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觀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這時候十分有必須要寫一篇讀后感了!如何才能寫出一篇讓人動容的讀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搜集的讀后感范文，僅供參考，一起來看看吧
社會契約論讀后感社會契約論讀后感篇一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我讀了幾遍，與霍布斯的《論公民》相比，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顯得邏輯性更強，觀點更鮮明。
開始讀《社會契約論》的時候，覺得似乎很簡單，但讀了一陣后才發現讀懂不那么容易。表面上看該書的結構十分簡單明了，且每一章節文字并不多。但讀懂其中邏輯關系卻非易事。為了讀懂盧梭，我還讀過李平漚寫的《主權在民vs“朕即國家”——李平漚解讀盧梭社會契約論》以及相關的一些參考書。
一旦讀懂之后，對盧梭的感覺又回到開始的狀態，他的觀點十分鮮明，簡單。與他人連篇累牘的政治學論文相比，他的文字不算多，寫作的時間也不算長，僅有短短的兩個月時間。而李平漚的書更是集其精華，真正介紹盧梭內容的文字更是少了一半，非常適合時間較少又想了解盧梭的人士閱讀。
盧梭是十分偉大的，他集社會契約思想的精華而為《社會契約論》，他的思想中的許多內容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借鑒的。
2、盧梭認為政府的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認可。盧梭的時代雖然有共和國，而且盧梭當時也是日內瓦共和國之公民。但當時國家形態的主要模式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故盧梭有此觀點問世。我個人認為，若不提出這樣的觀點，而是明確提出政府是公民的代理機構，國王或總統是公民的代理人的觀點可能更容易解釋他的邏輯。在政府是公民代理人這理觀點之下，國王或總統的權力必然必須得到人民或公民的認可。當然，他們失職也應當受到人民的彈劾。
3、盧梭聲稱，一個完美的社會是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他建議由公民團體組成的代議機構作為立法者，通過討論來產生公共意志。這符合古代到現代人們關于民主統治的觀點，亦我是所贊成的。事實上，在當代民主制度較為發達的美國，許多公共事務都是由人民或公民選出的代表組成的委員會進行管理，在美國，管理港口有港口管理委員會，美國9。11被炸毀的摩天大樓就是屬于紐約港務局的財產，而該局亦是由一個委員會進行管理。管理貿易有貿易委員會等。管理某個地方路政可以有路政管理委員會，等等。
4、由全體人民組成的整體是一個政治集體。在政治上，從對外的關系上，它是主權者，也就是國家。主權者可以是人的集合，國家則是現在政治學上集地域、政治關系等的復雜體。
5、政府的行政官員是主權者授權的。他們做事必然符合公意，也就是全體或者至少是大多數人的利益。
6、人民根據個人意志投票產生公共意志。
7、主權者是盡可能包括最多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與集體的共同體。共同體中的約定對于每一個成員都是平等的。共同體就以這同一個行為獲得了它的統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共同體可稱為“國家或政治體”，至于結合者就稱為人民；個別地，作為主權權威的參與者，就叫做公民，作為國家法律的服從者，就叫做臣民。
8、如果主權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社會契約就遭到破壞；人民有權決定和變更政府形式和執政者的權力，包括用起義的手段推翻違反契約的統治者。在這里，盧梭的邏輯思路有一些混亂，他把由全體人民組成主權者，混同為國王之君主權力，即由主權者賦予其權力的政府的行政機構。但總的含義是清楚的，即，若代表人民利益的君主，或由人民選出的代表來執行管理功能的總統，其所作所為脫離了人民，損害了人民的利益，人民就有權起來反抗，更換這些代理人。他在這里包含了兩種含義。其一是以和平的方式，即定期選舉的方式更換自己的統治者，實為代理人。其二是當代理人實際上變人民的統治者，人民就有權力起來反抗，直接更換這些僭權者。
