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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的論文選題（精選16篇）篇一
摘要：在文學悲怨美形式表達中其融入了一定的個性色彩，繼而由此凸顯出了藝術作品的獨特性，并彰顯了中國文化-心理背景蘊含的“悲”與“怨”的特征，達到了最佳的藝術作品創作狀態。
前言：
并追逐文化-心理背景創作行為，達成良好的藝術作品創作目的，最終實現由心理情感向文學悲美形式的轉變。
本文從古代文學中悲怨美形式分析入手，并詳細闡述了悲怨美內容中的層次表達特征，旨在其能實現對文學作品中哲學層面的深入思考。
(一)人類共有的悲劇意識。
由于“悲”是人類情感的基本形式，因而其對人類的心理意識有著一定的影響，因而古代文學作品在創作的過程中即通過感傷、哀痛、激憤等情緒的傳達為讀者營造了一個悲傷的氛圍，促使其在悲傷情緒的影響下與創作者達成良好的共鳴，形成悲情感的體驗目標。
此外，由于“悲”亦是人類審美過程中的主要參考因素，因而在此基礎上將哀痛等情緒灌輸于文學作品中可達到審美價值表現目的，并由此激發讀者的情感元素，促使其全身心地投入到作品所營造的氛圍中，并利用自身審美意識感悟作品中對生命價值的體現。
另外，文學作品中對悲怨美的表達是基于對人類生活困境思考的基礎上，亦實現了對審美的良好把握。
繼而促使讀者在對作品進行閱讀的過程中可從中尋找生活中的希望，并以積極的心態面對生活中的所有困境。
例如，《山海經》中的《精衛填海》和《夸父逐日》在內容表達的過程中即抓住了人類悲劇意識，并鼓勵人類在生活中遇到困境問題時應毅然應戰，最終發揮自身強大的力量，達到最佳的生活狀態[1]。
(二)與西方悲劇作的比較。
在文學悲怨美形式表達過程中為了更好的彰顯我國悲怨表達的特征，與西方悲劇作展開詳細的對比行為是非常必要的。
悲怨來自于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同時詩歌及散文領域在創作的過程中更為注重對其的灌輸。
而由于西方悲怨主要源自于敘事傳統，因而其在悲怨情緒表達的過程中通過借助西方戲劇中的人物角色來傳遞相應的情感。
但是基于相應差異的基礎上，中國悲劇作與西方悲劇作在人生態度、情感體驗等方面均遵從著真實表達的原則。
此外，從命運認知的角度來看，中國在悲劇作創作過程中逐步灌輸了自己在強大命運面前是微小的思想。
例如，蘇軾所創作的《前赤壁賦》。
此種生命認知思想的灌輸導致讀者在對作品進行欣賞的過程中形成了順應與逃避的困境應對思維。
而西方在悲怨美表達的過程中卻強調了對不妥協及不屈服思想的灌輸，繼而與中國文學作品的創作形成了一定的差異性。
(一)個體內容層次。
同時也由此表達了自身懷有一顆憂民的心，想要將自身價值應用于國家政治治理過程中，最終為民眾營造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
(二)生命本體內容層次。
古代文學中悲怨美的內容層次亦體現在生命本體方面，即古代文者在作品創作過程中通過將自身對生命的理解灌輸于文學作品中的形式展現文人在生活中遇到的政治功利等問題。
此外，古代文學作品在創作的過程中亦發出了人生微小的感嘆，同時也實現了對生命本體的關懷。
例如，陳子昂在《登幽州臺歌》文學作品創作的過程中即實現了對生命本體的闡述，且在詩句表達過程中闡述了自身在實際生活中的孤獨感，并以個體生命本體表達的方式望與讀者達成共鳴，引導讀者深入到作品中實現對生命話題的思考。
另外，古代文人在文學作品創作過程中通過對自身細膩、敏感心理的運用將自身所思考到的生命問題融入到作品創作中。
例如，“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中即對時光飛逝進行了感嘆，并引導人類意識到生命的短暫性，繼而以積極的情緒應對生活中的難題[2]。
結論：
綜上可知，在古代文學作品創作過程中悲怨美是作品創作過程中凸顯出的主要特征，且在長時間思考的背景下，創作者將“悲空”、“悲慨”等情緒均融入到了作品內容，以此來引發讀者對人生的思考，并引導其在應對生活中的難題時始終保持積極的情緒，即實現心理情感的轉變，最終達到良好的文學作品表達方式，且最終豐富作品表達內涵，并凸顯出悲怨美的獨到之處。
參考文獻：
[2]于海峰.漢魏晉南北朝邊塞樂府詩研究[d].北京：北京大學，.
古代文學的論文選題（精選16篇）篇二
2.論漢字發展演變的規律。
3.許慎六書說論評。
5.原始漢字的認定及其構形特點。
6.“‘何所’十動詞”的內部結構層次。
7.現代漢字構形特點。
8.現代漢字的表記功能。
9.論現代漢字中的變體字。
10.論現代漢字中的形聲字。
11.論現代漢字中的會意字。
12.論現代漢字中的象形字。
古代文學的論文選題（精選16篇）篇三
·論柳永艷詞及女性形象塑造。
·莊子。
散文。
與《紅樓夢》。
·《詩經》與周代社會生活。
·《詩經》十五國風地域考略。
·論《水滸傳》中的忠義觀研究。
·淺論。
詩詞。
格韻。
·古詩詞翻譯巧妙用韻的問題。
·賈寶玉的愛情與婚姻悲劇的意義。
·淺析"聊齋筆法”及聊齋人物點評。
古代文學的論文選題（精選16篇）篇四
摘要：文章認為用西方現代詮釋學理論的觀點詮釋孔子的《論語》是不適宜的，只有借鑒孔子的智慧和方法對其進行解讀是比較理想的：第一，從孔子對當下問題的解答中去理解孔子的思想和智慧，而不是僅僅把握其具體的答案;第二，學習“舉一反三”和“下學上達”的方法;第三、歷史地看待孔子思想，即不把孔子的思想看作是一貫的;第四，詮釋《論語》的目標并不是為了簡單的回到孔子的智慧本身，而是以期達到既吸收古代先賢圣哲的智慧，又能夠適行于當下的思想性內容。
關鍵詞：《論語》;孔子;詮釋;經典。
一
幾乎每個民族都十分注重對自己的經典(canon)進行不間斷的詮釋，這不僅僅對探尋與承繼前代先賢的圣德和智慧，以掙脫當下的困頓;更重要的是傳承各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并在各自傳統中進行人的教化、塑造。
自從詮釋理論傳入中國后，很多學者都借之以理解《論語》，甚至將以西方現代詮釋學理論作為理解《論語》的基礎，或者在解讀過程中或隱或現地附和詮釋學方法。
但西方現代詮釋學的方法是否適宜于《論語》的理解?這里將從詮釋學的不同路向開始，分析這一問題。
“現代詮釋學真正研究的是詮釋學三要素――作者原意、文本原義、與讀者領悟之意――之間的關系。
”與此相應，西方詮釋學理論大致可分為三種路向：作者中心論詮釋學;讀者中心論詮釋學和文本中心論詮釋學。
下面分別闡述借它們理解《論語》之得失。
二
作者中心論詮釋學以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為代表，他們認為，文本存在的意義在于表達作者的原意，理解就是要排除讀者的一切先入之見，去把握作者的原意。
為此，在傳統的語義學和考古學方法之外，“解釋者通過把他自己的生命性仿佛試驗性地置于歷史背景之中，從而可能由此暫時強調和加強某一心理過程，讓另一心理過程退后，并從中在自身中引起一種對陌生生命的模仿。
”[2](p90)理解旨在揭示文本背后隱含的作者的生命體驗和精神狀態，通過對消解讀者的個體性和歷史性，來重建作者的個體性和歷史性，以此正確地理解文本的“原意”。
從以上論述可知，作者中心論詮釋學認為文本與作者的思想是一致的，或文本完滿表達了作者的思想;如果讀者通過語義學或考古學的“客觀的”方法，輔以“心理移情”的“主觀的”方法，就可以理解文本的“原意”亦即還原作者的思想。
但如果我們以此來直面《論語》時，困難便出現了：《論語》文本是孔子在具體場景中的話語的記錄，這些記錄又是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的記錄，在記錄中不免加入了記錄者本人的話語選擇傾向，使得記錄形成的話語不會也不能完滿地表達孔子的思想和智慧。
因此，旨在分析孔子具體話語的語法學和考古學的方法都將無法窺見孔子的全部思想，甚至會起到的阻礙的反作用;而旨在借助場景還原的方式去體驗孔子心理過程的心理學實驗方法，所體驗到的也僅僅是我們所理解和認識的孔子與弟子們對話的具體情境，以及我們當下以某種方式所感受到的孔子當時的心理狀態，仍然無法擺脫當下對話的具體性和有限性，通達孔子的思想和智慧。
從詮釋學自身的發展史來看，作者中心論“為了保證理解的客觀性，或者說為了保證對文本中的‘作者原意’的把握，幾乎完全消解了讀者的個性。
在‘作者中心論’的視域中，讀者實際上成了‘無個性的’、‘無差別的’抽象存在物。
”[3](p64)實際上，在運用作者中心論來解釋《論語》的過程中，情況卻恰恰相反，讀者以消解個性去理解《論語》的具體話語時，其結果是讀者擁有了文本中的“個性”，而這個“個性”又是被有所傾向的記錄著的孔子只言片語所限制著、束縛著，進而遮蔽了“無個性”的圣人智慧。
海德格爾開啟，并由伽達默爾為代表的讀者中心論詮釋學認為，理解不是此在的行為方式，而是此在的存在方式;理解不是去追尋文本與作者的“原意”，而是讀者依據自身的歷史性使文本的意義得以創生和流動。
這樣，讀者以及讀者帶有歷史性的先入之見就具有了合法性并成為決定文本意義的關鍵，讀者與文本的時間距離就不被看作成是必須被克服的東西，而是理解的一種積極的創造性的可能性。
所以，基于讀者歷史性的“視界融合”，讀者通過對文本的解讀，既是對此在的昭示性理解，也是對文本意義的創生。
但借此理解《論語》，則會出現以下問題：首先，伽達默爾給予讀者的歷史性以合法根據，但“視界融合”和文本意義的創生仍然是以承認讀者能很好地理解傳統和文本為前提的，否則，任意性的詮釋雖然呈現了讀者的歷史性和個體性，但卻以損害文本思想的`深刻性為代價。
其次，詮釋學認為時間距離可以“使得文本逸離了它們賴以形成的那個短暫的情境，在歷史中獲得了一種普遍的意義，使它們自身所擁有的特殊性上升為普遍性”，[4]這一點對于《論語》來說，也是無法真正實現的，因為《論語》本身就是對短暫情境對話的描述，時間距離的作用僅僅在于：以新的短暫情境代替舊的，而不能從根本上逸離當下性，而這種新的短暫情境的出現，則會造成更加“壞”的結果，即逸離了《論語》對話的當下性，使得具有極小適應性的對話成為了“普遍的”教條，更加遮蔽了孔子的思想和智慧。
再次，在對《論語》的理解中，此在的存在意義不僅不能得以顯現，反而會導致此在的沒落，因為，讀者中心論認為，理解即是存在，讀者以自我的歷史性對《論語》的解讀所得到的是唯我的意義，但這種意義卻是基于對《論語》具體話語的自我認同，這種具體話語如果脫離了當下情境且不能上達為智慧的話，則只能起到對自我存在的進一步束縛和遮蔽。
例如《論語·子罕》篇中有一則故事：孔子贊揚弟子仲由說：“衣敝缊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隨后孔子便引詩經一句：“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意思是說，不嫉妒、不貪求，為什么不好呢，然而，子路聽后便“終身誦之”，孔子便道：“是道也，何足也臧?”批評子路如果一直固執于這一句詩句，卻是好不了的。
以利科爾為代表的文本中心論詮釋學是西方詮釋學發展的第三個路向。
其認為，作者中心論和讀者中心論都在作者、文本和讀者的關系上偏執一端，因此要在三者之間達成一種協調，對“作者原意”的追求不能放棄，對讀者在文本解讀中開啟的“創生意義”也要予以考慮，利科爾認為，“文本”就是使三者能夠協調的中介點。
利科爾把文本界定為“任何由書寫所固定下來的任何話語”，并與“作為口語形式出現的話語”區分開來。
讀者在理解文中的過程中，既要尊重文本自身的客觀性，因為文本是作者表達自己意圖的媒介;又要充分發揮讀者的主觀性，因為脫離了作者語境的文本必然要建立讀者的語境才能得到理解。
利科爾通過反思作者中心論和讀者中心論詮釋學而建立起來的文本中心論詮釋學，給解讀《論語》的困難性問題提供了很多啟發。
從這樣的角度看來，對于孔子思想和智慧的通達，似乎只有通過我們可以直接觀照到的《論語》文本才可以達到。
古代文學的論文選題（精選16篇）篇五
作為世界文明古國的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研究和應用曾經是世界領先的，不少有關天文的記載成為現代天文學研究的珍貴資料。
但是，在我們現今的基礎教育中，天文學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21世紀將是人類著眼太空的時代，世界科技飛速發展，人類開始開發宇宙太空。
地球的能源在不斷地耗盡，新的能源也許要向太空尋找，太陽能當然是最直接的。
當地球上的環境不再適合人類的生存時，新的居住地肯定也只能是其他的星球。
我們在宇宙中是否孤獨?為了適應世界航天事業發展的時代需要，加強素質教育，普及天文知識是一項重要內容，特別是在文理分開的大學教育中，文科學生對于基礎科學的識了解得不夠全面。
同時，由于人們對天文發現的廣泛興趣，天文學在教育和科普領域也起著十分獨特的作用。
同時天文學的發展對人類也有巨大的意義。
天文學是人類認識宇宙的科學，是近代科學革命的搖籃，是推動人類進步的源泉之一。
早在遠古時期，隨著人們對日月經天、斗轉星移、晝夜更替、寒來暑往等自然現象觀測和認識的逐漸深化，在中國、巴比倫、埃及和希臘等文明古國，天文學便開始萌芽、發展了。
中國在公元前13世紀甚至更早就建立了天文臺，中國有著世界上歷時最長、保存最完整的豐富的天象記錄，有不斷革新的精確歷法，有見地深刻的宇宙論，還有融合高水平機械技術的天文儀器。
所有這些，都是世界天文學發展史乃至整個人類文明史上的寶貴財富。
在望遠鏡用于天文觀測400周年的今天，天文學迎來了它的黃金時期。
