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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的結課論文（匯總15篇）篇一
[內容提要]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冷戰(zhàn)國際史上的重大事件，長期以來為國際學界所關注。根據(jù)新近解密的中俄外交檔案及相關論著來看，赫魯曉夫同中國駐蘇大使劉曉談話的意圖旨在改善中蘇兩國的關系，但是中蘇同盟經(jīng)過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和古巴導彈危機，已無可挽回地走向最后的破裂。同時，中印邊界沖突還使中共中央對印度不結盟政策的實質以及印度共產黨的地位和作用有了重新認識。
[關鍵詞]中印邊界沖突；中蘇分裂；古巴導彈危機。
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冷戰(zhàn)國際史上的重大事件，長期以來為國際學界所關注。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利用相關檔案文獻，從更為廣闊的國際史的角度研究中印邊界沖突在中蘇分裂進程中的地位和影響。對于中印邊界沖突與幾乎同時發(fā)生的古巴導彈危機之間的關系，對蘇聯(lián)在中印邊界沖突爆發(fā)之前和沖突第一階段的態(tài)度和政策，已有的研究大多引用時任中國駐蘇大使劉曉的回憶錄以及中，方的相關論著。由于劉曉回憶錄和中方有關論著對赫魯曉夫談話以及講話的記載和論述，對認識和判斷這一時期赫魯曉夫的對華政策以及中印邊界沖突對中蘇分裂進程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有必要在依據(jù)國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新近解密的外交檔案和其他可資利用的文獻資料，對上述有關問題進行重新探討。
一、赫魯曉夫同劉曉的談話和蘇聯(lián)對中印邊界沖突的政策。
赫魯曉夫在1962年10月13日同中國駐蘇大使劉曉的會談及赫魯曉夫在10月14日歡送劉曉離任的酒會上的講話，長期以來被研究者們視為蘇聯(lián)為了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獲得中國的支持而作出的重要姿態(tài)。對赫魯曉夫兩次談話的內容，在可資利用的檔案文獻完全解密之前，研究者們基本上利用的是劉曉的回憶錄、中國官方編撰的有關外交史和中印邊界作戰(zhàn)史等著作中的記載。劉曉回憶錄除記述赫魯曉夫兩次談話的基本內容外，還強凋了一個重要的觀點，那就是蘇共中央10月14日為劉曉舉行高規(guī)格的送別宴會的因素是“一九六二年十月爆發(fā)了一場加勒比海危機”。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的記載，赫魯曉夫當時說：蘇聯(lián)應古巴的要求，在古巴設置了中程導彈，以保衛(wèi)古巴的安全。他希望中國在維護古巴安全方面也采取措施。該書還記述了蘇聯(lián)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在10月15日也“請劉曉轉告中國政府”有關古巴導彈危機的情況。對于蘇聯(lián)上述表態(tài)的意圖，吳冷西回憶錄中的觀點具有代表性。他寫道：“赫魯曉夫采取這種態(tài)度，同當時美蘇在加勒比海關系緊張有關，那時他需要中國支持。”
目前，俄國的有關檔案已解密了赫魯曉夫10月13日的談話和14日的講話記錄；而從中國外交部現(xiàn)已解密的檔案中，尚未發(fā)現(xiàn)記錄赫魯曉夫同劉曉這兩次談話的文獻。根據(jù)俄國的檔案，赫魯曉夫在10月13日同劉曉的會談中首先闡述了蘇聯(lián)對國際形勢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政策立場。他指出：帝國主義分子已在老撾、阿爾及利亞、也門和印度尼西亞遭到了失敗。蘇聯(lián)不僅沒在反動勢力面前退讓，反而積極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向埃及的納賽爾提供飛機，給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提供潛水艇，甚至為這些設備配備了蘇聯(lián)軍事人員。在古巴，蘇聯(lián)通過向卡斯特羅提供武器和“其他手段”，“已控制了鱷魚的腹部”。赫魯曉夫強調說：雖然這些都花費甚巨，“但我們還在這樣做，因為它符合革命力量的利益”。對于中蘇關系，赫魯曉夫告訴劉曉：“我們最渴望的夢想就是排除目前分離我們的寒流，重新回歸我們在1958年之前所擁有的那種親密關系……我們兩黨有責任……建立一個堅如磐石的國際共產主義的共同陣線。”在談到中印邊界問題時，赫魯曉夫表示：他認為中國政府所采取的諸如談判、將部隊后撤20公里等步驟，都是合理的，印度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是不理智的；印度的立場“是以發(fā)號施令為基礎，然而邊界爭端是不能用這種方式解決的”。中國人是“我們的兄弟”，而印度人僅僅是“朋友”。對劉曉通報的中印邊界緊張局勢，赫魯曉夫強調說，如果印度發(fā)起進攻，蘇聯(lián)將站在中國一邊。“我們之間的關系不容許有中立。中立將是背叛……我們將始終在一個陣營里，同甘共苦。”在10月14日歡送劉曉的酒會上，赫魯曉夫希望立即消除中蘇同盟中存在的問題，翻開兩黨關系新的一頁。赫魯曉夫再次告訴劉曉，作為中國的盟友，蘇聯(lián)將在中國同印度的沖突中站在中國的一邊。蘇共中央領導人科茲洛夫、柯西金等表示：赫魯曉夫的講話是代表中央的意見，蘇共中央在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把俄國檔案資料同劉曉回憶錄以及中方外交史著作的記述加以對照，可以發(fā)現(xiàn)涉及到認識中印邊界沖突和古巴導彈危機的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赫魯曉夫和米高揚有沒有在10月13日和15日向中方通報有關在古巴部署導彈的情況？與第一個問題密切相關的是，赫魯曉夫同劉曉談話的目的是什么？在目前解密的有關赫魯曉夫的這兩次講話的俄國檔案中，尚未發(fā)現(xiàn)赫魯曉夫告訴劉曉蘇聯(lián)在古巴部署導彈以及希望中國在維護古巴安全方面采取措施的記載。過去雖有研究者認為赫魯曉夫在此次談話中不可能向中方通報部署導彈的情況，但基本上都是基于推測。另外，根據(jù)俄國檔案的記載，米高揚是在肯尼迪10月22日公開宣布美國將對蘇聯(lián)開往古巴的船只實施海上封鎖之后，才在10月23日將蘇聯(lián)在古巴部署導彈的情況向中方通報的，而不是中國外交史著作中所記載的10月15日。
另外，對于蘇聯(lián)是否在10月中旬之前向中方通報在古巴部署導彈的情況，還可以從蘇聯(lián)部署導彈計劃制訂和實施本身進行相應的判斷。由于整個導彈部署行動計劃高度保密，蘇聯(lián)國內甚至都沒有將有關情況通知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和駐聯(lián)合國大使佐林。赫魯曉夫顯然不可能在蘇聯(lián)正緊張秘密部署導彈的情況下，向中方通報有關情況。而赫魯曉夫之所以決定向古巴運送導彈的一個主要考慮是，他認為美國在11月中旬國會中期選舉之前不會發(fā)現(xiàn)蘇聯(lián)的部署行動。這樣，赫魯曉夫在lo月13日和14日同劉曉會談以及米高揚15日會見劉曉的時候（如果米高揚在這一天會見劉曉的話），他們是無從想象出，在加勒比海上將會爆發(fā)后來那樣的導彈危機，因而也就不可能在那時就要求中國“在維護古巴安全方面采取措施”。另外還需要特別關注的重要史實是：美國最早知道古巴正在修建導彈發(fā)射井的時間，也是在10月14日上午根據(jù)u一2偵察機所拍攝的照片作出的判斷。
既然沒有可能談到在古巴部署導彈的問題，那么，赫魯曉夫這兩次談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根據(jù)業(yè)已解密的檔案文獻和相關研究論著，赫魯曉夫的主要目的還是想修補中蘇關系，避免中蘇同盟最終破裂。1959年中印邊界沖突爆發(fā)前后，中蘇兩黨在這一問題上發(fā)生了激烈的爭論，給兩黨兩國關系帶來了深深的傷害，并使得中蘇分歧公開化。但中蘇兩黨都不愿走向破裂，赫魯曉夫還不斷作出友好姿態(tài)表示其改善中蘇關系的意愿。在軍事技術轉讓方面，赫魯曉夫在1961年1月21日給中國政府的信件中表示：蘇聯(lián)準備向中國提供米格21-ф13型戰(zhàn)斗機的技術，并在中國建廠生產此種型號的戰(zhàn)斗機。為幫助中國渡過經(jīng)濟困難，赫魯曉夫在1961年2月27日還決定向中國提供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食糖。另外，蘇聯(lián)用硬通貨購買中國的1000噸白銀，以便中國使用這些硬通貨向其他國家購買糧食。中共中央領導人當時對蘇聯(lián)的這些舉措給予了極高評價。但從蘇共二十二大開始，中蘇兩黨關系由于蘇共對阿爾巴尼亞的抨擊而再度緊張，特別是1962年4月中旬到5月底發(fā)生的“伊塔事件”，對中蘇關系產生了致命的傷害。因此，當中國向蘇聯(lián)通報中印邊界的緊張局勢以及中國有可能采取“自衛(wèi)反擊”的時候，在赫魯曉夫看來，蘇聯(lián)如在邊界爭端這樣的涉及到重大國家利益的問題上支持中國的話，那么中國也肯定會采取相應的行動緩和同蘇聯(lián)的關系。赫魯曉夫此時的講話，同后來爆發(fā)的古巴導彈危機是沒有直接關聯(lián)的。
在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前以及沖突爆發(fā)后的第一階段，赫魯曉夫還在不同場合表明蘇聯(lián)對中印邊界沖突的立場，從而也可較為清晰地認識赫魯曉夫的政策目的。他在10月11日和14日舉行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指出，印度的要求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侮辱，“我們對尼赫魯感到失望”。10月23日，赫魯曉夫在同以喬治烏一德治為首的羅馬尼亞代表團進行會談時，專門談到了尼赫魯?shù)恼吆椭杏￡P系。赫魯曉夫表示：總的說來，尼赫魯是在帝國主義國家、中立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搖擺不定。最近在國大黨和反動勢力的影響下，尼赫魯似乎更加倒向帝國主義國家。他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對中印邊界沖突的立場實際上就是反動的。中國方面最近已建議將各自的部隊從雙方邊界線上后撤20公里，而印度方面在反動勢力的壓力下拒絕了這一建議，它們認為邊界必須是“麥克馬洪線”。赫魯曉夫此次談話的核心幾乎就是10月25日《真理報》社論的主旨。赫魯曉夫在會談中還談到印度共產黨在中印邊界沖突中的立場和態(tài)度。他批評印共南布迪里巴德的觀點，指出南布迪里巴德的行為將導致印共的分裂。在10月30日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諾沃提尼會談時，赫魯曉夫說，蘇聯(lián)同中國的關系不會變得更糟，中國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立場基本上是正確的，“因為印度在最近一段時間里采取了錯誤的立場”。這里值得注意的是，赫魯曉夫同喬治烏一德治和諾沃提尼會談時，古巴導彈危機已開始，赫魯曉夫在此時依然表示支持中國在中印邊界沖突問題上的立場。
中印邊界沖突爆發(fā)后，蘇聯(lián)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在10月22日向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表明蘇聯(lián)政府在中印邊界沖突中的立場和態(tài)度。蘇聯(lián)在備忘錄中說：蘇聯(lián)“完全支持你們通過談判解決同印度之間的邊界爭端的愿望。談判會阻止沖突的進一步尖銳化并為和平解決沖突制造氣氛”。這樣的路線是符合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的。蘇聯(lián)支持中國對“麥克馬洪線”的立場，“即麥克馬洪線并不是已定的國界線。它是沉痛的歷史所遺留下來的”。10月24日，中國政府發(fā)表聲明，提出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三項建議。10月25日，《真理報》就中印邊界沖突發(fā)表題為“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普遍和平”的社論。社論譴責印度受帝國主義分子的煽動，已成為沖突的罪魁禍首；同時批評了印度共產黨滑向民族沙文主義，損害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蘇聯(lián)公開表明自己立場、支持中國的標志。蘇聯(lián)在11月初還向中方提供有關印度的情報。契爾沃年科在11月3日和5日向中方通報了赫魯曉夫與尼赫魯?shù)耐ㄐ牛约疤K印兩國官員會談的情況等。
赫魯曉夫對中國的示好，并未產生預期的結果。因為此時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看來，中蘇兩黨自1959年以來所有的重大分歧依然存在，中共中央對赫魯曉夫的看法依然沒有改變。因此，毛澤東在聽了劉曉的匯報后決定暫不答復蘇聯(lián)。在劉曉離任的七個星期后，中國才派出前駐印度大使潘自力擔任新的駐蘇大使，而這一階段恰好是中印邊界沖突和古巴導彈危機的關鍵時期。契爾沃年科多次要求面見毛澤東，但都未能如愿。除在10月20日向契爾沃年科通報邊界沖突爆發(fā)的情況后，中方極少再向蘇聯(lián)通報有關情況。對蘇聯(lián)要求中方解釋中印邊界的“傳統(tǒng)習慣線”的請求，中國也只是籠統(tǒng)告之：這段傳統(tǒng)習慣線基本上是沿著喜馬拉雅山南麓而行的。但與此同時，中國方面對蘇聯(lián)在邊界沖突爆發(fā)后沒有立即表態(tài)感到非常不滿。章漢夫10月24日，在接見朝鮮駐華使館參贊時說：“誰在侵略，誰拒絕談判，誰進攻，誰搞顛覆，都是印度。朝鮮勞動黨和政府了解真相，了解中國的立場，支持我們，我們表示感謝。蘇聯(lián)報紙至今一字未提。”《真理報》10月25日的社論并未引起中方進一步的反應；《人民日報》在轉載《真理報》社論時只是把它放在北越外長支持中國的講話和北朝鮮支持中國的聲明之后。《人民日報》10月25日支持古巴反美的社論，也早于《真理報》社論幾個小時。10月24日中國政府提出了解決邊界問題的三項建議，遭到了尼赫魯?shù)木芙^。隨后，《人民日報》在10月27日發(fā)表的《從中印邊界問題再論尼赫魯?shù)恼軐W》的文章中，雖然批評尼赫魯政府在邊界問題上的頑固立場，但同時意在抨擊蘇聯(lián)同印度這樣的“反動的民族主義國家”交朋友的政策。中共中央在11月14日向全國省、市、自治區(qū)發(fā)出的通知中特別指出：“通過這場斗爭，進一步揭露了尼赫魯是反動的民族主義者，撕破了尼赫魯?shù)暮推街辛⒑筒唤Y盟政策的假面具，暴露了帝國主義指使印度反動派進行反華反人民的陰謀，同時也使赫魯曉夫集團處于非常尷尬的地位。”與此同時，中國對蘇聯(lián)在這一時期向印度出售軍事物資特別是作戰(zhàn)飛機，表示了極大的關注和憤怒，并判定這是蘇聯(lián)依然繼續(xù)“偏袒”印度的重要標志。
二、蘇聯(lián)向印度出售軍事裝備、古巴導彈危機和蘇聯(lián)對中印邊界沖突政策的變化。
有關蘇聯(lián)向印度出售軍事物資的問題，后來成為中蘇論戰(zhàn)的一個主要內容。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看來：赫魯曉夫“支持印度反動派對社會主義的中國發(fā)動武裝進攻，同美國一起，用軍事援助，去鼓勵和幫助印度反動派向中國進行軍事挑釁”。而赫魯曉夫則認為，蘇聯(lián)向印度出售先進的軍事武器和裝備，是社會主義陣營在同帝國主義的斗爭中爭取印度的重要手段之一。到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爆發(fā)之時，印度已接收八架運輸機，米格21型戰(zhàn)斗機尚未交付。更為重要的是，蘇聯(lián)在拒絕向中國提供核技術之后，卻在原子能領域加強同印度的合作，并在1962年10月就和平利用原子能援助印度的問題達成協(xié)議。
鑒于蘇印的此種軍事合作，中國在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爆發(fā)之前就指責蘇聯(lián)說：蘇聯(lián)以低價賣給印度戰(zhàn)斗機，這是不符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赫魯曉夫在10月13日同劉曉會談時也對此作了特別的解釋。他指出：“了解這種情況的人都會明白，這種出售不會影響印度和中國在邊界沖突中的力量對比。沒有人可以只用直升機和運輸機打仗，也沒有人可以使用這些飛機贏得戰(zhàn)爭。”劉曉在離任前拜會米高揚時曾提到這一問題。周恩來在10月8日接見契爾沃年科時特別強調：印度使用的蘇制米式直升飛機和蘇制運輸機，在中印邊界東段和西段運送軍需，這對我們前方戰(zhàn)士是有影響的。對中方的抱怨，赫魯曉夫希望向中國提供戰(zhàn)斗機以表明自己是中國真正的朋友。因此，契爾沃年科在10月8日同周恩來會談時曾提出，蘇聯(lián)將同意在中國生產改進型的米格21pf型戰(zhàn)斗機，并提供技術援助。這一舉措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尚屬第一次，但中國并未接受這一提議。另外，為進一步向中國表明蘇聯(lián)的政策立場，赫魯曉夫在10月14日下令推遲向印度交付米格21型戰(zhàn)斗機。對周恩來在10月8日會談中所關注的蘇聯(lián)賣給印度飛機和直升飛機的問題，契爾沃年科10月22日正式向章漢夫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備忘錄解釋說：“到目前為止，蘇聯(lián)一共賣給印度8架ah-12型飛機和20架m-4型直升飛機。很明顯，這幾架飛機沒有什么軍事意義，也不會影響力量的對比。”
中國對古巴導彈危機的態(tài)度和反應，對蘇聯(lián)在中印邊界沖突問題上的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使中蘇的矛盾和分歧更加公開和加深，雙方的關系實際上已經(jīng)破裂。要認識古巴導彈危機同中印邊界沖突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古巴導彈危機在赫魯曉夫對中印邊界沖突態(tài)度轉變過程中的作用，除前文所提的蘇聯(lián)向中國通報在古巴部署導彈情況的日期外，有幾個重要的問題必須予以高度關注：蘇聯(lián)部署導彈的決定和進展情況，赫魯曉夫決定從古巴撤出導彈后希望中國支持他的行動，中國的反應對赫魯曉夫在中印邊界沖突問題上采取新政策，特別是蘇聯(lián)恢復對印度的軍售的影響。
有關赫魯曉夫決定在古巴部署導彈的意圖，學界已進行了系統(tǒng)而詳實的研究。對于赫魯曉夫的決定，米高揚、外交部長葛羅米柯持有不同意見，但并未說服赫魯曉夫。赫魯曉夫確信，在11月初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前，美國不會發(fā)現(xiàn)蘇聯(lián)的部署行動，因而應在此之前完成導彈部署；等國會選舉結束后，他計劃訪問華盛頓，并當面告訴肯尼迪有關情況，屆時肯尼迪除了接受現(xiàn)實外沒有別的選擇。赫魯曉夫甚至認為，到11月告訴肯尼迪有關部署導彈的消息后，美蘇關系將會得到改善。1962年5月24日，赫魯曉夫召開蘇共中央主席團和國防委員會聯(lián)席會議，正式討論在古巴部署導彈的問題。導彈部署計劃由蘇聯(lián)國防委員會和蘇軍總參謀部負責制訂，7月4日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批準后，赫魯曉夫在7月7日予以批準。到10月22日，蘇聯(lián)在古巴的軍事力量共計有41902名軍人，12枚“月神”戰(zhàn)術核導彈。42枚中程導彈，80枚巡航導彈，42架伊爾28型轟炸機（其中7架完成組裝），42架米格21型戰(zhàn)斗機，24處地空導彈基地。
發(fā)現(xiàn)蘇聯(lián)在古巴部署導彈后，美國決策者經(jīng)過內部討論，決定采取海上封鎖的措施，禁止一切運往古巴的進攻性軍事物資。10月22日，肯尼迪總統(tǒng)發(fā)表電視講話，宣布美國不能接受蘇聯(lián)在古巴部署導彈，古巴導彈危機全面展開。10月24日上午10時，美軍正式實施海上封鎖；就在同一天上午，赫魯曉夫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表示希望解決導彈危機，因為在他看來，繼續(xù)與肯尼迪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不會有什么成效，所以他提議運送導彈的船只停止前進，或就地等待封鎖結束，或返航。10月25日，赫魯曉夫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決定從古巴撤出導彈。26日，蘇聯(lián)船只全部掉頭返回蘇聯(lián)，《真理報》當天頭版標題是《盡一切努力避免戰(zhàn)爭》；28日上午，赫魯曉夫主持中央主席團會議，決定承諾不入侵古巴，蘇聯(lián)撤出導彈，主席團還決定立即廣播給肯尼迪的信件。肯尼迪聽到蘇聯(lián)答復的廣播稿后如釋重負，肯尼迪政府通過“美國之音”發(fā)表了歡迎赫魯曉夫決定的聲明。至此，古巴導彈危機的緊張局勢開始緩和。赫魯曉夫和蘇聯(lián)其他領導人事后對撤出導彈的決定作了辯解。
如果赫魯曉夫在10月22日之后需要中國支持他，那么也是需要中國支持他撤回導彈的決定，《真理報》10月25日發(fā)表的社論毫無疑問是要達到這一目的。但赫魯曉夫對中國的所作所為大失所望。對于古巴導彈危機，中共中央的基本立場是：“我們反對的是蘇聯(lián)在美國的要挾面前驚惶失措，放棄維護古巴政府的主權，也反對美國要求對古巴實行國際監(jiān)察，侵犯古巴主權。”陳毅后來明確指出：“我們認為根本就不應該把核武器運進古巴，既然運進去，就不應該隨便搬走。運進去經(jīng)過古巴同意，撤出來也必須經(jīng)過古巴同意。隨便運，隨便撤，都是錯誤的。蘇聯(lián)不是依靠人民，依靠反帝反殖的力量，而是依靠核武器，以古巴為賭注同美國賭博。”此外，中共中央領導人紛紛發(fā)表講話支持古巴，從11月3日至6日，連續(xù)在古巴駐華大使館前舉行群眾集會，據(jù)報道有超過500萬人參加集會。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發(fā)表一系列聲明和文章，通過贊揚古巴的反美斗爭，批評蘇聯(lián)的政策立場，將中蘇在古巴導彈危機上的分歧公之于眾。在這些聲明、社論和文章中，中共中央只字不提蘇聯(lián)在結束古巴導彈危機中的作用。而《人民日報》在11月5日發(fā)表的題為“大無畏的古巴人民是最強大的戰(zhàn)略武器”的社論，更是將赫魯曉夫的政策稱為“綏靖政策”。11月16日，中國軍隊在中印邊界再次進行“自衛(wèi)反擊作戰(zhàn)”，可能是對這一時期蘇聯(lián)政策的一個回答。
在赫魯曉夫看來，中國作出這樣的反應，是試圖利用幾乎導致發(fā)生核災難的事件來積累政治資本。于是，赫魯曉夫決定改變蘇聯(lián)在中印邊界沖突中的立場。11月5日，《真理報》發(fā)表題為“談判是解決沖突的途徑”的文章，再次表明蘇聯(lián)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中立立場。赫魯曉夫在古巴導彈危機結束后多次發(fā)泄他對中國政策的強烈不滿。蘇聯(lián)外交部在一份報告中說：在古巴導彈危機最危險的時候，當需要兩國“形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來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動時”，中國除了在《人民日報》發(fā)表一個聲明外，沒有做任何事情來支持蘇聯(lián)。更為重要的是，蘇聯(lián)在11月14日決定恢復對印度的軍售，12架米格-21型戰(zhàn)斗機陸續(xù)運達印度，第一批4架戰(zhàn)斗機在1963年2月交付印度，成為蘇聯(lián)在政治上支持印度的重要標志。中國對蘇聯(lián)此舉的反應極為強烈。在中共中央看來，蘇聯(lián)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是“出賣我國，背叛盟友”。中國外交部蘇歐司副司長余湛1962年12月12日同蘇聯(lián)代辦梅曉滋夫就中印邊界問題展開了激烈討論，其中特別表明了中方對蘇聯(lián)向印度出售軍火的憤恨。余湛說：你們給印度武器，印度用你們給它的飛機、汽車把軍隊運送到前線向我們進攻。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我們對此十分憤慨。……問題不在于數(shù)量，你再多給些我們也不在乎。但是你們這樣做，是在政治上給印度很大的支持。尼赫魯這樣頑固，不愿和平解決問題，你們要負一部分責任。……使印度感到它背后除了美國支持外，還有蘇聯(lián)的支持。
