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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考試論文范文（15篇）篇一
《申報》創刊于1872年4月30日。創辦人為英國商人安納斯脫？美查，后轉賣給民族資本家并幾經易主，抗戰初期一度停刊。1938年10月在上海復刊，直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幾經波折，歷時78年，共出版25600期。《申報》作為中國現代的報紙開端和標志，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有著里程碑的意義。
《申報》保存了大量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資料。特別是記錄了上海當地及全國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再現了當時軍閥、地方勢力、中共和其他黨派及人民群眾的活動。
（一）報道全國性重大事件。
《申報》曾對進行了全方位的報道，包括學界如何反對割讓領土、拒絕對德合約；懲辦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并迫使他們辭職的報道，學生罷課與學生被捕情況的詳細記錄。更加珍貴的是，保存了罕見的的歷史照片，將的全貌更直觀的呈現給后人。
（二）報道地區性史實。
1872―1929年，《申報》對蘇滬等地進行了長達80年的持續報道。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報道區域也精確到具體縣市。《申報》通過這些鮮活的新聞，對江南地區人民生活方式，社會生產方式，社會風貌形成以及社會變動軌跡進行了持續而廣泛的報道。這些細節性的事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近代中國史研究的空泛，使史的研究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申報》無論是從辦報宗旨，報道角度的拓寬還是新聞業務的改革，都值得后來人學習借鑒。
（一）辦報宗旨。
它始終都在追求新聞獨立自由、客觀公正、及時準確、為大眾服務的理念，注重新聞的真實性和時效性。美查稱，“利”和“義”并不完全對立，辦報為了盈利，并不排斥在必要時仗義執言，報紙的言論要“上關皇朝經濟之需，下知小民嫁穡之苦”。
《申報》在國內報紙中最早使用電報傳送新聞稿。1874年《申報》刊出經由丹商大北電報公司海底線路拍來的關于英內閣改組的倫敦電訊，為國內報紙刊出的第一條電報新聞。津滬電報線路于1881年12月交付后，《申報》立刻把握機會，利用線路傳遞南北各報新聞。
（二）輿論監督。
報刊一直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公共輿論的平臺，因此，把握并利用報刊的輿論導向就成了近代中國各種勢力追求權力表達，訴求政治立場的必選之地。在每次劇烈的政治斗爭或者社會對抗中，報刊會被卷入其中，并置于風口浪尖。《申報》自創刊以來，始終被不同時期的各種政治勢力所爭奪的公共輿論平臺。不管是美查為賺錢擴張經濟勢力創辦報紙，到席子佩接手經營，再到史量才主持，最后到共產黨接手大陸而退出輿論界，中外各種政治勢力為占據《申報》這個輿論至高點，進行了紛繁復雜，“刀光劍影”的斗爭和合作。《申報》一路走來，中國社會的公共輿論空間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隨著輿論空間的不斷擴大，公共輿論平臺的建立，人民擁有了更多的表達機會。各種政治勢力進行爭斗時，不得不考慮到人民大眾的呼聲和言論。報刊輿論公共空間的不斷擴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減階級對抗，促進社會和諧。
（三）時評。
陳冷在新聞評論方面提出，報紙應該做到“明白公正”，即言論既要為讀者提供明白的觀點又要有公正的態度。對于評論的文體，他主張用言簡意賅的時評文體取代《申報》傳統的“論說”。他的每日一議、尖銳潑辣的是評委《申報》贏來了不少讀者的喜愛，使《申報》步入巔峰。
“時評”在很長時間里起到了《申報》的“社論”作用。社論是“代表報刊編輯部的權威言論。它集中反映并傳播一定的政黨、社會政治集團和社會群眾團體對當前重大事件和迫切問題的立場、觀點、主張，是影響并引導社會輿論的有力的評論形式”。時評”專欄是報刊業務的一種進步，半文半白的語言已經被白話文取代，報刊語言的白話趨勢已成必然，用白話文創作“時評”適應了語言的變化。對于時評文章的發展而言，這是一次大的調整，雖然放棄了原有的特點與風格，但迎合了時代的發展，為時評文體帶來新的生機。
報紙可以宣達政令，也可以掌握主動權，分析時局，探討國家出路。《申報》中有很多時評是對時局政治的客觀分析或是探討國家出路的“救世文章”。“九一八”事變之后，《申報》發表了時評《國人乎速猛醒奮起》號召國人迅速驚醒：“今日之事，痛哭不足以救國，輕舉不足以救國，待助于人猶不足以救國。救國在于積極有效之行動，在于萬眾一心之團結。”此外，每逢元旦，《申報》都要發表一篇新年展望的時評，年末又要發表一篇對一年之內進行總結的時評。雖然每年各不相同，但大致都要勸告政府善待國民，增強國力。
（四）重視發表副刊性文字。
這是《申報》在新聞業務上的一大創造性舉措。該報公開征集竹枝詞等文藝作品，并在版面上特辟文藝類作品的篇幅，以滿足當時主要讀者群――舊時文人的興趣愛好。這一創舉為后起的報紙所效仿，開我國報紙副刊之先河。研究讀者愛好，滿足其正當需求，保證一個穩定的受眾群。
報紙的企業化是民初中國新聞事業職業化的一個重要現象。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無暇估計對中國的侵略。使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有了快速的發展空間，給中國商業性報紙實行企業化方針提供了有力的條件。《申報》首先向現代企業化報業方向邁步。
（一）廣告。
該報聘請張竹平任經理，設廣告推廣科，派出外勤四處招攬廣告，改進廣告設計，代客戶繪制廣告圖樣，撰寫文字說明，直至客戶滿意，這些服務都深受工商界的歡迎。因此，《申報》的廣告日增，成為盈利的主要來源。廣告的版面面積逐漸由十分之五六增為十分之六七，超過了新聞報道的版面。
《申報》廣告值得挖掘的東西有許多，完全可以按照時間線索，從《申報》創直直至停刊，對廣告的形式和內容進行細細分析，追溯近現代廣告發展變化的軌跡，把握近現代廣告的發展規律，理清現代廣告如何一步步從粗糙走向成熟，其中義有哪些是值得借鑒的合理要素，這在廣告學上是很有意義的。倘若對其中的各種廣告進行深人分析，對廣告者、廣告內容、廣告對象、廣告效果進行剖析，從而找到許多有價值的廣告經驗和手段，這對制作現代各種類型的廣告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更新技術設備。
麥克盧漢曾提出“媒介即訊息”理論。在漫長的人類發展過程來看，真正有意義的，有價值的的“訊息”不是各個時期的傳播內容，而是這個時代所使用的傳播工具的性質，它所開創的可能性以及帶來的社會變革。麥克盧漢從媒介技術的角度，強調了媒介的社會歷史作用，雖有片面性，但媒介技術的變革的巨大歷史功效是不容忽視的。
《申報》花費70萬兩白銀于1918年建起高5層、擁有百余間房間的報館大樓，又從美國購進兩部最新式的印報機，兩小時可以印完十多萬份報紙，添置配套的制銅版機、鑄字機、壓紙版機、澆鉛版機、銅字銅模等機器，還自備汽車，加快送報速度。這一切，使《申報》成為當時全國設備最新、最完備的報紙，并為以后進一步企業化打下堅實的基礎、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三）知人善任。
文化與經濟領域一樣，一切競爭歸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競爭，媒介的成敗其實就取決于媒介從業人員的素質與實力。像任何成功的事業一樣，《申報》的經驗在于形成了一支強有力的人才隊伍，并讓其各展所長，用好了人才，使這支隊伍的團隊效應得到充分發揮。
史量才自接辦《申報》起，就分外注重報社的人才建設，從創業初期被稱之為史氏“左膀右臂”的經理張竹平、總編輯陳景韓，守業期經理馬蔭良、總編輯張蘊和、《自由談》編輯周瘦鵑的選擇、使用，到鼎盛期規劃人才黃炎培、陶行知、報業專才戈公振、副刊編輯黎烈文等人的吸納、任用，無不顯示其慧眼識人，唯才是用，用人不疑，靈活實際的用人風范。史量才非常善于抓住對方身上最適合于《申報》的特質，為他所用。越是在報紙發展的關鍵時期，他越能大膽放權，給人才足夠的發揮空間。
《申報》作為近代中國最大影響、實力最強、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商業報紙，有著很強的研究價值與意義，無論是從史學、新聞學、經濟學角度提供參考，在法學、文學等其他人文社科方面也有很大的價值，對中國近代新聞史的發展有不可忽視的貢獻，值得后期報紙及現代報業借鑒。
中國近代史考試論文范文（15篇）篇二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鴻章在《復議制造輪船未裁撤折》中稱：“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光緒元年（1875年），李鴻章又在《籌議海防折》中稱：“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未有之強敵”。
“三千余年一大變局”、“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是李鴻章對于當時中國所面臨形勢的分析，“數千年未有之強敵”則表明了當時中國所對峙的列強勢力。可貴的是李鴻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頑固派，他處在當時的階段卻能正確的看待晚晴所處的局勢實為不易；他和一些洋務派更不同于頑固派，他們不僅看清了局勢還敢于冒險嘗試向前邁進開展了洋務運動，雖然并沒有改變甲午中日戰爭的結局，但是促進了中國近代化，他們在當時邁出了這一步實屬不易。
清朝也是歷史上一個典型的由少數民族統治的政權，在鴉片戰爭的前期乃至鴉片戰爭后，一個不可被忽視的階層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階層。“閉關鎖國”固然有著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鴉片戰爭開始后即使林則徐、魏源、黃爵滋等人已經認識到和西方列強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卻沒有馬上實行變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階層。“中國人的守舊性太重，我國文化有了幾千年的歷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階級的生命線，文化的動搖，就是士大夫飯碗的動搖；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幾句話已經總結了清朝士大夫階層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點，鴉片戰爭后可以說不論軍事還是政治上，都與列強有著很大的差距，雙方對比之下，清朝統治下的中國真的是遇到了“數千年未有之強敵”。
鴉片戰爭前，對于如何對待列強，清政府內部就有了不一樣的聲音，主要分為撫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與主戰派。隨著過程中的各種結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間舉棋不定，這也使得清政府內部派別爭論更為激烈。
在道光帝決心迎戰后，卻出現用人失誤的問題，從而引出不斷失城的連鎖反應。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雖然中途有官員奮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協，最后耆英、伊里布與璞鼎查還是簽訂了《江寧條約》。
在這一過程中，主和派主要凸顯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協態度則是建立在他親身了解到了當時英國的軍事實力后所下的態度，主戰派別的官員中也不乏為了捍衛國家領土與主權但是不了解英國的官員，而期間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這樣虛報奏折而導致對英國預估不實的官員，這些種種因素也導致了道光決策時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堅定立場。
從鴉片戰爭的過程來看，道光帝的舉棋不定十分影響形勢的走向，士大夫們在決策同時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會來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堅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堅定立場的官員，但也不乏與道光帝一樣沒有堅定決心的官員。如果道光帝堅定決心勢必與英國決戰至終，侵略者一路遭遇頑強的抵抗，他們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國一開始的意圖也許只是想要一個和平的條件與環境經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確態度也給了英國一個可乘之機。
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從古代史邁入近代史，同時鴉片戰爭也使得中國發生根本性變化。通過一系列條約，中國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司法、關稅等主權都開始喪失，傳統的經濟形態也被沖擊。當然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響，而更加深遠的影響和隱患是，清廷為賠償大額的白銀增加的稅費直接影響農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賦稅使他們無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時期的人口大增，嘉慶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縣志》在講到該地經濟、人口分布和各行各業居民狀況時寫道：“十分其農，而佃種居其六。”農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戶，其余百分之四十，則是地主和自耕農。道光中編寫的《江陰縣志》，敘述該縣風俗，說到“農之家十居**，農無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當時該地農業經濟占統治地位，絕大多數居民是農業人口，而增加賦稅會使得大多數的農民積貧積弱。另一方面列強在華開設工廠，會使得許多手工業者或者失業，或者淪為廉價勞動力，鴉片戰爭使得中國多數人口都陷入苦難的狀態，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鴉片戰爭后不久，清政府就迎來了大規模的起義運動，這其中最著名的則屬“太平天國”運動。太平運動可以說是鴉片戰爭的產物，其參與運動的多數為農民階級，源于鴉片戰爭后國內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太平軍的發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許是因為洪秀全的“拜上帝會”使農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許是因為《天朝田畝制度》，使農民有了希望與目標，無論如何太平天國的動向、舉措和號召力都側面反映了鴉片戰爭后清朝統治下的社會正在發生著急劇的變化，這種變化正朝著不可預估的方向發展，以一個不可預算的速度發展著，并且這些變化都一點點的成為清朝的隱患。
參考文獻：
中國近代史考試論文范文（15篇）篇三
中國近代史是指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的中國歷史，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逐漸形成到瓦解的歷史。它是中國人民探索救國之路，實現自由、民主的探索史，也是一部中華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國主義以實現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義以實現人民富強的斗爭史。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歡迎大家前來參考查閱！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鴻章在《復議制造輪船未裁撤折》中稱：“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光緒元年（1875年），李鴻章又在《籌議海防折》中稱：“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未有之強敵”。
“三千余年一大變局”、“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是李鴻章對于當時中國所面臨形勢的分析，“數千年未有之強敵”則表明了當時中國所對峙的列強勢力。可貴的是李鴻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頑固派，他處在當時的階段卻能正確的看待晚晴所處的局勢實為不易；他和一些洋務派更不同于頑固派，他們不僅看清了局勢還敢于冒險嘗試向前邁進開展了洋務運動，雖然并沒有改變甲午中日戰爭的結局，但是促進了中國近代化，他們在當時邁出了這一步實屬不易。
清朝也是歷史上一個典型的由少數民族統治的政權，在鴉片戰爭的前期乃至鴉片戰爭后，一個不可被忽視的階層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階層。“閉關鎖國”固然有著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鴉片戰爭開始后即使林則徐、魏源、黃爵滋等人已經認識到和西方列強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卻沒有馬上實行變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階層。“中國人的守舊性太重，我國文化有了幾千年的歷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階級的生命線，文化的動搖，就是士大夫飯碗的動搖；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幾句話已經總結了清朝士大夫階層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點，鴉片戰爭后可以說不論軍事還是政治上，都與列強有著很大的差距，雙方對比之下，清朝統治下的中國真的是遇到了“數千年未有之強敵”。
鴉片戰爭前，對于如何對待列強，清政府內部就有了不一樣的聲音，主要分為撫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與主戰派。隨著過程中的各種結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間舉棋不定，這也使得清政府內部派別爭論更為激烈。
在道光帝決心迎戰后，卻出現用人失誤的問題，從而引出不斷失城的連鎖反應。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雖然中途有官員奮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協，最后耆英、伊里布與璞鼎查還是簽訂了《江寧條約》。
在這一過程中，主和派主要凸顯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協態度則是建立在他親身了解到了當時英國的軍事實力后所下的態度，主戰派別的官員中也不乏為了捍衛國家領土與主權但是不了解英國的官員，而期間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這樣虛報奏折而導致對英國預估不實的官員，這些種種因素也導致了道光決策時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堅定立場。
從鴉片戰爭的過程來看，道光帝的舉棋不定十分影響形勢的走向，士大夫們在決策同時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會來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堅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堅定立場的官員，但也不乏與道光帝一樣沒有堅定決心的官員。如果道光帝堅定決心勢必與英國決戰至終，侵略者一路遭遇頑強的抵抗，他們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國一開始的意圖也許只是想要一個和平的條件與環境經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確態度也給了英國一個可乘之機。
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從古代史邁入近代史，同時鴉片戰爭也使得中國發生根本性變化。通過一系列條約，中國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司法、關稅等主權都開始喪失，傳統的經濟形態也被沖擊。當然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響，而更加深遠的影響和隱患是，清廷為賠償大額的白銀增加的稅費直接影響農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賦稅使他們無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時期的人口大增，嘉慶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縣志》在講到該地經濟、人口分布和各行各業居民狀況時寫道：“十分其農，而佃種居其六。”農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戶，其余百分之四十，則是地主和自耕農。道光中編寫的《江陰縣志》，敘述該縣風俗，說到“農之家十居八九，農無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當時該地農業經濟占統治地位，絕大多數居民是農業人口，而增加賦稅會使得大多數的農民積貧積弱。另一方面列強在華開設工廠，會使得許多手工業者或者失業，或者淪為廉價勞動力，鴉片戰爭使得中國多數人口都陷入苦難的狀態，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鴉片戰爭后不久，清政府就迎來了大規模的起義運動，這其中最著名的則屬“太平天國”運動。太平運動可以說是鴉片戰爭的產物，其參與運動的多數為農民階級，源于鴉片戰爭后國內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太平軍的發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許是因為洪秀全的“拜上帝會”使農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許是因為《天朝田畝制度》，使農民有了希望與目標，無論如何太平天國的動向、舉措和號召力都側面反映了鴉片戰爭后清朝統治下的社會正在發生著急劇的變化，這種變化正朝著不可預估的方向發展，以一個不可預算的速度發展著，并且這些變化都一點點的成為清朝的隱患。
參考文獻：
[1]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m].北京：中華書局.2016.
