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英語作文詞優秀(3篇)

韋然和上官云珠（澎湃新聞 劉箏 繪）

上官云珠（1920-1968），原名韋均犖，又叫韋亞君，演員。電影代表作有《天堂春夢》（1946）《太太萬歲》《一江春水向東流》（1947）《萬家燈火》《群魔》（1948）《麗人行》《希望在人間》《烏鴉與麻雀》（1949）《太平春》（1950）《紡花曲》（1951）《南島風云》（1955）《今天我休息》（1958）《枯木逢春》（1961）《早春二月》（1963）《舞臺姐妹》（1964）《血碑》（1965）。另外參演話劇《上海屋檐下》《清宮怨》《紅旗歌》《雷雨》《北京人》等四十余部，參與譯制片《牛虻》等配音。1962年，被文化部評為新中國“二十二大電影明星”，1995年，在紀念世界電影誕生一百周年、中國電影誕生九十周年活動中，獲中國電影“世紀獎”最佳女演員。

程述堯（1917-1993），早年與孫道臨、黃宗江、丁力、于是之等組織南北劇社，兼任社長，后受金山之邀，先后加入長春電影制片廠、清華影業公司。上海解放初，受命接管蘭心大戲院，任第一副經理，后擔任過衡山電影院經理。

韋然，生于1951年，原名程彭，乳名燈燈，上官云珠與程述堯之子，退休前任職于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今年是上官云珠誕辰一百周年，《上海書評》專訪了韋然，請他談談上官云珠與程述堯的藝術和人生。

上官云珠（1920.3.2-1968.11.23）

韋然：我媽媽出生在江蘇江陰的長涇鎮，是家里的小女兒。我太外公健在的時候，家里還比較殷實。太外公過世以后，三個兒子分家，我外公拿了錢去上海炒期貨、做金融，賠了，回到長涇后，主要靠我外婆織土布養家，后來就靠我大姨韋月侶和我舅舅韋宇平，他們比我媽媽大很多，中學畢業后都去上海教書謀生，接濟家里。因為也算個傳統書香之家，我媽媽雖是小女兒，不覺得將來能成什么氣候，但是書總要念的，不過家境不太好，輾轉了幾個學校，最后來到蘇州。那里有我媽媽的堂房姐姐韋均一，她是合肥四姐妹的父親張冀牖的續弦，張在蘇州辦了樂益女中，我媽媽在這兒上學，可以免學費。同時在學校教書的，就是我舅舅的同學張大炎，他對我媽媽這么個漂亮的小姑娘很喜歡，兩人是同鄉，又都住校，反正好上了，師生戀。我媽媽中學沒畢業，十六歲就嫁給了比她大九歲的張大炎，回到長涇，做上了少婦。張家在長涇是比較有錢的，現在還能看到當時的大院子。嫁過去不久，我媽就生了我哥哥張其堅。不過盡管張大炎對她不錯，婆婆卻不大喜歡她，婆媳矛盾大概從來都是難解的課題，但是這樣的日子也沒能持續多久。

不到一年半，日本侵略中國，炸彈扔到了長涇，把我的姨——我媽的三姐韋均奇炸死了，就在河北街家門口。這樣全家開始逃難。張家比較有錢，一大家族很多房和鄉鄰租了船，我媽媽把我外公外婆也帶上了。逃出不久又遇到日本飛機轟炸，正好那次我媽媽感冒生病，一家人在岸上沒上船，結果這船走到半路就被炸了，后來張家人還說是我媽媽救了大家。這么輾轉逃了將近一年，先到湖南，然后一直往南到廣東、香港，最后到上海，投奔我的大姨和舅舅。我媽媽帶著自己的爸爸媽媽、丈夫，抱著一歲多的孩子，敲開我舅舅家門，我想那個場景應該就像《萬家燈火》里那一家老小為逃戰亂，到城市投奔長子的劇情一樣。這一年我媽媽不過十八歲，等于是一個逃避戰亂的村婦，就這么到的上海。

電影《萬家燈火》（1948）海報

我舅舅那時還單身，不可能接待這一大家子，好在張家有錢，逃難分手的時候，婆婆給了些盤纏。我媽媽和張大炎就先在馬當路的西城里租了個房子，不久后，又到蒲石路——現在的長樂路236弄，拿金條頂了個房子下來，一家五口人搬了過去。那么多人在上海要生計，舅舅就幫張大炎找了一個中學教美術，我媽媽在家里伺候父母、帶孩子。但是僅靠一人教書，養不起這家，媽媽便像現在的外來打工妹一樣，到處找工作，看報紙上的招聘廣告，到1938年底就找了霞飛路巴黎電影院旁邊弄堂里的何氏照相館，做開票員。

上官云珠攝于何氏照相館

你提到的我大姨韋月侶，確實對我媽一生都很有影響。我媽媽蹣跚學步的時候，韋月侶已經從上海中華藝術大學畢業，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當過記者，做過編輯，寫過言情小說，也曾風行一時，有人把她歸為鴛鴦蝴蝶派，此外她還標點過《海上花列傳》，還對尺牘有研究，編了不少書，后來一直從事教育工作。韋月侶一生未婚，我媽媽很多重大的選擇，都有這個大姐給她出主意，幫她把關，另外，媽媽出道以后經常要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有些就是我這位大姨捉筆的。

韋然：在我想象當中，媽媽當初大概有點像現在的追星族，她一個小姑娘，長得比較漂亮，照片被放在何氏照相館的櫥窗里作招牌，正好老板何佐民原來是明星公司的攝影師，所以經常有演員來光顧，他們看我媽媽可愛，她也羨慕這些明星光鮮亮麗，彼此對話就多起來了。1940年夏天，經何佐民的朋友介紹，我媽媽考入華光戲劇學校，和謝晉成了同學。我想她走這條路的初衷肯定是想改換門庭，另外羨慕演員的聲譽和享受，也覺得演戲好玩，她文化水平不高，十里洋場上看到的這些肯定對她有吸引力，不如就去試試看。