對于赫魯曉夫政策的變化，章漢夫在11月7日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說：為什么從10月25日到31日僅僅5天之內就發(fā)生了變化？那是因為在25日古巴的局勢非常緊張，赫魯曉夫害怕，怕得要死……因此赫魯曉夫就騙我們，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者。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看來，赫魯曉夫起初試圖以蘇聯(lián)支持中國在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上的立場，來換取中國方面在古巴導彈危機中支持蘇聯(lián)，因此短期內對中印邊界沖突持觀望態(tài)度。但是，“赫魯曉夫在加勒比海美蘇核對抗的危機中，受到了美國公開的羞辱，在全世界面前大丟面子。他對我們堅決支持古巴的立場，對我們反對肯尼迪提出而經(jīng)他同意的對古巴進行國際監(jiān)察的侵犯古巴主權的行為，惱羞成怒。于是從這個時候起，赫魯曉夫發(fā)動了新一輪的反華浪潮”。中共中央明確的結論是，“蘇聯(lián)對印度采取了一味遷就的錯誤政策，缺乏原則”。
三、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對中蘇分裂進程的影響。
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的影響和意義是深遠的，對中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和中蘇關系的破裂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中共中央領導人認為，中共和蘇共“在某些原則問題上是有分歧的，諸如和平過渡、戰(zhàn)爭與和平、支持各國人民解放斗爭和南斯拉夫等等問題”。而蘇聯(lián)在中印邊界沖突中支持印度是“國際修正主義伙同印度反動派打擊、孤立我國”的最好證明。中國外交部新近解密的文件顯示，中國認為“1963年以來，蘇聯(lián)就中印邊界問題反華比以前更加公開露骨，更加惡毒囂張”。因此，赫魯曉夫“是個叛徒，不是無產階級”；他同敵人勾結，反對蘇聯(lián)，反對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可能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同他團結起來”。中共中央領導人從1962年底開始強調，要在國際斗爭中同修正主義爭奪領導權。這樣，中蘇同盟經(jīng)過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和古巴導彈危機，已無可挽回地走向最后的破裂。
中印邊界沖突還導致中共中央重新認識印度不結盟政策的實質以及印度共產黨的地位和作用。中共中央領導人認為，在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之后，印度的不結盟政策“只是一個形式，一個招牌，印度已經(jīng)同英美結了盟。有人說我們把印度推向西方，實際上我們不推，它已經(jīng)倒向西方”。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猛烈抨擊印度共產黨特別是印共主席丹吉在中印邊界沖突問題上的態(tài)度。
中國根據(jù)蘇聯(lián)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經(jīng)驗和教訓，決定進一步加強中國核力量的建設和發(fā)展。中國認為蘇聯(lián)之所以“勾結敵人，在核擴散問題上出賣我們”，是因為“修正主義害怕馬克思主義會變得強大起來”，害怕中國擁有核武器。因此在危機結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決定加強原子能工業(yè)建設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試驗工作以及核科學技術工作，正式成立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的中央專門委員會。發(fā)展和擁有核武器成為這一時期中國最為重要的國家利益。
中國近代史的結課論文（匯總15篇）篇二
[摘要]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國人民為求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的民族奮斗史。民族民主革命是他的主題，舊、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他的內容。回顧中國近代史，探索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歷程。
[關鍵詞]中國近代史、民族民主革命、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族主義革命。
中國的近現(xiàn)代發(fā)展史，是一卷被鮮血浸滿鮮血又慘遭蹂躪的長卷。中國人民飽受列強的欺壓與凌辱，深受國弱民貧的危害。鴉片戰(zhàn)爭的屈辱、聯(lián)軍侵華的無奈、日本擴張的悲慘遭遇??但同時，就其本質與主流上來說，中國近現(xiàn)代史又是中國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眾為救亡圖存和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英勇奮斗民族民主革命、艱苦探索的歷史。1840年，英國發(fā)動了世界知名的鴉片戰(zhàn)爭，中國歷史的發(fā)展從此發(fā)生了巨大的轉折。鴉片戰(zhàn)爭以前中過是個獨立自主的封建國家,鴉片戰(zhàn)爭以后,通過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中國的主權遭到破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侵略特權,瘋狂地向中國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逐漸把中國市場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jīng)濟逐步解體,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國的社會矛盾也由階級矛盾轉化為民族矛盾，革命任務也發(fā)生變化，由反對本國的封建統(tǒng)治轉變?yōu)榉磳ν鈬Y本主義侵略和反對本國封建統(tǒng)治的雙重任務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鴉片戰(zhàn)爭掀開了中國近代史的第一頁，也拉開了中國革命的序幕。面對帝國主義的入侵，我們不得不拿起武器，保衛(wèi)自己的祖國，實現(xiàn)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
中國革命的目標是爭取國家與民族的獨立和富強，革命性質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因為前后期的領導階級分別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又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族主義革命兩個時期。
民主政治建設是一個國家實現(xiàn)近代化的重要內容。在我國明末清初開始出現(xiàn)了民主政治的啟蒙思想；鴉片戰(zhàn)爭后,隨著西方政治思想的傳入,先進的中國人開始了建立民主政治的探索,都以失敗告終。
舊民主主義革命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反對外國侵略和本國封建統(tǒng)治的革命。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的79年，即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人—清王朝的統(tǒng)治，結束了歷史上延續(xù)兩千多年的封建居住專制制度，是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但是中華民國卻錯誤地將帝國主義列強當作了朋友，孫中山先生甚至發(fā)表了《告各友邦書》，承認各個不平等條約的有效，期望換來帝國主義的支持。這充分體現(xiàn)了資產階級的革命性與妥協(xié)性。
盡管如此，中國的歷史通過這次革命被改變了。我國的社會性質雖然沒有改變，依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政府，為中國的未來帶來了希望。但畢竟由于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導致辛亥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竊取。事實證明資產階級革命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然而就在這時，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西主義，中國無產階級登上了歷史舞臺。中國無產階級是革命性最徹底的階級，也因為如此才能帶領中國人民實現(xiàn)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于是，又一批以陳獨秀、李大釗等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發(fā)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從此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走上了歷史的舞臺。
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決定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道路在中國行不通，中國必須擁有一個新的救國陣營，有一場新的、來自于人民群眾的民主革命，這樣，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始了！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其本質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無產階級將“三民主義”取代的革命斗爭，也是中國社會制度進步的象征。此次革命經(jīng)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19~1927）。
1919年爆發(fā)的五四運動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并直接促成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新民主主義革命擁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此后，中國共產黨不斷發(fā)起工人暴動，反抗北洋政府統(tǒng)治。1924年國民黨“一大”后，國民黨與共產黨實現(xiàn)第一次合作，促成1926年開始的北伐戰(zhàn)爭的勝利進行。1927年，在國民黨右派的破壞和中共內部右傾錯誤思想的影響下，接連出現(xiàn)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國民大革命宣告失敗。
第二階段（1927~1937）。
這一階段被稱為“土地革命”時期。
由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開始，中國共產黨代表人民群眾打響了武裝反抗反動派的第一槍。秋收起義后，確定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開辟了以井岡山為代表的無數(shù)農村革命根據(jù)地，并成功粉碎國民黨數(shù)次“圍剿”。1933年由于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影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1934年開始工農紅軍被迫進行長征。1936年三大主力會師陜北，標志著長征的勝利結束。
在此期間，日本發(fā)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中國東北并虎視眈眈、不斷向南推進。中共主張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戰(zhàn)；而國民黨為了穩(wěn)固政權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最終導致國土淪喪。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結局后，國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
第三階段（1937~1945）。
這一階段被稱為“抗日戰(zhàn)爭”時期。
以“七七事變”為起點，中國人民進入了艱苦卓絕的八年全面抗戰(zhàn)時期。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代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形成，全國人民團結一心，最終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維護了國家的主權獨立，極大地提高了國際地位。中國在此后稱為聯(lián)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
第四階段（1945~1949）。
這一階段被稱為“解放戰(zhàn)爭”時期。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國共進行重慶談判，簽訂關于和平建國問題的協(xié)定（即“雙十協(xié)定”）。1946年，蔣介石撕毀雙十協(xié)定，發(fā)動內戰(zhàn)。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和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解放戰(zhàn)爭最終獲得勝利，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除臺灣、西藏以及港澳以外全部的大陸領土（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香港和澳門分別于1997、1999年回歸祖國）。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過渡性質的社會，即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中國近代史的結束，也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tǒng)治，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數(shù)千年來，中國的歷史是極少數(shù)剝削者統(tǒng)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近百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又憑借堅船利炮，把中國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深淵。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在中國延續(xù)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但是卻并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中國人民為了自由、民主、獨立和統(tǒng)一整整奮斗了一個世紀，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從此，勞動人民成了新中國的主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標志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新的時期。
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國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抵抗侵略的抗爭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打倒帝國主義以實現(xiàn)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義以實現(xiàn)人民富強的斗爭史。我們從中吸取了寶貴的經(jīng)驗。
建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取得了紅軍長征的勝利保存了黨和紅軍的基干力量。
4國共兩黨合則兩利分則兩傷團結就是力量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中國革命取勝的法寶5落后就要挨打。
負的重任。當代社會要求我們有開闊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們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這就要求我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便是這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相信年輕的我們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通過不斷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夠肩負起歷史賦予振興中華的神圣使命。
讓我們銘記歷史，開創(chuàng)未來。
[參考文獻]。
中國近代史的結課論文（匯總15篇）篇三
中華民族是一個優(yōu)秀的民族，擁有著五千年的燦爛文化。然而在其漫長的歷史中，始終與之伴隨的卻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專制制度。在專制統(tǒng)治下，廣大民眾始終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過著自給自足的封閉生活。而在歷代統(tǒng)治者的眼里，華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國，無需與外夷通聯(lián)。到了十九世紀中后期，也就是統(tǒng)治中國的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滿清的后期，這種封閉性與落后性更加突出。與清政府統(tǒng)治下的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此時的世界正在飛速發(fā)展，特別是在歐洲，自工業(yè)革命之后，經(jīng)濟發(fā)展的速度已經(jīng)超越了以往任何時期。先進的技術和現(xiàn)代文明，不僅給歐洲民眾帶來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還給歐洲民眾帶來了民主和自由。
隨著資本主義如雨后春筍般的迅猛發(fā)展，歐洲大陸已經(jīng)遠遠滿足不了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強將目光不約而同的投到了一個地方：那個曾經(jīng)被馬可波羅稱之為遍地是黃金的古老東方國度-中國。通商請求屢遭清政府拒絕的情況下，西方列強用鴉片和大炮打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此時的中國，由于統(tǒng)治者長期以來堅持閉關鎖國的政策，導致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受到了嚴重的制約，已與世界特別是歐洲有相當之大的差距。與西方列強的幾次戰(zhàn)爭，中國均已失敗而告終;屢戰(zhàn)屢敗，屢敗屢戰(zhàn)，已經(jīng)成為當時對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與戰(zhàn)爭失敗隨之而來的，便是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致使中國成為了長達一個世紀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面對著亡國的危機，一些愛國之士，紛紛獻言獻策，想要變法圖存，拯救這個危亡的國家。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康有為率同梁啟超等數(shù)千名舉人聯(lián)名上書光緒皇帝的公車上書。康有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書》中明確反對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極力請求維新變革，富強國家。
在這封奏折中，康有為列舉了世界各國興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訓，充分說明了變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緒皇帝痛下決心，盡快確定國家的基本方針和前進方向。康有為提出了四項解決辦法：(1)下詔鼓天下之氣;(2)遷都定天下之本;(3)練兵強天下之勢;(4)變法成天下之治。康有為指出前三項還只是權益應敵之策，只有第四項才是立國自強的根本大計。他通過對日本明治維新的經(jīng)驗總結，提出了變法的三條綱領，其中最根本的一條就是開制度局，試圖以此作為指導全國變法的中樞機構。排除守舊派官吏的干擾和抵制，發(fā)現(xiàn)并選拔天下的維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順利推行，以此達到國富民強。
然而康有為所倡導的戊戌變法僅僅維持了百天就失敗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舊派的大力阻擾外，其本身的可實用性及實際影響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眾至始至終都沒有參與到這場政治變革中。無數(shù)的歷史經(jīng)驗證明了：在社會歷史發(fā)展過程中，人民群眾起著決定性作用。人民群眾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人民群眾是社會變革的主力軍，他們在充當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的角色方面，發(fā)揮了巨大作用。人民群眾的總體意愿和行動代表了歷史發(fā)展的方向，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最終決定歷史發(fā)展的結局。
康有為及其變法者卻沒有注意到這一顛撲不破的真理。因康有為幼年時經(jīng)歷過太平天國革命，懂得農民起來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從變法的一開始他們就站在害怕和反對革命的立場上，不敢設想通過人民革命來推翻封建統(tǒng)治，只是希望帝國主義、封建統(tǒng)治階級能夠向資產階級讓一點步，吸收他們參加政權，實現(xiàn)資產階級專政。出于此原因，康有為在變法開始時就實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鑒于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機;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沒有實權的皇帝，希望他能夠以身作則，帶頭變革，從而達到全國的改變;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則是鑒于下層人民群眾起來造反的危機。出于以上種種對人民加以防范的動機，其影響力也不可能深入群眾，從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資產階級改良派具有軟弱性，妥協(xié)性。甲午戰(zhàn)爭以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了一個初步的發(fā)展，這是這場運動的經(jīng)濟基礎。但是當時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fā)展水平很低，階級力量相當弱小，不具備進行資產階級性質的社會變革的基本條件。
資產階級由于其歷史的局限性，以康有為為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抱有幻想。他們認為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國家，本國封建主義會應允，西方列強會贊成。康有為等人認為只要說服了光緒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維新變法就可以大獲成功。但它們卻放過了最主要的敵人，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一大批守舊官員，他們是利益既得者，改革會讓他們失去好處，所以他們是改革的一大障礙。再有，就是在華的西方列強，他們也不愿看到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強盛起來，所以千方百計的要阻止中國進行改良變革。因此，維新派對內不敢和封建主義決裂，對外不敢同帝國主義進行正面斗爭，幻想以妥協(xié)和退讓來得到本國封建主義、外國資本主義的同情與支持。資產階級的如此妥協(xié)，改良實難繼續(xù)下去，結果卻被中外反對勢力所絞殺。
