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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開年演講:從百年滄桑到民族復興演講稿篇一
你看第一次鴉片戰爭發生的時候廣東三元里那抗擊很個別，大多數民眾在遠處觀戰，英軍登陸后民眾主動向其出售蔬菜、牲畜和糧食，洋人在跟皇帝打仗，與我何干?跟我沒關系啊，皇帝打敗了割皇帝的地，賠皇帝的款，與我何干?我還得生活呀。
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你看遺留下來的照片之一，我們那么多人幫著聯合國后勤輜重推小車，畫面上洋人就兩個，其他都是中國人，幫著聯軍供應后勤，給錢嘛，能雇傭啊就可以，哪里國家觀念、民族觀念沒有的。
聯軍攻到了北京，北京城高池厚，聯軍一萬多人攻不進來，北京有附近居民向聯軍提供消息：廣渠門下水道未曾設防，聯軍從廣渠門下水道魚貫而入，你看聯軍人數不多，排隊順著土坡斜坡散兵隊形排著隊走下來，我們周圍那么多民眾揣著手站在兩邊麻木的觀看，洋人在跟皇帝打仗，進攻皇宮，多少民眾幫著聯軍填平壕溝、綁梯子、扶梯子。還有民眾坐在墻頭上幫著聯軍往里瞭望，孫中山講的，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
數量不能提供力量，如果你不凝聚的話，一盤散沙，數量沒有意義!聯軍在北京殺人，聯軍指定殺誰，中國人捆中國人，中國人砍中國人腦袋，我們至弱之源，我覺得是中國我們近代以來最大的問題，非常松散，為什么要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我們一盤散沙，這個局面，被各個帝國主義所窺破。
板垣征四郎，1948年被判處絞刑，被國際戰犯法庭東京國際法庭審判的七名甲戰犯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的8月，他是關東軍高級參謀，關東軍即將發動九一八事變，面對十倍于己的東北軍，關東軍也是人心惶惶，他們沒有把握，板垣給他們做戰前動員：沒問題，搞得過。
板垣講：從中國民眾的心理上來說，安居樂業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職業，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系的，只是租稅和維持治安。從一般民眾真正民族發展歷史上來說，國家意識無疑是很淡薄的，無論是誰掌握政權、誰掌握軍權，負責維持治安都無礙大局。不就交稅嗎，交給滿洲國也是交，交日本人也是交，交給張作霖張大帥也是交，交誰都一樣，他們不在乎，所以能搞得過他們。
我們近代的災難，絕不僅僅是帝國主義如何的殺人無度猖狂。我們極度的衰弱和分散，不團結一盤散沙，被對方分而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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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開年演講:從百年滄桑到民族復興演講稿篇二
我們近代的中國歷經苦難，我們沒有勝過，我們一敗再敗。
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南京條約》簽訂，割讓香港，賠款二千一百萬兩白銀，第二次鴉片戰爭接著又失敗。
對方都很少的兵力，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軍艦二十八條，軍隊一萬五千，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兩萬五千人，長驅直入北京，殺人放火，將圓明園付之一炬，以如此小的兵力頃駕于大國首都，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
1894甲午戰爭更是空前的割地賠款，賠款白銀兩億兩，割讓遼東半島、臺灣，所以當時的澳門報紙有這么一段評價：中國之裝備，普天之下為至軟弱的極不中用之武備，其所行為之事，亦如紙上說謊而已，國中之兵，說有七十萬之眾，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中國當時如同破茅草房子，誰上來都是一腳踹倒，我們用梁柱支起來，再上來一腳又踹倒了，再支起來，再踹倒了。
到了八國聯軍1900年入侵北京的時候，我們達到空前的虛弱，八個國家打我們，我們如何打得過啊！
但你看八國聯軍來了多少人，日軍最多8000、俄軍4800、英軍3000、美軍2100、法軍800、奧地利58人、意大利53人......