上官云珠攝于何氏照相館

當然正好碰上了一個機會，新華公司拍《王老虎搶親》想捧新人，在訓練班里選中了我媽媽，立馬用導演卜萬蒼給她取的藝名“上官云珠”大肆宣傳。但可能是因為她試鏡的時候怯場，也有說法講因為新華老板張善琨和童月娟重歸于好，我媽媽就被換下了。小報記者一開始把她吹上天，后來又將她踩下地，但是我媽媽，或者說韋家人的脾氣就是，你越說我不行，我越要吃這碗飯，非搞點成績出來給你們看看。我覺得這個時候她已經不光是追求名利的心理了，而是有點賭氣的意思。當然她想出人頭地不容易，因為她一沒根基，二沒人脈，只能靠自己，從學說國語開始，狠下功夫。張大炎肯定是個很傳統的人，他只想要一個相夫教子的主婦，不愿意太太拋頭露面做明星，于是兩個人產生了分歧，后來我媽媽又認識了姚克，最終決定和張大炎離婚。離婚之后，張大炎帶著我哥哥回到長涇鄉下去了，那時哥哥還沒上小學，就五六歲。

韋然：我父親這個家算是北京的一個外來戶，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從山東濟南遷來，市民階層里偏上一點，算小康。我父親是長房長孫，所以家里一直對他偏愛有加，什么好東西都讓給他。他從小就比較能夠自由發揮，什么時髦的玩意都學：滑冰，打拳，看電影，打網球，學跳踢踏舞，還找了一個外國老太太上英文課，好像那時上一節課一美元，對于一般家庭不便宜，但也支持他。當然他學習很好，大學考上了燕京，而且從二年級開始就拿洛克菲勒獎學金。到燕京后，他又是一個活躍分子，被封為全校的“大活寶”，熱衷參加各種業余組織的活動。他一二年級的時候，黃宗江等人在燕京大學搞了燕京劇社，起初我爸爸沒參加，孫道臨也沒參加，后來是缺一個什么角色，黃宗江把孫道臨拉去臨時代演，據說他上臺還很靦碘，不過從此開始了演藝生涯。我爸爸在三年級的時候也進去了，那時黃宗江已經離開燕京，南下演戲，他之前因為失戀自殺，到協和醫院灌腸搶救，我爸爸都跟著照顧。我爸爸在燕京劇社里演過《國民公敵》等三部戲，跟孫道臨也比較熟了，應該說是燕京劇社埋下了他喜歡演戲的因子。后來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關門，我爸爸和孫道臨作為活躍分子都被抓了起來，在北大紅樓——日本憲兵隊總部的地下室里關了一個多月。放出來后，他到輔仁把最后一年的學業念完，拿到了文憑。因為我爺爺覺得他被日本人盯住過，在北京或上海比較危險，就托人在老家濟南幫他找了學校教書的工作。

1941年9月，燕京大學貝公樓前，前排右一身著長袍者為程述堯。

燕京劇社話劇《生死戀》演員合影：左二為張玉范，左三為卓富來，右一為程述堯，中坐者為孫道臨，兩人之間穿白裙的是麥任曾。

1945年，爸爸回北平過春節，在長安大戲院看了南北劇社的話劇《欽差大臣》，和劇社里的老同學丁力、孫道臨聊天，再次勾起了戲劇夢，不久他就回到北京，加入了南北劇社。大半年后，他和這時同在劇團的黃宗英結婚，還考入了中央銀行北京分行，職位相當于行長秘書，工資高，收入穩定，他大少爺做派，劇社沒錢，就解囊相助。這樣到1946年，他兼了南北劇社社長，業務上參與組織話劇排練和聯系演出，經濟上支持劇社的運營費用，表演需要時還做臨時演員。當然這是一個業余劇團，用我爸爸當年燕大同學張瀾生的話說：“南北劇社這些人，如果不干話劇，他們同樣有飯吃，也能生活，因為他們的家境都不錯。……他們搞話劇不是為了票房、為了賺演出費，完全是出于對藝術的熱愛。他們是希望在亂世中通過他們的戲，讓人們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同時也表達對社會和人生的一種思考。”我爸爸媽媽第一次見面，我只是聽爸爸講過，那時完全是一種藝術交流。南北劇社聽說有外地的劇團，特別是上海來的劇團來演戲，自然想去觀摩學習一下。他倆并沒有更多私下的交往，只是見過，彼此知道，大概就這樣。

上官云珠，1940年代。

韋然：上海解放后，我爸爸先是被分配到上海電影制片廠，但那時上影廠剛剛成立，還沒有開始運轉，他就先去夏衍籌辦的《亦報》當了兩個月臨時編輯，主編第四版的影劇欄目。到1949年8、9月份，他被派去接洽購買蘭心大戲院的事宜。蘭心是英國人的劇場，共產黨剛剛接管政權，與英國尚未建立正式邦交，不能由政府機構出面商洽更改產權，便以上海市戲劇電影工作者協會的名義，由我爸作為代表，同英國人打交道，商談購買條件，訂立契約，實際上是將產權收歸國有。購買手續完成后，組織上就想讓我爸爸去蘭心做第一副經理，那時他還屬于上影編制，征求他意見時說，如果他留在上影也不一定當演員，也是搞行政，那我爸爸就無所謂了，服從組織安排去蘭心。

程述堯在1950年代

蘭心的經理呂復是1938年入黨的老黨員、戲劇家。我爸爸在五十年代初，還帶著四十年代的性格脾氣，所以在蘭心戲院的管理上，有自己的主見，與呂復之間的合作關系不是很融洽。我在他“文革”時寫的交代材料上，讀到了他那時和呂復在業務上的不同意見：比如劇院與演出團體如何簽約——我爸爸主張，私營團體租場地采用分賬方式，盈虧雙方共擔，國營劇團有經濟保障，采用場租方式，不管票房好壞，劇場都能保證有收益。呂復不同意，認為應該一視同仁，無論國營還是私營，都按統一標準收場租。再者，戲院該不該歸屬上海人民藝術劇院作為專用劇場——我爸主張分立，市場管理，呂復因兼任上海人藝院長，主張合并，想讓蘭心作為人藝的專用劇院。但在“文革”后期比較寬松的時候，呂復還經常來我家找我爸爸敘舊，要電影票，所以他們這些人也僅是業務上主見不同，私下關系都挺好。

