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讀后感，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作者的用意和思想，深化對文學作品的品味和欣賞。接下來，我們一起來欣賞一些優秀的讀后感作品，或許能夠給我們寫作提供一些靈感和借鑒。
費孝通鄉土中國讀后感（通用19篇）篇一
在第19個世界讀書日期間，時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的陳雨露教授在中國知名大學校長推薦書單上推薦了《鄉土中國》這部經典著作。《鄉土中國》是費孝通先生著述中一部研究中國農村的作品，書中所提出的“禮治秩序”及其“差序格局”的概念,是以民間傳統習俗為基礎,進行社會管理,并提升為一系列制度的社會管理模式，為歷代圣賢所推崇。
主要內容簡介。
該書是由費孝通先生于上世紀四十年代在西南聯大和云南大學所講“鄉村社會學”課程內容輯錄而成。在此書中，作者用通俗、簡潔的語言對中國的基層社會的主要特征進行了理論上的概述和分析，較為全面地展現了中國基層社會的面貌。這里講的鄉土中國，并不是具體的中國社會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里的一種特具的體系，支配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作者簡介。
費孝通，江蘇吳江人，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1938年先后任云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教授。1981年，他榮獲英國皇家人類學會頒發的該年度赫胥黎獎章。1982年，他被選為倫敦大學經濟政治學院院士，又被澳門東亞大學授予社會科學博士學位。1985年，任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獲聯合國大英百科全書獎。
費孝通從事社會學、人類學研究，寫下了數百萬字的著作。他在其導師馬林諾夫斯基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江村經濟》，該書被譽為“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成為國際人類學界的經典之作。同時出版了《行行重行行》、《學術自述與反思》、《從實求知錄》等著作。
費孝通鄉土中國讀后感（通用19篇）篇二
《鄉土中國》是費孝通先生的代表著作，書中作者記述了中國鄉村的種種事項。那么關于鄉土中國讀后感該怎么寫呢？這次白話文為您整理了費孝通《鄉土中國》讀后感1000字（優秀4篇），如果能幫助到您，小編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東校區高一·2班張永江。
很偶然的機會，在網上看到有人對費孝通先生《鄉土中國》的評論：“這本書雖然是社會學入門級讀物，卻有著深厚的理論素養作為支撐；通俗易懂的語言，加上鄉土濃濃的氣息，沒有了讓人望而卻步的拗口難懂的理論術語，讀后確有千絲萬縷、了然在胸的豁然開朗感。”是這段頗高的評價使我萌生了對《鄉土中國》的興趣，果然，讀完過后，感觸頗多。
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給我們打開了認識舊中國農村的一扇大門，它對中國基層的鄉土社會進行了細致而深刻的描述和分析，包括鄉土本色、文字下鄉、再論文字下鄉、差序格局、維系著私人的道德、家庭、男女有別、禮治秩序、無訟、無為政治、長老統治、地緣與血緣、名師的分離、從欲望到需要等方面。
有人認為，費孝通在這本書里主要是提出了“禮治秩序”及其“差序格局”這兩個概念。而我卻認為他的最大成果是把中國鄉村的根挖出來了，而且給我們介紹得十分詳細，頭頭是道。比如他就說中國鄉下人多，“土”就是他們的特性，當然土氣并不是實質上的貶義。靠土地謀生的鄉土社會很大程度是比較穩定的，即使經受過戰亂、遷移，這些災難也不是社會的主流。
在社會結構上，《鄉土中國》細致地把社會分為西方社會的“團體格局”和中國傳統社會的“差序格局”。團體格局指的是個人間的聯系靠著一個共同的架子，先有這個架子，再互相發生關聯；而差序格局則是一個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費老還作了一個有趣的比喻，以自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系成的社會關系，不像團體中的分子，而是像水的波紋一樣，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遠，越推越薄；而所謂倫理，也就是從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發生社會關系的那一群人里多發生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當代中國社會又何嘗不是鄉土中國中的“差序格局”，在辦事的時候，部分人往往總是想著“找關系”。正是這種社會關系的性質導致了許多“走后門”的現象，也導致了很多的貪污腐敗的現象。這一個比喻淺顯而又深刻，在看待人的私心問題上，令我受益匪淺。
中國傳統的鄉土社會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受到了很大的沖擊。禮治秩序全面打破，血緣和地緣分離，社會變遷劇烈，使得人們不再圈定在一定的范圍內，而是更加迅速地流動，這就導致了更多的鄉土本色被花花世界所淹沒，但總的來說中國鄉土社會的本質還是“土”的，這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寫到這里，我不禁贊嘆費孝通先生持之以恒、敢于探索的精神，雖然費孝通先生已經逝世，但是這本書里所研究出來的理論仍然散發光芒，他對于傳統中國的基層社會本質看得是如此透徹。因此，我要繼續把這本著作精讀幾次，加深自己對中國的鄉土社會的理解。
郭芳語。
初讀《鄉土中國》是在一年前，陌生的專有名詞和專業術語，讓我覺得這本書晦澀難懂，在老師的講解下才基本理清思路，看到了傳統中國的輪廓。時隔一年，我再次翻看這本書，又有了新的收獲，找到了與我們現代社會的絲絲聯系。
文章的第一節就明確的定義了中國社會的基層是鄉土性的。現代社會，“土”成為了一個罵人的詞匯，去諷刺鄉下人見識短淺。但是作為中國人，我們從小是吃著土生土長的糧食長大的，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樣以牛排、面包為主食。也正是因為中國人這樣靠土地吃飯的生活習慣，才使得人員不流通，形成了鄉土社會。“土”這個字是中國人的依靠，如今也正是因為有莊稼人駐守在田邊，才會有一袋袋米面運往超市，他們的“土”并不是一種缺點，不是人們諷刺的對象，而是對土地的執著堅守。
現代社會，應聘會看簡歷，注重你的學歷、文化水平，社會上不免會產生學歷高低的比較和歧視。那么如果在幾十年前，大學還沒有普遍化，這種歧視是存在的嗎？那么在唐宋元明清時期又是存在的嗎？不可否認，都是或多或少存在的。“文盲”成為現代社會中的一個貶義詞，但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的文盲率高達80%，并且大部分是鄉下人。鄉下人就被扣上了“沒文化”“文盲”帽子，被人低看一眼，甚至稱為“愚”。“鄉下人”以種地為生，“城里人”以文化謀生。鄉下人之間所構成的熟人社會，是不需要文字來維系的，更多應用的是語言、表情和相互之間的信任，文字是少的；城里人所處的環境是流動的，對于事情交代的關系是薄弱的，并不可以靠語言文字進行保障，文字的使用率自然也就大大提升。但這里“愚”的恒定標準是是否認識文字，若“愚”的標準是是否會種地，當下的現象就會大相徑庭。理科的實驗中講究“控制變量”，但是鄉下人所處的生活的環境、學習條件都與“城里人”大不相同，那么我們又有什么理由去說鄉下人“愚”。
時間在流逝，時代在進步，中國也從未停下腳步。我們不能用“土”“文盲”“愚”去評價鄉下人，但是在全國共同進步的潮流中，文字的使用與工作技術都需要與時俱進，學習也就成了我們共同奮斗的工具。這本書帶給我了一個帶有鄉土氣息的中國，也讓我對那個社會有了新的認識，我對這本書的理解還是淺顯的，希望在第三次第四次的閱讀中，會有新的收獲。
首先，愚的意思有兩種：一種是笨，蠢；另一種則是大智若愚的愚。相信很多人對于鄉下人的看法就是不識字，粗魯野蠻。但是現在一定沒有人會不愿意識字了，因此他們只是缺少環境讓他們學習罷了。
在我的老家——一個普通的小農村，無論是去年還是今年，都有許多哥哥姐姐考上了重點高中或是一流大學。每次回到鄉下，聽家里的人說起，我總是羨慕不已。可見，鄉下人并不愚蠢，只要擁有學習的機會，他們一定不比別人差。
小時候，聽到方言，我常問母親，這個字怎么寫呢？她總是笑笑，然后我又問，那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母親狠狠地拍了下我的頭就走掉了。現在，我慢慢地了解，每次當他們講方言的時候，總會有一種莫名的情愫圍繞著他們，盡管我還是不能理解我為什么會這樣進行交流，但是我卻能體會到其中的感情。
一天中午吃完飯，外婆坐下來慢悠悠地說，“我幫他們家撿了幾顆青菜去，沒到他們今天拿了這么多菜過來，真的是……”說著外婆便起身拿了幾個雞蛋要我給他們送去。這青菜、雞蛋的迎來送往便是鄉下人的語言，里面透著濃濃的鄰里鄉情。
那時我才真的明白什么叫做淳樸，厚道了。而這就是鄉土社會的“愚”，沒有算計，不懂世故，睦鄰相親。真好！
這樣看來，認為鄉下人“愚”的精明能干、識文斷字的城里人倒顯出了幾分愚來了！
崔芳語。
初讀《鄉土中國》是在一年前，陌生的專有名詞和專業術語，讓我覺得這本書晦澀難懂，在老師的講解下才基本理清思路，看到了傳統中國的輪廓。時隔一年，我再次翻看這本書，又有了新的收獲，找到了與我們現代社會的絲絲聯系。
文章的第一節就明確的定義了中國社會的基層是鄉土性的。現代社會，“土”成為了一個罵人的詞匯，去諷刺鄉下人見識短淺。但是作為中國人，我們從小是吃著土生土長的糧食長大的，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樣以牛排、面包為主食。也正是因為中國人這樣靠土地吃飯的生活習慣，才使得人員不流通，形成了鄉土社會。“土”這個字是中國人的依靠，如今也正是因為有莊稼人駐守在田邊，才會有一袋袋米面運往超市，他們的“土”并不是一種缺點，不是人們諷刺的對象，而是對土地的執著堅守。
現代社會，應聘會看簡歷，注重你的學歷、文化水平，社會上不免會產生學歷高低的比較和歧視。那么如果在幾十年前，大學還沒有普遍化，這種歧視是存在的嗎？那么在唐宋元明清時期又是存在的嗎？不可否認，都是或多或少存在的。“文盲”成為現代社會中的一個貶義詞，但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的文盲率高達80%，并且大部分是鄉下人。鄉下人就被扣上了“沒文化”“文盲”帽子，被人低看一眼，甚至稱為“愚”。“鄉下人”以種地為生，“城里人”以文化謀生。鄉下人之間所構成的熟人社會，是不需要文字來維系的，更多應用的是語言、表情和相互之間的信任，文字是少的；城里人所處的環境是流動的，對于事情交代的關系是薄弱的，并不可以靠語言文字進行保障，文字的使用率自然也就大大提升。但這里“愚”的恒定標準是是否認識文字，若“愚”的標準是是否會種地，當下的現象就會大相徑庭。理科的實驗中講究“控制變量”，但是鄉下人所處的生活的環境、學習條件都與“城里人”大不相同，那么我們又有什么理由去說鄉下人“愚”。
時間在流逝，時代在進步，中國也從未停下腳步。我們不能用“土”“文盲”“愚”去評價鄉下人，但是在全國共同進步的潮流中，文字的使用與工作技術都需要與時俱進，學習也就成了我們共同奮斗的工具。這本書帶給我了一個帶有鄉土氣息的中國，也讓我對那個社會有了新的認識，我對這本書的理解還是淺顯的，希望在第三次第四次的閱讀中，會有新的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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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鄉土中國讀后感（通用19篇）篇三
這本書很薄，置于掌心，不過一寸有余，但它也可以很厚，厚到要讓人一遍又一遍地從頭看起。每次拿起書的那一刻，說實話心中永遠是抗拒的，那一個又一個陌生的名詞，一句又一句的深奧語句，天塹般阻擋在我和書之間。但當一頁翻過，目光掃向第二頁時，人仿佛就被吸了進去，一個個生動恰當的例子，永遠適時地為我解開疑惑，給我往下讀的信念。
全書從社會結構入手，闡明了鄉土與城鎮兩種社會。鄉下人并不愚笨，身上的那份土氣也是代代耕耘此地而流傳下來的。隨著一個個論點的提出，這本書也愈加撲朔迷離了起來。