望遠鏡為人類帶來了層出不窮的重大天文發現，極大地增強了人類對宇宙的認識能力。
回顧天文學的發展及其對人類的意義是適時和恰當的，也是對即將落幕的國際天文年的最好總結和紀念。
天文學對于人類文明進步與自然科學發展的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天文觀測對重大科學理論的建立提供依據和進行正確性檢驗;另一方面在對地球、生命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的認識過程中，新的天文觀測發現逐漸地、不斷地深刻改變著整個人類的宇宙觀。
新的天文觀測和發現必將并繼續深刻地影響和改變著整個人類的宇宙觀，不斷加深人類對宇宙的認識。
這種在理性指導下的實踐活動體現了現代的科學探索精神，也必將為人類認識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帶來無窮的益處。
宇宙空間，天體宇宙的結構和發展，都是天文學這門學科所研究的對象。
其中天體的構造性質和運行規律是天文學研究的主要內容。
在天文學研究的過程當中，天文學家主要通過觀測天體發射到地球的輻射，發現并且比較準確地測量它們所在的位置。
從而根據它們的位置來探索它們的運動規律，對他們身體上所存在的物質進行物理性質、化學組成、內部結構能量來源、演化規律的研究，天體物理學的研究歷史非常古老，可以說，自從人類文明史誕生以來，天文學也就隨之誕生。
談到天文學研究的意義，那么大家最關心的當然是天文學的研究對我們生活的實際意義，一方面天文學研究影響著我們人類的自然觀，就拿古代的天文學家觀測太陽月球和其他一些天體及天象來說，這些觀測幫助人們確定了時間方向和歷法這些方便人們日常生活的研究成果。
這些研究成果是天體測量學的開端，人類觀測天體，記錄天象已經有了五六千年的悠久歷史。
在人類早期的文明史當中，天文學有著不可或缺的地位。
埃及的金字塔，歐洲的巨石陣在史前都是非常著名的天文觀測地點，到現在仍然是聞名海外的天文學觀測遺址。
許多天文學家可能正是意識到了天文學研究對人類的發展有著重大意義，因此才出現了像哥白尼的日心說，康德和拉普拉斯關于太陽系起源的星云說等等一系列天文學領域的重要理論。
這些理論不僅奠定了之后的天文學家對天體的觀測以及研究，而且還推動了近現代天文學研究的提前到來。
牛頓力學，核能的發現也是天文學研究當中非常重要的成果。
這些都極大地推動了人類文明的發展。
在現代天文學研究當中，天文學家對高能天體物理，致密星和宇宙演化的研究，從一定程度上極大地推動了現代科學的不斷發展，天文學家對太陽和太陽系天體的研究包括有地球和人造衛星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在航天、測地、通訊導航等部門當中得到了很好的應用。
其實天文學研究最早起源于人類時令的獲得和占卜活動，往往要經歷觀測，理論，再到觀測的三個必經的發展途徑，通過這三個途徑把我們的視野伸展到宇宙的最深處。
同時隨著人類社會文明的不斷發展，天文學的研究對象也從太陽系發展到太陽系以外的整個宇宙，同時天體測量學、天體力學、天體物理學這三大分支學科構成了現代天文學的研究方法體系。
而光學天文學、射電天文學、空間天文學這幾個分支學科則成為了天文學觀測的必要手段，如果要對天文學研究的意義進行進一步的說明，那必定離不開天文學研究的各個對象層次，包括有行星層次和恒星層次，星系層次等等。
這些星體層次的研究幫助我們能夠進一步地了解宇宙，從而能夠使我們未來的生活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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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的論文選題（精選16篇）篇六
現在社會競爭激烈，人們功利心很強，這也使得教育改革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因此古代文學因為短期實用性不強而日益邊緣化。
加之，文學史的編寫體例，也使得教師們更加注重古代文學知識系統的完整性，而淡化文本閱讀，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高校學生在學習古代文學時不太注重文本閱讀。
然而古代文學中的經典文本比起文學史中的知識系統更能形象而又深刻地體現古代文學中所蘊含的人文精神與審美價值。
一、端正學習態度。
所謂學習態度，指學生對學習的看法和情感以及決定自己行動傾向的心理狀態。
在學習態度的三個因素中，情感是核心，起決定性作用。
閱讀文本是學習古代文學的最基本方式，因此古代文學的學習態度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為經典文本的閱讀態度。
因此，在學習古代文學文本前，樹立正確的閱讀態度是非常重要的。
1、確立非功利意識，培養情感。
在學習古代文學時，學生要明確自己對它的看法：
古代文學是中國文化之根，文化具有非功利的特點，阿諾德曾說：“文化是一種慢功夫，來不得浮躁，因為它著眼于轉變人的內心，而不是急于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古代文學經典文本是古代文學最重要的構成部分，所以也要明白古代文學經典閱讀的心態必須是無功利的，自愿的，是放松愜意，無負擔的。
它要求的是一種全身心的投入，正如培根在《談讀書》一文中談到閱讀須全神貫注，孜孜不倦。
其二，就努力培養學生對古代文學的情感，就是對而培養情感的第一步我們必須對待古代文學，尤其是文學有一番誠意，把它當做一項事業來做;其三，明白文學文本經典，是古代文學的精華，極具藝術魅力，淡化重知識輕經典的思想，這些都為日后平心靜氣的深入閱讀經典閱讀做了一定的鋪墊。
2、持之以恒的閱讀態度。
其語言系統與現在完全不同。
這使得文言文功底不深的青年閱讀文學經典帶來一定的難度。
再者，現在的文化特點雖來源于古代，但是與古代文化畢竟有不同之處。
即使在古代，每個時期的文化特色也是不同的，人們的思想也是有差異的，因此透過艱澀的文言文理解與自己時代思想、文化有差異的古代思想與古代文化，難度是很大的。
而古代的文化與思想恰體現在文學經典中，因此不怕困難，持之以恒地系統地閱讀古代文學經典才能夠理解古代文學的文化精神與思想精髓。
3、科學求真的閱讀態度。
對于古代文學經典要堅持科學求真的閱讀態度。
其表現有三：首先對于經典本身的語言閱讀，要準確的弄懂經典語言的含義;其次是要聯系作者的時代、思想、系統而準確理解文章的內容;其三是結合經典本身及其有關因素，對它做出自己的評價。
要做到這三點需要注意兩點：一是對于文學經典要吸取精華，避免就只言片語，斷章取義，做出片面的評價;二是要相信自己，避免盲從。
二、深入閱讀經典文本。
在端正了閱讀態度之后，最重要的是進行古代文學經典的文本閱讀，這些經典內容過多，大多不能在課堂上詳細講授，因此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在老師的指導下選擇一定的經典文本，在課外深入閱讀。
在閱讀時，可按以下方式進行。
1、教師按照自己的教育角度，選一本經典，提供指導方法，學習要求，師生課下共讀。
比如在先秦文學中，《論語》是一本比較重要著作，但又不適合教師課上詳細講授。
因此布置學生課下深入閱讀，其教育目的是了解我國的儒家思想及其蘊含的人文精神。
因此在上課前布置論語深入閱讀。
要求一個學期完成。
2、課堂指導。
學生學習一門功課，重要的不是學習知識，而是學習方法。
雖然，我們并不在課堂上用大量的時間去指導課下所布置的文學經典，但是老師的教學方法，在學生身上會發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剛開始，我們在講授古代文學時，有意的將一些學習文言文的方法和工具書的使用方法傳授給他們。
這樣他們就能進行論語文意的疏通了。
在講孟子、荀子時，有意地點出孟子思想特點及有關經典之間的關系，并將他與孔子的思想進行比較，有助于他們對孔子思想的深一步理解。
也使得他們有從經典中理解人物思想的意識。
3、作業深入。
作業對于學習具有一定的鞏固作用。
因此古代文學課的講授中也有作業要求。
對于文本經典的閱讀，也需要老師做出一定的作業設計。
分層次，按步驟，由淺至深，由易到難地布置作業。
比如要求學生閱讀論語，可分為如下幾步：首先，要求在上《論語》前搜集孔子及論語的有關資料，等到上課時，準備講課。
之后進入文本閱讀，選擇較好的論語文本，如論語譯注。
教之文本閱讀方法。
其次是檢查學生的讀書筆記：內容包括文意疏通與零星感悟;再次是讓學生分類總結論語所反映的思想;最后是讓學生搜集資料看一下，儒家思想對我國古代社會與文人的影響，談一下自己的感受。
4、討論交流，活躍思想。
英國作家蕭伯納說：“如果你有一個人蘋果，我有一個蘋果，彼此交換，我們每個人仍只有一個蘋果;如果你有一種思想，我有一種思想，彼此交換，我們每個人就有了兩種思想。”每個人關于文本經典的理解也是不一樣的。
所以專門安排一課時。
進行經典文本討論，在討論前，可以讓每個人寫出自己的發言提綱。
老師先收集學生的發言提綱，將觀點相近的分組，讓他們進一步融合觀點，選一人發言。
分成幾組。
課上先讓每組代表發言，陳述觀點。
然后再由其他組的人進行品評。
5、選修課升華認識。
如果學校開的有相關經典的選修課，可以讓學生在自己深入閱讀經典后，選上該選修課。
如學生在深入學習了《論語》，學校開的有《論語解讀》，學生可選上，也會有一定收益的。
在深入閱讀文學經典時，我們不能奢望每個人都有獨到的見解，因為并不是每個學生都喜歡閱讀文學經典，人們的理解程度也不一樣，但是，古代文學是中國文化之根，學生在閱讀文學經典的過程中，古代文化的精髓對其內心能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或許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改變他們的內心。
古代文學的論文選題（精選16篇）篇七
明代考據辯證兼瑣聞故事綜合性筆記，十六卷，謝肇制撰。謝肇淛(1567—1624)字在杭，號武林、小草齋主人，晚號山水勞人。明萬歷二十年(1592)進士，歷任湖州、東昌推官，南京刑部主事、兵部郎中、工部屯田司員外郎，曾上疏指責宦官大旱之年仍大肆搜括民財，受到神宗嘉獎。入仕后，歷游川、陜、兩湖、兩廣、江、浙各地所有名山大川，所至皆有吟詠，雄邁蒼涼，寫實抒情，為當時閩派詩人的代表。另著有《太姥山志》，并與徐火勃重刻淳熙《三山志》。
《五雜俎》本書是作者的隨筆札記，包括讀書心得和事理的分析，也記載政局時事和風土人情，涉及社會和人的各個方面。全書十六卷，分為“天、地、人、物、事”五門。其中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事部四卷。天部記述天文、氣候、節氣和四時的人事活動。地部記述理理、疆界、山川、河流、名勝，包括當時的海外地區，是研究歷代地理的重要資料。人部記述人的形體、心性、境遇，包括技藝、醫藥、術數、書畫、宗教等各種活動。物部記述動物、植物和各種物品，鳥獸蟲魚花卉草木、飲食服飾、文玩樂器等都有論述。事部記述貧富、收藏、文字、職官、行政、姓氏、婚嫁等社會活動。書中提供的大量資料有助于研究明代社會狀況，作者過記事，分析是非正誤有評述，有論斷，對讀者很有啟發。如據《西京雜記》中的“正月以上辰，三月以上巳”，駁送周密《癸辛雜識》所提出的“‘上巳’當為‘上己’，因為上旬無巳日”之說。又謂“蜻蜓點水”非愛水，而是產卵，以備一說。
如記京都乞丐：
京師謂乞兒為花子，不知何取義。嚴寒之夜，五坊有鋪居之，內積草桔及禽獸茸毛，然每夜須納一錢于守歲者，不則凍死矣。其饑寒至極者，至窖干糞土而處其中，或吞砒一銖。然至春月，糞砒毒發必死。許一年凍死毒死者不下數千，而丐多如故也。
但《五雜俎》同樣有明人筆記以多為勝，忽略專精的通病，書中談歷代掌故部分，大抄前人筆記，又不注明出處;記錄笑話，亦皆采舊文，甚為無聊，記鳥獸蟲魚，又多涉神怪。
《五雜俎》最早為明萬歷四十四年(1616)如韋館刻本。
今有：《五雜俎》中華書局1959年版;《五雜俎》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五雜俎》臺北：偉文出版社1977年版。
《丹鉛雜錄》《譚苑醍醐》《藝林伐山》。
明代考論經史、詩文、訓詁、名物的幾部筆記。楊慎撰。楊慎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楊升庵集》。明代考論經史、詩文、訓詁、名物的筆記以楊慎撰述的為最多。其中著名的有《譚苑醍醐》八卷，《藝林伐山》二十卷和以《丹鉛》為名的《丹鉛雜錄》十卷和《丹鉛續錄》八卷。
《丹鉛雜錄》和《丹鉛續錄》考論經史、詩文、訓詁，其內容非常廣泛，舉凡經史子集均有涉獵。如指出柳宗元《小石潭記》中“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一句，并非柳氏獨創，而是來自酈道元《水經注》中“綠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楊慎崇經黜史，重視音韻訓詁;敢于對宋儒進行大膽批評;又對傳統經典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解釋。楊慎重視史書的文采，強調修史要秉筆直書，反對官修史書，提倡個人獨立修史;評價歷史人物能不落窠臼，有自己獨立的觀點。楊慎讀書廣泛，對過去不為人注意的子部書籍進行了探索、討論，擴大了人們的視野。