爸爸在劇場當經理，本來和我媽媽她們沒有關系，但1950年初，劇影協會婦委會在蘭心大戲院演出四幕話劇《紅旗歌》，我媽媽在劇中飾演女工馬芬姐，因為這個戲連演一百五十九場，時間長達幾個月，其間就和我爸爸接觸頻繁了。那時我媽媽還跟藍馬在一起，我爸爸和黃宗英離婚不久，單身一人。黃宗英在《紅旗歌》里也有角色，黃家的一些親戚到了上海，不知道黃宗英在哪，來找我爸爸，爸爸還得告訴他們，你們到趙丹那去找黃宗英，他在劇場碰到她，會當面說誰來找過你。慢慢地，他和同為演員的我媽媽有了來往，相知、相戀，走入了婚姻。婚禮在蘭心戲院二樓排練廳舉行，這事讓藍馬很生氣，他憤而去參軍，離開了上海。

上官云珠，1950年代。

程述堯與上官云珠攝于蘭心大戲院，1950年。

爸媽剛結婚那段時間，大概是他倆一生中最好的時光。他們住到了復興西路147號三樓整層的一套，后來二樓東側一套住過柯靈。我們家生活非常好，兩個人收入都不低，往來無白丁，后來家里有了我，保姆就有三個。有時候嚴永潔——我媽媽的姑舅表姐妹——到上海來開會，看到我爸媽的那種生活很不滿，她提醒我媽，新社會了，你們不能這樣。果然樹大招風，“三反”的時候出事了。人家看到你就有氣：家里養德國獵犬，女兒彈著鋼琴，什么趙丹、白楊、蔣君超成天來吃飯，多少在新社會有點不合時宜。

韋然：我媽媽1940年開始學表演，馬上就要上臺演戲，因為這些辦戲劇學校的人也要賺錢，要用這些學員排的戲去賣票。所以一開始就演話劇，《米》《人之初》《雷雨》都演過，后來拍《玫瑰飄零》《黑衣盜》《國色天香》這些電影，都是跑龍套，還是演話劇為主。1941年，媽媽加入了天風劇社，費穆、姚克是天風的編劇，她在排《梅花夢》的時候，姚克主動來幫助她，就好上了。其實，媽媽演的話劇非常多，好像不比電影少。我覺得像我媽媽這一代演員的功力，都是舞臺上練出來的：舞臺表演是實打實的真功夫，每個劇目都要演好多場，在臺上不能出錯，每演一場戲都是一次創作，要照顧現場觀眾的反應，要搭配對手演員的變化，不像電影，一次就完了，或者某個鏡頭可以反復拍，所以我覺得話劇給她打下了非常深的功底。

上官云珠和母親、女兒（與姚克之女姚耀，小名姚姚），攝于1950年代中期。

我媽媽跟姚克的婚姻存續時間不長，因為她要跑碼頭，生了我姐姐姚姚以后，就去北方巡回演出，天津、北京、哈爾濱、沈陽、吉林、長春、濟南都跑過，離開比較長的一段時間，姚克跟他母親的干女兒吳雯好了，回來以后被我媽發現，就離婚了。不過，我認為姚克對我媽媽的栽培很重要，她剛從戲劇學校里出來，最初走上舞臺，有這么一個大才子引領，可以進入一些比較高的平臺、不同的圈子，交際的層次不一樣了，眼界就開闊了。另外她也可以有更多劇目、更重要的角色演，如果沒有姚克，她在《清宮怨》或許只能演宮女，現在可以演珍妃了。

上官云珠在《天堂春夢》（1946）飾演龔妻，藍馬演她的丈夫——淪陷時資敵致富，勝利后買得“地下工作者”身份逍遙法外的龔某。

與姚克離婚后，我媽媽跟抗戰勝利后到上海的藍馬生活在一起了。藍馬先是在她那里搭伙吃派飯，然后兩人就同居。他們合作了好幾部電影，《天堂春夢》《萬家燈火》《群魔》《麗人行》《希望在人間》，都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后半期電影史上的力作，他們在里面演了一些夫妻對手戲。我覺得藍馬對她表演的飛躍是很有作用的，藍馬演技肯定比她強，一起拍戲可以學到不少東西，另一方面我媽媽也有悟性，否則再扶也扶不起來。但她始終沒有和藍馬結婚，我聽他們同行里不少人都說，藍馬的性格有問題，人是好人，但太懶散了，大概是女人受不了，覺得這樣的人不能夠托付終身。不過不可否認，不論姚克還是藍馬，都使我媽媽的表演上了一個臺階。當然她在這一階段演技的提升，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她幾部戲的導演都非常厲害，蔡楚生、程步高、桑弧、徐昌霖、鄭君里、沈浮、陳鯉庭、湯曉丹，全是響當當的大導演，沒有他們的點撥也就沒有她的成功。

上官云珠在《群魔》（1948）飾演妓女小白菜

上官云珠在《烏鴉與麻雀》（1949）飾演華妻（右五），黃宗英飾演侯義伯的外室（右三）。

華太太抱著患急性肺炎、昏睡不醒的女兒哭泣

韋然：因為我媽媽開始一直演交際花，她很想嘗試不同的角色，也可以說品嘗不同的人生，她跟黃宗英關系比較好，就私下跟黃宗英商量換角色，其實黃宗英也愿意換，演員都想嘗試不同的戲路，創作不一樣的形象，最后在《烏鴉與麻雀》，我媽媽就演了中學老師華先生的妻子，黃宗英演國民黨軍官侯義伯的外室。這事我聽別人也講過，那時候是挺正常的一種現象。其實我媽媽在《萬家燈火》里已經不是演交際花了，藍又蘭是一個小市民家庭主婦，《麗人行》演的也是一個受欺負的女工金妹，她那時已經不是只能演施咪咪這樣的人了。但我覺得這樣的交換對她演技成長肯定有好處。