9、人生來是自由的；他們的自由屬于他們自己，其他人都無權加以處置。即使他自己，也無權出賣自己的自由而為他人的奴隸。當然，這里所說是指人身的自由，政治上決定自由，財產則是有轉讓的自由。
10、人生來是平等的，沒有人有權奴役別人，也沒有人有義務受別人的奴役。
11、與個人的人身自由不可轉讓一樣，主權是的運用，不可以轉讓，不可分割。
12、主權由共同利益所決定和約束，籍著法律而行動。主權者根據公意制訂法律，交由政府代表主權者執行實施法律的活動。政府是主權者的執行人，而非主權者本身。政府中的執政者只是受委托來行使行政權力；他們是主權者的官吏，他們的職能不是契約的結果，而是以主權者的名義行使被托付的權力。他們從主權者接受命令，并將命令轉達給國民。主權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限制、改變或收回行政權。
對此，我有不同的看法。第一，政府形式體現出國家權力的所有制，即國家的權力屬于誰。貴族制，實質上是國家權力屬于貴族。國君制，國家權力屬于國王，即中國自秦始皇以來的封建社會的國家結構。民主制，則是國家權力屬于全體人民。盧梭認為民主不適合人類，是與他的人生而平等，生而具有一份平等的權利，政府和國王僅是人民的代表人的觀點相左的。
盧梭還有一個地方存在嚴重的思維混亂，“主權者”。有時，他指全體人民的集合，有時指國王或君主，有時則指立法機構。其實，這三者是不同的主體。人民的整體，構成主權者。立法機構，是由人民中間選出的代表組成，代表全體人民執行立法職能。國王或君主，或總統，以及政府，都是人民的代理人。
正因為存在這個混亂，盧梭在統治與代理的問題上也存在混亂。所以他有這樣的說法：統治者的統治要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和認可。其實，依據他的基礎觀點，也是我所同意的觀點，必然得出國王或君主或總統僅僅是人民的代理人而已，正如一個股份公司中的總經理。
我認為，民主制度是我們大多數善良的人們所希冀的，所追求的。民主制度的基礎是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若人與人之間不平等，存在著階級，就是假民主，或者只是部分人之間的民主，比如過去所講之貴族的民主或現在的所謂“精英”的民主，對廣大人民群眾仍是專制與壓迫。
社會契約論讀后感社會契約論讀后感篇二
《社會契約論》分為四卷，第一卷論述了社會結構和社會契約。社會秩序乃是為其他一切權利提供了基礎的一項神圣權利。秩序并非來源于自然。社會秩序來源于共同的原始、樸素的約定。當自然狀態中，生存障礙超過個人所能夠承受的地步，人類就被迫改變生活方式。人類不能產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集合并形成力量的總和來克服生存的阻力。解決辦法就是形成一個約定，使每個人都把自身的能力置于“主權者”的指導下。主權者是盡可能包括最多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與集體的共同體。共同體中的約定對于每一個成員都是平等的。
第二卷闡述主權及其權利。主權是公意的運用，不可以轉讓，不可分割。主權由共同利益所決定和約束，籍著法律而行動。法律是以公共利益為依歸的公意的行為。立法者的存在就是必要的。然而本身并沒有權力只是指導者。他們起草和提出法律建議，只有人民自己才有權設立法律。
第三卷闡述政府及其運作形式。政府是主權者的執行人，而非主權者本身。政府中的執政者只是受委托來行使行政權力。世上主要存在著三種政府形式：民主制，即由全體或大部分人民治理；貴族制，由少數人所治理；國君制，由一人治理。結構單一的政府是最好的；實際上政府都是混合形式的，都或多或少地借鑒了其他形式。沒有一種政府適用于一切國家，但是一個國家的政府必須與其人民的特點相適應。
第四卷討論幾種社會組織。公意是不可摧毀的，通過投票來表達。不同的組織有不同的選舉模式，例如：人民大會、保民官、獨裁、監察官等。每個公民都應該有一個宗教，只要他們的教條一點都不違反公民的義務。
