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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一
;摘要：中國選擇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對歷史經驗教訓的反思，基于對時代特征的根本判斷，基于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基于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根本變化，基于中國國家利益與人類利益的同一性，基于中國傳統文化和核心價值觀的深厚底蘊。中國和平發展道路來自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生性。這條道路將超越傳統大國的崛起模式，超越傳統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框架，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從而成為新興大國整體崛起的組成部分。
關鍵詞：和平發展道路；必然性；內生性；歷史超越
作者簡介：黃仁偉，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上海 200020）
梳理中國30年來開辟和平發展道路的基本經驗，可以用若干個核心概念來概括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平”，是這條道路的旗幟和目標；“發展”，是這條道路的內涵和本質；“科學”，是這條道路的思想方法和可持續條件；“和諧”，是這條道路的結構設計和價值理念；“開放”，是這條道路的根本動力和歷史條件；“合作”，是這條道路的行為準則和路徑選擇。
一、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歷史基點
從歷史、現實和未來的結合來看，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符合歷史規律、時代潮流和人心所向，是中國實現現代化、成為世界強國的唯一戰略選擇。
1.中國選擇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對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反思
反思之一：新中國建國以來，長期處于被遏制被包圍的國際環境，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的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拉大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差距，延滯了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進程。造成這種長期惡劣國際環境的原因來自外部和內部、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和平不夠、發展不夠，是建國后30年的基本教訓。吸取這兩個歷史教訓，才有可能走上一條全新的發展道路，才有可能在資本主義占據優勢的世界體系中贏得中國的發展空間。
反思之二：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度成為世界上國力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并領導著占據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會主義陣營。但是蘇聯與外部世界始終處于戰爭和對抗狀態之中。蘇聯不僅與西方陣營進行了世界大戰和長期冷戰，甚至對社會主義國家也動輒使用武力，導致社會主義陣營分裂；還在全世界擴張軍力，與美國爭霸，在輸出革命的名義下發動對外戰爭。由此導致國力空虛、經濟崩潰，最后結果是全盤解體。蘇聯教訓對于中國極為深刻，中國絕不能重踏蘇聯的覆轍。
反思之三：世界上大國崛起的不同道路導致完全不同的歷史后果。其中最主要的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的德國和日本，走的是一條軍國主義、瘋狂擴軍備戰、挑戰現存國際體系的崛起道路，以致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對世界各國和本國人民帶來巨大的歷史性災難。戰前的德國模式和日本模式都是典型的迅速崛起又徹底失敗的模式，證明在世界體系已經形成的歷史條件下，以軍事結盟挑戰現存國際體系、重新瓜分世界、奪取霸權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國當然不能仿效德國和日本在戰前的擴張戰略。
反思之四：美國的崛起道路雖然并非和平，但是它沒有挑戰當時的霸權英國，而是抓住機遇，發展自己，在英國衰落并有求于美國的時候，適時地幫助霸權國家，最終和平地實現霸權轉移。美國的經驗不可復制，但是其成功之處亦不可忽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德國通過歐洲一體化、日本通過美日同盟和亞洲市場實現和平復興，分別達到世界經濟第二、三位強國。這些國家崛起的成功經驗，我們不可能模仿，因為外部環境和國家性質不同。但是，這至少可以證明，后起大國與現存國際體系并不總是處于對抗狀態，這是中國和平崛起不能不借鑒的。
2.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對時代特征的根本判斷
自鄧小平以來的歷代中國領導人都認識到，時代背景、世界潮流、人類命運發生了歷史性的根本變化。根據這種認識，30年來，中國始終在求和平、謀發展。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突出問題。一方面，解決和平與尋求發展比解決其他問題更為重要和迫切；另一方面，維護和平和尋求發展已經成為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要求，關系到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兩大問題是世界范圍內的帶全局性、戰略性的問題，制約并影響著世界上其他問題的解決。同時，這兩大問題也體現了世界的潮流和時代的基本特征，并存在著解決的可能性。中國領導人不是孤立地看待和平問題與發展問題，而是特別重視把握二者之間的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系。發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增長問題，而是關系到全人類的進步與發展的宏大命題。只有解決發展問題，才能解決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問題，以及對世界局勢產生整體性影響的戰略性問題。其關鍵是南北問題即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問題。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戰略意義就在于推動南北問題和全球發展問題的解決。
“和平與發展”從當今世界的兩大問題，到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到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逐步地從觀察世界格局、判斷時代潮流，轉化為對中國發展的道路選擇和價值判斷。鄧小平提出爭取20年和平時間，確保經濟總量翻兩番。按照這個戰略思維，中國提前10年走出了冷戰格局，結果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發展戰略目標。此后，黨中央又判斷中國處于戰略機遇期，為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再爭取20年和平，以確保實現第二個發展戰略目標。第二個“20年和平”已經過去將近一半，實現第二個發展戰略目標的條件越來越充分。在這個階段上，產生了一個新的重要條件，就是中國的發展成為世界和平的關鍵因素之一，成為世界發展的歷史機遇。中國和世界已經完全不可分離。
3.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對中國基本國情、國家屬性、國家定位的判斷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選擇來自于對中國基本國情的判斷。中國底子薄、人口多，“既是大國，又是小國”。這是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都必須考慮的。這不僅決定了中國崛起必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而且決定了中國崛起不能選擇爭霸、擴張的方式，而只能是一個和平發展、逐步累積國力的過程。鄧小平提出，中國需要執行改革開放政策，利用現在有利的和平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爭取在50年到70年時間內發展起來。
中國現代化的不平衡性、長期性和艱巨性是基本國情。其不平衡性包括東部、中部、西部發展極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同產業發展不平衡；每個大行政區域（省、市、自治區）內部也不平衡。
其長期性是指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時間。從1949年算起，五十年左右達到初步小康水平；一百年左右達到中等發達水平；二百年左右達到先進的現代化水平。這二百年左右的時間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果考慮到中國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2500年封建制度的歷史，100年到200年的現代化過程并非十分漫長。如果再考慮到西方文藝復興至今已經500年，中國以1/4到1/3的時間趕上其現代化的步伐，也不是太長遠。