《譚苑醍醐》亦皆考證之語，與《丹鉛錄》大致相出入，而亦頗有異同。引《水經注》載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攻琰營，臣作橋越水射之。橋成，遂馳去”。此事《三國志·諸葛亮傳》不載，可補史闕。楊慎在文學上既講求文法，主張詩文用字要有來歷，又反對極端的復古主義;反對詩史說;偏愛李白，亦好杜甫，對李白的身世進行了有價值的探討。又辨李白為蜀之彰明人，歷引其《上裴長史書》與《悲清秋賦》及諸詩句，以證《唐書》稱白為隴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類，考訂辨論，亦多獲新解。
楊慎雖然淵博，但其筆記中考證疏誤，記憶錯誤處也不少。陳耀文曾撰《正楊》四卷，糾正楊慎之訛;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內《丹鉛新錄》和《藝林學山》兩部分，亦專門駁楊慎的引證和論辯。
今有：《丹鉛雜錄丹鉛續錄俗言》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本，1936年版;《丹鉛雜錄丹鉛續錄》中華書局1985年版;《丹鉛雜錄丹鉛續錄》上海書店1886年版。
《藝林伐山》商務印書館1937初版;《藝林伐山》中華書局1985版;《藝林伐山》上海書店，叢書集成本，1986年版。
《棗林雜俎》。
本書是一部明代史料筆記，作者談遷。談遷(1593—1657)為明清之際著名史學家，原名以訓，字仲木，號射父。明亡后改名遷，字孺木，號觀若，自稱“江左遺民”。浙江海寧(今浙江海寧西南)馬橋人。明諸生。一生未曾做官，家貧，靠繕寫、代筆或作記室維生。自幼刻苦好學，于經史百家無不致力，對明代史事尤其著力，歷經艱險完成明朝編年史《國榷》。著作另有《棗林集》、《棗林詩集》、《棗林雜俎》、《北游錄》、《西游錄》、《史論》、《海昌外志》等。《清史稿》有傳。
《棗林雜俎全》分為智、仁、圣、義、中、和六集十八門，其中“土司”一門有目無文，實有十七門。書中逸典、先正、流聞等門對南明弘光朝、明代典章制度及戶帖式的記錄，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對明代科舉、民俗、物產、植物、山川等人文自然景觀等也有詳細的描述。本書對于了解明代歷史，尤其是研究明末清初的歷史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書中也雜有神怪靈異等荒誕傳聞。
今有：《棗林雜俎》羅仲輝胡明校點，中華書局，元明史料筆記叢刊，2006年版;《棗林雜俎》齊魯書社1997年版;《棗林雜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本。
《板橋雜記》。
明末清初一部記載南京秦淮河一帶歌妓生活的筆記，三卷，類似唐代孫棨的《北里志》。余懷撰。余懷(1616～1696)清初文學家。字澹心，一字無懷，號曼翁、廣霞，又號壺山外史、寒鐵道人，熟讀經史，學識淵博，有匡世之志，文名震南都。為國子監生，受到國子監司業的吳偉業的賞識。崇禎十三年、十四年(1640——1641)，二十五、六歲的余懷被南京兵部尚書的范景文邀入幕府，負責接待四方賓客并掌管文書。清軍占領南京，余懷化妝成道士流亡他鄉，開始長期顛沛流離生活。從順治年間直到康熙初年，他經常奔走于南京、蘇州、嘉興一帶，以游覽為名，聯絡志同道合者，進行抗清復明的活動。從康熙八年(1669)起，余懷隱居吳門，以賣文為生，民族氣節始終不移。同時，精力集中于學術著作方面。他晚年自號鬘持老人。福建莆田黃石人，僑居南京，因此自稱江寧余懷、白下余懷。晚年退隱吳門，漫游支硎、靈巖之間，征歌選曲，與杜浚、白夢鼎齊名，時稱“余、杜、白”。《板橋雜記》亦作于晚年，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除筆記《板橋雜記》外，還著有詩文《甲申集》七卷，《余子說史》十卷，《東山談苑》八卷，記明末黨爭之事的《汗青余語》多卷，《四蓮花齋雜錄》八卷，《硯林》一卷，《茶史補》一卷《婦人鞋襪考》一卷《宮閨小名錄》一卷等。
《板橋雜記》三卷，署三山人撰。全書分上卷、中卷、下卷。收選了一些優秀的小品文。記述了明朝末年南京十里秦淮南岸的長板橋一帶舊院諸名妓的情況及有關各方面的見聞。其中上卷為雅游，描寫明末清初金陵秦淮河畔的梨園，秦淮河燈船，妓院和江南貢院;中卷為麗品，記金陵諸名妓情況，以舊院為主，珠市附之;下卷為軼事，雜記舊院諸狎客之奇聞逸事。卷首有余懷自識：“此即一代之興衰，亦千秋之感慨所系，非徒挾邪之是述，艷治之實傳。”《四庫全書總目》評曰：“文章凄縟，足以導欲增悲，亦唐人北里志之類。然律以名教，則風雅之罪人矣。”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寫道：“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習俗相沿，以為佳話……自明至清，作者尤伙，清余懷之《板橋雜記》尤有名。”
今有：《板橋雜記》江蘇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板橋雜記》劉如溪點評，青島出版社2010年版;《板橋雜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日知錄》。
清代著名考據辯證類筆記，三十二卷，顧炎武撰。顧炎武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顧林亭集》。
《日知錄》是顧炎武“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的著作。書名取之于《論語·子張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顧炎武是明末清初大儒，學問淵博，見識通達，《日知錄》是他積累三十多年的筆記，與經史、詩文、訓詁、名物、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吏治、雜事，無所不談;許多條目，全都原原本本，考證詳明。《內容宏富，貫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錄》有條目1009條(不包括黃侃《校記》增加的2條)，長短不拘，最長者《蘇淞二府田賦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殺》僅有9字。這與作者立志學術創新有密切的聯系。書前有其學生潘耒做的序。潘耒把《日知錄》的內容大體劃為八類，即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潘耒強調《日知錄》的經世意義，認為此書只有宋元時期的名儒能做出來，明朝三百年來沒有這樣的書，將來治國者采用其說，會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僅嘆服其考據的精辟，文辭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書的本意。關于寫作此書的目的，顧炎武本人說得很明白：“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于治古之隆”;“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啟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后王”。
《日知錄》中，顧炎武提出社會風氣的好壞決定社會興衰的觀點，說：“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他認為“風俗衰”是亂之源，并列舉大量事例，說明奢靡浮華的社會風氣，是導致國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說評價君主的功績首先要看社會風氣：“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從政治上提出了整頓“人心風俗”的具體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貴廉、提倡耿介和儉約等，還從經濟上分析了“人心風俗”敗壞的原因，認為要使風俗變好，必須有讓百姓安居樂業的物質條件：“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導培養人心風俗、加強禮治，他還強調法制，主張嚴懲敗壞世風的貪官奸臣，說：“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勿貪，不可得也。”顧炎武還看到了“勢”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主張進行社會變革，提出要順勢而行，“物來而順應”的變革思想。在卷三十二中，作者還特別指出學界“座主門生”與朋黨之禍的關系。指出唐代的進士，以主考為“主座”，自稱“門生”。以中唐以后，遂有朋黨之禍。并指出明代主考與進士，公然稱“座師”與“門生”，朋黨之禍，也不減于唐宋。
顧炎武曾把寫這部書比作“采銅于山”。注重收集第一手資料，在治學上嚴謹扎實，堪稱楷模。他這種研究學問的態度和方法是對明朝空疏學風的反動，對有清一代學風的轉變與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后輩學者對這部筆記多推崇備至李慈銘稱贊《日知錄》這部筆記，“直括得一部《文獻通考》，而俱能出自于《通考》之外”;梁啟超說：“論清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人”。除黃汝成外，為這部書作校補、箋注的還有很多，如李遇孫《日知錄續補正》，丁晏《日知錄校正》，俞樾《日知錄小箋》，黃侃《日知錄校記》等。道光年間黃汝成采各家之說為該書作注，為《日知錄集釋》。
《日知錄》初刊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現在通行的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日知錄》是以黃汝成的“集釋”本為底本。其中《刊誤》和《續刊誤》各二卷亦為黃汝成著。后附的《日知錄之余》四卷，乃后人輯顧炎武著作遺佚而成。
今有：《日知錄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日知錄校注》陳垣校注，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版;《日知錄集釋》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日知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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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的論文選題（精選16篇）篇八
引導學生真誠地面對自己，面對人生;關注古代文人的人格理想、審美情趣，以及他們對宇宙人生的思考，激勵學生不斷完善自我人格，努力進取。
中國古代文學是高校中文專業的一門必修課，它包括文學史和作品選兩部分內容。
在今天新的時代要求下，教學的目標也由原來的提高學生的專業知識水平轉向全面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尤其是人文素質。
一方面使學生掌握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基本脈絡、文學發展的流派、思潮等，培養學生對作品的鑒賞能力、審美分析能力和一定的文學研究能力。
另一方面通過這門課程的教學，培養和提升學生的人文素質。
在教學中主要關注點也往往是作品的思想意義與道德價值，試圖通過道德的判斷來影響學生的思想，因而造成學生對道德說教的厭倦和反感。
其二，在教學過程中忽視了文學性特征而過于追求學術化，以系統的理論來闡釋文學作品，從而使那些優秀的作品成為枯燥的無生命力的文學資料。
這樣的傾向使學生失去對這門課的興趣，只將古代文學史及作品作為一條條的知識，背記一些條條框框，而缺乏對作品的全面理解和感悟，自然也無法理解作品中所包含的人文精神。
如何將古代文學教學與培養學生人文素質結合起來?我有如下一些思考。
學會真實地面對自己，面對人生。
莊子曾說：“真者，精誠之至也。
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畏，真親不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真也。
”(《莊子·大宗師》)人之常情和人性中最真實的那些東西才能真正感動人。
而在古典文學中，那些真正優秀的作品固然有反映重大社會問題的內容，但同時，也會在作品中反映出他們作為一個人的真實性情，毫無矯飾造作虛偽。