一個理想的社會建立于人與人之間而非人與政府之間的契約關系。盧梭認為政府的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認可。盧梭聲稱，一個完美的社會是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雖然他沒有定義如何達成這個目標，但他建議由公民團體組成的代議機構作為立法者，通過討論來產生公共意志。社會契約論的主要表述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權威，“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他所說的政治權威在我們的自然狀態中并不存在，所以我們需要一個社會契約。在社會契約中，每個人都放棄天然自由，而獲取契約自由；在參與政治的過程中，只有每個人同等地放棄全部天然自由，轉讓給整個集體，人類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約自由。他闡明政府必須分成三個部分：主權者代表公共意志，這個意志必須有益于全社會；由主權者授權的行政官員來實現這一意志；最后，必須有形成這一意志的公民群體。他相信，國家應保持較小的規模，把更多的權利留給人民，讓政府更有效率。人民應該在政府中承擔活躍的角色。人民根據個人意志投票產生公共意志。如果主權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那么社會契約就遭到破壞；人民有權決定和變更政府形式和執政者的權力，包括用起義的手段推翻違反契約的統治者。
總而言之，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對社會的發展起過重大的推動的作用，但這并不能掩蓋他理論上本身的缺陷。他之謂“我要探討的是權利的道理，而不是事實”，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得到理解，但是這種唯心的論證方法，顯然還是缺乏足夠的說服力。此外盧梭還有一個地方存在嚴重的思維混亂—“主權者”。有時它指全體人民的集合，有時指國王或君主，有時則指立法機構。其實，這三者是不同的主體。人民的整體，構成主權者。立法機構，是由人民中間選出的代表組成，代表全體人民執行立法職能。國王或君主，或總統，以及政府，都是人民的代理人。正因為存在這個混亂，盧梭在統治與代理的問題上也存在混亂。所以他有這樣的說法：統治者的統治要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和認可。其實，依據他的基礎觀點，也是我所同意的觀點，必然得出國王或君主或總統僅僅是人民的代理人而已。
在中國不平等的現象也是十分普遍的，性別不平等，職業不平等，貧富不平等，權利的不平等……這無數的不平等似乎在向我們說明這個社會存在非常深刻的矛盾，尤其是現在的“富二代”“官二代”現象，更是深深刺痛國人的眼球。“人生而平等”成為了一句充滿諷刺意味的空話，而“人生而不平等”才是這個社會的至理名言！人生而平等，人事實上又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完全的出身決定命運，就是種姓制度或者“血統論”；而完全鏟除出身的作用，實際上也只能衍生出新的不平等。但轉型中國的二代現象，自有其特殊內涵。轉型中國的二代現象一方面是反映社會垂直流動的程度，或者說公職和職位向所有人平等開放的程度，正所謂“舉賢不避親”；另一方面是二代之間的溝通問題。在二代標簽的背后，是這個社會早已彌漫的仇富、仇官心理的進一步放大。這種放大已經發生質的變化：人們日益擔心，社會的優質資源將日益被少數人壟斷，大部分人會失去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而這正是任何一種極端思潮誕生的社會土壤：以極端的方式重新洗牌。
