學校門口，老天有眼，雨停了。我滿懷激動的心情為施老師表演了一場精彩的節目。最終，我們獲得了二等獎，雖然未獲一等獎，但我已經盡了全力，可又有誰知道，為了這個獎項，施老師用了多少心血呢！有人稱贊老師是蠟燭，是燈塔，是園丁。
但我認為，老師是一顆閃爍的繁星，照亮我們的綿錦前程更為恰當。
她是我心中的好老師，美麗高貴：一身象征著智慧的紫色正裝，50多歲，但在我眼中依然活力四射。微黑的瓜子臉上鑲著兩顆修煉多年的黑寶石，眼角若有若無的皺紋宛如平靜的水面微微泛起的漣漪，挺拔的身姿使她更顯莊重。用千古佳句：“云想一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形容她在合適不過了。
她是我心中的好老師，循循善誘：一堂生動有趣的語文課在歡快的下課鈴中結束了，課下，一位因家庭因素而一直無精打采的同學被細心的她叫進了辦公室。“老師跟我說啊，爸爸媽媽雖然不在一起了，但還是關心我的，我一定要好好學習，不要忘記父母對我的養育之恩，將來做一個對國家有貢獻的人！”從辦公室屁顛屁顛跑出來的同學笑著對我們說。
她是我心中的好老師，嘔心瀝血：有一位男同學，一直是他的驕傲，不論什么比賽，男同學總會破那個紙一張火紅的獎狀來回報她，男同學是她最得意的弟子，是她的掌上明珠。四年過去了，男同學依然如此優秀，可就在五年級時，男同學的成績竟一落千丈，上課經常心不在焉，作業也是投機取巧，一塌糊涂，如一本天書，讓一向知識淵博的她無從下手。于是她便去家訪，得知男同學上網成癮，不能自拔。她便對男同學單獨輔導，經常與男同學談心，可依舊無濟于事，但她還是不放棄，堅持不懈，一如既往的幫助他，鼓勵他。終于，滴水可以穿石，漸漸的，男同學的成績有所好轉，她便加大馬力，讓同學們一起督促他。一年后，男同學果然浪子回頭，并養成了良好的學習習慣，考上了理想的大學。
她就是我的小學語文老師：優秀高級教師，狄霞。
光陰似箭，轉眼間，我便從一年級升上了五年級，但我們不能忘懷施老師您對我們的教誨之恩。施老師是我一年級的班主任，也是我的語文老師。施老師上課的時候，總是很認真，很有耐心。記得有一次上語文課，我們都很害怕，不敢舉手，生怕老師會批評我們。施老師微微一笑，溫和地說：“不要怕，說錯了老師不會批評你的。”聽完這句話，我的心里好象有一絲溫暖的陽光照耀著，使我不由自主地舉起了手。施老師就像一位天使，解開我們頭腦中的迷團；有時像一場溫柔的細雨，滋潤著我們，讓我們快樂的成長。
施老師她不僅在課堂上教我們知識，還教我們做人的道理。記得有一次，施老師要我們排演節目，節目的內容是《小羊和狼》。不知怎么，施老師要我去充當大灰狼這個角色。我聽了很不服氣，便生氣地問施老師：“為什么讓我扮演狼？狼是大壞蛋，我不當！”施老師聽了，語重心長地對我說：“狼雖然是壞蛋，但電視上的小丑也不是一直演丑角嗎？如果演得好就能夠獲得觀眾熱烈的掌聲，你說演還是不演呢？”我聽了，笑了笑說：“對，我還是充當一下吧”。
到了表演的那一天，天公不作美，忽然下起了傾盆大雨。那天，我起晚了，演出的時間快到了，看我還沒到學校，施老師很著急，便騎著自行車來接我了。施老師到了我家，我一出門，施老師把雨衣批在我身上就出發了。在雨中，我模糊地發現，施老師的衣服幾乎濕透了，當時，淚光已在我眼眶中閃動。到了學校門口，老天有眼，雨停了。我滿懷激動的心情為施老師表演了一場精彩的節目。
最終，我們獲得了二等獎，雖然未獲一等獎，但我已經盡了全力，可又有誰知道，為了這個獎項，施老師用了多少心血呢！有人稱贊老師是蠟燭，是燈塔，是園丁。但我認為，老師是一顆閃爍的繁星，照亮我們的綿錦前程更為恰當。
我的班主任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好老師，她清秀的身材，梳著披肩發，白皙的臉龐上總是帶著微笑。