《申報》創刊于1872年4月30日。創辦人為英國商人安納斯脫？美查，后轉賣給民族資本家并幾經易主，抗戰初期一度停刊。1938年10月在上海復刊，直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幾經波折，歷時78年，共出版25600期。《申報》作為中國現代的報紙開端和標志，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有著里程碑的意義。
《申報》保存了大量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資料。特別是記錄了上海當地及全國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再現了當時軍閥、地方勢力、中共和其他黨派及人民群眾的活動。
（一）報道全國性重大事件。
《申報》曾對進行了全方位的報道，包括學界如何反對割讓領土、拒絕對德合約；懲辦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并迫使他們辭職的報道，學生罷課與學生被捕情況的詳細記錄。更加珍貴的是，保存了罕見的的歷史照片，將的全貌更直觀的呈現給后人。
（二）報道地區性史實。
1872―1929年，《申報》對蘇滬等地進行了長達80年的持續報道。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報道區域也精確到具體縣市。《申報》通過這些鮮活的新聞，對江南地區人民生活方式，社會生產方式，社會風貌形成以及社會變動軌跡進行了持續而廣泛的報道。這些細節性的事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近代中國史研究的空泛，使史的研究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申報》無論是從辦報宗旨，報道角度的拓寬還是新聞業務的改革，都值得后來人學習借鑒。
（一）辦報宗旨。
它始終都在追求新聞獨立自由、客觀公正、及時準確、為大眾服務的理念，注重新聞的真實性和時效性。美查稱，“利”和“義”并不完全對立，辦報為了盈利，并不排斥在必要時仗義執言，報紙的言論要“上關皇朝經濟之需，下知小民嫁穡之苦”。
《申報》在國內報紙中最早使用電報傳送新聞稿。1874年《申報》刊出經由丹商大北電報公司海底線路拍來的關于英內閣改組的倫敦電訊，為國內報紙刊出的第一條電報新聞。津滬電報線路于1881年12月交付后，《申報》立刻把握機會，利用線路傳遞南北各報新聞。
（二）輿論監督。
報刊一直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公共輿論的平臺，因此，把握并利用報刊的輿論導向就成了近代中國各種勢力追求權力表達，訴求政治立場的必選之地。在每次劇烈的政治斗爭或者社會對抗中，報刊會被卷入其中，并置于風口浪尖。《申報》自創刊以來，始終被不同時期的各種政治勢力所爭奪的公共輿論平臺。不管是美查為賺錢擴張經濟勢力創辦報紙，到席子佩接手經營，再到史量才主持，最后到共產黨接手大陸而退出輿論界，中外各種政治勢力為占據《申報》這個輿論至高點，進行了紛繁復雜，“刀光劍影”的斗爭和合作。《申報》一路走來，中國社會的公共輿論空間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隨著輿論空間的不斷擴大，公共輿論平臺的建立，人民擁有了更多的表達機會。各種政治勢力進行爭斗時，不得不考慮到人民大眾的呼聲和言論。報刊輿論公共空間的不斷擴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減階級對抗，促進社會和諧。
（三）時評。
陳冷在新聞評論方面提出，報紙應該做到“明白公正”，即言論既要為讀者提供明白的觀點又要有公正的態度。對于評論的文體，他主張用言簡意賅的時評文體取代《申報》傳統的“論說”。他的每日一議、尖銳潑辣的是評委《申報》贏來了不少讀者的喜愛，使《申報》步入巔峰。
“時評”在很長時間里起到了《申報》的“社論”作用。社論是“代表報刊編輯部的權威言論。它集中反映并傳播一定的政黨、社會政治集團和社會群眾團體對當前重大事件和迫切問題的立場、觀點、主張，是影響并引導社會輿論的有力的評論形式”。時評”專欄是報刊業務的一種進步，半文半白的語言已經被白話文取代，報刊語言的白話趨勢已成必然，用白話文創作“時評”適應了語言的變化。對于時評文章的發展而言，這是一次大的調整，雖然放棄了原有的特點與風格，但迎合了時代的發展，為時評文體帶來新的生機。
報紙可以宣達政令，也可以掌握主動權，分析時局，探討國家出路。《申報》中有很多時評是對時局政治的客觀分析或是探討國家出路的“救世文章”。“九一八”事變之后，《申報》發表了時評《國人乎速猛醒奮起》號召國人迅速驚醒：“今日之事，痛哭不足以救國，輕舉不足以救國，待助于人猶不足以救國。救國在于積極有效之行動，在于萬眾一心之團結。”此外，每逢元旦，《申報》都要發表一篇新年展望的時評，年末又要發表一篇對一年之內進行總結的時評。雖然每年各不相同，但大致都要勸告政府善待國民，增強國力。
（四）重視發表副刊性文字。
這是《申報》在新聞業務上的一大創造性舉措。該報公開征集竹枝詞等文藝作品，并在版面上特辟文藝類作品的篇幅，以滿足當時主要讀者群――舊時文人的興趣愛好。這一創舉為后起的報紙所效仿，開我國報紙副刊之先河。研究讀者愛好，滿足其正當需求，保證一個穩定的受眾群。
報紙的企業化是民初中國新聞事業職業化的一個重要現象。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無暇估計對中國的侵略。使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有了快速的發展空間，給中國商業性報紙實行企業化方針提供了有力的條件。《申報》首先向現代企業化報業方向邁步。
（一）廣告。
該報聘請張竹平任經理，設廣告推廣科，派出外勤四處招攬廣告，改進廣告設計，代客戶繪制廣告圖樣，撰寫文字說明，直至客戶滿意，這些服務都深受工商界的歡迎。因此，《申報》的廣告日增，成為盈利的主要來源。廣告的版面面積逐漸由十分之五六增為十分之六七，超過了新聞報道的版面。
《申報》廣告值得挖掘的東西有許多，完全可以按照時間線索，從《申報》創直直至停刊，對廣告的形式和內容進行細細分析，追溯近現代廣告發展變化的軌跡，把握近現代廣告的發展規律，理清現代廣告如何一步步從粗糙走向成熟，其中義有哪些是值得借鑒的合理要素，這在廣告學上是很有意義的。倘若對其中的各種廣告進行深人分析，對廣告者、廣告內容、廣告對象、廣告效果進行剖析，從而找到許多有價值的廣告經驗和手段，這對制作現代各種類型的廣告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更新技術設備。
麥克盧漢曾提出“媒介即訊息”理論。在漫長的人類發展過程來看，真正有意義的，有價值的的“訊息”不是各個時期的傳播內容，而是這個時代所使用的傳播工具的性質，它所開創的可能性以及帶來的社會變革。麥克盧漢從媒介技術的角度，強調了媒介的社會歷史作用，雖有片面性，但媒介技術的變革的巨大歷史功效是不容忽視的。
《申報》花費70萬兩白銀于1918年建起高5層、擁有百余間房間的報館大樓，又從美國購進兩部最新式的印報機，兩小時可以印完十多萬份報紙，添置配套的制銅版機、鑄字機、壓紙版機、澆鉛版機、銅字銅模等機器，還自備汽車，加快送報速度。這一切，使《申報》成為當時全國設備最新、最完備的報紙，并為以后進一步企業化打下堅實的基礎、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三）知人善任。
文化與經濟領域一樣，一切競爭歸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競爭，媒介的成敗其實就取決于媒介從業人員的素質與實力。像任何成功的事業一樣，《申報》的經驗在于形成了一支強有力的人才隊伍，并讓其各展所長，用好了人才，使這支隊伍的團隊效應得到充分發揮。
史量才自接辦《申報》起，就分外注重報社的人才建設，從創業初期被稱之為史氏“左膀右臂”的經理張竹平、總編輯陳景韓，守業期經理馬蔭良、總編輯張蘊和、《自由談》編輯周瘦鵑的選擇、使用，到鼎盛期規劃人才黃炎培、陶行知、報業專才戈公振、副刊編輯黎烈文等人的吸納、任用，無不顯示其慧眼識人，唯才是用，用人不疑，靈活實際的用人風范。史量才非常善于抓住對方身上最適合于《申報》的特質，為他所用。越是在報紙發展的關鍵時期，他越能大膽放權，給人才足夠的發揮空間。
《申報》作為近代中國最大影響、實力最強、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商業報紙，有著很強的研究價值與意義，無論是從史學、新聞學、經濟學角度提供參考，在法學、文學等其他人文社科方面也有很大的價值，對中國近代新聞史的發展有不可忽視的貢獻，值得后期報紙及現代報業借鑒。
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師為尊的傳統教育觀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人們的個性，控制了人們的思想，這樣的一種師生關系逐漸遭到強烈批判，越來越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隨著“五四”運動爆發，西方民主科學教育思想的傳入，為中國的教育領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引發了無數愛國者對如何革新教育中的師生關系進行了深入思考。
“五四”運動爆發前，中國一直尊崇傳統的封建禮教思想，教師具有至高的地位，學生必須服從教師的安排，是一種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早在《尚書·周書·泰誓》中就以提出“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綏四方。”君、師都是幫助上帝來愛護人民的，他們具有同等地位。漢代儒家代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華》中提出“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教育與政治相結合，進一步鞏固了教師的權威地位。宋元明清時期理學思想家們制定“三綱五常”來約束學生民主意識的發展，晚清傳奇人物譚嗣同提出“為學莫重于尊師”。在知識傳播過程中，教育被封建統治階層所壟斷，教育的傳播途徑少，教師作為學生唯一的知識來源，自然地處于教育權利的中心，形成了教師在教學中的霸權地位。
傳統師生關系以教師為主導，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知識的發展和文化的傳播，為我國傳統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從人倫天性出發，有利于師生間矛盾的緩和，在教育過程中培養了深厚的師生感情。但是尊師重道的傳統思想也存在比較嚴重的弊端——把學生當成知識的“容器”。學生的學習喜好和對生活的觀念深受教師思想的影響，缺乏對知識和生活現象的獨立思考。傳統的師生關系具有嚴格的等級劃分，教師以“長者”、“智者”的身份位于“金字塔”的頂層，學生是被教育的對象位于“金字塔”的底端，因此教師掌握著教學的絕對話語權，控制著學生的思維發展方向。
（一）思想革新促進師生關系新探索。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西式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涌入中國，與中國本土教育觀念發生劇烈的撞擊，中國傳統的“師道尊嚴”、“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受到了強烈的抨擊和批判。師生關系應當如何革新的問題引發了中國有志之士開始對傳統教育進行不斷反思，對外來教育理念進一步探索。“1901年清政府依照西方現代教育模式建立了新型學制系統，西方的教育理念被大量引入最終導致了中國傳統教育的解體，近代教育在形態上得到確立。”[1]這一舉措為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成長提供了沃土。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社會各個階層喊出了“民主”、“科學”的口號。在“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影響下，中國青年的意識開始覺醒，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胡適等人都為中國教育的發展和新型師生關系的構建做出了新的設想，融入了更多民主、平等的元素。
（二）平民教育為民主平等型師生關系打下基礎。
“五四”運動中平民教育思潮爆發給了更多下層人民接觸教育的機會，教育不再是統治階級、官僚貴族所固有。“平民教育的興起首要在于精英知識分子的倡導，在他們看來‘平民主義’的踐行首先在于打破特權，維護‘平等’而其關鍵在于使得平民接受教育。”[2]平民教育的精神是讓社會各分子得到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自由，主張教師在對學生進行教育時要教人做人，要培養有知識、有生產能力、有社會公德心的新型學生。平民教育使得教育的范圍擴大，教育觀念普及，打破了傳統教育的階層性，促進了教育的公平。隨后1923年中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和朱經農兩位先生共同編寫了《平民千字課》和《老少通千字課》，為廣大勞動人民提供了學習教材。“北京大學學生鄧康（鄧中夏）廖書倉等發起組織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以教育普及與平等為目的，以露天講演為方法，宗旨是‘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3]“五四”運動引發的平民教育促進了教師育人意識的變革，教師在教學中不僅注重傳統知識技能的傳授，更注重人的自身發展，加強對學生道德、情感、意志、批判性的培養，教學開始結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社會進步的需要和新型人才成長的需要。平民教育加快先進思想的傳播，普及了知識和先進的生產經驗，教師開始從學生角度出發，設計與生活實際相結合的教育內容，促進了人民思想的開化，拉近了師生之間的距離。
（三）課堂角色轉變加深民主平等思想。
20世紀初期，以實用主義為代表的西方教育思想的傳播促進了我國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進一步發展。早在“1919年2月24日，陶行知發表《教學合一》主張“教學合一”指出1.先生的責任在教學生學；2.先生教的法子必須根據學的法子；3.先生必須一面教一面學，“五四”運動之后，陶行知把教授法改為教學法，不久很多學校響應，也用教學法。”[4]1919年5月杜威（johndewey）在胡適、蔣夢麟和郭秉文的聯合邀請下來華講學，實用主義教育的運用達到高潮。在實用主義教育的影響下師生關系開始“以學生為中心”，教師的教轉向學生的學，教師開始由教育的把控者轉向學生學習的輔助者，更加注重學生自己對知識的選擇和學習。課堂不再是教師單向知識、理論傳授的場所，而是師生間關于教育問題平等交流對話，共同探討，各抒己見的平臺。
（一）“五四”運動中師生關系的反思。
相較于傳統“以師為尊”的師生關系，“五四”運動時期以學生為主導的新型師生關系日益得到更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支持。“五四”運動促進了教育觀念的革新，為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演變注入了新的血液。然而，這一時期的民主平等作為西方教育的“舶來品”具有一定的激進性——過度主張學生地位的提升和思想的解放，沒能更好的調和師生間的人際關系。
“在當時中國的整個教育實踐界中，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傳統的師生關系思想。”[5]長期以來受教育者遭受著傳統教育思想的束縛，尊師重道的傳統道德依舊鐫刻在中國人的骨頭上。尊重學生的學習主體性，竭盡全力構建民主平等師生關系已經成為“五四”運動后中國教育發展的必然走向。“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國教育進入了全新的發展時期，主體間性、共享、平等、對話等紛紛涌入“師生關系”話語而日漸成為主流。”[6]隨著社會發展速度的加快，信息技術成為知識傳播的主要途徑，學校和教師不再是學生獲取知識的唯一來源，民主平等師生關系在新的時期又面臨著方方面面的考驗。
（二）“五四”運動對現代師生關系的啟示。
“五四”運動促進了師生關系革新，對教育現代化中師生關系的協調發展起著重要作用。良好的師生關系可以加強教師和學生之間平等交流與對話，讓教師從傳統教育的絕對權威中轉化出來，走近學生與學生相互尊重、教學相長，擔當教學活動中平等交流的首席，積極引導學生獨立獲取知識與技能，提高學生的文化素養和道德素養。教師和學生作為教育活動中的雙主體，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構建體現了現代教育尊重學生個性發展的特點和對教師文化、道德提升的新要求。
“五四”運動產生的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是社會進步、教育理念革新的必然產物。同時我們也要積極關注，在發展民主平等的過程中不能忽視學生各個發展階段中心理和認知上的缺陷，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教師在教學活動中的引導性，促進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向著更為健康科學的方向前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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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李大釗對東西文化進行了研究，他用靜、動范疇來描述東、西方文化的特點，認為中國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文化的優點來彌補自身文化形態的不足，實現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表面上看李大釗這樣做是在調和中西文明差異，實質上是解決現實的新舊矛盾，以新代舊，以至于創造中國新文化。
關鍵詞：李大釗;進化論;階級論;東西文化觀。
從晚清開始，中國大批知識分子懷抱救國救民之志負笈東瀛，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由此這些新型知識分子受日本所謂東洋、西洋的影響，很早便形成了將世界劃分為東、西二元化的習慣。李大釗在1914至1916年間曾短暫就讀于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期間也受到這一觀點的影響。回國后，正值國內新文化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之際，李大釗任職于新文化運動的主陣地——北京大學，也積極投身于這場文化運動之中。
“五四”時期東西文化之爭，伴隨著袁世凱的稱帝、世界大戰的血火、新文化運動的狂飆，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全面展開。新舊勢力生死搏斗，各種思潮旁流雜出，各類人物粉墨登場，既有康有為“尊孔復古”的叫囂，又有陳獨秀“民主科學”的吶喊;既有章士釗“東西調和”的鼓吹，又有胡適“全盤西化”的說教。李大釗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用犀利明快的文論，深刻剖析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辯證分析了東西文化的優勢，從而得出必須走十月革命的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結論。因此，研究李大釗的東西文化觀，有助于我們理解李大釗思想從進化論到階級論的發展，從激進民主主義到馬克思主義的轉變。
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篡奪了革命果實，積極籌劃復辟帝制。1913年10月，袁世凱在憲法中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之大本”。康有為等人以孔教會為基礎，以《不忍》雜志為喉舌，攻擊辛亥革命是“離經叛道”，提出“定孔教為國教”的主張，吹捧孔子教義是“放諸四海而皆準”[1]657的經典，一時尊孔復古的逆流泛起。面對彌漫于社會的復古思潮，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主將，從鞏固共和的目的出發，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倫理道德進行了強有力的鞭撻。
李大釗明確提出：“中國的一切風俗、禮教、政法、倫理，都以大家族制度為基礎，而以孔子主義為其全體結晶。”[2]244因此他著重批判孔子學說中的倫理道德。李大釗認為，儒家的三綱五常思想在君臣關系方面，只強調一個“忠”字，使臣子完全成為君主的附屬品;在父子關系方面，只強調一個“孝”字，使子女完全聽命于父母;在夫妻關系方面，只強調“順從”“貞節”，使妻子從肉體到精神完全隸屬于丈夫，沒有任何人格獨立可言。接下來，他進一步提出“孔門的倫理是使子弟完全犧牲于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倫理;孔門的道德是與治者以絕對的權力，責被治者以片面義務的道德”。[2]244這些論述可謂一針見血，直接擊中了儒家學說的要害。李大釗進一步指出孔教的反動本質是“保護君主政治偶像”“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因此他立場鮮明地提出“民與君不兩立，自由專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則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3]56他大聲疾呼，奔走相告，鼓勵新時代的廣大年輕人要“沖決歷史之桎梏，滌蕩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4]38李大釗明確表示“吾人為謀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進展……雖冒毀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3]80。這充分表達了李大釗與孔教勢不兩立的決心。
李大釗認為宇宙是“無始無終的自然存在”，由宇宙產生的一切現象，都要按照自然法“漸次發生漸次變化”[3]79，道德也要隨著社會的自然進化而進化。據此李大釗指出孔子“其人已為殘骸枯骨，其學說之精神已不適應于今日之時代精神”，[3]80“孔子者，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憲法者，現代國民之血氣精神也”“今以專制護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證券之憲法，則其憲法將萌芽專制之憲法，非為孕育自由之憲法也”[3]77。通過嚴密的論證，李大釗否定了孔子學說存在的價值，從而使“國教”之說不攻自破。
綜上可知，李大釗這時的思想是以進化論作為武器，批判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的。他對于社會進化只從一般意義上來解釋，還不能夠了解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因此，他只是抽象地批判孔家的倫理道德，沒有說明儒家學說存在的社會根源，所以對尊孔復古派的批判就顯出理論上不足，說理性不強。
十月革命后，李大釗獨辟蹊徑，最早拋棄資產階級的思想武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對封建專制統治和孔子學說作了較為正確的分析。他指出：“孔子學說之所以支配中國人心長達兩千多年，正是因為其適應了中國自封建時代以來長期存在且未有任何變化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與宗法制度緊密結合，構成了封建統治的經濟和精神基礎。”李大釗進一步強調：“中國經濟一旦變動，中國封建家族制度將會逐步瓦解，‘三綱五常’等封建糟粕思想最終退出歷史舞臺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從經濟上解釋孔子儒學的存在、消亡的方法，戳穿了孔家學說“神圣”的外衣，使人耳目一新。當然，李大釗對于唯物主義的運用還有不夠準確的地方，但是他的論述已遠遠高出當時思想論壇上其他人的見解。
還應該提到的一點是：李大釗并不完全否定孔子的歷史作用，而是從歷史的考察中肯定孔子學說的價值。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時代之社會，確足為其社會之中樞，確足為其時代之圣哲，其說亦確足以代表其社會其時代之道德”[3]79。他進一步講到“故余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者也。”[3]80這一科學地對待孔子儒學的態度，比較合乎歷史的實際，既沉重打擊了尊孔復古派，又論證嚴密無懈可擊，由此反映出李大釗嚴密的思維邏輯和高超的斗爭藝術。
