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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案篇一
;王新明合同詐騙案［第1020號］ ——在數額犯中，行為既遂部分與未遂部分并存且分別構成犯罪的，如何準確量刑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日期：2015-08-30一、基本案情?被告人王新明，男，1961年9月6日出生，無業。1988年10月因犯/?bid=70" \t "_blank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2013年5月3日因涉嫌犯合同/?bid=95" \t "_blank詐騙罪被逮捕。?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王新明犯/?bid=88" \t "_blank合同詐騙罪，向石景山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同時石景山區人民檢察院提出，王新明部分犯罪行為因意志之外的原因未得逞，系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2012年7月29日，被告人王新明通過使用偽造的戶口簿、身份證，冒充房主王葉芳（被告人之父）身份的方式，在石景山區鏈家房地產經紀有限公司古城公園店，以出售石景山區古城路28號樓44號房屋為由，與被害人徐菁簽訂房屋買賣合同，約定購房款為人民幣（以下幣種同）100萬元，并當場收取徐菁定金l萬元。同年8月12日，王新明又收取徐菁支付的購房首付款29萬元，并約定余款過戶后給付。后雙方在辦理房產過戶手續時，王新明虛假身份被石景山區住建委工作人員發現，余款未取得。2013年4月23日，王新明被公安機關查獲。次日，王新明親屬將贓款退還徐菁，徐菁對王新明表示諒解。
石景山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王新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錢款，數額巨大，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依法應予懲處。鑒于王新明到案后如實供述犯罪事實，且在親屬的幫助下退賠了全部贓款，取得了被害人的諒解，依法可以對其從輕處罰。公訴機關指控王新明犯合同詐騙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但認為王新明合同詐騙數額特別巨大且系犯罪未遂的法律適用有誤，予以更正。據此，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六十一條之規定，石景山區人民法院以被告人王新明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六千元。?一審宣判后，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抗訴意見為：王新明的犯罪數額應當為100萬元，屬于數額特別巨大。（即應當以犯罪總數額100萬元確定全案適用的法定刑幅度，在十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法定刑幅度內量刑——編者注）而原判未評價70萬元未遂的事實，僅依據既遂的30萬元認定王新明犯罪數額巨大，系適用法律錯誤。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支持上述抗訴意見。?上訴人王新明以原判量刑過重為由提出上訴。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過程中，王新明申請撤回上訴。?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認為，上訴人王新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依法應予懲處。一審法院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審判程序合法，但未評價未遂70萬元的犯罪事實不當，予以糾正。根據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關于詐騙犯罪處罰原則的有關規定，考慮王新明合同詐騙既遂30萬元，未遂70萬元（但可以對該部分減輕處罰），且到案后如實供述犯罪事實，退賠全部贓款取得被害人諒解等因素，原判對其量刑在法定刑幅度之內，且抗訴機關亦未對量刑提出異議，故應予維持。石景山區人民檢察院的抗訴意見以及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的支持抗訴意見，酌情予以采納。王新明撤回上訴的申請符合法律規定，依法準許。據此，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準許上訴人王新明撤回上訴，維持原判。?二、主要問題?在數額犯中，行為既遂部分與未遂部分并存且分別構成犯罪的，如何準確量刑？?三、裁判理由?本案審理過程中，控辯雙方對于犯罪事實沒有分歧，爭議的焦點在于，對于行為既遂部分與未遂部分并存且分別構成犯罪的，如何準確量刑。這一焦點問題又涉及兩個具體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法定刑幅度應當根據犯罪總數額確定，還是根據既遂數額抑或是未遂數額確定？具體到本案中，是根據詐騙總數額100萬元確定法定刑幅度，還是根據既遂數額30萬元抑或是未遂數額70萬元確定法定刑幅度。第二個問題是，在根據既遂部分與未遂部分擇一重處原則選擇法定刑幅度時，對于未遂部分法定刑幅度的確定，是否先行對未遂部分進行從輕或者減輕的評價（從輕情形一般不涉及量刑分歧，故本文僅論述減輕情形）。具體到本案中，就是在確定詐騙未遂部分對應的法定刑幅度時，是先進行減輕選擇有期徒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法定刑幅度，還是先選擇有期徒刑十年以上的法定刑幅度再考慮未遂情節。?（一）刑法分則未對未遂犯單獨設置相應的法定刑幅度，在既未遂并存且均單獨構成犯罪的情況下，首先應當根據刑法第二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就未遂部分比照既遂犯確定對應的法定刑幅度；刑法第二十三條第二款具有量刑情節及確定未遂部分法定刑幅度的雙重功能，是對以既遂形態設置的法定刑幅度的補充?我國刑法分則關于法定刑幅度的設置，是以犯罪既遂形態為前提的。對于未遂犯，根據刑法總則的規定，應當予以處罰。①但刑法分則并未單獨就未遂犯另行設置法定刑幅度，以與既遂犯的法定刑幅度區別開來。為此，刑法第二十三條第二款規定：“對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以往，在全案只有未遂或者既未遂并存但既遂部分不夠人罪標準，或者既未遂并存且均單獨構成犯罪的情況下，比較普遍的做法是先按照犯罪（總）數額確定法定刑幅度，然后認定全案未遂，將未遂作為量刑情節，比照既遂犯確定從寬的幅度，決定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在這一過程中，刑法第二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基本上是作為量刑情節對待，是在法定刑幅度、量刑起點以及基準刑確定之后對未遂情節的評價。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 1年3月聯合出臺的《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詐騙案件解釋》）第六條規定：“詐騙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別達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處罰；達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詐騙罪既遂處罰。”根據該規定，對于詐騙既遂、未遂并存且均單獨構罪的，在確定全案適用的法定刑幅度之前，應當就既遂部分與未遂部分分別對應的法定刑幅度進行比較，也就是說，首先需要確定既遂部分與未遂部分分別對應的法定刑幅度。鑒于刑法分則中的法定刑幅度是針對既遂犯設置的，未遂部分并無直接對應的法定刑幅度，這就給如何確定未遂部分的法定刑幅度帶來了問題。（下文擬對《詐騙案件解釋》第六條規定的合理性以及理解與適用問題進行闡釋。）我們認為，要準確理解與貫徹執行《詐騙案件解釋》的上述規定，在既未遂并存且均單獨構罪的情況下，確定未遂部分對應的法定刑幅度，應當依照刑法第二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與未遂部分對應的既遂形態（既遂犯）進行比較，決定是否對單獨構罪的未遂部分減輕處罰，進而確定未遂部分對應的法定刑幅度，與既遂部分對應的法定刑幅度進行比較。在這一過程中，刑法第二十三條第二款，發揮的并非是量刑情節功能，即并非是在確定法定刑幅度、量刑起點、基準刑后對全案適用，而是在量刑起點確定之前針對未遂部分法定刑幅度確定過程中適用。也就是說，對于刑法第二十三條第二款，不能僅僅理解為對全案適用的未遂量刑情節，在既未遂并存且單獨構罪的情況下，還有必要理解為確定未遂部分對應的法定刑幅度的原則，進而作為我國刑法分則以犯罪既遂形態設置法定刑幅度這一原則的補充。唯其如此，才能將刑法第二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在具體案件中全面貫徹到位。據此，刑法第二十三條第二款具有雙重功能：在全案認定未遂的情況下，該規定的具體適用體現為未遂情節對基準刑的調節功能；在全案認定既遂但未遂部分單獨構罪的情況下，該規定的具體適用體現為在確定未遂部分法定刑幅度過程中對對應既遂犯法定刑幅度的調節功能。①?（二）既未遂并存且分別構成犯罪的應當貫徹擇一重處的原則，不能以犯罪總數額或者一概以既遂數額確定法定刑幅度?在《詐騙案件解釋》出臺之前，對于數額犯，實踐中一直以既未遂的總數額作為犯罪數額，進而確定全案的法定刑幅度，將未遂部分作為未遂情節對全案適用。②根據犯罪形態的一般理論，在既未遂并存且既遂部分構成犯罪的情況下，由于部分行為已經既遂且構成犯罪，整個犯罪就已經既遂，就不存在未遂的問題。為了解決實踐中存在的部分行為已經既遂且既遂部分已經達到定罪數額標準，僅因存在未遂部分又認定整個犯罪屬于未遂的理論困境，同時避免因對全案運用部分行為未遂的未遂情節減輕處罰導致量刑畸輕的問題，《詐騙案件解釋》第六條確定了不以既未遂累計的犯罪總數額確定法定刑幅度，而以既遂部分和未遂部分分別對應的法定刑幅度擇一重處的處理原則。?③上述擇一重處的處理原則，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的有關辦理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非法生產、銷售煙草專賣品刑事案件，盜竊刑事案件等司法解釋中均有規定。據此，盡管司法解釋沒有明確辦理合同詐騙案件是否貫徹這一原則，但按照在沒有特殊規定的情況下，對于同類問題應當同樣處理的慣例，處理其他既未遂并存的案件時，在既遂數額、未遂數額均達到定罪標準的情況下，也應當貫徹這一處理原則。即比較既遂數額、未遂數額所對應的法定刑幅度，在較重法定刑幅度內量刑。?對于數額犯的法定刑幅度的選擇，根據《詐騙案件解釋》出臺之前的一貫思路，以既未遂累計的總數額即全案的犯罪數額確定法定刑幅度，因此確定法定刑幅度的數額與全案犯罪（總）數額是一致的。但在《詐騙案件解釋》出臺之后，確定法定刑幅度的數額與犯罪（總）數額必須區別開來。在只有既遂或者只有未遂的情況下，確定法定刑幅度的數額與犯罪數額是一致的，但是在既未遂并存的情況下，確定法定刑幅度的數額不再是既未遂累計的犯罪（總）數額，而是既遂部分的犯罪數額或者未遂部分的犯罪數額。具體而言，有以下幾類情形：?1．全案只有既遂或者只有未遂的。這種情況下，不存在既未遂并存，所以確定法定刑幅度的數額與全案犯罪（總）數額是一致的。?2．既未遂并存但只有一者符合定罪條件的。這種情況下，不單獨構罪的既遂部分或者未遂部分并不存在確定法定刑幅度的問題。確定法定刑幅度的數額為單獨構罪的既遂數額或者未遂數額，與既未遂累計的全案犯罪（總）數額不一致。?3．既未遂并存二者均單獨符合定罪條件的。這種情況下，既遂部分與未遂部分均對應相應的法定刑幅度。根據《詐騙案件解釋》的規定，全案的法定刑幅度根據二者對應的法定刑幅度中較重的確定；在二者對應的法定刑幅度一致的情況下，“以既遂處罰”，即根據既遂部分對應的法定刑幅度確定全案的法定刑幅度。