自從實行市場經濟以來，社會階層的分化和各種劃分版本就層出不窮。和嚴謹的社會學意義上的劃分不同，類似“富二代、窮二代和官二代”的劃分實際上是網絡輿論對于直觀社會現象的反應。尤其是在就業和謀取更好職位的時候，當更追求職業前景激勵的年輕人在關系、家庭資源、甚至是行賄競爭等的較量中敗下陣來，一種“出身決定命運”的悲觀情緒勢必會蔓延。而當看到其他的人在享受到父輩積累的財富和人脈資源的蔭庇，卻又自認為理所當然，擺出一副傲慢姿態的時候，不平、不滿和憤恨的情緒就會滋長。
究其根源，我認為自從實行“讓一部人先富起來”之后，代際之間的公平問題就遲早會出現。這個政策的出發點很好，但是卻沒有達到它真正的目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沒有錯，但是接下來應該“讓先富帶動后富”這點卻沒有做到！先富起來的人搶占了絕大多數的社會資源，“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再加上社會保障體制嚴重缺失，讓貧困的人們無法獲得同樣的發展機會，這就導致了一系列的不平等現象。資本和勞動的分配嚴重失衡，這直接影響大多數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土地和資源帶來的暴富，以及土地和資源的稀缺性，決定了“有錢的越來越有錢，沒錢的越來越沒錢”。由于政府公共物品服務方面對于民眾起點公平的保障嚴重不足，個人和家庭為此付出了過于沉重的代價（比如為了孩子讀書條件好一點，或者承受高房價，或者承受高昂的擇校費）。等到要“還債”的時候，相關的人們也不得不加入到對于稀缺性資源的尋租大戰中去。沒有“公平正義的光輝”，最終的可能結局只能是“叢林的戰爭”。
社會契約論讀后感社會契約論讀后感篇三
認真讀完一本名著后，相信你心中會有不少感想，需要回過頭來寫一寫讀后感了。千萬不能認為讀后感隨便應付就可以，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盧梭社會契約論讀后感，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社會契約論》是盧梭的重要的政治性著作，本書或又稱為《政治權利的原理》。正如盧梭開篇所講的“我要根據人類的實際情況和法律可能出現的情況進行探討，看是否能在社會秩序中找到某種合法的和妥當的政府行為的規則。“合法和妥當的政府行為”是本書所論述的重點。
為什么公民要關心政治？這就要從政府和社會的起源探尋。
社會秩序是一切其他的權利的基礎，沒有穩固的社會秩序，其他權利都是空中樓閣。但他并不來自自然，而是建立在許多約定的基礎上。正如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所論述的在盧梭看來在自然狀態中，人人都是生來自由的和平等的，但人會在對自己有利的情況下，讓渡一部分自然狀態下的自由。而且個人的力量有限，無法克服生存中的巨大障礙。因此，人只有與其他共同協作和結合起來形成一個共同體，才能更好的生存，結合的基礎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契約：每一個個體都應毫無保留而且平等地轉讓一部分自然狀態下的自由，服從于共同體的意志。對于這個共同契約如果有人有所保留，或者占有特權，那他成為契約的破壞者，而成為共同體的敵人，將被驅逐出共同體。締結共同體的每個個體都是主權者，但也是臣民，個人意志需要服從共同體的公共意志。公共意志永遠都是公正的，但并不是他說他永遠都是正確的。人民永遠不會被敗壞，但是人民往往受欺騙。因而公意也會出現錯誤。
公共意志的集中表達便是大家共同遵守的法律，法律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約束一切個人。按照法律治理的國家，無論政府形式如何，都能稱為“共和國”。制定法律的立法者應該是最有智慧的和理性的人，不受個人感情的影響，法律最重要的是保證社會狀態下的公正性。立法權與行政權要獨立，正是為了保證法律的公正性。
但主權的行使卻有著各種形式，不同的行使形式形成了不同的政府形態。政府是主權者和國家之間的中間人，代表主權者行使權力。人類社會有三種最基本的政府形式，盧梭認為，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形式永遠是最好的。而且也不存在單一的政府形式，往往都是三種基本形式的混合。不同的政府形式適合于不同的國家大小和不同的氣候，要根據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政府形式。