所以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應該注意，每個古代文人都是個性鮮明，有著各種喜怒哀樂情緒，有自己風神氣度的個體，但同時，他應該是立體的而不是平面的，我們應該多角度地去理解一位文人，注意到他作為一個真實而平凡的人，身上所體現出的真實性情。
諸如詩人李白，雖然他有很多氣勢磅礴、天馬行空、無拘無束的風格的作品，但同時，他在生活中、在詩歌中也顯露出慈父的情懷，他的《寄東魯二稚子》顯露出他內心世界的另一面：“嬌女字平陽，折花倚桃邊。
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
小兒名伯禽，與娣亦齊肩。
雙行桃樹下，撫背復誰憐?念此失次第，肝腸日憂煎。
”充滿對一雙小兒女的無限疼愛和深情，而這恰恰是生活中李白作為父親的最真實的一面。
杜甫的詩歌，雖然被稱為“詩史”，但也充滿了一個普通人的真實的感情，正如梁啟超先生在《情圣杜甫》中曾說的：“我以為工部最少可以當得起情圣的徽號。
因為他的情感的內容，是極豐富的，極真實的，極深刻的。
”教師在授課的過程中，也應注意從這一角度去解讀其作品。
如其《贈衛八處士》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
少壯能幾時，鬢發各已蒼。
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
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
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
問答乃未已，驅兒羅酒漿。
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
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
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
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寫出了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在經歷了人生滄桑后短暫重聚時的情誼，真實而感人。
再如白居易，他的新樂府詩作因為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和體現了儒家詩教觀而受到推崇，在很多文學史教材中對這類作品評價很高，而對于他在當時和后世都產生很大影響的閑適詩和與元稹唱和的詩往往論述簡略，評價過低。
而實際上，正是在這后一類詩作中，作者摘下了道德面具，回歸了一個普通文人的本色，詩中所寫的內容有時仿佛就是我們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一個情境，反映了詩人的內心世界和真實性情。
學生在閱讀這些作品時會漸漸理解古人，會覺得內心與詩人有著相通的情感，因而會將古人引為知音，他們的心靈在真正地和詩人進行對話。
似乎古人將他們心中糾結纏綿，欲言難言或者不知從何而言的復雜情感一語道出，內心便會獲得一種理解之后的解脫、寬慰與釋然。
久而久之，詩意便會成為與他們生命相共存的東西，并且自覺地接受古人人格的熏陶和人生的啟迪。
在作品的解讀與鑒賞過程中，教師不應是簡單地串講，同時也應該揭示出其中的感人因素，如詩人是用何種藝術手法抒發了怎樣的人生感慨?這種感慨又何以會引發讀者的認同和聯想?當然，這種鑒賞和解讀可以有多種方式，如加強對作品的誦讀。
在誦讀的過程中，可以感知詩文中的意象和情感，體會到其節奏音韻之美。
同時，也可以加強對作品意境的分析，引導學生在閱讀作品時盡量回憶自己與作品中所描寫的相似的情境與經歷，展開想象和聯想，去揣摩作品中的情境，使這些情境在頭腦中浮現出來。
二、關注古代文人的人格理想、審美情趣，使學生不斷完善自我人格。
古代文學作品是古人人格理想、審美情趣的藝術再現。
在社會生活中，如何立身處世，持有一個什么樣的人格，這是古人今人都要面對的問題。
在文學史上有許多正直剛毅，具有深沉憂患意識，不與世同流合污，在困境中心態達觀并保持自己正直本色的人，是今天大學生的激勵和榜樣。
儒家思想指導士人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是人一生中的重要內容，而且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去履行。
所以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在講到文人的生平之時，可以有意識地關注其身上所體現的人格理想和人生情趣，并讓學生展開思考和討論，以當代意識審視那些人格與品質。
諸如，司馬遷雖身受宮刑，依然以頑強的毅力著完《史記》，并在其中堅持自己秉筆直書的實錄精神，堅持客觀公正的評價標準。
可以啟發學生思考：是什么激勵司馬遷忍受屈辱與痛苦，完成了歷史著作。
面對黑暗的官場，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不愿把板屈尊見督郵，而寧愿過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寧靜淡泊生活，保持著人格的獨立和內心的自由。
在講到此的時候，可以引導學生思考：古代知識分子所具有的氣骨和獨立人格有著怎樣的意義，在仕進與退隱之間該如何取舍，等等。
宋代的范仲淹以正直的品格立身朝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岳陽樓記》)，可以引導學生思考其中體現出的知識分子心憂天下的擔當意識。
古代文人也曾面對各種各樣的人生困境，他們的達觀與超然的態度也是對今天大學生的一種鼓舞。
李白曾自信地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將盡酒》)“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
”(《行路難》)并且終其一生也沒有放棄對理想和功業的追求。
劉禹錫一生因參與政治革新，被貶荒遠之地二十三年，而內心依然豪情不減。
蘇軾一生在烏臺詩案中身陷囹圄，政治上多次遭受排擠打擊，但依然能夠以達觀灑脫的態度對待人生，能夠將人生的挫折和痛苦詩意化，從中找到一些讓人的內心感到慰藉的內容。
“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當挫折過后，自己依舊以一片澄明的心澄明的人格面對這個世界。
古代文學的論文選題（精選16篇）篇九
我國對于古代文學的重視程度,造就了古代文學教學的高要求,不僅僅要求學生們能夠掌握到足夠的古代文學知識,還要有足夠的文學素養。中國是一個古代文學發展相當興盛的國度,對于古代文學的探索從未停止過。
大眾化時代，使很多學生覺得古典文學的學習不僅枯燥乏味，而且還對現實的職業化沒有太大的幫助，這樣會無形中增加講課的難度。
而作為漢語言文學中最重要的專業課之一的古文學，仍然有眾多的群眾基礎。
據相關調查顯示，有超半數以上的學生對古文學中的唐宋文學比較感興趣。
而如何讓這門課程在課堂上產生強烈的吸引力，教師的教學方法非常主要。
教師應從自身出發，改變教學思路，使課堂教學的趣味性提高，幫助學生學好這門課程。
一、引入情境，制造懸念。
為了使古代文學對學生產生一定的吸引力，教師應善于在課堂引入情境、制造懸念。
大學生已經具有一定的古典文學基礎，教師針對學生耳熟能詳的一些名篇，應將作品鮮為人知的內涵更多的挖掘出來，將一些有爭議性的問題引入，并對更多的資料進行搜集，盡量給學生帶來新鮮感，將學生原有的認識顛覆。
如孟浩然的《春曉》，教師在講解的過程中，可圍繞“落花”“風雨”的意向內涵，講解“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的詩句，究竟是表示喜悅，還是代表憂傷?和宋詞相比較，區別究竟在哪里?通過這樣的講解，會取得意想不到的教學效果。
再如，杜牧的《江南春絕》的“千里鶯啼綠映紅”的詩句，很多人都有爭議，認為此句描寫失真，誰人見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聽得千里鶯啼?教師可以此為切入點，通過引出質疑，抓住學生的好奇心，并提出如何更好地理解該問題。
這種如抖包袱的講解方式，不但能將學生視野開闊，還能更好地理解文學的本質，讓陳舊的內容更加富有新意，將學生學習古文學的興趣激發出來，這比單純的講解寫作特點和對作品主旨的提問等，能發揮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變換角度，轉變思維。
教師在古代文學課堂上，對于作家作品的講解，需要不斷變換角度、轉換思維。
如李白、白居易、李清照等作家，都是學生非常喜愛和熟悉的，這樣教師講課會比較輕松。
但對于一些不容易被大學生所接受和了解的，如韓愈和杜甫等，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卻非常的突出。
這就需要在講課的過程中，不斷轉換角度，對作品中的特征進行挖掘，以此增加作品的感染力。
很多學生對李白的仙風道骨和瀟灑飄逸非常崇拜，而認為杜甫總是悲悲戚戚、讓人傷感，所以，對杜甫的詩歌不喜歡。
這就需要教師在講課的過程中有效引導，而不應該僅僅是局限于杜甫詩歌的政治性和那種憂國憂民的詩史，通過圍繞杜甫“情圣”的特點，對其熱愛國家、人民和妻兒的真摯情感進行分析，并和李白進行比較，分析兩個人對情感的表達方式和對親朋的態度，這樣會使學生對杜甫更容易接受和理解，進而對杜甫人格、品行更加尊重。
在對韓愈詩歌的研究中，學生也難認同其詩歌中古怪的意向，因此教師在講授時，可獨辟蹊徑，從詩歌創作的動機出發，對作者矛盾的心理和躁動的性格進行分析。
通過了解作者的心理，而對詩歌外在表象的成因更好地掌握，進而對作者的詩歌和人品進行更深入的了解。
由此可見，教師只有變換常規的.角度，從不同的切入點入手，才能使教學更有新意，在將學生的學習興趣激發出來的同時，來實現最佳的教學效果。
三、要使古典文學的教學更加富有生活化氣息。
在古典文學教學時，應有機結合現代生活和古典文化，通過總結文學現象，并且從實際情況出發進行闡述，才會產生良好的教學效果。
在唐詩教學中，為了能對李白詩歌的夸張與想象進行形象的闡述，教師可利用多媒體，播放蕪湖天門山和廬山瀑布的圖片，使學生真正的感受“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的波瀾壯闊，并且能更深地領悟，在詩仙眼中“袖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的奇妙。
在對王之煥的《登鸛雀樓》進行講解時，可比較大歷史時期同題詩。
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盡管是面對同一景象，詩人卻有著不同的精神面貌和胸襟氣魄，進而產生了不同的境界。
通過對這類古文學的學習，啟發學生要加強自我的修養，待人處事時要襟懷寬廣，只有不沉湎于自己預設的狹小空間，永遠心懷美好，才不會形成抑郁心理。
學生通過正確理解古典文學作品的意蘊和作家心理，可幫助自身形成健康的人格。
在學習古典文學時，教師應適當介紹作家的生平，如陳子昂、李商隱等，盡管滿腹才華，卻備受打擊，但他們在挫折面前卻敢于面對、勇于承受。
這樣的感性認識，對學生所起到的效果，甚至高過思想政治課的說教。
學生可通過學習唐宋文學而尋找到心靈寄托的凈土，并找到擺脫煩惱和減輕壓力的方法。
準確和恰當地表達作者的所思所想所感，是唐詩宋詞的魅力所在。
同時，用精妙的語言對古今人類所經歷的情感和事件進行傳達，更是它的魅力所在。
因此，對于古詩詞的學習，并且能在日常學習和生活中信手拈來，熟練地運用，不單單能夠提高個人學習的動力，同時，還能增添古詩詞的魅力，并且使個人的表達能力進一步提升。
心胸開闊是一種境界，妙筆生花是一種才華，出口成章是一種修養，教師應通過古典文學的學習，而使學生成為有才華、有修養、有境界的人。
因此，通過欣賞古典文學，培養學生的審美，并且在運用中不斷思考，使學生的思辨能力和欣賞能力進一步提高。
在《唐詩宋詞活學活用》這本書中，將唐詩宋詞分為九大類，即為人處世、理想抱負、思念情懷、戀情愛意等。
先通過賞析詩詞，再對其寫作和口才運用進行舉例說明，最后對心靈的啟發進行探討。
在唐宋文學教學中，完全可以應用這種模式，不單單是介紹文學知識、解讀文本，還需要進行適當的發散思維，從詩詞中獲得聯想和啟發，進而更好地在現實生活中運用。
古代文學這門課程，看似枯燥乏味，但教師在課堂上采取有趣和生動的教學方法，依然會使這門課程生趣盎然。
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善于制造懸念、引發學生的發散性思維，有機地結合現代生活和古典文學，準確、細致地解讀文本。
并以此為基礎，圍繞作家和作品創設教學情境，在提高課堂趣味性的同時，也不喪失必要的學術性，使古典文學的學習效果進一步增強，并且促進學生學以致用，培養審美能力。
一、適當運用對比教學法。
外國文學作品進行對比，分析它們在文學元素(主題、人物、情節等)的異同;三是對于某些有爭議的作品或文學現象，可列舉學界的多種觀點，讓學生對比分析。
筆者認為，在古代文學史的教學中運用對比法，可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拓寬學生的視野，從而收到較好的教學效果。