此時，決定全案適用的法定刑幅度的數額并非全案犯罪（總）數額，分別是既遂部分數額或者未遂部分數額。?4．既遂未遂并存，均未單獨構罪但總數額符合定罪條件的。對于這種?情況能否作為犯罪處理，目前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0年3月公布的《關于辦理非法生產、銷售煙草專賣品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予以了明確。該解釋第二條規定：“偽劣卷煙、雪茄煙等煙草專賣品尚未銷售，貨值金額達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定的銷售金額定罪起點數額標準的三倍以上的，或者銷售金額未達到五萬元，但與未銷售貨值金額合計達到十五萬元以上的，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未遂）定罪處罰。”對于這種情況，根據既未遂累計的犯罪（總）數額確定全案適用的法定刑幅度，并認定全案具有未遂情節，犯罪（總）數額與確定法定刑幅度的數額是一致的。這里需要注意的是，該種處理方式僅僅適用于解決既未遂均不夠定罪條件但總數額已夠定罪條件的入罪問題，只涉及第一刑檔。如果未遂部分已經達到第二量刑檔次，則依據上文的第二種處理原則處理。①?為了表述方便，決定全案法定刑幅度的數額，也就是選擇刑罰檔次的數額，這里稱為“刑檔數額”，以便與“犯罪數額”相區別。《詐騙案件解釋》出臺后，在既未遂并存的情況下，刑檔數額與犯罪（總）數額并不完全一致，也不能等同于既遂數額或者未遂數額。在具體案件中，應當根據上述不同情形分別確定刑檔數額。?本案中，被告人王新明的合同詐騙犯罪行為既遂部分為30萬元，根據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合同詐騙罪的定罪量刑數額標準，②對應法定刑幅度為有期徒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未遂部分為70萬元，在未考慮未遂情節的情況下，對應的法定刑幅度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比既遂部分對應的法定刑幅度重。一審法院僅以詐騙既遂的30萬元作為刑檔數額，將對應的法定刑幅度確定為全案適用的法定刑幅度，而未與詐騙未遂的70萬元所對應的法定刑幅度相比較，來確定全案應當適用的法定刑幅度，有失妥當。鑒于本案既遂部分與未遂部分均單獨構成犯罪，應根據上述所列第三種處理情形，檢察機關提出的應當以王新明的犯罪總數額100萬元確定法定刑幅度的抗訴意見亦屬不當。?（三）對于未遂部分，先進行是否減輕處罰的評價，確定未遂部分對應的法定刑幅度，再與既遂部分比較確定全案適用的法定刑幅度，將未做評價的既遂數額或者未遂數額在量刑時予以考慮在既未遂并存且未遂部分對應的法定刑幅度重于既遂部分對應的法定刑幅度的情況下，比較難處理的是如何確定未遂部分對應的法定刑幅度。盡管《詐騙案件解釋》第六條規定了既未遂并存時，以分別對應的法定刑幅度擇一重的處理原則，但并沒有明確如何確定未遂部分對應的法定刑幅度，以及能否對未遂部分減輕處罰、如何減輕處罰等具體問題。對此，實踐中存在不同看法。?一種意見認為，直接根據未遂部分的犯罪數額確定對應的法定刑幅度，與既遂部分比較后，按照擇一重處原則確定全案適用的法定刑幅度。如果未遂部分對應的法定刑幅度重于既遂部分，將既遂部分與未遂部分的未遂情節在量刑過程中綜合評價；如果既遂部分對應的法定刑幅度重于未遂部分或者兩者一樣，則將未遂部分及未遂情節在量刑過程中綜合評價。另一種意見認為，未遂部分的未遂情節應當僅適用于未遂部分，不能適用于整個犯罪。應當根據未遂情節決定對未遂部分是否減輕處罰后，即先確定未遂部分對應的法定刑幅度，再與既遂部分進行比較；?前一種意見簡單易行，便于操作。該意見仍然是將未遂部分的未遂情節作為包括既遂部分在內的整個犯罪的未遂情節對待，進而對整個犯罪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但該意見至少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1．在未遂的問題上自相矛盾。根據該意見，對于既遂部分對應的法定刑幅度重于未遂部分對應的法定刑幅度或者兩者一致的，按照《詐騙案件解釋》的規定將既遂數額作為刑檔數額確定應當適用的法定刑幅度。但是對于未遂部分犯罪數額對應的法定刑幅度重于既遂部分的，則以未遂部分犯罪數額作為刑檔數額確定全案適用的法定刑幅度。在全案適用的法定刑幅度確定以后，根據量刑規范化的要求，應當以未遂部分犯罪事實為依據確定量刑起點。在量刑起點確定后，再體現未遂部分的減輕處罰評價，必然導致將未遂部分的未遂情節作為全案的量刑情節來對待，無論是否考慮既遂部分對量刑的影響，均是對全案進行的減輕處罰，而不是單獨對未遂部分的減輕處罰，客觀上同樣陷入了在認定犯罪已經既遂的前提下又認定全案存在未遂情節的理論困境。?2．如果允許減輕處罰，導致裁量幅度過大，在既遂部分與未遂部分分別對應的法定刑幅度差別較小的情況下，容易出現量刑畸輕的現象。該意見的解決思路在未遂部分與既遂部分分別對應的法定刑幅度差別較大的情況下，出現的問題較少。以詐騙罪為例，行為人詐騙既遂部分5000元（北京法院掌握的詐騙罪人罪數額標準為5000元），未遂部分50萬元，在沒有其他法定減輕情節的情況下，無論是認定全案未遂減輕一檔量刑，還是先就未遂部分減輕一檔后再考慮既遂部分進行量刑，實踐中差別并不大。但是在既遂部分與未遂部分分別對應的法定刑幅度差別較小的情況下，就容易出現量刑畸輕的現象。同樣以詐騙罪為例，如行為人詐騙既遂部分49萬元，未遂部分500萬元，在沒有其他法定減輕情節的情況下，因未遂部分對應法定刑幅度重于既遂部分，按照上述意見對全案進行減輕處罰，并不屬于對《詐騙案件解釋》第六條的適用錯誤。但考慮到既遂部分非常接近第三刑檔（即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量刑數額標準，且未遂部分數額遠遠超過第三刑檔的量刑數額標準，上述情形與既遂部分50萬元的社會危害性相比較，無疑前者的社會危害性更大，如對前者能夠減輕處罰，而后者卻不能減輕處罰，量刑顯然不均衡。?我們認為，后一種意見更為妥當。主要理由是：?1．未遂部分對應的法定刑幅度重于既遂部分對應的法定刑幅度的，應當允許減輕處罰，否則在既遂部分與未遂部分分別對應的法定刑幅度差別較大的情況下，將導致量刑畸重。同樣以詐騙罪為例，如果行為人詐騙50.5萬元，其中5 000元既遂．50萬元未遂，則需要在詐騙5 000元既遂和詐騙50萬元未遂分別對應的法定刑幅度之間擇一重處。如果對詐騙50萬元未遂部分，確定法定刑幅度之前不進行未遂情節減輕處罰與否的評價，則確定的法定刑幅度為第三量刑檔次（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與詐騙5 000元既遂部分所對應的第一量刑檔次（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比較后，對被告人量刑的法定刑幅度則為第三量刑檔次，即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由于整個犯罪已經既遂，對全案不能適用未遂情節，那么在對既遂部分及未遂部分的未遂情節綜合評價后，在沒有其他法定減輕情節并排除特別減輕的前提下，從輕幅度再大最低也要判處十年有期徒刑。而如果行為人詐騙500萬元或者更多，且未遂，即使無其他法定減輕情節，也可以根據未遂情節減輕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然而，就二者的社會危害性比較，實踐中很難作出詐騙500萬元（或者犯罪數額更大）未遂的社會社會性比詐騙50萬元未遂、5 000元既遂的社會危害性更輕的判斷，從而導致后者的量刑畸重。①所以在既未遂并存且單獨構罪的情況下，不應認定全案未遂進而對全案進行減輕處罰，但是應當允許在確定與既遂部分比較的未遂部分對應的法定刑幅度時，先行在未遂部分范圍內考慮是否需要減輕處罰。?2．在與既遂部分對應法定刑幅度比較時先行就未遂部分考慮是否減輕處罰，有利于發揮既遂部分對未遂部分從寬幅度過大的限制功能，避免量刑畸輕的現象。在既未遂并存且未遂部分直接對應的法定刑幅度重于既遂部分對應的法定刑幅度的情況下，如上文分析，如果直接以未遂數額作為刑檔數額確定全案適用的法定刑幅度后，再對全案進行是否減輕處罰的評價，可能導致部分案件的量刑畸輕。但將未遂部分的未遂情節先行作出是否減輕處罰的評價．則可以避免量刑畸輕的現象。同樣以詐騙罪為例。如行為人詐騙既遂部分40萬元，未遂部分100萬元，且沒有其他法定減輕情節。在確定未遂部分100萬元應當對應（而非直接對應）的法定刑幅度過程中，如不予減輕選擇法定刑幅度，自然避免了量刑畸輕情況的發生。但如綜合全案其他案件事實，確需進行減輕處罰，按照第二種意見，減輕評價針對的是未遂部分的法定刑幅度，經減輕后對應的法定刑幅度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第二量刑檔次（即有期徒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與詐騙既遂部分40萬元對應的法定刑幅度一致，根據《詐騙案件解釋》第六條的規定，以詐騙罪既遂處罰，也就是以既遂部分犯罪數額作為刑檔數額確定法定刑幅度，將未遂部分作為從重因素在量刑中予以考慮，最終判處的刑罰只能重于詐騙既遂40萬元對應的刑罰。在此過程中，既遂部分體現出了對未遂部分在量刑上從寬幅度過大的限制功能，從而有利于避免量刑畸輕。?3．避免了在未遂問題上的自相矛盾。對未遂部分在確定與既遂部分進行比較的法定刑幅度過程中進行是否減輕處罰的評價，而不是在與既遂部分對應的法定刑幅度進行輕重比較后進行是否減輕處罰的評價，將對未遂部分是否減輕處罰的評價限定于未遂部分，而非擴展到包括既遂部分在內的全案犯罪事實，從而避免了既認定全案既遂又將未遂部分的未遂情節作為全案未遂情節的情況。?最高人民法院負責起草《詐騙案件解釋》的同志在其撰寫的相關理解與適用文章中，針對《詐騙案件解釋》第六條進行了進一步闡釋：“對于此類案件（即詐騙既未遂并存且均單獨構成犯罪的案件——編者注），首先要分別根據行為人的既遂數額和未遂數額判定其各自所對應的法定刑幅度，未遂部分還需同時考慮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之后根據比較結果，如果既遂部分所對應的量刑幅度較重，或者既未遂所對應的量刑幅度相同的，以既遂部分所對應的量刑幅度為基礎酌情從重處罰；反之，如未遂部分對應的量刑幅度較重的，則以該量刑幅度為基礎，酌情從重處罰。”①可見，上述后一種意見與《詐騙案件解釋》第六條的精神以及上述負責起草該解釋的同志的理解是相符的。?（四）未遂部分的未遂情節在量刑中的具體體現?在量刑規范化工作開展之前，按照“估堆”量刑的方法，似無就未遂部分的未遂情節在量刑中如何體現另行進行探討的必要。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中關于量刑步驟的相關規定，量刑過程分為三個不同階段：“(1)根據基本犯罪構成事實在相應的法定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2)根據其他影響犯罪構成的犯罪數額、犯罪次數、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實，在量刑起點的基礎上增加刑罰量確定基準刑；(3)根據量刑情節調節基準刑，并綜合考慮全案情況，依法確定宣告刑。”據此，如果按照前述第一種意見，全案認定為未遂，則將未遂情節在量刑的第三階段即根據量刑情節調節基準刑的過程中進行評價。這里需要探討的是在既未遂并存且均構成犯罪的情況下如何體現未遂部分的未遂情節。根據《詐騙案件解釋》第六條的規定以及前述后一種意見，在既未遂并存且均構成犯罪的情況下，不能全案認定為未遂，未遂部分的未遂情節不再作為全案量刑情節在量刑的第三階段即根據量刑情節調節基準刑的過程中進行評價，而是在前兩個階段進行評價，并且由于決定全案適用的法定刑幅度的刑檔數額可能是既遂數額也可能是未遂數額，未遂部分的未遂情節的適用在不同案件中就會出現不同的適用情況，從而需要進行具體探討。?1．根據既遂數額確定法定刑幅度。在確定量刑起點階段，首先要根據基本犯罪構成事實確定全案適用的法定刑幅度。對于既未遂并存且均構成犯罪的，由于決定全案適用的法定刑幅度的刑檔數額可能是既遂數額也可能是未遂數額，所以確定量刑起點的基本犯罪構成事實既可能是既遂部分犯罪事實，也可能是未遂部分犯罪事實。對于以既遂部分犯罪事實作為基本犯罪構成事實確定量刑起點的，未遂部分犯罪事實作為“其他影響犯罪構成的犯罪數額、犯罪次數、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實”，在根據既遂部分犯罪事實確定的量刑起點的基礎上增加刑罰量進而確定基準刑，也就是說，在此過程中，未遂部分犯罪事實連同該部分的未遂情節是作為增加刑罰量的因素即量刑中的從重因素得以體現的，這與將未遂情節作為全案適用的量刑情節進行從寬處罰是截然不同的。?2．