一雙明亮的大眼睛，眼神中透露著淳樸、溫情，她為教育事業盡心盡力，時時刻刻關愛著我們。她就是我們的好老師—劉老師。劉老師不僅是我們知識上的啟蒙者，還是我們思想上的引路人和生活里的益友。劉老師教負責我們班的語文課。每一堂課她總是認真引導我們對課文進行仔細地理解和思考，讓我們跨上理想的駿馬，在知識的海洋里遨游，讓我們積極回答問題。誰的發言有新意，就帶頭給他鼓掌，向他祝賀。記得剛上學的時候，劉老師就任我們班的班主任，那時我們對老師還十分陌生，非常膽小，上課舉手的同學也幾乎沒有。
我更是膽小，低著頭一邊想問題，一邊擔心著：會不會叫到我呀？“馮穎楠！”老師恰好點到了我的名字，我把頭埋得更低了，幾乎快碰到桌子，臉紅得像個蘋果，但我還是慢慢地站了起來，結結巴巴地回答著，聲音小得像蚊子叫似的，我似乎成了一只受驚的小鳥。這時，老師不但沒批評我，還親切地對我說：“回答得很正確，聲音再響亮些，不要緊張，就更好了。”我看著老師那充滿鼓勵的目光，鼓足勇氣，響亮而流利地回答完了問題。老師豎起大拇指表揚了我。就是這課堂上的第一次，使我們感受到寬松的課堂氛圍，以后都能積極地舉手發言。
劉老師，您講的課，是那樣的精彩，吸引著我們一雙雙渴求的眼睛。又是您，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地教導著我們，用您的知識澆灌著我們，您為我們付出了多少辛勤的汗水啊！
我心中的文學字篇五
;摘要:隨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深入開展,現代文學報刊研究也日漸升溫。但是,對現代文化刊物的研究則顯得相對冷落。這是一個不該發生的疏忽。本文從現代文學史料學的視點,通過對《東方雜志》的個案考察意在說明:在現代文學生長過程中,文化期刊同樣發揮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關鍵詞:文化期刊;東方雜志;文學世界
約三百位近現代作家的創作平臺
從現代文學史料學的視點考察,《東方雜志》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東方雜志》為約三百位近現代作家提供了寬廣的創作平臺;第二,《東方雜志》穩健開放、兼容并包的辦刊理念,使該刊成為20世紀上半葉壽命最長的中國文化期刊,并由此成為一座名符其實的現代文學史料庫;第三,在史料的具體操作層面,《東方雜志》展示了由傳統文學向現代文學蛻變的蛛絲馬跡,積累了建立現代文學目錄學、輯佚學等方面的珍貴史料。
據粗略統計,《東方雜志》由創刊到終刊(1904-1948)45年(出刊44卷)的過程中,先后有約三百位不同政治傾向、不同文學派別的近現代作家在該刊發表過創作或論文。這是中國三代作家{1}先后走上文壇的一個共同的創作平臺。
梁啟超所指出的清代學者“替我們開出許多門路來”的判斷,使人們清楚地感受到了這位學養深湛學者的目光的犀利。我在一篇談史料研究的文章中,曾對梁啟超包括此文在內的史料研究做過初步的概括:“梁啟超的史料研究即使不可避免地帶有拓荒者的粗疏,但他立足現實,雄視百代的研究視野,還是給人們以強烈的震撼。梁啟超關于史料是一切歷史研究根據的概括,關于清代考證的五項成績、樸學十大原則的評析,關于尊重客觀事實、不能強史就我原則的強調,關于研究不能只重視史之軀干,更要關注史之神理,用史料生發學術的明確主張,以及對史料從古至今面臨五大厄運的洞察,所總結的鑒別偽書十二法等,事實上建構起了一部由傳統史料學向現代文學史料學轉化的雛形”。{3}《東方雜志》發表梁啟超的相關論文還有多篇。隨著時間空間的過濾,梁啟超史料研究論文的意義將會得到恰切的彰顯。