《太太萬歲》（1947）最后一個鏡頭：上官云珠飾演的交際花施咪咪對鏡頭拋媚眼。

某種程度上，我父母其實一直都傾向進步。我父親他們因為是青年學生，總是思想比較激進，看不上腐朽的東西，演的戲都比較文藝范。后來才知道，和他一起參加南北劇社的姚克蔭，是姚依林的堂弟，早在燕京時就是共產黨地下黨員，當過燕大地下黨支部書記。我媽媽雖然抗戰時期一直在淪陷的上海，但是她沒拍過日偽的電影。她三姐是被日本人炸死的，她逃難時又九死一生，她是比較仇恨日本侵略者的。另外，姚克、韋月侶也會指點她該和什么人交往，不該和什么人交往，所以她那時基本就靠演話劇為生。她當時所在的苦干劇團里有很多地下黨，例如后來中央樂團的指揮李德倫，奔赴延安前曾在苦干劇團拉大提琴，他親口跟我講，半夜里演出結束，我媽媽如何和他們一起激越昂揚、興高采烈地走在空無他人的馬路上返回住地。

上官云珠在《麗人行》（1949）飾演女工金妹

1947年我媽媽加入昆侖公司，昆侖是地下黨領導的，她周圍工作的朋友，以及她參加拍攝的影片中刻畫的內容，無疑對她也有進步影響。前面提到，我還有個姨叫嚴永潔，她管我外婆叫舅媽，跟我媽媽年齡相仿，兩人從小就關系特別好，后來嚴永潔參加新四軍，抗戰的時候嫁給了譚啟龍。皖南事變后，新四軍打散了，譚啟龍正好在上海養病，一度住在我舅舅家，那時中央給他一個任務，利用嚴永潔親戚的社會關系，在上海建立閩浙皖贛四省聯絡站。嚴永潔來找我媽媽，讓她幫忙傳遞一些信件，因為她已經是明星了，穿著旗袍坐黃包車送信，不容易引起懷疑，我媽媽也幫過他們。還有一件事，我沒有考證，估計也可能和她與嚴永潔的交往有關：1949年初，我媽媽說服一個國民黨空軍人員邢國錚起義，邢國錚是她在北方一起演過戲的劉茜蒙的同學，起義的飛機后來降落在濟南機場。這些大概都體現出所謂的進步文化人的“氣節”和“正義感”吧。

1934年，上官云珠（左）在上海讀中學時和嚴永潔。

解放以后，電影廠里分三六九等，首先是從解放區來的，再有從國統區來的，最不行的就是他們在淪陷區沒有走的演員。我媽媽這樣的人，為了能夠跟上新社會的步伐，就要努力地表現進步，改造思想，向從解放區回來的和曾經地下黨的這些同志學習靠攏。你不這樣，也不能生存，不能演戲，所以她就穿上列寧裝，參加各種活動，到街上到工廠去宣傳演出。當然這也是形勢所然，大家都得這么干，不光是她一個人，所謂從舊社會的電影明星轉變為革命的藝術工作者，要“脫胎換骨”，要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她可能付出得特別多一點，不然的話她就不能再繼續她的演藝生涯了。

電影《紡花曲》（1951）連環畫節選，上官云珠飾演蔡阿珠，當時肚里懷有兒子燈燈。

后來您父母離異，主要因為“三反”波及您父親？另外和賀路有關系嗎？

韋然：1952年“三反”時，有人揭發我爸爸有貪污行為，質證的事實，主要指他在1949年8月的勞軍園游會義賣場擔任會計時賬目不清。關于這件事，爸爸時隔二十多年后對我講過。當時園游會盛況遠超預計，本來制定的銷貨、付款、記賬手續無法實施，只好收到一批，裝麻袋送走一批，待活動結束，再統一清點貨款和物品，有多少算多少。我爸爸在錢財方面向來馬虎，混亂情況下一些財物難免漏記、錯記，“三反”來臨，有人存心舉報，如何說得清？因為從小過慣了大少爺日子，爸爸萬般無奈，心想反正沒幾個錢，賠出來了事，還可以爭取一個“坦白從寬”，便承認貪污了說不清的六百九十余元。我媽媽拿出自己積蓄，北京爺爺也寄來錢，湊在一起交給劇院，沒想到，認錯賠款的做法并沒達到求罰從輕的目的，反而坐實了貪污罪行，蘭心大戲院給了他機關管制一年的處分。而就在他還沒有結束管制，仍被處罰期間，我媽媽提出要與他離婚。媽媽從一解放就想方設法徹底改造自身，爸爸出事以后，她一度受到牽連，內心痛苦，我看過電影廠檔案，甚至到后來“反右”的時候，她還被一些人稱為貪污分子的老婆，顯然爸爸落馬對她以后的政治前途、藝術生命，以及生活都有巨大影響。在這種氛圍下，為了不致離開表演事業，媽媽就要特別表現出跟我爸爸劃清界限。那時我才一歲多，爸爸不同意離婚，但媽媽的態度決絕，我二叔清華畢業在上海工作，來我家看望自己的哥哥，親眼見我爸爸忍氣吞聲期求圓鏡，媽媽則回以狂躁的怒罵。所以我說，我媽媽幾次家庭變故都是為了演戲，最早和張大炎分手，兒子不要，是為了演戲，后來跟我爸爸分手，兒子不要，也是為了演戲，她這一輩子不要命地要演戲，大概也是為什么能演得好的原因之一。

1952年上海組織慰問赴江西的墾荒隊時，上官云珠與漫畫家張樂平（后排右三）、張文元（前右）等人在廬山合影。

爸媽離婚后，圈子里幾個來往密切的好朋友像孫道臨、舒繡文、白楊，甚至組成了一個小組，來回勸和。而且家人也都不同意，因為我爸爸性格好，外公外婆、舅舅都非常喜歡他，非常反感賀路。由于和賀路的私情，我媽媽在電影廠受到處分，而爸爸機關管制一年期滿解除處罰后，調往衡山電影院任宣傳組長，次年升為經理，等于官復原職——應該說組織在處理我爸爸的問題上，多少有糾偏的成分，內部有個認識，他不是真貪污犯，只不過不能公開承認，他調動職務時，領導談話也透露了歉意。媽媽那時候還沒有和賀路真正走到一起，有點回心轉意，但爸爸卻犯少爺脾氣不干了，我那么低三下四求你都無動于衷，現在我也不吃回頭草。好多年后，我三姑到上海出差，爸爸和她吃飯時談起這事，覺得有點后悔，如果當時能軟一軟復婚的話，對兒子應當是有好處的。