根據未遂數額確定法定刑幅度。對于以未遂部分犯罪事實作為基本犯罪構成事實確定量刑起點的，未遂部分的未遂情節是在量刑的第一階段即確定量刑起點階段進行評價的，由于這里不涉及既遂部分犯罪事實，對未遂部分未遂情節的評價僅僅局限于未遂部分犯罪事實范圍內，在該階段對未遂部分未遂情節的評價類似于全案未遂中對未遂情節的評價。因此，無論是否根據未遂部分的未遂情節對確定全案適用的法定刑幅度進行減輕處理，未遂部分的未遂情節在該階段體現的都是對未遂部分犯罪事實的從寬處罰。這與以既遂部分犯罪事實作為基本犯罪構成事實確定量刑起點后對未遂部分未遂情節的評價是不同的。?在根據未遂數額確定全案適用的法定刑幅度過程中，根據《詐騙案件解釋》第六條的規定以及前述后一種意見，在與既遂部分對應的法定刑幅度進行輕重比較前，需要就未遂部分的未遂情節對未遂數額直接對應的法定刑是否減輕進行評價。這里需要區分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不予減輕選擇法定刑幅度。在這種情形中，未遂部分的未遂情節并未在法定刑幅度確定過程中得到實際體現，僅僅作為基本犯罪構成事實的一部分在確定量刑起點過程中予以評價。第二種情形是予以減輕選擇法定刑幅度。在這種情形中，未遂部分的未遂情節在法定刑幅度確定過程中得到了實際體現，但由于這種體現限于法定刑的減輕選擇，未遂情節究竟從寬到何種程度并未完全體現，因此，要就未遂情節進行完全評價，在選擇減輕法定刑之外，還需要在之后確定量刑起點的過程中，將其作為基本犯罪構成事實的一部分進行評價。在這一過程中，對未遂部分的未遂情節進行了兩次評價，但并不屬于重復評價，只有將兩次評價結合起來，才能對未遂部分的未遂情節評價充分。?本案中，被告人王新明合同詐騙未遂部分70萬元，對應法定刑幅度為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結合本案的具體情況，應當對該未遂部分減輕處罰，所以確定的未遂部分法定刑幅度應當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與合同詐騙既遂部分30萬元所對應的法定刑幅度一致。依照《詐騙案件解釋》第五條的規定，以合同詐騙罪既遂30萬元的犯罪事實作為基本犯罪構成事實，確定全案適用的法定刑幅度，并確定量刑起點。將未遂部分70萬元作為“其他影響犯罪構成的犯罪數額、犯罪次數、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實”，確定適當的刑罰增加量，進而在量刑起點的基礎上確定基準刑，未遂部分的未遂情節作為未遂部分犯罪事實的一部分，作為量刑過程中的從重因素得以體現。一審判決根據詐騙既遂的30萬元確定法定刑幅度后，并未將未遂部分的70萬元在量刑過程中進行評價，因此有失妥當。二審對未遂部分評價后，認為盡管一審法院未評價未遂部分確屬不當，但量刑總體上適當，故裁定維持原判，準許上訴人撤回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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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詐騙案
第一篇：
陳某某合同詐騙案陳某某合同詐騙案[案情]被告人陳某某，男，1969年5月17日出生，漢族，出生地福建省廈門市，高中文化，無固定職業，住廈門市湖濱南路138號之一2608室。被告人陳某某原向王某某承租本市思明西路55號房屋，租期至1999年10月31日止。1999年9月25日被害人宋某某經與陳某某商談，達成由陳某某將其承租的一樓店面提供給宋某某使用的意向。宋當即向陳定金人民幣1萬元。次日，被告人陳某某與房東王某某簽訂續租三年的房屋租賃合同，主要約定：
租賃期限自1999年11月1日起至201x年10月30日止；月租
1.5萬元，每半年支付一次，首期于1999年10月30日前支付。當日，陳某某持該合同與宋某某正式簽訂“合作經營合同書”，主要約定：
1，合作期間（與陳某某續租期限一致），甲方（即陳某某）向乙方（即宋某某）提供思明西路55號樓下店面作為合作經營場所；2，乙方負責店面的再裝修既經營所需資金；3，合作期間，乙方為獨立經營、自負盈虧；4，不論乙方盈虧情況如何，每年必須向甲方繳交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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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萬元。合同簽訂后，宋某某當即依約又支付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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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萬元，被告人陳某某出具了載明收到宋某某合作經營的轉讓費、房租及押金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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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萬元的收條。被告人陳某某從中取出10萬元給王某某作為續租期間的半年租金（9萬元）及押金（1萬元）。此后，被告人萌生非法占有合同款項的念頭，于同年10月中旬與王某某解除租賃合同，退還租金9萬元，后又分二次退還201x元、6000元定金，共計退還款項人民幣
9.8萬元。此后，被告人攜款逃匿。被害人宋某某多方尋找未果，遂報警。被告人于201x年9月19日被公安機關抓獲。被告人對作案事實供認不諱。其所占有的 1
2.9萬元被用于還債、揮霍，至今未歸還被害人。[裁判]法院經審理查明：
被告人陳某某在與被害人宋某某簽訂正式的合同并收取房租后，找到房東王某某騙說自己的姐夫在上海被抓，急需用錢，提出解除合同。王某某并不知道陳某某將房屋轉租給別人，遂陸續將
9.8萬元退還給陳某某。陳某某攜款逃匿幾個月后，證人梁某某證實期間他勸陳某某與宋某某解決此事，并問其是否還有錢，陳某某說還有5-6萬元。梁某某叫陳某某先將這些錢還給宋某某，但陳不聽勸說。被告人在簽訂合同之初雖無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故意，但是，合同詐騙的主觀犯意既可以產生在合同簽訂之時，也可以產生于合同的履行過程中。被告人與被害人簽訂了正式的合同并且收取合同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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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萬元。隨后卻沒有履行合同的誠意，先與房東解除合同，以其積極作為的方式使其與宋某某所簽訂的合同得以履行的條件歸于消滅，謊稱要延遲交房，攜款逃匿。其兄也曾勸其有能力先歸還部分款項而遭拒絕。被告人非法占有合同款項的主觀犯意是明顯的。其占有目的所指向的是宋某某所交的 1
3.1萬元，屬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合同詐騙罪。廈門市思明區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陳某某犯合同詐騙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罰》第224條第5項、第64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陳某某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并出罰金人民幣4000元。
二、追繳被告人陳某某犯罪所得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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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萬元，予以退賠被害人宋某某。[評析]本案的爭論焦點之一在于行為人在簽訂合同之初并沒有占有對方財物的犯罪故意，而是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產生了這種犯意，這種犯意的產生是否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焦點之二在于數額認定上，是以合同的標的為準，還是以被告人占有犯意指向的數額為準，抑或以被告人實際取得的數額為限？刑法第224條規定：
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等手段，通過簽訂經濟合同，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產的行為。占有是指對財物的實際控制和支配，是一種基于行為人的意志的自主性占有。非法占有是既無法律依據有無合同依據而進行的占有。如果雙方當事人簽訂的是虛假合同，由于合同無效而不具備法律效力，行為人依據該合同而占有對方當事人的財產自然屬于非法占有。如果雙方當事人簽訂的合同是有效成立的，但是在合同的履行過程中或合同履行期屆滿時，一方當事人不按合同約定的對價方式履行而占有對方的財產，也同樣屬于非法占有。客觀上判斷行為人的占有合法與否，就應從行為人實際上履行合同的情況來認定。而主觀上非法占有的目的是指行為人實施詐騙行為為達到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這是行為人所希望或追求的結果。在目的的后面可能有不同的犯罪動機，比如，為了生存的需要，為了生產的需要，為了還債的需要，為了貪欲與奢華的需要等等。犯罪動機的不同并不影響犯罪目的的存在，動機的發展終歸于占有他人財產的目的。在合同詐騙中，通常認為行為人的詐騙故意產生與簽訂合同之前或簽訂合同之時，即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是就具有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故意，其簽訂合同的不是為了進行合法、正當的經濟交往，其主觀上從一開始就根本不存在履行合同的誠意，簽訂合同不過是騙取對方財物的手段。我認為在詐騙的事實和故意存在的情況下，就足夠成立犯罪了，只要行為人表現為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等方法意圖占有對方的財產即可。況且合同的履行是一個過程，誠實信用必須貫穿于整個過程中，保護正常的經濟秩序和打擊犯罪分子并不在事前防范。因此，我認為合同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有三種存在形式：
第一種存在于合同簽訂之前，被告人一開始就不具備履行合同的誠意，只想通過簽訂合同詐騙他人錢財；第二種是在簽訂合同之時內心狀態不確定，行為人通過合同占有對方財產后，沒有機會履行合同，也沒有履行合同的任何積極作為；第三種是行為人簽訂合同時沒有非法騙取對方財物的目的，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由于主客觀條件的變化，行為人的主觀意圖也發生了變化，行為人不再想履行合同，只希望無償占有對方的財產。合同詐騙罪中最難判斷的是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與否。詐騙罪的犯意只能是故意，即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明知自己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自己根本就不想履行合同，卻決意利用合同占有對方的財產。從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來確定行為人的故意，是一種明知而又希望的情形。在實踐中如何利用行為人各種主客觀表現來做判斷，我認為可以參照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第二條的規定：