在東西文化運動倡導者與尊孔復古派激烈交鋒時，《東方》雜志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現，在“調和東西文化”的名義下主張保存中國舊文化，反對新文化。《東方》雜志主編杜亞泉根據東西方地理環境的不同，將東西文化概括成“靜”的文明和“動”的文明，認為現在西方“動”的文明已露弊端，“西洋諸國日以其科學所發明之利器戕火其同類，悲慘劇烈之狀態，不但為吾國歷史之所無，亦且為世界從來所未有”，而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固有文化提供了舉國上下衡量是非的統一標準，因此主張用“中國固有靜的文明”來救濟“西洋文明之弊”。李大釗也把東西文明概括為“靜”“動”的文明，但比較的結果卻迥然有異。
1917年，李大釗發表了《動的生活與靜的生活》一文，以“動”“靜”及其相互關系為東西方文明之特質，并勉勵當下中國的青年學子努力，讓“我國家由靜的國家變而為動的國家，我民族由靜的民族變而為動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靜的文明變而為動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靜的生活變而為動的生活。”[5]96第二年，李大釗又撰寫了《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一文，在文中他列舉多方面事物的二元對立現象，具體論證“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之說。李大釗從地理環境的角度解釋了“動”“靜”的原因。他說，東方民族是“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北道文明”。由于“南道得太陽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賜予厚，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和解，與同類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陽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賜予嗇，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奮斗，與同類奮斗之文明”[6]212。南道民族由于“自然之富，物產之豐”，所以多為定居的農業民族;北道民族則由于“自然之賜予甚乏”，所以多成為遷徙流動的游牧工商民族。
這樣就形成了中西方不同面向的國民性：“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爭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依賴的，一為獨立的;一為茍安的，一為突進的;一為因襲的，一為創造的;一為保守的，一為進步的;一為直覺的，一為理智的;一為空想的，一為體驗的;一為藝術的，一為科學的;一為精神的，一為物質的;一為靈的，一為肉的;一為向天的，一為立地的;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征服自然的。”[6]213正是因為中國是定居的農業民族，家族不斷繁衍生息，所以實行“家族主義”;而西方主要是從事游牧工商業的民族，家族成分單一，所以推行“個人主義”。此外，從性別比例來說，中國女子比男子多，因而推行一夫多妻制，而逐漸形成重男輕女的陋習;而在西方，女子比男子少，所以嚴格執行一夫一妻制，切實保障婦女應有的權利。
李大釗認為東西文明區別很大：“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支配自然的。”在思想上東方人“以個性生存不甚重要，則事事一聽之天命”，西方人“信人道能有進步，則可事一本自力以為創造”;就宗教信仰而言，“東方之宗教是解脫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就倫理而言，“東方道德在個性滅卻之維持，西方道德在個性解放之運動”;就政治而言，“東方想望英雄，其結果為專制統治，有世襲天子……西方依重國民，其結果為民主政治。”[2]57由此，李大釗認為中國封建文化有以下弱點：厭世的人生觀;惰性太重;不尊重個性;輕侮婦女;缺乏同情心;偏重神權;專制主義盛行。因此，李大釗大聲呼吁中國文明的弊端已經逐漸顯現出來，現在要進行一次徹底的自我革新，這在當時如黃鐘大呂，引人深思。
李大釗認為西方文化雖然也有缺點，但仍處于優勢地位。他指出：“東方‘靜的文明’已處于‘屈敗之勢’，而西方‘動的文明’則‘實居優越之域’，”[2]59因此，他力主向西方學習。李大釗強調西學先進于中學，主張學習西方，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中“靜止的觀念”“怠惰的態度”。但應該指出，李大釗在一定程度上是從地理環境決定論出發比較東西文明優劣的，這反映出李大釗在這一時期理論上的不成熟。
“五四”運動爆發后，中國“固有文明”受到更加猛烈的沖擊。在這種情況下，章士釗等守舊派提出了“新舊調合”的論調，以圖保存舊文化。
新舊調合派強調可以汲取西方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的優秀部分，但也應重視自身的精神和道德文明形態。他們認為國故象“破布”、歐化象“破紙”，都可以用來造“新紙”，因此得出：“研究國故”“實欲制造新紙”的結論。章士釗保舊的思想更為明顯，他說：“凡欲前進，必先自立根基。舊者根基也。不有舊，決不有新;不善于保舊，決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進化，不善于保舊之弊，則幾于自殺”，因此提出“道德上復舊”甚于“物質上之開新”[2]的觀點。他們以“新舊”文化不可分割對立為理由，否定進行新文化運動的必要，新文化運動的戰士們立即起而應戰。
但是在批駁“東西調和論”過程中，胡適等人偏執一端，主張全盤西化;陳獨秀等仍然停留在對“舊道德”的鞭撻上，沒有進行科學的理論分析。李大釗運用唯物史觀批判“新舊調和派”的理論觀點，認為人類社會一切精神的構造都是表層構造，只有物質的、經濟的構造是這些表層構造的基礎構造，不管身處哪個時代，如果經濟上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定會發生變動。一切宗教、哲學、風俗習慣、政策、主義都隨著物質的變動而變動。“道德”無非是人們日常生活的“法則”而已，時代生活變了，作為習慣法則的道德必然因之進化遞變。由此李大釗得出結論：“物質若是開新，道德亦必是跟著開新”，因此他理直氣壯地說：“新思想是應經濟的新狀態、社會的新要求發生的，并不是幾個青年憑空造出來的。”這些論證雖然不夠完整，但明確肯定了道德是由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是隨著社會物質生活變動而不斷改變的。這種精辟的論述，給“東西文化調合派”以致命的打擊，在理論上論證了新文化運動發生的歷史必然性，因而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應該說明的是，李大釗雖然指出封建文化病入膏肓、不可救藥，號召人們學習西方，但他并不提倡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他講到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就如同推動世界不斷進步的兩大機軸，也像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一樣，缺一不可，二者各有優劣，“東洋文明既衰頹于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質之中。”因此不應該“妄為軒輊”。針對東西文化論爭中抹殺傳統文化全部價值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李大釗熱情贊揚了中華民族在古代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他無不自豪地說：“中國于人類進步，已嘗有偉大之貢獻。其古代文明擴延于高麗，乃至日本，影響人類者甚大。”[2]68他對中華民族的崛起充滿希望，“吾人深信民族可以復活，可以于世界文明為第二次大貢獻。”這令人鼓舞、催人奮進的激揚文字，飽含愛國熱情，閃爍著辯證的光芒。
四、結語。
綜觀五四時期李大釗的東西文化觀，可以看出：李大釗鞭撻了“非復辟不能救國”的尊孔復古派;批判了“物質開新、道德復舊”的東西調合派，批評了“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的全盤西化派，闡明了自由的東西文化觀，從而促進了他的思想由進化論到階級論的發展，奠定了由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堅實基礎。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釗最終自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由此建立了一種嶄新的東西文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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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考試論文范文（15篇）篇四
每當提到孫中山，心里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是振奮，是熱血，雖然他所在的年代離我們很遠，但他對我們國家、對每一個炎黃子孫所做出的貢獻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的，他是一個偉人，他的偉大是任何人都無法取而代之的。
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說：“他在中國民主革命準備時期，以鮮明的革命民主派立場，同中國改良派作了尖銳的斗爭。他在這一場斗爭中是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幟。……他在辛亥革命時期，領導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他全心全意地為了改造中國而耗費了畢生的精力，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而我作為一名普通的大學生，也想發表一下個人對孫中山先生的感受，斗膽對這位偉人做一下評價。
一、偉大歷史地位。
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說：“他在中國民主革命準備時期，以鮮明的革命民主派立場，同中國改良派作了尖銳的斗爭。他在這一場斗爭中是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幟。……他在辛亥革命時期，領導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他全心全意地為了改造中國而耗費了畢生的精力，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毛澤東這段話已經大概反映了孫中山的部分偉大貢獻。具體來說，他的偉大貢獻有：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論文1、孫中山先生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是中國革命民主派的光輝旗幟。他系統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綱領--三民主義，并為之奮斗了終生。先生剛強不屈，連遺言都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推翻封建帝制，捍衛共和制度。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推翻了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創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這是先生最大的歷史功績。為了維護之后的共和，從護法到北伐，孫中山先生時刻都沒有停歇。
3、孫中山先生晚年更加進步，促進了革命統一戰線的成立，直接推動了國內第一次革命高潮的來臨。他對三民主義作新的解釋，成為了國共合作的基礎。在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政府支持下，工農運動蓬勃發展，孫中山與工農日益接近，他參加工農群眾的集會，稱贊工農是革命的先鋒和基礎，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號。
他是全面推動中國進入現代化的先驅，是對中國經濟現代化進行總體規劃的開山祖。他是中國政治經濟現代化之重要階段性人物。他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憲政民主，人民主權，權力分立制衡，與社會主義等等。
孫中山先生作為革命的先行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極具意義的。他的人生都在為人民而奮斗，他最后留下的政治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讓人心酸心痛，但是國人更加熱血沸騰，為之更加努力！
二、高尚的思想修養。
孫中山先生常以“修身豈為名傳世，作事惟思利及人”自勉；修身，是指修養身心，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養水平。而我們的孫中山先生就是不斷的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不斷修身以齊家，治國。胡適先生曾說過，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著他的領袖資格，正因為他終身不忘讀書，到老不廢修養。可見中山先生是很重視自身的思想修養。
命也是救人。治病只能救少數的幾個人，而革命能救千千萬萬的天下人，在國家危機的時候正需要有人站出來，而孫先生就是這樣的人。孫中山先生所處的時代，正是國家危難之時，無人知曉國家的命運將會如何。他敢于用自己的力量推翻清王朝的統治，推翻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他個人的力量是薄弱的，但他敢于站出來，這是挺身而出的精神，這種敢于擔當歷史國家重任的寶貴精神值得學習。他啟迪我們當代大學生要勇于承擔自己的責任，必要時候挑起國家重任。
孫中山先生擁有堅定不移的信念。中山先生積極投身革命，然而革命道路總是充滿曲折的，極其需要堅定的意志才有可能成功。廣州起義失敗，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然而，挫折面前，孫先生沒有喪失斗志，而是愈挫愈勇。孫先生在談到自己的革命經歷時說道：“文奔走國事，三十余年，畢生精力盡于斯；精誠無間，百折不回，滿清之威力不能屈，窮途之困苦不能擾；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勇，再接再厲；用能鼓動風潮，造成風潮。”他的政治遺愿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見他的信念有多么的堅定。他這種堅定不移，不達目標勢不擺休，屢敗屢戰的精神令我深深感動。
中山先生的良好思想修養是很有口碑的。他的崇高思想修養讓世人折服，讓后人深深感動，讓我們都敬仰萬分。縱觀孫中山的一生，他的全部優良品質可用“天下為公”四個字來概括。他是一個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一個真正以國家、社會、民眾、民族利益為重的人，一個真正以建設性的立場推動社會改革進步的人，一個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真正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三、不足與缺點。
在我看來，每個歷史偉人都擺脫不了眾多正、負面的評價。孫中山政治生涯中，因固執以至與同志反目。例如同盟會時代之章太炎、中華革命黨時之黃興、護法時之岑春煊，皆曾為孫之股肱，而后來反目不相往來。此外，孫對革命的奉獻也許很大，但未必如官方所說般遠遠超過其他革命人士的貢獻。但不可否認孫中山在倡導革命思想，組織、領導革命團體都是處于領導者的地位。孫中山為推翻帝制所付出的犧牲與貢獻也為多數人所認同。
一些人認為，孫中山在民國建立以后，有多次作為未能貫徹民主、自由、法治等。
精神，例如：二次革命時力主使用武力使中國出現分裂；護法戰爭時召開非常國會的合法性；組織中華革命黨采行秘密會黨形式，皆存在曲解、損害民主及法治的表現]。而后孫中山因為不滿西方列強不支持其廣州政權，黨內實行集權之外，轉向師法列寧俄國，推動聯俄容共，國民黨組織機構采行列寧式體制，遭到黨內右派與黨外西化民主派頗多批評。孫中山逝世時有三份遺囑，其中一份遺囑乃是致函蘇聯。中國國民黨也曾于第一次代表大會后，甚至考慮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只是未為莫斯科同意。另有一些研究認為孫中山對日本的態度有權宜投機的嫌疑。孫中山為換取日本支援革命，曾主張把中國東北，也就是滿族的發源地-滿洲，讓給日本。此種看法與內地十八省“驅除韃虜”后放棄滿蒙西藏的情緒相契。(革命黨在長江中游等地使用之旗幟即為十八星旗)然而此類主張雖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組織中相當普通，但今日觀之缺乏遠見。
孫中山為討袁，企圖爭取日本反袁。曾在致日本有司小池張造私函中提出與二十一條相匹敵之不利條件。事實上，孫中山革命時期曾頗受日本友人資助，流亡時也曾避居日本。建立共和后企圖推動中日合作，曾首先提出大亞洲主義，成為日本大東亞戰爭的思想根源之一。惟此一戰略后來不受日本日趨激進的擴張派勢力歡迎，孫中山轉向俄國。近代史中，中國領導人于混亂局勢下，企圖以權宜手段對列強在華權益讓步的案例甚多。李鴻章的中俄密約，重慶與延安對德蘇互不侵犯、雅爾塔協定、蘇日中立友好條約、外蒙古爭議性的公投獨立等等的沈默，國民政府為求美國支援的讓步，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保證蘇聯支援的讓步，后來皆頗多學者批評。
孫中山先生作為革命的先行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是極具意義的。他的人生都在為人民而奮斗，他最后留下的政治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讓心心酸心痛，但是國人更加熱血沸騰，為之更加更近！更加努力！孫中山一輩子就干一件事----奮斗與救中國。他具有樂天的人生態度，博愛的人生境界，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去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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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考試論文范文（15篇）篇五
摘要問題討論法教學是創新教育教學方法之一，能夠較好調動學生參與課堂的積極性。本文通過闡述問題討論法在《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教學中的必要性和具體實施方案以及運用過程中應該注意的事項，以期增強學生的問題意識，提高《綱要》教學的實效性。
關鍵詞問題討論法教學中國近現代史綱要。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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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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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是我國高等學校本科學生必修的一門歷史課程，其內容主要介紹中國自1840年以來抵御帝國主義侵略、爭取中華民族獨立自強、實現中國人民解放的歷史，使大學生進一步認知中國的國史、國情，并增強對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的信念，提高運用科學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分析評價歷史問題和社會發展規律的能力。要想達到這樣的教學目的，問題討論法教學是一個很好的手段。
1“問題討論法”在《綱要》教學中的必要性。
“問題討論法”是學生在教師指導下為解決某個問題而進行探討、辨明是非真偽，獲取知識的方法，也是一種以學生自己的活動為中心的教學方法。首先由教師提出問題，引起學生興趣，繼而引發討論，在討論中探究問題的本質，最后由教師總結，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很多中學思政課都采用了問題討論法教學，但是進入大學以來，因為許多《綱要》課采用了大班授課，有些老師就認為采用問題教學法在教學內容安排、教學進度上都有難度，因而不再用這種教學方法，殊不知大班授課也同樣可以采取問題討論法教學，只要創立問題合理，教師引導有方，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一，“問題討論法”教學可以激發學生學習《綱要》課的興趣。《綱要》課部分內容和中學課程存在著重合現象，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如果簡單重復課本內容，就很難突出重點、挖掘新意。對“90后”大學生來說，他們對重復學習的內容極易產生厭煩情緒。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就需要改變理論說教的形式，讓學生帶著興趣去學習，積極參與課堂教學，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問題討論法教學就顯得非常重要。第二，“問題討論法”教學有利于對學生歷史發展規律的總結。《綱要》課講述了1840年至今170年的歷史，時間跨度長，重大的歷史事件和歷史問題紛繁復雜，很多學生面對這些問題，摸不著頭緒，不能準確把握歷史發展的規律性。而問題討論教學法采用問題導入，讓學生深入認識問題的本質，以及引起問題的前因后果，由此及彼的認識相關問題，舉一反三，觸類旁通，能夠科學地理解和掌握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第三，采用問題討論法教學還可以提高學生評價歷史問題、辨別是非的能力。在對問題的討論過程中，通過對有關歷史事件、人物的分析，讓學生透過現象看本質，使問題簡單化，讓學生不被表面現象所迷惑，找到促使歷史事件發生的合力，從而提高辨別歷史是非的能力。眼下在社會上出現了一些不符合歷史發展觀的看法，比如某些人提出“侵略有功論”、“非暴力革命論”等，90代大學生對這些歷史問題知道的史料少，容易被誤導，也容易感到迷茫。這就需要把《綱要》課程中有些有爭議的、并且容易讓學生歷史思想混亂的問題明確的提出來，讓他們在問題討論中比較分析，通過以事實為根據的爭辯，找出問題的本質所在，存真去偽，從而達到是非分明的目的，很好地解除學生的困惑，也提高了他們分析歷史問題辨別是非的能力。
2問題討論法教學的具體實施方案。
“問題討論法”教學的關鍵是在教和學的過程中，要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或中心作用。正確運用該教學法，學生主動學習的舞臺就可以很好的搭建，學生活躍的思維就能很好的體現。否則，就成了只有教師唱獨角戲了，教學效果也大打折扣。所以說“問題討論法”的實施是有條件的，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實施：
2.1討論問題的內容準備。
課堂問題討論，教師要通過展示某個教學問題，去引導學生發表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或對某些觀點進行比較全面的論證。所以，我們老師提出問題時要深思熟慮、精心策劃，而不是隨意信手拈來，所提問題要讓學生感興趣，只有這樣，他們才會話有所說，理有所辯。一般來說，問題的選擇要遵照這樣幾個原則：第一，符合歷史學規律前提下，有典型性和針對性。問題討論教學的目的是使教學任務更好的完成，所選擇的問題一定要體現《綱要》課的教學目的，要抓住理解和應用理論的關鍵提出問題。使討論能擊中要害，辨出是非，在學生知識和發展方面起到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作用。第二，設問要生動具體。創設問題要達到明確具體，易于學生理解，題目形式要生動，問題的提出要能引人入勝，以利于激發學生的興趣。第三，具有系統性和啟發性。在充分解讀綱要教材的基礎上，將本課程要選擇的問題作一系統性的規劃，不能僅僅拘囿于某一問題，要注意設立問題之間的關聯性，問題的敘述要有利于啟發學生的思維，涉及的知識要從學生已有知識出發逐漸接近未知，要有深度和廣度。比如說在上編綜述中選擇“鴉片戰爭爆發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這樣一個學生了解但又不完全知道的問題，讓學生討論，既可以激發學生的求知欲，又可以讓學生有話可說，經過討論辯駁，讓學生深入了解到在鴉片戰爭之前的清嘉慶朝時，中國已經大大落后于西方了，鴉片只是戰爭的一個導火索，沒有鴉片，帝國主義同樣會找其它借口侵略中國，這樣就會使學生深入理解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侵略的歷史必然性，學生就會清醒認識到要想改變落后就要挨打的被動局面，就必須有新的進步社會形態來代替封建主義，讓學生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規律有比較全面的深刻的認知，多方位、多棱角的去看待中華民族的近現代歷史。
