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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盡的篇一
;在亂世中身負理想大義的志士青年，殫精竭慮，竭盡所能，奮不顧身，是那個激變年代的“火種”，點燃著整個中國社會之火，讓革命熊熊燃燒。
潘漢年就是這樣一位“縱火者”，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早年，他曾是知名的左翼作家和文化戰(zhàn)線上的重要領導人。從1931年起，他服從革命需要投入到隱蔽戰(zhàn)線和統(tǒng)戰(zhàn)工作中，20多年的情報生涯中，他大智大勇、足智多謀、出生入死、屢建奇功。新中國成立后，他曾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主管政法工作。但遺憾的是，這樣一位傳奇人物，竟然在1955年的內部肅反運動中被打成了“內奸”、“特務”、“反革命”，被投入監(jiān)獄，二十二年之后，含冤離開人世。之所以有如此曲折人生軌跡，與他在隱蔽戰(zhàn)線工作需要和很多人發(fā)生聯(lián)系有直接關系。
一、卿本佳人：與多位重要人物建立關系的潘漢年
1.潘漢年與汪精衛(wèi)
經查實，早在1927年潘漢年還未從事地下工作時，就曾在《幻洲》第2卷第1期上發(fā)表過《汪先生悔不當初》一文，對這個反共魁首做過無情批判。可見，他對汪精衛(wèi)是反對的，和他接觸肯定是工作的需要，但這已經為其悲劇人生埋下了伏筆。
1943年3月，潘漢年離開新四軍軍部駐地黃花塘，赴滬是為了“重新部署那里的情報工作，并進一步加強和李士群的聯(lián)系，交換一些情報”[1]。隱蔽戰(zhàn)線承擔的是特殊使命，本身就是“與魔鬼打交道的人”，潘漢年在敵占區(qū)上海、南京等地開展工作，除了自身組織系統(tǒng)的秘密關系，更重要的是打入敵人內部，利用敵人內部之間的矛盾和社會環(huán)境以合法方式從事“非法活動”，將敵人的資源為我所用。僅憑與汪見面就認定潘“投靠日、汪”顯得牽強。
1945年初，潘漢年在延安參加黨的七大。在此之前，重慶國民黨當局已獲知汪精衛(wèi)在南京秘見中共人士的消息，遂大肆利用、蓄意夸大、混淆事實攻擊中共中央。黨中央出于對潘漢年的信任和對敵特分化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反感（“伍豪事件”為例），幾次以中共中央名義通過報界鄭重辟謠。在此錯綜復雜的情況下，潘漢年本有意說明，但因耽誤一年時間惶恐不安，話到嘴邊留一半，埋下了一枚“定時炸彈”。
2.潘漢年與張沖
潘漢年是中國共產黨內老資格的談判專家。早在1933年“福建事變”后就出色完成了與蔣光鼐、蔡廷鍇率領的十九路軍的談判。其高超的談判技巧和周密的辦事風格深得周恩來賞識。1936年1月，在完成了莫斯科工作后，就奉命回國與國民黨黨部負責人陳果夫、陳立夫聯(lián)絡兩黨談判合作抗日的問題。
當時，曾經一手炮制過“伍豪脫黨事件” 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張沖深得cc派首領二陳器重，被指定為國民黨方面的談判代表，兩人的正式交往由此展開。在歷時一年的談判中，兩人朝夕相處，縱橫捭闔，雖隸屬不同黨派，但卻是很有分寸地保持著友好的交往。加之張沖本人抱有強烈的愛國之心，對國共合作始終不遺余力，積極奔走。因此，潘漢年和周恩來都對其從不同程度做過統(tǒng)戰(zhàn)工作，也收到了效果。特別是在西安事變發(fā)生后，潘漢年通過張沖的穿針引線，以中國共產黨聯(lián)絡員和談判代表的身份分別會見了宋子文和宋美齡等國民黨要人，表明了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及兩黨合作抗日的基本條件，對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事實也證明，正是因為爭取到張沖這個朋友，后續(xù)很多事情都得到了及時幫助。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張沖曾親自出面保護過周恩來的安全。另外，1939年時潘漢年從延安去香港交通受阻也是通過張沖完成了香港情報部署。
然而，潘漢年因工作與張沖交往，卻成為他投降國民黨充當國民黨特務的有力證據，并得到了毛澤東的明確表態(tài)：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一個cc派人物。
3．潘漢年與胡均鶴
綜觀潘漢年的一生，胡均鶴注定是潘漢年所有重大冤案的歷史見證者和參與者。