根據《刑法》第151條和第152條的規定，利用經濟合同詐騙他人財物數額較大的，構成詐騙罪。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的，詐騙數額應當以行為人實際騙取的數額認定，合同標的的數額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行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認定其行為屬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
（一）明知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擔保，采取下列欺騙的手段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財物數額較大并造成較大損失的：
1、虛構主體；
2、冒用他人名義；
3、使用偽造、變造或無效的單據、介紹信、印章或者其他證明文件的；
4、隱瞞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兌現的票據或者其他結算憑證作為合同履行擔保的；
5、隱瞞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擔保條件的抵押物、債權文書等作為合同履行擔保的；
6、使用其他欺騙手段使對方交付款、物的。
（二）合同簽訂后攜帶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逃跑的；
（三）揮霍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致使上述財物無法返還的；
（四）使用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致使上述財物無法返還的；
（五）隱匿合同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拒不退還的；
（六）合同簽訂后，以支付部分貨款，開始履行合同為誘餌，騙取全部貨物后，在合同規定的期限內或者雙方約定的付款期限內，無正當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貨款的。如何區別合同詐騙罪和民事欺詐？理論上普遍認為，主要應把握如下幾點：
（１）主觀目的不同。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主觀上是以簽訂合同為名，以達到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目的，而民事欺詐行為人雖然也有欺詐的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２）客觀方面不同。民事欺詐雖然在客觀上表現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但其欺詐行為仍在一定程度內，故仍應由民事法律、政策調整；合同詐騙罪中的虛構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應由刑法來調整。民事欺詐行為有民事內容存在，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實際行為；（３）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不同。合同詐騙中行為人根本無履行誠意，客觀上不作履行合同的任何積極努力，或者是履行小部分而騙取大部分財物；而民事欺詐行為，行為人有履行合同的誠意，能夠雖有可能無法完全履行，但能作各種努力；（４）對所獲財物的處理方式不同。合同詐騙中，行為人拿到對方當事人財物后，或攜款潛逃，或是揮霍浪費，根本不想履行合同或將財物歸還對方；而民事欺詐中，行為人在取得財物后，多用于購買生產資料，為履行合同創造條件；（５）產生的法律后果不同。合同詐騙罪承擔刑事責任，而民事欺詐承擔民事責任。通過上述列舉，筆者認為，只有在確定行為人有無非法占有目的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確定客觀行為和客體的性質。因此，只有主觀上有無非法占有的目的才是合同詐騙罪和民事欺詐行為區別的關鍵所在。如何理解合同詐騙罪中的“其他方法”,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在第
（一）至
（四）項明確列舉了四種合同詐騙方法后，第
（五）項以“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概括性語句作出了規定。立法者的目的之一可能是為了適應以后經濟的發展，保持該法的穩定性，但在另一方面，也給合同詐騙罪的司法認定帶來了一定的困惑和疑難。“其他方法”究竟是哪些方法呢？筆者認為，只要符合“利用合同詐騙”這一客觀本質特征，任何方法、手段都是可以成為合同詐騙罪的方法的。實踐中，常見的、與刑法明確列舉的合同詐騙方法性質相同的大致可以歸納為這樣幾種：
１、偽造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代理人或者權利義務繼受人財物的；２、虛構貨源或其他合同標的，簽訂空頭合同的。如行為人將暫時借來充數、并不屬于自己的貨物向被害人出示，在取得被害人信任簽訂合同后騙取貨款；３、誘使、蒙蔽對方當事人違背真實意思簽訂合同，亦即行為人利用欺騙手段誘使對方簽訂合同的；４、利用虛假廣告和信息，誘人簽訂合同，騙取中介費、立項費、培訓費等費用的；５、假冒聯合經商、投資、合作協作名義，簽訂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６、通過賄賂簽訂、履行合同，如實踐中有的合同當事人采用賄賂手段與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簽訂、履行合同騙取國有資產的，就屬于這種情況；７、作為債務人的行為人，向第三人隱瞞未經債權人同意的事實，將合同的義務全部或部分違法轉移給第三人，從而逃避債務的。如實踐中常見的，一些皮包公司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與他人簽訂供貨合同、取得對方當事人貨物、定金或部分貨款后，采取欺詐方法將合同義務轉讓給第三人，待被害人發覺上當受騙時仍借故不履行合同義務，亦不返還收取的貨物、定金或貨款等等。被告人陳某某收取被害人房租后，萌生非法占有對方錢款的意圖，采用與房東解除合同的積極方式使合同履行的條件歸于消滅，后又欺騙對方說要延遲交房而攜款逃匿，最后，不聽別人的勸告而執意拒不歸還錢款直至錢款被揮霍一空。這些都充分說明了被告人所具有的非法占有的意圖和欺騙的事實，符合詐騙罪的構成。
第二篇：
曹戈合同詐騙案被告人曹戈，男，漢族，1966年8月18日出生，原系寧夏宗正裝飾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犯合同詐騙罪、信用卡詐騙罪于201x年3月5日被逮捕。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曹戈犯票據詐騙、信用卡詐騙罪，向銀川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銀川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201x年10月31日，被告人曹戈出具偽造的宗正裝飾材料公司（以下簡稱宗正公司）與浙江省臺州市吉煌公司（以下簡稱吉煌公司）簽訂購銷合同，和寧夏永寧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以下簡稱永寧縣農信社）簽訂銀行承兌匯票承兌合同，約定由永寧縣農信社為宗正公司辦理人民幣（以下幣種均為人民幣）500萬元銀行承兌匯票，出票日期201x年11月28日，201x年4月30日期滿，宗正公司按承兌金額60％即300萬元作為履約保證金存入永寧縣農信社指定的保證金專戶。兩北亞擔保公司（以下簡稱西北亞公司）為保證人，負連帶責任。寧夏恒通恒基中小型企業信用擔保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恒通恒基公司）為宗正公司向永寧縣農信社申請銀行承兌匯票差額200萬元提供反擔保，承擔連帶責任。201x年11月28日，宗正公司從銀川市商業銀行“鳳麗艷”賬戶匯入宗正公司在永寧縣農信社辦理銀行承兌匯票的保證金賬戶300萬元。永寧縣農信社依約于當日給宗正公司辦理了兩張銀行承兌匯票，票號分別為0019140
6金額分別為470萬元、30萬元。曹戈將30萬元銀行承兌匯票背書到吉煌公司，將470萬元銀行承兌匯票通過他人貼現后歸還保證金、借款等。承兌匯票到期后，曹戈因不能償還銀行債務而逃匿，永寧縣農信社從宗正公司保證金賬戶扣劃．300萬元，并扣劃保證人西北亞公司本金200萬元及利息。后西北亞公司將反擔保人恒通恒基公司訴至銀川市中級人民法院，該院判決由恒通恒基公司償還西北亞公司200萬元。另查明，470萬元銀行承兌匯票背書欄內吉煌公司財務專用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均系偽造。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曹戈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偽造購銷合同，騙取銀行與擔保人、反擔保人的信任，以辦理銀行承兌匯票的方式獲取銀行資金后，因合同到期不能償還銀行債務而逃匿，致使反擔保人代為償還200萬元，侵害了反擔保人的財產權益，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且屬于數額特別巨大的加重處罰情形。公訴機關對被告人曹戈犯票據詐騙罪的指控不能成立，予以糾正。被告人曹戈及其辯護人所提本案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辯解理由、辯護意見，與被害單位報案陳述、證人證言、相關書證所證實的事實不符，亦無相應證據佐證，因此不予采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五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人曹戈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八萬元。宣判后，被告人曹戈不服，提出上訴，稱被告人在主觀上沒有合同詐騙的故意，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被告人是在擔保人、反擔保人的授意、安排下才準備了購銷合同，在擔保人陪同下去銀行辦理了承兌匯票。被告人用自己所有的位于海原縣政府南街東側的營業房產（價值500余萬元）為恒通恒基公司提供了反擔保，故恒通恒基公司的損失根本不存在。原判認定自己犯合同詐騙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定性錯誤，應宣告被告人無罪。寧夏回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曹戈與永寧農信社簽訂銀行承兌匯票承兌合同，約定由永寧農信社為宗正公司辦理500萬元銀行承兌匯票，出票日期201x年11月28日，到期日201x年4月30日，宗正公司應按承兌金額60％作為履約保證金存入永寧縣農信社指定的保證金專戶，西北亞公司為保證人，保證方式為連帶責任，恒基恒通提供反擔保，并承擔連帶責任的事實清楚。被告人曹戈在辦理該筆承兌匯票中，弄虛作假，向銀行提供偽造的購銷合同，誘使銀行向其出具合法的500萬元承兌匯票，且在貼現后，歸還個人借款，造成無力償還債務的局面，致使擔保人代為償還，實際侵害了擔保人的合法財產，曹戈主觀上有利用偽造的虛假合同詐騙錢財的故意，且詐騙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經查，無證據證實曹戈用自己所有的位于海原縣政府南街東側的營業房產為恒通恒基公司提供了反擔保抵押，更無任何證據證實曹戈是受他人指使辦理銀行承兌匯票和遭人綁架并搶走庫存貨物后不得已離開銀川的事實，岡此，其上訴所提原判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定性錯誤，不構成合同詐騙罪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納。原判認定被告人曹戈犯合同詐騙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主要問題偽造購銷合同，通過與金融機構簽訂承兌合同獲取銀行資金用于償還其他個人債務，因合同到期無力償還銀行債務而逃匿，致使反擔保人遭受巨額財產損失的行為，如何定性?