其艱巨性是指中國現代化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開展的；是13-15億人口/人類的五分之一的整體現代化；土地、資源、技術、資金等要素條件的相對短缺；長期與發達國家的市場和先進科技相對隔絕。
這些基本國情既是中國現代化的阻力，又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基本條件。中國的空間廣大使其戰略回旋的余地充分；中國的不平衡發展可以形成內部的梯度轉移，形成產業升級的長周期；中國的人口眾多，構成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和潛在的巨大市場；西方技術和資金的相對缺乏，迫使中國發展自主技術創新和國內資本市場。事實證明，正是這些基本條件，使中國具備高度的抵御內外壓力和危機的能力，走出一條獨立自主、改革開放、和平發展的現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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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新型合作化 股份公司 農民股東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迅速發展，2004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達136515億元，比上年增長9.5%[2]，其中，農業生產總值20774億元，比上年增長6.3%[3]。農村經濟的增長無疑是全國經濟以如此快的速度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從1978年開始，農村逐步廢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制，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促使瀕臨崩潰的農村經濟得到恢復，并得到一大程度的發展。農村絕對貧困基本被消除，農民的溫飽問題基本得到解決，擺在農村和農民面前的主要問題變成了發展問題。在這種形勢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暴露了它自身的弊端，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一、形勢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凸顯的問題
1.農村經濟難以得到跨越式的發展，農民增產不增收，生產積極性重新下降，土地拋荒嚴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最初目的是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拯救瀕臨崩潰的農村經濟，但發展經濟僅僅有積極性是不夠的[4]，生產積極性不能決定經濟的發展。所以當農民的溫飽問題得以解決，農村經濟得以恢復后，達到了最初目的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面對發展問題就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了。它不能引導農村經濟實現象城市經濟那樣的跨越式發展，農產品總產量是在逐年增加，可農民的收入卻沒有按人們的美好愿望增加。國家扶貧基金會會長王郁昭2003年指出，當時中國農村人均收入500元（1.3元每天）以下的有1459萬，人均收入1000元（2.74元每天）以下的有3億1075萬人，人均收入1000~000元（2.74~5.8元每天）的有3億1079萬人，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重新下降。這使得農民沒有信心把精力放在土地上，“外出打工比種田要賺錢”已被大多數農民接受，并在快速地被實踐。農村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勞動力進入城市，農村土地拋荒問題越來越嚴重。我的家鄉湖北省恩施州因外出務工經商拋荒土地面積達8.62萬畝，占拋荒總面積的61.75%（全州有耕地面積262111千公頃）[5]。恩施還是一個偏僻的土家族、苗族聚居區，農民的土地觀念非常濃厚，這個州的土地拋荒不會是全國最嚴重的地區。截止1996年底，全國非農業建設閑置耕地941633畝，有些閑置達6年之久，其中55%的耕地已不能再恢復耕種[6]。90年代中期，世界銀行曾據衛星遙控指出，我國大陸耕地拋荒達10%左右[7]。
2.土地被分割成小塊，各自為“政”，不利于機械化水平的提高和新技術的推廣。高度機械化和高科技水平是農業現代化的兩個必要條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恰恰就造成了阻礙機械化水平提高的事實。我們一方面在農村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方面又要實現農業現代化，這種困難是可想而知的。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主要做法是在保持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的使用權按人口承包到戶。這樣，土地被分割成小塊，由于土地面積太小，農業機械無法進入田地，機械化水平不僅無法提高，甚至還有所下降。農民在自己承包的小塊土地是有權決定種什么，怎么種，這使得在同一塊土地上有可能同時生長著兩種或多種不適合在一起生長的農作物，在無形之中降低了作物產量。另外，由于不敢承擔奉賢，加上經營規模小，許多農民不愿或不能首先采用新品種和新技術，農業科學家辛辛苦苦研究出來的新品種和新技術很難很快獲得市場，中國農業實現高科技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3.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大量增加，給城市生活、社會穩定帶來不穩定因素。隨著國家對農村想城市人口流動的限制放松，農民在長期增產不增收的情況下，開始大量擁入城市，尋求收入的增加。這給城市正常的生活秩序、城市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給和城市環境保護造成嚴重沖擊。
大多數外出務工農民素質比較低下，專業技術水平有限，在就業形勢日趨緊張的情況下，很難找到適合他們又能賺錢的工作。賺錢夢想的破滅促使部分人走上犯罪道路，嚴重影響社會治安。
4.農村公益事業無人管，農民子女教育成為一個社會難題。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基礎設施，如鄉村公路、水庫、學校等都有集體負責管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后，“各人自掃屋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每個人都只關心與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對這樣的公益事業不大關心，更不愿為公益事業而犧牲個人利益。
對農民子女的教育也逐漸成為一個社會難題。農村學校條件落后是一個重要原因。另外，由于大量的農民外出務工，有的甚至是 “全家搬”，其子女是“走”是“留”，都對其教育有重要的影響。如果農民子女跟著他們的父母如城，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條件差，無學籍是農民工子女教育的障礙；如果農民子女留在農村，他們的成長缺少照顧，失去了父愛和母愛的呵護的他們極易受到他人唆使，為社會安定埋下隱患。
5.農村人才外流，基層腐敗嚴重，給農村村民自治蒙上一層陰影。當前農村外出務工人員以青壯年中的有文化的人為主，這些人在農村可以稱作“知識分子”，而相對于城市來說，是“半文盲”或是“科技盲”，從某種程度是說，這些人外出打工是一種資源浪費，使農村村民自治出現“朝中無人，國中無將”的局面。
??? 另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造成了事實上的小農經濟的普及，導致在思想意思形態上廣大農民小農思想的復蘇，每個人都只關心自己的事，以前的公社領導、對領導天天有人看著，現在的農村基層干部就沒有了民眾的監督，我想這應該是農村基層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農村應當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合作化，并不是一個新名詞，歷史上已經存在很多。1952年開始，人民政府開始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農村的合作化經歷了農業互助組，初級農業合作社，高級農業合作社等階段。從1958年起，全國開始推行人民公社體制，用了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全國就基本實現了農村人民公社化。中國農村合作化達到頂峰，只是事與愿違，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給中國農村經濟造成了很大損失，農民權益受到極大侵害。“合作化”成了中國農民心中的一塊傷疤，以致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后，大部分人都不再輕言合作化。但我們不能就此否定合作化，中國農村經濟的出路在于集體經濟[8]，而不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事實上的小農經濟。在新形勢下，農村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筆者的初步構想是：采用多種形式，或由國家投資，或由國家引導有實力的企業投資，或由農民自己參股籌資組建股份公司。股份公司從農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權（租用期應在農民承包土地的期限內），雇傭農民為其工作，農民享受工人待遇。公司作為獨立的法人，以它的所有資產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在有農民參股的公司中，農民股東[9]有權分紅并依據自己的資產對公司負有限責任。農田的耕種、業基礎設施的建設、農產品的銷售等事宜由公司統一決定，統一經營。