程述堯（左二）與同事在衡山電影院門前合影，1962年初。

后來一些電影廠的人寫文章，都說賀路是我媽最后一任丈夫，但是我們韋家人都知道，他們可能沒結婚。1978年12月16日，電影局在龍華為我媽開平反追悼大會，親屬排隊，讓賀路排第一個。按電影局的邏輯，應當先賀路，然后我哥哥和我，再后面是韋月侶和我舅舅。結果我舅舅在休息室里大吵，質問賀路算是上官的什么人？讓他站在頭一個？當時我在旁邊，我想，舅舅如果沒有點底氣，堅信自己是對的話，是不敢在那個場合這么吵的。電影廠工會的人過來勸，最后賀路還是站第一個。我從那個時候才知道，賀路雖然跟我媽媽生活的時間最長，但他們未必是夫妻。我哥哥也知道，他說，媽媽三個孩子，我哥哥、我姐姐、我，都是和三個正式的丈夫所生，和藍馬、賀路都沒孩子，說媽媽這點分得很清。

1978年12月16日上午，上海市電影局在龍華革命公墓為上官云珠舉行追悼會。

韋然：《南島風云》這個角色當然不是我媽媽挑選的，完全是導演白沉啟用她。也是因為張瑞芳臨時有出國任務演不了，才給了我媽媽這么一個機會。但選她廠里肯定有非常多的意見，因為那時很多軍區政治部文工團的人都進電影廠了，其中就有打過仗也演過戲的黨員女演員，另外廠里還想培養年輕演員，有人就說為什么不讓某某某來演符若華，非要找這么一個舊社會過來的？但是白沉非常堅持，結果怎么就定下來讓我媽媽演，我也不知道。為此，白沉為還修改劇本，重新設計了符若華這個人物：如果是張瑞芳演的話，符若華肯定是潑辣硬朗的形象，換成我媽媽，就變成表現一個嬌弱的人怎么成長為堅強的戰士。我覺得這樣一改,反而成就了一個經典。

《南島風云》（1955）劇照

當然媽媽下了很大的功夫，她在海南島下生活時間很長。我哥哥那時候在閔行的汽輪機廠工作，每個禮拜回家，他說記得媽媽從海南回來以后，面黃肌瘦，臉色憔悴，看樣子吃了很多苦。這個電影后來得獎，拿到北京討論，有人發言說角色之所以成功，不是因為上官云珠的演技如何，而是幾年來黨對她的教育，改變了她的思想立場的結果。我覺得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確實她是能夠理解這樣的人物了，但是不能說跟她的演技沒關系。這個電影對她的考驗，還不是說過去演交際花，現在又演一個醫生或者教授夫人，甚至女工，而是和先前種種都有天地之別。所以我媽媽誕辰九十周年的時候，上海電影家協會搞紀念活動，要放一部她的電影，征求我意見，我就說放《南島風云》，這是她非常成功的轉型，證明她真的是一個演技派演員，不是單純的性格演員或本色演員。另外，只有這一部電影我媽媽是真正的女一號，哪怕《萬家燈火》也是她配藍馬，我覺得這是她演藝生涯的一個里程碑。當然后來吳貽弓集中看完我媽全部的電影后也對我說，你媽為什么成功，因為她每一部戲，不管演再小的角色都認真，沒有一部是失敗的，所以她成功。

是不是因為《南島風云》才受到毛主席接見？有一定關系，但不完全是。毛主席之前也看過我媽媽的電影，另外主席接見我媽媽七次，每次都是與一批教育、文學、科學界的代表座談，集體接見，其中有她。記得一次是1961年的五一，她在文化廣場演出，一場演完還帶著妝，就讓她跟王丹鳳馬上去，見完了回來晚場接著演。我哥哥的大女兒是那天出生的，取名“雙雙”：因為媽媽被毛主席接見，同時做了奶奶，雙喜臨門。

1961年5月1日，上官云珠（右二）與王丹鳳（右一）、白楊（右三）、徐玉蘭（右四）等和毛主席在一起。

韋然：我媽媽沒有一個敵人，是吳貽弓說的。吳貽弓那時想拍她的電視劇，籌備了五年，已經找好投資，到選演員階段，后來因為他不幸罹患癌癥，就沒拍成。像這種人物傳記片，會涉及近百名影劇界人士，即便本人不在了，還有后人在，我有點擔心人家會對劇本中涉及當事人的描述有意見，影響播出。吳貽弓便說，我仔細研究過了，你媽媽沒有敵人。應該講我媽媽這個人在外面的性格比較好，她很會交際，上上下下，從廠長到門房間到食堂大師傅，都能夠打交道。我想這也是為什么四十年代末那么多導演愿意用她的一個原因。

1957年，周恩來總理夫婦在中南海會見電影界的女演員。右起：王人美、黃宗英、岳慎、夏夢、周恩來、黎莉莉、鄧穎超、舒繡文、白楊、吳茵、宣景琳、上官云珠、石聯星、于藍、胡朋。

我媽媽和黃宗英關系一直不錯。我爸媽結婚后，黃宗英和我媽媽同為上影演員，兩家住得距離又不遠，有事情時也會來我家聚會談論。后來爸媽離婚，我歸父親撫養，我大概兩歲半，仍然每個星期在永福路52號電影演員劇團的托兒所全托。到星期六下午，爸爸下了班再來托兒所接我。因為電影院周末業務繁忙，經常晚場，不能按時來接，他就托黃宗英阿姨家的保姆在接她家孩子和周璇的兒子周民的時候，把我一起帶走，等我爸爸下了班，再到趙丹叔叔家領我。宗英阿姨現在住在醫院里，子女在國外，要是她動手術或者醫院有什么事，她兒子就會委托我前去幫忙照料。