早在1913年,王國維就在《東方雜志》上發表了他那厚重的學術著作《宋元戲曲史》{4}。1921年4月,王國維又在《東方雜志》上發表了《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一文,研究的內容雖為唐代的通俗詩及通俗小說,論文所蘊含的方法論意義卻對現代文學史料研究者作出了重要提醒。王國維說,英國人斯坦因在敦煌發現的唐寫本,內有韋莊《秦婦吟》一卷,雖前后殘缺,但尚余千字。王國維認為,敦煌的發現實際上幫助我們改寫了文學的歷史。王國維的研究啟發我們,現代文學研究同樣應該擴大眼界,從書本以外的田野調查中,尋覓文學隱蔽的秩序。
除梁啟超、王國維、林紓外,在《東方雜志》上發表作品的第一代作家還有:嚴復、別士(夏曾佑)、章炳麟、柳亞子、張元濟、堅瓠(錢智修)、傖父(杜亞泉)等多人。他們是思想上最早覺醒,具有某種獨立品格的知識者。他們的思想亦新亦舊。舊的文化解體過程中的困惑與對新的文化的憧憬聚于一身,他們是典型的過渡時代的知識者。
五四一代作家是真正的現代知識者。在《東方雜志》上發表作品的作家,有胡適、陳獨秀、魯迅、周作人、沈雁冰、蔡元培、傅斯年、羅家倫、胡愈之、葉紹鈞、錢穆、郭沫若、郁達夫、鄭振鐸、王統照、吳稚暉、朱自清、俞平伯、許地山、李大釗、惲代英、洪深、歐陽予倩、傅東華、孫伏園、楊振聲、宋春舫等。這一代作家,不同程度地受到過世界現代文化精神的洗禮,對傳統文化的弊端有著深切的感受,因而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對傳統文化一度也有過矯枉過正的決裂;而對建設新文學則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熱情,中國現代文學的真正精神凝聚在這一代人身上。他們在《東方雜志》上發表的作品,如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1}、《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研究國故的方法》;魯迅的短篇小說《白光》、《祝福》(20世紀30年代被列入東方文庫,出版過單行本)及翻譯《為人類》;周作人的《國語改造的意見》、《苦茶隨筆》;郭沫若的短篇小說《行路難》、《喀爾美蘿姑娘》;洪深的劇本《趙閻王》;朱自清、俞平伯的同題散文《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沈雁冰的歐洲文藝思潮研究;宋春舫的戲劇研究;郁達夫、張資平的小說,以及章士釗、蔣方震、朱希祖、劉大白、杜亞泉、馮自由、孫福熙、康白情、謝六逸、惲鐵樵、高一涵的作品,在現代文學史上都具有較大影響力。隨著時間的沉淀,其中部分作家的作品已經成為影響深遠的現代文學經典。
20世紀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后期,雖然隨著國內和國際上斗爭形勢的發展,文學上意識形態型的生死論戰日益激烈,然而,《東方雜志》仍不改兼容并包的辦刊初衷,在更大的范圍內,廣泛吸納各派作家,從而使一批優秀作品得以先后在該刊降生。《東方雜志》曾反復聲明:“本社同人對于各派一律看待,在作者或難免門戶之見,而編者是毫無軒輊的,只要文章的本身確有客觀的價值,無論任何一派的學說都是一致歡迎。”{2}在這一編輯方針下,巴金的小說《霧》、《新生》;老舍、沈從文、蹇先艾、王魯彥、王統照、許杰、杜衡、丁玲的小說;梁實秋的《近年來中國之文藝批評》;朱光潛的文藝理論研究及其論文《中國文學之未開辟的領土》;陳瘦竹的戲劇研究;熊佛西、歐陽予倩的劇本,都先后在《東方雜志》上與讀者見面。