這里有兩點需要說明：第一，通過各種形式組建的股份公司是獨立的經濟組織，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之一。它不同于農村改革開放以前的農村合作組織，農村合作化時建立的各種農村合作組織（包括農業互助組，初級、高級社，人民公社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集體經濟所有制。這里組建的股份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實現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商品化，促進農村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它也不同于現階段的農村村民自治組織，他們的性質明顯不同，盡管目前的許多農村村民自治組織也兼有一些集體經濟組織的職能。
第二，以組建股份公司的形式實現農村新型合作化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不相抵觸。股份公司從農民手中租用的是土地的使用權，土地所有權還是集體所有，農村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的性質不會發生改變；股份公司租用農民的土地使用權的期限在農民承包土地的期限之內，股份公司不直接承包土地。這種合作化不會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相抵觸，或者可以說它只是克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弊端的一個并行的補充性措施。
三、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行性
1．國家經濟總體上飛速發展，國家經濟整體勢力增強，這是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經濟基礎。雖然近年來，農村經濟發展緩慢，但國家經濟整體上發展很快，全國經濟年增長率連續幾年都保持在9%左右，高于世界經濟的同期年增長率。2004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達136515億元。強大的經濟實力，使國家有能力直接投資，或引導有實力的企業投資，組建股份公司，也使國家有能力對目前的農村經濟或是發展以后的農村經濟實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以保證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
??? 共和國自成立以來，都是以發展工業為重點。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優先發展重工業。改革開放也是從沿海的工業城市開始的。長期以來，國家政策都是犧牲農民的利益滿足工業發展的需要，為了發展工業，農民做出的犧牲是巨大的。1953~1959年，從農向工轉移6000億元，1992年轉移1647億元[10]。現在，中國的工業已發展得比較壯大，并繼續保持著高速度的增長，2004年，全國工業總產值達72387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1.1%[11]。中國工業已經具備了反哺農業的能力。為了工業的發展，農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為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工業也應當做出它應有的貢獻。
2．農民土地觀念發生改變，這是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思想基礎。從公元前475年到1912年，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農本商末”的思想對人們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這主要表現在農民對土地的依賴上。歷史上封建王朝末期的農民起義都是土地兼并嚴重，農民失去土地引起的，每一個新建的封建王朝也都會抑制土地兼并，重新分配土地，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目標[12]。中國共產黨聯合農民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進行土地革命，使農民獲得土地。中國農民對土地的渴望程度和依賴程度是相當深的，這也是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民生產積極性重新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
??? 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性正在減弱，其土地觀發生了重大改變。促使這種改變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⑴ 民的溫飽問題得到解決，為了增加收入，農民不再把自己束縛在一畝三分田上，他們敢于離開土地到城市等發達的地方去闖蕩；⑵ 現代文明洗禮了農民陳舊腐爛的思想`，“農為本，商為末”的觀念消失，農民的思想觀念得以更新，土地是他們得以生活的一種途徑而不是唯一途徑；⑶ 農村出現大量的富余勞動力 ，每個家庭在保證耕種的勞動力之后，富余的勞動力都會外出打“副業”，一方面既不害怕外出掙不了錢（萬一這樣，可以回家吃老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證家里的現金支出，包括農業生產投資所需，子女教育費用，農業稅收等。
??? 農民對土地依賴的減弱為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掃除了障礙，它避免了股份公司從農民手中租不到土地使用權的尷尬局面，減少了股份公司在農村的組建和運行的阻力。
3.已形成比較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股份公司的經營方式得到社會認可。經過幾十年的改革，中國基本完成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商品化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大趨勢，自己自足的小農經濟是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只有讓農村經濟融入到市場經濟中來，實現農業生產商品化、社會化和規模化經營，農村經濟才可能得到跨越式的發展。
改革開放初期，出于對市場經濟的恐懼，絕大多數企業采用的是國家或集體完全控股，以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隨著改革的深入，股份制逐漸被接受，在國有企業中，國家或集體只是有效控股，并且國家也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鼓勵企業采用股份制。目前，國有企業的改革也主要是采用股份制形式，使國家由絕對控股變為有效控股，以有限的國有資產帶動大額資金的流轉，促進國有資產的增值。
??? 4.國家政策開始偏向農村，這是未來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靠保證。前面已經提到，中國工業已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它有能力反哺農業了。本著共同富裕的原則，國家政策開始偏向農村，工業反哺農業邁出了重要的一步。200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一號文件”，重點是增加農民的收入，這是既84年之后中央發布的又一個關于農村的“一號文件”。2005年1月30號，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村工作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見》，重點是提高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國家做出了取消農業特產稅，減免農業稅的重大決定，并推行種糧農民直接補貼，良種補貼，大型農機具購置補貼的政策，出臺了保護耕地，加大農業投入 ，嚴格控制農資價格和實行糧食最低價收購四項保護措施。另外，國家會加大對農村的資金投入，2004年，投入總量超過2000億元[13]，今后的投入力度還會加大。
四、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意義
??? 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僅對農村，而且對全國、全社會的發展都有重要的影響。
1.有效利用土地，有利于農村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加速共同富裕的實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一個重要的弊端就是把土地分割成小塊，影響了機械化水平和高科技水平的提高。股份公司從農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權，統一經營，有效地克服了這一缺點，能夠迅速提高農業生產的科技水平和機械化水平，提高農村生產力。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實行股份公司的經營方式之后，原來農田上無數的界溝、界碑將不復存在，一條不占面積的界線將會代替界溝、界碑的職能。這就能實現土地的有效利用，對于我們這樣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而言，這個措施的意義是重大的。另外，股份公司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它在農村的滲入必定會帶來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從而促進農村經濟乃至全國經濟的發展。當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很大，1990年城鄉收入差距比為2.84（以農村為1），2004年為3.2[14]。農村經濟的發展會逐漸減小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直至全國實現共同富裕。