下面試分述之：第一種情況最適合用于中國古代文學中的世代積累型作品的教學中。
所謂世代積累型是指不同時代的人對同一種題材進行不斷加工完善，最后由文人編訂而成的作品。
在教學中，教師可以將要講授的作品與其前代同題材的作品進行對比，讓學生思考文本中人物、情節、線索、沖突、主題等文學元素的變化。
如《西廂記》的教學就是比較典型的例子。
眾所周知，《西廂記》的故事來源于唐代元稹的《鶯鶯傳》傳奇，隨后又經歷了宋、金、元時期民間和文人的重新闡釋。
在教學中，教師可在課前布置學生細讀《鶯鶯傳》和《西廂記》，讓他們思考《西廂記》是如何在人物、情節、沖突、主題等方面對《鶯鶯傳》進行創新和超越。
接著在課堂上讓學生展開討論，最后，教師再加以點撥和總結。
通過這樣操作，不但使教學水到渠成，而且也加深了學生對文本的理解。
這種方法同樣適用于學生比較熟悉的文本的教學中。
如漢樂府名篇《陌上桑》，被選入高中語文教材。
古代文學的論文選題（精選16篇）篇十
摘要：《聊齋志異》是我國古代文言短篇小說的巔峰之作，這部作品中塑造了諸多的文學形象，特別是作者塑造了一系列個性鮮明的狐女形象，與諸多精、怪形成了類比與對比，豐富了《聊齋》中的形象長廊，又滲入了作者自己的一些追求與盼望，另外狐女追求幸福和高尚品質的精神，又是人類最美好的一面的體現。
關鍵詞：聊齋志異形象塑造狐女。
一、在比較中升華狐女形象。
《聊齋志異》中，作者塑造了諸多神靈險怪的文學形象，這與作者的“志異”的立旨是息息相關的。
讀《聊齋志異》我們可以體驗到神怪世界的黑暗，并通過他們窺視人類社會的黑暗面，因為往往靈怪世界就是人類社會的模板的再現，所以在《聊齋志異》中有一類作品暴露了當時的黑暗敗的政治，鞭撻了為虎為倀、無惡不作的貪官污吏。
例如《促織》、《席方平》、《向果》等。
這類形象諸多是人類社會中的上層社會對普通百姓、士子的壓迫，體現了封建社會的種種壓迫與局限性，所以在《聊齋》中作者塑造了一系列狐女的反封建壓迫形象，這讓諸者沉溺于美好人類社會的熏染下，對惡的勢力則會更加充滿憤懣與批判，這就形成了善惡對比，這種對比一方面是善惡對比，一方面形成了男性社會與女性社會的對比，古代社會充滿了對女性的歧視，而在《聊齋志異》中作者一改先前的女性觀，讓女性恢復了她自身的社會屬性，即對美好生活與愛情的追求，她們往往充滿了對幸福的渴望與追求，并為了維護愛情而不惜犧牲生命，所以在《聊齋》中數量最多的是愛情故事，這些美好的愛情故事，宛如奔騰向前、一瀉千里的長江大河，沖出峽谷，繞過橫阻，唱著歡快的青春的歌，向著理想的目標迅跑。
這也讓我們看到了《聊齋》作者對美的追求，更在這種對比中讓美好形象得以耀眼。
作者在作品中塑造的狐女形象，既完成了對歷史文化淵源好的方面的繼承，又實現了對不好方面的反撥，同時又與作品中其它諸類形象形成相同意義的對比，即善惡、美丑、雅俗的對比，在意象的比較和歷史形象傳承的比較中，突顯并升華了狐女形象的美好。
二、重彩描繪狐與士子的姻緣與友誼。
由于蒲松齡對狐女形象的反撥，使一系列狐女成為“情”的使者與代言人，她們不僅自身是美好的代言人，而且有著對美好善良的士子的愛情追求，似“才子佳人”類的結合，展開了個性解放的思潮。
古代，文人一直比較受文學作品的青睞，這與作者的文人創作身分有關，他們或仕途無望，或有一定的官職或經歷仕途的不暢。
煙花女子的盛行舒緩了他們的壓抑，文人對女性的嗜愛，使二者成為了文學作品的主角，并不斷上演感人至深的“愛情”，在作品中開始重墨描寫士子與煙花女子的關系。
隨著狐與女性的緊密關聯，由于煙花女子的身分，狐女成為了青妓的比喻，狐女這樣也就與士子多了那么一層曖昧的關系，這些題材往往成為傳奇、古怪，這樣小說的喜愛，文人作者也喜愛把這些人物重彩著墨，用華麗細膩的手筆來描繪兩者之間的柔情蜜意，使這些作品得以流芳百世，讓人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明末以“反傳統”、“尚人欲”、“重個性”為標榜，要求還原人性本來面目的個性解放思潮，對清初的蒲松齡是有影響的，這主要表現在作者《聊齋》中塑造了大批情狐形象。
這些狐女大都有追求愛情的良好愿望。
在《聊齋》這部作品中，這些狐女不管是大家閨秀，還是小家碧玉，都有一顆熱愛生活，追求愛情的誠摯的心，在愛情上，她們往往表現出主動性、堅貞性。
夏紺弩先生在《中國古典小說論集》中指出;封建社會里“置酒高會，男女主賓歡聚一堂，觥籌交錯，淡笑風生”的事是極不容易的，蒲翁敢于如此大膽描寫，正是一種極為可貴的民主思想。
《聊齋志異》中的狐女與士子的關系并非都是男女之間的性愛問題，還有異性之間的友誼關系。
在關系愛情和友誼的差異上，作者不僅置封建禮教和“男女授受不親”于不顧，而且明顯頌揚人與人之間新的關系，這也是社會進步對人思想解放的一個推動。
《嬌娜》中狐女嬌娜與孔生兩者之間便是建立在異性純真的友誼方面的。
故事有兩個精彩片段，一個是在孔生病入膏荒之際，皇甫申請妹妹嬌娜為之治療，孔生卻因此喜歡上嬌娜，但因嬌娜年齡太小，故與松娘結為了夫婦。
第二次是孔生為了救嬌娜被雷劈死，后嬌娜又用紅丸將孔生治活。
后來孔生將嬌娜全家接到自己家，但始終同嬌娜保持著純正的友誼關系。
這也使嬌娜與孔生的友誼得以鍛煉和升華。
讓人們看到了人性純真的一面，作者對男女之間關系的處理，對以往男女之間非性不談是一個巨大的進步，讓人們看到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另一個方面。
《嬌娜》的獨到之處，在于作者敢于大膽創新，另辟蹊徑，突破了許多故事的俗套。
作品中嬌娜與孔生彼此救援對方，飽含患難與共的深情厚誼，他們卻沒有因此產生愛情，結為婚姻，然而又保持著兩性之間的“良友”關系。
友情高于性愛，這正是帶有新的思想色彩的社會觀念。
三、極盡自然與社會的融合。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指出：“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為異類。
”在這些花妖狐魅身上，蒲松齡不僅是突出事物的自然屬性特征，且把她們作為社會關系總和的人來描寫。
作者將這些幻化的形象，置于人類社會錯綜復雜的關系之中，讓各種人物的人性和人情于幻化中得以表現。
這些狐女們不僅具有普通人的形體、外貌和生活經歷，而且具有豐富的內心世界和鮮明的個性特征。
蒲松齡筆下的狐女各有各自的生活軌跡，因而也就各自具有不同的性格特點。
這些狐女往往與所居的生活環境相適應，還與各自所居家庭的父母的性格相適應，這些都使狐女的生活更具有生活現實氣息，也是她們的自然屬性與社會關系相融合所具有的人性最美的東西，在《嬰寧》中，作者刻畫的嬰寧生長在窮鄉僻壤，與城市社會炯然不同，這也造就了嬰寧少受封建婦女教育的感染，也沒有受到封建式家庭的管理與束縛，才保持了她那種淳樸、天真、嬌憨、自然、樂觀的性格，讓人們感到一種人性自然屬性的一面――人性最美好的東西――純真。
所以嬰寧在作品中總是充滿青春的活力，拈花微笑。
孜孜憨笑正是她心無芥蒂，質樸純真的性格的外化。
綜上所述，蒲松齡以其如椽巨筆地塑造了這些勇于沖破封建禮教的束縛而又個性鮮明的狐女形象。
作者寫她的聰明、智慧、執著地追求人身自由和個性解放;寫她們愛憎分明，對美好的事物和幸福的生活有著熱烈的向往;寫她們不怕艱險，不畏強暴，甚至不惜犧牲生命去幫助那些遇難的文人貧民。
作者所塑造的狐女形象既有人性美好的一面，又受著社會規范的某些方面某種程度的束縛，更加具有生活的真實性。
古代文學的論文選題（精選16篇）篇十一
要學好中國古代文學，必須首先過好古文閱讀關，能讀懂文言文。
學生不掌握好古代漢語，就難以閱讀與理解古代文學作品。
針對少數民族地區高職高專學生基礎薄弱的問題，古代文學教師在賞析作品前一般應先疏通文意，加強對學生古代漢語基礎知識的訓練。
這種基礎訓練，首先體現在古代文學教師在疏通文意時，強調學生注意把握語言文字的各種含義及相關知識。
其次，要注意古代文學與古代漢語兩門課程的融會貫通。
文選部分即語言學的經典，往往就是文學名篇，與古代文學重在賞析不同，其更側重字、詞、句的落實。
常用詞的用法與古漢語通論部分，是讀懂古代文學作品的重要相關知識。
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師應與古代漢語教師進行溝通，使二者的教學緊密銜接。
對古代文學課程來說，有了古代漢語的相關知識和教師的語言學分析，學生就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地欣賞、把握其文學特征。
在學生課外學習方面，主要依靠多讀多看。
引導學生多讀作品，選擇一部分好作品反復熟讀，開始時可以選擇簡練優美的唐詩宋詞，進而選擇散文名篇如《聊齋志異》《唐宋傳奇》《世說新語》《古文觀止》等。
通過多讀多看，逐步掌握文言文的豐富詞匯和語法規律。
興趣是推動人們去認識事物、探索真理的一種重要動機，是學生學習中最為活躍的因素。
大教育家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瑞士現代心理學家皮亞杰也認為：“一切有效的活動必須是以某種興趣為先決條件。
”興趣是求知的內在動力，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他們就會積極主動地學習，學習效果就會事半功倍。
1、引導學生端正學習態度，提高學習興趣。
態度決定行為，學生對古代文學意義的認識深刻，學習的態度端正，必能提高學習興趣，提高學習效率。
首先，引導學生消除“古代文學無用”的錯誤觀點。
通過古代文學的學習，可掌握古代優秀文學文化，增加知識儲備，提高綜合素質，提高閱讀、鑒賞、語言表達與文學創作能力，為以后從事中小學語文教學和其他工作打下基礎。
古代文學作品既給后人美的享受，又給后人提供無窮的學習提高的機會。
現代文化文學對古代文學的借鑒與沿襲永遠不會停止，如金庸、瓊瑤的小說創作得益于古代文學豐富的滋養，又如方文山等眾多音樂人化用、改編古詩詞，不僅在文化傳承上有積極意義，而且豐富了現代文化寶庫。
其次，如王慧剛所言：“古代文學課程不是遠離現實的歷史存在，而是與現實人生密切相關的。
古代文學的講授不僅僅是文學知識的傳承，更是人文精神的傳遞。
”無論學生將來從事何種職業，人格修養、修身養性都是必需的。
從古代文學可以挖掘與現代人生的諸多契合點，以此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理想人格。
如蘇軾的《定風波》“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面對挫折，任運隨緣；屈原的《離騷》“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鍥而不舍，堅守理想；《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堅強包容，君子品性。
2、改革教學方法，激發學習興趣。
古代文學教學中傳統的黑板粉筆加教師講授的方法模式已不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不適應高校教學改革的需要。
古代文學教師必須不斷改革、完善教學方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借助情境教學，寓教于樂，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提高教學質量。
情境教學，即根據教學目標創設以形象為主體的、富有感情色彩的具體場景或氛圍，再現文學作品提供的情景，使學生如臨其境，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吸引學生主動學習。
如學習《詩經蒹葭》時，可運用多媒體制作詩歌情境：秋水茫茫，蘆葦蒼蒼，白露晶晶，抒情主人公徜徉在這寂寥的河畔，凝望追尋河對岸的“伊人”。
在這個畫面的襯托下，投影出詩歌原文，同時播放背景歌曲《在水一方》。
通過創設的生動形象的情境，使學生投入詩歌的情感內涵感受體味中。
“實踐出真知”，通過自身實踐，觸發想象和聯想，學生才能深刻地領悟文學作品的情感內涵和藝術形式。
情境教學，還可運用表演的方式。
且不說宋元戲劇、明清小說，連一些簡短小詩也有改編與表演的張力和空間。
如布置學生表演岑參的《逢入京使》：“長路漫漫，詩人思鄉之情頓起，不免雙袖龍鐘。
馬蹄得得，詩人與故友偶然相逢，一番寒暄之后，本想托故友捎帶家書，偏偏沒有紙筆，只好捎帶平安口信。
”詩歌情境的創設與表演，極大地調動了學生的積極性，學習熱情空前高漲。
對一些經典作品進行改編和演出，也是提高學生對古代文學興趣的有效方法。
運用多媒體對文字、圖象、聲音以及動畫、影視等的綜合處理，使一些在傳統教學條件下很難表達的教學內容生動、形象、直觀地展現出來，而且便于創設情境，營造一種輕松、愉悅的學習氛圍，達到聲、圖、文并茂的情境教學效果，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有效提高課堂教學效率。
例如，傳統的作者簡介往往很難給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利用多媒體將作家的畫像、圖片資料以及歷史地圖等引進課堂，配以文字介紹，形成的教學效果將大不相同。
在教學過程中，可以播放聲情并茂的朗誦音頻文件，或播放《唐之韻——唐詩》《牡丹亭》《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影像視頻，吸引學生的興趣，加深學生的感性認識，增強教學內容的表現力，幫助學生具體而深刻地理解作品內容。