八國聯軍1900年8月3日從天津向北京出發，滿打滿算18811人，就這么點兵力，還有七千德軍在海上來不及趕到，都等不及向北京攻擊出發，十天之內攻陷北京，而北京一帶有清軍十五六萬，義和團五六十萬。
我們擋住了沒有？沒有擋住啊！
中國近代以來這種衰弱，這種無力達到極致，一個大國衰弱至此。
庚子賠款空前的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庚子賠款之后我們對美國人印象不錯，美國西奧多·羅斯福把部分賠款返還給我們，我們辦了留美預備學校、協和醫院，還有燕京大學的一部分，那留美預備學校也就成了我們今天著名的清華大學，所以我們很多人對西奧多·羅斯福印象不錯。
不管他怎么說，他把中國的賠款返還我們一部分辦了醫療、辦了教育。
但是你看西奧多·羅斯福，他極度看不起中國。他說，要是我們重蹈中國的覆轍，自滿自足，貪圖自己疆域內的安寧享樂，漸漸地腐敗墮落，對國外的事情毫無興趣，沉溺于紙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奮發向上，苦干冒險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滿足肉體暫時的欲望，那么毫無疑問，總有一天我們會突然面對中國今天已經出現的這一事實。
畏懼戰爭、閉關鎖國，貪圖安寧享樂的民族在其他好戰、愛冒險民族的進攻面前肯定是要衰敗的。
羅斯福提醒美國人，我們一定不能像中國人這樣衰敗，近代以來有多少中國人為了克服這一點歷經選擇。
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是一種選擇，太平天國的意識形態其實就是基督教義的中國化，就是我們在完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前，洪秀全完成了基督教義的中國化。
用這套改革可能成功嗎？不可能，所以洪秀全失敗了。
鎮壓洪秀全的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他們推出洋務運動。
他們認為，中國的大問題在哪呢？器不如人。
機器制造、科學技術不行，一定要搞上去，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
洋務運動30年，最大的成果是北洋水師，1894年甲午海戰全軍覆沒，洋務運動失敗。
洋務運動失敗，康有為、梁啟超出來了，他們認為，曾、左、李的器不如人太膚淺了。
中國的問題在哪呢？制不如人，制度層面出問題了。梁啟超講，喚醒吾國千年之大夢，實至甲午一役始也。制不如人，體質出問題了要改制，戊戌維新就是改制。孫中山辛亥革命也是改制，建立共和。
君主立憲沒有成功，戊戌維新失敗，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了，共和建立了。
但結果怎樣？北京九易政府，24次內閣改組，換了26屆總理，軍閥混戰，生靈涂炭，共和也沒搞成。
所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已經打出旗號了，打倒孔家店。“五四運動”講，器不如人、制不如人都太表淺了，中國的問題是什么呢？思想文化不如人，要徹底拋棄中國思想文化，即孔孟之道。
我們當年這種思想偏激和極端，認為萬事規矩一點，找個替罪羊，只要把它解決就全解決了。
我說當年打倒孔家店的旗號，與今天遍布全世界的孔子學院，形成多么大的反差啊！
我們就今天看來，孔子沒有妨礙我們走向現代化，我們出了問題，不是孔子的問題，我們只是在找替罪羊。
當年不僅把孔子當替罪羊，漢字也成了替罪羊，“五四運動”先驅胡適、錢玄同、郭沫若、陳獨秀、魯迅都講到漢字問題了，他們認為，導致中國落后的罪魁禍首：漢字！當年多么激進。
我們今天講他們，沒有絲毫否定他們的功績，他們都是探索者，都在探索、尋找一條擺脫滅亡的路徑，我們后來探索都是再他們基礎之上的。
當然我們今天講中國夢，當時中國社會也有中國夢，當年北京、上海的學者們聯合做了一次演講：你的夢想是什么？
清華大學教授林語堂這樣回答他的夢想：我的夢想只希望中國可以不打仗，無苛稅，人民不用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樂業的干浄土。
