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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一
;關鍵詞：學科化；體系化；范疇化；異質性；中國文學批評；中國化
中圖分類號：i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08)02—0227—08
一、學科化、體系化、范疇化：中國古代文論的西化之路
（一）“學科化”：在學科“史”與學科“死”之間
中國古代文論本來就是中國的，為什么還要“中國化”？事實上，當代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已經西化了，這門西化的學科，正規的名稱叫“中國文學批評史”。要談論中國古代文論的中國化問題，必然要從這樣的追問開始：“中國古代文論”（或稱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中國詩學、中國傳統文論、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門學科，在現當代是如何產生的？為什么會形成這樣一門學科？在“西方化”之前它又是以怎樣的一種面貌現身？為什么要把中國文論中國化？沿著這樣一條路子去摸索追尋，也許能尋找到當代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中的某些最堅硬的癥結所在。
毋庸置疑，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這門學科的產生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有著不解之緣。從某種意義上說，五四運動可以簡單概括為兩個思想傾向：一是對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傳統中國古代文化進行空前深刻的質疑、檢討和反思。在對這一切文化現象背后的思想根基進行價值重估的同時，用一種革命性的激進態度審視中國文化的發展樣態。二是“西學東漸”的文化思潮的形成。隨著對西方思想的大規模引介，中國學界開始在這種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對話中解構對傳統文化既有的觀念，開始用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介入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在這個思想“內發自省”與“外在進攻”的過程中，往往呈現出“是西方化還是東方化”這樣的矛盾論爭。中國古代文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形成并發展的。
對文學理論的清理，最初產生于20世紀的歐洲，以英國學者森次巴力（saintsbury）為代表。他的《歐洲批評和文學趣味的歷史》（3卷本）在1900至1904年之間出版。在這本書中，他對文學批評史這一門學科的基本研究范式進行了初步的勾勒。森次巴力對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研究的影響，主要還是《文學批評史》這本書。正如羅根澤先生在其《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所指出的：“近來的談文學批評者，大半依據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學批評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的說法，分為：主觀的、客觀的、歸納的、演繹的、科學的、判斷的、歷史的、考證的、比較的、道德的、印象的、賞鑒的、審美的十三種。依我看是不夠的。按‘文學批評’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譯語。criticism的原來意思是裁判，后來冠以literary為文學裁判，又由文學裁判引申到文學裁判的理論及文學的理論。文學裁判的理論就是批評原理，或者說是批評理論。所以狹義的文學批評就是文學裁判；廣義的文學批評，則文學裁判以外，還有批評理論及文學理論。”①他認為，在中國本來沒有文學批評這樣一種稱謂，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沒有自己的文學批評，而是說，從一種學理上進行系統清理，或者說，從學科理論高度進行觀照的學術行為，還是在西方學者的研究思路影響下開始的。他把西洋的批評論理論與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思想展開對比，認為“西洋所謂criticism，中國古代名之曰‘論’。……由此知‘論’是‘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辨其實虛’正是西洋的criticism”②。
而古代文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真正作為一門學科，則是以陳鍾凡1927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為標志的。他在這本書中第一次將這個范疇理論化，并且運用西方知識體系去統攝中國古代的文論思想。后來者幾乎都是按照這個路數去發展的。方孝岳的《中國文學批評》(1934)、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34)、羅根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43)、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大綱》(1944)、蔡仲翔等人的《中國文學理論史》（五卷本）、復旦大學王運熙、顧易生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七卷本）這些研究大多是從“史”的角度來進行清理的，按照時間線索來進行劃分，把每一個時代具有代表性的文論思想從傳統的文學史和思想史角度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單獨的學科。例如方孝岳的《中國文學批評》，在三卷的論述中，其時間跨度涵蓋了從《尚書》到清代袁枚的各個時期的批評思想，從思想史的角度對各個時期文學批評做出了系統的概括和理論上的歸納。雖然所涉及的批評家只有六十人左右，但是，基本上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論思想家。他從學科對象的角度奠定了中國文學批評的基本研究范疇。
從這個意義上推斷，學科化究竟是意味著中國文學批評史這一門學科的產生，還是中國古代文論的滅亡？事實上，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這一學科的奠基人，幾乎都有著深厚的中學和西學功底，他們用這種學貫中西的理論素養去進行“界定”和價值重估的時候，可以大量地引用西方資料，但是這種富有歷史承擔力的嘗試后來還是遇到很多尷尬的問題：“大多數人以后又從理論探索方面撤退了。他們的研究著作，不用馬克思主義時，能與之暗合；試圖用馬克思主義標榜一下的時候，就常常鬧笑話。”⑤而且，我們通常都認為，歷史就是一種符合客觀事實的陳述，這種陳述是普遍性的具有史料文獻價值的。但是，對中國文學理論思想的這些“史化”性工作，從當今的新歷史主義批評（new historicism）看來，不過是構建一個歷史文本，這個文本與文學文本從本質上說都是一種個體話語言說，其客觀有效性是相當局限的。
相關熱詞搜索：;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二
;摘 要: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是主觀抉擇與客觀條件的內在統一所規定,具有特定的世界歷史場景、國際關系背景、國際共運背景和中國歷史背景,因此這條道路有著歷史的必然性和不可動搖性。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不但要知道這一道路抉擇的原點背景,而且要研究之后和當前新背景即條件的變化,才能看到發展,深刻理解和平發展的要義,也才能明了這一道路是否具有可持續性。
關鍵詞:中國;和平發展;歷史場景
作者簡介:曹泳鑫,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上海 200235)