多媒體技術運用于古代文學教學，形象生動的圖像、直觀豐富的文字呈現，可有效增加課堂知識容量，優化課堂教學內容，激發學生求知興趣，提高學生學習效率。
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認為，學習過程不是學習者被動接受知識，而是積極主動建構知識的過程。
無論采用何種教學方法，都要從學生實際出發，貫徹“以教師為主導，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原則，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生的主動積極性，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意識，自覺做學習的主人。
三、引導學生掌握正確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習效率。
要解決少數民族地區高職高專學生學習古代文學存在的問題，必須引導學生掌握正確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使他們體會到學有所成、樂于學習。
物各有理，學亦有法，古代文學課程也有自己的特殊規律和學習方法。
誦讀，是古代文學最基本、最重要的學習方法。
古人曰：“書讀百遍，其義自見。
”朱熹在《熟讀精思》中亦云“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
”少數民族地區高職高專學生大多古代文學基礎薄弱，因此在平時的教學活動中，應強化學生的誦讀。
誦讀是學生學習古代文學積累知識、發展能力最基礎的環節。
字的識記、詞句含義的理解、作品思想內容的把握，都要靠多讀才能做到。
誦讀不只是教師示范誦讀吟或放音像資料，更需全體同學參與。
通過吟誦，學生在潛移默化中提高理解賞析能力、閱讀能力和自信心。
誦讀也不是光朗讀，而應與思考、揣摩、感悟、想象等思維活動結合。
要指導學生邊讀邊思考，揣摩、感受作品的內容大意、遣詞造句之妙、作品的情感。
同時引導學生借助聯想和想象，把誦讀內容與自己的生活經驗相溝通，補充作品形象的內容，深入把握文章的旨趣。
除了誦讀外，還應注意泛讀和精讀結合。
有的文章只要泛讀即可；經典作品應該精讀，有的需要逐字逐句地琢磨，做讀書筆記，記下讀書時的感想、看法和意見，名篇、名段、名句需要多背。
長期堅持，不但能豐富自己知識儲備空間，增強審美能力，而且有助于提高閱讀能力與思維水平。
平時多讀多記，有了文言語匯的積累，有了文言語感的深切體會，閱讀古代作品就不會有很大困難了。
古代文學的論文選題（精選16篇）篇十二
[摘要]成書于清代的《芥子園畫譜》，是一部在中國畫史上影響深遠的傳統繪畫教科書。本文通過對《芥子園畫譜》的教學思路進行分析，探討中國畫的程式對當今的中國畫教學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芥子園畫譜》程式中國畫教學。
一、《芥子園畫譜》中的程式化教學思路。
（一）完整細致而有章法的編撰。
《畫譜》在編排上，并未按寫意與工筆等繪畫語言特點來分類，而是按傳統的以題材劃分的方式將整部書分為山水、蘭竹梅菊、翎毛花卉、人物四集。《畫譜》每一集，皆編撰細致而章法謹嚴。例如，《畫譜》的初集山水卷共分青在堂畫學淺說、樹譜、山石譜、人物屋宇譜、名家山水譜五卷。卷中對繪畫要注意的問題幾乎都有論述，大至筆墨運用的'原則，小至一些小竅門、小常識，都有詳解，可見編者用心之細。《畫譜》從具體形象入手，將對畫法畫理的講解貫穿其中，[1]如此低的學習門檻，自然會讓剛入門的中國畫學習者，走出充滿自信的第一步。
（二）對繪畫法度的強調。
《畫譜》開篇即點明：“鹿柴氏曰：‘論畫或尚繁，或尚簡，繁非也，簡亦非也。或謂之易，或謂之難，難非也，易亦非也。或貴有法，或貴無法。無法非也，終于有法更非也。惟先矩度森嚴，而后超神盡變，有法之極歸于無法。如顧長康之丹粉灑落，應手而生綺草；韓斡之乘黃獨擅，請畫而來神明，則有法可，無法亦可。’”《畫譜》中每一種形象都有法度可依，而這些法度又來源于先賢們的筆墨程式，初學者盡可參照其中的法度來循序漸進，而不至于了無頭緒。
（三）舉一反三、變化無窮的筆墨運用。
《芥子園畫譜》主要以中國畫的初學者為對象，使學習者漸漸領悟其規律。編者提到“千石萬石，不外叁伍其法。”[3]“四岐者，即畫家所謂石分三面，樹分四枝也。然不日面而日岐者，以見此法叁伍變幻，直若路之分岐，熟之，則四岐之中面面有眼，四岐之外頭頭是道，千頭萬緒，皆由此出。”[4]縱覽《畫譜》全書，便會發現，書中每一技法，皆以起手式的一筆一畫開始講解，然后舉一反三，初具形態；進而“叁伍其法”，略成規模；熟練技法，參透規律之后，便可衍生出千變萬化。這種由易漸難，由簡入繁的方法，使學習者不至于耽于死記硬背的困局中，而是除了熟練掌握技法，提高筆墨能力之外，還能探索技法的變化規律和應用方式，活學活用。
二、《芥子園畫譜》程式化教學思路的啟示。
（一）中國畫的程式化特征。
程式是指藝術形式構成的一般方法或規則，是一種藝術區別于另一種藝術的主要標志。具體到實踐中，就是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均按照一定的程式進行操作。而程式的產生，是長期的藝術規律總結，以及大量藝術經驗的積累。在中國畫中，程式主要表現為程式化的筆墨形式和技法，是一套經過千百年發展形成的，已經比較穩定的規范。
中國畫程式化特征的形成，是一種歷史文化的產物，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結果。中國畫的程式化，是中國傳統繪畫在美學范疇內的體現，也是中華民族的心理特征和民族感情的體現。而中國畫的程式化教學，便是作為傳統藝術的中國畫，代代相傳永無止息的重要工具。
（二）《芥子園畫譜》的程式對教學的啟示。
程式化教學思路在當今中國畫教學中依然起著重要作用，這些作用在中國畫入門學習階段尤為明顯。作為程式化教學的經典教材，《芥子園畫譜》在教學中主要有兩個方面的意義。
1、喚起學生對傳統筆墨技法的重視。
筆者認為，任何一名中國畫專業的學生，不論其入學時水平如何，都不可忽視對傳統筆墨技法的學習。《芥子園畫譜》對于國畫初學者來說，便是一部對于學習筆墨技法很有幫助的工具書。《畫譜》博采眾家之長，其收錄體例之豐富，呈現篇幅之大，對畫理法度講解之精辟入微，敘述語言之通俗易懂，傳授技法之由淺入深、循序漸進，使初學者能了解中國畫技法及創作的細微之處，對傳統筆墨技法有更好的掌握。2、對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和道德修養起到輔助作用。
由于程式筆墨符號的生成是由于文化底蘊的不斷積累，所以這些符號所蘊涵的既定意義，使得審美活動也呈現出一種程式化的狀態。在課堂教學中的知識點講解中，程式化符號的積累，又能幫助學生在較短時間內，領悟知識點的關鍵所在，提高了教學效率，節約了教學資源。
在中國畫的類別中，程式化特征最明顯，程式化筆墨最豐富是山水畫，而《山水集》又是《芥子園畫譜》中的最重要一集。藝術家任思維馳騁與天地之間，尋求與自然融合的同時，心靈受到了洗滌，人格獲得了凈化。
三、結語。
中國畫的程式化符號語言是繪畫藝術家們長期積累的結晶，正如《畫譜》中的筆墨程式，是前人在自然物象的基礎上概括、取舍、提煉地表現自然的藝術語言。通過程式化教學，學習者們可以更好地掌握筆墨規律，但正如程式化符號語言本身也是不斷積累和拓展的產物，重視筆墨程式的同時，更應該運用傳統的規律，活學活用，真正提高中國畫的創作能力。
注釋：
[1][2][3][4]吳蓬，楊為國．芥子園畫譜·第一集·山水[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第六頁，第一七頁，第一一八頁，第四一頁。
[5]徐建融．從古典到現代——中國畫學文獻[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第209頁。
[參考文獻]。
[2]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周積寅.中國畫論輯要[c].江蘇，江蘇美術出版社，2006。
[5]肖鷹.中西藝術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6]徐書城.論程式化[j].美術研究,1993,(01)。
古代文學的論文選題（精選16篇）篇十三
為適應社會對應用型人才的需求，六盤水師范學院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在制訂人才培養方案時，特別凸顯應用型人才的培養這一目標。這既是地方本科院校加快轉型發展的立足之本，也是社會對于畢業生綜合素質的具體要求。廣大教師在教學活動中，應當側重于學生的創新能力與應用能力的培養。古代文學作為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開設的一門重在培養學生人文素質的專業核心課程，有必要轉變教學理念和改革教學模式。筆者認為，關鍵是在教學活動中解決好以下幾組關系。
一、教師點撥與學生自學的互動關系。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高等院校課程改革的深入，高校專業課程的設置呈現出多樣性與時效性的趨勢，壓縮傳統課程學時，幾乎成為高等教育界的共識。目前大部分師范院校已將中國古代文學這門課程的總學時數縮減到200學時左右，有的甚至不到100學時。而古代文學這門課程的時間跨度甚為久遠，課程內容涵蓋了從先秦到漢魏六朝，經唐宋而至元明清的長達數千年的文學遺產，不僅本學科的教學內容十分繁雜，而且還涉及到史學、哲學、語言學、文獻學、文藝學及美學等多學科的綜合知識，這就構成了一種深刻的矛盾，因此必須改變傳統教學模式，才能完成教學任務，達到應有的教學效果。而改革的關鍵，乃在于師生關系的徹底轉變。傳統教學通常是教師采取一言堂的灌輸方式，學生則機械地記筆記（現在的很多大學則多表現為教師在臺上播放教學幻燈，而學生在臺下用手機拍照再埋頭抄成筆記形式，更有甚者，學生直接拷走教師的幻燈片，然后學生在課上自己玩手機），考前一周熬更守夜狂背式復習，考后一周忘得一干二凈。很顯然，這樣的傳統教學方式已遠不能適應社會對應用型人才的培養要求。
新型的高校師生關系應該是這樣的：教師不應當僅僅是知識與學問的輸出者，更應該是方法與思路的點撥者。教師最偉大的地方，不是站在講臺上機械地播放幻燈片和靜態地灌輸知識，而是將學生培養成善于自學并在大學畢業之后還能堅持自學的人，學生的自學能力很大程度上是由教師有意識的引導與充滿智慧的點撥而漸次達到的，而這也是判斷一個教師優秀與否的首要標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1世紀教育委員會發布了德洛爾報告《學習：內在的財富》，其中提出：教育應圍繞四種基本學習加以安排，即學會求知、學會做事、學會共處及學會做人，學會求知乃是首當其沖需要學會的本領。無獨有偶，日本作家白取春彥在其《獨學術》一書中也如是強調：“不靠自己念書，你什么都學不會。”他說：“無論你進的是語言學校，還是去上大學，如果自己不念書，終究什么都學不到。換句話說，如果不靠自己獨學打底，甚至可能連基本的課程都跟不上。”（p24—25）因此，一個真正稱職的高校教師在他授課的過程中，務必使學生樹立起自學的信念，培養起自學的習慣，讓學生懂得一些自學的方法和門徑，進而讓他們走上獨學的道路。學生好比大地上縱橫恣肆的流水，缺乏的不是流動的力而是引導之方，而教師好比挖溝渠的鋤頭，鋤頭過處，流水亦趨。世俗一般認為是水到而渠成，卻不知在師生關系中，實為渠成而水到，由此可見，教師的引導之功，無論怎樣夸張都不為過。具體到古代文學的教學，筆者以為，應當由教師先行講解一段時間，使學生略知學習的方法；再漸次培養學生自學的本事，可運用一些教學上的手段（如任務驅動法）布置一定的自學任務，教師可抽樣檢查并作點撥式講解。經由此種教師點撥與學生自學相結合的方式，一個或幾個學期下來（在有的高校，教師可連上兩段，如筆者所在的高校，有的教師就能連上唐宋文學與元明清文學兩段），建立起一種新型的師生關系，真正達到如古人所謂“教學相長”的理想境界。
二、文學史與作品選講解的主次關系。