鄉土社會，是一個“生于斯，長于斯”的相對穩定的社會，從差序格局到男女有別，論述中心逐漸向人的情感發展，直至長老社會的誕生，“禮教”一詞逐漸展露在人們面前。管理社會的方式也大多成為了教化，這是屬于鄉土社會的.特有管理方式。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上一刻都成為了過去，環境、社會都隨之改變，當然，鄉土社會也有著屬于自己的微妙的變化，但“生于斯，死于斯”終究還是決定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東西仍會流傳下去，烙印在鄉土文化中，不易改變。
全書共有十四個章節，將鄉土社會分割成單獨的小塊，但當十四個章節融會貫通時，又是一個完整的社會。鄉土社會，我認為就是傳統的中國，幾千年綿延至今，從未中斷，也許有些因素會因時而變，但世代終將薪火相傳！
費孝通鄉土中國讀后感（通用19篇）篇四
《鄉土中國》主要講述了在解放前那個艱難的年代，作者費孝通本著“行行重行行”的實踐理念，充分運用自己在學校，書本上學到的理論知識，運用到考察當時在整個中國占著舉足輕重地位的廣大農村鄉野當中去，為研究中國發展尤其是經濟的發展，實地研究和考察總結了西南片區的農村經濟，文化，和生活狀況，并運用自己的獨到見解和集體智慧對當時的農村生活境況做出了精辟性總結，其中所提出的開創性見解對當代的城市和農村發展建設是有很大的積極影響的`，尤其是現在在黨和政府的號召下所要建立的社會注意和諧社會以及社會主義新農村，都提供了豐富的借鑒作用和寶貴經驗。
作者開篇就提高挈領的提出了鄉土特色這一大的主題，作者認為中國社會，尤其是中過農村社會，是具有很大的鄉土性的，作者運用先抑后揚的手法先是說鄉下人是很土的，但是在后文中確實表達的鄉下人土的可愛，土的天真，作者通過分析鄉下人土的原因，深刻解析了鄉下人土的本質和意義，以及與城里人的區別，從這一點來看，城里人與鄉下人應該是平等的。
費孝通鄉土中國讀后感（通用19篇）篇五
《鄉土中國》分為十四篇，綜合起來可以分為8個主題，下面分別來進行討論。
一、“鄉土本色”、“禮治秩序”、“無訟”——禮治與法治的銜接。
在“鄉土本色”這一篇中，費孝通先生講到：“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常態的生活是終老是鄉。假如在一個村子里的人都是這樣的話，在人和人的關系上也就發生了一種特色，每個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著長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圍的人也是從小就看慣的。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
在“禮治秩序”這一篇里，費孝通先生主要講了“禮治”和“人治”“法治”的區別，他說“法治”其實也離不開人，人治和法治的區別不在“人”和“法”這兩個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在“無訟”中他說：禮治就是對傳統規則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關系，都有著一定規則。行為者對于這些規則從小就熟習、不問理由而認為是當然的。長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規則化成了內在的習慣。維持禮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權力，而是在身內的良心。而現行的司法制度在鄉間發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壞了原有的禮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單靠制定若干法律條文和設立若干法庭，重要的還得看人民怎樣去應用這些設備。更進一步，在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上還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單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鄉，結果法治秩序的好處未得，而破壞禮治秩序的弊病卻已先發生了。
我們可以知道，鄉土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差別正是“禮治社會”和“法治社會”的差別，在當今中國社會的激速變遷中，在從鄉土社會進入現在社會的過程中，我們在鄉土社會中所養成的生活方式處處產生了流弊。“我們大家是熟人，打個招呼就是了，還用得著多說么?”——這一類的話已經成了我們現代社會的阻礙。現代社會是個陌生人組成的社會，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細，所以得講個明白;還要怕口說無憑，畫個押，簽個字。這樣才發生法律。在鄉土社會中法律是無從發生的。陌生人所組成的現代社會是無法用鄉土社會的習俗來應付的。“禮治”的逐步解體造成的社會秩序的紊亂亟需“法治”去調整。
或許，鄉土社會的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已經成為了我國法治化進程中的重大阻礙。“舊俗”是否一定要破?“法治”的推行是否要完全拋棄我們兩千年來的鄉土習慣?法治思想能否與與我國的傳統思想有機結合起來?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二、“文字下鄉”、“再論文字下鄉”——知識還能改變命運嗎。
鄉下人沒有見過城里的世面，不明白怎樣應付汽車，在馬路上聽見背后汽車連續的按喇叭，慌了手腳，東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不知道“靠左邊走”或“靠右邊走”。所以，鄉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城里人到了鄉下，連狗都不會趕，冒充內行的城里小姐對著苞谷說：“今年麥子長得這么高”。于是乎，可以說，城里人也是愚的。所以，費孝通先生說：愚與非愚，是知識問題，而不是智力問題。
費孝通先生在書中最后一篇文章“從欲望到需要”的末尾又寫到：“在現代社會里知識即是權力，因為在這種社會里生活的人要依他們的需要去作計劃。從知識里得來的權力是我所稱的時勢權力。”
這讓我想到了我們現在常說的“知識改變命運”這樣一句話。可是，我們看到，在當今的中國，隨著貧富差距的日益拉大，地區之間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多少農村孩子由于沒有財力而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失去了去“見世面”的機遇。這導致他們終生都要生活在社會的底層，日復一日從事重復的體力勞動。而更為嚴重的事實是，隨著大學生就業難的日益加劇，新讀書無用論又重新在農村抬頭，“不上大學一輩子受窮，上了大學馬上就受窮”這樣的話已在農村開始流傳。
我們不禁要問，知識還能改變命運嗎?在當今中國，知識還能帶來權力嗎?究竟是我們錯了，還是社會錯了?愚與非愚，或許既不是智力問題也不是“知識問題”，而變成了一個純粹的“權力問題”。
費孝通先生在“再論文字下鄉”一文的最后說：“這種鄉土社會，在面對面的親密接觸中，在反覆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們，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認得，而是沒有用字來幫助他們在社會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時也等于說，如果中國社會鄉土性的基層發生了變化，也只有發生了變化之后，文字才能下鄉。”
而當代的中國，已經發生了而且還正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變化”，正是費孝通先生文章里所提及的“變化”。
一個人在社會中所接受的觀念，所學到的知識，尤其是無形的道德規范及道德觀念，都是在同一社會中生存的前代人的共同社會經驗，是整個社會世代相承的共同的文化取向。可是，當代的中國幾千年的發展改變，還不如這短短幾十年的變化。翻天覆地的改變，讓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應接不暇。日新月異的社會風氣，既讓人新鮮又讓人感覺透不過氣來。我們前輩的社會經驗已經無法讓我們拿來去適應社會的急速變化。上文提到的“知識是否還能改變命運”其實也正是這種急速變化的大潮給我們帶來的困惑之一。
所以，我想說，我們不僅需要文字下鄉，更需要思想啟蒙。文字下鄉是前提，思想啟蒙是目的。知識或許不能改變命運，但沒有知識是一定改變不了命運的。
三、“差序格局”、“系維著私人的道德”——我們有統一的道德標準嗎。
在“差序格局”中，費孝通先生用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我們的社會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與西方像一捆柴組成的團體社會不同，我們是由一張張以自己為中心的蜘蛛網組成的差序社會。每一個網絡有個“己”作為中心，各個網絡的中心都不同。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系成的社會關系，不像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
“系維著私人的道德”文中提到：“社會結構格局的差別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觀念。在西方的“團體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觀念建筑在團體和個人的關系上。每個團體分子和團體的關系是相等的。團體不能為任何個人所私有。于是團體格局的道德體系中發生了權利的概念。人對人得互相尊重權利，團體對個人也必須保障這些個人的權利。但在我們的傳統道德系統中，我們沒有一個像基督教里那種“愛”的觀念——不分差序的兼愛，而是看所施的對象和“自己”的關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縮。另外我們也很不容易找到個人對于團體的道德要素。在西洋團體格局的社會中，公務，履行義務，是一個清楚明白的行為規范。而在中國傳統中是沒有的。一個差序格局的社會，是由無數私人關系搭成的網絡。這網絡的每一個結附著一種道德要素，因此，傳統的道德里找不出一個籠統性的道德觀念來，所有的價值標準無法超脫于差序的人倫而存在。所以，在這種極富伸縮性的網絡里，隨時隨地是有一個“己”作中心的。但這并不是個人主義，而是自我主義。個人是對團體而說的，是分子對團體。在個人主義下，一方面是平等觀念，指在同一團體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個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權利;一方面是憲法觀念，指團體不能抹煞個人，只能在個人們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權利上控制個人。這些觀念必須先假定了團體的存在。在我們中國傳統思想里是沒有這一套的，因為我們所有的是自我主義，一切價值是以“己”作為中心的主義。正因如此，中國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對象和“自己”的關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縮。我見過不少痛罵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親貪污時，不但不罵，而且代他隱諱。更甚的，他還可以向父親要貪污得來的錢，同時罵別人貪污。等到自己貪污時，還可以“能干”兩字來自解。這在差序社會里可以不覺得是矛盾;因為在這種社會中，一切普遍的標準并不發生作用，一定要問清了，對象是誰，和自己是什么關系之后，才能決定拿出什么標準來。”
所以我覺得，我國現在面臨的各種社會問題中，有的的確是政治體制問題造成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根植在我們骨子里的這種傳統道德觀念在作祟。
四、“家族”、“男女有別”——婚姻與愛情。
關于婚姻、家庭制度，費孝通先生在另一本書《生育制度》里有著更為深刻的闡述。在這里我只就《鄉土中國》里的這兩篇文章來簡單的談一下我的收獲。