我們今天很難設想這是什么樣的中國，因為距離非常遙遠了。
很遙遠嗎？七八十年前中國就是這個樣子。
燕京大學教授顧頡剛，他的夢想：沒有人吸鴉片、吞紅丸，這是最重要的事，這種嗜好延長下去非滅種不可，只要吸毒，什么制度都救不了你。
上海大學者施蟄存的夢想：中國人走到外國去不被輕視，外國人走到中國來，讓我們敢罵一聲“洋鬼子”。
施蟄存在上海，上海外灘“華人與狗不許入內”，你敢罵誰？
羅文干的夢想：政府能統一全國，免人說我無組織，內爭的勇毅轉用來對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貪錢，婦女理家崇尚勤儉、不學摩登，青年勤儉刻苦、不穿洋服、振興國貨。
當年這些知識分子，中國社會的良心啊！他們的呼吁，他們的夢想集中在一起就是四個字：民族救亡。
民族到了危亡的邊緣，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大清王朝被推翻，民國建立了，災難沒有停止；
“九一八事變”，關東軍一萬九，東北軍十九萬，三天丟掉奉天，即是今天的沈陽，一周丟掉遼寧，兩個多月東三省淪陷；
“七七事變”，日本華北駐屯軍八千四，宋哲元二十九軍十萬，一個月華北淪陷......
我覺得我們近代以來反復講一個問題：帝國主義嗜血成性、殺人成性、兇殘無度。
我們總說我們的對手如何野蠻、如何兇殘，很少檢討自己為什么這么虛弱，為什么誰都想弄你一下，你誰都無法有效抵抗。
我們近代出了什么問題，問題出在哪里？
你看第一次鴉片戰爭發生了什么。廣東三元里抗英，大多數民眾在遠處觀戰，英軍登陸后民眾主動向其出售蔬菜、牲畜和糧食，洋人在跟皇帝打仗，皇帝打敗了，皇帝割地賠款，與我何干？
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從老照片上我們看到那么多人幫著人家后勤輜重推小車，畫面上洋人就兩個，其他都是中國人。幫著聯軍供應后勤，給錢就可以，哪有國家觀念、民族觀念？
八國聯軍攻到了北京，北京城高池厚，八國聯軍一萬多人攻不進來，北京附近居民向八國聯軍提供消息：廣渠門下水道未曾設防。
八國聯軍從廣渠門下水道魚貫而入，八國聯軍排隊走進來，我們周圍那么多民眾揣著手站在兩邊麻木的觀看洋人在跟皇帝打仗，進攻皇宮，多少民眾幫著八國聯軍填平壕溝、綁梯子、扶梯子，還有民眾坐在墻頭上幫著八國聯軍往里瞭望。
孫中山講的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數量不能提供力量，如果你不凝聚的話，數量沒有意義，我覺得這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大的問題，非常松散。
我們一盤散沙這個局面被各個帝國主義所窺破，板垣征四郎1948年被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他是關東軍高級參謀，關東軍即將發動“九一八事變”，面對十萬余東北軍，關東軍也是人心惶惶，他們沒有把握，板垣征四郎給他們做戰前動員：沒問題，搞得過。
他認為，從中國民眾的心理上來說，安居樂業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職業，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系的，只是租稅和維持治安。
從一般民眾來看，國家意識無疑是很淡薄的。不就交稅嗎，交給滿洲國也是交，交給日本人也是交，交給張作霖張大帥也是交，交誰都一樣，他們不在乎，所以能搞得過他們。
我們近代的災難，絕不僅僅是帝國主義如何的殺人無度和猖狂，也是我們極度的衰弱和分散，不團結一盤散沙，被對方分而治之。
抗戰開始，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以下20多位中央委員58位將官投敵，一些部隊成建制嘩變，當時出現的問題不是民眾出現問題，是精英層出現問題，出現大問題，精英都成了漢奸，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王克敏、殷汝耕、梁宏志……