在盧梭看來，不存在徹底的民主制，因為多數人統治少數人是違反自然秩序的.，如果存在完美的民主制政府的話，那一定都是神的子民，完美的民主制政府不適合人類。因此，選舉產生的貴族制政府，是相對而言較好的政府，因為它能保證最賢明的人來管理政府。他認為，在一個政府的治理下，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條件下，人口的增長，是政府是否為好政府的重要標準。
政府會發生蛻化。人類社會的政府形態經歷從民主制，過度到貴族制，再到君主制自然演變和收縮，在君主制形態下，再次收縮而發展到專制政府，君主不再按照法律治理，從而公意被個人意志所取代，政府和國家會走向滅亡。羅馬政府形態的發展便是這樣的過程。
政府只是作為主權者即公民的公意執行者。盧梭的這個觀點，在當時還是“君授神權”的時代，無疑是平地一聲雷。雖然不能說盧梭的思想直接導致了法國大革命，但是正是盧梭的政府論，祛除了“朕即國家”的謊言，讓民主和自由平等的思想席卷歐洲大地，從而開啟了整個現代人類社會。破壞者，而成為共同體的敵人，將被驅逐出共同體。（葉景山）
社會契約論讀后感社會契約論讀后感篇四
《社會契約論》是18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法國偉大的思想家——讓·雅克·盧梭的代表作。
18世紀的歐洲，在經歷了漫長、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專制之后，伴隨著技術的進步和新的生產方式及新的社會階層的出現，一股新的社會思潮漸漸興起，他們試圖在舊的社會體制上建立一個全新的合理、合法、符合人性道德、保障人民權利的社會形態。其中對歷史產生巨大影響的就是1762年出版的《社會契約論》。在法國大革命中，它曾被大多數革命領袖奉為革命的“圣經”，它成為18世紀法國和美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綱領，其“主權在民”的政治理念一直影響到現代社會的各種政治制度。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有兩個理論前提：人生而自由、社會秩序神圣，其理論的特點是反對暴力——不管是政府的還是個人的，其要解決的問題是：“把權利所允許和私利所期望的結合起來，使得正義和功利不再分割”。在盧梭看來，“放棄自由，就是放棄了人性，拋棄了做人的權利和義務”。但是在盧梭的思想中，人做為個體顯然不是至高無上的，“人生而自由”的理論會產生極端的思想——“任何人都可以認為他是他人的主人”，這樣的社會暴力橫生，個人自由反而失去保障，這不是盧梭想要的社會。因此，盧梭認為“社會秩序是一種神圣的權利，它是其他一切權利的根本”。盧梭反對用暴力來改變社會制度，他認為“暴力并不帶來權利，我們只有義務尊崇合法的力量”。既然社會秩序那么重要，暴力又不能帶來權利，那么如何產生一個權威來管理社會呢？盧梭認為，“正因為任何人對他人都沒有天然的權力，正因為暴力不能產生權利，所以人類社會任何合理的權威都應建于人民之間的約定”。人類個體通過社會契約形成一個權威——也就是政府，把個體自身必需的部分權利、財產和自由讓度給這個權威以便于其管理社會，而通過社會契約所形成的這個權威的最終目的則是保障契約各方的生存。這是盧梭描繪的最為理想化的民主政治的社會模式，而這種社會模式之所以可能存在，是因為人類的共同利益形成了社會緊密的紐帶，“統治社會也只有以這種共同利益作為基礎”。在這里，盧梭把當時政權兩大流行要素——暴力和神授從組成政府的基礎中剔除了，當時的歐洲政府在理論上一下子全部變成非法的了。