再次，維新派的影響有限。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鑒于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陰謀，亡我之心日盛。維新派打出了救亡圖存的大旗，以喚起群眾的愛國熱情。但由于維新派自身的缺陷，認識上的不足，嚴重的脫離群眾。所以，維新派所能影響的基本人群只是對當時政治現(xiàn)狀不滿，朦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化的地主紳士。
維新派通過強學會、保國會、南學會等把這些人員組織起來，并把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變法主張灌輸?shù)竭@些紳士中間去，希望能夠引起他們的共鳴。他們的主張一度得到某些當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強學會成立時，帝師翁同龢、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新建陸軍督辦袁世凱等清朝大員紛紛捐款資助，并列名于會籍，使強學會一時間名聲四起。但這并不代表所有入會的人都真正支持變法，如張之洞是想拉攏康、梁，借他們的名望，壯大自己的實力。而當他發(fā)現(xiàn)維新派的言論主張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圍時，他不但領導了反對維新派的論戰(zhàn)，而且還破壞了維新派的輿論機關。袁世凱起初也是維新變法的積極支持者，譚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凱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說服其舉兵起誓。但是，袁世凱是個兩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勢力遠遠超過光緒皇帝，決定投靠后者。他隨即向榮祿告密，出賣了光緒皇帝和維新派。隨后，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封建守舊派官員，發(fā)動了宮廷政變，囚禁了光緒皇帝，大肆捕殺維新黨人。
光緒皇帝雖然支持變法，但也不能算是維新派的皇帝。光緒皇帝只是把維新派當洋務派的后起之秀來使用。在同慈禧太后的爭權過程中，光緒皇帝把維新派引以為援，企圖借助他們的力量來取得權力，這樣的歷史現(xiàn)象是很常見的。這些人都不能說是真正的維新派。
綜上所述，戊戌變法的資產階級改良思想，雖然沖破了封建守舊主義迂腐沉悶的空氣，激發(fā)了人們的愛國熱情，在社會上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但它畢竟只是在資產階級化的和企圖資產階級化的知識分子中引起了波動，是一場資產階級的政治改革。其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和經(jīng)濟基礎，再加上領導這場改革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具有軟弱性和妥協(xié)性，所以這場改革的失敗也在情理之中。維新派遭到殘酷鎮(zhèn)壓后，隨著社會階級斗爭的迅速發(fā)展，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旗幟越來越褪色，終在歷史的長河中淹沒，不難看出戊戌變法的實際影響是極其有限的。
中國近代史的結課論文（匯總15篇）篇四
摘要：辛亥革命中一些接受西方思想的婦女開展了參政活動，但是由于時代的局限性，運動最終歸于沉寂，但是參政運動的開展仍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本文主要分析了辛亥革命時期婦女參政運動興起的原因，對婦女參政的活動進行了分析，闡述了婦女參政運動歸于沉寂的原因，從而可以更好的了解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參政運動。
關鍵詞：辛亥革命;婦女;參政運動。
辛亥革命時期婦女參政運動的開展從民族發(fā)展以及自身解放的角度出發(fā)，提出了“婦女也要參政”的口號，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拉開了婦女參政的大幕，從此女性為了自身的合法權利走上了頑強拼搏和充滿坎坷的抗爭之路。
（一）革命活動拓展了婦女的眼界。
封建社會中婦女的地位比較多，婦女基本沒有參政議政的權力，辛亥革命的爆發(fā)摧毀了在我國延續(xù)上千年的封建帝制，明國強調男女平等，女性的地位得到極大的提升，這樣就為婦女參政議政工作的開展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辛亥革命的爆發(fā)促進了思想的傳播，很多國外的民主思想傳入到國內，促進了國民民主意識的覺醒。
（二）“天賦人權”思想為參政運動提供了思想基礎。
婦女參政運動的開展還離不開思想基礎，“天賦人權”則是其中的代表。在20世紀初，西方女權運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出現(xiàn)了很多女權運動領袖人物，這就為我國女性樹立了學習榜樣，造成婦女參與到參政活動中。婦女吸收了“天賦人權”思想，同時辛亥革命的爆發(fā)為婦女提供了平臺，參政運動開展中婦女采用辦報刊的方式進行宣傳，擴大女子參政的影響力。
（一）外部原因。
辛亥革命婦女雖然參與到政治活動中，但是相對于男性而言，婦女參政的人數(shù)比較少。在當時的社會中“男尊女卑”的觀念依然存在，即使婦女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但是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甚至很多辛亥革命的參與人員也對婦女存在歧視心理，這樣就導致婦女參政活動面臨著很大的挑戰(zhàn)。不僅如此參政的婦女主要為革命參與人員、官員，這些人員理應具有相同的目標。婦女參政運動中受到了抵制，這些人員在面對抵制時采取不同的應對手段，參政婦女之間不夠團結，導致參政運動的失利。受封建思想的影響，婦女參政活動的開展也沒有得到社會的支持，請愿活動受到輿論反對。
（二）自身原因。
導致婦女參政運動歸于沉寂的原因還包括婦女自身的原因，辛亥革命雖然提升了婦女的地位，但是在當時的社會上婦女的地位仍然比較低，婦女在經(jīng)濟方面不獨立，這是重要的原因。婦女在經(jīng)濟上不獨立，需要聽從男性的指揮，在表達意見時自己的主張不敢輕易的表達出來。其次婦女的素質也比較低，很多婦女沒有接受過系統(tǒng)的教育，對于政治空有參與熱情，但是對于政治的了解比較低，參政的影響力比較小。在參政中不能有效的表達自身的觀點，雖然參與到政治活動中，但是效果比較差，這些原因都對參政運動的開展帶來了阻礙，最終導致參政運動沉寂下來。
（一）經(jīng)濟獨立是參政的基礎。
封建時期的婦女在經(jīng)濟上嚴重的依賴男士，這樣就導致婦女受制于人，不能真正參與到參政活動中。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就說明經(jīng)濟發(fā)展對于政治活動開展的重要性。因此要想使婦女真正的能夠參與到政治活動中，需要婦女在經(jīng)濟方面處于獨立。經(jīng)濟獨立可以使女性擁有自己的選擇權，表達自身的觀點，反之若女性在經(jīng)濟方面處于依賴的狀態(tài)，則會處處受制于人，辛亥革命中婦女參政失敗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婦女在經(jīng)濟方面不獨立，因此要想婦女真正參與到政治活動中要做到經(jīng)濟獨立。
（二）參政運動的開展需要婦女的共同參與。
辛亥革命婦女參政的人員數(shù)量比較少，絕大多數(shù)的婦女沒有參與到政治活動中，同時參政人員之間也沒有建立共同的目標，從而導致參政運動的失敗。這就說明參政活動的開展需要婦女的共同參與，擴大婦女參政的影響力，在社會中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為參政活動的開展奠定一個良好的社會基礎。婦女要想?yún)⒄€需要提升自身的知識儲備，準確的表達自身的觀念，加快參政活動的開展。參政運動中要廣泛的動員群眾的力量，讓更多的婦女參與進來。
（三）參與革命是婦女獲得權利的重要手段。
封建社會下婦女的權利比較少，不能表達自身的觀點，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因此必須開展革命，獲得自身的權利。辛亥革命爆發(fā)前國家處于內憂外患的局面，此時婦女將自身的權利與國家的利益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參與到辛亥革命中，這樣就使得婦女參政運動不斷高漲。政治局面比較復雜，資產階級不能引領革命走向勝利，因此也就不能滿足婦女參政的需求。雖然婦女參政運動最后歸于平靜，但是婦女參政的思想和主張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對新中國成立后女性政治權利的獲取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辛亥革命時期出現(xiàn)了婦女參政運動，婦女參政運動的開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然而辛亥革命婦女參政運動最終歸于沉寂，導致這種情況出現(xiàn)的原因既有外部原因，也有自身原因。婦女參政運動的開展具有一定的啟示，經(jīng)濟獨立是參政的基礎、參政運動的開展需要婦女的共同參與、參與革命是婦女獲得權利的重要手段，可以說辛亥革命時期婦女參政活動的開展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參考文獻：
中國近代史的結課論文（匯總15篇）篇五
摘要：孫中山的思想和業(yè)績是中國近代發(fā)展史上的一座豐碑。在處理國內民族問題時，孫中山和諧思想正是基于對中國社會不和諧的原因而形成的。他贊成“五族共和”，反對民族歧視，主張各民族和諧共處，促進各民族發(fā)展，不僅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統(tǒng)一的自覺認同意識具有積極意義，而且對當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也是構建大陸和臺灣和平統(tǒng)一的重要思想基礎和解決民族、宗教問題的參照標準，同時是中國特色社會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關鍵詞：孫中山;民族和諧;和諧社會。
翻開歷史，不難發(fā)現(xiàn)人類古往今來所有世俗的、宗教的思想學說，以和諧理念為其終極與歸宿，以和諧社會藍圖為目標和旗幟，號召人們?yōu)橹畬崿F(xiàn)而努力奮斗。回顧并總結孫中山的民族和諧思想，對于21世紀如何對待民族和諧問題無疑具有參考和借鑒意義。
(一)形成的背景。
孫中山民族和諧思想誕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大動蕩的年代。在此期間，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日益擴大。孫中山之所以認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xiàn)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1]正是孫中山對社會的不和諧認識基礎上提出的。這不和諧表現(xiàn)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孫中山痛感“中國現(xiàn)行政治，可以概括之曰：無論為朝廷之事，為國民之事，甚至為地方之事，百姓均無發(fā)言或與聞之權。”[2]第二，在經(jīng)濟方面，針對因中國的生產力落后、區(qū)域經(jīng)濟不協(xié)調、經(jīng)濟結構畸形、經(jīng)濟秩序混亂等我國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不平衡因素而造成的中國經(jīng)濟現(xiàn)代化的障礙，孫中山提出建立生產發(fā)達、區(qū)域協(xié)調、公平正義、充滿活力的和諧經(jīng)濟。第三，在文化方面，東方與西方、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文化形成沖突，多元文化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存在現(xiàn)實差異。不同的人文及文化背景，多元化的價值取向，不同的行為方式，都需要創(chuàng)新文化和主流價值觀進行對話、融會、整合與引導。最后，在個人經(jīng)歷方面，與孫中山的民族和諧思想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孫中山學習中國經(jīng)史，不但對孔孟的忠恕之道和仁義思想情有獨鐘，而且完全繼承了孔子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早年在海外學習、流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響，崇尚西方民主。他為了民族和諧，一生為之奮斗。
(二)孫中山的民族和諧思想的發(fā)展過程。
1894年11月，孫中山成立資產階級早期的革命團體——興中會，提出要“驅逐韃虜，創(chuàng)立合眾政府”的口號。孫中山在東京《民報》創(chuàng)刊周年慶祝大會上的演說中指出，“這樣看來，我們并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3]他明確地提出要推翻封建君主專制統(tǒng)治，就必須推翻滿洲貴族的統(tǒng)治。但這一時期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還是處在狹隘的排滿狀態(tài)。1905年同盟會成立，同盟會的章程中規(guī)定“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民國，平均地權”[4]為盟會的政治綱領，同盟會成立以后，“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思想已經(jīng)漸為人知、深入人心，在《民報發(fā)刊詞》中孫中山把這個政治綱領概括為民族、民權、三民主義，后來統(tǒng)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則是孫中山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基本綱領和原則。“滿洲以一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壓迫制度，實現(xiàn)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完成祖國的統(tǒng)一和“中華民族自求解放”，實現(xiàn)“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5]。由狹隘的革命的民族主義變成民族同化的民族主義。
新三民主義時期，孫中山的民族觀產生了新飛躍，在反帝為首要任務和民族自決原則上，同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基本上達成一致，成為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和國民革命時期的旗幟。孫中山先生高舉起民族主義的大旗，從“民族自治”到“必須喚起民眾，聯(lián)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1]。為促進中華民族的覺醒、為克服民族自卑感、為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孫中山的和諧社會思想依據(jù)中國國情而形成并不斷發(fā)展的，并經(jīng)常將其作為論證和諧社會的依據(jù)。
(一)政治領域。
政治領域分別體現(xiàn)在政黨和政權方面：第一，政黨問題。孫中山不僅領導資產階級為代表的人民推翻了封建君主專制，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是仿效了西方政治，他指出“要知文明各國不能僅有一政黨，若僅有一政黨，仍是專制政體，政治不能有進步。吾國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國政治無進步者，獨裁之弊也……要皆為利國福民者也”[6]“夫法久必弊，施行者終有不適之時，學勤益精，研求者自有特優(yōu)之點”[6]。力圖把政黨政治引入到中國的軌道，推進了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現(xiàn)代化進程，以促政治日日向上。第二，政權問題。孫中山抨擊了其黑暗現(xiàn)狀，專制政體的種種弊端。他對民國的政治藍圖作了精心規(guī)劃，高舉“廢除專制，實行共和”的大旗。通過權力的分解、制約而達到社會和諧，是其核心部分。
(二)文化領域。
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們很早就具有了“和諧”的意識。道家宣揚的“天人合一”說是其最高理想境界，古代人們向往和追求友善、和睦相處、平等對待，社會財產為公共所有，孫中山先生“天下大同”的社會，對以后國家政治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均有廣泛的影響。與我們今天所倡導建設的和諧社會，在本質上有許多相似之處。在民族共和下，在這個意義上，“民族共和”類似于現(xiàn)代人們所說的文化(宗教信仰)多元主義體制，就是說，在同一個體制下，各種文化和宗教和平共處。文化多元主義的本質不是讓各種文化的載體居住在特定的空間，而是在同一空間里，各種民族或者族群共同生活和互動。各民族之間的日常互動會發(fā)展出一系列的行為規(guī)范，有助于和諧狀態(tài)的達成。因此，繼承發(fā)揚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應當與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xiàn)代國家有機結合起來。
(一)正確理解孫中山的民族和諧的內涵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要的思想文化資源。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在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上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從“民族自治”到“中華民族為統(tǒng)一體”等這些民族和諧思想。孫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必須獨立”、“祖國必須統(tǒng)一”、“天下為公”等思想文化，為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文化資源。這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從文化層面講，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是對孫中山文化思想在新時代的理論創(chuàng)新和實踐發(fā)展。
(二)民族和諧的內涵是構建大陸和臺灣和平統(tǒng)一的重要思想基礎。
民國建立以后，孫中山更是重視一個和平的環(huán)境對于國家建設的重要意義，多次呼吁各方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統(tǒng)一”，表示自己一定要盡心竭力，實現(xiàn)敦促和平統(tǒng)一，并倡導南北議和，以實現(xiàn)祖國的和平統(tǒng)一。但是，恰在祖國大陸迅速崛起的時候，在海峽對岸“臺獨”勢力最為猖獗的時候，“臺獨”不但不承認自己是中華民族，甚至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我們必須從正反兩面提醒中國人。在對待“臺獨”的態(tài)度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從構建和諧世界的大視野出發(fā)，本著兩岸的互贏共生，用和平的手段，極大地改進了兩岸關系的生態(tài)。對等、對話、對流，代替或部分代替了對立、對抗、對壘。因此，孫中山的民族和諧思想，是構建大陸和臺灣和平統(tǒng)一的重要思想基礎。
(三)民族和諧思想是解決民族、宗教問題的參照標準。
孫中山在就職演說中莊嚴宣告：“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則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tǒng)一。”[7]民國成立，他強化民族和諧，依法打擊民族分裂勢力。這對中國共產黨處理民族問題提供了借鑒意義。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黨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國少數(shù)民族、民族地區(qū)、民族關系的面貌都發(fā)生了歷史性的轉變，以雄辯的事實印證著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主旨：在統(tǒng)一的中華民族大家庭里，進行多民族間的多維交流與對話、健全民族和諧的制度保障，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觀念將有助于我們實現(xiàn)民族和諧，促進各民族的共同發(fā)展。中國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fā)展，充分發(fā)揮民族政策對民族和諧發(fā)展的促進作用。
考慮民族問題的同時，不能無視宗教。《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guī)定：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qū)別”[7]。這對中國共產黨處理宗教問題提供了借鑒意義。1957年1月，周恩來同__在印度新德里談話時明確表示：“我們歡迎發(fā)展宗教聯(lián)系，不但和印度，而且和東南亞各佛教國家均要發(fā)展這種聯(lián)系。但是，我們反對那種以宗教為外衣而以政治為內容的活動。……如借宗教名義向我們進行顛覆活動，那我們就要堅決反對。”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再一次提出，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發(fā)揮宗教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的積極作用。
(四)民族和諧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為指導、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前進方向，繼承“和為貴”、“和而不同”的民族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借鑒人類有益文明成果，倡導和諧理念，培育和諧精神，形成全社會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規(guī)范，確立牢固的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思想道德基礎，是社會和諧的精神紐帶和思想基礎。孫中山崇尚以人為本，重視人生價值，倡導自由、平等和人與社會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天下大同”、“中華民族和諧統(tǒng)一”等文化思想傳承了五千年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智慧文明，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是一種不斷地豐富發(fā)展、兼容的文化集合。它的內在含義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等先進理論有著眾多不謀而合之處，是以科學理性精神、人文價值精神為支撐的現(xiàn)代文化精神主流，是社會主義和諧在思想文化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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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孟慶鵬.孫中山文集(上)[m]北京：團結出版社，1997.