三、裁判理由在審理過程中，對被告人曹戈的行為定性，存在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曹戈的行為屬于民事欺詐行為，不構成犯罪。具體理由是：
曹戈經營一家裝修公司，公司往來賬目數額都不小，不同于一般的無業人員。曹戈因缺乏資金經營，采取偽造購銷合同、虛構事實的手段套取永寧信用社資金，但從其套取資金的用途看，確有部分用于經營活動。另從結果看，永寧農信社沒有造成損失，所以曹戈的行為雖有欺詐的性質但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曹戈與永寧農信社簽訂的銀行承兌匯票承兌合同的主合同是真實的，即使合同屬于可撤銷合同，但該案性質仍屬于欺詐性的民事合同糾紛，即使曹戈還不上錢款也不應按犯罪來處理。第二種意見認為，曹戈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但不構成票據詐騙罪，也不構成騙取票據承兌罪。該意見為
一、二審判決所采納。我們贊同這一意見，具體理由如下：
（一）曹戈的行為符合合同詐騙罪的特征，構成合同詐騙罪1．反擔保人能夠成為主合同債務人的相對方，能夠成為主合同債務人詐騙的對象。根據民法原理，本案中共存在五個比較復雜的合同關系：
第一個是曹戈為得到永寧農信社承兌匯票偽造的宗正公司與吉煌公司虛假的購銷合同，這是一個為了起到證明作用的欺詐性手段合同（其余主合同、擔保及反擔保合同均屬目的合同）；第二個是曹戈與永寧農信社簽訂的500萬元銀行承兌匯票承兌合同，這是一個在對方陷入錯誤認識后與其簽訂的一個真實的主合同；第三個是曹戈與永寧農信社雖無書面形式，但按合同法規定的其他形式實際形成的具有定金擔保性質的存人永寧農信社指定保證金專戶300萬元的保證金從合同；第四個是擔()保人西北亞公司在陷入錯誤認識后，為保證債務人曹戈向債權人永寧農信社履行剩余200萬元債務，與主合州雙方簽訂的負連帶責任的擔保從合同；第五個合同是反擔保人恒通恒基公司在繼續陷人錯誤認識后，為保證擔保人兩北亞公司在曹戈不承擔對債權人的債務而由西北亞公司承擔對債權人擔保的債務后享有的對債務人曹戈200萬元追償權得以實現，與擔保人兩北亞公司和債務人曹戈雙方簽訂的連帶責任反擔保合同，這是一個從合同的從合同：
隨著市場機制的不斷發展和完善，金融機構發生借貸業務往往要求客戶提供擔保與反擔保，以保證金融資金的安全，反擔保是確保擔保人對債務人追償權的實現而設置的新的擔保，是對擔保的擔保，是從屬于擔保的擔保。《擔保法》第四條規定：
“第三人為債務人向債權人提供擔保時，可以要求債務人提供反擔保。反擔保適用本法擔保的規定。”第三十一條規定：
“保證人承擔責仟后，有權向債務人追償。”無論是對于擔保合同還是對于反擔保合同，擔保既是為了保證債權人能夠對債務人享有的債權得到履行，也是為了保證債務人能夠向債權人履行債務，因此，擔保合同的對象應該是主合同的雙方而不是單方，與債權人簽訂擔保合同不影響與債務人存在擔保合同的效力；而在擔保人代替主合同債務人承擔擔保責任使主合同權利義務消滅后，依法因主合同的債權人債權的讓渡而享有的追償權時，擔保人才與主合同債權人脫離關系，而主合同的債務人才能成為唯一相對方。反擔保亦同。既然反擔保人始終能夠成為主合同債務人的相對方，就能夠成為主合同債務人詐騙的對象。
2．曹戈具有間接、變相地非法占有反擔保人恒通恒基公司擔保財產的目的。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
（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本案被告人曹戈在沒有償還能力的情況下，采取偽造、虛構購銷合同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與永寧縣農信社簽訂500萬元承兌匯票承兌合同，對于承兌匯票承兌合同中的200萬元承兌后因其無力如約償還債務，導致一連串多米諾骨牌效應式連鎖反應，先由西北亞公司承擔擔保從合同義務，后由恒通恒基公司承擔反擔保從合同的從合同義務，最終使反擔保人恒通恒基公司為其承擔了200萬元損失而得不到追償。不能將主合同和從合同割裂開來看合同的相對方而排除曹戈最終成為反擔保人恒通恒基公司債務人的相對性，通過等量代換，最終反擔保人恒通恒基公司代其通過擔保人向債權人履行義務后，取代了主債權人的權利而成為曹戈簽訂整個主、從合同的唯一相對方。曹戈在反擔保人恒通恒基公司為其承擔200萬元承兌匯票債務而無法償還的情況下，逃之天天，表面上看似乎占有的是永寧農信社承兌匯票的承兌款，并非恒通恒基公司的擔保款，實質上卻是間接、變相地實現了其非法占有恒通恒基公司200萬元財物的目的，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四項或者第五項的規定，與直接非法占有主合同相對方財物的性質是一致的。
3．曹戈具有概括的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犯罪故意和不確定的犯罪對象，不影響對其合同詐騙罪的定性。值得注意的是，曹戈在詐騙的對象和故意的內容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其合同詐騙的對象和犯罪故意屬于概括性的對象和犯罪故意。曹戈詐騙的對象和犯罪故意的內容并非是具體明確的，而是相對確定又具體移動可變的，既可能是永寧農信社，也可能是西北亞公司，還可能是反擔保人恒通恒基公司，這是由于主從合同連帶責任的不確定性所決定的。但是相對確定，并非絕對不確定，其犯罪對象和犯罪故意的內容最終的確定要看誰最終蒙受了損失。誰蒙受了損失，誰就成為其非法占有的受害方。曹戈通過一系列擔保合同最終使恒通恒基公司蒙受了損失，所以曹戈的犯罪對象就最終確定為恒通恒基公司。根據法定符合說原理，曹戈詐騙對象和犯罪故意內容的相對不確定性并沒有超過其詐騙合同相對方財物所可能指向的對象與故意內容的范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特征，應認定構成合同詐騙罪。
（二）曹戈的行為不符合票據詐騙罪的構成特征根據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條的規定，票據詐騙罪的行為人必須有使用虛假票據進行詐騙的行為，該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金融票據的管理制度與公私財產的所有權。如前所述，曹戈雖然采用了偽造購銷合同的虛假手段從永寧農信社取得承兌匯票，其中470萬元銀行承兌匯票后來發生了背書欄內吉煌公司財務專用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均系偽造的事實，但永寧縣農信社開出的承兌匯票是真實的，并非虛假匯票，曹戈并沒有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條所列情形中有關使用偽造、變造、作廢、冒用他人匯票進行詐騙活動的手段和事實。同時，涉案的擔保與反擔保合同也是真實、合法的，曹戈沒有持似匯票騙取任何人的財產。因此，在客觀方面曹戈沒有利用虛假票據騙取永寧農信社錢款的犯罪對象、手段和事實，曹戈的行為不符合票據詐騙罪的特征，不構成票據詐騙罪。
（三）曹戈不構成騙取票據承兌罪騙取票據承兌罪的客體僅限于金融秩序和安全，屬于單一客體，與詐騙類犯罪侵犯的復雜客體不同。而且，該罪的對象只能是金融機構，并要具有給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的結果。曹戈的行為并未給永寧農信社造成損失，所以不符合該罪的構成特征。綜上，
一、二審法院認定被告人曹戈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的意見是正確
第三篇：
被告人王峰合同詐騙案被告人王峰合同詐騙案時間：
201x-03-17 15:34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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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評論(0)【找法網合同詐騙案例】【要點提示】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發展的重要時期，由于經濟發展的需要，合同已經成為經濟領域不可缺少的行為契約。合同詐騙犯罪活動的產生和存在，已成為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大公害，當前在審判實踐中，只有正確劃清合同詐騙罪中罪與非罪的界限，綜合分析行為人的客觀表現及危害后果，才能做到正確適用法律打擊合同詐騙犯罪。本案被告人王峰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三原工務段人民幣263萬元，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流失。一審法院以詐騙罪判處被告人王峰有期徒刑十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附加剝奪政治權利二年，被告人王峰認為他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上訴后二審法院維持原判。【案件索引】一審：
西安鐵路運輸法院（201x）西鐵刑初字第37號判決書（201x年8月20日） 二審：
西安鐵路運輸法院（201x）西鐵中刑終字第6號判決書（201x年12月11日）【案情】公訴機關，西安鐵路運輸檢察院。被告人王峰，男，1949年12月5日出生于甘肅省慶陽縣，漢族，初中文化，原系陜西寶鳳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原甘肅寶鳳彩印包裝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長。201x年6月22日甘肅省慶陽地區行政公署計劃委員會（甲方）與甘肅省寶鳳彩印包裝制品有限公司（乙方）簽訂《協議書》，內容為同意乙方獨資修建“平慶”地方鐵路，年內開工建設，201x年底以前建成投入運行，資金基本落實后，按項目建設程序上報省政府審批開工建設。但至201x年3月，乙方未開工建設。甘肅省慶陽地區行政公署計劃委員會認為該公司沒有獨資修建“平慶”地方鐵路的能力，故于201x年3月2日，為加快“平慶”地方鐵路復工建設，以發函的形式，同意以被告人王峰為法人代表的甘肅省寶鳳彩印包裝制品有限公司為投資主體，與甘肅省“平慶”地方鐵路管理局共同組建“甘肅省寶鳳平慶地方鐵路籌建處”進行招商引資，并限定籌建處在寧縣長慶橋鎮設立辦公地點，引進的鐵路建設資金必須在中國銀行慶陽地區分行開設專戶儲存，專款專用，不得挪作它用。201x年7月被告人王峰以非法手段，在西安成立了“陜西寶鳳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以修建“平慶”地方鐵路的名義，通過魏耀省（另處）于201x年9月至201x年3月與原西安鐵路分局三原工務段簽訂聯營合同兩份，合同約定將“平慶”地方鐵路25千米路段交給三原工務段施工，之后以工程配合費、借款的名義索取三原工務段人民幣263萬元，所騙錢款被被告人王峰分別用于修建廟宇等捐贈及房地產等項目投資，經公安機關追繳未果，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流失。【審判】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王峰無視國法，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沒有合法經營資格的情況下，采取虛構事實欺騙的手段，與原三原工務段簽訂工程聯營合同，以工程配合費、借款的名義騙取國有企業資金263萬元，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侵犯了國家企業財產所有權，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構成合同詐騙罪。判處被告人王峰有期徒刑十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附加剝奪政治權利二年。宣判后，被告人王峰不服向西安鐵路運輸中級法院提出上訴，稱其沒有詐騙，辯稱：