2.有利于農村民主在的發展。膽怯農村民主在發展程度不高的原因有：a 農民收入不高，對政治沒有熱情，政治參與不積極；b 農村居民整體素質不高，人才外流，農村民主在發展缺乏人才；c 農村基層腐敗嚴重。
??? 新型合作化的實現會有效解決這三個問題。a 農民從股份公司不僅可以獲得出租土地使用權的收益而且作為雇工，也會有固定的收入，農民股東還可以在規定時期內分紅。工人待遇會使農民享受到一系列福利政策，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收入增加了，農民自會重視自己的政治權利，以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他們就會積極地參與到政治中去。b 在農村組建的股份公司不是封閉的，它和外面的世界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它能夠為農村中的有才能的人提供他們施展才華的空間，人才外流會得到有效遏制，農村民主政治發展中人才將不是個問題。c 農民政治參與的熱情高了，民主程度提高了，腐敗就無立足之地，更無生根之處。民主是腐敗的克星。
3.就近吸收農村富余勞動力，有利于社會穩定。股份公司除了需要雇傭耕種土地的人之外，還需要一大批管理、銷售、運輸等方面的人才，農村廉價的勞動力是公司的首選。農村再不用遠途跋涉去他鄉掙錢，或許他們也還會叫做“農民工”，但他們至少不再受歧視。收入增加了，穩定了，由于農民外出打工帶來的一些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4.有利于加速農村城鎮化建設。加快城鎮化建設，也是國家的一項重要的政策。中國現階段有農民9億多[15]，如果農村走上新型合作化道路，這9億多農民中的大部分將會演變成工人，盡管他們還從事這農業生產，但他們的本質已不再是農民，而是農業公司的工人。當農村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越來越多的人會聚居到一起，以享受基礎設施建設或方便生活（如買東西，就醫等），這樣，一條條村街就會發展成為一個個小城鎮。
農村、農業、農民是一個大問題，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沒有全國的現代化，沒有農村的發展就沒有全國的發展，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的小康。“三農”問題的解決要從制度上下手，改革生產關系中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環節。當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暴露出了一些問題，需要及時采取辦法，克服它自身的弊端，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失為好辦法之一。當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要繼續堅持，新型合作化只能作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并行的補充性的措施，它不能完全取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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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三
;2020年秋天，有兩件與中國工業企業密切相關的事情。
第一件，是在9月15日在上海召開的第22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簡稱工博會）。這是今年常態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全球首個線下舉辦的國家級工業展會——本次工博會以“智能、互聯，賦能產業新發展”為主題，會期5天，參展企業超過2000家，展覽規模24.5萬平方米，涵蓋從制造業基礎材料、關鍵零部件到先進制造裝備、整體解決方案的全產業鏈最新技術、產品和服務。
筆者親身參與了本次展會，最大的感觸是：現場觀眾人潮洶涌，而且大多都是有備而來的專業觀眾。讓人感覺即便是疫情期間、全球經濟風云詭譎的大環境下，中國的整個工業領域，依然表現出一派積極向上的求知欲和充滿希望的勃勃生機。
“犀牛智造”一經媒體報道，即得到了行業的極大關注：有人認為這僅僅是阿里套著“新制造”的外衣，繼續拓展自身業務的外延；
也有人認為，“這能夠徹底改變紡織業，讓made in internet成為現實”。
在筆者看來，這兩種非黑即白的判斷都稍顯主觀：僅憑一個不成熟的平臺和樣板工廠，就“徹底改變”某一個行業顯然過分樂觀，但是通過猜度阿里的意圖來證明其價值，也稍顯狹隘。
中國工業在近些年取得的發展成績，獲得了全世界的認可：不僅產業鏈完備，而且具有相當的市場競爭力。但是不能否定的一點是：在全球化的時期，中國工業在全球產業鏈當中始終處于低端，因此對于未來發展道路的話語權不大——關于工業的未來該向哪個方向發展的問題，中國企業始終是重要的實踐者，但是從來都不是領導者和開拓者。
關于工業未來的發展道路，最近的一次討論始于2010年以后。當時，在整個工業領域曾經掀起了一場關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討論：所有人都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整個工業領域即將與新興科技完成一次充分的融合，從而實現一場由內而外、由表及里的“脫胎換骨”。
這樣一場討論，隨后演變出兩條關于工業企業未來之路的模型。
第二種模式來自以ptc為代表的美國工業軟件領導者，他們提出了最早的“工業物聯網”理論。在他們看來，未來的工業產品一定不再僅僅是由機械和電子組成的物理產品，當傳感器的性能、軟件的能力和電子控制等部分的能力越來越強，產品本身的智能化程度和互聯網屬性就會越高，因此工業的未來，將是一個“在產品與產品之間、產品和用戶之間、產品與生產企業之間，建立起一個以改善用戶應用為中心的信息傳遞機制，產品將是具有的自成長能力的類生命體”。
很快，兩種說法通過“數字雙胞胎”的概念完成了最大程度的融合：兩者都強調未來的工業需要將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進行融合，既所謂智能工廠，需要通過工業物聯網來實現與虛擬世界的聯通；
而工業物聯網在強調利用產品本身來溝聯通企業與用戶的同時，也承擔起了改造企業生產加工環節的智能化改造任務。但是兩者的區別依然存在，即：“智能工廠”定義的未來工業企業核心是物理世界的生產加工；
而“工業物聯網”強調的未來工業企業動力源頭是虛擬世界的設計、仿真和優化。
黑格爾曾經說過：所有偉大的歷史事件都是會重復出現的，只是第一次出現是以正劇的形式，第二次出現則是以鬧劇的形式。對于中國工業企業來講，無論想通過學習“智能工廠”模式實現整個行業的整體升級，還是通過跟隨“物聯網”模式完成彎道超車，實際上都是不現實的選擇：即使不考慮中國企業與歐美企業完全不同的企業文化、管理模式，僅比較兩者在全球產業鏈當中所處的位置，希望通過跟隨的方式來獲得更多的競爭優勢和生存空間，本身就缺少具有說服力的實踐性——中國企業需要一條不同與兩者的“第三條道路”。
“犀牛智造”最有價值的部分，不在于平臺和樣本工廠，而是其為中國工業企業提供了一個新的嘗試：不同于“智能工廠”和“工業物聯網”將焦點都放在工業企業本身的設計或者生產加工，中國工業企業實際上可以將視角拉開，從更高的層面，將交易環節也納入進來，利用中國發達的互聯網產業和新興技術——互聯網、5g、ai等——將工業企業自身的數字化與全社會的數字化進行融合，使工業企業的“數字化”成為全社會數字化的一部分，并將貿易本身作為驅動工業企業業務的源頭。
從單一工業企業的角度看，這種模式能夠讓終端用戶的需求成為驅動工業企業業務運行的動力源頭，從而推動實現工業企業在業務模式、管理方法和運營方式等方面的整體的躍遷；
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看，工業企業則能夠為整個社會以更環保、成本更低的方式，提供更有針對性的產品和服務——這或許就是構建數字化社會和數字化經濟的理想狀態。
從某種程度上看，以構建數字化社會、數字經濟的方式，來賦予工業企業更多的數字化價值，全球唯一可能實踐的，唯有中國工業企業，因為這里是對“數字化”本身的關注度、參與度最高的地方。
從政府層面講，202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提出“加快推進國家規劃已明確的重大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一時間“新基建”一詞備受社會關注。根據官方定義，“新基建”主要包含5g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七大領域。很顯然，構建一個以數字化經濟模式為導向到數字化社會，正在成為中國未來一段時間內的國家戰略。
從產業方面看，中國的互聯網、5g等產業已經具有向國際巨頭挑戰的實力。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在2020年9月30額日發布的第4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中國互聯網普及率已經平均達到67%，農村的互聯網普及都已經達到52.3%。與此同時，5g用戶已經超過1.1億，5g終端連接數已經超過6600萬，在建的“5g+工業互聯網”項目已經超過600個。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疫情期間的“健康碼”：在很短的時間內，各地都出現了記錄個人行動軌跡的移動端應用，通過將個人行動軌跡與疫情大數據進行比對，從而篩選和定義健康人群——這已經將“數字雙胞胎”從工業領域應用到了全社會，實際上每個現實世界當中的中國人，都已經擁有了一個在虛擬世界當中的“數字雙胞胎”。