2.2組織好課堂討論。
課堂討論是問題教學法的核心，學生一般按照10人分組，各小組認真討論，教師要在教室時刻關注學生的活動，留心觀察學生在討論中所出現的問題，還要避免有些同學不發言，盡量使每一位同學都要參與到討論中。討論完畢后，由各小組指定一名學生發言。發言的學生也要回答其他小組提出的問題，甚至可以對同一問題產生的不同觀點展開辯論。
2.3教師歸納總結。
通過對某個歷史問題的分析、討論獲得對問題的正確認知，以此提高大學生的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是問題討論教學法的最終目的。所以，教師在學生討論后要及時的歸納學生的觀點，并對其進行適當的點評和歸納總結。如同學的發言是否主動、討論課堂問題發表的言論觀點是否符合歷史和社會規律、分析問題是否運用了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老師要中肯的指出發言學生所得結論的優點和不足，讓學生學會分析矛盾，把握重點，使問題教學法發揮其最大的課堂效果。比如，在對“帝國主義侵略給中國帶來了什么”這一歷史問題進行教師歸納總結時，老師就要明確指出，鴉片貿易本身就是一種非法貿易，其致使白銀外流，國民身體素質下降，帶給中國人民不可估量的損害。另外，中國政府禁止鴉片貿易是合情合法合理的措施，英帝國主義以此為借口侵略中國是沒有道理的；第三是帝國主義通過發動鴉片戰爭是其侵略本性使然，主要是想把中國變成他們原料產地和商品輸出地；第四是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不僅沒有給中國帶來現代化，而且使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最后指出中國近些年的崛起是1978年改革開放帶來的。這樣就使學生了解到帝國主義侵略是中國發展的最大障礙，我們只有靠自己發展，才能屹立世界之巔。
3問題討論教學法在實施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3.1準備工作要充分，控制好討論時間。
運用問題討論法教學，涉及到的教學內容比較多，這就要求我們歷史學老師要具有較寬的知識視野和良好的歷史學、社會學理論基礎，老師應提前準備好充足的歷史和社會學資料等，甚至要預測到討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不僅如此，老師還要有序的控制好問題討論，對教學各個環節要進行有準備的合理的布置和策劃：一般來說，要把需要討論的問題提前布置，要求學生提前做好預習和準備，可以給學生推薦一些書目，擴大學生的知識面，提高學生的史論水平。同時教師要控制好課堂討論時間，既讓學生進入到討論狀態，又不能影響教學進度。
3.2教師的正確引導作用。
在問題討論教學實施時，老師要做好對學生的引導，要讓學生明確本次問題的主題思想，避免在課堂上發生“跑題”的情況。如對于“帝國主義侵略給中國帶來了什么?”這一歷史問題，首先要明確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有些學生可能會受到目前社會上某種不健康觀點的影響，在學生中會存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給我們國家輸入了先進的思想或技術，更甚者會認為如果沒有帝國主義的早期侵略，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的認識。教師對這些問題要有充分的了解，在學生討論時要及時給予正確的引導，幫助學生正確解決這些問題。
3.3啟發式教學不容忽視。
教學的主體是學生。啟發式教學的采用可以可以讓學生變成有主體意識的學習者。啟發式教學是問題討論教學法要經常采用的。第一，設計討論問題時，老師不能單單從自己的主觀出發，自己想出什么題就出什么題，要考慮大學生所學習的專業、知識視野等來進行問題的選擇。例如，針對文科專業的學生，設計問題時要相對有一定的深度和廣度，而對理工醫學科專業的學生來說則要選擇比較容易一點的問題。第二，要布置任務，讓學生充分利用大學圖書館或網絡搜集資料，為進行問題討論做應有的素材準備，引導學生自己思考與分析，一步一步找出解決問題的關鍵點，讓學生自己總結出規律，最終解決問題。
總之，問題討論法教學是提高《綱要》課教學效果的有效方法，如何創設問題，組織好課堂是一項教學藝術，我們要更多地了解青年學生實際和社會問題，不斷總結經驗，努力提高課堂教學的實效性。
河南省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課題編號：2009-jkghag-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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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考試論文范文（15篇）篇六
[摘要]：當今社會，對各個國家來說，最主要問題還是和平與發展的問題，沒有一個相對和平的外交關系，各國不能正常的發展自己的經濟。中日關系一直以來都是國際政治討論的熱點。從近代到當今，中國和日本的關系都是很復雜的。
日本和中國是兩個一衣帶水的國家，近年來，中日關系問題是一個敏感話題。兩國的關系關系對世界各國與中日兩國之間有著很大的影響。很多人談到日本時就憤憤不平，所以我覺得，中國應該記住歷史和恥辱，再去和平發展。
[關鍵字]：近代當今癥結中日關系未來。
1提出問題。
國與國之間，合作的前提是互相收益，在整個中日關系中，經濟合作占主導地位，對中日的整體發展具有特別的重要的意義，從現狀看，中日兩國互為最重要的經濟合作伙伴之一。在貿易方面，日本已連續十多年保持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對日本來說，中國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貿易伙伴之一。回顧戰后以來中日關系發展的歷史，人們可以看到，經濟合作推動了整個中日關系改善。在漫長的歷史年代，貿易合作通過民間渠道不斷得到加強，促進了政治和文化領域關系的發展，最終經過了長期積累得到了加強，促進了政治和文化領域關系的發展，并最終促成了中日關系的正常化。七十年代兩國關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個關鍵時期，經濟關系，尤其是其中的貿易往來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動中日關系健康發展。即使在中日兩國之間出現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臨十分嚴峻的局面時，經濟合作也在不斷發展，并且成為改善兩國關系的重要因素。
2近代史中日關系的變化。
中國近代史發生了許多事件。而許多事件也使中日關系發生著變化。
1871年9月，清朝和日本在天津簽訂《中日修好條規》和《中日通商章程》，正式確立了對等的國家關系，中日關系也從此進入近代新階段1872年，日本宣布琉球群島是日本的領土，不承認中國自1372年起對琉球的宗主國地位，宣布廢除琉球國，設置琉球藩，封琉球國王尚泰為藩王，正式合并琉球。1874年，以臺灣原住民殺害琉球人的牡丹社事件為由，日本出兵入侵臺灣。1879年4月4日，日本廢琉球藩，改為沖繩縣，完全吞并了琉球。
1877年，以何如璋為首任公使的清外交使團赴日，1882年9月正式開設駐日公使館。
1894年春，朝鮮爆發東學黨農民起義。6月2日，日本內閣作出出兵朝鮮的決定。6月3日，朝鮮政府請求清政府協助鎮壓。1894年7月19日，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逼令朝鮮政府廢除《中朝通商條約》，并驅逐清軍出境。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對日宣戰。同一天，明治天皇發布宣戰詔書，中日甲午戰爭爆發。1895年4月17日，清朝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馬關春帆樓簽署了《中日馬關條約》，條約規定：中國從朝鮮半島撤軍并承認朝鮮的“自主獨立”，中國不再是朝鮮之宗主國；中國割讓其東南的臺灣島及所有附屬島嶼、澎湖群島和東北部的遼東半島給日本；中國賠償日本2億兩白銀。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日本。清政府派出知府銜道員劉學洵與員外郎慶寬以“考察商務”為名赴日，相互密商結盟，并引渡康梁回國。但劉學洵與慶寬辦事不力，逐告吹。
1905年12月12日，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接受日、俄《樸次茅斯和約》中的所有規定，還額外給日本以某些權益。
1911年，辛亥革命時期，日本既支持革命黨也支持清王朝，圖謀分裂中國。武昌起義爆發之后的10月28日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致密電給內田康哉外務大臣：“帝國政府亟須當機立斷，下定決心？?趁此絕好時機，亟應在華中、華南建立兩個獨立國家，而使滿清朝廷偏安華北？?維持滿清朝廷于華北一隅，而使其與南方漢人長期對峙，乃屬對帝國有利之上策。”
1914年8月23日，一戰爆發不久，日本對德宣戰，卻把矛頭指向了中國。1928年5月3日，中國國民黨北伐軍過境山東時，在濟南跟日軍發生沖突，并殺害了一些日本僑民。國軍戰地政務委員兼外交處主任蔡公時及隨行17人在交涉公署被日軍殺害，史稱“濟南慘案”。之后，日軍繼續增兵并占領濟南全境，對平民進行了屠殺，北伐軍被迫繞道北進。1928年6月3日，被北伐軍擊敗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乘火車由北京回奉天。之前，日本政府特使要求張宣布東北獨立，被張拒絕。6月4日清晨，張作霖所乘專列途經沈陽南滿路與京奉路交叉路“三孔橋”時，被日本關東軍預埋炸藥炸成重傷不治而死，史稱“皇姑屯事件”。
1930年5月6日，《中日關稅協定》在南京簽字。期限3年，日本承認中國關稅自主，但又規定對110種進口的日貨暫不加稅。1934年國民政府在《中日關稅協定》期滿之際，再次提高進口稅稅率。中國進口關稅從1929年的4%增至1930年的10%，1934年又達25%。
1931年9月18日，日軍借柳條湖事件向中國東北駐軍發起進攻，因中國守軍奉行蔣介石和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日軍很快占領東三省，史稱“九一八事變”。21937年7月7日，發生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3當今中日關系。
當今中日關系面臨著各種低谷近期，而回頭看近代史中日關系的變化，中日之間的關系能完全解決嗎？能有好相處嗎？這有許多問號。就當今中日之間因為釣魚島等事件使中日關系降至低谷。
3.1釣魚島事件。
在釣魚島的歸屬這一問題上，中日兩國存在分歧。多年來，日本時常有一些右翼分子在釣魚島問題上進行挑釁。日本政府曾決定，如果外國人無視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釣魚島，將被認為是非法入境，日本將用武力予以驅逐。
自9月7日一艘中國漁船在釣魚島海域同兩艘日本巡邏船相撞以來，日本方面非法抓扣中國漁民漁船，并不顧中方十余次的嚴正交涉，繼續非法扣押漁船船長的行徑，對中日雙邊關系造成了嚴重損害。釣魚島領土歸屬問題是一個歷史問題。在這次撞船事件上，日本政府一意孤行，任由事態惡化，也是基于所謂“釣魚島歷史上是日本的固有領土”的立場。要想對這個問題有一個客觀而公正的認識，首先必須正視和尊重歷史的客觀事實。
3.2日本篡改歷史并參拜晉國神社。
晉國神社是日本侵略中國的象征靖國神社是位于日本東京千代田區九段北的一個神社，供奉自明治維新以來為日本帝國戰死的軍人或軍屬，其中絕大多數是在中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中陣亡的日兵及殖民地募集兵，并包括14名甲級戰犯，使得神社備具爭議性，所以被視為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征。
日本歷史教科書爭議，指圍繞日本國內歷史教科書而衍生的爭議。爭論主要圍繞書中近代、現代史等課題，也涉及日本文部科學省教科書檢定與采納等議題。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不止引起日本國內關注。周邊的國家例如中國、韓國及其他東南亞國家，尤其關注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如何記載、評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所做的事。因此，此事對中日關系影響很大。
以上兩事件說明中日當今關系處在低谷，聯想近代史中日關系說明中日關系處在利刃上，有點風就可能斷。
4中日關系的癥結。
4.1我對這種關系的總結。
中日的這種關系到底是因為什么呢？在我想，在亞洲，中日兩國的綜合國力都在上升過程中，是未來世界多極化格局中不可忽視的力量。日本遲早要成為政治大國，這與中國成為經濟大國同樣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中日兩國在告別了"一強一弱"3的時代后必須適應相互容忍和接受對方。要是彼此把對方看做是威脅自己的對手，試圖聯合其它力量牽制對方，那就勢必會導致危險的對抗，從而危害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而如果認為對方是與自己既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相互與促進的伙伴，就有可能構筑起新型的雙邊關系的格局，進而為亞太地區乃至于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作出貢獻。中日經濟關系正處于重大轉折，即日本經濟從占絕對優勢正轉變到相對優勢。這一過渡將維持一個時期，兩國間矛盾也就會不斷地冒出來。日本的寬容度會相對地縮小，中國的應對能力還有限，這樣，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中日兩國間政治磨擦因素和大眾傳媒的片面報道，不僅阻礙著兩國增進相互理解，而且不斷制造出新的相互誤解乃至相互敵對的情緒。體制與意識形態的差異以及西方文化影響的不對稱性也將對中日共同文化基礎產生抵消作用。近年來中日兩國國民之間出現了所謂"感情摩擦"，以致圍繞對華政策的日本國內政治形勢十分微妙，甚至連經濟界也不便將希望發展日中經濟關系的"心里話"痛快地說出來。這種為政治的、情緒的因素而犧牲兩國利益乃至整個東亞地區合作利益的傾向是十分可悲的。
4.2日本認識問題的方面。
日本的認識問題。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復雜的，昔日煌達的經濟如今深陷低迷，日本應該坦然承認和接受地區國家按照優勢互補的原則在同一平臺上進行競爭與合作的事實。日本要擺脫以下觀念：1.追求全球自由貿易，不參加地區歧視性經貿組織；2.繼續追求在東亞領頭羊角色，維護東亞的垂直分工體系；3.迫于國內政治的壓力，為保選票，不敢開放國內某些脆弱領域；4.回避歷史，認為如果認罪有損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對歷史和現實，要成為一個正常的大國首先要以一個正常大國的姿態和度量行事，無論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難，依然故我。只有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周邊國家才能對你這種身份認同。
5中日關系展望。
由于日本既是中國的歷史宿敵，又是中國的心腹大患，既是世界經濟大國，又是中國的近鄰，既是美國封堵中國的第一幫兇和制衡中國的重要籌碼，又是企圖挑起爭端妄圖永久霸占我國領海的罪惡國家。因此，我們有必要站在亞太地緣戰略的高度分析一下中日關系。
5.1日本所處的的地理位置。
日本是一個與地震共生的國家，日本地處環太平洋的地震帶上，地震在日本人的四最怕中位居第一，地震就像夢魘一樣纏繞著這個櫻花盛開的國家。日本有一個古老的傳說：在日本海深處，有一條巨大的鲇魚，倘若太陽女神不滿人間的統治者4的話，鲇魚就會翻身，地震就會爆發。由于惡劣的生存環境和這個古老的傳說，地震改變著日本的歷史和未來：
5.2中日兩爭的前景展望。
中日兩爭的前景展望，中日釣魚島主權之爭與東海專屬經濟區劃界之爭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中日兩爭既有巨大的經濟價值—海底石油相當于中東的儲油量，又有巨大貢獻的戰略價值—釣魚島既處在日本的海外生命線上，也處在中國海軍出入太平洋的航道上；同時還與美國的全球戰略—保持自身的長期霸主地位而扶日制華—緊密相聯。因此，在美國的霸權還沒有一定程度之前，中日兩爭和臺灣問題都解決不了。只有當美國的霸權衰落到顧不了那么多或橫加干涉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得多時，中日兩爭和臺灣問題方可一并解決。
5.3我對這個事件的看法。
中日不會太平的，日本民族的劣根性及其軍國主義也不會讓中國太平的。在與日本的交往中，我們應時刻記住歷史，以史為鑒，汲取教訓。不管時勢怎么變化，我們要先做應對之法，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更何況是對日本。并不是中國人民不想友好，只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個世界并不太平，我們的國家也尚未足夠的強大，我們仍需要和平的環境發展，但是我們必須警醒，這個世界沒有誰對誰有多好，利益才是一切。今天是朋友，明天就可能是敵人，況且是日本。縱觀古今，我們必須時刻提防日本，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做好一切應對，適當的強硬才是硬道理！中國的路只能靠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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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現代國際關系》，1997年第8期。
中國近代史考試論文范文（15篇）篇七
摘要：“鴉片戰爭”使中國極不情愿地卷入了全球化的大環境中，清朝統治者的自主改良性的“洋務運動”成果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戰爭中損失殆盡，統治權在內外壓力下面臨合法性危機的“臨界點”時期，制度替換行將發生，1898年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試圖通過自上而下的漸進式改革來突破中國封建王朝路徑依賴的惰性，把中國帶入民主憲政的軌道。然而知識分子為主力的維新派卻是晚清政治舞臺上勢力最弱的政治集團，諸因素包括基本的社會基礎力量的缺乏、光緒皇帝的無權狀態、未全盤考慮和計劃缺乏程序性以及臣民文化對變法的阻滯等，都決定了戊戌變法不可能完成近代中國制度創新這一偉大歷史使命；然而它仍然開啟了中國制度變遷和以制度救中國的道路，時至今日依然功不可沒。
關鍵詞：戊戌變法；制度變遷；制度創新。
一、制度變遷的歷史制度主義視角。
20世紀70年代以來，政治學研究領域引入了新制度主義，引起了處于政治學研究困境的學者們的極大關注，并成為政治學研究的“關鍵詞”之一。新制度主義政治學三大流派之一的歷史制度主義在繼承傳統制度對重大制度替代和宏大政治變革研究傳統的基礎上，將行為主義對行為主體在制度變遷和政治變革中的重要作用引入了研究視域，它將研究的核心放在了制度對于行為主體如何產生影響，以及由制度、行為和觀念共同作用、相互影響于具體的歷史境遇中塑造某種政治后果具有必然緣由。這一研究方法的優點是它避免了行為主義的太過微觀瑣碎以及對社會歷史背景現存限制性條件的忽視，克服了傳統制度分析模式的單一邊界條件的缺點。歷史制度主義制度變遷理論主要包括以下三點：
(一)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
(二)制度變遷的“臨界點”或“關鍵節點”
制度變遷的動態過程中夾雜著制度變遷的“臨界點”或“關鍵節點”。在新制度主義看來，所謂“臨界點”是指歷史發展過程中能夠打破舊制度產生新制度的路徑突破和路徑替代時期；“關鍵節點”通常歸結為重大的外部沖擊，諸如戰爭、經濟危機等打破原有政治制度，為制度變遷找到突破口和產生理由，這節點上的制度處于斷裂狀態，各方利益集團處于博弈爭斗狀態，新制度可能產生。
(三)制度變遷的利益博弈。
歷史制度主義認為，導致制度變遷的根本原因是劇烈的社會環境變化引發了不同社會集團巨大的利益沖突。舊的政治制度由于其先天的惰性使其不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主動改變，它會由于自身的慣性和長期以來形成的剛性而進入“路徑循環”狀態，這種封閉循環使得新舊制度難以實現有序對接，當舊制度難以容納環境劇烈改變而帶來的沖突時，往往會導致舊制度的崩潰，新制度的創立。制度創新的動力之源來自于行動者對于新制度能夠帶來比舊制度更多利益的期望以及舊制度所引發的政治博弈和人們對舊制度存在合法性的懷疑。在舊制度走向崩潰的“臨界點”上，制度選擇的走向存在多種可能性，各種政治力量圍繞各自的利益訴求和政治理想進行激烈政治沖突和力量博弈，這種合力決定了政治制度的最終走向。
二、路徑危機中的晚清政治困局。
中國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國以后，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是以人治、集權、保守、宗法繼承、抑商重農為特征，在服務于皇權統治的路徑中運行著。伴隨這種路徑的是以儒家思想為內核的傳統臣民文化這種非正式制度。封建帝國的運行由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相互強化，在君權軌道上難以脫離。這一切注定了因為缺乏政治創新而在東西文明激烈碰撞之際，中國必然失敗的歷史宿命。
鴉片戰爭的爆發把中國強行拖入到了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之中。變局促使封建知識分子中的一些開明分子開始尋求“應變”之道，在晚清政治中出現了一些人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的政治新氣象，盡管很多都是曇花一現。早期開明的士大夫們看到了西方技術層面的先進，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為理念指導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甲午海戰的慘敗促使人們進一步對中國封建政體的反思與醒覺。
甲午戰后清王朝為了償還賠款，向列強大舉外債，以海關稅收為擔保，進而使得列強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肆無忌憚的掀起了勢力瓜分狂潮。中國處于瓜分豆剖的局面，財政虧空更使這臺陳舊機器的運轉雪上加霜，清政府只能“橫征暴斂”，導致民變四起，正如康有為在《公車上書》中指出：“民日窮匱，乞丐遍地，群盜滿山，即無外釁，精華已竭，將有他變。”“付莽遍于山澤，教民遍于腹下，各地會黨，發作待時”[3]，內憂外患的政治危局促使驚醒，在康有為的領導下和光緒皇帝的支持下，中國二千多年以來第一次試圖打破傳統政治制度的改革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三、戊戌變法和制度變遷的流產。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書，宣布開始變法，在以后的103天中他發布了一系列的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稱“戊戌變法”，又叫“百日維新”。在政治上，措施主要是改革行政機構，裁撤閑散、重疊機構，裁汰冗員，澄清吏治，提倡廉政，提倡向皇帝上書言事，取消旗人享受國家供養的特權。但一些比較激進的具有資本主義內涵精神的措施卻沒有被采納，如康有為在1898年6月對于新政的建議提出“擬定開制度局，立憲法，設議院，建設新京，議開懋勤殿以議制度”[4]。即便維新是以挽救危局為目的且措施多有折衷但變法在后黨瘋狂的鎮壓下崩潰瓦解只維持了103天，除了留下一個京師大學堂外，一切回復照舊。以康有為為首的改革派在改革中所設想的君主立憲還未成形就夭折了，一個沒有結出果實的花朵隨即凋謝。
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一次失敗的制度替換運動，它沒有打破中國幾千年以來君主專制的路徑依賴，沒有成功地實現君主立憲體制的制度創新。從歷史制度主義視角分析，戊戌變法仍有一定的制度創新意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嘗試打破傳統的路徑依賴，成為近代以來制度變革的先鋒。