1、合同是在雙方平等自愿基礎上簽訂，三原工務段知道該工程項目未落實，合同約定的配合費是他們自愿出資為前期開工準備工作所支付，該費用用于招商引資及項目手續的落實工作；
2、其公司對該工程具有招商引資、獨自修建和對外發包的權利。甘肅省慶陽計委201x年6月22日與其公司的協議，統一其獨自修建“平慶”鐵路，建設中可以使用“平慶”地方鐵路管理局名稱開展工作。201x年3月2日甘肅省慶陽計委發函，成立甘肅寶鳳“平慶”地方鐵路籌建處，授權其公司為該項目投資主體，其本人沒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工程未開工是由于政府行為及“非典”等因素影響，公司一直為履約積極努力。其辯護人辯稱，王峰的行為不構成合同詐騙罪。另外，一審認定王峰詐騙數額中，有15萬元在閻良工務段財務部門未找到相關憑證和單據；閻良工務段所送現金均由中間人魏耀省經手，被告人王峰只出具收據但并不知情；涉案收據均以公司名義出現，應考慮法人犯罪。二審法院認為，王峰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許諾將“平慶”地方鐵路25千米線路交由三原工務段施工建設，采取欺騙手段與三原工務段訂立聯營合同，以配合費和借款的名義騙取三原工務段263萬元人民幣，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合同詐騙罪，應予處罰。原審將王峰的行為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并無不當。上訴人王峰和辯護人均提出，上訴人王峰沒有詐騙，合同是在雙方平等自愿的基礎上簽訂，其公司對該工程具有招商引資、獨自修建和對外發包的權利，其本人沒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公司一直為履約積極努力。經查，陜西寶鳳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對“平慶”地方鐵路無修建經營權。王峰騙取三原工務段263萬元人民幣全部用于修建廟宇、捐贈和其他投資等。合同所約定的甲方（陜西寶鳳投資有限公司）交由乙方（西安鐵路分局三原工務段）施工的“西平”鐵路“平慶”段長慶橋站以西延伸25千米的工程子虛烏有。王峰在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均供述了其以簽訂虛假修建“平慶”地方鐵路聯營合同騙取三原工務段263萬元人民幣的犯罪事實。且有聯營合同、收款收據、魏耀省、馬東海證言等證據予以證實。因此，上訴人王峰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對王峰的上訴理由和辯護人的辯護意見不予支持。辯護人還提出，原審認定王峰詐騙數額中，有15萬元在閻良工務段財務部門未找到相關憑證和單據；三原工務段所送現金均由中間人魏耀省經手，被告人王峰只出具收據并不知情；涉案收據均以公司名義出現，應考慮法人犯罪的辯護意見，經查，原判認定王峰詐騙263萬元，有王峰給被害單位出具的收款收據與王峰在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供述的詐騙數額相吻合，且與魏耀省的證言等證據能夠相互印證。陜西寶鳳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自設立后沒有經營過任何項目，該事實有陜西寶鳳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經營處長肖君的證言和該公司開戶銀行所出具的資金往來帳目表等證據予以證實，原審認定王峰以陜西寶鳳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名義進行合同詐騙系王峰個人行為，并無不當。故對辯護人的辯護意見亦不予支持。二審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評析】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本罪侵犯的客體為復雜客體，即既侵犯了合同一方當事人的財產所有權，又侵犯了市場經濟秩序。本案中不僅侵犯了三原工務段的財產所有權，又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流失而侵犯了市場經濟秩序。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且數額較大的行為。對于以簽訂合同的方法騙取財物的行為，認定行為人是否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關鍵在于查清行為人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本案中被告人王峰根本不具備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其所成立的陜西寶鳳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只有招商引資的權利，沒有承建、發包工程的權利，被告人王峰在無合法經營資格的情況下，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利用報紙印制虛假消息，電腦合成和溫家寶總理照片等手段，致使簽訂人三原工務段產生錯誤認識，欺騙當事人上當受騙。本罪的主觀方面是只能是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本案中王峰在沒有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不具有承建、發包工程法定資質，陜西寶鳳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的營業執照系被告人王峰通過非法手段獲得的，被告人王峰當庭供述其營業執照是花8萬元購買的。
本罪的犯罪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這是本案中爭論的焦點重點問題之一。在司法實踐中應注意區分合同詐騙罪犯罪主體是自然人還是單位。例如下列幾種情形就是名為單位實為個人實施的合同詐騙罪：
（1）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合同詐騙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合同詐騙犯罪為主要活動的，應認定為個人犯罪。（見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18日《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
（2）國有或者集體企業租賃給個人經營的企業。承租人利用企業名義詐騙的，應認定為個人詐騙。
（3）國營或者集體企業為個人提供營業執照，名為集體實為個人的企業，企業人員以企業名義進行合同詐騙，應以個人詐騙論。
（4）沒有資金、場地、從業人員等有名無實的皮包公司，對它們利用合同詐騙的，應以個人詐騙論
（5）由被掛靠企業提供營業執照，而由掛靠人員自籌資金、自主經營、自擔風險的掛靠企業，掛靠人員實施合同詐騙罪應認定為個人詐騙。因此是否以單位名義簽訂、履行合同，不應成為區分個人合同詐騙與單位合同詐騙的標志。在審理中應當注意從單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體性和利益歸屬的團體性兩點把握究竟是個人合同詐騙罪還是單位合同詐騙罪。本案中被告人王峰在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供述寶鳳公司是他自己個人的，營業執照是花8萬元購買的，陜西寶鳳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自設立后沒有經營過任何項目，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應認定為個人犯罪。從以上分析來看，被告人王峰構成合同詐騙罪，西安鐵路運輸法院的判決是正確的。
第四篇：
金鷹國際集團合同詐騙案金鷹國際集團股份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細牛以及同伙田瑋（女）、徐冰等７人合同詐騙案在寧夏銀川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檢察機關指控，王細牛先后使用了王細牛、王世偉、王亞偉、王偉、舒兵、鄭澤等６個身份，在各地進行詐騙。檢方指控，從２００１年９月至２００７年，王細牛利用合同詐騙行為，在沒有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的情形下，騙取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和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政府土地使用權以及相關被害人資金總價值１７．５８億元，數額特別巨大，已觸犯我國刑法。１９９９年，王細牛利用西部政府招商引資、發展當地經濟的良好愿望，向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大肆吹噓其“經濟實力”，與其洽談寧夏賓館改造項目。２０００年９月，王細牛通過非法手段從湖北往河北石家莊市遷移虛假戶口，并改名“鄭澤”。并伙同田瑋出資１萬港幣在香港注冊成立了香港金鷹國際集團投資有限公司（屬于無辦公場所、無員工、無資金、無任何經營活動的“四無”公司），王自任香港金鷹國際集團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２００１年２月，鄭澤以“香港金鷹國際集團投資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的身份與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辦公廳、寧夏賓館簽訂了引資改造寧夏賓館的合同，約定“香港金鷹公司”出資４．５６億元人民幣，政府出地皮，改造賓館南側地段。同年７月２１日，又簽訂了引資開發合同書，約定成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寧夏政府提供建設用地，“香港金鷹公司”出資３．８億元，合作開發自治區政府周邊農場等地段。同年，鄭澤注冊成立了寧夏金鷹國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金１．８億元人民幣。截至２００４年２月，鄭澤及其同伙通過重組公司等手段，隱瞞事實真相，騙取了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總價值約２．０７億元左右的土地使用權。鄭澤以騙得的政府土地為資本，從２００１年７月至２００４年６月，以工程招標為手段，騙取了３２家投標單位投標保證金和履約保證金等２０６５萬元。從２００１年９月工程開工建設以來，鄭澤等人誘騙與工程商、材料供應商簽訂合同，但其并不按合同約定進行結算，騙取１４９家工程款和材料款共計約３．８億元。２００３年９月至２００７年１月，利用虛構貸款主體、房屋置換按揭等方式，騙取工商銀行寧夏分行東城區支行以及農業銀行寧夏分行新市區支行貸款共計約１．０９億元。２００４年８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鄭澤等人利用商鋪租賃、轉委托經營、許諾高收益率等方式在寧夏非法集資約３．１８億元。２００５年５月，鄭澤等７名犯罪嫌疑人利用同樣欺騙手段，向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政府稱自己“有雄厚的資金實力”，承諾投入５３億元建設“西北第一高樓”，合同詐騙呼和浩特市政府。同年６月９日，在呼和浩特市注冊成立了內蒙古金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炸掉了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指揮大樓等建筑，騙取了政府價值４．５９億元的土地使用權。強行開工建設金鷹國際ｃｂｄ項目（商務區），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實施合同詐騙行為，通過誘騙施工企業墊資、扣押施工單位招標保證金、銷售貴賓卡、拖欠材料貨款、非法集資等手段共騙取８．１億余元。鄭澤等人的合同詐騙行為引起了中央和寧夏、內蒙古自治區等地的高度重視。２００７年２月２日，鄭澤因涉嫌吸收公眾存款罪被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刑事拘留，３月９日被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檢察院依法批準逮捕。