當時中國出現的，叫集團性精神沉淪和人格沉淪，不是一個兩個，是團團伙伙精英們的沉淪。
在最關鍵最困難的時候，共產黨人就與眾不同。共產黨人的杰出代表，東北抗日聯軍第一陸軍總司令楊靖宇，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個人。
程斌，抗聯第一軍第一師師長，楊靖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1938年率部投敵，組成“程斌挺進隊”把楊靖宇的秘密營地全部搗毀，逼楊靖宇于絕境。
第二個叛徒張秀峰，軍部警衛排長，父母雙亡的孤兒，被楊靖宇撫養成人，1940年2月攜帶機密文件、槍支、抗聯經費叛變投敵，向日軍提供楊靖宇的突圍路線，他是楊靖宇的貼身警衛，他知道楊靖宇的行蹤，二月份叛變，楊靖宇三月份犧牲。
第三個叛徒，張奚若，抗聯第一軍第一師特等機槍手，叛變后在偽通化省警務廳長岸谷隆一郎命令下開槍射殺楊靖宇，楊靖宇的特等機槍手把自己軍長開槍打死。
這是被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所窺破的，中國人的走向，發現提供情報，最后打死楊靖宇的都是中國人，一盤散沙的中國，它不僅是松散的問題，出賣自己國家民族利益，出賣自己的戰友，出賣自己的國家，出賣自己的民族。
最后趙廷喜勸楊靖宇，我看還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不殺投降的人，趙廷喜哪里知道，只要楊靖宇投降，日本安排出任偽滿洲國軍政部長，不但不殺他，還讓他當大官，利用他的影響擺平東北抗聯。
楊靖宇最后跟趙廷喜講了一句話：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
這一句話驚天動地！一點勝利的希望都沒有，那也不屈服。
我經常講，中華民族總在關鍵時刻有這樣的人物成為民族的脊梁，這個脊梁不是大眾在支撐的，關鍵時刻、關鍵人物在大家萬念俱灰的情況下，成為民族精神的圖騰和脊梁。喜歡這篇文章的讀者，小編推薦大家微信搜索關注公眾號九龍軍事。可閱讀更多精彩好文。
一批年輕人，年紀輕輕干大事，年紀輕輕丟性命，他們不是為了自己的住房，為了自己的公司或者自己的待遇而干的，是為了完成民族救亡。
當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中國社會有200多個政治團體和黨派，中國共產黨成立了還是200多個，所以當年一伙熱血青年在上海的石庫門房子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時候，誰看得起他們？誰都沒想到他們能怎樣？
他們13個人，中國共產黨發起人，何等重要的歷史地位，但當年有誰在意？中國共產黨剛剛成立，走的走散的散，各奔東西，有更好的前程都走了。
自己走掉的、被黨開除的、犧牲的，13個人從頭走到尾只有兩個：毛澤東、董必武。只有這兩個人從頭走到尾。
中國共產黨的艱難，我們不要說形容詞、副詞，不要什么妙筆生花、添油加醋、無中生有，你僅僅看13個代表各自走向，就知道這個黨何其艱難。
無盡的流血犧牲和叛賣，以及萬水千山的阻隔。中國共產黨1921年建黨，是中國政治舞臺邊緣性力量。能夠從舞臺邊緣，走到東方政治舞臺的中心，今天影響世界格局，改變世界格局，我們講一句話：毛澤東居功至偉。
這個人的名字永遠與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緊緊相連，他貢獻太大了，就像小平同志講的，如果沒有毛澤東，我們可能至今在黑暗中摸索。
我覺得這是中國革命非常大的變化，中國近代想變革者比比皆是，毛澤東絕不是頭一個，李鴻章、康有為、孫中山，沒有一個不想變革，沒有一個不想挽救民族命運于危亡，都是變革者，但他們的問題在哪里？
從李鴻章、袁世凱、康有為、孫中山，他們基本上都是力圖依托少數精英完成對社會的改造，都沒把喚醒民眾、動員民眾、組織民眾作為變革和革命的重點，在他們眼中，民眾只是改造的對象，而不是推動變革和革命的動力，最終只能導致變革與革命一敗再敗。