按照盧梭的觀點，社會契約下的社會必須是一個法治的社會。“社會公約為政體帶來存在和生命；而立法為政體帶來意志和行動的能力”，形成的契約必須有一系列強制執行的社會準則來規范締約各方的行為，以保護契約各方的公共利益，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平等，使契約得以執行。盧梭認為人民必須遵守法律，這是一種責任是一種義務。他認為“在本質上，履行這些責任的個體在為他人服務的同時也在為自己服務”。但是法律的約束也不是無限的，“每個個體對那些一般約定留給自己的財產和自由擁有完全的支配”，這也許是現代“法律未禁止的即是合法”的思想的哲學闡述。由于法律給了政府管理人民的強制權力，為了防止政府違背人民意愿，濫權、越權，盧梭提出了一系列分權的政體設計。他對憲法起草人一系列近乎苛刻的描述，表明了他對政府濫權的嚴重的擔心和立法、行政、執法分權的思想。盧梭認為憲法起草人“勾畫了國家的機構，而不能在此機構中起任何作用”，“因為，治人者不能制法，反之，制法者也不能治人；否則，他的法律就會為他的私人情感控制，往往要維護他的不公，他也就永遠不能防止其制法工作為其個人目的所沾污”。不光是憲法的起草，日常法律的制定也是這樣。盧梭認為，“法律是公民集團的準則，由法律聯系的人民本應該是法律的制定者”，“勾畫草起法律的人不能也不應有立法的權力”，“立法權力必須也只能屬于人民”，政府只是社會公共利益和權力的代理人而已。盧梭對于政府官員的描述，與現代的“公仆論”相當一致，他說：“行政權力的掌握者不是人民的主子，而是人民的雇員；人民可以在任何適當的時候對其任命或罷免；他們是被要求服從而不是達成契約。”在盧梭看來，政府官員甚至不是社會契約方，自然也不具備立法的資格和權力。
在現實中盧梭推崇的是貴族民主制或者叫“精英民主制”，他認為，“除了兩權分離的好處，它還有著成員選舉的好處……他們只能通過選舉獲得職位，從而使正直、開明、經驗及其他受公眾喜愛尊重的品質成為明智政府的保障”；“再者，集會易于舉行，公務得到良好的討論并處理得井井有條，在國外國家聲望由德高望眾的元老而非無名之輩或被人鄙視的群眾維持”。“一句話，如果能夠確定精英是為了國家利益而非自己的利益而統治了話，精英來統治群眾是最好最自然的安排方式”。盧梭在《社會契約論》的最后一冊花了大量的篇幅分析了羅馬共和國的興衰成敗，可見他對這種制度的重視程度。
由于本人只讀了兩遍《社會契約論》，對其精髓和本意還沒有很好地理解和掌握，因而本文只介紹了此書的基本的政治理念，《社會契約論》是一本博大精深的著作，他從人的本性出發，對個人、社會、政府的權利，對政府的形成、運作和一系列制度，對國家的形成、興盛和衰亡等等問題做了精辟的分析，是一本值得我們去研究的經典巨著。
社會契約論讀后感社會契約論讀后感篇五
《社會契約論》全書分為四卷。依據伏漢（c·e·vaughan）本的注釋，第一卷討論的是人類怎樣由自然狀態過渡到政治狀態，以及公約的根本條件是什么；第二卷討論的是立法；第三卷討論的是政治法，即政府的形式；第四卷則是繼續討論政治法，并闡明鞏固國家體制的方法。我在寫作本文時閱讀至第三卷第一章，以下就這已閱讀過的半部書來談談自己的感受。
盧梭在第一卷里便開宗明旨地提出了“人生而自由”這一觀點。他認為奴隸制是很荒謬與不可思議的，因為沒有一個擁有健全理智的人會去無償地奉獻自己。同時他駁斥了格老秀斯和其他一些人從戰爭里籀引出奴役權的觀點：他認為戰爭只能是國與國之間的一種關系，一國的成員為了摧毀敵國而殺死敵國的成員，而一旦當對方放下武器投降后，就不再是敵人了，于是別人也就不再對這些投降的個人再握有生殺之權。所以那些認為在戰爭中能夠以別人的自由來贖取對方生命的看法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在論述完以上這些觀點后，盧梭提到了這本書最核心的一個論點，即存在著一個社會公約。對這個社會公約，盧梭認為是與“人生而自由”的觀點相一致的。人們在簽訂社會公約后并未改變其自由的本質，而是將原有的自然屬性的自由轉化為了社會屬性的自由。何謂自由？盧梭的原話是“唯有服從人們自己為自己所規定的法律才是自由”。我贊同這一看法：當人類在原始社會憑著最原始的欲望而行動時，并不是完整的自由，那是盧梭談到的“天然的自由”；而當人類真正有了理性，可以通過自己的意志來給自己設定一個限制并加以遵守時，這時的人類才是真正獲得了自由。那是一種可以完全掌握自身的欣喜，是為了人類不再是被原始欲望驅動的動物的歡愉。
當然，盧梭似乎在這個問題上也存在一些認識的矛盾。在本書第三卷第一章里他寫到：“國家越擴大則自由就越縮小”。照我看來，這似乎是又走到自己的對立面去反認為遵守法律是不自由的。這也許是個悖論，因為人們真的很難去界定自由與不自由的界限，這也是數百年來思想家們爭論的緣由。