應該說，整個中國社會的數字化進程為構建數字化經濟提供了龐大的用戶基礎，同時也為中國工業企業的“第三條道路”實踐提供了一種優勢和可能。但是要真正實踐這樣一條道路，僅憑粗糙的“犀牛智造”當然是不夠的，其至少還需要來自互聯網行業企業的更多投入和工業企業自身能力的提升。
互聯網企業投入更多精力反哺工業企業，最基礎的做法是像“犀牛智造”一樣，直接輸出自身能力。中國電商興起很大程度上，歸結于解決了面向個人消費者的交易節點。經過多年的發展，現在中國互聯網企業對于終端用戶的了解程度，遠遠領先于其他國家的同類企業。試想，如果有更多的互聯網企業跟隨“犀牛智造”的腳步，構建更多的面向工業企業的對接平臺，那么以往積累在互聯網平臺的海量數據即可形成最直接的用戶需求，完成從社會到企業的數字流動和價值產生——這可能是目前可見的中國工業企業未來數字化實踐最得天獨厚的優勢，其他地區的企業短期內將難以學習和復制。
互聯網行業的反哺是工業企業走上“第三條道路”的外因，自身能力的提升，則是關鍵的能在動力。
對于中國的工業企業來講，自身能力提升同樣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與工業企業在設計、生產、制造、加工等業務環節相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利用新興it技術實踐企業數字化運營相關能力的延續。
對于中國的工業企業來講，無論“中國企業制造不出一個合格的圓珠筆筆芯”是否真實，其實際都是一根心頭的刺：中國工業大而不強，主要是在一些例如材料、架構設備等核心的業務環節，缺少足夠的核心競爭能力。本次工博會上，筆者注意到，中國的工業企業已經開始注意到相關問題，并且開始著手解決：一位國內著名工科院校的博士生，在蘇州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專司研發電機及伺服驅動控制器，目標就是打破國外同類產品的壟斷，實現在工業企業關鍵核心零部件的能力越遷。而這類的企業，雖然在本屆工博會上展位并不大，但是數量眾多——這或許就是中國工業企業能夠保持如此積極向上的動力所在。
中國工業現在處在一個非常關鍵的發展節點：在全球產業鏈震蕩重組的大環境下，如何突破重圍，找到一種更加符合自身現實情況的未來發展之路，可謂是當務之急。沿著他人的成功之路是否一定會抵達自己的成功彼岸？如何發揮自己的優勢？如何發掘自身潛力？筆者意在拋磚引玉，相信中國工業企業應該有足夠的智慧，去找到真正適合的“第三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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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黨支部：
黨的xx大報告科學分析國際國內形勢發展，把“必須堅持和平發展”作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必須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之一，并再次鄭重宣示“中國將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并全面闡述了我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向。我們要深入學習領會黨的xx大精神，充分認識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科學內涵和重大意義，在新形勢下繼續沿著和平發展道路奮力向前邁進。
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人民從近代以后遭受戰亂和貧窮的慘痛經歷中，深感和平之珍貴、發展之迫切、合作之重要，深信只有和平才能實現人民安居樂業，只有發展才能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只有合作才能實現世界和平穩定。走和平發展道路，就是要堅持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共贏的發展，通過爭取和平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發展來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擴大同各方利益匯合點，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這是中國人民順應時代潮流，根據自身根本利益和文化傳統作出的戰略抉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和必然選擇。
走和平發展道路，必須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奉行不結盟政策，主張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和熱點問題，反對動輒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堅持把中國人民利益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結合起來，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張正義。作為國際社會的重要成員，中國始終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力量。通過對國際社會的巨大貢獻，中國為自身贏得了良好發展環境，得到了巨大發展，同時也壯大了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正義力量，已經并將繼續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越來越大的貢獻。
走和平發展道路，必須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和平發展，就是要打破“國強必霸”的傳統邏輯，在中國強大起來的情況下，始終堅持防御性國防政策，不同任何國家搞軍備競賽，不走侵略擴張、爭霸世界的老路。中國將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發揮負責任大國建設性作用，反對新干涉主義，反對肆意顛覆別國合法政權，團結國際社會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共創人類美好未來。
匯報人：
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五
;〔摘要〕 中國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斷探索、勇于創新、一步步走出來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是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選擇的結果，是符合我國實際的正確道路。沒有中國道路，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成功，也不會有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堅持中國道路，不僅有利于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且對世界其他國家乃至全世界的發展都具有積極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 〔1 〕10他強調指出，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堅持走中國道路，“這是一條通往復興夢想的康莊大道、人間正道” 〔1 〕11。中國的歷史表明，社會主義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中國的實踐證明，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和穩定中國。中國道路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團結奮進勝利的旗幟，規定了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方向，而且對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具有借鑒作用。同時，中國道路對維護整個世界和平、促進人類共同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一、中國道路的豐富內涵
中國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結合中國國情探索出來的發展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開創的特色發展道路，是共產黨人尋找到的適合像中國這樣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它既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要求，又符合中國不同時期的具體國情，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斷發展的重要成果。黨的十八大概括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科學內涵：“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2 〕這一科學概括包含了豐富內容，需要我們深刻領會。