費孝通先生在“家族”一文中提到：“在西洋家庭團體中，夫婦是主軸，夫婦共同經營生育事務，子女在這團體中是配角，他們長成了就離開這團體。在他們，政治、經濟、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團體來擔負，不在家庭的分內。夫婦成為主軸，兩性之間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兩性感情的發展，使他們的家庭成了獲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而在我們的鄉土社會中，家的性質在這方面有著顯著的差別。我們的家既是個綿續性的事業社群，它的主軸是在父子之間，在婆媳之間，是縱的，不是橫的。夫婦成了配軸。配軸雖則和主軸一樣并不是臨時性的，但是這兩軸卻都被事業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
在“男女有別”一文中提到：“從社會關系上說感情是具有破壞和創造作用的。感情的激動改變了原有的關系。這也就是說，如果要維持著固定的社會關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動。其實，感情的淡漠是穩定的社會關系的一種表示。”
我們知道，反對封建禮教的中最重要的一條理由就是爭取婚姻自由，無數的文學作品中也都表達了對封建社會限制男女感情、遏制婚姻自由的控訴。通過費孝通先生的文章，讓我明白了為何封建社會要控制男女自由結合，這是因為：穩定社會關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社會秩序范圍著個性，為了秩序的維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壞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著。在鄉土社會，男女之間的結合并不簡簡單單是兩個人的事情，而是兩個家族的一種結合。中國的家是一個事業組織，一切事業都不能脫離效率的考慮。求效率就得講紀律;紀律排斥私情的寬容。
但是當今中國，隨著西方思想的沖擊和社會經濟關系的的發展，鄉土社會結構已被打破，我們正經歷著從鄉土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隨著大家族的瓦解，小家庭成了社會的最基本組成單元，傳統的擇偶方式已不再適應現在社會的變化。可是，我們也并沒有完全走出傳統觀念的影響，與西方重視的只是兩個人之間的愛是否開心，而不在乎家庭、婚事等的束縛相比。我國卻是什么都要面面俱到。想要門當戶對的理性，想要兩個人的愛情合適，也想要一見鐘情的浪漫。盡管現代人接受了新的觀念，對于婚戀也不再是以前的保守態度，但是一旦涉及到婚姻，作為父母就一定會出來干涉。每個人都會受到盤根錯節的傳統觀念的束縛，瞻前顧后，導致了擇偶難度越來越高。”
當今的年輕人，正是在傳統觀念束縛和新思想的沖擊下艱難前行。
五、“無訟”——如何樹立司法權威。
本來想把“無訟”這一篇的感受和“鄉土本色”與“禮治秩序”放在一起的，但是，作為一名法學專業的學生，我想，很有必要把它單拿出來談一談。
費孝通先生在“無訟”里講到：“現代都市社會中講個人權利，權利是不能侵犯的。國家保護這些權利，所以定下了許多法律。一個法官并不考慮道德問題，倫理觀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罰的用意已經不復“以儆效尤”，而是在保護個人的權利和社會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圍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權利。在英美以判例為基礎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時間訴訟的目的是在獲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規則。一個變動中的社會，所有的規則是不能不變動的，環境變了，相互權利不能不跟著改變。事實上并沒有兩個案子的環境完全相同，所以個人的權利應當怎樣厘定，時常成為問題，因之構成訴訟，以獲取可以遵守的判例，所謂testcase。在這種情形里自然不發生道德問題了。”
費孝通先生還談到：“中國正處在從鄉土社會蛻變的過程中，原有對訴訟的觀念還是很堅固的存留在廣大的民間，也因之使現代的司法不能徹底推行。第一是現行法里的原則是從西方搬過來的，和舊有的倫理觀念相差很大。在中國傳統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認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統一規則，而現行法卻是采用個人平等主義的。這一套已經使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在司法制度的程序上又是隔膜到不知怎樣利用。在鄉間普通人還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卻已推行下鄉了。那些不容與鄉土倫理的人物從此卻找到了一種新的保障。他們可以不服鄉間的調解而告到司法處去。當然，在理論上，這是好現象，因為這樣才能破壞原有的鄉土社會的傳統，使中國能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但是事實上，在司法處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鄉間所認為“敗類”的人物。依著現行法去判決(且把貪污那一套除外)，時常可以和地方傳統不合。鄉間認為壞的行為卻正可以是合法的行為，于是司法處在鄉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個包庇作惡的機構了。”
盡管費孝通先生的這篇文章是上世紀40年代寫的，可是說他是描寫我國當今的司法現狀也不為過。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中國人以和為貴，寧愿息事寧人也不愿訴之于法庭。村民發生沖突與糾紛,并不是立即想到法律,而是通過人情、禮俗和習慣規矩的某種民間法來進行調解和緩和,通常使用本著以家族和鄉鄰關系為基礎的具有濃厚血緣家族和鄉土意識的民間法進行勸導、調和,國家法相反成為他們的參照。
在王連保先生的《我國鄉村法律秩序的文化視角解讀》一文中寫到：“鄉村的法律秩序存活和發展的外生變量是國家政權的干預程度。國家工作基本上通過村干部來執行,村干部享有國家賦予的強制的制度性權力，對于鄉村事務擁有很大的發言權。但是村干部生長于鄉土社會中,他的任何違背鄉村法律規則體系的行為,都可能遭到來自鄉土社會和制度制約的雙重壓力,所以他們在執行國家工作中必須顧忌鄉村的規則。其他執法機關也會面臨同樣境況,基層法官在審理農村糾紛案件時,往往不按法律程序辦案,甚至有時有意規避法律條文,以達到平息糾紛為目的。”
文章還說，國家正式的法律制度大規模地進入鄉村社會,力圖構造一個現代的法律秩序,然而,正式法所代表的是一套農民所不熟悉的知識和規則,在很多情況下,它們與鄉土社會的生活邏輯并不一致,因此也很難滿足當事人的要求。結果人們往往規避法律或者干脆按照習俗行事,而不管是否合法;國家在力圖貫徹其政策和法律的同時,也往往退讓妥協。這突出表現在民間規范、習慣與國家制定法之間的不一致上,其實質可以說仍是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西方文化的沖突,從文化的視角看,這種沖突其實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這樣，我們就會寬容和理解現存的鄉村法律秩序，并發掘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極意義。傳統的“無訟”、“和諧”的觀念,以及宗族文化的重視血緣關系的思想,不是必然與現代法律秩序水火不容,它們在維持農村法律秩序中甚至在重建農村法律秩序中有積極作用。
六、“無為政治”、“長老統治”、“名實的分離”——民主與歷史周期律。
在“無為政治”這一篇章里，費孝通先生主要論述了兩種不同權力：橫暴權力和同意權力。它們產生的緣由和表現。所謂橫暴權力就是上級利用自己的權力以他們的意志去驅使被支配者的行動。而所謂的同意權力就是個人得服從大眾的安排做事。由于一方的某種權力過剩引誘了另一方來爭取就產生了橫暴權力。如廣西瑤山常見漢人侵占瑤人的土地，卻并不征服瑤人來做奴隸，是由于漢人人口多土地少的原因造成的。而在天高皇帝遠的鄉下，大多事情都是通過同意權力解決的。
在“長老統治”這一篇章里，費孝通先生主要講解了教化在鄉土社會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通過教化的手段，年輕一輩懂得尊重年長一輩，同時年長一輩也在向年輕一輩學習，橫暴權力和同意權力在此都有了更進一步的解說，正是一代傳一代的教化延續，鄉土社會得以穩定發展。
而在在“實名的分離”這一篇章里，費孝通先生繼從社會沖突中所發生的橫暴權力、從社會合作中所發生的同意權力、從社會繼替中所發生的長老權力之后又提出第四種權力——時勢權力。他講到：“社會變遷常是發生在舊有社會結構不能應付新環境的時候。新的環境發生了，人們最初遭遇到的是舊方法不能獲得有效的結果，生活上發生了困難。人們不會在沒有發覺舊方法不適用之前就把它放棄的。舊的生活方法有習慣的惰性。但是如果它已不能答復人們的需要，它終必會失去人們對它的信仰，守住一個沒有效力的工具是沒有意義的，會引起生活上的不便，甚至蒙受損失。另一方面，新的方法卻又不是現存的，必須有人發明，或是有人向別種文化去學習，輸入，還得經過實驗，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會變遷的過程。在新舊交替之際，不免有一個遑惑、無所適從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心理上充滿著緊張，猶豫，和不安。這里發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辦法，有能力組織新的實驗，能獲得別人的信任。這種人可以支配跟從他的群眾，發生了一種權力。這種權力和橫暴權力并不相同，因為它并不建立在剝削關系之上的;和同意權力又不同，因為它并不是由社會所授權的;和長老權力更不同，因為它并不根據傳統的。它是時勢所造成的，無以名之，名之曰時勢權力。”
費孝通先生的這三篇文章，必須結合在一起去讀，才會發現其中四種權力的聯系和區別。四種權力相互融合又相互制約，構建了中國社會發展中的權力之爭。
對于這四種權力，我是這樣理解的，為了利益這一個唯一的目的,橫暴權力與同意權力在相互斗爭中此消彼長,當運用橫暴權力和同意權力獲得的利益不如“無為”獲得的利益時,前者就讓位于后者，無為政治便有了現實的存在。無為政治導致長老權力的出現，若長老權力勇于自我改革，追得上社會變遷的速率，這社會也可以避免因社會變遷而發生的混亂。如果長老權力跟不上社會的變動時，時勢權力出現，導致革命，推翻現有長老權力，繼而進入下一循環。
費孝通先生提到：“在長老權力下，傳統的形式是不準反對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認這形式，內容卻可以經注釋而改變。結果不免是口是心非。在中國舊式家庭中生長的人都明白家長的意志怎樣在表面的無違下，事實上被歪曲的。虛偽在這種情境中不但是無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不能反對而又不切實用的教條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個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無違。這就是名實之間的分離。社會如果加速的變動時，注釋式歪曲原意的辦法也就免不了，位與權，名與實，言與行，話與事，理論與現實，全趨向于分離了。”
當今的中國社會正是這樣一個實名趨于分離的長老權力下的社會。所謂“中國特色”或許正是這樣一種“注釋”罷了，是一種口是心非、自欺欺人的注釋。抗日戰爭勝利前夕的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在和毛澤東的談話中，他坦率地提出了自己長期思索而未解決的歷史周期律問題。他問毛澤東,共產黨能不能找到一條新路，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的支配.對黃炎培的坦誠直言，毛澤東當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就是著名的“延安窯洞對”。
如今，五十多年過去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已進入了一個嶄新時期，本來就缺乏民主傳統的中國，該怎樣來建設今天的民主政治?當我們看到政府由于監督缺失而造成不可挽回的經濟損失和政治影響時，我們只能黯然面對那個被時人譽為“建立民主政治宣言”的“延安窯洞對”!