盧梭很推崇公意，他甚至認為公意是絕不會犯錯的。我在最初閱讀時就感到很困惑，覺得這樣“迷信”公意會釀成“多數人的暴政”。可盧梭先生之后就給出了解釋，他認為公意不是眾意，兩者有很大的區別——公意只著眼于公共利益，而眾意則是指著眼于私人的利益。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公意并不會造成“多數人的暴政”，因為尊重公意并非就是“少數服從多數”。至于如何表達公意，盧梭認為最好是國家內沒有派系的存在，如果難以實現，那么退而求其次應該盡可能繁殖派系數量并防止它們之間的不平等。在我看來，這是至關重要的一個道理，即一切的民主自由建立的基礎應該是制衡。
我以前對民主的概念很模糊，似乎投票選舉就是民主。但事實上，在某一個集團特別龐大的情況下，投票反映的只是某一個集團的意志。這種個別意志就會掩人耳目地成為了公意，并且對全體成員施以影響。這樣的情況下，民主只不過是幌子，而絲毫沒有給人們帶來實質的好處。所謂制衡，則是能讓少數派、能讓所有人發出聲音，能像盧梭說的那樣，防止一個集團獨大。當各種意見繽紛多彩匯聚在一起，這時候再全面加以考慮，才能夠真正得到公意。這個過程顯然耗時長久工作量巨大，這也就是真正的民主國家為什么辦事效率不高難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關鍵所在。
盧梭先生還談到了法律，他認為法律即公意的行為，也就是說法律就是公意的具體表現。至于立法者，盧梭認為那應該由一位（或許是幾位）“非凡人物”來擔任。他不贊同號令法律的同時還號令人。所以照我看來，在我們國家，國務院依照法律賦予的權力來制定的行政法規是不應該稱其為法律的。因為那不是公意的體現，難以貫徹公正的原則。而反過頭來看我國的立法工作，立法是由全國人大法工委來進行的，但是制訂過程中卻存在國務院各部委的力量角逐。一部法律的最終誕生，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內容受到了行政力量的干擾，這里面體現的也不是公意，而是政府中的部門利益。
在第二卷里，盧梭先生花費了很大的篇幅去論述人民。針對之前對立法者的論述他進行了補充，他并不認為立法者單純從“好法律”的角度去立法，而更應事先考察他要為之立法的那些人民們是否適宜接受法律。他說：“大多數民族，猶如個人一樣，只有在青春時代才是馴服的；他們年紀大了，就變成無法矯正的了。當風俗一旦確立，偏見一旦生根，再想加以改造就是一件危險而徒勞的事情了”，我們中國最引以為自豪的即我們是千年文明古國，殊不知這綿長的歲月里我們亦是積累下了無數的偏見。時至今日，我們再想要拋開歷史的包袱重建一個民眾能夠接受的全新法律體系，恐非易事。
在第九章論人民（續）里有這樣一段話：“距離愈遠，行政也就愈發困難，正好像一個杠桿愈長則其頂端的分量也就會愈重。”盧梭之后還提到了同一個法律難以適用于不同的地區，人民會對自己龐大的國家里那些永不見面的陌生同胞公民們缺乏感情。我很認同盧梭的這一觀點。在我看來，中國的國土面積如此廣闊，各地的風俗習慣又各不相同，既然我們可以設置民族自治區、自治州乃至自治縣、鄉，為什么不可以推行聯邦制來賦予地區以更大的自主權呢？我依稀記得有人說中國若是推行聯邦制，那國家馬上會肢解崩析。這是種完全沒有理論依據的看法，當初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時還有人提是資本主義復辟，而今我們再去看這樣的論調，是否顯得可笑呢？其實這樣的討論早在清末民初便存在，當時關于“聯省自治”的思想以及廣東陳炯明的民主聯邦制方案，都屬于這其中的內容。我并沒有對這一問題有更深入的思考，但對這樣的想法提出感到很欣喜，這似乎為解決中國目前的問題提供了一條全新的道路。
盧梭的觀點亦有我不以為然的，譬如他對“好政府”的論述。他說“在其治下公民人數繁殖和增長最多的，就確實無疑地是最好的政府”。我以為這種看法未免過于片面。因為在第一卷第六章里，盧梭是認為公民、人民、臣民、主權者這些概念都是相互通用的。若是這樣，僅以盡可能多地繁殖人民數量那么作為政府的基本職責，那政府實在是太輕松了。除非將公民這一概念嚴格定義，認為其所指的應該是具有社會擔當、明確個人權利義務并能積極參政議政的個體。一個國家的政府能不依靠外力，自我培養和吸引進入盡可能多這樣的人，那才算是一個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