中國近代史的結課論文（匯總15篇）篇六
[摘要]：當今社會，對各個國家來說，最主要問題還是和平與發(fā)展的問題，沒有一個相對和平的外交關系，各國不能正常的發(fā)展自己的經(jīng)濟。中日關系一直以來都是國際政治討論的熱點。從近代到當今，中國和日本的關系都是很復雜的。
日本和中國是兩個一衣帶水的國家，近年來，中日關系問題是一個敏感話題。兩國的關系關系對世界各國與中日兩國之間有著很大的影響。很多人談到日本時就憤憤不平，所以我覺得，中國應該記住歷史和恥辱，再去和平發(fā)展。
[關鍵字]：近代當今癥結中日關系未來。
1提出問題。
國與國之間，合作的前提是互相收益，在整個中日關系中，經(jīng)濟合作占主導地位，對中日的整體發(fā)展具有特別的重要的意義，從現(xiàn)狀看，中日兩國互為最重要的經(jīng)濟合作伙伴之一。在貿易方面，日本已連續(xù)十多年保持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對日本來說，中國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貿易伙伴之一。回顧戰(zhàn)后以來中日關系發(fā)展的歷史，人們可以看到，經(jīng)濟合作推動了整個中日關系改善。在漫長的歷史年代，貿易合作通過民間渠道不斷得到加強，促進了政治和文化領域關系的發(fā)展，最終經(jīng)過了長期積累得到了加強，促進了政治和文化領域關系的發(fā)展，并最終促成了中日關系的正常化。七十年代兩國關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個關鍵時期，經(jīng)濟關系，尤其是其中的貿易往來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動中日關系健康發(fā)展。即使在中日兩國之間出現(xiàn)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臨十分嚴峻的局面時，經(jīng)濟合作也在不斷發(fā)展，并且成為改善兩國關系的重要因素。
2近代史中日關系的變化。
中國近代史發(fā)生了許多事件。而許多事件也使中日關系發(fā)生著變化。
1871年9月，清朝和日本在天津簽訂《中日修好條規(guī)》和《中日通商章程》，正式確立了對等的國家關系，中日關系也從此進入近代新階段1872年，日本宣布琉球群島是日本的領土，不承認中國自1372年起對琉球的宗主國地位，宣布廢除琉球國，設置琉球藩，封琉球國王尚泰為藩王，正式合并琉球。1874年，以臺灣原住民殺害琉球人的牡丹社事件為由，日本出兵入侵臺灣。1879年4月4日，日本廢琉球藩，改為沖繩縣，完全吞并了琉球。
1877年，以何如璋為首任公使的清外交使團赴日，1882年9月正式開設駐日公使館。
1894年春，朝鮮爆發(fā)東學黨農民起義。6月2日，日本內閣作出出兵朝鮮的決定。6月3日，朝鮮政府請求清政府協(xié)助鎮(zhèn)壓。1894年7月19日，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逼令朝鮮政府廢除《中朝通商條約》，并驅逐清軍出境。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對日宣戰(zhàn)。同一天，明治天皇發(fā)布宣戰(zhàn)詔書，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1895年4月17日，清朝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馬關春帆樓簽署了《中日馬關條約》，條約規(guī)定：中國從朝鮮半島撤軍并承認朝鮮的“自主獨立”，中國不再是朝鮮之宗主國；中國割讓其東南的臺灣島及所有附屬島嶼、澎湖群島和東北部的遼東半島給日本；中國賠償日本2億兩白銀。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日本。清政府派出知府銜道員劉學洵與員外郎慶寬以“考察商務”為名赴日，相互密商結盟，并引渡康梁回國。但劉學洵與慶寬辦事不力，逐告吹。
1905年12月12日，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接受日、俄《樸次茅斯和約》中的所有規(guī)定，還額外給日本以某些權益。
1911年，辛亥革命時期，日本既支持革命黨也支持清王朝，圖謀分裂中國。武昌起義爆發(fā)之后的10月28日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致密電給內田康哉外務大臣：“帝國政府亟須當機立斷，下定決心？?趁此絕好時機，亟應在華中、華南建立兩個獨立國家，而使?jié)M清朝廷偏安華北？?維持滿清朝廷于華北一隅，而使其與南方漢人長期對峙，乃屬對帝國有利之上策。”
1914年8月23日，一戰(zhàn)爆發(fā)不久，日本對德宣戰(zhàn)，卻把矛頭指向了中國。1928年5月3日，中國國民黨北伐軍過境山東時，在濟南跟日軍發(fā)生沖突，并殺害了一些日本僑民。國軍戰(zhàn)地政務委員兼外交處主任蔡公時及隨行17人在交涉公署被日軍殺害，史稱“濟南慘案”。之后，日軍繼續(xù)增兵并占領濟南全境，對平民進行了屠殺，北伐軍被迫繞道北進。1928年6月3日，被北伐軍擊敗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乘火車由北京回奉天。之前，日本政府特使要求張宣布東北獨立，被張拒絕。6月4日清晨，張作霖所乘專列途經(jīng)沈陽南滿路與京奉路交叉路“三孔橋”時，被日本關東軍預埋炸藥炸成重傷不治而死，史稱“皇姑屯事件”。
1930年5月6日，《中日關稅協(xié)定》在南京簽字。期限3年，日本承認中國關稅自主，但又規(guī)定對110種進口的日貨暫不加稅。1934年國民政府在《中日關稅協(xié)定》期滿之際，再次提高進口稅稅率。中國進口關稅從1929年的4%增至1930年的10%，1934年又達25%。
1931年9月18日，日軍借柳條湖事件向中國東北駐軍發(fā)起進攻，因中國守軍奉行蔣介石和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日軍很快占領東三省，史稱“九一八事變”。21937年7月7日，發(fā)生盧溝橋事變，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
3當今中日關系。
當今中日關系面臨著各種低谷近期，而回頭看近代史中日關系的變化，中日之間的關系能完全解決嗎？能有好相處嗎？這有許多問號。就當今中日之間因為釣魚島等事件使中日關系降至低谷。
3.1釣魚島事件。
在釣魚島的歸屬這一問題上，中日兩國存在分歧。多年來，日本時常有一些右翼分子在釣魚島問題上進行挑釁。日本政府曾決定，如果外國人無視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釣魚島，將被認為是非法入境，日本將用武力予以驅逐。
自9月7日一艘中國漁船在釣魚島海域同兩艘日本巡邏船相撞以來，日本方面非法抓扣中國漁民漁船，并不顧中方十余次的嚴正交涉，繼續(xù)非法扣押漁船船長的行徑，對中日雙邊關系造成了嚴重損害。釣魚島領土歸屬問題是一個歷史問題。在這次撞船事件上，日本政府一意孤行，任由事態(tài)惡化，也是基于所謂“釣魚島歷史上是日本的固有領土”的立場。要想對這個問題有一個客觀而公正的認識，首先必須正視和尊重歷史的客觀事實。
3.2日本篡改歷史并參拜晉國神社。
晉國神社是日本侵略中國的象征靖國神社是位于日本東京千代田區(qū)九段北的一個神社，供奉自明治維新以來為日本帝國戰(zhàn)死的軍人或軍屬，其中絕大多數(shù)是在中日戰(zhàn)爭及太平洋戰(zhàn)爭中陣亡的日兵及殖民地募集兵，并包括14名甲級戰(zhàn)犯，使得神社備具爭議性，所以被視為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征。
日本歷史教科書爭議，指圍繞日本國內歷史教科書而衍生的爭議。爭論主要圍繞書中近代、現(xiàn)代史等課題，也涉及日本文部科學省教科書檢定與采納等議題。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不止引起日本國內關注。周邊的國家例如中國、韓國及其他東南亞國家，尤其關注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如何記載、評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的所做的事。因此，此事對中日關系影響很大。
以上兩事件說明中日當今關系處在低谷，聯(lián)想近代史中日關系說明中日關系處在利刃上，有點風就可能斷。
4中日關系的癥結。
4.1我對這種關系的總結。
中日的這種關系到底是因為什么呢？在我想，在亞洲，中日兩國的綜合國力都在上升過程中，是未來世界多極化格局中不可忽視的力量。日本遲早要成為政治大國，這與中國成為經(jīng)濟大國同樣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中日兩國在告別了"一強一弱"3的時代后必須適應相互容忍和接受對方。要是彼此把對方看做是威脅自己的對手，試圖聯(lián)合其它力量牽制對方，那就勢必會導致危險的對抗，從而危害亞太地區(qū)的和平與穩(wěn)定，而如果認為對方是與自己既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相互與促進的伙伴，就有可能構筑起新型的雙邊關系的格局，進而為亞太地區(qū)乃至于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穩(wěn)定作出貢獻。中日經(jīng)濟關系正處于重大轉折，即日本經(jīng)濟從占絕對優(yōu)勢正轉變到相對優(yōu)勢。這一過渡將維持一個時期，兩國間矛盾也就會不斷地冒出來。日本的寬容度會相對地縮小，中國的應對能力還有限，這樣，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中日兩國間政治磨擦因素和大眾傳媒的片面報道，不僅阻礙著兩國增進相互理解，而且不斷制造出新的相互誤解乃至相互敵對的情緒。體制與意識形態(tài)的差異以及西方文化影響的不對稱性也將對中日共同文化基礎產生抵消作用。近年來中日兩國國民之間出現(xiàn)了所謂"感情摩擦"，以致圍繞對華政策的日本國內政治形勢十分微妙，甚至連經(jīng)濟界也不便將希望發(fā)展日中經(jīng)濟關系的"心里話"痛快地說出來。這種為政治的、情緒的因素而犧牲兩國利益乃至整個東亞地區(qū)合作利益的傾向是十分可悲的。
4.2日本認識問題的方面。
日本的認識問題。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復雜的，昔日煌達的經(jīng)濟如今深陷低迷，日本應該坦然承認和接受地區(qū)國家按照優(yōu)勢互補的原則在同一平臺上進行競爭與合作的事實。日本要擺脫以下觀念：1.追求全球自由貿易，不參加地區(qū)歧視性經(jīng)貿組織；2.繼續(xù)追求在東亞領頭羊角色，維護東亞的垂直分工體系；3.迫于國內政治的壓力，為保選票，不敢開放國內某些脆弱領域；4.回避歷史，認為如果認罪有損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對歷史和現(xiàn)實，要成為一個正常的大國首先要以一個正常大國的姿態(tài)和度量行事，無論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難，依然故我。只有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周邊國家才能對你這種身份認同。
5中日關系展望。
由于日本既是中國的歷史宿敵，又是中國的心腹大患，既是世界經(jīng)濟大國，又是中國的近鄰，既是美國封堵中國的第一幫兇和制衡中國的重要籌碼，又是企圖挑起爭端妄圖永久霸占我國領海的罪惡國家。因此，我們有必要站在亞太地緣戰(zhàn)略的高度分析一下中日關系。
5.1日本所處的的地理位置。
日本是一個與地震共生的國家，日本地處環(huán)太平洋的地震帶上，地震在日本人的四最怕中位居第一，地震就像夢魘一樣纏繞著這個櫻花盛開的國家。日本有一個古老的傳說：在日本海深處，有一條巨大的鲇魚，倘若太陽女神不滿人間的統(tǒng)治者4的話，鲇魚就會翻身，地震就會爆發(fā)。由于惡劣的生存環(huán)境和這個古老的傳說，地震改變著日本的歷史和未來：
5.2中日兩爭的前景展望。
中日兩爭的前景展望，中日釣魚島主權之爭與東海專屬經(jīng)濟區(qū)劃界之爭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中日兩爭既有巨大的經(jīng)濟價值—海底石油相當于中東的儲油量，又有巨大貢獻的戰(zhàn)略價值—釣魚島既處在日本的海外生命線上，也處在中國海軍出入太平洋的航道上；同時還與美國的全球戰(zhàn)略—保持自身的長期霸主地位而扶日制華—緊密相聯(lián)。因此，在美國的霸權還沒有一定程度之前，中日兩爭和臺灣問題都解決不了。只有當美國的霸權衰落到顧不了那么多或橫加干涉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得多時，中日兩爭和臺灣問題方可一并解決。
5.3我對這個事件的看法。
中日不會太平的，日本民族的劣根性及其軍國主義也不會讓中國太平的。在與日本的交往中，我們應時刻記住歷史，以史為鑒，汲取教訓。不管時勢怎么變化，我們要先做應對之法，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更何況是對日本。并不是中國人民不想友好，只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個世界并不太平，我們的國家也尚未足夠的強大，我們仍需要和平的環(huán)境發(fā)展，但是我們必須警醒，這個世界沒有誰對誰有多好，利益才是一切。今天是朋友，明天就可能是敵人，況且是日本。縱觀古今，我們必須時刻提防日本，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做好一切應對，適當?shù)膹娪膊攀怯驳览恚≈袊穆分荒芸孔约鹤撸?/p>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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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所：《現(xiàn)代國際關系》，1997年第8期。
中國近代史的結課論文（匯總15篇）篇七
摘要：辛亥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發(fā)動和領導的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既是一場革命運動，又是一場政治革新運動，同時又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它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但是辛亥革命是一朵不結果是的花，可以看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充分的暴露出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xié)性。雖然它失敗了但它開歷史之先河，指明了中國今后應該走的道路。
關鍵詞：辛亥革命運動意義道路。
一、辛亥革命的背景。
中國近現(xiàn)代史綱要論文社會背景：(1)《辛丑條約》簽訂后，中國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敗無能；(2)改革客觀上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fā)展，為資產主義民主革命準備了物質條件；(3)新式學堂的興起和留學教育的發(fā)展，革命知識分子的隊伍不斷壯大；(4)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學說是思想武器；(5)上海和東京成為中國革命知識分子宣傳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陣地；(6)民主危機加深，社會矛盾激化；(7)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宣傳和組織工作。
王會等。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出刊機關報《民報》，確定了革命綱領。
二、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
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反對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目的的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中國人民為救亡圖存、振興中華而奮起革命的一個里程碑，使中國發(fā)生了歷史性巨變，具有深遠而偉大的歷史意義。
辛亥革命給封建專制制度以致命的一擊。它推翻了統(tǒng)治中國二百多年的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資產階級共和國，推動了歷史的前進。辛亥革命使人民獲得了一些民主共和的權利，從此，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勢力的政治代表、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統(tǒng)治，沉重的打擊了中外反動勢力、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此后，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再也不能在中國建立起比較穩(wěn)定的統(tǒng)治，為中國人民斗爭的發(fā)展開辟了道路。
之害”。這不僅改變了社會風氣，也有助于人民的精神解放，民族資本主義經(jīng)濟力量顯著增加，使無產階級隊伍迅速壯大起來。
辛亥革命給人們帶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推動了亞洲各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辛亥革命激發(fā)了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覺醒，打開了思想進步的閘門。列寧指出，“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具有世界意義，因為它將給亞洲帶來解放并將破壞歐洲資產階級的統(tǒng)治。”(4)特別是對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反對殖民主義的斗爭起到推動作用，使亞洲出現(xiàn)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
“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歷史發(fā)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國人民為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奮起的一個偉大里程碑。”(5)辛亥革命具有它深廣的意義。
三、辛亥革命中存在的問題及其經(jīng)驗總結。
存在的問題——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
辛亥革命以同舊勢力妥協(xié)告終。孫中山曾沉痛地說：“政治上、社會上種種黑暗腐敗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6)辛亥革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它暴露出革命中存在的問題，證實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領導這次革命資產階級政黨——同盟會缺乏明確反帝綱領和具體行動，由于資產階級歷史的局限性，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對帝國主義的本質認識不清楚。資產階級把革命目標只限于反對清朝皇帝，認為“清帝退位”就是專制已除，革命大告成功了，對反對封建主義認識不徹底。資產階級革命派害怕帝國主義出面干涉，恐懼農民群眾把反帝反封建斗爭深入開展下去，掌權以后壓制工農群眾的革命運動，解除群眾武裝，基層政權基本上沒有觸動。
命遭到失敗是難免的。革命領導人未能發(fā)動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參加斗爭。失去動員農民群眾的作用，脫離人民群眾，革命派力量顯得十分弱小。而其根本性是資產階級革命派沒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缺乏一個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綱領。組織上不鞏固，同盟會內部復雜，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缺乏統(tǒng)一信仰。
革命中出現(xiàn)如此多的問題，充分地暴露出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xié)性，外加上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的破壞，政黨政治、議會等充分地證明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即使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但從中我們總結很多經(jīng)驗，得到很多教訓和啟示。
首先，在政治上，辛亥革命敢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拉下馬，封建專制制度不能統(tǒng)治中國，并且資產階級共和制度也不能領導中國，故需探索民主共和制度，以引導中國走向富強。辛亥革命把反動的封建帝制掃進歷史的垃圾堆，為此后的革命積累了經(jīng)驗。它引領的政治風暴使一切專制的制度無法占領地位，也許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尚未形成，但中國人民心深處的民族獨立，人民民主的政治理念已經(jīng)形成。在辛亥革命后的斗爭歲月中，中國人民努力踐行者孫中山夢寐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國”。
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民主俱達”，“政治上革命今已如愿而嘗矣”，此后乃是“以民生主以為歸宿，即是注重實業(yè)。”雖然這是對形勢的錯誤估計，但卻真的給近代化經(jīng)濟帶來了生機。孫中山親自制定的《實業(yè)計劃》藍圖中，詳細地闡述了中國的發(fā)展之路。以發(fā)展交通為重點，提出建招鐵路、公路干線、疏通運河、新建港口，計劃通過交通線聯(lián)通工業(yè)區(qū)，走近代化工業(yè)之路，以改變中國農業(yè)經(jīng)濟的發(fā)展現(xiàn)狀，實現(xiàn)中國工業(yè)化。雖有些措施不切實際，但深深影響了中國，有著不可估量的生命力。它也引導中國向工業(yè)化之路發(fā)展。
再次，在思想文化、社會習尚上，辛亥革命也開創(chuàng)了一代新風。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新思想，開始吹拂古老的中國大地，砸碎了“忠君盡道”的封建專制文化的枷鎖，人們開始用新的道德觀念核心的價值觀念思考問題認識社會，封建道德日益為人民所遺棄，思想界得以解放，為后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共產黨崛起承傳中山先生志業(yè)奠定了思想根基。
總之，辛亥革命開啟了中國的政治民主化、經(jīng)濟近代化、文化自由化，對中國的現(xiàn)代影響深遠。
四、結論。
辛亥革命及其后的斗爭最后都歸于失敗，但它給了我們深刻的教訓和啟示，要徹底改變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實現(xiàn)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必須尋找新的革命思想、新的革命政黨、新的革命力量、新的革命道路、新的革命前途，俄國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中國工人階級的迅速壯大和工人階級運動的發(fā)展成為新的領導階級；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成為中國新的領導核心。辛亥革命后，中國的民主革命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新民主主義時期。
參考文獻：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中國近代史的結課論文（匯總15篇）篇八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堅持德育為先。立德樹人，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把德育滲透于教育教學的各個環(huán)節(jié)，貫穿于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各個方面。中國近代史是高校的必修基礎課程，其內容既是中華民族的一部苦難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爭史和光榮史，是對大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尤其是進行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教育的生動教材。其中大量英雄人物的道德形象，他們在保衛(wèi)祖國、反侵略斗爭和近代化建設中表現(xiàn)出來的優(yōu)秀品質，為當代大學生樹立了光輝的典范。因此，充分運用歷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對大學生進行德育，是歷史教學的目的之一，也是教師應盡的重要職責。
一、進一步增強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認識。
在歷史教學中，除向大學生介紹必要的基礎史實，培養(yǎng)發(fā)展大學生的學習能力外，進行德育十分必要。利用中國近代史的教學，系統(tǒng)地向大學生進行德育，能提高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和道德水平，增強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復興的責任感，培養(yǎng)大學生的開拓進取精神，堅定社會主義信念。
黨中央對加強國情教育一直十分重視。當前，我國的經(jīng)濟得到了迅速發(fā)展，但也出現(xiàn)了一些金錢至上、唯利是圖和道德滑坡等消極現(xiàn)象。社會對高校也提出了不同于傳統(tǒng)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特別是社會上的一些功利主義因素開始滲透到高校教育中，影響到一些大學生。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增強對德育重要性的認識，充分運用中國近代史課堂教學這一陣地，加強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發(fā)揮其他學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二、充分備課，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內容。
中國近代史教材中包含著豐富的德育內容，這就需要教師認真鉆研教材，有意識地提煉其中的德育素材，以確立德育的達成目標。結合中國近代史教材，在備課中，可把中國近代史的德育內容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進行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教育。
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中國近代社會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振興中華、救亡圖存，始終是激勵近代先進的中國人持續(xù)奮斗的動力和理想。在教材中，先進的中國人為救國救民而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探索。被譽為“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則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魏源，這批開明的地主階級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經(jīng)世改革的主張；農民領袖洪秀全為建立“理想的天國”而奮起反清；薛福成、鄭觀應等早期改良思想家為突破“洋務運動”的局限而奔走吶喊，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維新人士為挽救民族危亡、發(fā)展資本主義而倡導“變法”；孫中山、黃興等資產階級革命派為民主共和而進行不屈不撓的探索，但歷史事實表明這些探索最后都失敗了。
直到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中國革命面貌才煥然一新。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經(jīng)過28年的浴血奮戰(zhàn)，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又經(jīng)過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使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上述史實表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fā)展中國。所以1840～1949年的中國近代史，是培養(yǎng)大學生熱愛中國共產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生動教材。教師通過對這些內容進行深入教學，使大學生深刻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必然結果、是中國人民歷史性的選擇，從而堅定大學生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貢獻力量和實現(xiàn)中華民族復興的決心。