七、“血緣與地緣”——城市化進程。
在“血緣和地緣”這一篇章里，費孝通先生重點解說了什么是血緣和地，血緣和地緣的關系、表現、功能。他用自己作為例子，說明“血緣性的地緣更是顯著”，如果一個人沒有直接的地緣關系，不管他走到哪里，并在那住上了多少年，人家都會用“新客”“客邊”“外村人”等來稱呼他。從文字可以知道，在鄉土社會里，血緣和地緣有著無法分割的關系，二者相輔相成、相互制約。
地緣是從商業里發展出來的社會關系。血緣是身份社會的基礎，而地緣卻是契約社會的基礎。契約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約定。在訂定契約時，各人有選擇的自由，在契約進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個同意的權力去支持。契約的完成是權利義務的清算，須要精密的計算，確當的單位，可靠的媒介。在這里是冷靜的考慮，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著人們的活動——這一切是現代社會的特性，也正是鄉土社會所缺的。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戶籍制度的取消是大勢所趨，血緣關系社會中將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則是完全的地緣關系社會。從血緣結合轉變到地緣結合是社會性質的轉變，是社會史上的一個大轉變。而當代的中國，正在進行著這種轉變!
八、“從欲望到需要”——社會的進步。
費孝通先生在這篇文章里說到：“在鄉土社會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現代社會中欲望并不能作為人們的行為的指導了，發生‘需要’，因之有‘計劃’”。他認為人的計劃是不自覺的，欲望產生了“要”，為了滿足“要”，人的行為就由欲望控制了，當人的行為變成自覺的，那就是需要了，這也是社會進步的標志。
盡管離題有些遠，但我在這里想到了生物進化論的觀點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把人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
在鄉土社會中緩慢的社會變遷如同緩慢的自然環境變遷一般導致了鄉土社會中人的欲望和行為的印合。在鄉土社會中，欲望經了文化的陶冶可以作為行為的指導，結果是印合于生存的條件。但是這種印合并不是自覺的，并不是計劃的，這種印合如同漫長的自然選擇導致的物種進化一般，可以說是天工，而非人力。
又或許中國社會從鄉土社會的依“欲望”而“行為”，到現代社會的因“需要”而“行為”，正是一種隨著文明的發展，人類自身自然屬性的減少和社會屬性的提高。
費孝通先生說：“在鄉土社會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現代社會中欲望并不能做人們行為的指導了，發生“需要”，因之有“計劃”。從欲望到需要是社會變遷中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我也想說，我們國家正在發生著的從鄉土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變遷的過程中，或許充滿著痛苦，或許充滿著矛盾。可是，這的確是一種進步!我們應當堅定不移的堅持，后退，是沒有任何出路的!”
九、結束語——我們來自鄉土。
《鄉土中國》一書解釋了中國社會人們身上一些很深層的東西，雖然費孝通先生先生指出他所寫的是中國的基層，但現代的中國社會也是有基層發展起來的，或多或少的帶著鄉土的痕跡。盡管此書寫于幾十年前(1947年出版)，上面說鄉土性在漸漸離我們遠去，但也許有很多人在看到這本書中某些篇章時會會心一笑，因為在現在的中國社會，書中所描繪的現象依然能在我們心中找到共鳴。
擺脫封建統治才百余年的我們，依舊與土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如今的城市生活中，我們依然能看到在城市人西裝革履之下隱藏的鄉土氣息，如“熟人社會”，“長幼有序”等，當今的中國，依然是一個有著濃重“鄉土”痕跡的中國。鄉土社會和儒家思想是緊密的聯系在一起的，我們不能忽視儒家思想對中國幾千年來的深刻影響，正因為此，中國鄉土社會的完全解體或許還要經歷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費孝通鄉土中國讀后感（通用19篇）篇六
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國家，古代稱國家為“社稷”，“社”就是土神，“稷”就是谷神，“土”是百姓的命根子，民以食為天。“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娃娃熱炕頭”是他們追求的幸福生活。鄉土中國是“聚村而居”的，鄉土社會在生息繁衍的過程中，形成獨特的族群文化，他們會形成族規民約，遵守共同的規矩，人與人建立信任關系，受到道德的約束和制約。他們的生活經驗是長期積累起來的。隨著社會的發展變遷，人與人交往的廣泛，這種單一的交往方式就顯出了流弊，被稱為“土氣”。
作者的觀點是告訴我們一定要重視對鄉村的研究。這一觀點對于我們今天的振興鄉村戰略都具有意義，要研究鄉村固有的生存生態，文化生態。
費孝通先生的論述了我一直以來的疑惑。不識字就是愚嗎?沒有文化就是沒有德嗎?沒有文化就是低智商嗎?原來愚不愚只看接受書本知識快慢是不夠的，鄉下的孩子和教授的孩子各有所長，各有所短。這里有一則關于船夫與哲學家的故事：一次，一位哲學家坐渡船過河，他問船夫，你懂哲學嗎?船夫回答不懂。哲學家便說，那你的生命就失去了一半。過了一會，狂風大作。船夫問哲學家，你會游泳嗎。哲學家回答不會。船夫就說，那你的生命就將全部失去了。這個故事也同樣告訴我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的道理。對于鄉村，也不能以一個“愚”一概而論。
至于文化與德的問題，文化與智商的問題也與此有類似的道理，不可以偏概全。所以費孝通教給了我們看問題一定要全面，要認識鄉土社會的本質。
社會結構格局的差別會引起不同的道德觀念。費孝通形象地將差序格局比作水的波紋，“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就是一輪輪波紋的差序。這種社會格局最大的特點就是以“己”為中心的自我主義，通俗地講就是個人中心主義，儒家傳統文化也是如此。一個差序格局的社會，是由無數私人關系搭成的網絡，就是人們常說的中國是個人情社會，在這種社會中，一切普遍的標準并不發生作用。而在團體格局的社會里，在同一團體的人是“兼善”的，平等的，類似于墨家的兼愛思想。
認識了差序格局，我們就會客觀地分析中國社會的社會格局，分析由此而形成的以族群為主的鄉土社會，從而理解家族、男女感情、禮儀、道德等的形成。這里也使我想起辛亥革命為什么對中國農村的影響是那樣的微弱，魯迅筆下的祥林嫂是那樣的無助，她的抗爭又是那樣蒼白無力，為什么在年節里祭祀的都是男人，為什么婦女連自己的姓名都不配擁有，費孝通先生給了我們明確的回答，那就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有意筑起了一道男女之間的鴻溝，婦女成為一種附屬品，男女是有別的。
費孝通先生認為“鄉土社會是一個生活很安定的社會”，生活在鄉土社會的人安土重遷，人們對故鄉具有很深的情結。鄉土社會的安定秩序靠什么來維持，先生認為主要靠禮治，當然也不排除長老統治。“禮”作為儒家思想的核心，成為人們自覺遵守的道德規范，夫子一再倡導治國以禮，處世以禮，修身以禮，“立于禮”，一個人要自立于社會必須學習禮，“克己復禮為任”，一個人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禮的要求，因此，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無言，非禮勿動”，對于不符合禮的東西不看，不聽，不說，不做。
禮治是通過禮的教育，形成一種生命的自覺，鄉土社會有許多禮數，是人們長期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男兒膝下有黃金”告訴我們人要有尊嚴;“父債子還”告訴人們誠信是道德的底線;“遠親不如近鄰”告訴我們要處理好鄰里關系;“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是講人要有包容的心理;“窮不過三代，富不過三代”告訴人們要居安思危，珍惜當下;“三歲看大，七歲看老”是講幼教的重要性等等。費孝通先生說“維持禮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權力，而是在內心的良心，所以這種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強調了修身克己是要靠教育之力的，教化使人們養成了敬畏之感。鄉土中國就是靠著這樣一些公序良俗維持了社會的穩定。在法制社會的今天，在振興鄉村計劃的國家戰略中，這種樸素的儀禮仍然能發揮巨大作用。
費孝通鄉土中國讀后感（通用19篇）篇七
費孝通的《鄉土中國》寫于解放前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社會學著作，《鄉土中國》讀后感。《鄉土中國》不足五萬字，是一本典型的“大家小書”。《鄉土中國》研究的是根植于中國農村的鄉下人。中國有幾千年的農耕歷史，“鄉土中國”在某種意義上是中國傳統的符號。在改革開放的當代中國，“鄉土中國”這一符號有著實實在在的研究意義。《鄉土中國》也在這個思想激蕩的時代里，成了暢銷書。
費孝通認為：靠務農為生的鄉下人世世代代附著在土地上，以定居為常態，即便因為種種原因離開土地的農民，也像“從老樹上被風吹出去的種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定居下來農民附著在土地上，很少流動，鄉土社會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在缺少流動和變化的鄉土社會里，每個人都在一個“熟悉”的環境里生活。
在相對穩定、熟悉的生活環境下，形成了許多鄉土中國的獨特現象：“規矩”即可約束行為，法律則大可不必;“常識”即可應付變化，“規律”就可有可無了。中國人有“私”的毛病，費孝通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中國人的社會結構“是好象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波紋的中心是自己，推及的遠近視財富和勢力而定。波紋的中心既不相同，推及出去的圈子也就各不相同，一切皆以跟自己的親疏遠近為出發，因此中國人缺乏團體意識、缺乏對權力和義務的共識和遵從。在“推己及人”的波紋式社會結構中，也形成了維系人際關系的道德要素：“親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在我們傳統道德系統中……很不容易找到個人對于團體的道德要素”。