毛澤東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共產黨勝利最大的根源，民眾的支持。毛澤東講，動員了全國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毛澤東不再把民眾作為包袱、改造的對象，而作為動力推動社會變革的最巨大的力量，毛澤東講，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
說到了中國至弱之源，我們這種無組織狀態，導致我們最后的災難。西方有一句話：直到列強不再把中國當作一個國家看待，中國人才真正感覺到，有組織一個現代國家的必要。
我們第一次覺醒，1895年康有為“公車上書”，我們可以講封建官僚士大夫階層的覺醒，統治階層一小部分人覺醒，力圖建立現代國家，君主立憲；1919年“五四運動”，知識分子層的覺醒；1937年全民抗戰，民族總體的覺醒，一直到了1937年全民抗戰，我們才發現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全民抗戰，日本人到中國來侵略不僅是打國民黨，不僅打共產黨，而且殺中國人占中國地，是全民族的問題，真正讓我們感覺到國家民族利益共同體。
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是中國共產黨人為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獻上的一份大禮，真正意義上的現在民族國家。
西方現代國家學說的奠基者霍布斯講，什么叫國家，為什么要有國家？
霍布斯說，當人人難以自我保存時，人們便自覺自愿的放棄權力開始締約，指定一人或多人組成集體，來代表他們的人格，將自己的意志服從于集體意志，將自己的判斷服從與集體判斷，在此基礎上實現聯合，這就是國家。
國家不是個慈善團體，不是個人權機構，國家一定要形成集體意志、集體判斷，國家讓人民自覺自愿的放棄部分權利開始締約，形成集體意志、集體判斷。
歷史證明只有新中國，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集體意志和集體判斷。絕不是個理論問題，他是個實踐問題。
新中國剛剛成立面臨的朝鮮戰爭，我們猝不及防，當時部隊都在轉業，國民經濟百廢待興，朝鮮戰爭爆發，1950年9月15日美軍仁川登陸，把朝鮮軍隊壓縮在中朝邊境三個區域范圍內，我們當時面臨朝鮮戰爭的嚴重的局勢，我們反復對美國提出警告，一定不能過“三八線”，過了“三八線”是不行的，影響中國安全，美軍越過“三八線”，直攻平壤。10月8日毛澤東下令，中國人民志愿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
這場仗過去了多時，你看美國人怎么評價的：從中國在整個朝鮮戰爭期間，顯示出來的強大攻勢、防御能力之中，美國及其盟國再清楚不過的看出，共產黨已經成為一個可怕的對手，他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那個軟弱無能的國家了。
他們得出的結論，在涉及國家安全問題上，新中國再也不會退讓，舊中國一退再退，我們總想退一步海闊天空，最后退到無處可退，美國人明白了，新中國再也不會后退。
美國人亞歷山大·溫特，美國建構主義鼻祖講了這句話：一個國家，在生存、獨立和經濟財富這三種利益之上，還必須加上第四種國家利益，那就是集體自尊。
不要以為國家利益就是生存、獨立、發展繁榮，還有集體自尊，尊嚴也是國家利益，非常重要的國家利益，尊嚴必須靠勝利來捍衛。
我覺得這是我們新中國，共產黨人給中華民族第一次帶來集體自尊，不但從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跡，而且從根源上清除了社會一盤散沙的狀態，中國人民被前所未有地組織起來動員起來，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持續、穩定、繁榮、昌盛。既能完成民族救亡，也能完成民族復興雙重使命的現代民族國家，我覺得這是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創造的最大禮品。
中國今天的國力和軍力發生了歷史性變化，我們跟過去完全不一樣，當今世界，國民生產總值超10萬億美元的就兩個，美國和中國。