（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
從鴉片戰(zhàn)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中國的仁人志士為了救亡圖存，為了維護祖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為了人民的富強和幸福，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其精神支柱就是愛國主義精神。在中國近代史內容中，既有屈辱的“黑色的歷史”，如《南京條約》、《天津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喪權辱國條約的簽訂，英法聯(lián)軍火燒圓明園，旅順口和南京數(shù)以萬計的人民被屠殺，都令人肝腸寸斷，同時也有奮斗的“紅色的歷史”，這些都可以進一步激發(fā)大學生的愛國熱情，增強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樹立自強自立的精神。
在教材中，林則徐等人虎門銷煙、抗擊英軍的英雄壯舉；三元里民眾不畏強暴、誓死抵抗激烈的武裝抗英斗爭；老將馮子材鎮(zhèn)南關大敗法軍的凱歌；北洋海軍鄧世昌、林永升等海軍將士血戰(zhàn)到底、以身殉國的業(yè)績；民主革命的宣傳家陳天華“蹈海自盡”喚起國人的革命精神；國共兩黨攜手抗日最終取勝的輝煌成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光輝業(yè)績，等等。這一切都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教師通過對這一系列史實進行教學，使大學生接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的熏陶，堅定發(fā)揚先輩們自強不息的愛國精神，樹立為把祖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而奮斗的志向。
（三）繼承革命傳統(tǒng)和優(yōu)良品德的教育。
中國近代史中蘊涵著豐富的做人道理，教材中匯集了大量近代英杰的素材。例如，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高度責任感；洪仁？臨終遺詩堅信“天國祚雖短，光復待他年”的樂觀主義精神；黃花崗烈士林覺民“為天下人謀永福”的豪邁絕筆；李大釗不為酷刑所屈服，堅信共產主義必勝的堅定信仰；等等。這些都是中華民族優(yōu)秀道德觀的體現(xiàn)，是先輩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教師通過這些豐富的實例對大學生進行教育，激勵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以近代史上英雄人物為楷模，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實實做事，成為學有專長的高素質人才。
三、與時俱進，豐富德育的方法。
中國近代史有著豐富的思想教育內容，要達到提高大學生思想道德素質、達到德育的目的，還需要教師講究教學藝術，與時俱進，采用多種教育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來解釋歷史的本領。
在中國近代史教學中，常常會涉及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由于大學生雖正處于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定型時期，但人生閱歷仍比較有限，對于一些重要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尚不能完全把握，因而需要教師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來加以引導。例如，不能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當時的人和事，而是要進行實事求是的科學分析。如在講到洪秀全時，既要根據(jù)當時的歷史條件，肯定他發(fā)動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打擊清王朝及外國侵略勢力，為歷史做出的貢獻，同時還應看到他作為小生產者代表所帶有的皇權思想、等級尊卑觀念及宗派思想、享樂思想和絕對平均主義思想等。正是后者成為太平天國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注意教育方法的多樣化。
按照教育心理學的原理，德育的過程分為明理、激情、立志、導行等階段，它們之間互相滲透、促進，德育的最高要求是讓學生養(yǎng)成自我教育的習慣，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德育不能單純地灌輸，還要善于點撥，啟發(fā)學生自己去判斷。教師應努力通過言簡意賅的語言、畫龍點睛的手法、潛移默化的方式進行德育。同時，還應重視多媒體教學手段的運用。傳統(tǒng)的教學中，黑板是主體。在講課的過程中僅僅是文字的展示，很難讓大學生將理性與感性結合起來。現(xiàn)代教學中，多媒體技術在大部分高校教學中已普及，關鍵是要提高課件本身的質量。例如，在講授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時，穿插建黨__周年來歷次黨代會的圖片，可對加強熱愛黨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應將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結合起來。具體、生動、形象的講述，能夠引起大學生的興趣，加深感性認識，進一步加深理性認識。例如，可配合教材內容選取有關的電影、錄像片斷等，組織大學生觀看，還可配合各種重大紀念活動和節(jié)日，組織大學生開展學術報告會，編歷史手抄報，進行歷史知識競賽，參觀博物館、革命歷史遺址和圖片展覽等，使大學生接受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在“細雨潤物”中培養(yǎng)大學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大學的中國近代史教學屬于主干學科，其本質屬性仍然是素質教育，因此在中國近代史教學中貫徹德育，提高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既是認真貫徹《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10年）》的要求，又是全面提高人才培養(yǎng)質量、建設應用型人才培養(yǎng)特色名校的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中國近代史的結課論文（匯總15篇）篇九
摘要：中國社會在鴉片戰(zhàn)爭后，進入了近代的進程，并且隨之發(fā)生了眾多的變化。兩次戰(zhàn)爭之后，廣大人民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侵入的不斷深化，幾近滲入社會的各個層面，西方殖民主義者在中國權利的不斷擴大，帶給了古老中國無休止的戰(zhàn)火。這兩次戰(zhàn)爭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響了中國？中國的社會進程又發(fā)生了怎么樣的變化？本文重點描述了這些。
關鍵詞：鴉片戰(zhàn)爭、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自然經(jīng)濟、洋務運動、海關。
一、兩次戰(zhàn)爭，一種命運。
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是以發(fā)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鴉片戰(zhàn)爭為標志，同時這也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開端。
1839年6月3日至21日，欽差大臣林則徐在虎門海灘公開銷毀英、美等商人呈繳的鴉片21298箱[2]。英國殖民主義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國內閣正式?jīng)Q定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4月英國國會正式通過，6月由英國全權代表懿律()統(tǒng)率4000侵略軍，乘艦船40余艘到達廣東海面并封鎖珠江口，鴉片戰(zhàn)爭正式爆發(fā)。
此時，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無疑，統(tǒng)治階級中的妥協(xié)派占據(jù)了主導，林則徐、鄧廷楨被革職查辦；沙角、大角、虎門炮臺相繼失守，定海、寧波、鎮(zhèn)海相繼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讓戰(zhàn)火在古老的東方國度持續(xù)燃燒了兩年零兩個月，最終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而結束。自此中國不再享有完整獨立的主權，中國社會開始轉化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開始了長達109年水深火熱的日子！
當中國國內太平天國起義達到高潮的時候，英法兩國在美俄的支持下，對中國發(fā)動了新一輪的侵略戰(zhàn)爭，并以此來擴大鴉片戰(zhàn)爭中所獲得的利益，史稱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
1860年10月，無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與英法侵略者簽訂《北京條約》，至此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結束。中國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
兩次鴉片戰(zhàn)爭，古老的東方國度——中國，在清朝統(tǒng)治者的帶領下，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千萬萬中國人民都面臨著一種命運——用槍炮和鮮血來換取國家的主權獨立與民族自由！
二、兩次戰(zhàn)爭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
兩場久遠的戰(zhàn)爭，中國恥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陣陣槍炮聲，一聲聲吶喊聲中拉開了。
此后西方殖民主義者，帶著資本主義的各類成果來到了中國，從各個方面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fā)展進程。
（一）海關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變化。
兩次戰(zhàn)爭用武力叩開了中國的國門，在此便不得不先談一下清代海關的變化。
可是現(xiàn)在，西方殖民主義者不僅用武力口開中國國門，而且用兇殘的暴力將中國的海關自主權硬生生地剝離，更有一些殖民主義者敏銳地察覺到“在中國這樣一個列強共同爭奪的國家中建立一個完全殖民地性質的海關機構，事實上是很難行得通的。”[6]咸豐九年(1859)，在海關司稅李泰國的緊逼下，清廷將總稅務司升格為中國海關行政的最高首腦，并委任李泰國為近代中國海關第一任總稅務司，這位大英帝國的海關代表，不僅“霸占”了中國海關的最大權利，還在其任期內將司稅改為稅務司，稅務司的實際地位就相當于各地海關行政之最高長官。此外清廷的海關系統(tǒng)還包括：海政局、同文館和郵政局。
西方殖民主義者利用武力、利誘官員等手段進一步控制了清廷海關大權，為其傾銷工業(yè)產品，掠奪原材料及初級產品提供了便利。
（二)清政府的自強運動(洋務運動）。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以英國為首的侵略勢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國封建政權。英、美、俄、法等國的公使聯(lián)合干涉中國的內政和外交，此時與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適應是封建政權的顯著地買辦化。從清朝封建統(tǒng)治集團本身的變化上說，一批主張學習西方軍事、技術，并與外國侵略勢力關系更密切的買辦化官僚產生了，即所謂的洋務派。他們?yōu)榫S護清王朝的封建統(tǒng)治和擴大本集團的勢力，開展各種洋務活動。
前期，以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官僚軍閥，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軍事工業(yè)，所謂的“自強新政”。1861年，曾國藩在安慶建立“安慶內軍械所”；1862年李鴻章在上海設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鴻章在上海高昌設立江南制造總局；同年，李鴻章在南京設立由因國人馬格里督辦的金陵制造局。但這些企業(yè)大都工作效率低下，產品質量低劣。在興辦軍事工業(yè)的同時，還訓練新式陸軍和建立新式海軍（即籌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師）。
后期，從70年代初期開始，洋務派從軍事工業(yè)轉而舉辦一系列民用企業(yè)，以供應軍用工業(yè)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運輸、以“求富”。其中規(guī)模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創(chuàng)立的輪船招商局，1876年籌辦的開平礦務局，電報總局、漢陽鐵廠、上海機器織布局等。“洋務派所辦新式企業(yè)均為官僚商辦企業(yè)，也是北洋系買辦官僚所憑借的經(jīng)濟體系。洋務派興辦這些企業(yè)的目的是企圖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的一些東西來維護封建統(tǒng)治，并增強本集團的實力和財富。這些資本主義企業(yè)實際上就包含著官僚資本主義的最初形式。”[7]中國的資本主義在這些企業(yè)中緩慢的成長。
（三）西方資本主義沖擊下的自然經(jīng)濟。
其解體的具體表現(xiàn)為：
從鴉片戰(zhàn)爭后，特別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戰(zhàn)爭之前的時期內，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傾銷下，與農業(yè)結合的手工業(yè)尤其是棉紡織手工業(yè)開始解體，廣大農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產資料不得不依賴于市場，成為世界市場的購買者；另一方面，在外國資本主義原料掠奪下，中國農產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擴大，廣大農民又成為世界市場的原料供給者，中國農業(yè)經(jīng)濟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四）、其他方面。
以上著重分析的幾個方面，是兩次鴉片戰(zhàn)爭后，對中國歷史影響較為長遠和深刻的方面，下面來描寫在外國資本主義的掠奪下依然存在的幾個其他方面。
在洋務運動創(chuàng)辦近代企業(yè)的同時，中國社會還出現(xiàn)了一批商辦企業(yè)，如：1866年的上海發(fā)昌機器廠，1873年的繼昌隆繅絲廠，1878年天津的貽來牟機器磨坊等，這些企業(yè)構成了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的發(fā)端。
另一方面近代工業(yè)在中國的出現(xiàn)，使得中國產生了第一批近代產業(yè)工人，他們形成了早期的中國無產階級。并在此后30年的時間內，隨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fā)展，中國的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產生了。
另外在鴉片戰(zhàn)爭后，地主階級改革派效法和學習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后逐步發(fā)展為維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思想解放。
五、結束語。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在飽經(jīng)了109年戰(zhàn)火紛爭的中國人民，終于可以過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遠的戰(zhàn)爭不是只能活在我們的回憶當中，我們要居安思危，時刻謹記自己所處的環(huán)境，自尊自強，從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讓我們銘記歷史，開創(chuàng)未來！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著：《鴉片貿易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頁。
【2】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下，北京大學出版社。
【3】馬克思恩格斯著：《新的對華戰(zhàn)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739頁。
【4】賀翼柯，《戈登在中國及蘇丹》，見王崇武等編譯：《太平天國史料譯叢》，第148頁。
【5】《熙朝紀政》卷六，《紀英夷入貢》附《敕諭英吉利國王二道》。
【7】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下，北京大學出版社。
【9】毛澤東著《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26頁。
中國近代史的結課論文（匯總15篇）篇十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堅持德育為先。立德樹人，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把德育滲透于教育教學的各個環(huán)節(jié)，貫穿于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各個方面。中國近代史是高校的必修基礎課程，其內容既是中華民族的一部苦難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爭史和光榮史，是對大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尤其是進行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教育的生動教材。其中大量英雄人物的道德形象，他們在保衛(wèi)祖國、反侵略斗爭和近代化建設中表現(xiàn)出來的優(yōu)秀品質，為當代大學生樹立了光輝的典范。因此，充分運用歷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對大學生進行德育，是歷史教學的目的之一，也是教師應盡的重要職責。
在歷史教學中，除向大學生介紹必要的基礎史實，培養(yǎng)發(fā)展大學生的學習能力外，進行德育十分必要。利用中國近代史的教學，系統(tǒng)地向大學生進行德育，能提高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和道德水平，增強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復興的責任感，培養(yǎng)大學生的開拓進取精神，堅定社會主義信念。
黨中央對加強國情教育一直十分重視。當前，我國的經(jīng)濟得到了迅速發(fā)展，但也出現(xiàn)了一些金錢至上、唯利是圖和道德滑坡等消極現(xiàn)象。社會對高校也提出了不同于傳統(tǒng)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特別是社會上的一些功利主義因素開始滲透到高校教育中，影響到一些大學生。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增強對德育重要性的認識，充分運用中國近代史課堂教學這一陣地，加強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發(fā)揮其他學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中國近代史教材中包含著豐富的德育內容，這就需要教師認真鉆研教材，有意識地提煉其中的德育素材，以確立德育的達成目標。結合中國近代史教材，在備課中，可把中國近代史的德育內容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進行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教育。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中國近代社會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振興中華、救亡圖存，始終是激勵近代先進的中國人持續(xù)奮斗的動力和理想。在教材中，先進的中國人為救國救民而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探索。被譽為“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則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魏源，這批開明的地主階級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經(jīng)世改革的主張;農民領袖洪秀全為建立“理想的天國”而奮起反清;薛福成、鄭觀應等早期改良思想家為突破“洋務運動”的局限而奔走吶喊，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維新人士為挽救民族危亡、發(fā)展資本主義而倡導“變法”;孫中山、黃興等資產階級革命派為民主共和而進行不屈不撓的探索，但歷史事實表明這些探索最后都失敗了。直到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中國革命面貌才煥然一新。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經(jīng)過28年的浴血奮戰(zhàn)，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又經(jīng)過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使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上述史實表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fā)展中國。所以1840～1949年的中國近代史，是培養(yǎng)大學生熱愛中國共產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生動教材。教師通過對這些內容進行深入教學，使大學生深刻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必然結果、是中國人民歷史性的選擇，從而堅定大學生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貢獻力量和實現(xiàn)中華民族復興的決心。
(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從鴉片戰(zhàn)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中國的仁人志士為了救亡圖存，為了維護祖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為了人民的富強和幸福，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其精神支柱就是愛國主義精神。在中國近代史內容中，既有屈辱的“黑色的歷史”，如《南京條約》、《天津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喪權辱國條約的簽訂，英法聯(lián)軍火燒圓明園，旅順口和南京數(shù)以萬計的人民被屠殺，都令人肝腸寸斷，同時也有奮斗的“紅色的歷史”，這些都可以進一步激發(fā)大學生的愛國熱情，增強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樹立自強自立的精神。在教材中，林則徐等人虎門銷煙、抗擊英軍的英雄壯舉;三元里民眾不畏強暴、誓死抵抗激烈的武裝抗英斗爭;老將馮子材鎮(zhèn)南關大敗法軍的凱歌;北洋海軍鄧世昌、林永升等海軍將士血戰(zhàn)到底、以身殉國的業(yè)績;民主革命的宣傳家陳天華“蹈海自盡”喚起國人的革命精神;國共兩黨攜手抗日最終取勝的輝煌成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光輝業(yè)績，等等。這一切都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教師通過對這一系列史實進行教學，使大學生接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的熏陶，堅定發(fā)揚先輩們自強不息的愛國精神，樹立為把祖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而奮斗的志向。
(三)繼承革命傳統(tǒng)和優(yōu)良品德的教育。中國近代史中蘊涵著豐富的做人道理，教材中匯集了大量近代英杰的素材。例如，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高度責任感;洪仁?臨終遺詩堅信“天國祚雖短，光復待他年”的樂觀主義精神;黃花崗烈士林覺民“為天下人謀永福”的豪邁絕筆;李大釗不為酷刑所屈服，堅信共產主義必勝的堅定信仰;等等。這些都是中華民族優(yōu)秀道德觀的體現(xiàn)，是先輩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教師通過這些豐富的實例對大學生進行教育，激勵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以近代史上英雄人物為楷模，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實實做事，成為學有專長的高素質人才。
中國近代史有著豐富的思想教育內容，要達到提高大學生思想道德素質、達到德育的目的，還需要教師講究教學藝術，與時俱進，采用多種教育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來解釋歷史的本領。在中國近代史教學中，常常會涉及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由于大學生雖正處于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定型時期，但人生閱歷仍比較有限，對于一些重要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尚不能完全把握，因而需要教師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來加以引導。例如，不能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當時的人和事，而是要進行實事求是的科學分析。如在講到洪秀全時，既要根據(jù)當時的歷史條件，肯定他發(fā)動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打擊清王朝及外國侵略勢力，為歷史做出的貢獻，同時還應看到他作為小生產者代表所帶有的皇權思想、等級尊卑觀念及宗派思想、享樂思想和絕對平均主義思想等。正是后者成為太平天國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注意教育方法的多樣化。按照教育心理學的原理，德育的過程分為明理、激情、立志、導行等階段，它們之間互相滲透、促進，德育的最高要求是讓學生養(yǎng)成自我教育的習慣，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德育不能單純地灌輸，還要善于點撥，啟發(fā)學生自己去判斷。教師應努力通過言簡意賅的語言、畫龍點睛的手法、潛移默化的方式進行德育。同時，還應重視多媒體教學手段的運用。傳統(tǒng)的教學中，黑板是主體。在講課的過程中僅僅是文字的展示，很難讓大學生將理性與感性結合起來。現(xiàn)代教學中，多媒體技術在大部分高校教學中已普及，關鍵是要提高課件本身的質量。例如，在講授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時，穿插建黨__周年來歷次黨代會的圖片，可對加強熱愛黨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應將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結合起來。具體、生動、形象的講述，能夠引起大學生的興趣，加深感性認識，進一步加深理性認識。例如，可配合教材內容選取有關的電影、錄像片斷等，組織大學生觀看，還可配合各種重大紀念活動和節(jié)日，組織大學生開展學術報告會，編歷史手抄報，進行歷史知識競賽，參觀博物館、革命歷史遺址和圖片展覽等，使大學生接受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在“細雨潤物”中培養(yǎng)大學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大學的中國近代史教學屬于主干學科，其本質屬性仍然是素質教育，因此在中國近代史教學中貫徹德育，提高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既是認真貫徹《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10年)》的要求，又是全面提高人才培養(yǎng)質量、建設應用型人才培養(yǎng)特色名校的應有之義。
中國近代史的結課論文（匯總15篇）篇十一