中國道路的內容可概括為四個方面，即“一個主體領導、一個基本路線、一個制度依托、一個總體布局” 〔3 〕。“一個主體領導”就是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核心地位，因為中國共產黨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利益的捍衛者，它能夠把握歷史發展的方向，能夠帶領全國人民戰勝困難、走向富強，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發展中國。“一個基本路線”就是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簡稱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策。“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既是中國道路的根本目標，又是我們取得勝利的制度保障。中國道路是以經濟建設為重點從而促進我國社會各個方面協調發展的道路體系，呈現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總體布局。總之，我們黨為實現中國夢規劃好了路線，設置好了棋局，制定好了策略。
中國道路既涉及道路問題，又涉及理論體系和制度保證問題，是理論指導、制度建設、實踐過程的有機統一。中國道路“特”就特在我們黨能夠不斷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同時又能夠不斷開拓創新上；“特”就特在能夠把實踐、理論、制度緊密地結合起來，把三者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特”就特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統籌兼顧，五位一體；“特”就特在把追求國家整體和人民個體利益統一起來。
中國道路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共性和中國特色個性的統一。從本質上講，中國道路不是其他什么主義，而是科學社會主義。它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原則，堅持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根本目的是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需要，堅持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并通過社會主義高度發展最終實現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從形式上講，中國道路凸顯了“中國特色”的個性，既沒有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也沒有照搬西方國家的發展道路，而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它既抓住經濟建設這個重點不放松，又統籌政治、文化、社會、環境一盤棋；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堅持改革開放；既堅持立足中國，又堅持面向世界；既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述的機械應用，也不是對別國發展模式的全盤接納，而是自我探索、不斷創新的結果。中國道路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普遍原則與中國實際國情的有機統一。
二、中國道路的形成
中國道路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地下冒出來的，是我們黨艱苦奮斗、精心探索，一步一步走出來的，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結果，是中國人民選擇的結果。它醞釀于第一代領導集體的精心探索，開創于第二代領導集體大膽改革開放，發展成熟于20世紀末以來黨帶領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
中國道路醞釀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精心探索。從理論上講，在中國道路的艱苦探索過程中，我們黨首先選擇了正確的指導思想，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重要地位。為了避免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生搬硬套，毛澤東專門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命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提供了基本條件。從政治上講，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實際出發，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經過艱苦斗爭，趕走了帝國主義，推翻了封建專制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通過民主制度建設，實行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制定了正確的政黨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通過了第一部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指明了發展方向。從經濟上講，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并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集中發展重工業，相應地發展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和商業，為國家建立了一整套制度、體制、管理方法等，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物質和制度基礎。但由于我們急于求成，加上主觀認識不足，把蘇聯模式神圣化，犯了如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反右斗爭擴大化、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等錯誤，嚴重阻礙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證明，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內化為中國特色的理論，使之民族化、時代化、方法化、具體化，我們的革命和建設才能成功，否則，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或者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革命和建設都會遭受挫折。第一代領導集體精心探索所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以及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挫折教訓，都為中國道路的繼續向前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道路開創于改革開放時期。20世紀70年代，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上，美蘇兩極格局逐漸形成，要和平、求發展成為世界潮流。國內結束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百廢待興，中國該向何處去、“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務。我們黨通過批判“兩個凡是”錯誤方針和展開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兩大措施，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結束了認為階級矛盾是我國國內主要矛盾的錯誤，果斷地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為了強調中國發展的特殊性，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上提出重大命題，即“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4 〕。從此，“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面旗幟成為引領我們開拓前進的偉大旗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此成為我們黨和國家全部工作的主題。我們黨在探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道路中，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問題，先后歸納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不是社會主義、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不是社會主義等“十個”不是社會主義，通過排除法厘清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明確了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因此，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我們黨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征程，開創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到20世紀末，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大幅提高，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影響力空前加強，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中國道路創造了世界發展的奇跡，“中國道路”或可稱為“中國模式”正在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中國道路發展成熟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中。