經過幾代人的研究與實踐，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業已形成了一種類型化的授課模式，即以文學史為線索而適當穿插作品講解。但在具體的授課過程中，因為授課內容偏多而課時不斷縮減，為了完成所謂的教學任務，不少高校教師有意無意將這門課程變成了只講文學史而不講具體作品這樣一種授課模式，老師所有的授課似乎都是為了幫學生拉通文學的史的流變，這樣一來，在學生的心里，歷代詩人作家便只是一個個抽象的名字，他們所遭遇的時代只是一些印象式的描述，他們的生平與思想成了一種無關痛癢的概述式的介紹，而他們的作品則成了文學史這條長河里跳蕩生滅的一片片浪花，觸目所及，全是一種稍縱即逝的印象。至于那些作家作品的寫作方式與藝術特色，其所受傳統作家的影響，及其在整個文學史上的大概定位（此即“考鏡源流”或“追源溯流”），基本是付諸闕如，或照著教科書宣講而已。毫無疑問，這樣一種授課模式，教學效果是大打折扣的，也是跟應用型人才培養方案格格不入甚或背道而馳的，這既是古代文學教師普遍面臨的尷尬困境，也是他們急需解決的首要問題。我們認為，解決此問題的關鍵，應該是重新審視文學史與作品選講授的主次關系。古代文學教學在課時減少、教學內容增加的情況下，應根據古代文學發展的規律和特點，優化文學史內容（注意：是“優化”而不是“縮減”），正確處理文學史與作品選的主次關系，以突出重點，合理分配文學史和作品選的授課時數。借用數學上的點線面關系而論，竊以為古代文學課的授課方式亦當作適當調整。眾所周知，因點成線，因線成面，如果說文學史是一條長線的話，那么組成這條長線的就是一個個具體的作家及其作品，此即點。點有粗細之別，正如作家有高下之分，一流的大作家及其作品就是文學史這條長線上的重點（一般而言也是學生理解的難點），如先秦段的《詩經》與《楚辭》，漢魏六朝段的陶淵明，唐宋段的李白杜甫蘇東坡，元明清段的四大名著，都是文學史上一流的作家作品，師生務必重點對待。二流作家的重要性則次之，教師當引導學生學會自學，可采取教師授課為主學生自學為輔的方式展開教學。至于文學史上的三四流作家，雖然也是一個個具體的點，但因其重要性逐漸減弱，故不必平均用力進行講授（容易費力不討好），教師可適當點撥自學之法，然后安排學生課后完成。至于面，一般多見于文學史每編之緒論，故需簡明扼要進行講述，最好讓學生課前預習緒論部分的內容，然后繪制出某一時期的文學生態圖。除此而外，文學史中的面，還有一種情況，即時代相近或風格相類或影響力相當的幾個作家可使學生進行面的把握。如講授唐宋文學時，可將初唐四杰作為一個面，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是一個面，以高適岑參為代表的邊塞詩派是一個面，乃至韓孟詩派，元白詩派，大歷詩風，晚唐詩歌，都可從面上進行講授。至如宋代文學，則江西詩派，豪放詞，婉約詞，唐宋八大家等，都可從面上進行點撥式講授，如此則綱舉目張，化繁為簡，從而達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文學史的主體是一個個具體作家的文學創作，因此，中國古代文學課應當自覺回到文學文本世界，教師要有分析文學作品的自覺意識，對作品的分析導讀不應少于總學時數的3/5。只有引導學生閱讀盡可能多的古代文學作品，并學會分析和鑒賞文學文本（需要結合文藝學、古代文論、古代文體論、美學、歷史學、禪宗佛學乃至闡釋學的相關知識），從而使學生積累較多的原始材料，有助于學生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將知識轉化為能力。這需要教師自己對于各作家作品都有比較深入的理解，并能采取靈活多變的教學方認真施教。而文學史的講授不宜超過總學時數的'2/5，而且不必過多按照教材照本宣科地復述，可適當讓學生參與完成文學史的拉通（可采取任務驅動法，讓學生繪制一張文學史流變圖，或讓學生編寫作家生平與創作年譜），從而培養學生的自學研讀與歸納總結能力。需要注意的是，教師在講授文學史的過程中，應當自覺地反復引導學生回到教材的目錄，并教學生讀懂教材目錄所蘊含的學術信息，把握其中的重點難點。姑以隋唐五代文學為例，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一版）將隋唐五代文學編排為第四編，除了緒論，共分十二章。從教材目錄即可看出，李白、杜甫、白居易（含元白詩派）、李商隱為本編重點，各占一章的篇幅，因而應是講授和學習的重點。而王孟、高岑及王昌齡和王翰諸人，共占一章的篇幅，重要性自不能與李杜及白居易李商隱相比。至如唐傳奇與俗講變文，雖專設一章，但只有兩節的內容，教師完全可以讓學生課后完成。
三、課堂教學與課外研讀的內外關系。
大學生以自學為主，這既是高等學校教學規律的客觀要求，也是應用型人才培養方案的具體體現。這就需要教師解決好課堂教學與課外研讀之間的關系，要將課外研讀視為課堂教學的自然延伸。鑒于當代大學生普遍厭學的情況（學生厭學，一方面跟物質功利主義的時代思潮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跟學生缺乏自學方法的指導有很大關系），教師應在授課過程中自覺注入自學方法的探討與點撥。對于那些不需要精講的次重點（如大歷詩風和韓孟詩派），以及一些簡單的詩詞文學作品，教師可采取自學指導法，提前布置好自學的任務，讓學生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可獨立完成，亦可分組完成）。當學生在自學中發現問題產生疑問時，教師要及時予以點撥。因此，教師不僅要重視課堂教學，還要注意課后與學生之間的雙向交流。雙向交流的方式可以靈活處理，如可網上答疑（教師可組建一個學習溝通群），也可每周定一個時間面對面答疑，還可以利用導師制與學生分享自學經驗與讀書心得。教師應鼓勵學生堅持寫讀書札記，或組建古代文學興趣小組，并進行有針對性的引導。總之，教師在具體教學中，要根據不同的狀況而采取不同的教學方法。一個優秀的高校教師，既要讓課堂教學成為師生交流互動的絕佳場所，更要讓課外研讀變成學生的入門捷徑，從而為學生畢業之后的自我教育奠定一個良好的基礎。
四、教材講授與知識延展的辯證關系。
學生如能在教師指導下成功進入課外研讀的軌道，那么教師將贏得課堂教學的寶貴時間。教師在課時縮減的情況下又該怎樣進行課堂教學呢？應該說這里面既有一個認識上的問題，也有一個技巧上的問題。首先，教師應該轉變觀念，要從傳統以灌輸知識為主的教書匠角色轉變成以點撥自學方法為主的引導者角色。因此，教師必須做到既要深刻理解他需要講授的內容，又要懂得鉆研的方法并有意識地提煉出方法論原則以分享給學生。如果教師自己都只是滿足于做知識流水線上的傳輸者，那么他就不可能做到方法論的點撥。學生畢業之后，很可能會迅速忘記他在大學學習的具體知識，而方法則能幫助他較好地完成從學校教育向自我教育的轉化。當然，教師只講方法是不對的（那會造成對于方法的過分依賴從而扼殺方法本身），但是只講一個個具體的知識點而不涉及方法，恐怕也不是成功的教學。最正確的方式應該是：教師借助于某些知識點的講解從而引導學生上升到方法論的高度，知識可以淡化甚或遺忘，而獲取知識的方法卻能在學生心底變成智慧的種子，作用于他的未來。這就要求高校教師不僅要研究知識與學問，更要自覺鉆研獲取新知與整合思想的方法，方能在課堂教學中有所顯示和彰明。舉例而言，《古典文學知識》雜志就常刊登名家的治學方法（如臺灣學者張高評先生的治學門徑專欄文章，頗值得研讀效法），教師應著力推介給學生，課堂上亦可結合教材知識點而略作詮解。他如臺灣學者杜松柏先生所著《國學治學方法》，雖是專論治國學的方法，但其中亦有不少可資古代文學教師借鑒者。至如笛卡爾之《方法論》，杜威之《思維術》，都可研究。總之，治學方法與具體知識的辯證關系，誠如杜松柏所云：“自思想的方法言，方法是手段而非目的，自治學研究言，方法是明道的工具，所以道固然應重，而方法亦不可或忽。”其次，在課堂教學的技巧方面，教師應在講授教材知識點（包括3/5學時的作品選和2/5學時的文學史）的同時，適當拓展知識面，而不能拘囿于教材本身（否則有照本宣科之嫌）。教師應旁搜博采，以擴大學生的知識視野。如講初唐四杰，可引張志烈《初唐四杰年譜》、駱祥發《初唐四杰研究》、王明好《盧照鄰研究》及陳于全《楊炯研究》中的相關研究成果。講孟浩然，則可提及王輝斌先生的研究。他如郁賢皓先生的李白研究，葉嘉瑩的唐詩研究，莫礪鋒的杜甫研究和江西詩派研究，袁行霈的盛唐詩壇研究，龔鵬程的唐代思潮研究，魏耕原的盛唐名家研究，甚至羅宗強和張毅先生的文學思想史研究，王運熙先生、顧易生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張伯偉先生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周裕鍇先生的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程千帆先生的問題意識等等，都是需要教師在課堂上有意識貫穿講解的拓展內容。這就要求教師樹立終身學習的高度責任感，如此既有教材中的講解與分析，又有知識的拓展與延伸，更有自學方法的點撥與熏陶，配合學生課外的廣泛研讀，我們相信，是有助于提高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效果的。
古代文學的論文選題（精選16篇）篇十四
通常來講古代文學作為中文專業中的較為重要的一門課程對于中文專業學生的后續發展起著重要的影響作用。該門專業課程從本質上講涉及知識領域較為寬泛，不僅涵括史學知識，同時還涵括文學知識，甚至是哲學知識也包含在內。課程從內容上講可以說是我國上下三千年的文學知識綜合體，不僅含有較為豐富的藝術風格同時還含有眾多的文學形式。因而可以說該門專業課程對于提高中文專業學生的人文素質以及藝術修養都具有積極的影響價值。
中國古代文學這門課程的實際教學意義主要是體現在以下三方面：其一能夠促進學生對于古代文學發展規律以及實際演變過程和相應的文體發展的有效理解。其二是通過豐富的文學作品以及較多的文學形式進行幫助學生了解古人思想觀念以及生活方式狀態，更重要的是了解這些文學知識對于后世的實際影響價值。其三是通過對于古代文學的實際學習能夠提高學生文學素養以及幫助學生具備崇高的文學情懷，并促進學生將這種文學素養以及文學情懷實際的應用在現實的工作學習中，進而為我國的文學事業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1、教學方法之啟發式。
對于古代文學這門課程實際教學方法的研究首先要從啟發教學展開。具體來講所謂的啟發教學主要是指教師在進行古代文學實際教學環節中依據學生學習客觀規律以及教學任務最大化的激發學生對于課程的學習積極性，調動學生處于主體學習地位，通過正確引導學生進而幫助學生主動解決學習中實際遇到問題的一種教學方式。該種教學方式主要是強調對于學生學習過程的良好啟發與引導，通過應用該種教學方式進而促進學生積極主動進行文學知識研究并在此基礎上不斷將文學思維給與有效拓展。如果將該種教學方式進行比喻的話，啟發教學就是在教師的循序引導啟發下讓學生自主開啟文學的學習大門。例如教師在講解“《詩經王風》”中可以就“悠悠蒼天而此何人哉”這句話向學生進行提問，而之所以專門針對該句話提問的原因在于：對于“何人”的了解是掌握文章思想主題的關鍵所在[1]。而教師在提出該問題之后可以鼓勵學生帶著問題進行自由解讀并對在解讀之后闡述對“何人”的個人見解。通過這種啟發提問進而引導學生掌握正確的解讀方向并最終獲得文學知識。
2、教學方法之情境式。
對于古代文學這門課程實際教學方法的研究還可以從情境教學展開。具體來講所謂的情境教學主要是指教師在進行古代文學實際教學環節中通過創設一些生動的場景氛圍來幫助學生有效的理解文學知識并促進學生實際心理機能獲得良好性發展的一種教學方式。而應用該種教學方式一方面能夠促進學生對于文學知識的情感感悟，另一方面也能夠對學生的實際文學審美進行有效拔高和良好陶冶。例如教師在講解唐代詩人張若虛的著名詩歌時就可以進行文學情境的有效創設，通過播放“春江花月夜”進而讓學生在優美的音樂旋律中感知詩歌內在情感，同時通過動人旋律在大腦中勾勒出詩歌聯想畫面，而這種身臨其境的情感感知則能夠促進學生加深對于詩歌的理解[2]。再比如教師在講解莊子的名作“《逍遙游》”的時候還可以通過利用多媒體制作漫畫課件來創設文學情境，學生通過這種漫畫課件的形式猶如置身作者的情感世界進而將文學知識更加的形象具體化。總結來講無論是利用音樂還是多媒體來進行文學情境的實際創設都可以較好的促進學生對于文學知識的有效深層次獲取。
3、教學方法之表演式。
對于古代文學這門課程實際教學方法的研究除了上述兩種教學方式之外，還可以從表演教學展開。具體來講所謂的表演教學主要是指通過將學生放置于實際的文學情節演繹中進行促進學生獲取文學知識的一種教學方式。而應用該種教學方式則一方面能夠促進學生最大化的發揮文學想象，另一方面也能夠促進學生不斷提高文學創新意識。例如教師在講解王實甫的名作“《西廂記》”的時候就可以針對文學作品中的不同人物進行角色劃分，將學生分為不同的小組通過自身對于該文學作品的實際理解來進行文學表演，而具體的情節設置以及演繹道具都需要學生進行實際準備，而學生在該種文學演繹過程中也會直接加深對于文學知識的理解，同時將自己的一些文學想法添加其中[3]。再比如教師在講解“《紅樓夢》”的時候同樣也可以利用上述表演教學方式來開展實際教學活動。總結來講通過表演教學能夠最大化的提高學生對于古代文學知識的有效理解還能最大化提高其創新意識。
綜上分析可知我國在進行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非常看重文化的良好傳承，而作為實現文化良好傳承的中文專業則逐漸受到了社會大眾的廣泛性關注。而作為中文專業中較為重要的古代文學課程而言，良好的教學方式則可以有效的促進該門課程教學實際目標的有效實現，通過利用啟發式以及情境式和演講式、表演式以及研究式這五種教學方法進而真正的促進中文專業學生獲得人文素養的有效提高以及專業知識的有效掌握，為其今后良好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1]張海楠。對開放教育專科《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模式改革的思考——混合教學模式應用實踐探討[j]。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4，05:80-82.
[2]王自紅。民族地區高校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改革與探索——以升本后的四川民族學院漢語文系為例[j]。阿壩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0，04:111-113.