這是一個陣容強大的創作隊伍。除上述作家外,在《東方雜志》上發表作品的主要作家還有數十人。因為有了這些作家參與《東方雜志》的文化、文學建設,《東方雜志》寬厚而不偏狹的個性才不被簡化,它的多元制衡理念形成的張力、彈性才得以呈現,文學史上曾經被忽視的聲音讀者才得以諦聽。這份多達數百人名單背后的信息,傳遞出的是《東方雜志》對各流派作家一視同仁的溫馨敬意。
兼容并包、穩健開放辦刊理念的成功
一個普通的文化刊物,為什么能夠一直保持活力,不斷地推出讓讀者感到陌生的文學新面孔?一切都直接來自《東方雜志》的辦刊理念。
《東方雜志》奉行的兼容并包、穩健開放的辦刊理念,使它能夠容納各家之言,成為文學的多聲部合唱,展示出了歷史進程的多向度,文學發展復雜的大格局。在研究方面,《東方雜志》注重史實,始終堅持研究的學術性、客觀性,這就使它在20世紀斗爭激烈的文化環境下,葆有足夠調適的生存智慧,能夠把學術以外的干擾降低到最小。就這樣,《東方雜志》既與時代潮流保持著一定程度的配合,又內在地堅持著相對獨立的學術個性,并進而在文學流程中發揮著某種調節作用。
陳獨秀在《新青年》上接連發表過兩篇文章:《質問〈東方雜志〉記者——〈東方雜志〉與復辟問題》(以下簡稱《質問》)、《再質問〈東方雜志〉記者》{2}。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在張勛復辟事件發生后,陳獨秀對當時國內政治形勢的憂慮自有其現實根據,可是,他對《東方雜志》發表的一些文章(即使有些文章,作者出于對中國固有文明的保守心態有某些不當言論),輕率地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復辟問題扯在一起,卻表現出了當時激進主義者唯我獨尊、用大帽子壓人的批評趨向。
(一)中國學術文化之發達,果以儒家統一以后之漢魏唐宋為盛乎?抑以儒家統一以前之晚周為盛乎?(二)儒家不過學術之一種,倘以儒術統一為國是為文明,在邏輯上學術與儒術之內包外延何以定之?倘以未有獨創異說為國是為文明,將以附和雷同為文明為國是乎?則人間思想界與留聲機器有何區別?(三)歐洲中世,史家所稱黑暗時代也,此時代中耶教思想統一全歐千有余年,大與中土秦漢以來儒家統一相類;文藝復興后之文明,誠混亂矛盾;然比之中土,比之歐洲中世,優劣如何?(四)近代中國之思想學術,即無歐化輸入,精神界已否破產?(五)……傖父君所謂我國固有之文明與國基,如此如此。請問此種文明此種國基,倘憂其喪失憂其破產,而力圖保存之;則共和政體之下,所謂君道臣節名教綱常,當作何解?謂之迷亂,謂之謀叛共和民國,不亦宜乎?(六)傖父君之意,頗以中國此時無強有力者以強力壓倒一切主義主張為憾;然則洪憲時代,頗有此等景象,傖父君曾稱快否?(七)傖父君謂:古代教育,皆注重于精神生活;今之教育,則埋沒于物質生活之中。今后果不采用西洋文明,而以固有之文明與國基治理中國他事之進化與否且不論,即此現行無君之共和國體,如何處置?由斯以談,孰為魔鬼?孰為陷吾人于迷亂者?孰為謀叛國憲之罪犯?敢問。
本文不厭其煩地錄出第9項質問原文,一方面當然是為了說明質問中所涉問題的龐雜,同時也是為了展示當時所出現的非此即彼的思維特點,以及武斷、極端的行文方式可能造成的惡果。自“五四”始,這種居高臨下的“質問式”批判方式,時斷時續綿延不絕,給現代文學史料學、乃至整個現代文學研究帶來的傷害是災難性的。