1956年7月，上官云珠參加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期間與捷克兒童在一起。

1958年，上官云珠（右）與蔣天流在上海感光膠片廠為工人們朗誦。

《讓無數埋藏的珠寶放光》這篇文章，我現在猜測可能是韋月侶代筆寫的。當時正好在“雙百”的鳴放氛圍下，北京的電影局開了舍飯寺會議，提出電影改制，上海的《文匯報》組織了“為什么好的國產片這樣少”的討論，我媽媽的這篇文章也參與其中。我覺得是我姨這樣的人，接觸社會更多，嗅覺更敏感，我媽媽可能把演員私下議論的東西和姐姐說，提供了一些材料，姐姐把它寫出來。因為她之前《南島風云》蠻成功，后面又去捷克斯洛伐克參加電影節，對她正好重視，她就覺得自己有分量，可以代表真沒有戲演的人說幾句話。“五花社”是天馬廠的創作小組，也是在這個氛圍里產生的，有點像星期聚會，每周在陳鯉庭、徐昌霖家吃飯。當然后來國際國內形勢變了，這個“自由組合”的小組就遭了難。我也覺得，我媽媽這輩演員的一大遺憾就是無法選擇自己喜愛、適合的角色和電影演。

上官云珠在《早春二月》（1963）飾演丈夫在大革命中犧牲了的文嫂

能談談你們的母子關系嗎？她對您的姐姐姚姚似乎要嚴厲得多？

韋然：我媽媽兩次離婚，兩個兒子都留給了前夫，等她年紀稍微大一點，對我哥哥和我都很喜歡，尤其我比較小，而我哥哥有了女兒，她都關心，常常寄東西給我們。當時她身邊帶的是我姐姐，反而對身邊這個最嚴厲。因為她見我們機會比較少，見到我們態度都比較好，而一旦她心情不佳，發脾氣的對象就是我姐姐。媽媽在外面不太順利時，回到家往往比較暴躁，我們沾的是沒有跟她在一起的光。當然我姐姐跟著媽媽，生活待遇肯定比我們好，但是精神上，除了媽媽對她嚴，賀路對她也很不好。我們都管賀路叫“叔叔”，但我姐姐一直管我爸爸叫“爸爸”。

姚姚與燈燈，1955年。

恬恬（張其堅）與燈燈，1956年。

1963年在上海過暑假時，燈燈與媽媽、姐姐合影。

我對于我媽媽來講，就是一個小兒子，為什么對我關愛有加，我后來分析，可能她總有些關于晚年的打算：姐姐早晚要嫁出去，哥哥大很多，早就在外面成家了，也許就這個小兒子將來能夠依靠。所以她每次到北京開會、拍戲，走親訪友都帶著我，她住哪個招待所，就讓我跟她一起住，沒有兩個床，就兩人擠一個床。那時候我十一二歲，帶著我去唱老生的李宗義家走動，她問李宗義，你看他怎么樣，能不能上戲校？李宗義覺得我應當唱小生，我坐在旁邊聽，回去跟我爺爺學，爺爺說，這怎么行？我是長房長孫，爺爺認為得按部就班讀書考大學，不能上臺去演戲。還有我們家遺傳，牙不好，我和媽媽姐姐一樣，都是前后重疊的亂牙，她們因為要吃開口飯，都去整過。一年暑假，媽媽也想給我整，帶我去汾陽路五官科醫院看，醫生說，一個暑假恐怕不夠，要拔要弄很長時間，就寫了封介紹信，讓我到北京的口腔醫院去看。我帶著信回到北京給爺爺，爺爺一看就說，男孩子，牙亂一點有什么關系？用不著整。這就是兩代人、兩家人對我走向的不同看法，我媽媽是比較希望我往文藝方面發展的。

燈燈和父親（中）、爺爺（右）祖孫三人在頤和園，1956年。

上官云珠在《舞臺姐妹》（1964）扮演昔日的越劇皇后商水花

上官云珠家，建國西路641號（高安路口），四樓左側為29室，右側是30室，攝于2005年。

韋然：媽媽此生拍的最后兩部電影，扮演的角色都選擇了結束生命以遠離這個世界。也許是巧合，幾年后，現實生活中的她，重現了與角色相同的結局。我們家在“文革”中當然損失慘重。北京、上海，爸爸、媽媽、爺爺和兩位叔叔，幾個家都被抄過，原因各不相同。我媽媽在1965年底1966年初，因為癌癥連續動了兩個大手術，術后一段時間曾經失去記憶，一直在家養病，到“文革”時，雖然身體還很弱，但腦子已經慢慢恢復了。她曾經對姐姐說，你媽媽是演員。言下之意，她在造反派面前的“糊涂”是裝出來的，為了保護自己。但在強力高壓逼迫下，媽媽的心理防線還是崩潰了，1968年11月23日凌晨，她從自家四層樓的窗口撲了下去。那一年，媽媽四十八歲。她最后走這條路，我想還是跟她演戲有關，她這輩子就是要演戲，此時覺得不可能再演了，就徹底絕望了。我二叔1960年調到上海天文臺第三研究室，在分子鐘報時的研究項目上，由他帶頭攻關，為國家填補了空白。但二叔性格倔強，“文革”初期被監督掃地就已經受不了，后來又被人誣告關押起來，干脆一了百了，第二天便在關押地上吊自殺。至于我姐姐，她原來學鋼琴，后來到上海音樂學院師從周小燕學習聲樂，她的男友燕凱是民樂系學生，高干子弟，一度非常激進，不久另一派上臺，燕凱在被羈押期間自殺，姐姐極受打擊，加上那時媽媽身亡不久，她的生父姚克是“反動文人”，她所承受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后來因為其他風波，學校對她另眼看待，分配也很不理想，她就耗著不去，她覺得我是獨生子女，而且有婦女病，應當受照顧留在上海，再后來她的生活費也停發了。最后還是在嚴永潔的幫助下，把姐姐安排到了浙江省歌舞團，但是1975年9月23日，就在她計劃離開上海的前一天，一場蒙蒙雨霧中，她的自行車被卷入一輛疾馳的卡車輪下，她當場殞命南京路。這時姐姐才剛過三十一歲。“文革”期間，我爸爸不像叔叔，也不像媽媽，他抱著隨便怎樣都逆來順受的態度應付一切打擊：讓我陪斗我就去，讓我交代我就寫，該吃吃，該睡睡。他這時的妻子叫吳嫣，她解放前，用我爸爸的說法，是一個“茶花女式的人物”，后來卷入“潘楊案”，“文革”期間屬于街道里弄監督勞動的刑滿釋放人員，沒有收入來源，靠我爸爸的工資和變賣衣物字畫度日，兩個人就這么混著。我覺得主要是因為前面“三反”時已經修理了我父親的性格，后來他自覺成為邊緣人物，比較麻木了。