古代文學的論文選題（精選16篇）篇十五
基于民辦高校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及學生專業應用能力培養的需要，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方法改革勢在必行。在具體教學實踐的基礎上，闡述了任務驅動教學法、角色互換教學法、誦讀法及多媒體輔助教學法在教學中的運用，及對學生專業應用能力提高所起到的作用。
專業應用能力是指從事某一崗位所需的基本能力，具體到漢語言文學專業，普遍被確定為：文字書寫能力、口語表達能力、文章寫作能力、文章閱讀鑒賞能力、職業能力等。中國古代文學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一門專業基礎課，從先秦到近代文學，包括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以來積累的文學文化遺產。雖然在課時安排上占用時間最長，需歷時四個學期。但是，由于其所涉及的內容浩如煙海，往往一部作品所供參考的研究資料就可以組建一個小型圖書館，所以，在有限的課時內，很難傳授給學生全部的知識，而以知識灌輸為目的的講授法也難以實現民辦高校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的要求。同時，民辦高校學生普遍存在如下問題：首先，知識儲備少，沒有良好的學習習慣，不注重對理論知識的掌握及識記。其次，缺乏學習熱情，學習主動性差，聽課比較被動，參與課堂的熱情不高，對教師布置的課外閱讀及作業很難認真完成。再次，接受知識、消化知識的能力略有不足，知識理解力稍差。傳統的上課記筆記、考試背筆記的教學形式，很難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因此，基于漢語言文學專業應用能力培養的目標，結合學生的具體情況，對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方法進行了如下改革：
“任務驅動式教學法是一種建立在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基礎上的教學法”，這種方法改變了以往“教師講，學生聽”的局面，對教學的評價不以老師講的是否精彩為主，而以學生參與學習的熱情和學習的成效為主。這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師不僅要對自己所講授的內容了如指掌，還要分析學生的學習基礎和能力，科學地將教學內容進行分解，合理地設計學習任務，提示學習方法。
具體到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以元曲部分的“王實甫與《西廂記》”一章為例，傳統課堂上教師基本按照作家生平思想、作品的題材來源、基本情節思想、藝術特色等幾個方面進行講解，大部分學生只是被動地記思想特點、藝術特色。這種機械的記憶很難對文本藝術性有切身的體會，文章的閱讀與鑒賞能力也難以提高。而任務驅動教學法要求教師根據學生掌握知識的情況，將教學內容中學生能夠自主完成的部分設計成學習任務讓學生在探究中學習。比如，我布置學生課下完成“張生與崔鶯鶯愛情故事的演變”這一任務，要求小組合作完成。同時，提示學生再次閱讀學過的唐代元稹的《鶯鶯傳》和金代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閱讀《西廂記》原著，以及其他相關的文獻資料。課上各小組分別推舉一個代表進行匯報，然后學生之間互相質疑、補充，教師適當指點、引導。這樣，學生不僅完成了“西廂記的題材來源”這一教學內容，而且還引發了學生主動地思考“為什么‘崔張’愛情故事會由原來的悲劇轉變成一個“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喜劇”這一問題，使學生在不斷探究的過程中又解決了一個教學難點。另外，學生在完成這個任務的過程中主動閱讀了原著，對藝術特色也有了自己的總結和把握，教學重點也由學生自主完成了。一個合理的學習任務，完成了傳統課堂上的教學重點和教學難點，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興致較高，對教學內容的掌握更扎實。
為了激發每個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避免小組合作任務有部分學生濫竽充數的現象，還可以適當設置一些獨立型任務。如，在講授先秦“諸子散文”時，可以嘗試給學生一個需獨立完成的任務，把學生引領到一個復雜的、有意義的問題情境中，通過解決問題讓學生來學習隱含于問題背后的知識。比如，“找出孔子《論語》中論述‘仁’的語句，并談談你對此的理解。”布置的這個任務就迫使學生要仔細閱讀《論語》，并且要查閱大量資料理解其中的含義，因為還要認真梳理出自己的體會，形成文字材料。課上采取同學間互評的方式將每個學生的文字材料隨機分發給其他同學進行點評，這樣既可以起到學生間互相學習的作用，同時也完成了互相監督。學生互評后教師選取完成較好的進行宣讀交流，講評，總結學生的優點和存在的問題，對完成得不理想的學生，課下找時間進行輔導。在任務驅動教學法中，對學生完成學習任務的評價是重要的環節，可以引導學生反思自己的不足，發現他人的優點，而且也能促使學生認真對待每一次學習任務。這個過程中學生不僅鍛煉了語言和文字表達能力，也提高了信息檢索和篩選的能力。
角色互換法是互動式教學中一種典型的教學方法。在具體的授課過程中，教師選取一部分能夠自主把握教學內容的學生，讓他們充當教師，進行講解。具體操作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步驟：
第一步，選取教學內容，進行分工布置。角色互換法對于理論性較強、學生難于理解的內容并不適用，因此，教師選擇的內容極為關鍵，明清部分的小說尤其是“四大名著”的教學比較適合用這種方法。
第二步，學生準備階段。教師提前2-3周布置講課內容，給學生充分的準備時間，并且要求學生制作課件，寫出講稿。同時，給學生提供參考書目，列出“百家講壇”“超星學術視頻”等相關網絡資源上的經典視頻，讓學生進行自主學習準備。在學生正式講課前2-3天，教師還要對講課學生的準備情況進行檢查和指導以提高課堂效率。在此過程中，教師不能打消學生的積極性，要承認學生的個體差異，以鼓勵和幫助為主。
第三步，學生課堂講授階段。這一階段，教師要以學生的身份認真聽講并記錄。同時，掌控課堂秩序，觀察其他學生的聽課反應和狀態。學生講解過程如有知識性錯誤，不應打斷學生進行糾正，以免打消學生的積極性。
古代文學的論文選題（精選16篇）篇十六
論文摘要：《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包含《中國文學史》與《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兩門基礎必修課和一系列選修課，是中文系排名第一的主干課程。但和豐富的教學內容相比，《古代文學》課時卻被嚴重壓縮，在教學中，教師必須合理分配《文學史》與《作品選》的講解時間、各段之間的教學時間及各種文體之間的教學時間，爭取在有限的課時內，盡量完整和合理地講授出文學史和經典的文學作品。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包含《中國文學史》與《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兩門基礎必修課和一系列選修課。不計選修課，單從《文學史》和《作品選》來看，《古代文學》課程在整個高校中文系也是屬于重中之重的專業課。以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的課程設置為例，在諸多專業課程之中，《古代文學史》和《現代文學史》、《當代文學史》、《文學概論》等七門課程被定為專業主干（核心）課程。而從學分和課時設置來看，古代文學憑借16學分、288學時的權重，遠超排名第二的《古代漢語》和《外國文學史》[1]，成為名副其實的中文系第一主干課。但和古代文學大量的教學內容相比，排名第一的288學時仍然顯得捉襟見肘。從先秦到明清近代，數千年的文學史和汗牛充棟的優秀文學作品，遠非288個學時所能講畢。在此情形下，古代文學的教學想要面面俱到，既無必要，也無可能。且大多數高校在《文學史》和《作品選》之外，還開設有多門選修課，由古代文學任課教師結合自身的學術專長，對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及專門文體進行講解，開設了諸如《詩經》、《楚辭》、《史記》、“唐詩”、“宋詞”等選修課，以之輔助《文學史》和《作品選》的教學。故此，《文學史》和《作品選》的講授內容須突出教學的重難點，而無需面面俱到。從課時分配來看，一般在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段和唐宋文學段分配學時較多，元明清段分配較少。講授內容主要以作家介紹、作品藝術風格的分析、文學現象、文學史流派、文學理論、文體衍生變異等為主。
具體來看，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是合《中國文學史》與《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為一體的課程：“史”是對文學發展脈絡的敘述，“作品”則是《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作為文學課的落腳點。大致說來，《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時間，一般是平分給《文學史》和《作品選》，二者各占一半。具體到某一階段，則會有一些出入。例如在講授元代文學時，筆者通過和學生的交流，發現只有極個別的學生會在課后閱讀《作品選》中的戲曲作品，絕大多數學生對元雜劇絲毫不感興趣，也就沒有自主地去閱讀《作品選》。因此在講授元代文學時，更需要教師在課堂上多講作品。在中國古代文學諸種文體之種，學生最感興趣的是詩詞。最為典型的便是唐詩宋詞中的一些名篇，有些篇目是學生在小學、中學的語文課堂上就學習過的，甚至有些作品在孩子入學之前，便被家長拿來作為啟蒙讀物來教授孩子。因此，學生對這些作品熟悉、有感情。而先秦段如《詩經》、《楚辭》等作品，因時代久遠，文字艱澀，學生閱讀時有較大難度，對其熟悉程度自然不能與唐宋段相比。而元明清段雖然閱讀難度降低，但學生的閱讀興趣與唐、宋段相比，也大為降低，這既因學生對戲曲的興趣沒有詩、詞那么高，同時也因為有“一代之文學”之稱的明清長篇小說，篇幅較大。大學生的課后時間多花在對英語、計算機等科目考級、考證的準備上，他們不太愿意花過多時間去閱讀長篇小說。對于作品的陌生，使得一些學生在考試答卷時，只能空談一些通過死記硬背得來的文學史概念、常識，而不能通過具體的作品來加以印證。因此在教授先秦、元明清段文學時，作品的講解便顯得尤為重要，教學時間的分配上，也要適當傾斜于《作品選》，讓學生通過對具體作品的閱讀，找尋自己的感悟，而不是僅僅止于被動地接受文學史教材所提供的結論。對于中學教材已選的一些篇目，不能因為學生已經學過，便一筆帶過；恰恰相反，對于大多數將來要走向中學講臺的高師學生來說，此類篇目更需要精講、細講。對一些重要的篇目，最好是要求學生背誦。事實證明，這一看似落后的教學要求，卻最能有效地提升學生的文學修養。“讀書百遍而義自見”的道理在今天并不過時。文學史的教學內容，大多數高校是按照從先秦到明清近代的時間順序講授。這種做法易于把握每段文學的總體風貌，但也容易遮蔽文體發生、演變的歷史。在按段教學的同時，一定要注意突出文體發生、發展、演變的歷史。李炳海先生指出：“文學史教學的重要任務是使學生對中國古代文學有一個全面的.把握，在知識上具有系統性。不僅如此，這門教學還要有一定的深度，對于相關的文學現象，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具體落實到文體上，就是不僅要知道某種文體的生成根據、發展演變，而且要了解文體名稱的由來。而對于文體名稱進行追本溯源，正是文學史教學和研究的薄弱環節。”[2]以時間順序進行教學，并無不可，但要有意識地突出文體的變遷。比如，在講授到唐代近體詩時，要對歷代詩體的發展作一綜述，讓學生了解《詩經》、《楚辭》、漢魏古詩、齊梁新體詩以來的詩體演變軌跡，從而更好地理解唐代近體詩在詩歌史上的地位。又如，在講授元雜劇之前，應對中國戲曲的發展、成熟作一系統介紹，將中國戲曲成熟之前的諸種藝術形式如原始社會歌舞、春秋戰國的優伶伎藝、秦漢百戲、南北朝“代面”等歌舞戲、唐參軍戲、宋雜劇、金院本、諸宮調等略作介紹，指出以上藝術形式可以歸納為說唱藝術、歌舞戲、滑稽戲三類，而元雜劇正是在綜合這三類藝術形式的基礎之上發展而來的。
另外，教師還應注意對教學內容的更新，關注學術界最新動態，及時將學界已經有定論的新成果加以吸收，不能一本講義用數十年而不變。比如，袁行霈先生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卷，在介紹清代小說家吳敬梓的著述時，說：“至于程晉芳在《文木先生傳》中說還有‘《詩說》若干卷’，可惜已失傳，只能從前人的詩文和《儒林外史》中看到只言片語。”[3]，失傳已久的《詩說》被復旦大學學者周興陸于上海圖書館發現[4]，這自然可以修正文學史教材的舊說。又如，《寒花葬志》是明代歸有光的散文名篇，還被選入了中學語文教材，但今天我們所見的版本實為刪節本，刪節本把寒花當做歸有光普通的侍女，遮蔽了她為歸有光之妾的事實。復旦大學鄔國平教授從上海圖書館所藏《歸震川先生未刻稿》中找到足本《寒花葬志》[5]，補出今本所無的“生女如蘭”等重要內容，這就顛覆了對《寒花葬志》的傳統認識。在《作品選》教學時顯然也要將此成果及時加以吸收，對《寒花葬志》進行新的也是正確的解讀。如此教學，既能傳授學生最新的知識內容，也能調動學生的興趣，引導他們進行研究型學習。
注釋：
[1]古代漢語和《外國文學史》均為7學分，126學時，見http：///wwwroot/?id=733，12月12日。
[2]李炳海：《關于中國古代文體的思索》，學術交流，20，第7期。
[3]袁行霈主編，黃霖，袁世碩，孫靜本卷主編：《中國文學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版，第368頁。
[4]周興陸：《吳敬梓失傳著作詩說在上海發現》，光明日報，年6月24日。
[5]鄔國平：《如蘭的母親是誰?——歸有光女如蘭壙志、寒花葬志本事及文獻》，文藝研究，，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