從總的實踐看,《東方雜志》基本上踐行了他們的上述承諾。為了堅持這一辦刊理念,《東方雜志》對現代文化史、文學史上發生的大大小小的論爭,一般情況下都采取不介入、不轉載的客觀立場。即使對于陳獨秀的非學理性的“質問”,《東方雜志》雖據理抗爭,但反駁有度,無意和《新青年》意氣用事的“質問”進行沒完沒了的糾纏。但是,他們的穩健也并非一成不變的固執、保守。在這里,穩健與開放相互依存。1921年,隨著《小說月報》改革的進行,《東方雜志》事實上也開始了面目一新的改革。
《東方雜志》對文化界人士反對北洋政府迫害的政治文件《爭自由的宣言》{3},也勇敢地及時披露于刊物。“五卅”慘案發生后,《東方雜志》明確地站在上海工人一邊,聲援工人運動,甚至遭到了租界當局的無理控告。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東方雜志》發表了不少鼓勵抗日軍民斗爭,揭露敵人暴行的作品,盡到了應盡的民族責任。《東方雜志》骨子里深藏精氣神,兼容并包中彰顯出了強悍的主體性。
《東方雜志》兼容并包、穩健開放的學術品格一直保持到了它生命的終點。行將終刊的最末兩期,《東方雜志》沒有譴責,沒有頌揚,也沒有任何自我解釋,只在照例的《時事日志》欄寫下了極為簡短的三則事實:(1948年)10月2日,“蔣總統飛抵沈陽”;(1948年)10月30日,“沈陽戰事結束”;(1948年)11月3日,“東北國軍撤離營口”。這三條看似漫不經心、隨手拈來的戰事消息,預示了戰局發生的重大變化,也宣告了《東方雜志》歷史使命的終結,{4}并為它穩健的學術理念劃上了一個句號。
一座尚待開掘的現代文學史料富礦
不用說,容納約三百位作家的創作資源,擁有成功應對復雜文學環境的辦刊理念本身,當然已是現代文化、文學的重要史料。這里所要敘說的一些人和事,則多是史料操作層面的問題,有些甚至只能歸于細枝末節。
應該格外看重《東方雜志》辦刊初期那些描述中國傳統文學由舊變新發展軌跡的文章,那些探尋傳統文學與史料萌孽過渡中不斷增強新質的文章。
《東方雜志》第2卷第1期發表的短文《論中國書報不能發達之故》,開門見山地指出了現代書報在推動社會進步方面的巨大作用:“夫新聞為輿論之母,清議所從出,左挈國民,右督政府。有利于社會者則鼓吹之,害于社會者則糾正之,社會所疑,昭而析之。社會隔閡,溝而通之。有所褒則社會榮之,有所貶則社會羞之。此新聞紙之良知良能也。”而報紙以至刊物的良知良能為什么不能發揮對社會的監督作用呢?除了其他復雜因素外,文章把矛頭直接指向了當時的官吏:“于社會中地位最高,足以為平民之代表者,宜莫如官。”為什么近來官員懼怕報紙呢?作者說:“近今風氣,御史每摭拾報紙之談,風聞言事,以此去官者固不一其人。無官則無財,無財則無命,輾轉相乘,雖有所深惡于報,然不敢以河漢弁髦視之,而報紙始稍達于上官之目。”文章還特別提出報紙的語言文字改革問題。作者說,一些書“介乎不文不俗之間,以為文言,則支離詰屈,不能自明其意旨之所在”,……“設以為俗語,則又之乎者也,紛然滿幅。即一說部書,已非盡人所能讀,是以長于國文者,則望而生厭,粗知文義者又泛濫無歸,二者皆不適于社會者矣。吾謂今之書籍,除國文教科外,宜多用白話,而以科學書為尤要”。《東方雜志》創刊初期要求語言通俗化的呼聲,到了五四時期終于匯合成了一股強大的思想潮流,白話文開始占據全國報刊的主導地位。
從創刊初始,《東方雜志》就審時度勢,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為依托,開始介紹歐洲文學思潮和文學作品。1914年,《東方雜志》較早推出了三篇介紹國外文學思潮的文章:佚名的《托斯道(托爾斯泰)氏之人道主義》(《東方雜志》1914年6月1日第10卷第12號),章錫琛的《風靡世界之未來主義》(《東方雜志》1914年8月第11卷第2號),[美]菩洛斯著、錢智修譯的《布格遜哲學說之批評》(《東方雜志》1914年9月第11卷第4號)。1914年之后,譯介國外文學新潮的文章更日漸增多。