我們現在已經生活在21世紀,但中國的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道路的抉擇卻是在20世紀。正如研究20世紀的中國革命不可能脫離對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的研究一樣,研究中國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道路也必須首先考察其開辟這條道路的歷史場景。回到最初的以及過程當中的國際國內實際氛圍去認識發生的一切,我們會發現,中國國內的變革,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而國際上也發生著變革,世界歷史也有了新的進程。中國選擇走和平、合作、發展的改革開放道路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英明決策,也有著大的歷史和現實場景的基本規定,這條道路有著歷史的必然性。正因如此,中國和平發展道路有著不可動搖性。
一、中國選擇和平發展道路的世界歷史場景
然而,無可否認的是,隨后擴張到世界的現代國際關系體系是以西歐體系為基準發展起來的,現代國際關系所包含的主權概念、外交習慣(包括談判方式)、國際法、自由貿易邏輯大都起源于西歐國際體系。以主權國家為特征的現代國際體系要到歐洲的中世紀去追本溯源。在西歐國際體系下確立的崇尚主權國家平等原則的國際關系觀,在亞洲、非洲當時的國際社會里卻不存在。在歐洲向世界的殖民主義擴張所形成的國際殖民體系中,主權原則只適用于大國列強。可以說,西歐國際體系的擴展是以整個殖民地諸地域的犧牲為前提的,它向全世界擴張首先形成的是全球殖民體系。
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后掀起的全球范圍的民族解放運動,最終沖垮了殖民體系。新興國家的首要目標,就是從殖民體系下被奴役的客體上升為自主獨立的主體,爭得平等參與國際社會的主權地位。為維護國家獨立和平等,新獨立國家積極援用近代國際法,紛紛主張民族自決、禁止外國干涉、擁有對本國天然資源的主權。聯合國憲章則是對這種主權原則的確認、維護和發展。20世紀殖民關系的徹底消失和主權國家體系的全球化發展,無疑是世界政治的最重大進步。雖然調整主權國家國際關系的國際制度和外交思想發端于西歐國際關系體系,但隨著當今整個國際體系的重大變化,國際制度和外交思想的原則也在變化。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顯著的變化是出現了對戰爭合法化的普遍否定和對民族自決權的認可。當然,新的變化還在繼續。而且由于制約國際關系的生產力、經濟等因素的作用加強,同樣已經出現對國家地位、民族自決原則、國家獨立主權的挑戰。
總之,20世紀主權國家林立于世界,并且有不斷增多的趨勢。聯合國等一系列合作性的國際組織都是建立在主權國家基礎之上,同時也是對民族國家的主權地位的有效保障。這就可以說明,20世紀國際關系體系發生變化的特點就是主權國家體系的全球化發展。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政治會增添很多新內容,解決問題的方式和方法也在變化。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傳統的政治觀念應該隨著形勢的發展而發展,而不是讓新的國際環境去適應思想老套。然而觀念的惰性往往比觀念的發展更為突出。民族國家最早脫胎于歐洲中世紀的宗教社會,雖然在國家關系的歷史上,宗教十字軍討伐式的陰影在淡化,但國家關系中的意識形態色彩依然很濃。19世紀有過東西文化的劇烈碰撞,20世紀的冷戰格局是因意識形態而劃分為兩極體系。信息科技的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客觀現實,在瓦解著兩極體系。這些特征說明,對于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在戰爭和冷戰氛圍下形成的革命外交路線結束的條件已逐漸成熟和明朗,世界歷史進程的推動已讓國際關系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生存和發展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也已經發生了新變化,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競爭所要求的科技和國內生產力的加速發展迫在眉睫,為此,一系列變革勢在必行,包括國際戰略調整在內的改革舉措及其改革時代就因此到來了。
(二)求發展成為新時代主權國家之間競爭的主題
在主權國家體系新的擴展進程中,主權國家的制度模式已不再局限于歐洲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模式,出現了不同的民族國家類型和發展模式,其中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等新型主權國家。新獨立國家具有共同的反映主權時代特征的目標追求,一般來說,這些共同的目標追求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以現代主權原則為基礎建立具有獨立主權的現代民族國家;二是在國際上維護和確保自己的國家安全;三是追求以現代化為目標的國家富強。這三個方面的戰略目標也必然反映在所有新獨立國家的外交思想中,但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圍繞這些方面會有不同的認識、解釋,制訂出不同的外交戰略。一般來說,前兩個目標的國際關系大環境在殖民體系瓦解后有了根本改觀,聯合國憲章等國際關系規則也提供了一定的保障(雖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長期存在),但第三個目標,也就是國家富強的現代化追求,卻并非隨著民族獨立而自然而然地順利實現;相反,其環境卻變得嚴峻,道路曲折艱難。盡管現代化有著不同的模式和價值導向,但在解決了獨立主權之后,經濟增長和國力發展已開始成為國家追求的首要目標。因為它既關系到國內政治和社會的穩定即內部安全問題,也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國際地位和國際交往環境能否改善即國際安全問題。
在主權國家體制下,傳統的大國在世界范圍內爭奪資源的方式也發生了改變,各種新的國際戰略和發展理念也開始呈現,暴力政治逐漸被和平政治所代替。雖然政治自由主義在跨越主權問題上可能久攻不下,但此時的經濟自由主義卻在向主權發起新的一輪猛攻。經濟依賴關系成為人們的普遍關注和被普遍思考和利用的良機,國家戰略更多地圍繞它而生成和變化。
總之,世界歷史進程到20世紀后期的國際社會狀況是,生存競爭主題發生變化,武力爭奪逐漸被新的資源爭奪形式所代替。在殖民體系崩潰后以及為民族獨立而進行的斗爭基本結束之后,求發展成為新時代主權國家之間競爭的主題,它直接或間接地成為影響國家主權穩固性和國家安全性的關鍵因素。而發展的根本性動力依然來自于新的科技革命及其引發的生產力飛躍發展。科技革命使得新生的民族國家有了飛躍發展的歷史機遇,也使之面臨被邊緣化的巨大風險。如何解決好生存和發展問題,是新的世界歷史時代所賦予的嚴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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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黨支部：
黨的xx大報告科學分析國際國內形勢發展，把“必須堅持和平發展”作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必須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之一，并再次鄭重宣示“中國將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并全面闡述了我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向。我們要深入學習領會黨的xx大精神，充分認識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科學內涵和重大意義，在新形勢下繼續沿著和平發展道路奮力向前邁進。