我們生活在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的偉大的國家——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曾經(jīng)創(chuàng)造過令世界人民驚嘆的燦爛的古代文明。例如，瑰麗璀璨的《詩經(jīng)》、敦煌的莫高窟、楚辭、《論語》、四大發(fā)明??中國作為古代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是世界上少有的歷史文化從未間斷，一直延續(xù)至今的國家。
然而，中國在近代中的表現(xiàn)卻叫人大失所望，被西方列強在家門口打得一敗涂地，遠遠的落后于西方的國家。那么導致近代中國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什么？很多的歷史學者也對此進行過深刻剖析，原因也是錯綜復雜。歷史的發(fā)展本來就不是由單一因素組成的，近代中國的落伍也不是某一個時代落后的結果，而是由各種因素、各個時代的積累而造成的。因此在本文中，我將從地理位置、政治制度、外交、科技、經(jīng)濟、文化教育、民族性格七個方面淺析近代中國落伍的原因。
一．地理位置。
我們的國家處在陸地最多的亞洲大陸上，土地廣闊、地形復雜、東臨大海。有競爭才會有進步，但近代以前，中國作為亞洲大陸上的超級大國，在我們的周圍，沒有一個實力很強的國家與我們抗衡，可謂四夷臣服、一國稱雄。四面八方的蠻夷小國都要向我們進貢，這樣就造成了當時中國的統(tǒng)治者，往往在心中存在一種妄自尊大、驕傲自滿、不思進取的心理，這種心理一直到清朝時仍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如果說在清朝以前，我們還有可以炫耀的資本的話，那么在清朝就純粹是自吹自噓了。
我們在強盛的時候，別的國家還沒有成長起來，正是我們國家的這種“早熟”，從而造成了一枝獨秀，而沒有形成百國爭鳴。假如在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時代就遇上工業(yè)化時代的西方列強，我們的國家可能也就不會出現(xiàn)近代之衰了。
二．政治方面。
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的基本特征就是實行高度中央集權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這種制度壓制商業(yè)經(jīng)濟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發(fā)展，封建統(tǒng)治階級從皇帝、貴族、官僚到一般地主擁有最大部分土地，而農民則很少或者沒有，并且還要交高額的地租，這樣就激化了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更何況封建專制走向末期的時候，政治上日益黑暗腐朽，社會動蕩，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的生活也是苦不堪言，使得被封建統(tǒng)治階級壓制的廣大人民不得不奮起反抗。
并且這種制度的統(tǒng)治者繼承制度是“家天下”，通俗說就是“老子當完兒子當，兒子當完孫子當”。這樣統(tǒng)治者的個人素質就很難保證。因此，我們看到每一個朝代都是開國初期的幾位皇帝還可以，后來就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幾歲的孩子就登基做皇帝。而且家人之間為了爭奪王位勾心斗角，兄弟反目成仇。這種一人獨裁的制度，會使很多重大的決定受個人的影響，三個臭皮匠還頂個諸葛亮呢！皇帝他一人決定的事，怎么能比得上大家商量出來決定的呢。
相比今天的人民民主專制，我們就可以看出個人獨裁的各種弊病。也許我們如今的社會制度有令人不滿意的地方，但再完美的專制也無非是專制，再有缺陷的民主也畢竟是民主啊。
三．外交方面。
這一個原因歷來被很多學者重視，的確這是導致近代中國落伍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從秦始皇建立帝國到明清這一段時期，我國在對外政策中便以一種大國心態(tài)自居，我們知道兩國交往最重要的是平等。然而那時期的中國外交，多是不平等的。我們以天朝上國自居，命令國力弱小的國家來朝拜進貢，這樣本身就破壞了外交的原則。
無論是西漢的張騫出使西域，抑或是明代的鄭和七下西洋，我們都沒有在一個平等的平臺上跟別的國家進行溝通，這樣就進一步加重了我們天朝上國的心理，造成了明清時期的閉關鎖國。
明朝由于倭寇的侵擾而開始實行禁海政策，使中國未能開拓海外市場，完成資本原始積累，抑制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fā)展，清朝更是閉關鎖國，固步自封。這種閉關政策更加導致統(tǒng)治者妄自尊大，自以為地大物博，割斷了與世界的文化交流，本來已經(jīng)落伍的中國封建社會更加落后于世界。于是造成了清朝被英國人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之后，還不知道英國在哪里！
四．科技方面。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這一方面我們明顯比不上西方，就是在今天我們中國仍然沒有一個人獲得諾貝爾獎，科技方面也落后于西方發(fā)達國家。
這種科技落后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當時的社會政策決定的。有需求才會有生產，當時的政策不鼓勵人民創(chuàng)新，獨尊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主張“溫故而知新”），實行一種愚民政策，造成人民的思想僵化，只知學習古代的傳統(tǒng)文化，一心考取功名進入仕途。
并且西方向明清政府傳播科技知識時，中國的官員卻驕傲自滿的說那是蠻夷小技，沒有抓住機會，最終造成了中國在科技方面遠遠落后與西方，在今天仍然緩不過氣來。
五．經(jīng)濟方面。
中國是傳統(tǒng)的農業(yè)大國，以個體家庭為單位并與家庭手工業(yè)牢固結合的小農經(jīng)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生產結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jīng)濟占主要地位，這種小農經(jīng)濟束縛和限制了生產力的發(fā)展，對新的生產方式具有較強的排斥力和抵抗力。并且中國自古有“士農工商”“為富不仁”的觀念，人們不到迫不得已的時候不去經(jīng)商，封建政府也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阻礙了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用一句話概括來說就是“傳統(tǒng)的農業(yè)經(jīng)濟占據(jù)主要地位，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艱難前行，資本主義基本被扼殺”。
中國的這種社會結構和經(jīng)濟制度，決定了中國不會出現(xiàn)資本主義，這是一種必然。四。
世同堂的家族制，把家產都瓜分盡了；嚴重的剝削制度刮干了人民的錢財。“由于朝廷上下，官員貪婪腐敗，常常中央政府一兩銀子的財政收入，經(jīng)層層盤剝之后，到了百姓頭上就變成了三兩的賦稅。”[1]這樣就造成了一些小資產主，剛剛積攢起來一些財產，便被刮走了。雪球形不成，怎么能越滾越大呢？農耕國家光抽稅、攤派、敲詐和索賄，就能把資本主義萌芽發(fā)展的原始積累榨干，資本主義在中國巨大的農耕大樹下沒有養(yǎng)分，沒有陽光，最后只能長成萌芽，永遠是萌芽。
六．文化教育方面。
這一方面的原因，不是某一個朝代造成的，而是經(jīng)過幾千年的積累才形成的，最主要的就是儒家文化和科舉制度。
在儒家文化中，有一種“忠君”思想，封建統(tǒng)治者便利用這一點來愚弄人民，進行思想控制以維護其統(tǒng)治。并且，儒家主張以農為本、與民休息、輕徭薄賦；并主張施仁政，以馴化軟化國民性格，來換取國家和社會安定，為帝王所用；以典章制度治國安民，求得和平發(fā)展，提倡人民安貧樂道，這使得中國人大都對財富的心態(tài)沒有西方那樣強烈，以致家家安居樂業(yè)，人人不求聞達，只求一生平平安安，團團圓圓，缺少西方人的那股冒險精神。
再看我們近代以前的教育，重社會科學，輕自然科學，過分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而西方人則追求人對自然的征服，這樣一來，中國的科技就遠遠落后于西方。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國的科舉制度扼殺了人才，我們知道幾百年的科舉制度是封建統(tǒng)治階級選拔人才的主要途徑，也是引導人才流向的重要政策，導致當時的知識分子從小就有“學而優(yōu)則仕”“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鐘粟”的觀念，使知識分子變成了一個個只會吟詩作文的書呆子，并且如果不能被統(tǒng)治者任用，不是被流放就是郁悶地隱居山林，處江湖之遠，不問世事。再者，科考的內容是什么？是四書五經(jīng)、儒家經(jīng)典、八股文，都是老祖宗幾千年的東西了，時代在發(fā)展，人們的思想怎么還能停留在過去！由此可見，近代以前的文化教育的弊病對中國的發(fā)展起到了多么大的阻礙作用了。
七．民族性格。
提到民族性格，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我一直有一個疑問，就是為什么封建君主專制可以存在那么久？朝代換了一代又一代，皇帝換了一個又一個，而人民奮起反抗的時候卻很少（陳勝吳廣起義也是被逼上絕路了，而且陳勝從小就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我覺得這就跟我們的民族性格有關系了，用《狼圖騰》的話說就是羊性太重，缺少狼的那種進取精神，可以說當時的人民就好比是一群被統(tǒng)治階級馴化的羊羔，外在表現(xiàn)就變成了人民的集體無意識。
看到，其中農耕最特殊，因為只有農耕可以自給自足、自我封閉、自花授粉、自行退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競爭、交換和雜交。除了農耕之外，其他的幾種行業(yè)都不是和平的行業(yè)，不能自給自足，必須競爭交換搏殺才能生存發(fā)展。如果這五種民族沒有像狼一樣兇悍頑強進取的性格，就不能生存。而在我們華夏文明的內部，欠缺的就是這種比階級斗爭更深層更廣泛的殘酷激烈的生存競爭。
在性格教化方面，儒家孔學千年諄諄教導：“其為人也，溫柔敦厚”，到后來的宋明理學那就更極端了，大力鼓吹“存天理，滅人欲”，連正常的人欲都要滅，就不要說消滅人性中存留的獸性狼性了。在農耕民族存在的基礎上，經(jīng)過千年的教化馴牧，華夏的知識層充滿了溫柔敦厚的謙謙君子，華夏下層布滿了軟弱可欺的良民順民。
從民族性格方面或許我們就能明白為什么中國的封建制度能存在這么久了。因為西方民族的性格太強悍，專制政府很難壓制住人民，在西方，像中國式的中央集權制很難立足，就是立足也長不了。而東方的“羊”最恐懼自由和獨立，一旦沒有“徐州牧”的看管，羊就會被狼吃掉。所以軟弱的農耕民族都愿意選擇專制，農耕人群是集權專制制度的衣食父母。
這種民族性格的軟弱在我看來是一個導致近代中國落伍的深層原因。當年的北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發(fā)達的生產力、最先進的火藥、最智慧的《孫子兵法》，幾乎不戰(zhàn)而敗，最后軟弱無能的南宋只得向兇狠頑強的蒙古王朝獻出傳國玉璽，舉國投降。當時的宋朝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脊梁”——剛強的民族性格。清朝在跟西方列強交戰(zhàn)時也是屢屢妥協(xié)退讓，簽訂了一個又一個的不平等的條約。因此如果一個民族只有發(fā)達的手和腦，而沒有堅硬的脊梁，那也就只能成為民族中的無脊椎軟體動物。
在我看來，以上的七個方面都直接或間接的導致了近代中國的落伍。當然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但是抓住主要因素，放棄次要的因素或許能幫我們更加清晰的看清歷史的脈絡。
回顧那段屈辱的近代史，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在充滿著憤怒和熱血的同時，更應該包含著理性和冷靜，冷靜的分析歷史，以史為鑒，吸取歷史教訓，進而擦亮眼睛看清未來的發(fā)展方向。有屈辱不可恥，可恥的是沒有在屈辱之后一雪前恥，我們的民族經(jīng)歷了這樣的苦難，所以能變得更加強大。
相信龍的傳人一定能在世界中騰飛，相信偉大的華夏民族一定能打破已有的局限，昂揚的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參考文獻。
中國近代史的結課論文（匯總15篇）篇十二
《申報》創(chuàng)刊于1872年4月30日。創(chuàng)辦人為英國商人安納斯脫？美查，后轉賣給民族資本家并幾經(jīng)易主，抗戰(zhàn)初期一度停刊。1938年10月在上海復刊，直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幾經(jīng)波折，歷時78年，共出版25600期。《申報》作為中國現(xiàn)代的報紙開端和標志，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有著里程碑的意義。
《申報》保存了大量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教育，科技資料。特別是記錄了上海當?shù)丶叭珖酥潦澜绲闹卮笫录佻F(xiàn)了當時軍閥、地方勢力、中共和其他黨派及人民群眾的活動。
（一）報道全國性重大事件。
《申報》曾對進行了全方位的報道，包括學界如何反對割讓領土、拒絕對德合約；懲辦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并迫使他們辭職的報道，學生罷課與學生被捕情況的詳細記錄。更加珍貴的是，保存了罕見的的歷史照片，將的全貌更直觀的呈現(xiàn)給后人。
（二）報道地區(qū)性史實。
1872―1929年，《申報》對蘇滬等地進行了長達80年的持續(xù)報道。內容涉及政治、經(jīng)濟、文化各個方面，報道區(qū)域也精確到具體縣市。《申報》通過這些鮮活的新聞，對江南地區(qū)人民生活方式，社會生產方式，社會風貌形成以及社會變動軌跡進行了持續(xù)而廣泛的報道。這些細節(jié)性的事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近代中國史研究的空泛，使史的研究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申報》無論是從辦報宗旨，報道角度的拓寬還是新聞業(yè)務的改革，都值得后來人學習借鑒。
（一）辦報宗旨。
它始終都在追求新聞獨立自由、客觀公正、及時準確、為大眾服務的理念，注重新聞的真實性和時效性。美查稱，“利”和“義”并不完全對立，辦報為了盈利，并不排斥在必要時仗義執(zhí)言，報紙的言論要“上關皇朝經(jīng)濟之需，下知小民嫁穡之苦”。
《申報》在國內報紙中最早使用電報傳送新聞稿。1874年《申報》刊出經(jīng)由丹商大北電報公司海底線路拍來的關于英內閣改組的倫敦電訊，為國內報紙刊出的第一條電報新聞。津滬電報線路于1881年12月交付后，《申報》立刻把握機會，利用線路傳遞南北各報新聞。
（二）輿論監(jiān)督。
報刊一直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公共輿論的平臺，因此，把握并利用報刊的輿論導向就成了近代中國各種勢力追求權力表達，訴求政治立場的必選之地。在每次劇烈的政治斗爭或者社會對抗中，報刊會被卷入其中，并置于風口浪尖。《申報》自創(chuàng)刊以來，始終被不同時期的各種政治勢力所爭奪的公共輿論平臺。不管是美查為賺錢擴張經(jīng)濟勢力創(chuàng)辦報紙，到席子佩接手經(jīng)營，再到史量才主持，最后到共產黨接手大陸而退出輿論界，中外各種政治勢力為占據(jù)《申報》這個輿論至高點，進行了紛繁復雜，“刀光劍影”的斗爭和合作。《申報》一路走來，中國社會的公共輿論空間經(jīng)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隨著輿論空間的不斷擴大，公共輿論平臺的建立，人民擁有了更多的表達機會。各種政治勢力進行爭斗時，不得不考慮到人民大眾的呼聲和言論。報刊輿論公共空間的不斷擴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減階級對抗，促進社會和諧。
（三）時評。
陳冷在新聞評論方面提出，報紙應該做到“明白公正”，即言論既要為讀者提供明白的觀點又要有公正的態(tài)度。對于評論的文體，他主張用言簡意賅的時評文體取代《申報》傳統(tǒng)的“論說”。他的每日一議、尖銳潑辣的是評委《申報》贏來了不少讀者的喜愛，使《申報》步入巔峰。
“時評”在很長時間里起到了《申報》的“社論”作用。社論是“代表報刊編輯部的權威言論。它集中反映并傳播一定的政黨、社會政治集團和社會群眾團體對當前重大事件和迫切問題的立場、觀點、主張，是影響并引導社會輿論的有力的評論形式”。時評”專欄是報刊業(yè)務的一種進步，半文半白的語言已經(jīng)被白話文取代，報刊語言的白話趨勢已成必然，用白話文創(chuàng)作“時評”適應了語言的變化。對于時評文章的發(fā)展而言，這是一次大的調整，雖然放棄了原有的特點與風格，但迎合了時代的發(fā)展，為時評文體帶來新的生機。
報紙可以宣達政令，也可以掌握主動權，分析時局，探討國家出路。《申報》中有很多時評是對時局政治的客觀分析或是探討國家出路的“救世文章”。“九一八”事變之后，《申報》發(fā)表了時評《國人乎速猛醒奮起》號召國人迅速驚醒：“今日之事，痛哭不足以救國，輕舉不足以救國，待助于人猶不足以救國。救國在于積極有效之行動，在于萬眾一心之團結。”此外，每逢元旦，《申報》都要發(fā)表一篇新年展望的時評，年末又要發(fā)表一篇對一年之內進行總結的時評。雖然每年各不相同，但大致都要勸告政府善待國民，增強國力。
（四）重視發(fā)表副刊性文字。
這是《申報》在新聞業(yè)務上的一大創(chuàng)造性舉措。該報公開征集竹枝詞等文藝作品，并在版面上特辟文藝類作品的篇幅，以滿足當時主要讀者群――舊時文人的興趣愛好。這一創(chuàng)舉為后起的報紙所效仿，開我國報紙副刊之先河。研究讀者愛好，滿足其正當需求，保證一個穩(wěn)定的受眾群。
報紙的企業(yè)化是民初中國新聞事業(yè)職業(yè)化的一個重要現(xiàn)象。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無暇估計對中國的侵略。使中國資本主義經(jīng)濟有了快速的發(fā)展空間，給中國商業(yè)性報紙實行企業(yè)化方針提供了有力的條件。《申報》首先向現(xiàn)代企業(yè)化報業(yè)方向邁步。
（一）廣告。
該報聘請張竹平任經(jīng)理，設廣告推廣科，派出外勤四處招攬廣告，改進廣告設計，代客戶繪制廣告圖樣，撰寫文字說明，直至客戶滿意，這些服務都深受工商界的歡迎。因此，《申報》的廣告日增，成為盈利的主要來源。廣告的版面面積逐漸由十分之五六增為十分之六七，超過了新聞報道的版面。
《申報》廣告值得挖掘的東西有許多，完全可以按照時間線索，從《申報》創(chuàng)直直至停刊，對廣告的形式和內容進行細細分析，追溯近現(xiàn)代廣告發(fā)展變化的軌跡，把握近現(xiàn)代廣告的發(fā)展規(guī)律，理清現(xiàn)代廣告如何一步步從粗糙走向成熟，其中義有哪些是值得借鑒的合理要素，這在廣告學上是很有意義的。倘若對其中的各種廣告進行深人分析，對廣告者、廣告內容、廣告對象、廣告效果進行剖析，從而找到許多有價值的廣告經(jīng)驗和手段，這對制作現(xiàn)代各種類型的廣告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更新技術設備。
麥克盧漢曾提出“媒介即訊息”理論。在漫長的人類發(fā)展過程來看，真正有意義的，有價值的的“訊息”不是各個時期的傳播內容，而是這個時代所使用的傳播工具的性質，它所開創(chuàng)的可能性以及帶來的社會變革。麥克盧漢從媒介技術的角度，強調了媒介的社會歷史作用，雖有片面性，但媒介技術的變革的巨大歷史功效是不容忽視的。
《申報》花費70萬兩白銀于1918年建起高5層、擁有百余間房間的報館大樓，又從美國購進兩部最新式的印報機，兩小時可以印完十多萬份報紙，添置配套的制銅版機、鑄字機、壓紙版機、澆鉛版機、銅字銅模等機器，還自備汽車，加快送報速度。這一切，使《申報》成為當時全國設備最新、最完備的報紙，并為以后進一步企業(yè)化打下堅實的基礎、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三）知人善任。
文化與經(jīng)濟領域一樣，一切競爭歸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競爭，媒介的成敗其實就取決于媒介從業(yè)人員的素質與實力。像任何成功的事業(yè)一樣，《申報》的經(jīng)驗在于形成了一支強有力的人才隊伍，并讓其各展所長，用好了人才，使這支隊伍的團隊效應得到充分發(fā)揮。
史量才自接辦《申報》起，就分外注重報社的人才建設，從創(chuàng)業(yè)初期被稱之為史氏“左膀右臂”的經(jīng)理張竹平、總編輯陳景韓，守業(yè)期經(jīng)理馬蔭良、總編輯張?zhí)N和、《自由談》編輯周瘦鵑的選擇、使用，到鼎盛期規(guī)劃人才黃炎培、陶行知、報業(yè)專才戈公振、副刊編輯黎烈文等人的吸納、任用，無不顯示其慧眼識人，唯才是用，用人不疑，靈活實際的用人風范。史量才非常善于抓住對方身上最適合于《申報》的特質，為他所用。越是在報紙發(fā)展的關鍵時期，他越能大膽放權，給人才足夠的發(fā)揮空間。
《申報》作為近代中國最大影響、實力最強、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商業(yè)報紙，有著很強的研究價值與意義，無論是從史學、新聞學、經(jīng)濟學角度提供參考，在法學、文學等其他人文社科方面也有很大的價值，對中國近代新聞史的發(fā)展有不可忽視的貢獻，值得后期報紙及現(xiàn)代報業(yè)借鑒。
中國近代史的結課論文（匯總15篇）篇十三
中國近代史是指從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的中國歷史，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逐漸形成到瓦解的歷史。它是中國人民探索救國之路，實現(xiàn)自由、民主的探索史，也是一部中華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國主義以實現(xiàn)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義以實現(xiàn)人民富強的斗爭史。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歡迎大家前來參考查閱！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鴻章在《復議制造輪船未裁撤折》中稱：“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光緒元年（1875年），李鴻章又在《籌議海防折》中稱：“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數(shù)國構煽，實為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shù)千年未有之強敵”。
“三千余年一大變局”、“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是李鴻章對于當時中國所面臨形勢的分析，“數(shù)千年未有之強敵”則表明了當時中國所對峙的列強勢力。可貴的是李鴻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頑固派，他處在當時的階段卻能正確的看待晚晴所處的局勢實為不易；他和一些洋務派更不同于頑固派，他們不僅看清了局勢還敢于冒險嘗試向前邁進開展了洋務運動，雖然并沒有改變甲午中日戰(zhàn)爭的結局，但是促進了中國近代化，他們在當時邁出了這一步實屬不易。
清朝也是歷史上一個典型的由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的政權，在鴉片戰(zhàn)爭的前期乃至鴉片戰(zhàn)爭后，一個不可被忽視的階層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階層。“閉關鎖國”固然有著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鴉片戰(zhàn)爭開始后即使林則徐、魏源、黃爵滋等人已經(jīng)認識到和西方列強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卻沒有馬上實行變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階層。“中國人的守舊性太重，我國文化有了幾千年的歷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階級的生命線，文化的動搖，就是士大夫飯碗的動搖；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shù)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幾句話已經(jīng)總結了清朝士大夫階層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點，鴉片戰(zhàn)爭后可以說不論軍事還是政治上，都與列強有著很大的差距，雙方對比之下，清朝統(tǒng)治下的中國真的是遇到了“數(shù)千年未有之強敵”。
鴉片戰(zhàn)爭前，對于如何對待列強，清政府內部就有了不一樣的聲音，主要分為撫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與主戰(zhàn)派。隨著過程中的各種結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間舉棋不定，這也使得清政府內部派別爭論更為激烈。
在道光帝決心迎戰(zhàn)后，卻出現(xiàn)用人失誤的問題，從而引出不斷失城的連鎖反應。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雖然中途有官員奮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協(xié)，最后耆英、伊里布與璞鼎查還是簽訂了《江寧條約》。
在這一過程中，主和派主要凸顯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協(xié)態(tài)度則是建立在他親身了解到了當時英國的軍事實力后所下的態(tài)度，主戰(zhàn)派別的官員中也不乏為了捍衛(wèi)國家領土與主權但是不了解英國的官員，而期間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這樣虛報奏折而導致對英國預估不實的官員，這些種種因素也導致了道光決策時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堅定立場。
從鴉片戰(zhàn)爭的過程來看，道光帝的舉棋不定十分影響形勢的走向，士大夫們在決策同時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會來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堅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堅定立場的官員，但也不乏與道光帝一樣沒有堅定決心的官員。如果道光帝堅定決心勢必與英國決戰(zhàn)至終，侵略者一路遭遇頑強的抵抗，他們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國一開始的意圖也許只是想要一個和平的條件與環(huán)境經(jīng)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確態(tài)度也給了英國一個可乘之機。
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被迫從古代史邁入近代史，同時鴉片戰(zhàn)爭也使得中國發(fā)生根本性變化。通過一系列條約，中國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司法、關稅等主權都開始喪失，傳統(tǒng)的經(jīng)濟形態(tài)也被沖擊。當然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響，而更加深遠的影響和隱患是，清廷為賠償大額的白銀增加的稅費直接影響農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賦稅使他們無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時期的人口大增，嘉慶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縣志》在講到該地經(jīng)濟、人口分布和各行各業(yè)居民狀況時寫道：“十分其農，而佃種居其六。”農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戶，其余百分之四十，則是地主和自耕農。道光中編寫的《江陰縣志》，敘述該縣風俗，說到“農之家十居八九，農無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當時該地農業(yè)經(jīng)濟占統(tǒng)治地位，絕大多數(shù)居民是農業(yè)人口，而增加賦稅會使得大多數(shù)的農民積貧積弱。另一方面列強在華開設工廠，會使得許多手工業(yè)者或者失業(yè)，或者淪為廉價勞動力，鴉片戰(zhàn)爭使得中國多數(shù)人口都陷入苦難的狀態(tài)，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鴉片戰(zhàn)爭后不久，清政府就迎來了大規(guī)模的起義運動，這其中最著名的則屬“太平天國”運動。太平運動可以說是鴉片戰(zhàn)爭的產物，其參與運動的多數(shù)為農民階級，源于鴉片戰(zhàn)爭后國內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太平軍的發(fā)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許是因為洪秀全的“拜上帝會”使農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許是因為《天朝田畝制度》，使農民有了希望與目標，無論如何太平天國的動向、舉措和號召力都側面反映了鴉片戰(zhàn)爭后清朝統(tǒng)治下的社會正在發(fā)生著急劇的變化，這種變化正朝著不可預估的方向發(fā)展，以一個不可預算的速度發(fā)展著，并且這些變化都一點點的成為清朝的隱患。
參考文獻：
[1]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m].北京：中華書局.2016.