鄉土中國的“家”通常是父親一系的“大家”，費孝通稱之為“小家族”。鄉土中國的家不但承擔了生育的基本功能，而且可以承擔政治、經濟、宗教等社會功能。而在西方社會，政治、經濟、宗教等功能是由單獨的社會團體承擔的。因此西方的家庭以夫妻間的感情維系，鄉土中國的“家庭”則以家法和紀律維系。以紀律維系家庭，反過來又影響了感情定向，造成了“男女有別”的現象。
費孝通認為，鄉土中國不是一個法治社會，“但是‘無法’并不影響這社會的秩序，因為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鄉土中國的“禮”靠社會傳統來維系和傳承。禮制不同于法律，亦有別于道德。法律憑借權力機構強加于個人，道德靠社會輿論維持，按照費孝通的意思，做事合乎“禮”則更像“憑良心辦事”的意思。
費孝通認為，薄弱的基礎決定了農業社會不能建立起強大的權力帝國，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也構建不出西方式的民主社會，鄉村中國“在人民實際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掛名的，是無為的”。在鄉村中國，亦有一種發生在長幼之間的很強的“教化權力”，該種權力保證文化傳統的延續。
費孝通認為，在鄉土社會，血緣關系決定了社會地位。在穩定的社會之中，血緣又推而廣之為地緣。因血緣和地緣而形成了一個個關系緊密的社會群體。在群體內部，人們靠人情往來，這樣就限制了商業的發展。費孝通認為，鄉土社會的穩定是相對的，只不過鄉土社會的變化極為緩慢。緩慢的變化緩沖了變化可能帶來的沖突，因此鄉土中國自春秋戰國之后，少見思想激蕩。緩慢的變化在名實分離的教化過程中得以實現——面對教化保持面子上的遵從，具體執行之中則遵循事實上的變化。這一過程中，恐怕也形成了國人心口不一、陽奉陰違的一些陋習。
費孝通鄉土中國讀后感（通用19篇）篇八
關于《中國近代史》的寫作宗旨，蔣廷黻在“總論”中有所交代：“現在我們要研究我們的近代史。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我們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我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于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由此可見，作者是想通過該書的撰寫來抒發自己愛國愛民的熱切之情，以及通過分析近代中國的國情來尋求救國之道和強國之路。
那么，近代中國怎樣才能實現救國、強國之夢呢？蔣廷黻認為：“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顯而易見，蔣廷黻認為中國在近代只有積極而迅速地融入世界，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實現近代化，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實現強國之夢。其具體途徑包括：重視科學、發展機械、養成民族觀念。
費孝通鄉土中國讀后感（通用19篇）篇九
《鄉土中國》是費孝通先生搜集了在過程中的十四篇論文的集合，于1948年首次出版。出版至今雖時間漫漫，但依舊是現在研究我國農村面貌的重要資料。因此我們不得不提到費孝通先生，他是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其中在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方面留下了百萬字具有廣泛影響的著作。
通過對于本書的閱讀，其中幾張篇目讓人印象深刻。這里就包括了“再論文字下鄉”，它重點講述了鄉人不識字并不是因為鄉人的愚昧，而是鄉下的環境本身并不需要鄉人掌握文字，在鄉下這個熟人社會中，口語、表情和肢體語言可以解決一切溝通問題，而事實證明也是如此。文字的表現力遠不及非文字的`交流。既然鄉人沒有學習文字的義務，當然鄉人不識字也是一種正常的現象了，這就好像是城里人不會種田是一樣的道理。
在“差序格局這一章中，費孝通先生提出了一個全新的理念，認為中國社會在社會結構的組成方面有著根本的不同。簡言之，西方社會猶如一捆柴，將社會成員緊密的聯系在了一起，這種團體與團體之間的劃分是刻意的，彼此之間的界限也是清晰的，即使一個人可能處在多個團體中。而中國的社會組成結構則是差序格局，猶如一汪平靜的水面突然之間投入了小石子泛起陣陣漣漪，而以這個圓心四散開去的就是我們每個人的交際圈。
由于東西文化的差異，起源于西方的社會學理論并不完全適用于中國本土的鄉野研究，費孝通先生為此創造了諸多理論和名詞。盡管讀者閱讀時會有些困難，但是結合起我們自身的文化底蘊，不能發現這部社會學著作有著我們太多現實生活的寫照了。
透過《鄉土中國》，我們仿佛觸摸到鄉村的脈搏，感受到鄉土的氣息。對于很多人而言，比起城市的繁華與喧囂，更喜田野的歡脫，青瓦的樸素。炊煙以昏黃為底色，聞起來是一種溫馨的味道。生活在鄉間，我們與自然更近一步。生長在中國，我們有割舍不下的鄉愁。
費孝通鄉土中國讀后感（通用19篇）篇十
很早便聽說了費孝通先生的社會學著作《鄉土中國》，這本書主要講的是中國農村的主要特征，涵蓋了人文環境、社會結構、權力結構等內容。為何要討論中國的基層社會呢？值得注意的是，這本書初次出版于1948年，正處在我國從鄉土社會轉向現代化都市社會的過程中，同時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了中西方的文化差異，并進行對比和解讀。
“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也許我們現在生活在城市，但上一輩或上幾輩定在農村生活過，因此鄉土社會是我國的基層社會。正如書中所說，“因為只有直接賴于泥土的生活才會像植物一般在一個地方生下根，這些生了根在一個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長的時間中，從容地去摸熟每個人的生活，像母親對于她的兒女一般”。簡單來說就是鄉土社會人口流動性較小，村子里的人祖輩都生活在一處，彼此間很熟悉，甚至是親戚。就連我這個生在城里的孩子，每次回老家見到任何一個人總能發現我們之間存在著某種親戚關系。先輩的經驗以及禮俗也得以通過語言流傳下來，并不需要依附于文字。由此可見，鄉土社會的特性決定了文字在鄉下的非必要性，我們若是因為多識得幾個字而沾沾自喜，那便是膚淺了。
其實一直以來有個問題困擾著我，為何我們的文化與西方文化相差如此之大？不敢說我從《鄉土中國》中找到了確切答案，但確是汲取了一些想法。我們的鄉土社會是依賴于農耕的，所以世世代代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祖輩的禮儀文化通過一代代的言傳身教得以延續。因為周圍都是熟悉的人甚至親戚，所以“面子”就顯得很重要，也由此衍生出了禮俗。例如向別人借了錢，不僅要及時歸還，還要再多送對方些東西以示感謝，否則便是失了禮數。這些禮俗也好，亦或是道德準則也好，可以說都是模糊的共識。并不需要法律的要求，每個人自出生就會從長輩那里了解到這些共識。所以我們可以說，社會格局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文化差異。
費孝通鄉土中國讀后感（通用19篇）篇十一
時間的流逝總是在不停記錄歷史的進程，越過世紀的門檻，回首總結上個百年的中國社會學發展，總會有許多名字讓人銘刻在心。這些學界前輩畢路藍縷，在曲折艱難中將社會學研究推向了發展的繁榮時期，不僅使其在中國扎下深厚的學術根基，而且形成了世界所矚目的中國社會學派。
費孝通先生作為一代學人的典范，在幾十年的學術生涯中孜孜以求，為建立中國化的社會學傾其一生心力，可謂著作等身，學問深厚；而其代表作《鄉土中國》更是影響深遠，堪稱經典之作，至今仍嘉惠后輩學人，引領探究中國傳統社會的特質，發掘中華文化的深刻內涵。
費孝通鄉土中國讀后感（通用19篇）篇十二
首次出版于1947年《鄉土中國》，是根據費孝通先生當年在西南聯大和云南大學講授“鄉土社會學”的內容輯錄而成，一共有14篇文章，是一部著述研究當時中國基層傳統社會農村的作品。
該書作為我們離退處“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活動的當月推薦讀物，我雖通讀了兩遍，但按照讀書活動“學思踐悟”的要求，有些找不到“北”的感覺，總感到費老這個泰斗級社會學家所講的東西不是我們所能完全理解的，后來又在網上看了幾篇別人的讀后感，還是不能適從。下面，謹從我閱讀本書后所回憶起我童年在鄉下生活的點滴鄉土記憶，來與大家一起分享。
費老書中“無論出于什么原因，中國鄉土社區的單位是村落，從三家村起可以到幾千戶的大村”的描述，雖說的是40年代中國農村，但我以為，上世紀60年代的農村恐怕和40年代應該變化不是太大。我兒時因為父親受了迫害，隨父親在周至老家農村生活了五年多，直到上小學二年級時才轉學到西安，我對這五年多的農村生活記憶尤為深刻。每到夏天，在大片的蘆葦叢中，傳出布谷鳥的叫聲，總想摸到鳥蛋或小鳥，鉆到里面卻怎么也找不著。清澈的河水中游蕩著五彩斑斕的小魚，用籃子稍一劃拉就有幾尾在藍中躥蹦。蘆葦根兒下，時不時就能摘到菱角。河中稍大點兒的石頭下，也能抓住幾只螃蟹。娃娃伙兒們光著屁股在河里戲水，都忘記了時間，直到聽見遠遠的村里大人們隱隱地呼叫聲，才提了鞋，抱起衣服，一哄子各回各家。秋天，背著小背簍打柴，折下一根長長的竹掃帚棍兒，在尾端綁定一根長長的細繩，作為工具，扦拾白楊樹落下的葉，我們叫扦嘎嘎葉，裝滿了背簍，背不動了還要大點兒的孩子幫忙。房檐底下掛著一串串金黃的包谷，晚上有野鴿子把包谷之間的縫隙當窩，打著手電筒一照，好像不會飛似得，當你搭著梯子快要夠著它時，卻撲棱棱的飛了。冬天里，在熱炕上賴著不想起床，烎炕的麥糠有著淡淡的嗆味兒，鍋頭炭灰里埋著烤出來的紅苕干面香甜。提著蛋籠走進青油油的麥地，挖燕麥、撿拾大雁的糞用來喂豬，凍得手背通紅，腫的像個面包。那時天上總有一行行大雁排著人字形或是一字形向南飛，麥田里也是一群群的吃著麥苗，糞便都能撿上一籠底兒。冬天最深的記憶莫過于過年了。過年，能吃上水果糖、柿餅、瓜子兒、花生、核桃，還有麻花、麻葉兒等。在大年三十的晚上，一群孩子聚起來一起挨門挨戶給各家各戶“拜先人”，拜完等著人家大人給每人捏一顆糖或是一把花生瓜子兒，有的人家也會給一分錢。在我們這么個大村子，走完兩三個街道，就已經很晚了，回到家，衣服的幾個小口袋就已經鼓鼓囊囊再也裝不下了。春天總是個比較難過的時節，天氣乍暖還寒，進入二三月也就到了青黃不接的時候了。記憶中幾乎每天都吃漿水攪團，漿水菜是用各種野菜腌制的，有時還有馬刺筋（大刺兒菜），吃起來有些扎嘴，那時把攪團吃的很厭煩，直到現在還是。
現在，村邊兒的小河早已經干涸了，河岸上已經沒有了灌木野草，河岸邊、蘆葦叢也都變成了莊稼地。平時回去是見不到那么多人的，只有過年還有些人氣。農村里的年輕人都到城里去打工，只留下些老人在鄉下看著門戶。過去低矮的瓦房已經很少見了，家家戶戶都蓋了二層小樓，空蕩蕩的。
記憶中的老家鄉村，撿拾起我們一代人的集體記憶。提起親切，放下動容，繁華落寞，與有榮焉。費老的“我想我們很可以說，鄉土社會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們活動范圍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區域間接觸少，生活隔離，各自保持著孤立的社會圈子”的描述，在現在的中國已經比較少見了。我老家村子里如今到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甚至到新加坡抑或是非洲打工的都有。村里人活動范圍已經沒有了限制，他們的社會圈子也就不再孤立了。況且，按照“美麗鄉村”建設標準，老家的村子也同其他鄉村一樣，除了重視傳統文化保護和傳承，也在鼓勵發展特色經濟，重視公共服務，重視環境質量等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