制度變遷一般可以分為漸進型制度變遷和突變型制度變遷。漸進型的制度變遷是統治集團在在政治體制能夠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基礎上通過對局部不適合形勢發展的政治體制進行必要的變革。突變型的制度變遷是指制度的更替通過劇烈的、暴力的和全局的方式實現。在以漸進式變遷為主的制度替換過程中，也存在突變型制度變遷，在政治活動中矛盾雙方不能在現成的制度架構內協商成功達成妥協，在政治資源中占有優勢的一方憑借掌控的話語權，利用暴力機器脅迫對方，以實現有利于自己的制度變遷。晚清政府在19世紀末期已經處于危機之中，只有突變型的制度變遷才能打破傳統政治制度的“路徑鎖定”狀態，實現制度創新。但發生于1898年的戊戌變法卻是中國近代以來一場漸進型的制度變遷，康有為等人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試圖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實現君主專制向君主立憲政體過渡。雖然這種漸進型的制度變遷最終命運是以失敗告終，但它畢竟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次制度創新的嘗試，解放了思想，為后來的辛亥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借鑒作用。
(二)探索從君主專制轉向君主立憲之路的路徑替代模式。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由低級到高級不斷發展的過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是社會的基本動力。當生產關系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時，社會變革就會到來。清朝末期危機四伏，統治階級內部舊制度的構建者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情勢下，一部分人開始認識到不變革將會亡國滅種，于是一場旨在挽救王朝的改革提上議事日程。然而，任何政治改革都會觸動既得利益者敏感的神經，遭到他們激烈的反對。15世紀意大利政治學家馬基雅維利說：“再沒有什么比帶頭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難的了，再沒有什么事情比這件事的成敗更不確定更沒有把握了，再沒有什么比這事施行起來更加危險的了。因為新制度的倡導者使所有那些舊制度的既得利益者都變成了他的敵人，而所有那些可以從新制度得到好處的人們則只是他的三心二意的支持者。”[5]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希望通過模仿日本，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來取代君主專制政體，以實現制度變遷的路徑替代，然而，漸進式制度變遷已經無法突破在中國存在了幾千年的王朝“路徑鎖定”狀態。這樣一群勢單力薄又缺乏任何政治資質的改良派，依靠沒有實權的皇帝來發號施令，試圖達到救亡圖存的目的，這注定了失敗的結局。但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以來試圖仿效西方進行資本主義改革的第一次嘗試，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雖然步子邁得不大，但畢竟已經邁出了第一步，這是“康梁”的一小步，卻是中華民族探索新政治制度的一大步。
四、“康梁”維新集團的弱勢狀態。
(一)利益集團的“搭便車”行為。
戊戌變法的組織依托之一的強學會，其成員構成復雜，魚龍混雜，有不少人加入強學會是帶有功利性的，是為了撈取升官發財的資本，并不是真心支持變法，甚至有破壞分子混入其中。維新派人士為了壯大自己的聲勢，不加甄別地將一些封建官僚動員進入強學會，不僅使強學會的組成人員復雜而且矛盾也日益突出。
(二)行動資源不足制約著創新主體的行為。
從歷史上看，凡是在制度創新上取得成功的創新集團都具有強大的創新能力和豐富的創新資源。在具備較高創新能力的前提下卻沒有足夠的創新資源，制度創新主體就很難突破現有的制度路徑鎖定狀態，實現既定的制度替換的目標。制度創新資源主要有軍事、經濟、政治資質和組織等資源。
首先是軍事資源嚴重不足。在變法之前，光緒皇帝也意識到軍隊的支持性作用，而自己卻無軍事調動權，他只有將全部希一望寄托于在天津小站練兵的袁世凱身上，通過職務提拔，希望他能支持變法，袁世凱效忠后黨集團，在了解光緒皇帝的意圖后立即向榮祿報告，于是政變爆發，手無寸鐵的維新派只能任人宰割，在鎮壓維新派人士后，一切恢復原狀，制度替代宣告破產。
其次是制度創新的經濟資源缺乏。改革舊制，修鐵路、獎勵農耕、建立現代化的海軍等都需要大量經費，而此時清政府的財政收入已經捉襟見肘，為了償付甲午海戰失敗的賠款，只能大舉外債。這些借款除了償還對日賠款外，還用到政費、利息、軍費、傭金、貪污和折扣等上面去了。列強通過對清政府借款把持了中國的海關稅收。所以，戊戌變法過程中頒布的很多發展經濟的措施因為無錢支持只能作罷。
再次是政治資質太淺。戊戌變法，其領導者康有為只是一個工部主事，并且維新集團中沒有一個人有實際的政治經驗，其所依靠的光緒皇帝也是毫無實權的“光桿司令”，要他領導負載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還要激烈十倍的變法，失敗是可想而知的。
最后是組織不力。戊戌變法的政治組織強學會無法克服組織內部一些投機分子“搭便車”現象，不能形成一個紀律嚴明的組織和強有力的領導核心，進而在變法過程中不能形成上下合力協同效應。
(三)制度創新主體意識形態內聚力與整合力不足。
政治集團的主流意識形態體現的是該集團主流的價值取向、利益訴求和政治主張，表現為道德、政治理想、宗教、哲學等形式。意識形態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包括教化、批判、整合、導向和控制等功能，其中整合功能對于制度創新主體來說十分重要，對于解決制度創新過程中利益集團“搭便車”現象很有幫助。
維新集團因為沒有搭建起一個合理、嚴謹、合乎邏輯的意識形態框架，沒有形成共同的價值認知目標，更無維持集體行動的動力機制，是其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戊戌變法也缺乏深厚的思想基礎，推動變法的動力不是源自維新集團成員對傳統體制的深惡痛絕，而是來自外部，即列強對于國家領土的蠶食和瓜分的陰影。
(四)難以抵制臣民文化對于制度創新的阻滯。
戊戌變法之所以失敗，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惰性在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中國自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國以后，皇帝就成為權力的代表，因此，他的權威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君主世襲“君權獨尊”成為“積習”。所以在改革前后提出“君民共主”，試圖利用皇帝的權威來發號施令是很自然的。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有為發布“密詔”，實行“勤王”運動，可以看出臣民文化對其影響的深遠。臣民文化不僅使現代公民文化在皇權崇拜、愚民的專制主義的土壤上難以自發成長并開花結果，也使得西方的先進文化難以為國民所接受。因此，若要在中國成功實現制度替代，就必須對中國的臣民文化進行徹底的清理和淘汰，培育適合現代民主憲政體制的公民文化。
五、結語。
中國作為后發型國家在制度發展歷程中若能模仿先發型現代化國家走上制度創新之路是最好不過了，但在模仿過程中必須處理好傳統與創新的關系，改革者應該立足中國的國情，結合傳統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嵌入到世界政治發展的潮流之中。作為制度創新的主體必須本著與時俱進的精神，以先進理論和科學的意識形態作為指導建立具有強大內聚力與整合力的創新團隊來完成制度創新的路徑替代，這是一項偉大的歷史使命，只有具備求實、創新、堅定精神的人才能擔此任。面對社會混亂、主權失落、領土殘缺的局面“康梁”舉起了制度創新的大旗，然而其組織松散，意識形態混亂，創新資源缺乏等，注定了在這個積淀厚重的專制主義沉渣的國家構建民主憲政政體失敗的命運。但戊戌變法作為開啟了中國近代制度變革先聲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給我們留下了許多重要的啟示，至今為后學者探索不盡。(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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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意]馬基雅維利。君主論，潘漢典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
中國近代史考試論文范文（15篇）篇八
[摘要]民國年間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時代主題“救亡圖存”密切相關，側重于外交史、帝國主義侵華史等的研究，以為現實政治服務;同時中國近代史學科經歷了從開創到完善的過程;這證明關注現實生活是史學發展的源泉。
[關鍵詞]救亡圖存;中國近代史;外交史。
歷史研究的目的為何?中國傳統史家司馬遷、班固、范曄、杜佑等均提出這一問題并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杜佑給出的答案最直接：“將施有政”，即歷史研究在于“經世”、“致治”，要為現實政治服務。
據學者統計，在1949年前，以中國近代史、近世史、近百年史命名的著作約34種，其中1940年前出版物約21種;數量不菲的專題問題研究;以帝國主義侵華史、國難史、痛史、外禍史、侵略史、國恥史、失敗史、租借地等命名的近代史的相關著作約83種;中外關系通史54種。(1)。
這顯示史學界在研究方向上將研究重點從傳統史學轉向與現實密切相關的近代史研究、對現實具體問題的思考，這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特點，是一種值得關注的史學現象。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國際地位每況愈下。中國逐漸喪失了領土、海關主權及治外法權。《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簽訂后，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危機日益凸顯。清末民初的中外關系中，中國處于完全被列強宰割的地位。“救亡圖存”成為時代的主題。現實政治情勢，促使部分史學家將自己的研究方向轉為與時代主題、現實走向密切相關1840年以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于是，中國近代歷史成為學者關注的對象，其中尤以中外關系為研究的重心。
20世紀初年以來，中國上自政府下至國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修約、廢約運動，以改變中國國際地位、求與列強處于平等的國際地位。“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中華民族面臨著空前的危機。中國廢約、修約的外交歷程被打斷。此后中國外交的首要目標轉為全力解決中日沖突問題，以救中華民族于危亡。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內容和范圍，亦與時代所賦予的主題相關。
中國近代史研究以解決當下的外交與內政等問題，這充分地彰顯了中國史學家對中國現實政治的關懷與影響。
梁啟超的《李鴻章傳》是二十世紀較早對中國近代以來對外關系進行研究的著作。他認為鑒于李鴻章與中國近世關系，應從“中國數千年來政權變遷之大勢、民族消長之暗潮，與夫現時中外交涉之隱情”的角度評價李鴻章的歷史地位，劉彥的《中國近時外交史》顯示的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態度、對中國命運的關注令人震撼，在當時的影響極大。學者稱“獨擅史林”。(2)強大國力以“救亡”是劉彥提出的拯救時弊的方案。
李鼎聲(李平心)的《中國近代化史》揭露了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華侵略及其與中國各政治、軍閥勢力之間相勾結、侵剝百姓的事實，以激發民族情感、燃起對帝國主義的仇恨，團結起來共同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此書“是平心最早發表的史著，也是我國現代學者運用唯物史觀編寫的第一部完整的近代史著。”(3)錢亦石的《中國外交史》，討論了當時政、學兩界都非常關注的中國“弱國無外交”的問題。他認為，“這個解釋是非常不正確的”，是當局推委責任的讕言，中國沒有長遠的計劃與考慮，是導致中國外交失敗的主要原因。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重點是系統論證了毛澤東關于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是“兩個過程”的論斷的正確性、科學性，“代表了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對中國近代史的全新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政權的變更，是學術推動政治發展的一個很好的例證”。(4)張忠紱編著的《中華民國外交史》利用大量的中外文件資料，以探究中日問題解決之道。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以中國近代外交史為研究重點，希望人們了解當時中外交涉的背景環境及其失策、責任問題。認為：目前中國內政、外交中出現的問題完全是西方列強入侵造成的后果。曾友豪編的《中國外交史》詳述了列強的對華政策及對中國造成的危害，以求解決的方案。
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側重于中國近代外交史。他寫此書的目的就是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我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于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5)蔣廷黻以“學術的態度討論政治，又能以政治家的眼光反觀學術。他視政治與學術為一體，視歷史與現實為一體，視中國與世界為一體。”(6)。
王蕓生編撰《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1-7卷)的目的，是要警醒國人，關注中日關系發展的趨勢，注意日本的真正動機，不要上日本人的當;激勵國人團結一致、奮起救國。雖然王蕓生謙稱是編撰史實不是“作史”。但從學術角度研究中日關系或外交史的層面看，意義非凡，“常有公允中肯的評論發表。”“對外交史的研究，促進之功甚大。”(7)。
以上所列諸學者及所著書目，都屬于在中國近代史學科創建過程中較有代表性的。《八十年來史學書目(1900-1980)》所列的1949年以前有關中國近代史著作數量可觀，約近200部之多。這些著作是在民族主義的支配下，多為輾轉選譯、東抄西湊的編匯之作，缺乏根據完整的外交檔案所作的細微地深入地個案研究，但在向群眾宣傳與動員群眾的政治性運動上貢獻極大。隨著20、30年代清代外交史料《三朝籌辦夷務始末》、《清季外交史料》等的逐漸刊布，及世界各列強外交檔案的公布，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水平大大提高，在學術上達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20世紀上半葉，中華民族針對不平等條約對中國內政外交的束縛，開展的轟轟烈烈的廢約、修約運動。“九?一八事變”后，舉國上下又開始以全力解決中日問題為外交的首要目標。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解決當下的中國內政外交問題成為中國學術界關注的問題之一。中國近代史學科的興起成為必然。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一批近代史學科的著作和研究人才。從以上所述的有關中國近代史、近代外交史著作的主要內容看，外交史與近代史是二體合一的。這與當時中國所面臨的“救亡”問題相契合。這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顯著特點。20世紀早期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中國學者，多有海外留學的經歷。他們受到海外史學家關于世界近代史研究的理論及觀念的影響很深。他們強調學術化、歷史化中國近代史、外交史的研究，強調通過檔案材料探尋歷史演變的真相。一戰后各國外交檔案的公布、尤其是20世紀20、30年代中國清季外交檔案的公布，為他們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條件。這形成了如蔣廷黻、張忠紱、王蕓生、陳恭祿等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嚴謹的、近于苛刻的學風。蔣廷黻稱籌辦“夷務始末的出版，是中國外交史的學術革命。以前研究中國外交史者雖不乏人，但是他們的著作，不分中外，幾全以外國發表的文件為根據。專憑片面的證據來撰外交史，好像專聽一面的辯詞來判訟，那是不能得其平的。不過以往中國方面的文件，不但出版者少，且極零星;就是學者要考察中國的材料亦感困難。有了《籌辦夷務始末》及《清季外交史料》二書，以前的著作均須大加修改，并且這二書已引起全世界的學者注意。此后他們將逐漸知道中國材料的重要”。(8)。
從以上所述各書作者在著述過程中對史料的重視程度看，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思路上，他們非常注意史料的來源及考辨問題。他們不僅利用中國公布的外交檔案材料，也利用國外開放的檔案材料研究近代以來中外關系演變的真相。同時他們還以不小的篇幅在文中或序言中專論使用史料的方法、如何鑒別史料的價值問題，這是他們求真的學術精神的體現。王蕓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曾友豪編的《中國外交史》、蔣廷黻1931年、1934年編輯出版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中卷)、《中國近代史》、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張忠紱編著的《中華民國外交史》(上卷)等均是利用檔案材料研究中國近代史、外交史的代表作。他們運用檔案史料的敘事結構，影響了1949年以后中國史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對中國近代史學科創立、發展的貢獻，在學界有口皆碑。
雖然他們自稱要進行純學術的研究，但是他們以自己的學術精神關注現實的危機。他們研究中國近代史、外交史，一方面開拓了一新的學術研究領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要以學術救國，為當下中國內政外交問題的解決提供借鑒與咨詢，這也是他們在著作中所強調的。所以他們的研究，不僅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也有很高的現實政治價值。這是這一階段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特征。
這一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還關注了中國的近代化問題，這與中國現實的“救亡”主題密切相關。近代史研究中關注的中國近代化問題，是當時學術界正在進行的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討論在他們著作中的反映，也是中國政界與國聯正在開展的技術合作以促進中國現代化的現實問題在他們著作中的反映，同時也反映了當時國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是為了戰勝日本入侵者而進行的物質上的準備。但更多的是通過對中外檔案史料的爬梳、考證研究，找尋1840年以后列強對中國步步進逼、中國國力日趨衰弱、中外關系嬗變的原因，以“資治”現實中國外交問題、現代化問題的解決，包含著強烈的對現實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遷趨勢等問題的關懷。這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近代史研究的顯著特征。20世紀上半葉中外外交檔案的公布、對海外學者歷史研究理論的借鑒、中國的現實危機共同造就了中國近代史學科的開創與成就的取得。陳寅恪先生1930年6月為陳垣的《敦煌劫余錄》所作序言中說過：“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9)。
蔣廷黻、陳恭祿以“沖擊―反應”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范式，有利于人們深入思考近代以來中國在應對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所進行的外交部門的建制、外交人員的派遣、留學生的派遣等洋務舉措對中國未來發展的影響。
錢亦石、李平心、范文瀾等人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同樣為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發展做出貢獻。“黨派知識分子所研究的問題和學科可能是其他知識分子們沒有考慮到的。”“社會科學的發展一直沒有與黨派偏見相分離――沒有黨派偏見，某些學科可能根本就不會存在――這是無可否認的。”(10)。
當時，有不少學者雖不以近代史為研究方向，如傅斯年、顧頡剛，但在民族危亡的時刻，也注意對現實的關懷。即使被人認為從不談論政治的陳寅恪也通過嚴謹的科學的研究在論文中曲折地表達了他對政治的關懷：“惟默察當今大勢，吾國將來必循漢唐之軌轍，傾其全力經營西北，則可以無疑。”(11)這些學者與直接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者一樣，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學術為救國的工具，以筆做槍，希冀為抗日救亡貢獻自己的才智。
近代史著作中所表現的民族主義史學思潮，是當時中國社會思潮在學術研究中的體現。“有生命力的、對中國史學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史學思潮，往往是和社會歷史發展中居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潮有著緊密的聯系，史學思潮是社會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史學發展不能脫離社會的現實發展。歷史研究若想永葆其青春和活力，不能不關注現實生活。”(12)。
注釋：
(2)李恩涵：《中國外交史研究》，《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冊)，第53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3)胡逢祥：《李平心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4期。
(4)張海鵬、龔云：《中國近代史研究》，第224、223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5)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總論》，第3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
(6)蔡樂蘇、金富軍：《蔣廷黻外交思想探析》，《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1期。
(7)李恩涵：《中國外交史的研究》，載《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冊)，第59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8)蔣廷黻：《清季外交史料序》(1933年10月)，載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文海出版社(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二輯)。
(9)陳寅恪著：《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66頁，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10)[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馬俊亞、郭英劍譯：《史學家：歷史神話的終結者》，第153、15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11)陳寅恪著《陳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63頁，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12)于沛：《史學思潮、社會思潮和社會變革》，《史苑》2004年3期。