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文明一直在與西方文明抗爭，中華文明節節敗退，新中國成立使中華文明在政治上擺脫了頹勢，跨過鴨綠江，中華文明在軍事上擺脫了敗勢，四十年改革開放，使中華文明在經濟上扭轉了劣勢。
今天崛起的不是一個民族啊，一個文明，全新的經過洗禮的文明。
共產黨自我更新，共產黨的領導從來沒有放棄自己的擔當，那是民族救亡和民族復興過程中的自我擔當。
我最后以這幾句話結束今天的演講：
第一句：
亨利·基辛格：大國塑造本國安全環境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國力的日漸增強；二是舊國際秩序的逐漸瓦解。
第二句：
英國人哈米什·麥克雷特：中國越是不團結，世界就越感到高興。
第三句：
俄羅斯普京：國家越強大，個人越自由。
第四句：
我們最高領導人：對為國犧牲、為民犧牲的英雄烈士，我們要永遠懷念，給予他們極大的榮譽和敬仰。
金一南開年演講:從百年滄桑到民族復興演講稿篇三
九一八事變，關中軍一萬九，東北軍十九萬，三天丟掉奉天，就是今天沈陽，一周丟掉遼寧，兩個多月東三省淪陷。七七事變，日本華北駐屯軍八千四，日本人自己統計五千八，我們統計最高數八千四，宋哲元二十九軍十萬，一個月華北淪陷，中國之虛弱，我覺得我們近代以來反復講一個問題，帝國主義嗜血成性、殺人成性、兇殘無度，我們總說對手如何野蠻、如何兇殘，我們很少檢討為什么自己這么虛弱，為什么誰都能弄你一下，你誰都無法有效抵抗，我們近代出了什么問題，問題出在哪里?
你看第一次鴉片戰爭發生的時候廣東三元里那抗擊很個別，大多數民眾在遠處觀戰，英軍登陸后民眾主動向其出售蔬菜、牲畜和糧食，洋人在跟皇帝打仗，與我何干?跟我沒關系啊，皇帝打敗了割皇帝的地，賠皇帝的款，與我何干?我還得生活呀。
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你看遺留下來的照片之一，我們那么多人幫著聯合國后勤輜重推小車，畫面上洋人就兩個，其他都是中國人，幫著聯軍供應后勤，給錢嘛，能雇傭啊就可以，哪里國家觀念、民族觀念沒有的。
聯軍攻到了北京，北京城高池厚，聯軍一萬多人攻不進來，北京有附近居民向聯軍提供消息：廣渠門下水道未曾設防，聯軍從廣渠門下水道魚貫而入，你看聯軍人數不多，排隊順著土坡斜坡散兵隊形排著隊走下來，我們周圍那么多民眾揣著手站在兩邊麻木的觀看，洋人在跟皇帝打仗，進攻皇宮，多少民眾幫著聯軍填平壕溝、綁梯子、扶梯子。還有民眾坐在墻頭上幫著聯軍往里瞭望，孫中山講的，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
數量不能提供力量，如果你不凝聚的話，一盤散沙，數量沒有意義!聯軍在北京殺人，聯軍指定殺誰，中國人捆中國人，中國人砍中國人腦袋，我們至弱之源，我覺得是中國我們近代以來最大的問題，非常松散，為什么要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我們一盤散沙，這個局面，被各個帝國主義所窺破。
板垣征四郎，1948年被判處絞刑，被國際戰犯法庭東京國際法庭審判的七名甲戰犯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的8月，他是關東軍高級參謀，關東軍即將發動九一八事變，面對十倍于己的東北軍，關東軍也是人心惶惶，他們沒有把握，板垣給他們做戰前動員：沒問題，搞得過。
板垣講：從中國民眾的心理上來說，安居樂業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職業，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系的，只是租稅和維持治安。從一般民眾真正民族發展歷史上來說，國家意識無疑是很淡薄的，無論是誰掌握政權、誰掌握軍權，負責維持治安都無礙大局。不就交稅嗎，交給滿洲國也是交，交日本人也是交，交給張作霖張大帥也是交，交誰都一樣，他們不在乎，所以能搞得過他們。
我們近代的災難，絕不僅僅是帝國主義如何的殺人無度猖狂。我們極度的衰弱和分散，不團結一盤散沙，被對方分而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