20世紀末，國際形勢風云變幻，社會主義遭受嚴重挫折，同時我國國內也發生了嚴重的政治風波。面對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我們黨從容應對，粉碎了資本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陰謀，捍衛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黨總結前蘇聯解體的教訓，十分注重黨建工作，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推進理論創新，創立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時，狠抓“發展”這個第一要務，制定科教興國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為主線，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開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征程。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對中國道路一以貫之地堅持和拓展，對這條道路的論述實現了三個方面的創新：擴展了總體布局，增加了生態文明建設，把原來的“四位一體”發展為“五位一體”；補充了人的全面發展的內容，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總結了臺階式發展、逐步達到共同富裕的經驗。我們黨還特別論述了中國道路的厚重歷史底蘊，明確告訴世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誰也改變不了，中國會堅定不移地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中國會毫不動搖地沿著這條道路繼續前進。
中國道路是實現中國夢的基本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承載著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著無數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著億萬人民的奮斗和犧牲，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是發展中國、穩定中國的必由之路” 〔5 〕。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發展道路符合黨心民心，是完全正確的；堅持中國道路符合國情民意，順應時代潮流，是非常正確的。只有毫不動搖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越來越突出；只有毫不動搖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兩個百年”的奮斗目標才能最終實現。
三、中國道路的國內價值
中國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艱苦探索的結果，是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的道路。這條道路的成功，彰顯了它的國內價值。
首先，沒有中國道路，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成功。1840年鴉片戰爭徹底粉碎了中國清王朝的“天朝上國”之夢，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使中國日益衰落、山河破碎、國土淪喪，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無數仁人志士為了挽救民族危亡，進行了不懈努力，無論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斗爭，還是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斗爭，都不同程度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專制統治，但是都沒能改變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中國人民依然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革命斗爭的結果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憲政民主”、多黨制等不適合中國。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中國的先進分子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威力，馬克思主義化了的中國工人運動領導者成為中國人民的堅強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人為中國民主革命不僅找到了出路，而且經過艱苦的實踐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通過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公有制經濟占據國民經濟的絕大多數；通過民主政治建設，制定了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立了適合中國的國體和政體，順利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任務，成功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可見，只有中國特色的道路才能挽救中國。
其次，沒有中國道路，就不會有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只有這個國家的發展實情能夠證明一切。從1956年開始，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時期，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提出以蘇為鑒，探索適合中國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出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主張中國的工業化必須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以農輕重為序，走工農業并舉的道路，積極發展對外關系等，雖然發展中曾出現“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是從總體來看，我們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無論在經濟、軍事上，還是在科技、外交上都取得了重大勝利。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使得中國經濟迅速騰飛，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國際地位越來越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向世人證明，這條道路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是富有生命力的，中國人民不僅富起來了，而且強起來了。
再次，中國道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制度的誕生，為中華民族找到了正確道路，即中國必須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新起點，也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前提和基礎。一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要求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人類社會是一個由低級到高級不斷向前發展的過程，社會主義社會代替資本主義社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因此，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二是中國國情決定了我們只能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中國歷史決定的，是中國各族人民選擇的。不論過去還是將來，我們都應該堅持這條中國道路。只有堅持這條道路，才能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才能解決各種社會矛盾，才能進一步提高綜合國力，才能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也才能證明社會主義是優越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人類最理想的社會。中國道路為黨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凝聚各種愛國力量、一心一意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樹立了一面鮮明的旗幟，成為社會主義事業開拓前進的指路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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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時期以來三十年的電影歷史，是中國與世界接軌的歷史，也是“人”的解放與發展的歷史。這一階段，宋彥博士的《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選取“現代性”與“后現代性”這兩個星叢式的關鍵詞作為切入點，對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大陸電影進行了文化學研究，勾勒出大陸電影從“新啟蒙”到“后現代”、從教化到娛樂、從政治化到商業化的演變過程。這種大題小作、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值得廣大電影學人取法。