寫到這里，我又想起先生在1985年該書再版時的那段話：“這里講的鄉土中國，并不是具體的中國社會的描述，而是包括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里一種特具的體系，支配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搞清楚我所謂鄉土社會這個概念，就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具體的中國社會”。通覽全書，可以感受的一股濃濃的鄉土氣息。沿著作者的思路，可以一窺中國的基層社會。雖然時過境遷，但作者透視社會的眼光，觀察社會的方法，仍然充滿活力，值得借鑒。
由于我學疏才淺，但愿不會對費老的著述有斷章取義和不敬。
費孝通鄉土中國讀后感（通用19篇）篇十三
這是一本深入中國農村的一本著作，這里講的鄉土中國，并不是具體的中國社會的素描，內容只就農村而言。雖然如此，但中國上千年來的壓迫封建思想并非短短幾十年就能從我們的血液中消失的。即使在今日的城市，也依舊有著鄉土的特性。因而從農村著手描述，更能反應出原汁原味的中國。
本書從鄉土本色、文字下鄉、再論文字下鄉、差序格局，維系著私人的道德、家庭、男女有別、禮治秩序、無訟、無為政治、長老政治、地緣與血緣、名實的分離，從欲望到需要等方面展開敘述。我們中國鄉土社會表現的熟人社會特征，在差序格局下的親疏關系，在儒家社教的文化傳導下，活生生的向世人展示出中國社會的整個面貌。在《鄉土中國》一書中，費老從普通鄉下人的土氣入筆，一反常人對土氣這個詞的藐視，稱贊“土”字用的精當，因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小農經濟依靠的正是土地。也正是因為有了土的滋養，才有“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傳統農業，才有了聚村而居、與世無爭的傳統生活，才有了中國人生生不息的傳統文化根源。這種鄉土獨有的氣息蘊含著一股濃厚的人文氣息，也是鄉村獨有的氣息。鄉土社會的本質不是別的，而正是這種“土氣”。此等的精辟見地，如果沒有一種流淌在靈魂深處的傳統文化意識和鄉土中國情緒，恐怕是難抒發出來的。
《鄉土中國》所透露的正是這種對本民族文化的認識，或者說是對傳統文化的社會學層面的解析。從《鄉土中國》到《再論文字下鄉》，都是在談論民族歷史、文化對個人根深蒂固的影響。差序格局更為深遠的影響仍然是對中國人行為方式、道德觀念的傳統導向，“公私不分”，“私人道德”盛行，在現代化的今天也不能完全理解。而這對于市場經濟的發展，現代化的轉型，無疑是起著消極的作用。
大家小書，獲益匪淺。同時，這本書對我來說也難以“有感”，更多的是獲取知識，通過費孝通先生的引導進入中國社會現象的內心，找尋到一些難以理解的現象，背后是怎樣一種文化傳統。
用差序格局的概念來解釋“公”與“私”的界限問題，解決了一些曾有的困惑。度娘解釋的詞條其實并不明晰，只有讀過完整的論述才能真正了解它在說什么。這種富有彈性的伸縮關系網絡，可以跟隨境況來判斷公私，奪定取舍，看來有趣，實際也是如此。費老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如果說西方是“個人主義”，文化傳統里有平等與憲法的觀念，那么我們則是“自我主義”，一切價值都是以“己”作為中心的主義，想來有時對待自己與他人的雙重標準大致就是這樣的一種自我主義作祟。
與父母長輩的觀念之爭也能找到一些合理的說法。過去的家族承擔著政治、經濟、宗教等多重復雜的功能，不僅生育一則，大家族是榮辱與共興衰并在的。因此在教化之中，孝就是“無違”，在長老的經驗下循規蹈矩延綿香火。文化與政治的區別在這里是這樣：“凡是被社會不成問題地加以接受的規范，是文化性的；當一個社會還沒有共同接受一套規范，各種意見紛呈，求取臨時解決辦法的活動是政治。文化的基礎必須是同意的，但文化對于社會的新分子是強制的，是一種教化過程。”因此在如今社會劇烈變遷的時代之中很多東西留存著，很多坍塌了，也有很多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分裂地掙扎著。所以也不能太貪心，借用一句網絡流行語做個自我批評，不能一邊向往著西方的自由，一邊眷戀著傳統的關懷。
一本值得一讀又讀的書。
費孝通鄉土中國讀后感（通用19篇）篇十四
《鄉土中國》是費孝通先生搜集了在教學過程中的十四篇論文的集合，于1948年首次出版。出版至今雖時間漫漫，但依舊是現在研究我國農村面貌的重要資料。因此我們不得不提到費孝通先生，他是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其中在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方面留下了百萬字具有廣泛影響的著作。
通過對于本書的閱讀，其中幾張篇目讓人印象深刻。這里就包括了“再論文字下鄉”，它重點講述了鄉人不識字并不是因為鄉人的愚昧，而是鄉下的環境本身并不需要鄉人掌握文字，在鄉下這個熟人社會中，口語、表情和肢體語言可以解決一切溝通問題，而事實證明也是如此。文字的表現力遠不及非文字的`交流。既然鄉人沒有學習文字的義務，當然鄉人不識字也是一種正常的現象了，這就好像是城里人不會種田是一樣的道理。
在“差序格局這一章中，費孝通先生提出了一個全新的理念，認為中國社會在社會結構的組成方面有著根本的不同。簡言之，西方社會猶如一捆柴，將社會成員緊密的聯系在了一起，這種團體與團體之間的劃分是刻意的，彼此之間的界限也是清晰的，即使一個人可能處在多個團體中。而中國的社會組成結構則是差序格局，猶如一汪平靜的水面突然之間投入了小石子泛起陣陣漣漪，而以這個圓心四散開去的就是我們每個人的交際圈。
由于東西文化的差異，起源于西方的社會學理論并不完全適用于中國本土的鄉野研究，費孝通先生為此創造了諸多理論和名詞。盡管讀者閱讀時會有些困難，但是結合起我們自身的文化底蘊，不能發現這部社會學著作有著我們太多現實生活的寫照了。
透過《鄉土中國》，我們仿佛觸摸到鄉村的脈搏，感受到鄉土的氣息。對于很多人而言，比起城市的繁華與喧囂，更喜田野的歡脫，青瓦的樸素。炊煙以昏黃為底色，聞起來是一種溫馨的味道。生活在鄉間，我們與自然更近一步。生長在中國，我們有割舍不下的鄉愁。
費孝通鄉土中國讀后感（通用19篇）篇十五
《鄉土中國》是費孝通老先生根據解放前夕中國社會現實狀況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所完成的著作。書中詳細闡述了費老在深入中國鄉村社會后，于基層中洞悉的彼時中國的社會特點。費老在書中從政治，如無為政治、長老統治；經濟，如鄉土本色、血緣和地緣；文化，如文字下鄉、家庭、男女有別等方面進行說明。雖然很多寫實的描述早已時過境遷，不適用于如今高速發展的社會，但它對當今學者對那個時候的社會狀況的研究仍然有著巨大值，也對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有著重大的借鑒意義。
費老首先在第一篇的鄉土本色中引出他對于“鄉土”的概念——社會基層的鄉土性，土是指泥土、是鄉里人謀生的工具。“以農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費老寫得好，這是因為他們世世代代都囿在土地上、耕種活動的分工程度也淺得很，可以自己自足的人們自然是流動性小、社會變遷速率小。我認為，從全書來看，費老的鄉土社會從某種程度上說應該就是我們的傳統社會。上千年的封建社會中，小農經濟一直是我們的經濟形態，生產力的發展是緩慢的，傳統是一種不易被打破的東西，所以我們有著農業的本性。在這種慢節奏的生活中，我們周圍都是熟悉的人，完全不需要去耗費時間精力來適應陌生的“新面孔”。生活上的固定性使得我們產生了活動范圍的限制性，形成了穩定封閉的鄰里關系。熟人相見就打聲招呼，法律、合同什么的是面對陌生人時才會有的，所以鄉土中國才不是個法制社會，我們“生于斯，長于斯”。
而對于現在，許多原本世代以務農為生的家庭里的年輕人甚至父輩母輩放棄家鄉里的土地，涌進城市務工。這不得不說是社會發展而形成的結果，表面上似乎他們應該會得到與城里人平等的待遇。但也正是由于上千年沿承下來的傳統，他們是基層社會里的人們，與城里人似乎顯得“格格不入”。所以在今天，他們與城里人還是不一樣的，他們的權益在一定程度上得不到維護，他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我們的社會并未成為一個真正的法制社會！
在文字下鄉中，費老則是選擇了現身說法。很多人認為鄉下人“愚”，但是費老認為不應該這么說，鄉下人不是智力上笨，只是知識上不足，更確切的說是知識結構不一樣，他們的知識足以應付他們自己的生活，而對于城市的文明生活自然不甚了了。這種不了解就像城里人分辨不了麥子和包谷、不會下河摸魚、不會猴子上樹一樣，沒有什么值得取笑的。之前也說到，鄉土社會是熟人的社會、是“面對面的社會”，各家各戶獨立自己、見面也只用打招呼而已，語言是足以解決他們的一切問題的。這樣想來，文字對他們來說就并不是必要的了。推行“文字下鄉”于費老看來，似乎有些“削足適履”了。但在這推行過程中，我們要找對方式，文字是文明的象征，是社會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因此，費老并非反對推行。我認為，這也正是與現在重視教育的原因如出一轍，社會在進步，教育強國。越來越多的人認為讀書是他們的“出路”，一間間鄉村的希望小學正在被蓋起。費老得出這些認識正是來自于他在鄉間生活的經歷，這也正是他所推崇的“田間考察”的研究方式，也是注重實踐經驗的“實證主義”的重要體現。
差序格局中，費老指出“私”的毛病在中國比愚和病更普遍，于是生出了許多，滋生了許多貪污無能的問題，并以此引出中國社會結構的格局——“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的差序格局。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在這格局中，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社會聯系。這就涉及到中國傳統中的人倫，“人和人所構成的網絡中的綱紀，就是一個差序，也就是倫”、“倫是有差等的次序”。在這種格局中，公和私是相對而言的，就看站在哪個角度去看。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不同的社會結構格局導致不同的道德觀念。這也是西方社會“團體格局”與我們社會相區別的原因。“差序格局”這一概念也是由費老提出來的，并逐漸被國際社會學學者所承認接受。
家族這一章中，有人說鄉土社會也包含著團體，比如家。其實就社會結構的格局而言，西方社會與鄉土社會內部都有團體式的社群，也都有差序式的網絡，但就其主要形式而言，西方社會強烈地呈現為一種團體格局，鄉土社會強烈地呈現為一種差序格局，這個只是取決于不同的側重點。東西方都有的“家”，在結構和功能上也有很大的區別，這反映出社會格局的不同所導致的差異。