中國近代史考試論文范文（15篇）篇九
摘要：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要的意義，是中國人民為救亡圖存、振興中華而奮起革命的一個里程碑！它發生于列強大肆入侵中國的艱難時代，清王朝處于最為沒落的時候，孫中山帶領全國的愛國青年掀起了這場革命。它使中國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由傳統的封建帝制轉換為較為先進的資產階級專政。雖然這次革命沒有成功，但它給中國帶來的影響是不可磨滅的。
關鍵詞：專政；民主；孫中山；成功；革命。
一、辛亥革命爆發的背景。
1894年初，孫中山先生放棄了醫學事業，面對中國的各種苦難，他毅然決然的投入到了革命事業中。這年，他擬寫了《上李鴻章書》，提出了改革的綱領：“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盡其流。”這年六月他在天津沒有得到李鴻章的借鑒，上書也沒有被采納。為此說：“憮然長嘆……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
1、民族矛盾加深。
1894年，發生了甲午中日戰爭，簽訂了《馬關條約》，中國的殖民化程度進一步加深。1900年，爆發了義和團運動俄國占領東三省，不久，日俄利益發生沖突，由日俄瓜分東三省。八國聯軍侵略中國后與清政府簽訂了《辛丑條約》，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列強進一步掠奪了中國的各項權益，加緊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侵略，妄圖從精神上統治中國人民，以達到他們的目的。
2、“新政”的失敗。
1901年一月，清政府頒布所謂“整頓政事”的上諭，為了適應國內改革力量的強烈要求。但是新政并沒有取得什么效果，一些民族資產階級心懷不滿，還有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已經感到無可忍受，對清政府不抱任何幻想。
3、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隨著民族資本主義企業數量的增多和規模的擴大，民族資產階級及與他相聯系的社會力量也有了明顯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為了沖破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桎梏，發展資本主義，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經濟利益的維護者。所以就形成了一批擁護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這個知識分子群的出現與戊戌維新運動及20世紀初清政府新學堂、派留學生的措施有關。
二、辛亥革命的經過發展。
從1895年至1911年間，興中會以及后來的同盟會先后發動了十次的起義，而其他革命組織自立軍、光復會等亦發動多次起義。這十多次的起義雖僅曇花一現，但卻在全中國種下了革命的種子。
1895年，爆發了第一次廣州起義，但是由于事機泄露，第一次廣州起義宣告失敗，孫中山及楊衢云則被清廷通緝。此后孫中山流亡海外宣傳革命籌集資費；1900年爆發了自立軍起義，失敗后多數領導者被殺頭；1900年孫中山領導了惠州起義，起義軍因糧絕彈盡而解散。孫中山被臺灣日本當局送離境，回到日本。在此后的十年中爆發了大大小小的革命無數次。1911年孫中山領導了第二次廣州起義(黃花崗起義)，起義隊伍與清軍展開激烈巷戰，但最終因力量不敵而失敗。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頒布了鐵路干線：“收歸國有，定為政策”上諭，掀起了波瀾壯闊的保路運動，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以四川最為嚴重，于是從湖南調兵過來鎮壓，造成湖南防守空虛，為武昌起義創造了條件。十月十日，駐軍武昌的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起義的第一槍。一月之內，有十三個省宣布脫離清政府的統治，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終于覆滅。十一月初十，孫中山以16票的絕對多數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成立。一月三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會議改組為臨時參議院，成為臨時政府的最高立法機關。1912年3月，臨時參議院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法典。
然而，由于革命黨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革命的果實終究被軍閥勢力所竊取。
三、辛亥革命的影響。
1、政治影響。
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比較完全的革命，它徹底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開辟了中國的歷史新紀元。雖然后來遭到北洋政府的壓制，出現了張勛復辟和袁世凱稱帝，他們不能顛覆人們心中的民主觀念。
2、經濟影響。
南京政府成立后，孫中山頒布了一系列獎勵工商業發展的規章制度，頒布了若干提倡和保護工商業的法令。制定了有利于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政策，提高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刺激了人們發展民族工商業工業的熱情，鼓勵人民興辦實業，從事農墾；獎勵華僑回國投資；要求各省成立實業公司，鼓勵民間成立實業團體。在革命政府的獎勵、推動下，一個興辦近代工業的熱潮在全國范圍內興起，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來臨。但是長期的分裂及戰亂，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建設造成很大的阻礙。
3、文化影響。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它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于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沖擊，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運動中一度出現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等民族虛無主義思想。文化權威的消失，。也造成這一代知識分子產生前所未有的焦慮感，因此出現了大量的新思想。
4、社會影響。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傳入了更多的西方物品，豐富了人民的業余生活。但是辛亥革命后的軍閥割據，大量戰亂及軍人政治才使傳統擁有知識和功名的士紳官僚力量漸衰，代之而起的是具軍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惡霸。辛亥革命對于十八世紀后的人口劇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壓迫和經濟侵略等問題，沒有從根本上改觀。
總結：總的來說，雖然辛亥革命到最后是失敗了，但它的作用是巨大的。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革先驅者所留下的不能泯滅的自強不息艱苦奮斗的精神值得我們所有人去學習。辛亥革命將會作為一顆明亮璀璨的明珠永遠的記錄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之中。
參考文獻：
1、陳晨：《孫中山軼事》，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2年，第242頁。
2、任知：《話說中國史5》，北京，燕山出版社，第136頁。
中國近代史考試論文范文（15篇）篇十
近代以來，世界上的帝國主義國家，幾乎都曾欺凌過中國；而近代中國的反侵略戰爭，從1840年反對英國侵略的戰爭直到抗日戰爭前，無不以中國失敗，被迫接受喪權辱國條約結束。其根本原因，正如毛澤東所說，“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正因為如此，為了使中國在世界上站起來，為了使中國人民過上幸福的，富裕的生活，就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聯合統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就必須改變中國經濟技術落后的面貌，實現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富裕。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面臨的這兩大歷史任務，就是這樣被歷史提出來的。
這兩大歷史任務的主題，內容與實現方式都不一樣，不能互相替代，但又息息相關，不能分割。前一個任務為后一個任務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后一個任務是前一個任務的最終目的與必然要求。
歷史表明，近代中國社會的兩大歷史任務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聯系的。從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這一任務看，要改變民族壓迫和人民剝削的狀況，必須從根本上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統治，解決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問題；從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這一任務來看，要改變近代中國緊急和文化落后的狀況，就要充分發展近代工業為主的社會生產力，解決生產力問題，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兩大歷史任務中，首先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因此，如何反對外國列強的侵略，擺脫封建專制統治，改變國家貧窮落后的面貌，解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問題，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這個歷史任務決定了近代中國革命既是反帝的民族革命，又是反封建的民族革命，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統一。近代中國曾有不少人希望通過改良的途徑挽救中國的危亡，提出新的方法和主張，但統統行不通不能從根本上給瀕臨危亡的中國指明正確的道路。太平天國起義的失敗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農民有偉大的革命潛力；但他自身不能擔負起領導反帝反封建斗爭取得勝利的重任。單純的農民戰爭不可能完成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洋務運動的失敗表明：因洋務運動具有封建性，對外國具有依賴性，洋務運動的福安里具有腐朽性，所以地主階級中的洋務派企圖在維持封建的上層建筑，經濟基礎的前提下，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以強求富，是一條走不通的道路，不能為中國擺脫貧弱找到出路。戊戌變法的失敗表明：民族資產階級不能擔負起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維新派本身有局限性，他們不敢否定封建主義，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并且懼怕群眾，這不但暴露了這個階級的軟弱性，同時也說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企圖通過統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爭取國家的獨立，民主，富強，必須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聯合統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此后，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進一步發展了起來。辛亥革命的失敗表明：從根本上說，因為在帝國主義時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本主義的建國方案是行不通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弱點，錯誤，根源于中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沒有能夠救中國，先進的中國人需要進行新的探索，為新中國謀求新的出路。
在工人階級政黨產生以前，中國國民黨及其前身在中國革命中起領導作用。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政府，但革命黨人并未掌握政權，而是袁世凱掌握了政權。袁世凱死后，中國進入了軍閥割據的時代，國民黨與各地軍閥展開了混戰的局面。之后在抗日戰爭時期，有國民黨地方軍投降日本當偽軍，解放戰爭時期為了保存實力而“出工不出力”以及后期的紛紛投誠，顯示了國民黨政權先天不足；并且不顧民生，民有群眾基礎；專制獨裁進而挑起內戰；領導無方，貪污腐敗等，都說明了不能選擇國民黨為執政黨。
日戰爭勝利后，民主黨派提出了中間路線，它們所提倡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它們所主張的，實質上是舊民主主義的道路。而中國在戰后所面臨的是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尖銳斗爭。客觀形勢決定了人們沒有走中間路線的余地。持有中間想法的人們一接觸到實際斗爭，尤其是內戰重起，就是它們只能在靠近共產黨或靠近國民黨中選擇道路，而不能有其他的道路。所以第三條道路實行資產階級共和國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1945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這次戰爭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戰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促成，維護抗日戰爭統一戰線成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組織者和鼓舞者中國共產黨人以自己最富于獻身精神的愛國主義，不怕流血犧牲的模范行為，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奪取抗戰勝利的民族先鋒。中國人民通過抗日戰爭的實踐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各族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堅強核心。正是在抗日戰爭勝利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取得了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之后，中國廣大人民希望實現和平，民主，為建設新中國而奮斗。中國共產黨也希望通過和平的途徑對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向新中國邁進。而國民黨棄人民的利益于不顧，1946年6月，發動了內戰。中國共產黨積極迎戰，以自衛戰爭粉碎國民黨的軍事進攻，從根本上粉碎國民黨統治集團。在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宣告延續了22年之久的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覆滅。隨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和中國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贏得了基本勝利。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政黨，不僅代表著中國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著整個中國華民族和全國人民的利益。中國共產黨能夠制定出適合中國情況的，符合中國人民利益的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為中國人民的斗爭指明正確的方向。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過程中始終英勇的站在斗爭的最前線，并能夠依靠群眾，贏得了廣大人民的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革命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鍛造出了有效的克敵制勝的武器，主要有三點：第一，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第二，堅持革命的武裝斗爭；第三，加強共產黨自身的建設。人民民主專政中國的建設，標志著近代以來中國面臨的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這個歷史人物的基本完成，這就為中國集中力量進行建設，以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創造了前提，開辟了道路。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為實現國家從財政經濟的根本好轉，為建設新中國而奮斗。新中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重抓了四個方面的工作：第一，完成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第二，領導國民經濟恢復工作；第三，鞏固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第四，加強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中國共產黨努力進行著上述工作并取得了顯著成就，有力的證明，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是能夠經受住執政的考驗的。
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艱苦奮斗，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第一，從爭取經濟獨立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第二，從贏得政治獨立到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第三，從發展新民主主義文化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第四，從打破封鎖到全方位對外開放；第五，從“小米加步槍”到逐步實現國防現代化。說明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國從開始建設社會主義以來，盡管經歷過嚴重的曲折，從總體上說，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基本建立，比如國民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從根本上解決了工業中“從無到有”的問題；二，人民生活水品的提高與文化，醫療，科技事業的發展，比如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質和健康水品，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三，國際地位的提高與國際環境的改善；四，探索中形成的建設社會主義的若干重要原則。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一，國民經濟保持。
中國近代史考試論文范文（15篇）篇十一
新鄉地處河南北部，歷史悠久，自然條件優越，在歷史上是傳統的北方內陸城鎮。晚清時期，新鄉與沿海城鎮相比受到西方文化沖擊較小，社會形態未發生明顯變化。但到了20世紀初，隨著京漢、道清兩條鐵路交會于新鄉，使新鄉城市發展進入新的歷史時期。新鄉的歷史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深深影響到新鄉近代建筑的發展，因而對于新鄉近代建筑的研究有助于探究新鄉近代城市發展和近代建筑史。有鑒于此，筆者結合相關材料，對新鄉近代建筑發展過程進行分期研究，總結各發展階段的特點，探究其發展規律。
近代新鄉建筑發展的萌芽期。
（1840年至1900年）。
由于地理和歷史的原因，在1840年至20世紀初，新鄉的當地建筑仍以傳統明清建筑為主，建筑材料以傳統的土、木、磚、石為主，延續著以木構架為主的結構體系。但隨著西方宗教的日漸傳入，新鄉出現了一批教堂建筑，其建筑形式多為西式和中西結合式，這也是新鄉最早的新式建筑。這些新建筑對新鄉建筑面貌的改變并不明顯，當時建筑仍以傳統民居為主。
這一時期新鄉最具代表性傳統的民居應為位于今原陽勝利路的夏家民居，宅主是當時陽武縣（今屬原陽縣）最大財主夏家。夏家民居至今僅主院保存完整，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主院是北方民居傳統的四合院建筑，有三進院落，房屋74間，皆為硬山頂灰瓦建筑。院落規劃整齊，坐西面東，屋頂上有五脊六獸，古樸典雅，渾厚莊重，夏家民居是典型的對稱式布局。除夏家民居外，新鄉現存的清末民居還有位于鳳泉區前郭柳村的宋家民居，位于紅旗區北關一帶的付家大院、游家大院，以上各處民居皆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始建于1882年的衛輝南門里天主堂是新鄉最早的教堂，意大利神父白玉華于1897年進行擴建。該教堂規模宏大，房屋百余間，為中西結合式建筑。該教堂主殿由兩部分組成，一是中國廡殿頂式的殿身實體，二是仿古羅馬柱廊的殿身虛部，這是西方建筑樣式第一次出現在新鄉。這一時期新鄉還有建于1884年的新鄉縣牧野鄉天主教堂，1901年建成的原陽縣天主教堂和1902年建成的獲嘉縣中和鎮天主教堂，這些建筑均為中國廡殿頂與古羅馬柱廊的結合。雖然這些建筑數量少，但對周圍建筑影響較大，模仿者日漸增多。
近代新鄉建筑的繁榮期。
（1900年至1937年）。
20世紀初，隨著京漢、道清兩條鐵路通車，新鄉成為兩條鐵路的交會點。交通的便捷拉近了新鄉與天津、漢口、武昌等城市的距離，人員和物資的快速流動極大促進了新鄉近代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和新文化的傳播。同時，這一時期外國資本大量進入河南，大量外國企業直接在河南投資設廠，進行工礦業生產。在以上因素的推動下，新鄉興建了大量新式建筑，近代建筑類型、技術、材料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中西建筑風格不斷得到融合、混存，城市面貌得到很大改變，當地出現了近代建筑的繁榮景象。
一、住宅建筑。
這時新鄉的住宅大多是傳統形式的延續，依舊保持四合院的樣式，但有些住宅采用了新的建筑工藝。在傳統住宅中也分化出新式的住宅，這些住宅不僅使用了新材料、新技術，而且在建筑形式及功能上有了明顯改變。
徐世昌公館是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傳統住宅，現位于輝縣牌坊街，創建于民國初年，為徐世昌在輝縣活動期間（1909-1911年）的辦公場所，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公館“原有建筑占地十余畝，左中右三穿三進，九院相連，皆為四合院，主院穿廳……青堂瓦舍，朱門丹窗，方磚鋪地，回廊相連。”（《輝縣文史資料》第9輯）。
新鄉北關勞動路上的李家大院是新鄉市區規模較大的中西結合式住宅，為民國時期新鄉商人李裕達及其三個兒子的私宅，現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此建筑群既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如墀頭、梁枋、雀替、如意頭、蓮花束腰柱礎等飾物，又摻雜較多的西方建筑設計手法，如精美線角、雕花、門旁扶壁假柱上的渦卷等。”（《河南近代建筑史》，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5年，282頁）該建筑使用油氈瀝青豆粒砂屋面，為新鄉地區最早使用新型防水屋面材料的住宅。