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人民從近代以后遭受戰亂和貧窮的慘痛經歷中，深感和平之珍貴、發展之迫切、合作之重要，深信只有和平才能實現人民安居樂業，只有發展才能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只有合作才能實現世界和平穩定。走和平發展道路，就是要堅持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共贏的發展，通過爭取和平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發展來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擴大同各方利益匯合點，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這是中國人民順應時代潮流，根據自身根本利益和文化傳統作出的戰略抉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和必然選擇。
走和平發展道路，必須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奉行不結盟政策，主張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和熱點問題，反對動輒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堅持把中國人民利益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結合起來，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張正義。作為國際社會的重要成員，中國始終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力量。通過對國際社會的巨大貢獻，中國為自身贏得了良好發展環境，得到了巨大發展，同時也壯大了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正義力量，已經并將繼續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越來越大的貢獻。
走和平發展道路，必須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和平發展，就是要打破“國強必霸”的傳統邏輯，在中國強大起來的情況下，始終堅持防御性國防政策，不同任何國家搞軍備競賽，不走侵略擴張、爭霸世界的老路。中國將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發揮負責任大國建設性作用，反對新干涉主義，反對肆意顛覆別國合法政權，團結國際社會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共創人類美好未來。
匯報人：
中國道路道路字篇四
;摘 要：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對中國道路問題進行了一系列重要論述。這些論述，既有歷史維度上對“中國道路”歷史淵源的追溯，又有理論維度上對“中國道路”理論根基的闡釋，同時亦有對“中國道路”價值訴求上的人民主體性及社會實踐上之堅實基礎的清晰揭示。習近平深刻闡明，“中國道路”來源于歷史，來源于真理，來源于實踐，來源于人民。
關鍵詞：習近平;中國道路;中國共產黨;中國歷史
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就中國道路問題做了一系列的重要論述。這些論述既從合規律性的維度清晰闡明了“中國道路”深厚的歷史淵源，又從合價值性的維度準確界定了“中國道路”價值訴求的人民主體性，還深刻闡釋了這條道路科學的理論根基與堅實的實踐基礎;從而，也就在歷史淵源、理論基礎、價值訴求、現實依據等多重維度上，為堅定“中國道路”的道路自信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根基。究其根本，“中國道路”是中國歷史邏輯與世界歷史邏輯辯證統一的客觀歷史規律使然，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使然，是中國人民追求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及最終實現“中國夢”理想的價值訴求使然，亦為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所證實和昭示。簡言之，習近平深刻闡明了“中國道路”有機統一的四重根基：歷史、真理、人民與實踐。
一、 中國道路來源于歷史
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1]（p.26）。這一論斷，從歷史淵源的維度深刻闡明了“中國道路”生成的歷史規律性與內在必然性。
從近現代中國歷史發展整體進程及世界歷史發展整體進程的客觀邏輯看，近現代中國之所以歷經多次選擇最終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是因為中國自身歷史變遷的特殊邏輯使然，亦是因為世界歷史變遷的普遍邏輯使然;是因為中國歷史變遷與世界歷史變遷雙重邏輯的深層互動，共同規定了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走向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生成。
就中國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而言，“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 sup[2]/sup。中國五千年連續性的歷史發展與積淀，生成了一個極具獨特性的前現代農業文明，這是一個世界范圍內規模最大、發展水平最高、發育最成熟、結構最穩定的前現代農業文明①，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結構及以之為中心在東亞世界所形成的國際格局都遠較前現代的歐洲更為復雜、更為獨特。這種前現代的社會歷史存在，作為歷史的“前理解”已經先在地規定了西方現代化經驗之于中國的有限性和狹隘性，也預示了中國現代化進程必然會比西方的現代化更復雜、更多維、更迥異。例如，經驗事實已經表明，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農業結構的轉型、農村社會的變遷、農民角色的轉換、農業勞動力的轉移、中國現代變遷中的城市化進程等，就與西方截然而異。其他方面，如中國現代化中權力的集散，中國現代化中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遷，以至于中國的制度現代化、文化現代化、社會現代化等，亦是如此。所以，要把握中國現代化變遷的特殊性，要理解西方現代化對中國歷史發展之外源性沖斷的意義，只有在中國前現代社會內部要素演進之趨向與西方示范效應的互動中，才可以看得更清楚、更全面。而西方現代化的經驗和范式，也不能簡單有效地作用于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國的現代化只能經過對西方現代化示范效應的消化、吸收、轉化生成，并經過對自己文明內部要素的揚棄、重估與出新，才能融和二者而形成新的有中國獨特內涵的現代化范式，走上真正的現代化道路！畢竟，中國道路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國體制、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之上的，“中國的文化、歷史等有很多特色，很難照搬任何外國的現代化模式，中國只能走自己的路”[3]（p.104）。