《申報》創(chuàng)刊于1872年4月30日。創(chuàng)辦人為英國商人安納斯脫？美查，后轉賣給民族資本家并幾經(jīng)易主，抗戰(zhàn)初期一度停刊。1938年10月在上海復刊，直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幾經(jīng)波折，歷時78年，共出版25600期。《申報》作為中國現(xiàn)代的報紙開端和標志，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有著里程碑的意義。
《申報》保存了大量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教育，科技資料。特別是記錄了上海當?shù)丶叭珖酥潦澜绲闹卮笫录佻F(xiàn)了當時軍閥、地方勢力、中共和其他黨派及人民群眾的活動。
（一）報道全國性重大事件。
《申報》曾對進行了全方位的報道，包括學界如何反對割讓領土、拒絕對德合約；懲辦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并迫使他們辭職的報道，學生罷課與學生被捕情況的詳細記錄。更加珍貴的是，保存了罕見的的歷史照片，將的全貌更直觀的呈現(xiàn)給后人。
（二）報道地區(qū)性史實。
1872―1929年，《申報》對蘇滬等地進行了長達80年的持續(xù)報道。內容涉及政治、經(jīng)濟、文化各個方面，報道區(qū)域也精確到具體縣市。《申報》通過這些鮮活的新聞，對江南地區(qū)人民生活方式，社會生產方式，社會風貌形成以及社會變動軌跡進行了持續(xù)而廣泛的報道。這些細節(jié)性的事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近代中國史研究的空泛，使史的研究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申報》無論是從辦報宗旨，報道角度的拓寬還是新聞業(yè)務的改革，都值得后來人學習借鑒。
（一）辦報宗旨。
它始終都在追求新聞獨立自由、客觀公正、及時準確、為大眾服務的理念，注重新聞的真實性和時效性。美查稱，“利”和“義”并不完全對立，辦報為了盈利，并不排斥在必要時仗義執(zhí)言，報紙的言論要“上關皇朝經(jīng)濟之需，下知小民嫁穡之苦”。
《申報》在國內報紙中最早使用電報傳送新聞稿。1874年《申報》刊出經(jīng)由丹商大北電報公司海底線路拍來的關于英內閣改組的倫敦電訊，為國內報紙刊出的第一條電報新聞。津滬電報線路于1881年12月交付后，《申報》立刻把握機會，利用線路傳遞南北各報新聞。
（二）輿論監(jiān)督。
報刊一直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公共輿論的平臺，因此，把握并利用報刊的輿論導向就成了近代中國各種勢力追求權力表達，訴求政治立場的必選之地。在每次劇烈的政治斗爭或者社會對抗中，報刊會被卷入其中，并置于風口浪尖。《申報》自創(chuàng)刊以來，始終被不同時期的各種政治勢力所爭奪的公共輿論平臺。不管是美查為賺錢擴張經(jīng)濟勢力創(chuàng)辦報紙，到席子佩接手經(jīng)營，再到史量才主持，最后到共產黨接手大陸而退出輿論界，中外各種政治勢力為占據(jù)《申報》這個輿論至高點，進行了紛繁復雜，“刀光劍影”的斗爭和合作。《申報》一路走來，中國社會的公共輿論空間經(jīng)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隨著輿論空間的不斷擴大，公共輿論平臺的建立，人民擁有了更多的表達機會。各種政治勢力進行爭斗時，不得不考慮到人民大眾的呼聲和言論。報刊輿論公共空間的不斷擴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減階級對抗，促進社會和諧。
（三）時評。
陳冷在新聞評論方面提出，報紙應該做到“明白公正”，即言論既要為讀者提供明白的觀點又要有公正的態(tài)度。對于評論的文體，他主張用言簡意賅的時評文體取代《申報》傳統(tǒng)的“論說”。他的每日一議、尖銳潑辣的是評委《申報》贏來了不少讀者的喜愛，使《申報》步入巔峰。
“時評”在很長時間里起到了《申報》的“社論”作用。社論是“代表報刊編輯部的權威言論。它集中反映并傳播一定的政黨、社會政治集團和社會群眾團體對當前重大事件和迫切問題的立場、觀點、主張，是影響并引導社會輿論的有力的評論形式”。時評”專欄是報刊業(yè)務的一種進步，半文半白的語言已經(jīng)被白話文取代，報刊語言的白話趨勢已成必然，用白話文創(chuàng)作“時評”適應了語言的變化。對于時評文章的發(fā)展而言，這是一次大的調整，雖然放棄了原有的特點與風格，但迎合了時代的發(fā)展，為時評文體帶來新的生機。
報紙可以宣達政令，也可以掌握主動權，分析時局，探討國家出路。《申報》中有很多時評是對時局政治的客觀分析或是探討國家出路的“救世文章”。“九一八”事變之后，《申報》發(fā)表了時評《國人乎速猛醒奮起》號召國人迅速驚醒：“今日之事，痛哭不足以救國，輕舉不足以救國，待助于人猶不足以救國。救國在于積極有效之行動，在于萬眾一心之團結。”此外，每逢元旦，《申報》都要發(fā)表一篇新年展望的時評，年末又要發(fā)表一篇對一年之內進行總結的時評。雖然每年各不相同，但大致都要勸告政府善待國民，增強國力。
（四）重視發(fā)表副刊性文字。
這是《申報》在新聞業(yè)務上的一大創(chuàng)造性舉措。該報公開征集竹枝詞等文藝作品，并在版面上特辟文藝類作品的篇幅，以滿足當時主要讀者群――舊時文人的興趣愛好。這一創(chuàng)舉為后起的報紙所效仿，開我國報紙副刊之先河。研究讀者愛好，滿足其正當需求，保證一個穩(wěn)定的受眾群。
報紙的企業(yè)化是民初中國新聞事業(yè)職業(yè)化的一個重要現(xiàn)象。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無暇估計對中國的侵略。使中國資本主義經(jīng)濟有了快速的發(fā)展空間，給中國商業(yè)性報紙實行企業(yè)化方針提供了有力的條件。《申報》首先向現(xiàn)代企業(yè)化報業(yè)方向邁步。
（一）廣告。
該報聘請張竹平任經(jīng)理，設廣告推廣科，派出外勤四處招攬廣告，改進廣告設計，代客戶繪制廣告圖樣，撰寫文字說明，直至客戶滿意，這些服務都深受工商界的歡迎。因此，《申報》的廣告日增，成為盈利的主要來源。廣告的版面面積逐漸由十分之五六增為十分之六七，超過了新聞報道的版面。
《申報》廣告值得挖掘的東西有許多，完全可以按照時間線索，從《申報》創(chuàng)直直至停刊，對廣告的形式和內容進行細細分析，追溯近現(xiàn)代廣告發(fā)展變化的軌跡，把握近現(xiàn)代廣告的發(fā)展規(guī)律，理清現(xiàn)代廣告如何一步步從粗糙走向成熟，其中義有哪些是值得借鑒的合理要素，這在廣告學上是很有意義的。倘若對其中的各種廣告進行深人分析，對廣告者、廣告內容、廣告對象、廣告效果進行剖析，從而找到許多有價值的廣告經(jīng)驗和手段，這對制作現(xiàn)代各種類型的廣告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更新技術設備。
麥克盧漢曾提出“媒介即訊息”理論。在漫長的人類發(fā)展過程來看，真正有意義的，有價值的的“訊息”不是各個時期的傳播內容，而是這個時代所使用的傳播工具的性質，它所開創(chuàng)的可能性以及帶來的社會變革。麥克盧漢從媒介技術的角度，強調了媒介的社會歷史作用，雖有片面性，但媒介技術的變革的巨大歷史功效是不容忽視的。
《申報》花費70萬兩白銀于1918年建起高5層、擁有百余間房間的報館大樓，又從美國購進兩部最新式的印報機，兩小時可以印完十多萬份報紙，添置配套的制銅版機、鑄字機、壓紙版機、澆鉛版機、銅字銅模等機器，還自備汽車，加快送報速度。這一切，使《申報》成為當時全國設備最新、最完備的報紙，并為以后進一步企業(yè)化打下堅實的基礎、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三）知人善任。
文化與經(jīng)濟領域一樣，一切競爭歸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競爭，媒介的成敗其實就取決于媒介從業(yè)人員的素質與實力。像任何成功的事業(yè)一樣，《申報》的經(jīng)驗在于形成了一支強有力的人才隊伍，并讓其各展所長，用好了人才，使這支隊伍的團隊效應得到充分發(fā)揮。
史量才自接辦《申報》起，就分外注重報社的人才建設，從創(chuàng)業(yè)初期被稱之為史氏“左膀右臂”的經(jīng)理張竹平、總編輯陳景韓，守業(yè)期經(jīng)理馬蔭良、總編輯張?zhí)N和、《自由談》編輯周瘦鵑的選擇、使用，到鼎盛期規(guī)劃人才黃炎培、陶行知、報業(yè)專才戈公振、副刊編輯黎烈文等人的吸納、任用，無不顯示其慧眼識人，唯才是用，用人不疑，靈活實際的用人風范。史量才非常善于抓住對方身上最適合于《申報》的特質，為他所用。越是在報紙發(fā)展的關鍵時期，他越能大膽放權，給人才足夠的發(fā)揮空間。
《申報》作為近代中國最大影響、實力最強、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商業(yè)報紙，有著很強的研究價值與意義，無論是從史學、新聞學、經(jīng)濟學角度提供參考，在法學、文學等其他人文社科方面也有很大的價值，對中國近代新聞史的發(fā)展有不可忽視的貢獻，值得后期報紙及現(xiàn)代報業(yè)借鑒。
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師為尊的傳統(tǒng)教育觀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人們的個性，控制了人們的思想，這樣的一種師生關系逐漸遭到強烈批判，越來越不能滿足社會發(fā)展的需求。隨著“五四”運動爆發(fā)，西方民主科學教育思想的傳入，為中國的教育領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引發(fā)了無數(shù)愛國者對如何革新教育中的師生關系進行了深入思考。
“五四”運動爆發(fā)前，中國一直尊崇傳統(tǒng)的封建禮教思想，教師具有至高的地位，學生必須服從教師的安排，是一種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早在《尚書·周書·泰誓》中就以提出“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綏四方。”君、師都是幫助上帝來愛護人民的，他們具有同等地位。漢代儒家代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華》中提出“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教育與政治相結合，進一步鞏固了教師的權威地位。宋元明清時期理學思想家們制定“三綱五常”來約束學生民主意識的發(fā)展，晚清傳奇人物譚嗣同提出“為學莫重于尊師”。在知識傳播過程中，教育被封建統(tǒng)治階層所壟斷，教育的傳播途徑少，教師作為學生唯一的知識來源，自然地處于教育權利的中心，形成了教師在教學中的霸權地位。
傳統(tǒng)師生關系以教師為主導，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知識的發(fā)展和文化的傳播，為我國傳統(tǒng)教育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從人倫天性出發(fā)，有利于師生間矛盾的緩和，在教育過程中培養(yǎng)了深厚的師生感情。但是尊師重道的傳統(tǒng)思想也存在比較嚴重的弊端——把學生當成知識的“容器”。學生的學習喜好和對生活的觀念深受教師思想的影響，缺乏對知識和生活現(xiàn)象的獨立思考。傳統(tǒng)的師生關系具有嚴格的等級劃分，教師以“長者”、“智者”的身份位于“金字塔”的頂層，學生是被教育的對象位于“金字塔”的底端，因此教師掌握著教學的絕對話語權，控制著學生的思維發(fā)展方向。
（一）思想革新促進師生關系新探索。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西式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涌入中國，與中國本土教育觀念發(fā)生劇烈的撞擊，中國傳統(tǒng)的“師道尊嚴”、“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受到了強烈的抨擊和批判。師生關系應當如何革新的問題引發(fā)了中國有志之士開始對傳統(tǒng)教育進行不斷反思，對外來教育理念進一步探索。“1901年清政府依照西方現(xiàn)代教育模式建立了新型學制系統(tǒng)，西方的教育理念被大量引入最終導致了中國傳統(tǒng)教育的解體，近代教育在形態(tài)上得到確立。”[1]這一舉措為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成長提供了沃土。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社會各個階層喊出了“民主”、“科學”的口號。在“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影響下，中國青年的意識開始覺醒，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胡適等人都為中國教育的發(fā)展和新型師生關系的構建做出了新的設想，融入了更多民主、平等的元素。
（二）平民教育為民主平等型師生關系打下基礎。
“五四”運動中平民教育思潮爆發(fā)給了更多下層人民接觸教育的機會，教育不再是統(tǒng)治階級、官僚貴族所固有。“平民教育的興起首要在于精英知識分子的倡導，在他們看來‘平民主義’的踐行首先在于打破特權，維護‘平等’而其關鍵在于使得平民接受教育。”[2]平民教育的精神是讓社會各分子得到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自由，主張教師在對學生進行教育時要教人做人，要培養(yǎng)有知識、有生產能力、有社會公德心的新型學生。平民教育使得教育的范圍擴大，教育觀念普及，打破了傳統(tǒng)教育的階層性，促進了教育的公平。隨后1923年中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和朱經(jīng)農兩位先生共同編寫了《平民千字課》和《老少通千字課》，為廣大勞動人民提供了學習教材。“北京大學學生鄧康（鄧中夏）廖書倉等發(fā)起組織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以教育普及與平等為目的，以露天講演為方法，宗旨是‘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3]“五四”運動引發(fā)的平民教育促進了教師育人意識的變革，教師在教學中不僅注重傳統(tǒng)知識技能的傳授，更注重人的自身發(fā)展，加強對學生道德、情感、意志、批判性的培養(yǎng)，教學開始結合生產力發(fā)展的需要、社會進步的需要和新型人才成長的需要。平民教育加快先進思想的傳播，普及了知識和先進的生產經(jīng)驗，教師開始從學生角度出發(fā)，設計與生活實際相結合的教育內容，促進了人民思想的開化，拉近了師生之間的距離。
（三）課堂角色轉變加深民主平等思想。
20世紀初期，以實用主義為代表的西方教育思想的傳播促進了我國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進一步發(fā)展。早在“1919年2月24日，陶行知發(fā)表《教學合一》主張“教學合一”指出1.先生的責任在教學生學；2.先生教的法子必須根據(jù)學的法子；3.先生必須一面教一面學，“五四”運動之后，陶行知把教授法改為教學法，不久很多學校響應，也用教學法。”[4]1919年5月杜威（johndewey）在胡適、蔣夢麟和郭秉文的聯(lián)合邀請下來華講學，實用主義教育的運用達到高潮。在實用主義教育的影響下師生關系開始“以學生為中心”，教師的教轉向學生的學，教師開始由教育的把控者轉向學生學習的輔助者，更加注重學生自己對知識的選擇和學習。課堂不再是教師單向知識、理論傳授的場所，而是師生間關于教育問題平等交流對話，共同探討，各抒己見的平臺。
（一）“五四”運動中師生關系的反思。
相較于傳統(tǒng)“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五四”運動時期以學生為主導的新型師生關系日益得到更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支持。“五四”運動促進了教育觀念的革新，為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演變注入了新的血液。然而，這一時期的民主平等作為西方教育的“舶來品”具有一定的激進性——過度主張學生地位的提升和思想的解放，沒能更好的調和師生間的人際關系。
“在當時中國的整個教育實踐界中，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傳統(tǒng)的師生關系思想。”[5]長期以來受教育者遭受著傳統(tǒng)教育思想的束縛，尊師重道的傳統(tǒng)道德依舊鐫刻在中國人的骨頭上。尊重學生的學習主體性，竭盡全力構建民主平等師生關系已經(jīng)成為“五四”運動后中國教育發(fā)展的必然走向。“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國教育進入了全新的發(fā)展時期，主體間性、共享、平等、對話等紛紛涌入“師生關系”話語而日漸成為主流。”[6]隨著社會發(fā)展速度的加快，信息技術成為知識傳播的主要途徑，學校和教師不再是學生獲取知識的唯一來源，民主平等師生關系在新的時期又面臨著方方面面的考驗。
（二）“五四”運動對現(xiàn)代師生關系的啟示。
“五四”運動促進了師生關系革新，對教育現(xiàn)代化中師生關系的協(xié)調發(fā)展起著重要作用。良好的師生關系可以加強教師和學生之間平等交流與對話，讓教師從傳統(tǒng)教育的絕對權威中轉化出來，走近學生與學生相互尊重、教學相長，擔當教學活動中平等交流的首席，積極引導學生獨立獲取知識與技能，提高學生的文化素養(yǎng)和道德素養(yǎng)。教師和學生作為教育活動中的雙主體，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構建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教育尊重學生個性發(fā)展的特點和對教師文化、道德提升的新要求。
“五四”運動產生的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是社會進步、教育理念革新的必然產物。同時我們也要積極關注，在發(fā)展民主平等的過程中不能忽視學生各個發(fā)展階段中心理和認知上的缺陷，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教師在教學活動中的引導性，促進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向著更為健康科學的方向前進。
參考文獻：
[1]孫培青.中國教育史[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355。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李大釗對東西文化進行了研究，他用靜、動范疇來描述東、西方文化的特點，認為中國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文化的優(yōu)點來彌補自身文化形態(tài)的不足，實現(xiàn)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表面上看李大釗這樣做是在調和中西文明差異，實質上是解決現(xiàn)實的新舊矛盾，以新代舊，以至于創(chuàng)造中國新文化。
關鍵詞：李大釗;進化論;階級論;東西文化觀。
從晚清開始，中國大批知識分子懷抱救國救民之志負笈東瀛，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由此這些新型知識分子受日本所謂東洋、西洋的影響，很早便形成了將世界劃分為東、西二元化的習慣。李大釗在1914至1916年間曾短暫就讀于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jīng)濟學專業(yè)，期間也受到這一觀點的影響。回國后，正值國內新文化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之際，李大釗任職于新文化運動的主陣地——北京大學，也積極投身于這場文化運動之中。
“五四”時期東西文化之爭，伴隨著袁世凱的稱帝、世界大戰(zhàn)的血火、新文化運動的狂飆，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全面展開。新舊勢力生死搏斗，各種思潮旁流雜出，各類人物粉墨登場，既有康有為“尊孔復古”的叫囂，又有陳獨秀“民主科學”的吶喊;既有章士釗“東西調和”的鼓吹，又有胡適“全盤西化”的說教。李大釗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用犀利明快的文論，深刻剖析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辯證分析了東西文化的優(yōu)勢，從而得出必須走十月革命的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結論。因此，研究李大釗的東西文化觀，有助于我們理解李大釗思想從進化論到階級論的發(fā)展，從激進民主主義到馬克思主義的轉變。
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篡奪了革命果實，積極籌劃復辟帝制。1913年10月，袁世凱在憲法中規(guī)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之大本”。康有為等人以孔教會為基礎，以《不忍》雜志為喉舌，攻擊辛亥革命是“離經(jīng)叛道”，提出“定孔教為國教”的主張，吹捧孔子教義是“放諸四海而皆準”[1]657的經(jīng)典，一時尊孔復古的逆流泛起。面對彌漫于社會的復古思潮，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主將，從鞏固共和的目的出發(fā)，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倫理道德進行了強有力的鞭撻。
李大釗明確提出：“中國的一切風俗、禮教、政法、倫理，都以大家族制度為基礎，而以孔子主義為其全體結晶。”[2]244因此他著重批判孔子學說中的倫理道德。李大釗認為，儒家的三綱五常思想在君臣關系方面，只強調一個“忠”字，使臣子完全成為君主的附屬品;在父子關系方面，只強調一個“孝”字，使子女完全聽命于父母;在夫妻關系方面，只強調“順從”“貞節(jié)”，使妻子從肉體到精神完全隸屬于丈夫，沒有任何人格獨立可言。接下來，他進一步提出“孔門的倫理是使子弟完全犧牲于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倫理;孔門的道德是與治者以絕對的權力，責被治者以片面義務的道德”。[2]244這些論述可謂一針見血，直接擊中了儒家學說的要害。李大釗進一步指出孔教的反動本質是“保護君主政治偶像”“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因此他立場鮮明地提出“民與君不兩立，自由專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則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3]56他大聲疾呼，奔走相告，鼓勵新時代的廣大年輕人要“沖決歷史之桎梏，滌蕩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4]38李大釗明確表示“吾人為謀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進展……雖冒毀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3]80。這充分表達了李大釗與孔教勢不兩立的決心。
李大釗認為宇宙是“無始無終的自然存在”，由宇宙產生的一切現(xiàn)象，都要按照自然法“漸次發(fā)生漸次變化”[3]79，道德也要隨著社會的自然進化而進化。據(jù)此李大釗指出孔子“其人已為殘骸枯骨，其學說之精神已不適應于今日之時代精神”，[3]80“孔子者，數(shù)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憲法者，現(xiàn)代國民之血氣精神也”“今以專制護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證券之憲法，則其憲法將萌芽專制之憲法，非為孕育自由之憲法也”[3]77。通過嚴密的論證，李大釗否定了孔子學說存在的價值，從而使“國教”之說不攻自破。
綜上可知，李大釗這時的思想是以進化論作為武器，批判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的。他對于社會進化只從一般意義上來解釋，還不能夠了解社會發(fā)展的特殊規(guī)律。因此，他只是抽象地批判孔家的倫理道德，沒有說明儒家學說存在的社會根源，所以對尊孔復古派的批判就顯出理論上不足，說理性不強。
十月革命后，李大釗獨辟蹊徑，最早拋棄資產階級的思想武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對封建專制統(tǒng)治和孔子學說作了較為正確的分析。他指出：“孔子學說之所以支配中國人心長達兩千多年，正是因為其適應了中國自封建時代以來長期存在且未有任何變化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與宗法制度緊密結合，構成了封建統(tǒng)治的經(jīng)濟和精神基礎。”李大釗進一步強調：“中國經(jīng)濟一旦變動，中國封建家族制度將會逐步瓦解，‘三綱五常’等封建糟粕思想最終退出歷史舞臺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從經(jīng)濟上解釋孔子儒學的存在、消亡的方法，戳穿了孔家學說“神圣”的外衣，使人耳目一新。當然，李大釗對于唯物主義的運用還有不夠準確的地方，但是他的論述已遠遠高出當時思想論壇上其他人的見解。
還應該提到的一點是：李大釗并不完全否定孔子的歷史作用，而是從歷史的考察中肯定孔子學說的價值。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時代之社會，確足為其社會之中樞，確足為其時代之圣哲，其說亦確足以代表其社會其時代之道德”[3]79。他進一步講到“故余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者也。”[3]80這一科學地對待孔子儒學的態(tài)度，比較合乎歷史的實際，既沉重打擊了尊孔復古派，又論證嚴密無懈可擊，由此反映出李大釗嚴密的思維邏輯和高超的斗爭藝術。
在東西文化運動倡導者與尊孔復古派激烈交鋒時，《東方》雜志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現(xiàn)，在“調和東西文化”的名義下主張保存中國舊文化，反對新文化。《東方》雜志主編杜亞泉根據(jù)東西方地理環(huán)境的不同，將東西文化概括成“靜”的文明和“動”的文明，認為現(xiàn)在西方“動”的文明已露弊端，“西洋諸國日以其科學所發(fā)明之利器戕火其同類，悲慘劇烈之狀態(tài)，不但為吾國歷史之所無，亦且為世界從來所未有”，而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固有文化提供了舉國上下衡量是非的統(tǒng)一標準，因此主張用“中國固有靜的文明”來救濟“西洋文明之弊”。李大釗也把東西文明概括為“靜”“動”的文明，但比較的結果卻迥然有異。
1917年，李大釗發(fā)表了《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一文，以“動”“靜”及其相互關系為東西方文明之特質，并勉勵當下中國的青年學子努力，讓“我國家由靜的國家變而為動的國家，我民族由靜的民族變而為動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靜的文明變而為動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靜的生活變而為動的生活。”[5]96第二年，李大釗又撰寫了《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一文，在文中他列舉多方面事物的二元對立現(xiàn)象，具體論證“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之說。李大釗從地理環(huán)境的角度解釋了“動”“靜”的原因。他說，東方民族是“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北道文明”。由于“南道得太陽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賜予厚，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和解，與同類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陽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賜予嗇，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奮斗，與同類奮斗之文明”[6]212。南道民族由于“自然之富，物產之豐”，所以多為定居的農業(yè)民族;北道民族則由于“自然之賜予甚乏”，所以多成為遷徙流動的游牧工商民族。