在倡導向西方學習,介紹國外文學思潮與作品的同時,《東方雜志》也保持較高的警惕。第2卷第1期所刊選報文《論模仿文明之弊》中說:“一若以使用多即可廁于文明之列也者,徒襲文明之皮毛,而不吸文明之精神”,“與其學南歐之奢,不如學中歐之儉”。百年前,《東方雜志》沒有被文明的皮毛所遮蔽,及時地發出了警惕“徒襲文明之皮毛”的召喚,以及在極其物質化的世界到來之前,就提出不學“南歐之奢”,應學“中歐之儉”。這些箴言,至今仍然是光芒四射的思想火焰。在《東方雜志》上類似的提醒并不少見。
從純粹的史料角度審視,《東方雜志》所提供的史料也相當豐富。1904年,陳潛就在《東方雜志》第5卷第9號上發表文章《西人譯中國書籍及在中國發行的報章》。文章介紹了西人研究中國書籍的目錄“汗牛充棟,大至天文輿地,下至小說歌謠,靡不譯有專書,以資研究”。該文還具體介紹了德人莫林德甫搜羅有關中國書籍、雜志4639種,編為目錄的貢獻,而法人亨利可狄亞“又踵為之”,“提要鉤元,較莫氏之書尤為詳贍”。
《東方雜志》在現代文學史料學建設上的貢獻,值得特別提及的是文學研究會三個文件的發表以及《東方文庫》的編纂。在文學研究會成立半年之后,《東方雜志》集中發表了文學研究會的三個文件:《文學研究會叢書緣起》、《文學研究會叢書編例》、《文學研究會叢書目錄》{1}。《文學研究會叢書緣起》明確提出了編輯這套叢書的重要性,甚至把此項工作提高到了新文學運動能否實現的歷史高度:“近十余年來,頗有人介紹些世界文學作品到中國來。但介紹的人,與讀他的人,仍是用消遣主義的舊眼光來介紹他或讀他,對于文學的輕視與誤解,仍然未除。他們不是為文學界的聯鎖來介紹他,乃是因其新奇足資取樂而介紹他。他們也不是以他為文學作品而讀他,乃是因其新奇足資娛樂而讀他。因此,他們所介紹的東西多不甚精粹。所用以為介紹的方法,也不甚精粹,只要把原書的事實介紹過來就足了,原文的藝術是毫不注意的,所以也有許多很好的文學作品,遭了刪節與誤會與失了原意之禍患。這種謬誤與輕視的見解,如不根本■除,中國文學的新運動,是決不能有實現之一日的。”“我們在文學研究會的名義底下,出版這個叢書,就是一方面想打破這種對于文學的謬誤與輕視的因襲的見解,一方面想介紹世界的文學,創造中國的新文學,以謀我們與人們全體的最高精神與情緒的流通。”《文學研究會叢書編例》是編輯新文學作品最早的叢書編例之一。編例共10條,對叢書的編輯原則、體例、要求,都有較詳盡的規定,是切實可行的運作規范,在現代叢書編輯史上具有開創新局的意義。《文學研究會叢書目錄》也同樣具有文學史意義。文學研究會在成立僅僅半年之后,就一舉推出了多達78種的《文學研究會叢書目錄》{2},充分展現了新文學初期文學研究會的實力。
在《東方雜志》創刊20周年和30周年紀念的時候,《東方雜志》分別編選出版了《東方文庫》、《東方文庫續編》。《東方文庫》共收社會科學各類著作82種,其中文學類著作有:《東西文化批評》(上、下兩冊)、《近代文學概觀》(上、下兩冊)、《文學批評與批評家》、《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近代文學與社會改良》、《近代戲劇家論》、《近代俄國文學家論》、《但底與哥德》、《莫泊桑傳》、《美與人生》、《藝術談概》、《東方創作集》(上、下兩冊)、《近代英美小說集》、《近代法國小說集》(上、下兩冊)、《近代俄國小說集》(共5卷)、《歐洲大陸小說集》(上、下兩冊)、《近代日本小說集》、《太戈爾短篇小說集》、《枯葉雜記及其他》、《現代獨幕劇》(共3卷)。其中現代創作6種,理論批評5種,其余為外國文學作品及理論研究。《東方文庫續編》收錄文學類圖書6種,即梁啟超的《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上、中、下三冊),新文學創作三冊:魯迅的《祝福》、郭沫若的《行路難》及陳衡哲的《西風》。東方文庫及其續編,在現代學術史上的價值極大,需要專文評論。這里詳列目錄,以示對《東方雜志》此項貢獻的重視與仰慕。