關鍵詞：宋彥 新時期 中國電影 文化研究 現代性 后現代性
后現代被人稱為“讀圖時代”或“鏡像時代”。既然“影像是現代病的慰療者”[1]，而且“電影所具有的敘事能力和手段比小說更為多樣”[2]，隨之就有了“電影是第一藝術”[3]的說法。[1]在此情形下，電影研究就成了當下文學藝術界的一大熱點。
當前中國的電影研究，以文化學研究最為薄弱。之所以強調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是因為“理解電影，就是對它進行理論總結和闡述，把它放置在不同的互文本和語境下（包括文化的，哲學的，政治的，等等），并且運用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和模式，這就很有必要把我們討論電影的著眼點拓展到超出膠片所限定的范圍”[4]。但中國電影文化研究是十分薄弱的，這可以巴贊作為反證：巴贊的《電影是什么？》是一部充滿實踐精神的電影批評文集，它只是從哲學本體論高度研究攝影和電影的本性，還沒有形成體系性的電影哲學。但是巴贊卻被稱為“電影的亞里士多德”，《電影是什么？》被奉為“電影的圣經”，評論者多以之為圭臬。這就說明了當前中國電影研究的學術水準。實際上，細數當下中國大陸的電影研究學者，也只有戴錦華、王志敏、陳墨、陳犀禾、周星等寥寥數位學者進入了文化研究的前沿地帶，并真正可以與世界對話。
令人欣喜的是，一批知識結構更優化、學術視野更宏大的新生代學者，“于薄弱中發現了豐厚”，他們找到了電影研究的諸多空白點與學術增殖點，成為促動電影文化研究與中國電影一起“入世”的重要推手之一。山東輕工業學院人文素質教研室主任宋彥博士主持的山東省社科規劃項目結題成果《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就是新生代學者電影文化研究的一項代表成果。
宋彥長期擔任“影視作品欣賞”教學與研究工作，因而有大量細讀案例為她的立論提供支持，這使她的論述言必有據，史論結合。在研究角度上，她并沒有選擇流行的“類型研究”，而是選取了“現代性”與“后現代性”這兩個星叢式的關鍵詞作為切入點，對20世紀以來的大陸電影進行了歷時性梳理與文化學研究。難能可貴的是，宋彥沒有糾纏于這兩個概念的多義與歧解，而是直指“審美現代性”和“后現代性”觀念的核心，提取出二者內涵中具有可對比性的層面如文化策略、精神內涵、文化特征、鏡像風格等進行了比較研究，從而描畫出中國大陸電影從“新啟蒙”到“后現代”、從崇高到狂歡、從教化到娛樂、從政治化到商業化的演變過程。
很多研究者將“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看作是斷裂、質變的兩個時代或者對立的兩種文化。其實現代性是未完成的工程，后現代性只是現代性的新階段。宋彥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她發現在大陸電影內部存在著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糾結與交錯，這是中國特殊的國情造成的：一方面電影藝術要消解極左政治，另一方面又要為生民立命，樹立人的尊嚴；一方面要采取拿來主義做法，另一方面又要重振民族精神；一方面要將電影從政治意識形態捆綁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卻必須讓它負擔不可承受之重；一方面要啟蒙，另一方面卻不得不面對大眾化的語境……在宋彥描繪的圖景里，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電影的發展道路是光榮的，也是艱難的。
宋彥的可貴在于她沒有決絕地站在某一立場上捍衛或批判歷史現象，而是以生態倫理的眼光看取各種現象并保持“同情的理解”。她高度評價于20世紀80年代電影的“啟蒙理性”，認同巴贊的觀點：電影具有特殊使命和道德價值，應有教化大眾的職能，就像醫學、法律、宗教、教育，因為電影可以以神奇的方式穿越文化、政治、藝術的界域，點燃人的內心激情；電影應當具有高度的人道主義精神，應成為“‘高尚’的最后避難之地”。但她同樣肯定后現代主義的合理性，更對其美學風格保持尊重。因為她要做的不僅是對電影藝術的文化批評，更是對中國大陸新時期以來的電影風格流變或電影發展流潮的省察與歷史描述。這是一種真正的學者態度，一種學與思的辯證，這是她超越巴贊的高明之處。
宋彥的著作是學院式的學術研究，而非觀后感式的印象批評。她將鏡像背后的隱喻與象征做了仔細的翻刨，令人對電影語言的理解升華到文化哲學層面。比如宋彥論述20世紀80年代“新啟蒙”的未完成性，就舉了幾個經典例子：《黃土地》中顧青的來而復去——啟蒙者消失了，而被啟蒙者夢醒了，卻死了。《孩子王》里的老桿以啟蒙者的身份要將文化知識傳授給小牧童：“我認得字，可要我教你？”小牧童漠然掉頭，不顧而去。[5]這樣的例證在此書中比比皆是，讓人贊嘆宋彥作為女學者所特有的敏感與知性，很多復雜而沉重的話題就這樣被她以比喻的方式舉重若輕地詮釋清楚了，頗有四兩撥千斤的智慧；而讀者讀來卻知道她并非消解啟蒙，而是隱含著惺惺相惜的慨嘆。
電影是社會進步的一面鏡子，也照見了“人的成長”。在文學藝術研究中，“世界性、民族性與人性”三維坐標是一個金字塔式的穩定結構，由“宇”“宙”“人”標識出文學藝術的高度、廣度與深度。如果說本土性是經線，現代性是緯線，那么人性就是第三維。以此三維標準估定現代中國文學藝術，既要看到其對世界文化的“橫的移植”，也要看它對本民族優秀文學遺產的“縱的繼承”，更要看其對“現代人學”的開掘深度。當宋彥將電影置入到這個三維坐標之中，她不僅看到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電影藝術的進步，更看到了“人”在新時代的覺醒、迷失與異化：主體意識、欲望敘事、成長敘事、同性戀敘事、女性敘事與底層敘事等，都在電影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果說中國第三、四代導演在“文革”后努力“要從歷史中贖回人質，從歷史的污血中洗凈個人，同時也贖回并洗凈自己”[6]；那么第五代導演塑造了大寫的新啟蒙英雄；第六代則重新以新寫實手法關注平民、底層、邊緣人、生態的人和神性的人。可以說，新時期以來中國電影的鏡像映照出了時代的進步，電影也因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而受到全民熱愛。就此而言，大陸新時期以來的電影歷史，既是改革開放以來“人的歷史”，也是中國“入世”的歷史。筆者認為，宋彥這種大題小作、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值得取法。
最后，在祝賀《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作為省社科項目完美收官的同時，筆者還有幾點借題發揮的建議：一、中國學界應努力建構真正的中國電影話語體系。現在國內學界分析中國電影時運用的理論大都來自西方。我們已意識到：中國電影存在迎合西方市場、模仿西方大片的跡象，這有可能使中國電影成為西方經驗的實驗場。那么中國學界操持西方話語是否也存在“后殖民”的可能？這是值得中國電影研究界同人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宋彥在建構中國電影話語體系的工作中應做出自己更多的努力。二、“港臺電影”應是“中國電影地圖”中不可缺少的板塊。宋彥可以向港臺電影“開疆拓土”。三、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有許多電影因種種原因被禁，比如宋彥專著中提到的《藍風箏》《霸王別姬》《活著》《東宮西宮》《小武》《趙先生》《鬼子來了》《蘇州河》《站臺》《十七歲的單車》《盲山》《盲井》《天浴》《北京雜種》《陽光燦爛的日子》《革命到底》《太陽和人》《爸爸》等，現在大都已解凍。筆者以為，歷史不可避諱，學術研究應正視、重視這些影片及其背景，至少能告訴人們它們被禁的原因；而這些影片從被禁到解凍的過程，也許更能顯示中國的進步！
（本文為山東省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資助項目《文科研究生創新意識薄弱問題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項目編號：sdyy08070。）
注釋：
[4]王志敏：《電影美學：從思考方式到理論形態》，文藝研究，2005年，第1期。
[5]戴錦華：《猶在鏡中》，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頁。
[6]李二仕：《〈電影理論新發展〉翻譯的背景說明》，見[英]帕特里克·富爾賴著，李二仕譯：《電影理論新發展》，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年版。
[7]宋彥：《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頁。
[8]戴錦華：《霧中風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
（李鈞 山東省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 27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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