衛輝城內健康路麗湖花園內的王家大樓，建于民國初年，為近代民族實業家王錫彤私宅。大樓為磚木結構，青磚墻基，具有明顯的西式建筑風格，是新鄉近代住宅建筑的代表作，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王家大樓整體為正方形，前面有半月形涼臺，四周有雙柱走廊。穿過涼臺是寬敞的會客廳，客廳東西各有一室相對。繞過影壁有南北走廊，南北走廊和東西走廊成“t”字形，所有房間在“t”字形走廊兩邊，室室相對，20余間，上下兩層基本相仿，上下樓梯均在后部。該建筑樣式精巧，美觀大方，是獨具一格的近代優秀建筑。
二、工業建筑。
新鄉的近代工業自20世紀初起步以來，逐漸興建了一批紡織、面粉、冶鐵等工業企業，這些企業的廠房多為單層磚木結構，內部空間寬敞，車間有適宜的生產環境。同時，新鄉也出現了多層的廠房和數十米高的煙囪。工業建筑的發展充分說明建筑的發展適應了新的工業生產技術發展的要求。
這期間新鄉興建的大型工業企業，主要有通豐面粉公司和宏豫冶鐵公司。通豐面粉公司位于新鄉衛河北岸，西臨京漢鐵路，主要建筑為一棟五層磚木結構制粉樓，磚墻承重，木梁木樓板。木梁板在震動較大的面粉車間可有效地吸收一部分動荷載。宏豫冶鐵公司建于1923年，位于新鄉市衛河北岸黃崗，東臨京漢鐵路，是新鄉最早且規模最大的一家私人冶鐵企業。該工廠建筑布局、房屋結構、造型都依照工業生產所需而設計，其標志性建筑為一座30米高的煙囪，外形修長，粗細得體。宏豫冶鐵公司的煙囪與通豐面粉公司的五層制粉樓相互呼應，構成當時新鄉衛河北岸的一大景觀。
三、公共建筑。
伴隨著新鄉近代化城鎮的發展，醫院、文化場所、學校、車站、辦公樓等新式公共場所開始出現，展示出近代社會變革中的新鄉面貌。始建于1903年的博濟惠民醫院，舊址位于衛輝市新鄉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院內，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該建筑為西式風格，后于1920年完成擴建，為磚、木、鋼筋混凝土結構。主樓為四層內廊式雙面病房樓，中廳設樓梯，兩側對稱布置，并設有暖氣和隔火墻。該建筑集中體現了中西合璧的風格，西洋古典建筑的磚石結構再加上傳統樣式的屋頂，是中國建筑從傳統建筑到現代建筑過渡的一個典范。同時，這一時期新鄉還有同善醫院和國光醫院，這些醫院布局合理，造型簡潔，為近代醫療衛生建筑的代表。?新鄉文化建筑出現較晚，直到1927年馮玉祥主豫，文化建筑才有一定發展。1927年以后，新鄉新建的文化建筑主要有惠祥戲院、中山圖書館、新聲戲院、河朔圖書館等，而1934年建的河朔圖書館當屬這一時期代表性的文化建筑。河朔圖書館位于新鄉市衛濱區一橫街北頭的衛河公園內，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34年，一期工程即三層宮殿式辦公及閱覽大樓動工，1935年8月竣工并投入使用。河朔圖書館為近代著名建筑大師楊廷寶設計，是一座“工”字形宮殿式三層磚鋼筋混凝土建筑，為新民族形式建筑，具有中國民族特色與西方科學技術相結合的特點。主樓外觀為民族建筑風格，里邊是西式設施，光線充足，館內有新聞雜志社、文物陳列室、演講室等，可容納300余人在此閱覽。
自20世紀20年代，新鄉的近代教育有了快速發展，一大批近代教育建筑發展起來。1913年建造的衛輝中學堂教學樓，是新鄉地區現存最早的教學樓。該教學樓為二層磚木結構，“采用了上下拱券外廊、突出的女兒墻、推拉式玻璃大窗、附墻壁柱等近代建筑處理手法，使用玻璃、紅機瓦等新建筑材料”（同上，121頁）。1930年建成的私立靜泉中學（今新鄉市第三中學），位于新鄉市姜莊街今市衛生學校院內，該學校續建的“廿一”教學樓為磚木結構三層雙面樓房，門廳地坪使用了水磨石。建于1933年的獲嘉縣中和鎮天主教堂學校，為兩層磚木結構樓房，“教學樓門窗過梁、基礎圈梁和雨篷，均使用了鋼筋混凝土材料，其中全懸挑鋼筋混凝土雨篷建筑，在新鄉是第一次出現。此外，還采用了單斜梁兩側雙懸挑踏腳板式的木樓梯，亦屬本地少見”（同上，121頁）。
道清鐵路新鄉車站于1904年建成，后為方便旅客，于1910年新建車站票房一座。該票房位于新鄉車站北端，今建國路西側，為英國人設計。站房9間，坐東向西，設廁所、月臺、風雨棚，仿西歐票房樣式。票房由四個功能區構成，功能區內部開門，相互通達。四個區中北區辦公、調度，南區售票、后勤，中間兩區候車。
建于1933年的新鄉第四督察專員公署辦公樓，位于今新鄉市東大街路北，該建筑為新鄉行政管理機構和最高行政長官的辦公場所。辦公樓坐北朝南，為二層磚石結構房屋。主樓為東西走向，東西兩端有南北走向的端樓，因而整個辦公樓為中軸對稱的“h”形。主樓正面立紅漆柱四根，鼓石柱礎。樓內為雙面內走廊，樓上樓下平面布置相同，每間房設兩個平開玻璃窗。整座建筑布置緊湊，造型樸實清新，堪稱佳作。
四、市政建筑。
由于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在鐵路沿線城市集中，新鄉原有的城區已不能滿足日益發展的需要，城市規模不斷擴大，開始突破城墻的制約，向人流、物流比較方便的火車站附近發展，形成新的城區。新鄉新城區的建筑多數放棄了傳統設計和規劃，多采用西式或中西結合的建筑樣式，使用更為先進的技術和材料，其功能也更為多樣。
在鐵路沒有通車前，新鄉的商業街區位于臨近衛河的北門一帶。隨著鐵路的通車，這一情況發生了改變，老城北門外沿衛河商業區開始向舊城西部方向的火車站發展。于是在1915年前后，在新舊商業區中間開辟了一條通道，從北門外沿河街，經石榴園、姜莊街、新華街至火車站。這個區域逐漸被民宅和商鋪填滿，形成了以中山大街（今新華街）為主的新城區。人口增加、店鋪林立，商店多為高門臉和門窗洞口加線飾等西式建筑風格，采用水泥飾面和玻璃櫥窗等新材料。民國10年（1921年），由火車站至水閣門，修西站馬路。民國20年（1931年）后在火車站東、衛河南岸建中山大街、保安街、斜街、疏河街、姜莊前后街、菜市街等街道。這些街道條塊結合，構成衛河南岸街區。同時，在1933年成立城關馬路工程委員會，專門整修道路，又將新城區西站馬路、中山大街、姜莊街、石榴園、民族路等馬路修筑成碎石碎磚路面，還為中山大街、民族路、建國路等馬路安裝了路燈。通豐面粉公司于1919年在衛河上修建了一座橋，取名為“通豐橋”，此橋原為簡易木橋。1933年國民黨華北辦事處將此橋改建為鋼筋混凝土橋，改名為華北紀念橋，為新鄉第一座鋼筋混凝土橋。橋長35米，寬6.6米，石墩、水泥梁，內襯道軌為筋，棱形紅石鋪面，8根1.5米高鑄鐵桿橋燈，為新鄉市第一座現代化橋梁，方便了衛河南北交通。在今姜莊街與勝利路交叉口處，民國年間還有一座下方上圓最上為尖頂并鑲有機械鐘表的裝飾建筑，當地人稱之為“鐘樓”，用以報時之用。華北紀念橋、鐘樓與同一時期建造的河朔圖書館、第四督察專員公署辦公樓，被新鄉百姓稱為新鄉20世紀30年代的“四大建筑”。新式市政建筑的大規模修建，使城市面貌也相應發生變化，馬路寬闊，洋樓林立，門窗也均刷油漆。
五、園林建筑。
隨著城鎮人口的增加，城市內園林建筑也有所發展，這一時期新鄉出現兩座公園，分別為1924年修建的暴張公園和1927年修建的道清公園。暴張公園是為了紀念暴質夫、張宗周而建，兩人為民國初年豫北的革命者。暴張公園位于新鄉姜莊街，園內設有暴張紀念堂、衣冠冢、八角亭等。暴張紀念堂建在公園迎門處，是公園重要建筑，現位于新鄉市衛濱區武警支隊院內，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紀念堂坐北向南，“單檐歇山頂，正脊、垂脊、截脊用灰瓦砌成，四面建回廊。四壁用青磚砌墻，檐柱抱在墻內”。暴張紀念堂建筑式樣別致，與之類似的近現代紀念性建筑并不多見。1927年修建的道清公園位于火車站東邊的建國路，為愛國將領吉鴻昌所建。道清公園雖規模不大，但環境優美，具有現代城市公園的雛形。入門處為直形長廊，左右種植翠柏，長廊左右，還各有一圓形花壇，有小徑將其分作十二尖角形，構成了國民黨黨徽圖案。
近代新鄉建筑發展的停滯期。
（1938年至1949年）。
盧溝橋事變后，日軍迅速由京津地區南下，新鄉于1938年2月淪陷。日偽政權在新鄉7年多的殖民統治，致使新鄉原有的生產關系被打破，百業凋零，經濟衰敗，社會倒退。
日軍占領新鄉后，大力修建軍事工程和為其服務的設施，“日本帝國主義在新鄉修建飛機場、軍政機關及為其服務的金融、商業、郵電、娛樂設施，共建項目58個，建筑面積61799平方米，其中軍政設施建筑面積達80%以上”（《新鄉市建筑工程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38頁）。這一時期代表性的建筑為位于新鄉市人民路上的日本領事館，該建筑平面為長方形，二層混合結構，木質地板，紅磚墻，大灰紅瓦，四坡式屋頂。該建筑最大的特點是在房屋的基石上有21個通氣孔，通氣孔直通屋頂四個方形通氣孔，通風防潮。領事館北是領事住處，為日式建筑，開關式門窗，內門和壁柜皆為推拉門，木地板上鋪有榻榻米，全部木隔扇，布設講究。領事住宅路東為三棟日式平房住宅，造型相同。除此以外，在新鄉市衛濱區的金家營和八里營現存十座飛機掩體工事，該建筑為拱形，為水泥混凝土結構，異常堅固，很像倒扣地上的大鍋，當地老百姓稱之為“飛機窩”。這些飛機窩為侵華日軍所建，現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日偽政權在1943年開始修建引黃濟衛工程，計劃將黃河水引入衛河。至日本投降時，只將50余公里的總干渠挖掘完成。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將該工程加以改造，命名為人民勝利渠。
同時，日偽政權重視新鄉的城市建設，曾將新鄉列為華北八大城市之一加以規劃。“本市于事變后躋于重要地位，人口劇增，擬使成為軍事上要點及商工業都市，而策其發達。并應作為政治交通文化經濟之地方中心都市，加以計劃。”（《北京檔案史料》1999年第4期）因此，日偽政權編制《新鄉都市規劃大綱》，進行為侵略戰爭服務的城市建設。新鄉規模擬為20平方公里，以京漢鐵路東側為主，從新鄉車站往東四五公里，往南三四公里，往北約二公里，包括車站西側一部分。本區范圍東起土馬路西至鐵路線，南至城南莊，北至中興街，為一正方形新區。并以孟姜女河為分界線，南面為行政區、住宅區，北面為街市混合區，衛河北岸為工業區。同時，新開6條道路框架，即安城街（今自由路）、中央大道（今解放路）、土馬路（今勝利路）、安民街（今平原路）、道尹街（今人民路）、中興街（今宏力大道）。這一時期，新鄉完善、新修大小街巷45條，道路長度11.47公里，面積9.27萬平方米。日偽政權按照這個規劃大綱對新鄉經營多年，對新鄉城市建設與規劃布局產生較大影響。
1945年秋至新鄉解放，興建的較大工程只有1945年秋國民黨新鄉縣政府為迎接蔣介石路過新鄉暫住而建的中正堂。該建筑坐北向南，平面呈長方形，北端設講臺，南端正門有臺階，門廳為三柱拱券，縱墻兩側設休息走廊，間間有高大的磚粉砂漿紅廊柱，兩端間有傳統的倒柱連龍，墻面使用水泥摔毛、拉毛工藝。
結?語。
新鄉近代建筑的發展歷程，充分體現出近代新鄉的社會變遷，是由當時的經濟與社會條件所決定的，是科學技術、思想文化與社會歷史發展結合的產物。新鄉近代建筑總的來說是把西方建筑風格同中國傳統建筑風格相結合，產生符合現實需要的新建筑。同時，新鄉近代建筑局限性很大，在有些建筑類型、技術、材料方面相對單一，高質量建筑少，這表明新鄉近代建筑的發展并不充分。
中國近代史考試論文范文（15篇）篇十二
《百年中國》觀后感重溫百年歷史，中國經歷了從屈辱到自豪、從貧弱到富裕、從封閉到開放、從專制到民主、從分裂到統一，心情也從沉重到舒緩然后一種自豪感油然而起。在過去的一百年中，中國經歷了被外國列強入侵分割領土，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神州大地哀鴻遍野，人民背井離鄉、流離失所，經濟一片蕭條；兩次世界大戰更是給中國承受了巨大的災難。新中國成立后，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積極探索，走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從此，中國發生了翻天腹地的變化，香港、澳門回歸、北京申奧成功、“神五”成功升天、世博會將在中國舉行、中國的一舉一動都在牽動世界的神經，我們可以自豪的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為我的祖國而驕傲。
時間的灰燼鋪平不了列強鐵蹄碾過的道道劃痕，漫天的黃沙掩蓋不了那硝煙彌漫慘不忍睹的幕幕史實，湍急的碧波蕩滌不了拋灑在歷史長河中的沽沽熱血。
風云世紀，百年中國，穿梭于深遠悠長的歷史隧道，聽著那風起云涌年代的咆哮，撕開那血腥淋淋的層層面紗，幾陣悲痛夾著幾許哀愁；看著黑暗里一雙雙尋找光明的眼睛，感受著那彎曲背影里隱藏的無可奈何，聽著那戰爭年代下一曲曲的國民悲歌，幾番警醒混著幾絲悲涼......一百年前的中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黑暗時刻，寫下了史上最為恥辱的篇章。慈禧太后，中國垂簾聽政的第一人，是她讓清政府一步步邁向了落魄，走向了滅亡。在她之水深火熱的廣大人民于不顧并且還毫不猶豫的答應履行各國列強一系列的割地賠款政策，還能欣然說出“量吾國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時，她可曾想過她會成為歷史批判的罪人，她的名字不是流傳千古而是遺臭萬年？就因為她，美利堅軍隊可以明目張膽越俎代庖地在氣勢雄偉的紫禁城里練兵，德國騎士可以在中國的黃土地上搞騎射比賽，并且用的是中國的毛驢，各國公使可以很舒適度地坐在金光閃閃的皇宮大殿的龍椅上拍照.....如此昏庸無能的政府，如此痛人心弦的慘狀，卻又如此真實地把清政府的罪行揭露得淋漓盡致。
然而，就在這百無聊奈之際，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出了很多新生力量，康有為，梁啟超等一批批立志于解放事業的有志之士站在了槍淋雨弾的最前線，義和團運動，太平天國運動等廣大農民運動也紛紛發動起義戰爭，雖然，他們最終也沒能力挽狂瀾，但他們的錚錚鐵骨，鐵血丹心會永遠在歷史的豐碑上閃耀。
天空的陰霾給華美星空罩上了一層亙古不變的歷史的憂傷，眼淚下的海也流淌著昨天傷痛的回憶，歷經了歷史的考驗，迎接過風雨的洗禮，中華民族如今驕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傳承它的文話，展現它的風采，用無數歡顏的淚水與閃光的智慧震撼著夢想的舞臺。
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形成的蘑菇云向上升騰，實現了科技夢；“神七”的圓滿發射，實現了飛天夢；08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實現了百年期許的奧運夢......還有更多輝煌的瞬間等著我們去創造，更多美妙的旋律等著我們去譜寫。
作為團旗下一群年輕人，有著生命閃電的傲慢，有著烈火青春的激情，更應該在這世紀風云的變革中體味正義凜然的民族大義，在這百年中國的滄桑中尋求人生價值的足跡。
天已明，銘記那一段段令人心酸的屈辱史，讓它成為成長路上的風向標；夢未央，走出那段滋味沉雜的時光，開辟出星光璀璨的新華章，走出人生的一片艷陽。
中國近代史考試論文范文（15篇）篇十三
摘要：隨著五四運動的到來，婦女解放運動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新的指導思想的確定，廣大婦女的積極參與及國際社會的影響，促得五四時期在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史上的重要價值和轉折意義。從此，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與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緊密結合起來，中國婦女成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
關鍵詞：五四運動婦女解放馬克思主義。
(一)經濟基礎。
(二)思想的啟蒙與傳播。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統治。使得民主觀念深入人心，在革命形勢的推動下，新文化運動在思想領域重新又一次掀起了反封建的浪潮，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猛烈抨擊“三綱五常”的封建禮教，大力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號召人們勇敢掙脫封建枷鎖獲得自由解放，這些都對深受壓迫、歧視和剝削的婦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新文化運動傳播了民主主義思想，沖擊了舊中國傳統封建主義，對廣大婦女的思想產生了顛覆傳統腐朽的作用。這樣就解決了五四運動時期婦女解放運動的思想基礎。
(三)國際社會的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發展很快。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山東問題的交涉失敗直接導致了國內五四運動的爆發，廣大女青年和男青年一起罷課，進行集會抗議，號召女工展開罷工運動，共同將五四運動推向高潮，在運動中表現出來了極大的愛國熱情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從而進一步推動了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
俄國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為中國婦女的思想解放以及中國婦女解放運動提供了理論基礎。在五四運動之前，婦女運動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和“進化論”學說，以及自由、平等理念。在五四運動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婦女解放思想成為了婦女解放思想的主流，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指明了方向。
(一)突破資產階級女權主義的舊框架，用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思想作為思想武器。
俄國十月革命之后，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從激進民主主義者隊伍中分化出來，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闡述婦女問題，逐漸成為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
李大釗于1919年2月發表了《戰后之婦人問題》一文，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指出西方資產階級的女權運動與無產階級運動婦女解放的區別，并斷言“婦女問題徹底解決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婦人全體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專斷的制度;一方面還要合全世界無產階級婦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產階級專斷的社會制度。”
在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傳入中國的過程中，《新青年》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1919年至1921年《新青年》登載的介紹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及蘇維埃俄國婦女狀況的文章近20篇，其馬克思主義婦女觀主要觀點有：第一，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物質決定意識的原理，說明男尊女卑觀念的深層根源在于婦女經濟的不獨立，因為封建社會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婦女的活動也僅限于個體家庭的小圈子，追求婦女解放必須改變這種社會發展模式。第二，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研究婦女問題，指出實現婦女解放的最終途徑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第三，重視革命自覺能動性的作用，強調婦女解放最終要靠婦女自身的覺醒和參與。
這些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思想為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指明了方向，即通過階級斗爭改變社會制度，實現社會主義，以求得婦女問題的根本解決與婦女的徹底解放。
(二)突破英雄史觀的束縛，勞動婦女成為婦女運動的主體。
辛亥革命時期開創了近代婦女運動之先河。孫中山先生曾經指出：“其入同盟會奔走國事，不折不回者，已與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從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會，不辭艱險,或慷慨助餉，鼓吹輿論，振起國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但是，這次的婦女解放運動僅限于上層資產階級的婦女當中，有少數的知識婦女參加，占婦女80%以上的勞動婦女沒有被動員起來。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運動也沒找到真正的解放道路。
五四時期的婦女運動已經逐步發展成為以勞動婦女為主力的婦女運動，實現了知識婦女與勞動婦女的結合。中國共產黨早期杰出的婦女領袖向警予，在領導中國婦女進行解放斗爭的道路中，形成了較為系統的婦女解放思想。他認為，勞動婦女最有團結心，最能戰斗。“因大工業的發展把她們成千整萬的聚在一起，使她們天然的易于組織和戰斗，從而她們的覺悟與實力也就超出了其他婦女團體之上了”，她們一起來，“一聲搖班，動輒數百人數千人乃至數萬人不等”，用罷工的手段，爭自由、爭本身的利益，“這支勇敢奮斗有組織而能戰斗的新興婦女勞動軍，不獨是婦女解放的先鋒，而且是反抗外國掠奪者的國民革命之前衛!”由于勞動婦女的這種特殊地位和特殊素質，“我們要完成婦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眾，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與魄力的群眾。這種群眾，方是我們婦女運動真正的基礎”
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解放運動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由于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和軟弱性，伴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婦女運動也隨之失敗。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準備，雖然在五四運動時期馬克思主義婦女運動的理論不夠成熟，但是它畢竟為之后的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在婦女運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以五四運動時期的婦女解放運動為起點，從此，中國婦女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上了徹底解放的光明之路。
(四)婦女運動與政治革命相結合。
康、梁也把婦女問題與社會問題相結合，但沒有觸動封建統治基礎。孫中山盡管把女權運動看成是民權的一部分，但是在資產階級所允許的范圍內，那是虛偽的，不能實現的。只有徹底變革社會制度，婦女才能真正解放，從而從根本上找到婦女解放的道路。
向警予明確提出，婦女解放的根本途徑是實行政治革命。并且號召，熱心婦女運動的婦女，在革命運動中，一面要代表全國人民的要求，提出救國救民的主張，一面代表全體的婦女，提出男女平權的主張。這樣，顯示婦女的能力，使婦女成為每次國民運動中間的勁旅。廣大婦女在民族危難之際，挺身而出奔走呼號，推動了社會革命運動的發展，而社會革命運動又促進婦女運動取得了成功，并進一步將其推向高潮。
(一)婦女運動主要由男性領導，婦女對男性中心社會的反應比較溫和。
五四運動對封建禮教進行深入批判，但是婦女解放運動主要由男性啟蒙和領導，這就造成了對男性為代表的父權制深入批判的缺失，不僅不把男性作為批判對象，反而以男性為榜樣，這就造成“以男性為準則的婦女解放沒有從深層去挑戰男尊女卑的文化觀念的價值標準，其結果是，女性走進了男性的世界，卻未能改變這個男性世界的社會性別等級及其價值觀，社會資源和權利也依然由男性掌控，知識生產領域更是極少能包容女性的生活和經驗”
中國的傳統性別始終處于一種基于“男尊女卑”下的和諧狀態，中國“有輕視婦女的歷史，但是沒有仇視和詆毀女性的運動，因此，婦女對男性中心社會的反應一直是比較溫和的”。
(二)婦女自身的覺醒和參與不夠，女性地位仍然有待爭取。
五四時期的女子教育仍舊集中在中上層家庭的女子，廣大勞動婦女仍沒有受教育的權利，經學校培養出來的新型知識女性仍占少數。北伐后，雖然在法律上承認男女平等，男女權利義務差不多一樣，但實際上，人們的舊觀念仍然根深蒂固。女性就業機會比男人少，就業范圍小，也不能同工同酬，女性在某一方面有成就經常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甚至用支離破碎的婚姻來換取一己的事業。