就現代社會變遷的世界歷史邏輯看，以科學革命、工業文明、理性主義、民主主義、世界市場等為核心動力的現代文明，不可逆轉地極速推進了“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人類歷史進程。這一大潮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這一歷史進程同時亦伴隨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現代戰爭等血腥與罪惡，其本身即具有鮮明的“善”“惡”二重性。這種二重性的歷史事實表明：“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大趨勢是不可逆轉的，現代化是必然的;但在世界歷史深入發展的進程中，揚棄、超越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經驗，建構更合理、更正義、更高水平的現代文明，同樣既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亦具有價值的正當性，這已為既有的世界歷史及其經驗所證實。例如，世界歷史進程中針砭、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偉大思想與社會運動——始于托莫爾、康帕內拉、閔采爾等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經溫斯坦萊、摩萊里、馬布里、巴貝夫等人到三大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再到馬克思恩格斯創生科學社會主義，直至當今世界的連綿不斷的社會主義思想與運動，在后發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出現并與民族主義甚至文化復古主義結合在一起的世界性的“反現代化思潮”，綿延于20世紀直到當今仍然方興未艾的反省現代性的各種思潮，乃至晚近大興的后現代主義、生態主義、社會批判理論等質疑、批判現代性的思潮與運動等——其生成的深層根源不能不說即在于此。
在上述雙重歷史邏輯的共同規定下，近代歷史開始后，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在現代西方的沖擊下，民族危機、政治危機、社會危機、文化危機疊加并發，還疊加進了西方現代化進程中形成的于中國而言外植性的現代性危機。在多重危機疊加并發的歷史處境中，在雙重歷史邏輯的內在規定下，近現代中國始終面臨著“雙重”超越性的歷史任務：一方面，在西方現代文明的沖擊下，中國需要超越自身的前現代農業文明達到西方現代文明發展的既有水平，走向現代化;另一方面，又必須同時直面西方現代化既有水平下缺陷、負面的現實，尋求超越其現代發展的既有水平，以達到其將要達到的更高水平的現代化。因此，近現代中國在選擇自身發展道路之時，既必須直面自身歷史、文明的獨特性問題，又必須直面世界歷史的普遍性問題;中國發展道路必須集中國品格和世界歷史性品格于一體而具“中國特色”。
近代以來中國波瀾壯闊的歷史，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和建設的九十多年艱苦奮斗的歷史，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都貫穿性規定于這種“雙重”的歷史邏輯與歷史任務下sup[4]/sup。各歷史階段雖有不同的歷史實踐表征，但其深層的或本能或自覺的歷史實踐取向，卻不能不說是連續遞進的。這實質上反映了近現代中華民族對這一問題的不同覺悟程度、認知水平及理論建構、實踐戰略所達到的高度。正是在各歷史階段的承繼與超越中，中國最終走向了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可見，“中國特色”的歷史之根，在中國文明獨特性所規定的“中國國情”、“中國問題”;“社會主義”的歷史之源，在“世界歷史”，在“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中，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規定下現代性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內在歷史必然性，及世界人民追求建構更合理、更正義、更高水平現代文明的價值正當性。
二、 中國道路來源于真理
社會發展的實踐形態既取決于客觀歷史邏輯的內在必然性與規律性，亦源于科學的理論建構。列寧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中國道路的歷史生成亦如此。它既源于中國歷史邏輯與世界歷史邏輯的有機互動，亦奠基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因此，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是根植于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的科學社會主義”[1]（p.26）
鴉片戰爭后，中國歷史脫離封建王朝更替的舊有軌跡，被動地走向以工業化、現代化為發展取向的世界歷史性的現代變遷進程，其直接的動因無疑是在外而不在內，在世界歷史的節律而不在中國歷史的節律。中國是被裹進世界歷史的大潮流中的。這是一個被動性的而非主動性的中國近代歷史開端。
正由于這樣的一個近代歷史開端，使近代中國歷史處境截然不同于古代歷史上曾經面對的任何一次變局。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因此，如何有效應對現代西方的強勢沖擊，如何科學認識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與大勢，進而科學選擇中國社會發展的模式與道路，也就成了無法回避的極重大的課題。
為此，近代中國一代代仁人志士進行了艱難的持續探索與嘗試。從“師夷長技”、“中體西用”的器物修補，到“戊戌維新”、“辛亥革命”的制度鼎革，再到“民主”、“科學”維度上“全盤西化”，他們走的不可不謂勇敢、決然，也不可不謂悲愴可泣！但中國落后、衰敗、屈辱的境地依然如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依然如舊。原因何在？一方面，這根源于歷史實踐的成熟程度。畢竟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深入互動對近代中國問題本身的特殊性、復雜性和多維性的充分暴露總要有一個過程。另一方面，實踐發育成熟的水平亦制約著理論建構的成熟水平。受歷史的局限，當時的仁人志士還未能完全科學辯證地認識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大勢，還不能在世界歷史與中國歷史發展的雙重邏輯規定下科學建構中國社會發展的模式與道路。
艱難躑躅中，中國歷史走進了20世紀初。辛亥革命勝利與夭折的悲喜劇，揭示了中國問題的復雜性、多維性;“一戰”及其慘局，充分暴露了西方現代性鮮明的“善”“惡”二重性;“十月革命”及蘇俄道路，呈現給世界一種別樣的現代性理想。中國歷史發展的實踐與世界歷史發展的實踐亦有了更深入的互動，中國現代社會變遷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多維性亦得以更全面的實踐凸顯。實踐的成熟水平推進了理論選擇與理論建構的成熟水平。因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強勢傳播開來，它呈現給中國一個嶄新的理論圖景和實踐前途。作為真正的“世界歷史”理論，它科學辯證地揭示了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大勢。
第一，馬克思主義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唯物史觀科學地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找到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指明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趨勢和發展方向。
第二，馬克思主義對現代資本主義進行了科學解剖，對世界現代變遷矛盾二重性的分析亦具有鮮明的辯證統一性。它既充分肯定了現代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和巨大進步性，又無情地批判了其罪惡性和極大的負面效應，從而揭示了現代資本主義必然產生又必然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所取代的規律性。在此基礎上，它亦建構了指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實踐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找到了革命的主體力量——現代無產階級。