這樣就形成了中西方不同面向的國民性：“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zhàn)爭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依賴的，一為獨立的;一為茍安的，一為突進的;一為因襲的，一為創(chuàng)造的;一為保守的，一為進步的;一為直覺的，一為理智的;一為空想的，一為體驗的;一為藝術的，一為科學的;一為精神的，一為物質的;一為靈的，一為肉的;一為向天的，一為立地的;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征服自然的。”[6]213正是因為中國是定居的農業(yè)民族，家族不斷繁衍生息，所以實行“家族主義”;而西方主要是從事游牧工商業(yè)的民族，家族成分單一，所以推行“個人主義”。此外，從性別比例來說，中國女子比男子多，因而推行一夫多妻制，而逐漸形成重男輕女的陋習;而在西方，女子比男子少，所以嚴格執(zhí)行一夫一妻制，切實保障婦女應有的權利。
李大釗認為東西文明區(qū)別很大：“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支配自然的。”在思想上東方人“以個性生存不甚重要，則事事一聽之天命”，西方人“信人道能有進步，則可事一本自力以為創(chuàng)造”;就宗教信仰而言，“東方之宗教是解脫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就倫理而言，“東方道德在個性滅卻之維持，西方道德在個性解放之運動”;就政治而言，“東方想望英雄，其結果為專制統(tǒng)治，有世襲天子……西方依重國民，其結果為民主政治。”[2]57由此，李大釗認為中國封建文化有以下弱點：厭世的人生觀;惰性太重;不尊重個性;輕侮婦女;缺乏同情心;偏重神權;專制主義盛行。因此，李大釗大聲呼吁中國文明的弊端已經(jīng)逐漸顯現(xiàn)出來，現(xiàn)在要進行一次徹底的自我革新，這在當時如黃鐘大呂，引人深思。
李大釗認為西方文化雖然也有缺點，但仍處于優(yōu)勢地位。他指出：“東方‘靜的文明’已處于‘屈敗之勢’，而西方‘動的文明’則‘實居優(yōu)越之域’，”[2]59因此，他力主向西方學習。李大釗強調西學先進于中學，主張學習西方，批判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靜止的觀念”“怠惰的態(tài)度”。但應該指出，李大釗在一定程度上是從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出發(fā)比較東西文明優(yōu)劣的，這反映出李大釗在這一時期理論上的不成熟。
“五四”運動爆發(fā)后，中國“固有文明”受到更加猛烈的沖擊。在這種情況下，章士釗等守舊派提出了“新舊調合”的論調，以圖保存舊文化。
新舊調合派強調可以汲取西方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的優(yōu)秀部分，但也應重視自身的精神和道德文明形態(tài)。他們認為國故象“破布”、歐化象“破紙”，都可以用來造“新紙”，因此得出：“研究國故”“實欲制造新紙”的結論。章士釗保舊的思想更為明顯，他說：“凡欲前進，必先自立根基。舊者根基也。不有舊，決不有新;不善于保舊，決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進化，不善于保舊之弊，則幾于自殺”，因此提出“道德上復舊”甚于“物質上之開新”[2]的觀點。他們以“新舊”文化不可分割對立為理由，否定進行新文化運動的必要，新文化運動的戰(zhàn)士們立即起而應戰(zhàn)。
但是在批駁“東西調和論”過程中，胡適等人偏執(zhí)一端，主張全盤西化;陳獨秀等仍然停留在對“舊道德”的鞭撻上，沒有進行科學的理論分析。李大釗運用唯物史觀批判“新舊調和派”的理論觀點，認為人類社會一切精神的構造都是表層構造，只有物質的、經(jīng)濟的構造是這些表層構造的基礎構造，不管身處哪個時代，如果經(jīng)濟上發(fā)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定會發(fā)生變動。一切宗教、哲學、風俗習慣、政策、主義都隨著物質的變動而變動。“道德”無非是人們日常生活的“法則”而已，時代生活變了，作為習慣法則的道德必然因之進化遞變。由此李大釗得出結論：“物質若是開新，道德亦必是跟著開新”，因此他理直氣壯地說：“新思想是應經(jīng)濟的新狀態(tài)、社會的新要求發(fā)生的，并不是幾個青年憑空造出來的。”這些論證雖然不夠完整，但明確肯定了道德是由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是隨著社會物質生活變動而不斷改變的。這種精辟的論述，給“東西文化調合派”以致命的打擊，在理論上論證了新文化運動發(fā)生的歷史必然性，因而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應該說明的是，李大釗雖然指出封建文化病入膏肓、不可救藥，號召人們學習西方，但他并不提倡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他講到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就如同推動世界不斷進步的兩大機軸，也像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一樣，缺一不可，二者各有優(yōu)劣，“東洋文明既衰頹于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質之中。”因此不應該“妄為軒輊”。針對東西文化論爭中抹殺傳統(tǒng)文化全部價值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李大釗熱情贊揚了中華民族在古代創(chuàng)造的優(yōu)秀文明成果，他無不自豪地說：“中國于人類進步，已嘗有偉大之貢獻。其古代文明擴延于高麗，乃至日本，影響人類者甚大。”[2]68他對中華民族的崛起充滿希望，“吾人深信民族可以復活，可以于世界文明為第二次大貢獻。”這令人鼓舞、催人奮進的激揚文字，飽含愛國熱情，閃爍著辯證的光芒。
四、結語。
綜觀五四時期李大釗的東西文化觀，可以看出：李大釗鞭撻了“非復辟不能救國”的尊孔復古派;批判了“物質開新、道德復舊”的東西調合派，批評了“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的全盤西化派，闡明了自由的東西文化觀，從而促進了他的思想由進化論到階級論的發(fā)展，奠定了由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yōu)轳R克思主義者的堅實基礎。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釗最終自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由此建立了一種嶄新的東西文化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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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的結課論文（匯總15篇）篇十四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度，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然而在取得巨大革命成果之后，在當時復雜的國際和國內環(huán)境下，辛亥革命果實最終被竊取，中國反帝反封建任務并沒有完成，也為本次轟轟烈烈的革命蒙上了失敗的陰影。
一、辛亥革命爆發(fā)的歷史條件。
1、民族危機加深，社會矛盾激化。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后，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國掀起了一場資產階級革命運動。這場革命的發(fā)生，是當時民族危機加深、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
20世紀初，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日益擴大。他們迫使中國簽訂《辛丑條約》之后，加強了對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擴展在華經(jīng)濟實力。外國在華投資規(guī)模急速擴張，包括擴大設廠規(guī)模和給清政府大量高息貸款，而鐵路、礦山的權利更成為帝國主義掠奪的重要目標。中國的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了。
2、清末“新政”及其破產。革命醞釀之際，正是清政府處于內外交困之時。為了擺脫困境，清政府于1904年4月宣布實行“新政”。此后，陸續(xù)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并于1908年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制定了一個學習日本實現(xiàn)君主立激化了社會矛盾，加重了危機。
3、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階級基礎和骨干力量。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首先發(fā)動的。
隨著民族資本主義企業(yè)數(shù)量的增多和規(guī)模的擴大，民族資產階級及與他相聯(lián)系的社會力量也有了明顯的發(fā)展。民族資產階級為了沖破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桎梏，發(fā)展資本主義，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經(jīng)濟利益的維護者。這正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形成的階級基礎。
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骨干使一批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知識分子群的出現(xiàn)與戊戌維新運動及20世紀初清政府新學堂、派留學生的措施有關。
二、辛亥革命的爆發(fā)及失敗。
一九一一年清政府“鐵路國有”的政策點燃了辛亥革命的導火索。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駐軍武昌的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起義的第一槍。一月之內，有十三個省宣布脫離清政府的統(tǒng)治，在中國延續(xù)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終于覆滅。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初十，孫中山以16票的絕對多數(shù)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tǒng)。一九一二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成立。三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孫中山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會議改組為臨時參議院，成為臨時政府的最高立法機關。一九一二年三月，臨時參議院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法典。
然而，由于革命黨的軟弱性和妥協(xié)性，革命的果實終究被軍閥勢力所竊取。
三、辛亥革命的影響。
1、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影響。
辛亥革命被認為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高峰。其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動統(tǒng)治，結束了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統(tǒng)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國，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舉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幟，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
辛亥革命期間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政府，是民主共和觀念開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國形成了“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的民主觀念。盡管后來民主共和的規(guī)則受到北洋軍閥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壞，甚至一度有短暫制帝的復辟，如袁世凱洪憲帝制，張勛的復辟帝制，但都是曇花一現(xiàn)，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他們都不能從根本上顛覆眾望所歸的共和國體，民主主義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辛亥革命也為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做了思想的準備。
辛亥革命給人們帶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自古以來，皇帝被看作是至高無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絕對權威，如今連皇帝都可以被打到，那么還有什么陳腐的東西不可以被懷疑，不可以被拋棄的呢？辛亥革命激發(fā)了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覺悟，打開了思想進步的閘門。
2、辛亥革命在經(jīng)濟上的影響。
在經(jīng)濟上，辛亥革命開創(chuàng)了中國近代化的第一次騰飛，把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引向了近代化的發(fā)展道路。興中會成立之初，孫中山就提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指出“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以申民志，而扶國宗”。進一步“民生主義”關于土地問題的解決。之后南京政府成立后，孫中山頒布了一系列獎勵工商業(yè)發(fā)展的規(guī)章制度，頒布了若干提倡和保護工商業(yè)的法令。制定了有利于民族資本主義發(fā)展的經(jīng)濟政策，提高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刺激了人們發(fā)展民族工商業(yè)工業(yè)的熱情，鼓勵人民興辦實業(yè)，從事農墾；獎勵華僑回國投資；要求各省成立實業(yè)公司，鼓勵民間成立實業(yè)團體。在革命政府的獎勵、推動下，一個興辦近代工業(yè)的熱潮在全國范圍內興起，民族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黃金時代”來臨。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
3、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上的影響。
在思想文化，辛亥革命也開創(chuàng)了一代新風，掃除舊時代的“風俗之害”。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新思想，開始吹拂古老的中國大地，砸碎了“忠君盡道”的封建專制文化的枷索，人們開始用新的道德觀念和新的價值觀念思考問題認識社會，封建道德日益為人們所遺棄。如：以公元紀年，改用公歷；下級官吏見上級官吏不再性跪拜之禮；男子以“先生”，“君”的互稱取代“老爺”等稱呼；男子剪辮，女子放足之風迅速席卷全國等等。這些變化不僅改變了社會風氣，也為后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共產黨的崛起奠定了思想根基。辛亥革命它播撒了民主主義的種子，使中國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不過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封建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于中國傳統(tǒng)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沖擊，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運動中一度出現(xiàn)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等偏激思想，對文化的發(fā)展有些不良影響。
不過，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并不如想像中來得大。辛亥革命并沒有像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那樣，重新建構社會結構。參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軍人，舊官僚，各地士紳。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權力。雖然其主要領袖孫中山出身平民知識分子，但中國貧窮的平民階層沒有參加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脫離了廣大的人民群眾，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條件沒有發(fā)生根本性的改變。辛亥革命不是一次徹底的革命，后期軍閥割據(jù)，相互混戰(zhàn)，沒有使中國社會成為一個和平的社會。
經(jīng)過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思想從此流傳廣遠，共和觀念深入社會中上層人士思想中，人們對革命的繼續(xù)追求也綿延不絕。
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和不可抹煞的歷史功績。它的失敗使人們認識到，軟弱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沒有能力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卻始終鼓舞著中國人民在探索救亡圖存之路上繼續(xù)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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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綱[m].中華東方出版社，1996.
中國近代史的結課論文（匯總15篇）篇十五
摘要：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要的意義，是中國人民為救亡圖存、振興中華而奮起革命的一個里程碑！它發(fā)生于列強大肆入侵中國的艱難時代，清王朝處于最為沒落的時候，孫中山帶領全國的愛國青年掀起了這場革命。它使中國發(fā)生了歷史性的變化，由傳統(tǒng)的封建帝制轉換為較為先進的資產階級專政。雖然這次革命沒有成功，但它給中國帶來的影響是不可磨滅的。
關鍵詞：專政；民主；孫中山；成功；革命。
一、辛亥革命爆發(fā)的背景。
1894年初，孫中山先生放棄了醫(yī)學事業(yè)，面對中國的各種苦難，他毅然決然的投入到了革命事業(yè)中。這年，他擬寫了《上李鴻章書》，提出了改革的綱領：“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盡其流。”這年六月他在天津沒有得到李鴻章的借鑒，上書也沒有被采納。為此說：“憮然長嘆……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
1、民族矛盾加深。
1894年，發(fā)生了甲午中日戰(zhàn)爭，簽訂了《馬關條約》，中國的殖民化程度進一步加深。1900年，爆發(fā)了義和團運動俄國占領東三省，不久，日俄利益發(fā)生沖突，由日俄瓜分東三省。八國聯(lián)軍侵略中國后與清政府簽訂了《辛丑條約》，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列強進一步掠奪了中國的各項權益，加緊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方面的侵略，妄圖從精神上統(tǒng)治中國人民，以達到他們的目的。
2、“新政”的失敗。
1901年一月，清政府頒布所謂“整頓政事”的上諭，為了適應國內改革力量的強烈要求。但是新政并沒有取得什么效果，一些民族資產階級心懷不滿，還有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已經(jīng)感到無可忍受，對清政府不抱任何幻想。
3、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發(fā)展。
隨著民族資本主義企業(yè)數(shù)量的增多和規(guī)模的擴大，民族資產階級及與他相聯(lián)系的社會力量也有了明顯的發(fā)展。民族資產階級為了沖破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桎梏，發(fā)展資本主義，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經(jīng)濟利益的維護者。所以就形成了一批擁護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這個知識分子群的出現(xiàn)與戊戌維新運動及20世紀初清政府新學堂、派留學生的措施有關。
二、辛亥革命的經(jīng)過發(fā)展。
從1895年至1911年間，興中會以及后來的同盟會先后發(fā)動了十次的起義，而其他革命組織自立軍、光復會等亦發(fā)動多次起義。這十多次的起義雖僅曇花一現(xiàn)，但卻在全中國種下了革命的種子。
1895年，爆發(fā)了第一次廣州起義，但是由于事機泄露，第一次廣州起義宣告失敗，孫中山及楊衢云則被清廷通緝。此后孫中山流亡海外宣傳革命籌集資費；1900年爆發(fā)了自立軍起義，失敗后多數(shù)領導者被殺頭；1900年孫中山領導了惠州起義，起義軍因糧絕彈盡而解散。孫中山被臺灣日本當局送離境，回到日本。在此后的十年中爆發(fā)了大大小小的革命無數(shù)次。1911年孫中山領導了第二次廣州起義(黃花崗起義)，起義隊伍與清軍展開激烈巷戰(zhàn)，但最終因力量不敵而失敗。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頒布了鐵路干線：“收歸國有，定為政策”上諭，掀起了波瀾壯闊的保路運動，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以四川最為嚴重，于是從湖南調兵過來鎮(zhèn)壓，造成湖南防守空虛，為武昌起義創(chuàng)造了條件。十月十日，駐軍武昌的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起義的第一槍。一月之內，有十三個省宣布脫離清政府的統(tǒng)治，在中國延續(xù)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終于覆滅。十一月初十，孫中山以16票的絕對多數(shù)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tǒng)。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成立。一月三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會議改組為臨時參議院，成為臨時政府的最高立法機關。1912年3月，臨時參議院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法典。
然而，由于革命黨的軟弱性和妥協(xié)性，革命的果實終究被軍閥勢力所竊取。
三、辛亥革命的影響。
1、政治影響。
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比較完全的革命，它徹底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開辟了中國的歷史新紀元。雖然后來遭到北洋政府的壓制，出現(xiàn)了張勛復辟和袁世凱稱帝，他們不能顛覆人們心中的民主觀念。
2、經(jīng)濟影響。
南京政府成立后，孫中山頒布了一系列獎勵工商業(yè)發(fā)展的規(guī)章制度，頒布了若干提倡和保護工商業(yè)的法令。制定了有利于民族資本主義發(fā)展的經(jīng)濟政策，提高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刺激了人們發(fā)展民族工商業(yè)工業(yè)的熱情，鼓勵人民興辦實業(yè)，從事農墾；獎勵華僑回國投資；要求各省成立實業(yè)公司，鼓勵民間成立實業(yè)團體。在革命政府的獎勵、推動下，一個興辦近代工業(yè)的熱潮在全國范圍內興起，民族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黃金時代”來臨。但是長期的分裂及戰(zhàn)亂，對于中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及現(xiàn)代化建設造成很大的阻礙。
3、文化影響。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它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于中國傳統(tǒng)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沖擊，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運動中一度出現(xiàn)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等民族虛無主義思想。文化權威的消失，。也造成這一代知識分子產生前所未有的焦慮感，因此出現(xiàn)了大量的新思想。
4、社會影響。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傳入了更多的西方物品，豐富了人民的業(yè)余生活。但是辛亥革命后的軍閥割據(jù)，大量戰(zhàn)亂及軍人政治才使傳統(tǒng)擁有知識和功名的士紳官僚力量漸衰，代之而起的是具軍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惡霸。辛亥革命對于十八世紀后的人口劇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壓迫和經(jīng)濟侵略等問題，沒有從根本上改觀。
總結：總的來說，雖然辛亥革命到最后是失敗了，但它的作用是巨大的。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革先驅者所留下的不能泯滅的自強不息艱苦奮斗的精神值得我們所有人去學習。辛亥革命將會作為一顆明亮璀璨的明珠永遠的記錄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之中。
參考文獻：
1、陳晨：《孫中山軼事》，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2年，第242頁。
2、任知：《話說中國史5》，北京，燕山出版社，第1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