在西洋，“親子指結構，生育是功能”、“主要的是生育兒女”、“西洋家庭里夫婦是主軸，兩性之間的情感是凝合的力量，夫婦共同經營生育事務”、“子女成年即離開……不在家庭的功能分區里”費老如是說。而在中國，“家是一個事業組織”、“主軸是在父子之間，在婆媳之間”、“是縱的，不是橫的”、“夫婦成了配軸”。
鄉土社會的家庭呈現出比較強的差序格局特性。家庭成員不限于親子，可以依需要而以父系原則沿親屬差序向外擴大。人類學稱這種根據單系親屬原則組成的`社群為氏族，鄉土社會的家在結構上就是氏族，稱為家族。除生育外，家族可擔負政治、經濟、宗教等功能。家族必須是綿續性的，因為政治、經濟、宗教等事務是綿續性的，所以家族不因個人的成長或死亡而分裂或結束。這種除生育之外的綿續性事業社群凝合的基礎不是兩性情感，而是家族事業的需求。“中西家庭在結構與功能上的這種差異，使得中國人在家庭情感上尤其是在兩性情感間有著矜持與保留”，女性于傳統中被教導相夫教子、三從四德，綿續性的事業社群決定了這一切。
在男女有別這一章中，費老提到西洋有兩種文化模式，一是阿波羅式的，一是浮士德式的。前者認為宇宙有一個超自然超人力的秩序，人只能接受它，維持它。天堂遺失了，黃金時代過去了，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后者認為沖突是存在的基礎，生命是阻礙的克服。沒有了阻礙，生命也就失去了意義。他們把前途看成沒有盡頭的創造過程，不斷地在變。費老認為鄉村社會屬于前者，現代社會屬于后者。
對于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我認為可以理解為一種人生觀，“生命是障礙的克服”，挫折愈多，生命也愈頑強，生活的意義也愈深。其中隱藏的結論就是生命的意義在于過程而非結果，因為生即使，每一天的生只是向死更邁進了一步。進而推論，我們不是要得到更多而是要經歷更多，這就是存在主義者加繆的觀點——不是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得更多。
費老說“家庭是以同性為主、異性為輔的單系組合”，“男女有別的界限使中國傳統的感情定向于同性方面去發展”。我認為這是有道理的，同性戀雖然大部分是先天的，但后天過多地與同性接觸或環境影響，也是有可能的，我的同學中就有這樣的情況。
在無訟中，“行為者對于這些規則從小就熟習，不問理由而認為是當然的。長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規則化為了內在的習慣。”這句話讓我想起了中國當代的教育，創新意識在一定層面上是這個時代所缺少的，很多學生們在高考這個獨木橋面前被轉化成了一個個的做題機器，理論與實踐在某種程度上是脫節的。但慶幸這一問題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到。
在血緣與地緣中，“血緣所決定的社會地位不容個人選擇”，“只要你接受了這原則”，而括號里的“我們有誰曾認真地懷疑過這事實？我們又有誰曾向為這原則探討過存在的理由？”費老是不否認在鄉土社會里，血緣決定著你的出身地位，但在這其中又隱隱含著一種“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聲討。如陳勝、吳廣，都有揭竿而起之時，這一切又都是傳統使然。
名實中，很多結果都是你做這些事情時附帶而來的，是當初做這些事情時所未料想到的，而這些后果又真實地發生了并且又碰巧地對社會的發展起到了正面的積極作用。
整本書中，費老前后結合，鄉村的即是傳統的，而他也在一直圍繞著這個話題展開討論，經典而又準確，于細微中用最樸實的語言把他所經歷的鄉土社會展現出來。頗有感觸的是他在重刊序言里說到的——教師的任務主要是在引導學生敢于向未知的領域進軍。是的，而不僅僅只是傳道授業。費老想借鄉土中國這不成熟的果實所展現給我們的一往無前的探索的勁道，也確實是值得我們觀摩和學習的。
費孝通鄉土中國讀后感（通用19篇）篇十六
以《鄉土本色》開篇。乍看“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這一句話，費孝通仿佛就給中國給定了含義，此處不談。
“以農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鄉土本色》。
鄉土中國的流動性是較差的，我比較喜歡書中的一種表述：將鄉土中國的社會比作一顆老樹，人們共同依存著這株老樹生存，一起享受樹上結出的果實，也一起為它的根莖供給營養。當承載這顆老樹生存的土壤無法結出完全供給所有人的所需的果實時，人們就會作為“蒲公英的種子”向遠方漂流，重新播種成為新的大樹。
“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其實，鄉土中國并非是一種老死不相往來的存在，而是一種相互依存的共生。因為哪怕是哪些飄散出去的種子，也有共同的文化來作為“根”來彼此連接。
這一點與美國起于拓殖時代產生的鄉下以一家一戶為一個單位是頗不一樣的。中國鄉村的“孤立”與“隔閡”相對體現在聚居地上，而并非個體。這或許也是中國并沒有產生像美國那樣突出的“獨立精神”的原因吧。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人們彼此的連接是不可隔斷的，時間與空間對他們束縛力相對較小。
“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鄉土本色》。
文中有一個詞匯讓我記憶尤為深刻，那就是：“熟悉”。這個詞匯不禁讓我聯想到《小王子》里面的“馴服”一詞，因為它同“鄉土性”一樣是文中的中心和暗線。
鄉土社會的信譽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如果說西方的履約是由于外在束縛的契約精神的一種捆綁，那么中國的履約更多的發生于一種植根于基因與血脈里面的本能。在鄉土中國并不需要大范圍的法律的限制，相對于法律，他們反倒覺得彼此之間的“熟悉”更加可靠。
在協調個人與社會的矛盾問題的時候，中國人的抉擇不同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人：順從約定俗成是社會性的，而跟從內心是個人性的，這就與費孝通在書中寫道的“從俗即是從心”不謀而合了。
“文字是間接的說話，而且是個不太完善的工具。”——《文字下鄉》。
社會生活的變化導致著鄉土中國的文化變化速度跟不上現代社會的變更，于是鄉村出現文化脫節的現象，由此產生的“鄉下人”這種類似的詞匯附帶上了貶義的意味。
但是這與中國的鄉土文化又并非完全貼合，比如它們的生活由于更多的用語言來傳遞信息，不通字詞的現象被冠以“文盲”的概念就是一種失誤了。農村人的知識來自于生活，農民看到螞蟻搬遷巢穴就知道要去開墾溝渠，而農民本身是不知道或者不熟知這背后蘊含的氣候知識的。
如果說“愚”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那么識不識字就不能作為愚與不愚的評判標準。知識的底蘊往往與時間的積累是分不開的，中國五彩斑斕的文化燦爛如星海，這就與中國有不斷絕的五千年文化緊密相連。而語言相對文字而言無疑有更加悠久的歷史，那么鄉土中國的農民代表選擇以語言而并非文字來作為往來交際的載體就不是那么奇怪了，否則是不是也是一種理念上的舍近求遠呢?這種說法看似是一種詭辯，但我想說的是不管是語言還是文字都是我們在社會交往中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種工具而已，而且文字本身也是一種間接的說話和不太完善的工具。
隨手而記，隨心所欲，隨筆墨的流動寫下一些不成熟的文字，但這也是一種生活的情趣。
費孝通鄉土中國讀后感（通用19篇）篇十七
在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一書中，提出了一系列關于鄉土社會的概念。其中，費教授將鄉土社會概括為“禮治社會”，且還是一個“無訟”的社會。的確，鄉土社會由于其空間流動性小，人與人之間交往單純的特點，使得法律在這個社會中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人們似乎僅僅依靠“禮”就能維持良好的秩序，彼此之間發生沖突也不會尋求法律途徑解決，而是通過協商和解。這就使得人們認為鄉土社會是一個“無訟”的禮治社會。
“無訟”，是費孝通先生對于鄉土社會中一種現象的描述。具體說來就是在鄉土社會中的人們依靠自身的道德教化，人與人之間和睦相處，糾紛和爭議都通過協商解決，而不是采取訴訟的方式的一種理想化狀態。由此，人們認為鄉土社會是一個“無訟”的禮治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不需要法律的存在。
在古代，封建統治為了維護其自身統治，需要對整個社會進行管理。封建社會“無訟”文化是統治階級維持社會秩序，實現長久統治的需要而提出的，并通過賤訟、壓訟、滅訟等方式來達到這一目的。從儒家創始人孔子最早提出“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到宋代大詩人蘇東坡聲稱“讀書萬卷不讀律”；從早期專門從事法律工作的訟師（即現代的律師）被民眾稱之為“訟棍”，到常提起訴訟的人被認為是“搬弄是非”之人或游手好閑之徒；從封建官吏政績考核中善于教化，善于息訟、止訟的考核標準，到國家機器慣以嚴刑峻法迫使民眾視法為畏途，產生厭訟情緒，反映出中國封建社會在幾千年的歷史時期中對訴訟采取的壓制、抑制的指導思想和行為標準。從這一方面說，產生“無訟”的原因并不僅僅在于社會中的人們能夠依靠禮的教化維持正常的秩序，或者說考慮到人際關系等方面的因素，而也可能是因為統治或司法官吏希望沒有人來訴訟或少訴，從而積極的主張無訟。但這種情況較多的出現在封建專制國家中，在現代國家應很少有這種情況。國家雖然也希望社會中盡量出現無訟的情況，但并不會主動的去干涉；另外，現在的法官并不要求與領導者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他們也可以獨立進行判決、裁量，且他們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爭取案件的雙方當事人自行協商、調解，這與鄉土社會中雙方當事人自行調解有所不同。
儒家認為，和諧包括天道自然和諧、天人和諧和人人和諧，這些決定著國家和個人的幸福。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講求互諒互讓，自己要正名分，明等差，并使各人都能夠安分守己，避免發生糾紛和矛盾。即使發生了糾紛，也應力圖通過和解，調處息訟，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為了達到和諧的理想境界，人們就應奉行中庸之道為做人處世的行為準則。在這樣的哲學思想長期影響下，“無訟”觀念的形成則是自然而然的了。”著名比較法學家勒內·達維德對中國人的這種和諧與中庸之道有較深的感悟：“中國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況下生活的。他們對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規定不感興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們處理與別人的關系以是否合乎情理為準則，他們不要求什么權利，要的只是和睦相處和和諧。”