第三，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現代化中矛盾二重性問題的解決策略是最理性、最客觀、最具建構性的。其一，它明確批判開歷史倒車的復古主義，這使其根本區別于現代文化保守主義、文化復古主義。其二，它對西方現代化中罪惡性、負面性的批判、針砭，又是最堅決、最革命、最徹底的。這使其根本區別于各種資本主義的改良流派。其三，它強調要解決世界現代化的負面性問題，必須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辯證否定的揚棄基礎上。既不能簡單地拒斥現代社會發展的既有成就于不顧，情緒化地炸毀現代性簡單了事;也不能忽視建構現代社會應有的必要基礎，在落后的前現代社會基礎上浪漫化地建設空想的現代社會。它還指出了后發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現實可能性。這使其明顯有別于后現代主義、無政府主義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與各種民粹主義。
馬克思主義既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指明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趨勢;也揭示了現代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指明了世界現代化進程的辯證路徑。這也就從根本上解開了近代中國不得不學西方卻又始終為西方之“惡”所困擾的心里糾結，從而為中國指明了發展的最佳前途和歷史的最終歸宿。
雖然發展前途與歷史歸宿已經明晰，但要進行中國革命和建設，還終究要立足于中國現代變遷的具體國情與具體問題。畢竟，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說到中國的事情并不多，在中國進行革命與建設的事，“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來，列寧的本本上也找不出來”[5]（p.260）。因此，馬克思主義必須中國化而生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于是，在實踐的多次曲折與艱難探索中，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不斷實現一次次深入結合;因之，有了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也有了其指導下的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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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中國夢，古人如此，今人亦然，吾亦如此。“有夢想就有希望”。這句話教育我們只要有夢想就會有希望，我們要為夢想而努力、奮斗。正如“不經歷饑渴，如何能體會到清水的甘甜”所說的。
我的中國夢來自于他，是他讓我的中國夢得于繼續堅持下去。魯迅棄醫從文，再危機沉淪時，大聲的“吶喊”，喚醒了人們，守住了希望，鑄就了夢想。而我希望在雁尾默默的守護著最后撤離的大雁，希望是喚醒迷失夢想的人得清醒劑。因為夢想在，希望在；國魂在，人民在，家就在！
假使魯迅先生沒有棄醫從文、沒有吶喊人們、沒有付出，那么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國。
還記得斷臂鋼琴王子劉偉嗎？命運對他是如此殘酷！他在10歲時因電擊失去雙臂，可他偏偏愛上了專門為手設計的樂器——鋼琴！對于一個平常人來說，這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夢想。而劉偉，用他的信念與堅持做到了！他用腳趾，彈奏出了人間最美的音樂。聽到劉偉演奏的動聽的鋼琴曲，你的心中是否也會震撼與感動？劉偉用他的行動告訴我們：只要堅持、努力，夢想就會實現！劉偉，他讓我的中國夢更加堅定。
夢想讓劉偉成為一個不一樣的音樂家，也讓他成為一代偉人，更讓他成為祖國的希望。
同樣具有中國夢的，還有唐太宗。當玄武門事變后，他說：“吾登基后，一定要還萬民一個政治清明、世態平和的盛世，一定要使朝政充斥著虛心納諫的風氣。”他就是唐太宗，他的這段話代表了他的中國夢，最終也實現了。他開創了貞觀之治的盛世圖景，他的功績被寫進了《貞觀政要》和被譽為“二十四史之一”的舊唐書與新唐書中。唐太宗讓我的中國夢看到了希望。
我的夢就是中國夢，中國夢也是我的夢。我的中國夢就是：努力學習，在有生之年，爭取為國家的某個領域奉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使中國走向國家統一、繁榮富強、國民具有高度環保意識的世界強國。“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作為一名高中生，我要走的路還有很遠。
要實現自己的夢想，需要我們每一個人付出自己的努力，共同構筑夢想，讓夢想照耀中國，閃亮世界，也讓自己的夢想之花綻放，開始努力吧！放飛我們的夢想，一起加油！
中國道路道路字篇六
;摘 要：中國共產黨、中國道路和中國夢三者是辯證統一的，相互聯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道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道路的開拓者和領路人；不走中國道路，就無法實現中國夢，中國道路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與現實選擇；能不能實現中國夢，關鍵取決于中國共產黨，中國夢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和不渝追求。正確認識三者之間的關系，對于我們堅持黨的領導，找準歷史方位，明確奮斗目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中國道路；中國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成立90多年來，帶領中國人民先后完成和推進了三件大事：徹底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無愧于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的光榮稱號。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報告中進一步科學地闡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出了“道路自信”的重大命題，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大型展覽“復興之路”時明確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道路決定命運，實現中國夢，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他再次強調，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中國波瀾壯闊的近現代史昭示我們：中國共產黨、中國道路、中國夢三者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共同構成一個有機整體。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領導核心，中國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選擇，中國夢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堅定不移地走中國道路；只有堅定不移地走中國道路，才能真正實現中國夢；只有實現了中國夢，中華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確認識三者之間的關系，對于我們堅持黨的領導，找準歷史方位，明確奮斗目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中國共產黨：中國道路的開拓者和領路人