潘漢年是被挾持到南京與汪會面的，誘騙者就是胡均鶴和李士群。李士群是一個沒有政治信仰的人，幾易其主，從中共地下黨到國民黨特務機關到汪精衛(wèi)政權到日本，其叛徒人格幾經驗證。在投靠日本和“汪偽政權”后，在“76號特工總部”和“汪偽政權”中都身居要職。潘漢年曾派當時著名的左翼女作家關露對李士群做過兩年的策反工作。直到1941年冬天潘漢年從香港轉移到上海，為進一步加強和李士群的關系，遂親自出馬和他打交道，二人之間的聯(lián)系人就是李士群的手下胡均鶴。1943年，潘漢年赴滬搜集情報，不想卻被其脅迫發(fā)生了所謂的“汪精衛(wèi)事件”。
至于“鎮(zhèn)江事件”，其實，也都根本算不上一個“事件”，只是潘漢年巧妙運用敵偽關系，安全通過敵占區(qū)封鎖線，撤離到新四軍淮南根據地的一件頗具傳奇色彩的事情。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軍占領租界，上海形勢嚴峻，黨中央指示中共江蘇省委領導機關向新四軍淮南根據地撤退。此前由于省委負責人劉長勝在撤退途經瓜州時，被偽軍扣押，險些釀成大禍，因此在省委書記劉曉和部長王堯山撤退時，潘漢年決定利用李士群的關系，另辟一條交通線，以保萬全。李士群指派專門負責此事的胡均鶴和鎮(zhèn)江特工站站長劉毅親自到潘漢年一行人中途所經的鎮(zhèn)江車站迎接。因為兩人都是中共通報過的叛徒，也許是為了日后留個好前途，他們一路上盡力討好潘漢年等人，又是游金山寺又是請客吃飯。以后，胡均鶴還曾兩次派劉毅過長江到淮南給新四軍送過情報和藥品。
二、“潘楊事件”：新中國成立后，充分利用敵特開展工作反被誤解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潘漢年和揚帆分別擔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長。為了治理好我黨接手后的第一個大城市，鞏固好新生的人民政權，基于政策和策略的考慮，在工作中實行“大棒加胡蘿卜”的政策，一方面充分發(fā)揮人民民主專政的威力，嚴厲打擊各種違法犯罪行為；另一方面分化和瓦解敵人，爭取一部分起義投誠的敵特分子，組成“特情”人員協(xié)助公安機關開展工作。
起初，案件的性質還只是定為一般的工作失誤，而后隨著1954年春“高饒事件”的發(fā)生，層層牽連，揚帆成為“饒漱石反黨聯(lián)盟成員”，再然后隨著潘漢年向陳毅遞交材料，坦誠自己曾被李士群挾持與汪精衛(wèi)見面一事，揚帆又成了“潘漢年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到此，“潘揚案件”形成。
三、何愁無證：歷經波折，冤案終得反
1955年4月潘漢年被懷疑為“內奸”而遭到逮捕。作為和他交往最久、關系最深、接觸最長的周恩來對此案非常關注，并責成羅青長等人搜集資料。
可惜的是，這份報告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視，而這份報告當時也不可能附在案卷中。“周總理對潘漢年案的審判很關心，并且做了具體指示，比如旁聽人數要多少、什么人可以旁聽，除此之外還特別指示開庭審判要錄音（注：除1956年特別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zhàn)犯時使用現場錄音外，當時在全國法院的審判中尚沒有這個先例）”，“總理要求為庭審錄音，其背后是否有一番深意，我們也不得而知。”[10]196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認定潘漢年是“長期隱蔽在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關干部的內奸分子”，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然而，隨著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開始，1967年3月潘漢年又被重新收監(jiān)復查。經過三年的審訊，大規(guī)模內查外調，并沒有發(fā)現任何新的證據，潘漢年被永遠開除出黨籍并判處無期徒刑，下放到湖南改造。1977年初因層層審批耽誤了近2個月寶貴的治療時間，1977年4月潘漢年含冤而去，墓碑上刻著的則是蕭叔安這個化名。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大規(guī)模的撥亂反正由此展開，一些始終惦念著潘漢年的老朋友和老同事要求重新審理此案。首先牽頭的就是陳云，他當時兼任中紀委第一書記，主持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1979年，陳云被查出患有結腸癌，手術前，他沒有交代別的事情，只說“有一事放心不下，就是潘漢年的所謂‘內奸’問題”[11]，并給時任中央秘書長、中紀委第三書記的胡耀邦寫信囑托“此案需要重新審查”[12]。