首先，五四運動時期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婦女的解放思想，并在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中表現出了巨大的生命力。
其次，五四運動使婦女解放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聯系起來，促成了中國近代婦女解放運動政治方向的轉型。
再次，五四以后，中國婦女解放運動有了自己堅強的領導者。
由此看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經歷了漫長的摸索過程，到五四時期才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從此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緊密結合，開創了新的紀元。
中國近代史考試論文范文（15篇）篇十四
我們生活在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的偉大的國家——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曾經創造過令世界人民驚嘆的燦爛的古代文明。例如，瑰麗璀璨的《詩經》、敦煌的莫高窟、楚辭、《論語》、四大發明??中國作為古代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是世界上少有的歷史文化從未間斷，一直延續至今的國家。
然而，中國在近代中的表現卻叫人大失所望，被西方列強在家門口打得一敗涂地，遠遠的落后于西方的國家。那么導致近代中國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什么？很多的歷史學者也對此進行過深刻剖析，原因也是錯綜復雜。歷史的發展本來就不是由單一因素組成的，近代中國的落伍也不是某一個時代落后的結果，而是由各種因素、各個時代的積累而造成的。因此在本文中，我將從地理位置、政治制度、外交、科技、經濟、文化教育、民族性格七個方面淺析近代中國落伍的原因。
一．地理位置。
我們的國家處在陸地最多的亞洲大陸上，土地廣闊、地形復雜、東臨大海。有競爭才會有進步，但近代以前，中國作為亞洲大陸上的超級大國，在我們的周圍，沒有一個實力很強的國家與我們抗衡，可謂四夷臣服、一國稱雄。四面八方的蠻夷小國都要向我們進貢，這樣就造成了當時中國的統治者，往往在心中存在一種妄自尊大、驕傲自滿、不思進取的心理，這種心理一直到清朝時仍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如果說在清朝以前，我們還有可以炫耀的資本的話，那么在清朝就純粹是自吹自噓了。
我們在強盛的時候，別的國家還沒有成長起來，正是我們國家的這種“早熟”，從而造成了一枝獨秀，而沒有形成百國爭鳴。假如在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時代就遇上工業化時代的西方列強，我們的國家可能也就不會出現近代之衰了。
二．政治方面。
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的基本特征就是實行高度中央集權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這種制度壓制商業經濟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封建統治階級從皇帝、貴族、官僚到一般地主擁有最大部分土地，而農民則很少或者沒有，并且還要交高額的地租，這樣就激化了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更何況封建專制走向末期的時候，政治上日益黑暗腐朽，社會動蕩，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的生活也是苦不堪言，使得被封建統治階級壓制的廣大人民不得不奮起反抗。
并且這種制度的統治者繼承制度是“家天下”，通俗說就是“老子當完兒子當，兒子當完孫子當”。這樣統治者的個人素質就很難保證。因此，我們看到每一個朝代都是開國初期的幾位皇帝還可以，后來就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幾歲的孩子就登基做皇帝。而且家人之間為了爭奪王位勾心斗角，兄弟反目成仇。這種一人獨裁的制度，會使很多重大的決定受個人的影響，三個臭皮匠還頂個諸葛亮呢！皇帝他一人決定的事，怎么能比得上大家商量出來決定的呢。
相比今天的人民民主專制，我們就可以看出個人獨裁的各種弊病。也許我們如今的社會制度有令人不滿意的地方，但再完美的專制也無非是專制，再有缺陷的民主也畢竟是民主啊。
三．外交方面。
這一個原因歷來被很多學者重視，的確這是導致近代中國落伍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從秦始皇建立帝國到明清這一段時期，我國在對外政策中便以一種大國心態自居，我們知道兩國交往最重要的是平等。然而那時期的中國外交，多是不平等的。我們以天朝上國自居，命令國力弱小的國家來朝拜進貢，這樣本身就破壞了外交的原則。
無論是西漢的張騫出使西域，抑或是明代的鄭和七下西洋，我們都沒有在一個平等的平臺上跟別的國家進行溝通，這樣就進一步加重了我們天朝上國的心理，造成了明清時期的閉關鎖國。
明朝由于倭寇的侵擾而開始實行禁海政策，使中國未能開拓海外市場，完成資本原始積累，抑制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清朝更是閉關鎖國，固步自封。這種閉關政策更加導致統治者妄自尊大，自以為地大物博，割斷了與世界的文化交流，本來已經落伍的中國封建社會更加落后于世界。于是造成了清朝被英國人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之后，還不知道英國在哪里！
四．科技方面。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這一方面我們明顯比不上西方，就是在今天我們中國仍然沒有一個人獲得諾貝爾獎，科技方面也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
這種科技落后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當時的社會政策決定的。有需求才會有生產，當時的政策不鼓勵人民創新，獨尊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主張“溫故而知新”），實行一種愚民政策，造成人民的思想僵化，只知學習古代的傳統文化，一心考取功名進入仕途。
并且西方向明清政府傳播科技知識時，中國的官員卻驕傲自滿的說那是蠻夷小技，沒有抓住機會，最終造成了中國在科技方面遠遠落后與西方，在今天仍然緩不過氣來。
五．經濟方面。
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大國，以個體家庭為單位并與家庭手工業牢固結合的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生產結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這種小農經濟束縛和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對新的生產方式具有較強的排斥力和抵抗力。并且中國自古有“士農工商”“為富不仁”的觀念，人們不到迫不得已的時候不去經商，封建政府也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用一句話概括來說就是“傳統的農業經濟占據主要地位，商品經濟的發展艱難前行，資本主義基本被扼殺”。
中國的這種社會結構和經濟制度，決定了中國不會出現資本主義，這是一種必然。四。
世同堂的家族制，把家產都瓜分盡了；嚴重的剝削制度刮干了人民的錢財。“由于朝廷上下，官員貪婪腐敗，常常中央政府一兩銀子的財政收入，經層層盤剝之后，到了百姓頭上就變成了三兩的賦稅。”[1]這樣就造成了一些小資產主，剛剛積攢起來一些財產，便被刮走了。雪球形不成，怎么能越滾越大呢？農耕國家光抽稅、攤派、敲詐和索賄，就能把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原始積累榨干，資本主義在中國巨大的農耕大樹下沒有養分，沒有陽光，最后只能長成萌芽，永遠是萌芽。
六．文化教育方面。
這一方面的原因，不是某一個朝代造成的，而是經過幾千年的積累才形成的，最主要的就是儒家文化和科舉制度。
在儒家文化中，有一種“忠君”思想，封建統治者便利用這一點來愚弄人民，進行思想控制以維護其統治。并且，儒家主張以農為本、與民休息、輕徭薄賦；并主張施仁政，以馴化軟化國民性格，來換取國家和社會安定，為帝王所用；以典章制度治國安民，求得和平發展，提倡人民安貧樂道，這使得中國人大都對財富的心態沒有西方那樣強烈，以致家家安居樂業，人人不求聞達，只求一生平平安安，團團圓圓，缺少西方人的那股冒險精神。
再看我們近代以前的教育，重社會科學，輕自然科學，過分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而西方人則追求人對自然的征服，這樣一來，中國的科技就遠遠落后于西方。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國的科舉制度扼殺了人才，我們知道幾百年的科舉制度是封建統治階級選拔人才的主要途徑，也是引導人才流向的重要政策，導致當時的知識分子從小就有“學而優則仕”“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鐘粟”的觀念，使知識分子變成了一個個只會吟詩作文的書呆子，并且如果不能被統治者任用，不是被流放就是郁悶地隱居山林，處江湖之遠，不問世事。再者，科考的內容是什么？是四書五經、儒家經典、八股文，都是老祖宗幾千年的東西了，時代在發展，人們的思想怎么還能停留在過去！由此可見，近代以前的文化教育的弊病對中國的發展起到了多么大的阻礙作用了。
七．民族性格。
提到民族性格，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我一直有一個疑問，就是為什么封建君主專制可以存在那么久？朝代換了一代又一代，皇帝換了一個又一個，而人民奮起反抗的時候卻很少（陳勝吳廣起義也是被逼上絕路了，而且陳勝從小就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我覺得這就跟我們的民族性格有關系了，用《狼圖騰》的話說就是羊性太重，缺少狼的那種進取精神，可以說當時的人民就好比是一群被統治階級馴化的羊羔，外在表現就變成了人民的集體無意識。
看到，其中農耕最特殊，因為只有農耕可以自給自足、自我封閉、自花授粉、自行退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競爭、交換和雜交。除了農耕之外，其他的幾種行業都不是和平的行業，不能自給自足，必須競爭交換搏殺才能生存發展。如果這五種民族沒有像狼一樣兇悍頑強進取的性格，就不能生存。而在我們華夏文明的內部，欠缺的就是這種比階級斗爭更深層更廣泛的殘酷激烈的生存競爭。
在性格教化方面，儒家孔學千年諄諄教導：“其為人也，溫柔敦厚”，到后來的宋明理學那就更極端了，大力鼓吹“存天理，滅人欲”，連正常的人欲都要滅，就不要說消滅人性中存留的獸性狼性了。在農耕民族存在的基礎上，經過千年的教化馴牧，華夏的知識層充滿了溫柔敦厚的謙謙君子，華夏下層布滿了軟弱可欺的良民順民。
從民族性格方面或許我們就能明白為什么中國的封建制度能存在這么久了。因為西方民族的性格太強悍，專制政府很難壓制住人民，在西方，像中國式的中央集權制很難立足，就是立足也長不了。而東方的“羊”最恐懼自由和獨立，一旦沒有“徐州牧”的看管，羊就會被狼吃掉。所以軟弱的農耕民族都愿意選擇專制，農耕人群是集權專制制度的衣食父母。
這種民族性格的軟弱在我看來是一個導致近代中國落伍的深層原因。當年的北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發達的生產力、最先進的火藥、最智慧的《孫子兵法》，幾乎不戰而敗，最后軟弱無能的南宋只得向兇狠頑強的蒙古王朝獻出傳國玉璽，舉國投降。當時的宋朝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脊梁”——剛強的民族性格。清朝在跟西方列強交戰時也是屢屢妥協退讓，簽訂了一個又一個的不平等的條約。因此如果一個民族只有發達的手和腦，而沒有堅硬的脊梁，那也就只能成為民族中的無脊椎軟體動物。
在我看來，以上的七個方面都直接或間接的導致了近代中國的落伍。當然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但是抓住主要因素，放棄次要的因素或許能幫我們更加清晰的看清歷史的脈絡。
回顧那段屈辱的近代史，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在充滿著憤怒和熱血的同時，更應該包含著理性和冷靜，冷靜的分析歷史，以史為鑒，吸取歷史教訓，進而擦亮眼睛看清未來的發展方向。有屈辱不可恥，可恥的是沒有在屈辱之后一雪前恥，我們的民族經歷了這樣的苦難，所以能變得更加強大。
相信龍的傳人一定能在世界中騰飛，相信偉大的華夏民族一定能打破已有的局限，昂揚的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參考文獻。
中國近代史考試論文范文（15篇）篇十五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度，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然而在取得巨大革命成果之后，在當時復雜的國際和國內環境下，辛亥革命果實最終被竊取，中國反帝反封建任務并沒有完成，也為本次轟轟烈烈的革命蒙上了失敗的陰影。
一、辛亥革命爆發的歷史條件。
1、民族危機加深，社會矛盾激化。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后，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國掀起了一場資產階級革命運動。這場革命的發生，是當時民族危機加深、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
20世紀初，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日益擴大。他們迫使中國簽訂《辛丑條約》之后，加強了對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擴展在華經濟實力。外國在華投資規模急速擴張，包括擴大設廠規模和給清政府大量高息貸款，而鐵路、礦山的權利更成為帝國主義掠奪的重要目標。中國的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了。
2、清末“新政”及其破產。革命醞釀之際，正是清政府處于內外交困之時。為了擺脫困境，清政府于1904年4月宣布實行“新政”。此后，陸續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并于1908年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制定了一個學習日本實現君主立激化了社會矛盾，加重了危機。
3、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階級基礎和骨干力量。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首先發動的。
隨著民族資本主義企業數量的增多和規模的擴大，民族資產階級及與他相聯系的社會力量也有了明顯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為了沖破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桎梏，發展資本主義，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經濟利益的維護者。這正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形成的階級基礎。
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骨干使一批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知識分子群的出現與戊戌維新運動及20世紀初清政府新學堂、派留學生的措施有關。
二、辛亥革命的爆發及失敗。
一九一一年清政府“鐵路國有”的政策點燃了辛亥革命的導火索。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駐軍武昌的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起義的第一槍。一月之內，有十三個省宣布脫離清政府的統治，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終于覆滅。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初十，孫中山以16票的絕對多數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一九一二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成立。三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孫中山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會議改組為臨時參議院，成為臨時政府的最高立法機關。一九一二年三月，臨時參議院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法典。
然而，由于革命黨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革命的果實終究被軍閥勢力所竊取。
三、辛亥革命的影響。
1、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影響。
辛亥革命被認為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高峰。其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動統治，結束了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統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國，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舉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幟，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
辛亥革命期間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政府，是民主共和觀念開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國形成了“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的民主觀念。盡管后來民主共和的規則受到北洋軍閥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壞，甚至一度有短暫制帝的復辟，如袁世凱洪憲帝制，張勛的復辟帝制，但都是曇花一現，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他們都不能從根本上顛覆眾望所歸的共和國體，民主主義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辛亥革命也為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做了思想的準備。
辛亥革命給人們帶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自古以來，皇帝被看作是至高無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絕對權威，如今連皇帝都可以被打到，那么還有什么陳腐的東西不可以被懷疑，不可以被拋棄的呢？辛亥革命激發了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覺悟，打開了思想進步的閘門。
2、辛亥革命在經濟上的影響。
在經濟上，辛亥革命開創了中國近代化的第一次騰飛，把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引向了近代化的發展道路。興中會成立之初，孫中山就提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指出“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以申民志，而扶國宗”。進一步“民生主義”關于土地問題的解決。之后南京政府成立后，孫中山頒布了一系列獎勵工商業發展的規章制度，頒布了若干提倡和保護工商業的法令。制定了有利于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政策，提高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刺激了人們發展民族工商業工業的熱情，鼓勵人民興辦實業，從事農墾；獎勵華僑回國投資；要求各省成立實業公司，鼓勵民間成立實業團體。在革命政府的獎勵、推動下，一個興辦近代工業的熱潮在全國范圍內興起，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來臨。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3、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上的影響。
在思想文化，辛亥革命也開創了一代新風，掃除舊時代的“風俗之害”。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新思想，開始吹拂古老的中國大地，砸碎了“忠君盡道”的封建專制文化的枷索，人們開始用新的道德觀念和新的價值觀念思考問題認識社會，封建道德日益為人們所遺棄。如：以公元紀年，改用公歷；下級官吏見上級官吏不再性跪拜之禮；男子以“先生”，“君”的互稱取代“老爺”等稱呼；男子剪辮，女子放足之風迅速席卷全國等等。這些變化不僅改變了社會風氣，也為后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共產黨的崛起奠定了思想根基。辛亥革命它播撒了民主主義的種子，使中國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不過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封建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于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沖擊，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運動中一度出現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等偏激思想，對文化的發展有些不良影響。
不過，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并不如想像中來得大。辛亥革命并沒有像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那樣，重新建構社會結構。參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軍人，舊官僚，各地士紳。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權力。雖然其主要領袖孫中山出身平民知識分子，但中國貧窮的平民階層沒有參加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脫離了廣大的人民群眾，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辛亥革命不是一次徹底的革命，后期軍閥割據，相互混戰，沒有使中國社會成為一個和平的社會。
經過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思想從此流傳廣遠，共和觀念深入社會中上層人士思想中，人們對革命的繼續追求也綿延不絕。
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和不可抹煞的歷史功績。它的失敗使人們認識到，軟弱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沒有能力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卻始終鼓舞著中國人民在探索救亡圖存之路上繼續前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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