政黨是一定階級、階層的政治組織，始終代表著一定階級、階層的根本利益。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的黨。這一性質從根本上決定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始終站在時代前列，永葆先進性，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本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以改革、發展和創新精神，帶領人民不斷開拓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新局面；必須順應歷史潮流，把握時代規律，勇挑歷史重擔，主動抓住機遇，為國家謀富強、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
1. 中國共產黨的階級性決定了其必須成為中國道路的開拓者和領路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一性質決定著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準確把握歷史脈搏，堅定站在時代潮頭，積極順應社會要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艱苦奮斗、銳意改革，積極引領社會發展和進步。事實證明，正是因為做到了這一點，我們黨才能夠始終保持先進性，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及時改正缺點錯誤，最終探索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真正找到了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民族復興的正確道路。
新中國成立后，為集中精力恢復國民經濟，繼續完成民主革命遺留的歷史任務，改變國家貧窮落后的面貌，實現人民幸福、民族振興，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團結和帶領廣大人民群眾，提出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制定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將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在經濟方面，消滅了剝削制度，建立起了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政治方面，廣大勞動人民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確立起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在文化方面，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走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初步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積累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為中國道路的開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文革”結束后，為破除陳舊落后思想的束縛，改變經濟發展停滯的狀況，恢復社會生產力，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發展社會主義，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積極進行撥亂反正，全面糾正“左”傾錯誤，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通過總結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借鑒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我們黨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從而吹響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號角。
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我們黨緊緊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逐漸認清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正確地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建立和完善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了新的科學水平，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
2. 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決定了其能夠成為中國道路的開拓者和領路人。先進性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特征和本質屬性，是中國共產黨存在和發展的基本依據，是中國共產黨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我們黨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開拓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承擔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適應時代和實踐發展的要求，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永葆與時俱進的品質，以巨大的政治勇氣、理論勇氣、實踐勇氣，在不斷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及時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的理論問題，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正確回答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明確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創造性地回答了“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這個關系中國未來前途和命運的重大戰略問題，著力推進科學發展，全面促進社會和諧，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得以形成，成功地開辟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不斷豐富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
中國道路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實事求是，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通過艱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而最終開拓出來的。沿著這條道路，我們黨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立足國情、放眼世界、注重實干、力戒空談、統攬全局、協調各方，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我國連續30多年保持了近10%的經濟增長率，是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率的3倍多，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全球貿易規模躍居世界第一，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對外投資大幅增長，綜合國力大幅提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增長了30多倍，農村貧困人口從2.5億減至1400多萬，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了13億人的吃飯問題，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超過70%的貢獻。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拓，離不開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蒸蒸日上。