“1979年劉曉在陳修良的支持下，向中央提出了為潘漢年平反的申請書，證明潘漢年不是‘叛徒’、‘內奸’。”[12]1980年11月3日，在中央一次討論《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討論稿）》的會議上，廖承志公開提出應該給潘漢年平反的問題。
參考文獻：
[1][2]王偉：《潘漢年會見汪精衛(wèi)之謎》，黨史文苑（紀實版），2005（08）。
[8]羅青長：《潘漢年冤案的歷史背景》，中外書摘，1996(02)。
[9]羅青長：《潘漢年冤案的歷史教訓》，上海黨史與黨建，1996，（01）。
[10]彭樹華、李菁：《我所親歷的潘漢年冤案》，各界，2011（08）。
[12]陳修良：《劉曉在上海》，大江南北，1990（01）。
（作者單位：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責任編輯：李作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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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令人愛恨交加的朝代。電視劇《清平樂》，展現的是愛的一面。
宋仁宗身上，濃縮著北宋的朝堂特質。他讓人說話，不在意臣下的冒犯，因此“天下英雄盡入彀中”，在他治下，人文鼎盛，星輝燦爛。
你說錯了，他不怪你，你說得對，他也不一定照辦。蘇轍的策論，上來就對皇帝迎頭痛罵，甚至就是人身攻擊，而且有些攻擊毫無道理，但仁宗不生氣，并認為自己為后代物色到了宰輔之材；
王安石寫萬言書，縱論當朝時弊，力言改革的迫切，仁宗看了看，就放到一邊，懶得管這么多，而這封臣子寫給皇帝的信，居然流傳天下，人人爭說安石之賢。
仁義朝堂，可以養(yǎng)天下之民，殷實百姓之家。這是政治向下的作用。但還有另外一面。軍事上的弱勢，朝堂氣質的陰柔，使得這個夢幻朝代，讓無數后世論者，痛心疾首。雖有愛民之心，卻無護民之力。
仁宗朝的夢幻詩意，其基礎，是真宗朝的澶淵之盟。契丹人打到澶州（濮陽）城下，久攻不下，漸而力乏，宋朝軍隊慢慢占據上風，蕭太后有意言和。這個時候，主動權在自己手上，寇準想要更多，但真宗皇帝希望早點結束這一切，給本朝使節(jié)的底線是百萬歲幣。最后，給了一年三十萬，宋朝遼朝，皆大歡喜，刀槍入庫，馬放南山。
南北之間，為此保持了百年和平，仁宗就是獲益最多的和平天子。
但隱患也在滋長，如柳耆卿的句子，“佇倚危樓風細細，望極春愁，黯黯生天際”。仁宗的堂孫子，宋朝除了太祖太宗之外最為雄姿英發(fā)的一個皇帝—宋神宗，在多年之后感受到了藏在鶯歌燕舞背后的陣陣寒意。宋朝崇文抑武，但少年天子卻喜歡一身戎裝，他起用王安石，試圖強財政，振軍事。
變法沒有收到預期效果，歲月蹉跎，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仁恕的君王，精致的生活，抵擋不住女真的鐵蹄。本就版圖狹窄的宋朝江山，再一次縮小，偏安江南。
歷史上找不到另一個朝代，有這么多的花花草草；
歷史上也找不到另一個朝代，有這么多的扼腕嗟咨。
說一說，這說不盡的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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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是文人墨客筆下的寵兒；是人類智慧結晶的藝術品；亦是一段歷史的見證人。大千世界中有各式各樣的橋，不管是那些有形的亦或是無形的，都會讓人感受到它古典建筑下的優(yōu)雅。雄偉的趙州橋巍峨的屹立在洨河之上，擁有著“長虹飲澗”的美稱，“駕石飛梁盡意虹，蒼龍驚蟄背磨空”的氣魄，再加上巧妙絕倫的施工技術與人類的智慧，就更顯其古樸美觀。
盧溝橋畔，雞鳴報曉，零晨時分。清代乾隆帝為盧溝橋題為“盧溝曉月”，和贊頌它的“察永定河”。提起1937年，我立刻想到盧溝橋記錄著我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戰(zhàn)爭的重要意義。說起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現在的我們依舊能夠從盧溝橋上走過，但臉上沒有一絲悲哀，有的只是安寧、幸福的笑容。永定河上的盧溝橋，佇立了1400多年，經歷了千年的洗禮，是不容褻瀆的。盧溝橋，歷史的見證者。其實橋與山水、與藝術也是密不可分的。 “小橋流水人家”多么詩意、優(yōu)美的句子使人不禁的`想到江南鄉(xiāng)間石頭橋細柳飄絲，湖水蒼茫、蕩漾，水天相連，眼前聳立著如臥龍般富有生命的長橋，橋下多半是急流，飛瀑流泉，山間景色，與長橋相配合，顯得格外和諧。長橋，以優(yōu)美的形態(tài)，巧奪天工般的呈現在人們眼前。其實吊橋與長橋相比，它也毫不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