《東方雜志》上的現代文學史料,當然并非局限于上述顯在的文學文件的發表,文學作品的征集編選。大量的文學史料隱匿于文化刊物所關注的一些具體事件里,一些讓人回味的細節里。例如,《東方雜志》較早地提出了學術商業化的危害性問題。指出:“今人日日言興學,日日言提高文化,顧文化依然不振,且學術獨立之精神,反若遠遜于從前者何哉?以余思之,則學術之商業化害之也。何謂學術之商業化,則以學術為賺錢之手段,而不以為研究之目的是已”,“此學術商業化之現象,其根本原因固在于工錢勞動制度。故近世言社會改造者,多謂非變更經濟組織,使學問家脫離工錢勞動之羈絆,則學問事業必不能充分發展”。{1}讀此文字,恍若該文作者90年前已經預見到了今日學術界之情狀。
《東方雜志》也關注學問家的生活,認為生活涉及一個重大問題,即如何保持學術的獨立地位。《學問家之生活問題》一文說,“國人多太息于學術事業之衰落,而思所以振起之者,余以為欲振起吾國之學術,必自解決學人之生活問題始”。又說,“顧今則不然,社會之組織,以受西洋文化之影響而劇變,士人于求學時代,已不勝其經濟之壓迫,及畢業以后,社會復聽其自生自滅而不為之所。故無論具任何天才之人,咸不得不以在學校時所僅得之技能,入世以謀生。士人之入世謀生,大要不出三途。一曰作官,二曰為教員,三曰為文字上之勞工。作官之與學問事業,固絕不相謀。教員與文字上之勞工,宜若與學問事業接近矣,然以其時間須受金錢之支配,著作須投社會之嗜好,亦必不能保其學術獨立之地位。質言之,則士人學業未成,而其全部之精力,已為生活問題消耗以盡而已矣。夫全部之精力已為生活問題所消耗,則欲其極深研幾而于學術上確所有樹立,又胡可得耶”。{2}平實的文字中所顯示出的憂慮,透露了作者讓人肅然起敬的學術良知。
《東方雜志》也不斷提醒防止當權者對報紙的封殺摧殘問題,指出:報紙上如有為民請命之文字,或見義勇為之著作,報館即“被封被禁,被驅逐懲創”。{3}為此,《東方雜志》提出,要“抵御新聞政策”,“不可曲徇社會之所好”。文章痛斥一些報紙“征歌選舞,侈談聲色,淫詞浪墨,滿幅淋漓,或揭個人之黑幕,或肆不經之怪談。竊揣其意,亦無非欲迎合一般墮落社會之心理,以廣其銷路而已。嗟夫,此等報紙,其造孽于社會者,豈可以衡量計哉”。{4}這兩篇看似不起眼的短文,實際上卻帶有規律性地揭示了現代文學未來的基本生存形態。
警惕文學商業化問題,解決作家、學問家的生活問題,保持報刊獨立性問題,看似細枝末節,實則是《東方雜志》時代所面臨的一些現實問題,重大問題。在這些具體史料的背后,隱蔽著編者無言的闡釋,暗示了文學生長的時代缺陷。文學的繼承性是永遠無法改變的。即使《東方雜志》各卷的學術質量并不平衡,但我們從作者對上述問題的拷問中仍然能夠讀出高尚。
一群七嘴八舌、眾聲喧嘩的作家創作的現代生活長卷;
一批高品位研究者在學術殿堂里自由馳騁的身影;
一座尚待開發的現代文學史料富礦。
事實勝于理論。事實讓跨越了晚清和中華民國的《東方雜志》贏得了敬畏與尊重。
在現代文學史料研究中,當我們用更大的歷史視野來審視現代文學,比如,既從文學期刊,同時也從《東方雜志》這樣的文化期刊來開展研究,某些問題就有可能看得更為清晰一些,甚至會一目了然。
[責任編輯袁士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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