二、中國道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和現實選擇
道路問題至關重要，道路決定命運。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第一位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正確的道路選擇，民族復興就會有希望，國家富強就能順利實現，人民幸福就能得到保障；錯誤的道路選擇，民族復興就可能成為泡影，國家富強就可能夭折，人民幸福就可能是一句空話。因此，要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勝利，就必須解決道路問題。歸根結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就是解決道路問題的過程，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深化認識和做出正確選擇的過程。
十八大報告第二部分以“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為題，全面闡述了道路問題，明確指出：“道路關乎黨的命脈，關乎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幸福。”[1]這一關于道路問題的最新論斷，是我們黨對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探索、開創、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驗總結，標志著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問題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階段，對于澄清一些錯誤的思想認識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我們選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以實現中國夢為最終目標的。中國夢是我們最終的價值訴求。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離開了中國道路，中國夢只能成為“白日夢”。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與現實選擇。
1. 中國道路是被歷史證明了的實現中國夢的唯一正確道路。近代以來，為尋求民族自強和復興，實現國家獨立和人民解放，一批又一批的中國人前赴后繼，進行著艱辛的探索和實踐。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地主階級抵抗派，主張抵抗西方列強的侵略，“師夷長技以制夷”，向西方尋求救國御侮之道；以曾國藩、李鴻章為代表的地主階級洋務派，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辦洋務、開西學，向西方尋求“自強”、“求富”之道；以洪秀全、洪仁玕為代表的農民階級，主張實行絕對平均主義，建立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效仿西方，發展資本主義；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主張向西方學習，變法維新，救亡圖存，開議院，興民權，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以孫中山、黃興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主張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結束封建帝制，倡導三民主義，實行五權分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然而“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2]1470歷史證明，由于不了解中國的國情，脫離實際，沒有科學的理論指導，未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和要求，他們的探索和實踐最終都以失敗告終，沒能找到一條實現中國夢的正確道路，沒能從根本上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2]1471十月革命后，一大批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開始自覺接受和宣傳馬列主義，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走自己的路，積極探索爭取民族獨立，實現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經過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最終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選擇，是人民的選擇。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實現國家統一、人民解放、民族獨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才能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民族復興。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完全正確的。在當代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是實現中國夢的唯一正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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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時期以來三十年的電影歷史，是中國與世界接軌的歷史，也是“人”的解放與發展的歷史。這一階段，宋彥博士的《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選取“現代性”與“后現代性”這兩個星叢式的關鍵詞作為切入點，對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大陸電影進行了文化學研究，勾勒出大陸電影從“新啟蒙”到“后現代”、從教化到娛樂、從政治化到商業化的演變過程。這種大題小作、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值得廣大電影學人取法。
關鍵詞：宋彥 新時期 中國電影 文化研究 現代性 后現代性
后現代被人稱為“讀圖時代”或“鏡像時代”。既然“影像是現代病的慰療者”[1]，而且“電影所具有的敘事能力和手段比小說更為多樣”[2]，隨之就有了“電影是第一藝術”[3]的說法。[1]在此情形下，電影研究就成了當下文學藝術界的一大熱點。