第五篇：
黃志奮合同詐騙案黃志奮合同詐騙案--如何認定詐騙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被告人黃志奮,男,1956年4月20日出生,漢族,中專文化,原系泉州市時代企劃事務所法定代表人。因涉嫌犯合同詐騙罪,于201x年5月24日被逮捕。被告人黃志奮辯稱:與泉州第五中學簽訂協議及領取、支配192萬元委托款等行為均屬泉州市時代企劃事務所的單位行為,其是自然人,不能成為本案的犯罪主體；提供給張某某證券期貨交易保證金卡、成交過戶交割憑單和計算獲利數據目的是示范如何炒股,不存在詐騙行為,故不構成詐騙罪。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黃志奮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觀上未實施詐騙的行為,被告人代表單位進行正常的經營活動,不構成犯罪,建議宣告被告人無罪。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1997年1月,被告人黃志奮對泉州市第五中學有關人員稱國債回購業務有收益無風險,該校基金會資金可委托其經營的泉州市時代企劃事務所(以下稱時代企劃所)進行國債回購。1997年1月28日,被告人黃志奮以時代企劃所名義與泉州市第五中學(香港校友會)教育基金會簽訂年收益率為14％的委托國債回購業務協議書。被告人黃志奮于同年1月29日至5月13日先后5次從委托單位取走現金人民幣192萬元。后被告人黃志奮擅自改變委托用途,將委托款項投入高風險期貨交易并全部虧損。期間,被告人黃志奮偽造兩份期貨證券交易保證金帳卡及27份成交過戶交割憑單交給委托單位有關人員過目,以示已將款項投入國債回購,并編造獲利計算數據,使委托單位有關人員誤認為委托款已投入國債回購。案發后,贓款未能追回。另查,泉州市時代企劃事務所于1996年11月19日成立,企業申請注冊資金為人民幣100萬元(未實際出資)；名為泉州市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所屬集體企業,實為掛靠,泉州市經濟體改委研究會從未對泉州市時代企劃事務所出資、分紅:及派人經營管理等；1998年因未年檢被工商局注銷。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黃志奮向證人張某某提供的兩份證券期貨交易保證金卡、27份成交過戶交割憑單、兩份計算獲利數據單等證據材料從記載委托數額、以利息計算獲利數據等情況來看,印證證人張某某證實的被告人黃志奮以上述憑條告知其委托款已投入國債回購,使其誤認為委托款確已投入國債回購,且被告人黃志奮曾供述在案,故被告人黃志奮辯稱其不是偽造憑單,提供上述憑條是為了向證人張某某示范如何炒股的理由不能成立。時代企劃所在申請營業執照時以泉州市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自籌資金的名義注冊資金人民幣100萬元,而事實上該研究會并未實際出資,也未派人參與企業的管理和分紅,屬被告人黃志奮自主經營的企業,其用該企業名義與泉州市第五中學簽訂國債回購協議,后偽造憑單使委托單位不知其擅自改變委托款用途,造成委托款無法追回的后果,其行為是自然人行為。故被告人黃志奮提出其行為是單位行為及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行為是單位正常經營活動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人黃志奮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違法成立的企業名義與泉州市第五中學簽訂人民幣192萬元國債回購業務合同,后擅自改變委托款用途,將委托款投入高風險的期貨交易并虧損,還采用偽造憑單,虛擬獲利數據的手段騙取委托單位的信任,使委托單位誤認為委托款已投入國債回購,造成委托款全部無法追回的后果,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且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被告人黃志奮的犯罪行為發生在新刑法實施前,根據法律規定應適用舊刑法定罪量刑。故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有誤,應予糾正。被告人黃志奮及其辯護人提出無罪的辯解理由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不能成立,不予采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及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一款、第六十條的規定,判決如下:1．被告人黃志奮犯詐騙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2．繼續追繳被告人黃志奮違法所得人民幣一百九十二萬元歸還泉州市第五中學。一審宣判后,被告人黃志奮不服,向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二審期間被告人黃志奮及其辯護人訴辯均稱:本案行為系黃志奮代表單位所為的單位行為；本案行為不符合詐騙罪的主、客觀構成要件；原審判決將經濟糾紛定性為刑事犯罪,混淆了罪與非罪的界限。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判認定被告人黃志奮將委托單位的人民幣192萬元擅自改變委托用途造成虧損,使委托款項無法追回的事實,有經一審庭審舉證、質證的書證、證人證言、被告人的供述予以證實,足以認定。被告人黃志奮采取欺騙手段與他人簽訂合同,取得人民幣192萬元委托投資國債回購款后,擅自改變委托用途,其中,用于投資期貨的人民幣140萬元,因屬從事具體經營活動,不能歸還系客觀原因所致,對該部分款項不宜認定泉州市時代企劃事務所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另外50余萬元用于泉州市時代企劃事務所的事務開支,鑒于是在不具有實際履約能力或者有效擔保的情況下將委托款用于消費支出,對該部分款項應當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四款規定,泉州市時代企劃事務所非法占有被害單位人民幣50余萬元應當認定為數額巨大,故本案雖屬1997年修訂后刑法實施之前的單位行為,依照行為時法律亦應適用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條規定,以詐騙罪追究被告人黃志奮個人的刑事責任。同時,根據1997年修訂后的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一條規定,本案行為構成(單位)合同詐騙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刑法第十二條幾個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條規定,本案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一條規定,以合同詐騙罪追究被告人黃志奮的刑事責任。至于時代企劃所,考慮到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未將單位規定為詐騙罪主體,且時代企劃事務所業已注銷,故不應追究刑事責任。被告人及辯護人的訴辯部分有理,予以采納。綜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二)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一條、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如下:1．撤銷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x)泉刑初字第204號刑事判決；
2．被告人黃志奮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3．繼續追繳被告人黃志奮的違法所得人民幣五十余萬元,歸還泉州市第五中學。
xx合同詐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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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道夫詐騙案
伯納德.麥道夫(bernard madoff)
簡介
出生年月：1938年2月24日伯納德.麥道夫
籍貫：猶太人家庭
伯納德·l·麥道夫證券投資公司
職位：麥道夫證券投資公司ceo
經歷
* 創立伯納德·l·麥道夫證券投資公司(1960年)
* 麥道夫成為了nasdaq的主席(1990年)
* 公司擁有3億美元左右的資產(2000年)
* 麥道夫的對沖基金到sec注冊(2006年9月)
2008年，美國華爾街傳奇人物、納斯達克股票市場公司前董事會主席伯納德·麥道夫（bernard madoff）12月11日因涉嫌證券欺詐遭警方逮捕。檢察人員指控他通過操縱一只對沖基金給投資者損失大約至少500億美元。
自從9月中旬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目睹一個個金融巨頭倒下，華爾街投資者們的心理承受能力照說是經歷了足夠的鍛煉。但是，當傳奇人物、納斯達克股票市場公司前董事會主席伯納德·麥道夫11日被戴上手銬帶走，并由此引出一個可能長達20年、高達500億美元的投資騙局之后，華爾街還是被震動了。
麥道夫詐騙案始末
兒子告發老爸
2008年12月，美國華爾街傳奇人物、納斯達克股票市場公司前董事會主席伯納德·麥道夫因涉嫌證券欺詐遭警方逮捕，檢察人員指控給投資者損失約500億美元。告發這位華爾街史上“最大詐騙嫌疑犯”的人，正是麥道夫的兩個兒子。
向兩個兒子坦白，自己“一無所有”
對投資機構與華爾街上流人士來說，麥道夫的投資一直很有吸引力，其客戶平均每月曾有過近2％的盈利紀錄。