程述堯和姚姚、燈燈在上海中山公園，1975年春。

姚姚生前最后一張照片，1975年夏。

韋然：我父親是從小在北京長大的，后來因為生活到了上海，就再也沒遷回去過。但是他保留了一口四十年代的北京口音，臨了也不會說上海話，而且他對北京的那一套生活節奏與日常習俗非常喜歡，他認為把我送去北京，接受一個四合院式的教育是非常好的。我后來也想，如果我不去北京，留在上海跟著媽媽，可能我的人生軌跡，甚至性格、面貌都會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可能會和我姐姐差不多。在北京，我生活在一個完全封閉的四合院里，也不是大雜院，只有我們一家人，平時家門不開，不跟胡同——上海叫弄堂里的人打交道。“文革”前，我接受的是一個幾乎完全傳統的教育，飯該怎么吃，坐立該什么樣子，見人怎么打招呼，都有規矩。平常看《古文觀止》，每天早晨起來要臨帖寫大字，就是這么一個家庭。如果在上海，肯定不是這樣，大概會放任自流地發展。我父親很贊賞我在北京的這種環境里成長，覺得對我有好處，當然我寒暑假回上海，還是能接觸兩邊不一樣的文化，有對比。

父子兩人在北京家中橡皮樹前，1956年。

青年燈燈

我父親抗戰勝利后有段時間生活沒著落，為北京的美國軍隊做翻譯，后來美軍希望長期聘用他，給一個美國士兵的編制和待遇，他的一個同學當時就留了下來，后來跟著撤退的美軍去了美國。但我父親沒有留，也不會去美國，他還是一個比較傳統的人。1950年秋天，我爸媽新婚不久，一家人去北京省親，順便參加了金山與孫維世的婚禮。這次見面，金山問我爸媽愿不愿意到青藝工作，爸爸從小在北京生活長大，到上海不過兩年，如果能一家子回去最好不過，后來請示，上海這邊自然不愿意一下損失兩員大將，于是此議作罷。我曾經想，如果他們那時真的到了北京，后面的命運也許會比在上海順暢得多？我爸爸也許不會在“三反”運動中落馬，也許我媽媽就不會遇到不該遇到的人，于是他們也許就不會離婚？可歷史無法假設，一切偶然都包含有必然因素。憑他們的性格、出身、處事、經歷和為人，該逃不過去的都逃不過去。

程述堯攝于1980年代

父親晚年的時候，患上了阿爾茲海默癥。一次，我把他接到北京，想給他看病，甚至就在北京住下去，因為那時他和吳嫣關系不太好。但是真到了北京他也不適應，老朋友王世襄正在一門心思寫家具研究，于是之剛當北京人藝的院長，工作繁忙，沒有更多時間招呼他，結果剛待了一個星期，他就提出要回上海，怎么勸也沒用，已經安排好的醫生看病，他也不管，徒自回去了。

韋然：一方面隨著年紀的增長，我想了解母親的沖動逐漸增多了，這是人之常情，另外，八十年代以來，開始重視老演員，也有一些關于我母親的紀念活動，建紀念館、座談、拍片、造像、采訪等等，要我提供材料，還要寫文章，這時候我就開始關注媽媽的電影，追尋她的軌跡。社會上關于媽媽很多事情各種各樣的講法都有，一些正式出版的傳記，不少情景也都包含杜撰、虛構的成分，內容側重點也不大一樣。比如陳復觀的《上官云珠》（江蘇文藝出版社，1986年）偏重她的早期，因為陳復觀是江陰人，他這本書關于我媽媽青年時代的部分是比較實在的，準確性比較高。而陸壽鈞是電影廠的人，他和林谷的《上官云珠生死錄》（四川文藝出版社，1987年）對我媽媽的后期寫得比較詳細。比較客觀的應該是魏湘濤的《一顆影星的沉浮——上官云珠傳》（中國電影出版社，1986年），他是作為東北一個電影研究所的課題在做，他找過我好幾次，也見過我父親、賀路、韋月侶等，還采訪了北京、上海許多與媽媽一起演過戲的同仁，上世紀八十年代這些人都健在，做過面對面的采訪。

其實，我自己掌握材料也有一個逐漸豐富、辨偽存真的過程，所以你看我早期寫的文章里的一些提法，都有不準確的地方。比如我過去說我叔叔是觸電死的，后來收到當日負責看押他的人寫給我的信，才知道叔叔是上吊死的。還有我媽媽得病的經過，我現在所了解的也和先前不同。有時候一些事情也很奇怪，半年前我跟朋友吃飯，飯店老板聽說我在，就跑進來說：我原來跟你是鄰居，你媽媽死的時候，我就在旁邊。我說怎么可能這么巧？原來他當年住高安路，就在我們家后邊一個樓，那時他十幾歲，我們家樓下是菜場，那天清晨正好輪到他去排隊買菜，他天不亮披件大衣等在那里，我媽媽跳下來就落在他邊上，他跟我講了很多當時的情況……可能不經意地，就會邂逅一些人，遭遇一些未知的史料。其實，不要說第三者的著作，即便是本人的口述、日記、回憶錄，由于時間的沉淀、觀念的變化、記憶的衰退、世事的左右……等等原因，都可能留下許多需后來者釋疑考證的訛誤與漏洞。所以說，讀史寫史，一定要盡可能參考更多的版本，設法查詢第一手原始資料，以求互證。近二十年來，在追尋父母的人生軌跡的過程中，我對此深有體會。