當前中國的電影研究，以文化學研究最為薄弱。之所以強調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是因為“理解電影，就是對它進行理論總結和闡述，把它放置在不同的互文本和語境下（包括文化的，哲學的，政治的，等等），并且運用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和模式，這就很有必要把我們討論電影的著眼點拓展到超出膠片所限定的范圍”[4]。但中國電影文化研究是十分薄弱的，這可以巴贊作為反證：巴贊的《電影是什么？》是一部充滿實踐精神的電影批評文集，它只是從哲學本體論高度研究攝影和電影的本性，還沒有形成體系性的電影哲學。但是巴贊卻被稱為“電影的亞里士多德”，《電影是什么？》被奉為“電影的圣經”，評論者多以之為圭臬。這就說明了當前中國電影研究的學術水準。實際上，細數當下中國大陸的電影研究學者，也只有戴錦華、王志敏、陳墨、陳犀禾、周星等寥寥數位學者進入了文化研究的前沿地帶，并真正可以與世界對話。
令人欣喜的是，一批知識結構更優化、學術視野更宏大的新生代學者，“于薄弱中發現了豐厚”，他們找到了電影研究的諸多空白點與學術增殖點，成為促動電影文化研究與中國電影一起“入世”的重要推手之一。山東輕工業學院人文素質教研室主任宋彥博士主持的山東省社科規劃項目結題成果《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就是新生代學者電影文化研究的一項代表成果。
宋彥長期擔任“影視作品欣賞”教學與研究工作，因而有大量細讀案例為她的立論提供支持，這使她的論述言必有據，史論結合。在研究角度上，她并沒有選擇流行的“類型研究”，而是選取了“現代性”與“后現代性”這兩個星叢式的關鍵詞作為切入點，對20世紀以來的大陸電影進行了歷時性梳理與文化學研究。難能可貴的是，宋彥沒有糾纏于這兩個概念的多義與歧解，而是直指“審美現代性”和“后現代性”觀念的核心，提取出二者內涵中具有可對比性的層面如文化策略、精神內涵、文化特征、鏡像風格等進行了比較研究，從而描畫出中國大陸電影從“新啟蒙”到“后現代”、從崇高到狂歡、從教化到娛樂、從政治化到商業化的演變過程。
很多研究者將“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看作是斷裂、質變的兩個時代或者對立的兩種文化。其實現代性是未完成的工程，后現代性只是現代性的新階段。宋彥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她發現在大陸電影內部存在著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糾結與交錯，這是中國特殊的國情造成的：一方面電影藝術要消解極左政治，另一方面又要為生民立命，樹立人的尊嚴；一方面要采取拿來主義做法，另一方面又要重振民族精神；一方面要將電影從政治意識形態捆綁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卻必須讓它負擔不可承受之重；一方面要啟蒙，另一方面卻不得不面對大眾化的語境……在宋彥描繪的圖景里，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電影的發展道路是光榮的，也是艱難的。
宋彥的可貴在于她沒有決絕地站在某一立場上捍衛或批判歷史現象，而是以生態倫理的眼光看取各種現象并保持“同情的理解”。她高度評價于20世紀80年代電影的“啟蒙理性”，認同巴贊的觀點：電影具有特殊使命和道德價值，應有教化大眾的職能，就像醫學、法律、宗教、教育，因為電影可以以神奇的方式穿越文化、政治、藝術的界域，點燃人的內心激情；電影應當具有高度的人道主義精神，應成為“‘高尚’的最后避難之地”。但她同樣肯定后現代主義的合理性，更對其美學風格保持尊重。因為她要做的不僅是對電影藝術的文化批評，更是對中國大陸新時期以來的電影風格流變或電影發展流潮的省察與歷史描述。這是一種真正的學者態度，一種學與思的辯證，這是她超越巴贊的高明之處。
宋彥的著作是學院式的學術研究，而非觀后感式的印象批評。她將鏡像背后的隱喻與象征做了仔細的翻刨，令人對電影語言的理解升華到文化哲學層面。比如宋彥論述20世紀80年代“新啟蒙”的未完成性，就舉了幾個經典例子：《黃土地》中顧青的來而復去——啟蒙者消失了，而被啟蒙者夢醒了，卻死了。《孩子王》里的老桿以啟蒙者的身份要將文化知識傳授給小牧童：“我認得字，可要我教你？”小牧童漠然掉頭，不顧而去。[5]這樣的例證在此書中比比皆是，讓人贊嘆宋彥作為女學者所特有的敏感與知性，很多復雜而沉重的話題就這樣被她以比喻的方式舉重若輕地詮釋清楚了，頗有四兩撥千斤的智慧；而讀者讀來卻知道她并非消解啟蒙，而是隱含著惺惺相惜的慨嘆。
電影是社會進步的一面鏡子，也照見了“人的成長”。在文學藝術研究中，“世界性、民族性與人性”三維坐標是一個金字塔式的穩定結構，由“宇”“宙”“人”標識出文學藝術的高度、廣度與深度。如果說本土性是經線，現代性是緯線，那么人性就是第三維。以此三維標準估定現代中國文學藝術，既要看到其對世界文化的“橫的移植”，也要看它對本民族優秀文學遺產的“縱的繼承”，更要看其對“現代人學”的開掘深度。當宋彥將電影置入到這個三維坐標之中，她不僅看到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電影藝術的進步，更看到了“人”在新時代的覺醒、迷失與異化：主體意識、欲望敘事、成長敘事、同性戀敘事、女性敘事與底層敘事等，都在電影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果說中國第三、四代導演在“文革”后努力“要從歷史中贖回人質，從歷史的污血中洗凈個人，同時也贖回并洗凈自己”[6]；那么第五代導演塑造了大寫的新啟蒙英雄；第六代則重新以新寫實手法關注平民、底層、邊緣人、生態的人和神性的人。可以說，新時期以來中國電影的鏡像映照出了時代的進步，電影也因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而受到全民熱愛。就此而言，大陸新時期以來的電影歷史，既是改革開放以來“人的歷史”，也是中國“入世”的歷史。筆者認為，宋彥這種大題小作、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值得取法。
最后，在祝賀《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作為省社科項目完美收官的同時，筆者還有幾點借題發揮的建議：一、中國學界應努力建構真正的中國電影話語體系。現在國內學界分析中國電影時運用的理論大都來自西方。我們已意識到：中國電影存在迎合西方市場、模仿西方大片的跡象，這有可能使中國電影成為西方經驗的實驗場。那么中國學界操持西方話語是否也存在“后殖民”的可能？這是值得中國電影研究界同人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宋彥在建構中國電影話語體系的工作中應做出自己更多的努力。二、“港臺電影”應是“中國電影地圖”中不可缺少的板塊。宋彥可以向港臺電影“開疆拓土”。三、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有許多電影因種種原因被禁，比如宋彥專著中提到的《藍風箏》《霸王別姬》《活著》《東宮西宮》《小武》《趙先生》《鬼子來了》《蘇州河》《站臺》《十七歲的單車》《盲山》《盲井》《天浴》《北京雜種》《陽光燦爛的日子》《革命到底》《太陽和人》《爸爸》等，現在大都已解凍。筆者以為，歷史不可避諱，學術研究應正視、重視這些影片及其背景，至少能告訴人們它們被禁的原因；而這些影片從被禁到解凍的過程，也許更能顯示中國的進步！
（本文為山東省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資助項目《文科研究生創新意識薄弱問題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項目編號：sdyy08070。）
注釋：
[4]王志敏：《電影美學：從思考方式到理論形態》，文藝研究，2005年，第1期。
[5]戴錦華：《猶在鏡中》，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頁。
[6]李二仕：《〈電影理論新發展〉翻譯的背景說明》，見[英]帕特里克·富爾賴著，李二仕譯：《電影理論新發展》，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年版。
[7]宋彥：《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頁。
[8]戴錦華：《霧中風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
（李鈞 山東省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 27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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