盡管我國的司法制度在逐漸完善。但據筆者所知，在很多地方，如果不是發生非常嚴重的事故，如謀殺、槍殺或者是其他產生了嚴重后果的事件，人們一般都不會選擇訴訟的方式。有的是因為覺得這件事太小，不愿意起訴；有的則是當自己的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選擇逃避的方式，有的則是不知道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總之，“無訟”的現象還普遍存在，需要國家對這一方面加強教育與指導。
費孝通先生對于傳統中國農村社會的經典表述，深刻地體現了中國基層社會所特有的文化淵源和秩序傳統。其學術貢獻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從他提出“禮治社會”這一概念以來，就一直被人不假思索地加以援用，以致人們普遍都以為，中國傳統農村社會秩序的維持是“唯禮無法之治”。對于“無訟”的觀點，我們應辯證的看待，尤其是它產生的社會基礎。不能認為在禮治社會中就沒有法的存在，或者說在這樣的社會里就不需要法。在現代社會中，如果說沒有法，個人的權益是很難得到公平的保護的；至于法在禮治社會中的作用，則需要依賴于時間來證明。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尤其是在廣大農村地區，如果雙方的糾紛沒有達成和解，也就是他們尋求的調解組織調解失敗后，就會建議一方當事人去法院起訴另一方當事人。這可以從另一個方面說明，當和解不成的時候，人們是會尋求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在這個時候，雙方的矛盾必定是達到了不可化解的地步，且彼此之間的關系也惡化，并不會擔心將對方起訴到法院后會產生不利的后果。所以，我們不能片面的說鄉土社會還是原先那個保持流動不變的社會，人們還是一味的尋求和解，當送法下鄉的活動進行這么多年后，人們的觀念總歸是有些變化的，特別是侵犯了他們的重大利益時還是會依靠訴訟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
費孝通鄉土中國讀后感（通用19篇）篇十八
花了二十來天才看完這本《鄉土中國》，而也是這本書，讓我對自己的閱讀量和閱讀方式產生了一定的反思。今天這次寫讀后感，可能更多地卻在對自己讀書上的反思了。
無論怎樣，還是先得說正題。《鄉土中國》這本書是值得并且需要讀第二遍甚至第三遍的。我習慣讀一本書的時候先了解作者作這本書的年代和時代背景，我認為，無論什么樣的作者，在寫書的時候，其背景對其影響一定是很重要的，這本書，是費孝通先生根據自己在抗日戰爭期間的.研究成果發表在當時的期刊報紙上的小文章所綜合的，時代背景是處于極度艱難的抗戰時期。而也恰巧是研究之艱難，信息流通之不便，也使得費孝通先生的研究結果具有很鮮明的個人特點和創新的視角。費孝通先生研究的對象是中國社會，他所著《鄉土中國》，估計中國已經沒有什么時候能夠比起那個時代更鄉土的了。
《鄉土中國》一書還是比較全面的講述了中國鄉土社會的方方面面的。費孝通先生言之“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這一總結，加之后面的各項闡述，很具有總結性。不僅在那個年代，即便是現在，所謂的現代化已經得到一定發展了，我認為，中國社會鄉土性的烙印還是很深的，現在的內陸地帶，現在的農村，還是有很多保持著一貫的鄉土性。
而中國人的很多性格也是鄉土性而造成的。
人制與法制，究竟哪種更適合？社會主要依靠道德還是依靠法律？想必很多人覺得該依靠法制，但是對于主要依靠道德還是依靠法律這一點上肯定會有很多爭辯。費孝通先生指出，中國的社會是一個“無訟”的社會。比之于西洋幾乎可以用訴訟解決所有問題，中國社會是很少想到用打官司的方式解決問題的。西洋遇事，可能很快想到訴訟，而中國人卻往往只會在其他所有辦法解決不了的情況下才會去打官司。因為，在西洋人看來，打官司是一種很好的解決方式，而為被告為原告也都很可以理解，成為被告的不一定會受到道德上的譴責。中國就不一樣了，即便是在現在，打官司的被告基本首先就會給人以壞形象的印象，很多時候都會受到很多譴責的，而原告也不一定好運，人們也可能會說“破大點事就打官司，難道沒有別的解決方式了嗎？”。
中國司法制度的推行不力，不僅僅是因為腐敗和權錢當政的原因，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與已經保持了幾千年的鄉土“禮治秩序”的沖突的。譬如說，妻子與外人通奸被丈夫發現，丈夫動手打了奸夫，最后法律判過來，無法給奸夫和妻子以任何處罰，卻可以拘留甚至刑罰于丈夫，但是以所有人的道德和“禮治秩序”的處理方式，丈夫打人是無可厚非的，妻子和奸夫會受到懲罰和譴責，丈夫卻沒事，兩種方式結果截然相反。作為旁觀者，你是如何看的呢？群眾的看法和抉擇就會直接決定最后選擇的社會秩序的方式，所以法制的推行阻力重重，社會原因是占很大比重的。
文字的下鄉可能對于我們現在幾乎掃除了所有文盲的社會已經很難體會，但是放諸于解放前的幾乎純農村的社會確實有很多耐人回味的地方。城里人說鄉下人土，不識字，說鄉下人笨，費孝通先生認為鄉下人不識字不是因為學不會，而是因為他們當時的社會生活不需要用到太多文字，不識字也無妨，所以自然不回去學太多，而不是因為笨而不識字的。這一點我相信是肯定無可辯駁的，當初全國恢復高考的時候，農村孩子在讀書方面就從來沒有落后過城里孩子。而現在，城鄉教育基礎差別如此之大的時候，農村孩子依然可以學得很好，說鄉下人笨的說法是無法站住腳的。
我想，這本書看完之后，我應該要反思一下讀書方式了，不去對于每一本書都求之一定程度的甚解，現在這個階段就應該廣泛涉獵，“好讀書不求甚解”，待到需要認真的做研究時，再去甚解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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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鄉土中國讀后感（通用19篇）篇十九
《鄉土中國》是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研究中國社會的作品，共有14篇文章，作品以文字下鄉為起因，論述了中國社會的道德標準、婚姻愛情、禮治法制、政治統治、城市進程及社會變革等幾個方面的問題，有以下幾個反面的感想。
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國家，古代稱國家為“社稷”，“社”就是土神，“稷”就是谷神，“土”是百姓的命根子，民以食為天。“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娃娃熱炕頭”是他們追求的幸福生活。鄉土中國是“聚村而居”的，鄉土社會在生息繁衍的過程中，形成獨特的族群文化，他們會形成族規民約，遵守共同的規矩，人與人建立信任關系，受到道德的約束和制約。他們的生活經驗是長期積累起來的。隨著社會的發展變遷，人與人交往的廣泛，這種單一的交往方式就顯出了流弊，被稱為“土氣”。
作者的觀點是告訴我們一定要重視對鄉村的研究。這一觀點對于我們今天的振興鄉村戰略都具有意義，要研究鄉村固有的生存生態，文化生態。
費孝通先生的論述破解了我一直以來的疑惑。不識字就是愚嗎？沒有文化就是沒有德嗎？沒有文化就是低智商嗎？原來愚不愚只看接受書本知識快慢是不夠的，鄉下的孩子和教授的孩子各有所長，各有所短。這里有一則關于船夫與哲學家的故事：一次，一位哲學家坐渡船過河，他問船夫，你懂哲學嗎？船夫回答不懂。哲學家便說，那你的生命就失去了一半。過了一會，狂風大作。船夫問哲學家，你會游泳嗎。哲學家回答不會。船夫就說，那你的生命就將全部失去了。這個故事也同樣告訴我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的道理。對于鄉村，也不能以一個“愚”一概而論。
至于文化與德的問題，文化與智商的問題也與此有類似的道理，不可以偏概全。所以費孝通教給了我們看問題一定要全面，要認識鄉土社會的本質。
社會結構格局的差別會引起不同的道德觀念。費孝通形象地將差序格局比作水的波紋，“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就是一輪輪波紋的差序。這種社會格局最大的特點就是以“己”為中心的自我主義，通俗地講就是個人中心主義，儒家傳統文化也是如此。一個差序格局的社會，是由無數私人關系搭成的網絡，就是人們常說的中國是個人情社會，在這種社會中，一切普遍的標準并不發生作用。而在團體格局的社會里，在同一團體的人是“兼善”的，平等的，類似于墨家的兼愛思想。
認識了差序格局，我們就會客觀地分析中國社會的社會格局，分析由此而形成的以族群為主的鄉土社會，從而理解家族、男女感情、禮儀、道德等的形成。這里也使我想起辛亥革命為什么對中國農村的影響是那樣的微弱，魯迅筆下的祥林嫂是那樣的無助，她的抗爭又是那樣蒼白無力，為什么在年節里祭祀的都是男人，為什么婦女連自己的姓名都不配擁有，費孝通先生給了我們明確的回答，那就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有意筑起了一道男女之間的鴻溝，婦女成為一種附屬品，男女是有別的。
費孝通先生認為“鄉土社會是一個生活很安定的社會”，生活在鄉土社會的人安土重遷，人們對故鄉具有很深的情結。鄉土社會的安定秩序靠什么來維持，先生認為主要靠禮治，當然也不排除長老統治。“禮”作為儒家思想的核心，成為人們自覺遵守的道德規范，夫子一再倡導治國以禮，處世以禮，修身以禮，“立于禮”，一個人要自立于社會必須學習禮，“克己復禮為任”，一個人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禮的要求，因此，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無言，非禮勿動”，對于不符合禮的東西不看，不聽，不說，不做。
禮治是通過禮的教育，形成一種生命的自覺，鄉土社會有許多禮數，是人們長期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男兒膝下有黃金”告訴我們人要有尊嚴；“父債子還”告訴人們誠信是道德的底線；“遠親不如近鄰”告訴我們要處理好鄰里關系；“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是講人要有包容的心理；“窮不過三代，富不過三代”告訴人們要居安思危，珍惜當下；“三歲看大，七歲看老”是講幼教的重要性等等。費孝通先生說“維持禮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權力，而是在內心的良心，所以這種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強調了修身克己是要靠教育之力的，教化使人們養成了敬畏之感。鄉土中國就是靠著這樣一些公序良俗維持了社會的穩定。在法制社會的今天，在振興鄉村計劃的國家戰略中，這種樸素的儀禮仍然能發揮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