揚子晚報網10月5日訊（記者 萬凌云 文/攝）“汪素英老師扎根農村教育24年，因為她，鎮江潤州官塘中學（現更名為鎮江實驗學校官塘分校）這所農村公辦中學學生的英語成績，在鎮江全大市遙遙領先！”國慶節前，采訪“江蘇最美人物”汪素英教師時，鎮江潤州區教育局黨委委員束乾春告訴記者，言語中充滿自豪和欽佩。

發布現場

教育強基，國之大者！現場，汪素英被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江蘇省教育廳聯合授予江蘇“最美教師”榮譽稱號，并集中學習宣傳她的先進事跡。

“女武松”擅打“攔路虎”

官塘中學，是潤州區一所農村中學，學校的生源大多是留守兒童和外來務工子女。因為這些孩子英語學習非常有限、家里條件有限，加上平時生活中接觸到英語的機會也不多、家長的重視程度也不夠、覺得學英語沒有用，并且很多孩子下了課還要幫著家里務農，練習英語的時間也不夠。

故此，歷來英語都是他們學習中的“攔路虎”。但是，汪素英就是這打虎的“女武松”，對這只“攔路虎”汪老師很有一套。

比如，面對孩子們很是畏難的每年的中考英語口語聽力，她制訂了一系列方法。她堅持陪同學們每天早起一刻鐘，在灑滿晨光的教室里朗誦；放學后她沒有一天按時回過家，呆在教室或辦公室里，幫助未能及時過關的同學，最遲的一次竟然到了晚上的9點多；讓大家回家以后，把背誦的口語錄下來自己聽.......中考口語聽力滿分30，她教的班學生均分超過了29分！

學生趙思銘說起汪老師的英語課，滔滔不絕，贊不絕口。“汪老師上課風趣幽默，其講課立于課本卻又脫離課本。最大的印象是她能緊跟潮流而不落伍！在講習題和知識點時，她都能結合現實生活中的東西，讓我們容易理解、接受還記得住”。小趙說，比如在課堂上講到"迪斯尼"的知識點時，盡管農村孩子大多沒去過，但汪老師結合迪斯尼的現實狀況跟同學們講解，孩子們馬上就感興趣，也就記住了！

為了徹底打敗這只“攔路虎”，汪老師的班上還開設了“英語角”、英語國家文化講座，創新英語周記、英語小報等教學方法，豐富學生的課余生活，拓展學生視野、激發興趣、培養語感，提升英語應用能力。

談及對家人的愧疚，汪素英哽咽淚流。

“我的這些孩子們，缺的不是能力，而是更高的眼界，我就是他們的梯子，帶他們看到更大的世界。”汪素英說。

“靜等花開”她拄拐站上了課堂

汪素英，又是如此深愛她的課堂。

2007年，春天。一陣刺耳的剎車聲，官塘中學的汪素英老師，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汪素英的丈夫張勝平說：當時手術做了一夜，早上出了手術室她還在昏迷當中，嘴里面就在說：“還要上第一節課，還要趕著去上第一節課。”左股骨粉碎性骨折、大動脈斷裂、左盆骨、左鎖骨、右腿膝關節多處平臺骨折......躺在病床上，“傷痕累累”的汪老師，心里想的不是自己，更多的還是她的學生！

發布現場

2009年初，前后經過4次大手術，汪老師撐著拐杖，可以緩慢的行走了。此時，她就出現在了校園內課堂上！

“要讓孩子們成為精神明亮的人”

汪素英把學生當做自己的孩子來對待，把“學知識”和“學做人”滲透到平時的點滴教育中去。前幾年，汪老師班上有一位張同學，家里情況特殊，生活條件較差，汪老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平時經常自掏腰包給這位同學添置學習用品，好幾次帶著買來的新衣服上門家訪。這件事在校內也逐漸流傳開來，其他老師也聯系汪老師主動參與到對這位同學的幫助中去。

江蘇最美教師汪素英

像這樣的例子在汪老師身上發生過太多，正是因為汪老師這樣無私地奉獻，真誠的對待每一位學生，她的學生們都尊稱她“汪媽媽”。

官塘分校副校長倪莉告訴記者，平時，汪老師還會抓住一切教育契機開展德育工作。她一直說“要讓孩子們成為精神明亮的人”。在“珍愛生命、向陽成長——心理健康周”活動中，她關注畢業班學生壓力大等問題，努力喚醒孩子們的生命意識，提升應對挫折的心理素質。

“18年的班主任生涯，汪老師練就了一個絕活，就是每當接手了一個班級，一周內熟悉學生，半個月摸清學生的家庭情況。這與她對班主任工作的熱愛、對學生的責任心和熱情是分不開的。” 倪莉發自內心給汪老師點贊！

在此次獲得江蘇“最美教師”前，川妹子汪素英，還獲得了“全國優秀教師”“江蘇省先進工作者”、“江蘇省十佳師德模范”等等多個榮譽。

“我只是做好了一名老師”

大愛無聲，大愛有形！汪素英把所有的精力都傾注到英語教學上，她也把盡有可能的愛都給了她的學生。所以，她對家庭包括自己的寶貝女兒張龑翎都是虧欠和愧疚的。

張勝平直言，作為妻子，她是不合格的，每天“七進七出”（七點到校七點離校），基本不顧家。他們和父母、姐姐姐夫都住在一起，家中每晚吃晚飯都很遲，因為都要等汪素英，最遲甚至要等到八點多鐘。這么多年下來，大家都等成了“習慣”。

采訪現場，盡管沒有聽到丈夫和女兒的“抱怨”話，但其實汪素英是心有靈犀。所以，在跟記者談及對女兒、丈夫和家庭時，汪素英瞬間眼圈發紅，直至哽咽起來。一種發至內心的愧疚，讓她難受。

她說：“我可能只是將老師做好了，其他事情都沒有做好！”說話間，接過一張記者遞上的餐巾紙，哭出聲來。

校對 王菲

來源：紫牛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