但面對金融危機的蔓延，麥道夫再也無法再撐下去，于12月10日向兒子坦白稱，其實自己“一無所有”，一切“只是一個巨大的謊言”。
事件緣起于本月初，麥道夫向其中一名兒子透露，客戶要求贖回70億美元投資，令他出現資金周轉問題；12月9日，麥道夫突然表示提早發放紅利。對此，麥道夫的兒子感到可疑，第二天在公司便向父親詢問，當時麥道夫拒絕解釋，指示兩人到其寓所再談。
同日，麥道夫于寓所向兒子承認，自己炮制的是一個巨型金字塔層壓式“龐氏騙局”，前后共詐騙客戶500億美元。
悉心設計驚人騙局，善于營造神秘氛圍
現年70歲的麥道夫浸淫資本管理多年。他1960年成立伯納德·l·麥道夫投資證券公司。麥道夫非常善于為自己營造神秘的氛圍。多年來，麥氏通過這家公司下伯納德.麥道夫
屬的秘密資本管理分支機構，利用廣泛人脈，騙取投資。
在眾人眼中高尚、敬業的麥道夫，悉心設計了一個驚人的騙局。起訴書顯示，麥道夫公司的資產管理部門和交易部門分別在不同樓層辦公，麥道夫對公司財務狀況一直秘而不宣，而投資顧問業務的所有賬目、文件都被麥道夫“鎖在保險箱里”。
想成為麥道夫的客戶，有點類似于加入一個門檻很高的俱樂部，光有錢沒人介紹是不能進的，在很多人看來，把錢投給麥道夫已經成為一種身份的象征。就算加入后也沒有人知道他的投資策略到底是什么，麥道夫從不解釋，而如果你問得太多，他會把你踢出局。
據悉，麥道夫的客戶包括富豪、對沖基金、大型機構投資者甚至歐洲的一些銀行。在很多投資老手們看來，向麥道夫的公司投資，他們擔心的不是損失金錢，而是損失賺錢的機會。
兒子當晚告發老爸，史上最大欺詐暴露
麥道夫的兒子們10日當晚便告發了老爸，一場可能是美國歷史上金額最大的欺詐案，這才暴露在世人眼前。
麥道夫投資的有關生意，一直由麥道夫獨斷控制，即使是兩名分別擔任董事總經理及法規部門主管的兒子都不容插手。據美國證交會估計，麥道夫今年初管理的資產達170億美元。
檢察官的資料說，12月10日，70歲的麥道夫向公司的兩名雇員坦白說，投資顧問業務是金字塔式騙局。消息稱，該兩名高級職員正是麥道夫的兒子。報道稱，麥道夫的兩個兒子將該重大事件轉告了律師，律師10日晚就通知了聯邦當局。調查人員11日抵達麥道夫寓所時，麥道夫已知fbi調查人員來意，承認“以不存在的錢支付給投資者”，指自己已破產，已有坐牢準備。
麥道夫的投資證券中介公司，曾為350只納斯達克股份提供服務，包括蘋果、ebay和戴爾計算機等。
麥道夫個人發展經過
起家當救生員賺得第一桶金
1938年,伯納德·麥道夫出生在紐約的一個猶太人家庭。靠著當救生員和安裝花園噴水裝置賺得的5000美元,1960年,麥道夫創立了自己的伯納德·l·麥道夫證券投資公司。1970年,他的弟弟彼得也加入了這家公司,他的侄兒、侄女和2個兒子后來也都為他工作。
在很長的時間里,這家公司主要在股票買家和賣家之間充當撮合交易的中間人。到上世紀80年代初,這家公司已經成為了美國證券業最大的獨立交易公司之一,到2000年前,該公司擁有3億美元左右的資產。
麥道夫的公司是納斯達克（nasdaq）成長的主要推動者之一。麥道夫與全美證券交易商協會（nasd）關系密切,而nasd建立了全國證券交易商自動報價系統協會（nasdaq）。作為nasd最活躍的公司之一,麥道夫極力倡導證券交易的電子化。1990年,麥道夫成為了nasdaq的主席。他還擔任過nasd副主席、nasd董事會成員以及nasd紐約地區主席。
多年來,麥道夫一直致力于推進納斯達克內部的透明度和責任感,麥道夫等人的努力促使納斯達克吸引了諸如蘋果、sun、cisco等一流企業。
這段輝煌歲月,為麥道夫贏得了極高聲望。
華盛頓喬治敦大學副教授詹姆斯·安格爾表示,麥道夫的公司是最早實現自動化的證券公司之一,麥道夫可以算是現代華爾街的先驅之一。
發展結交名流熱心慈善
上世紀90年代,麥道夫開始涉足資產管理業務,并創建了另一家進行資產管理的投資咨詢公司。
在紐約和佛羅里達,麥道夫夫婦是富裕猶太人圈子中的熟面孔。他的許多客戶都是來自這些富裕階層。麥道夫一直試圖將他的個人關系網變成財富。
那些認識麥道夫的人用“富裕”、“高調而不炫耀”來形容他。他經常出沒在紐約和佛羅里達的上流社會俱樂部,并不時在與富裕階層的閑談中顯示出他熟悉股票市場的內幕交易。然后他再用一些顯赫的客戶名字吸引更多的客戶,并將其影響力不斷擴展。
麥道夫和他的妻子魯斯還以積極從事慈善事業而著稱。通過麥道夫家族基金,麥道夫夫婦資助劇院、大學和藝術基金,他們還向許多猶太人慈善機構作出大筆慷慨捐贈。此外,很多民主黨的政客都接受過麥道夫的政治捐贈。
就這樣,麥道夫逐漸確立了其“華爾街的巫師”的聲譽。據說在佛羅里達上流社會的高爾夫球場上,麥道夫的客戶們一邊對其投資的高回報歡欣鼓舞,一邊也曾開玩笑地戲謔麥道夫,這樣高的回報,難道你在欺詐？他們沒有想到,這玩笑一語成讖。
騙術一句“內幕消息”掩蓋一切
多年來,麥道夫對外宣稱的投資記錄非常成功。持續的高回報是麥道夫欺詐持續多年的重要因素。
他從來不說明他的投資方法,也不解釋他是如何利用投資者的資金獲得回報。不論市場好壞,他每年都可以支付10%以上的投資回報利潤。他曾經有一次說:“這是通過恰當的投資策略產生的,我不能詳細予以解釋。”有時候他就干脆以“內幕消息”作為回答。
一名投資者多年來對麥道夫的投資回報都十分滿意,他說:“即使是見識廣博的人也不能真正說清他在做什么。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他總是現金充裕。”
據說,麥道夫還告訴他的客戶:“如果你在我這里投資,就不能告訴任何人。這兒發生的事情跟任何人都無關。”
外部分析人士多年來也曾對麥道夫的公司提出過擔憂。1999年,金融分析師哈里·馬可波羅斯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投訴,認為他們應該對麥道夫進行調查,因為麥道夫所聲稱的利潤不可能通過合法途徑獲得,但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并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
另一名投資專家查爾斯·格拉丹特也曾經注意到,他指出一家證券投資公司不可能在長達10年或15年的時間里只有3、4個月虧損。
其實,麥道夫使用的是很簡單的“龐氏騙局”,就是用新投資者的錢用來支付給老投資者。這一招,使數千投資者,包括對沖基金、銀行和富有的個人都成為了麥道夫的受害者。而這也可能成為華爾街歷史上最大的欺詐案。
欺騙手法
簡單原因
雖然目前對事件原委的調查還在繼續中，但許多人都感到不解，為何麥道夫能把國際上一些最精明的投資者騙得團團轉。
目前看來，他的威望是騙取別人信任最有力的工具。麥道夫公司網站上的宣傳文字就以他本人為號召。公司網站上寫道：“麥道夫重視維持價值、公平交易和高道德標準的記錄，而這也向來是本公司的品質保證。”
此外，他還善用公關渠道。他依靠朋友、家人和生意伙伴織成的關系網吸引投資者。從達拉斯、芝加哥、波士頓到明尼阿波利斯，麥道夫的社交網絡遍布各地。據投資者和代理人稱，有些代理人因招攬投資者獲取傭金，而很多其他代理人則與他有單獨的、盈利豐厚的業務關系。一位投資者說，如果你在俱樂部或高爾夫球場吃午餐，每個人都在談論麥道夫為他們賺了多少錢，大家都想跟他簽合同。
《華爾街日報》一名專欄作家說，麥道夫經常以“神秘的魅力和排他的方式”來引誘受害者上鉤。一位大亨會到俱樂部吹噓說：“我把錢交給麥道夫投資，而他也做得很好。”當其他人表示有興趣時，他就會說：“你無法加入，除非你獲得邀請……但我可能可以幫你。”
另一個讓人對他深信不疑的理由是他的行為舉止都很正派。以華爾街的標準來說，他并不是個亂花錢的人，而且他也以樂善好施著稱，常捐錢給猶太人和親以色列的慈善機構。從規模巨大的外資銀行到美國的私人投資者，麥道夫在數十年內成功欺騙了所有的人。
一名對沖基金執行人員開玩笑說，如果以投資工具來比喻麥道夫，他被視為是最安全的美國國庫券。“麥道夫是猶太版的國庫券。他是那么的安全。”他說道。
財務狀況秘而不宣
現年70歲的麥道夫是“伯納德·l·麥道夫投資證券公司”創始人兼主要所有權人。他經營著一只對沖基金。聯邦調查局的起訴書顯示，麥道夫對公司財務狀況一直秘而不宣，而投資顧問業務的所有賬目、文件都被麥道夫“鎖在保險箱里”。直到近期由于面臨高達70億美元資金贖回壓力，無法再撐下去，才在12月10日向兩個兒子，也是其公司高管坦白其實自己“一無所有”，一切“只是一個巨大的謊言”，麥道夫的兒子們當晚便告發了老爸。次日早晨，他在位于紐約曼哈頓的公寓內被捕。這起涉嫌欺詐案讓美國一些最知名和最富有的人士血本無歸。
“金字塔式”騙局
用高額回報引誘投資者，同時用后來投資者資金償付前期投資者，這便是麥道夫通過其經營的對沖基金進行騙錢的手段。這一手段被稱為“金字塔騙局”，并不新鮮，但卻有一大批具有豐富專業經驗的受害者。
對投資機構與華爾街上流人士來說，麥道夫的投資一直很有吸引力，其客戶平均每月曾有過近2%的盈利紀錄。其中一名投資者說，對沖基金使他們持續受益，2004年開始，年回報率從7.3%至9%不等，而過去十幾年的年回報率超過10%。
“白璧無瑕式”從業記錄
許多投資者、交易員甚至記者對于麥道夫會涉嫌欺詐都感到十分震驚。麥道夫的個人信譽一直非常好，至今在麥道夫公司的網站上還能看到這樣的聲明：“客戶們知道，伯納德·麥道夫本人追求完美無瑕的從業記錄，致力于公平交易，并保有高尚的道德標準，這些一直以來都是本公司的標志。”
另外，麥道夫還是倡導場外電子交易的先驅之一，在上個世紀80年代致力于推動建立交易透明化、公平化機制，為納斯達克同紐交所的競爭做出了巨大貢獻。
然而，就是這個眾人眼中高尚、敬業的麥道夫，多年以來利用自己公司的業務悉心設計了一個驚人的騙局。
善于營造神秘氛圍
麥道夫非常善于為自己營造神秘的氛圍。想成為麥道夫的客戶有點類似于加入一個門檻很高的俱樂部，光有錢沒有人介紹是不能進的，在很多人看來，把錢投給麥道夫已經成為一種身份的象征。麥道夫從不解釋他的投資策略，而如果你問得太多，他會把你踢出局。麥道夫的客戶包括富豪、對沖基金、大型機構投資者甚至歐洲的一些銀行。
面對長期穩定得不可思議的盈利和自己信任的已經賺到錢的其他投資者，這些久經沙場的老手們還是最終被騙。
騙局五要素
1.不知名會計師事務所做審計。據悉,該事務所只有合伙人、秘書以及會計師三人。2.投資策略晦澀難懂。沒人能搞清楚麥道夫宣稱的“分裂轉換”的策略為何物。
3.技術欺騙。表面宣稱公司使用“尖端科技”,卻拒絕讓客戶在網上查閱自己的賬戶。
4.家族成員控制核心職位。麥道夫證券是一家家族壟斷下的公司,其弟弟、侄兒、侄女和兒子都在公司居要職。
5.違反隔離的控制原則。公司的所有交易均為麥道夫一人獨斷,他管理資產,并同時匯報資產的情況。
解密麥道夫騙局:
靠新加入的投資者金錢支付舊有投資者的回報,但一般很快都會因為缺少新鮮血液而入不敷出,最終被揭穿騙局。
“內幕消息”——就是靠這幾個字,麥道夫征服了眾多美國與歐洲的機構投資者。
麥道夫騙局四大絕招
1.利用奢華場所建立人脈網
現年70歲的麥道夫浸淫資本管理多年。他1960年成立伯納德·l·麥道夫投資證券公司。多年來,麥氏通過這家公司下屬的秘密資本管理分支機構,利用廣泛人脈,騙取投資。麥道夫在美國達拉斯、芝加哥、波士頓和明尼阿波利斯等城市編織關系網,利用高爾夫球會所、雞尾酒會等奢華場所接觸投資者。
2.樹立“投資必賺”口碑
在建立人脈網之后,麥道夫便開始樹立投資“口碑”。《華爾街日報》報道,麥氏僅在明尼蘇達州霍普金斯市山頂高爾夫球俱樂部和橡樹嶺俱樂部就“融資”超過1億美元。“當你在高爾夫球俱樂部打球或吃午飯時,所有人都在講麥道夫如何幫他們賺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資者告訴《華爾街日報》記者,“所有人都想加入(麥道夫的項目)。”
3.發展“金字塔型下線”麥道夫利用朋友、家人和生意伙伴發展“下線”,有的人因成功“引資”而獲取傭金。一些“下線”又發展新“下線”。證券分析師斯普林向麥氏基金投資1100萬美元,占個人凈資產的95%。他還為麥氏吸引數十位“下線”,其中既有投資5萬美元的普通教師,又有一擲百萬美元的企業家。
4.合理回報率騙倒所有人據悉,麥道夫每月向客戶提交的投資報告顯示他非常進取,客戶也能隨時在數日內贖回投資。而且與一般騙案的不合理高回報相比,麥道夫每年向客戶保證回報只有約10%,這樣便令許多存有疑心的客戶也不虞有詐。
麥道夫其人
麥道夫在華爾街可謂傳奇人物。盡管他的名字并非家喻戶曉，但幾十年來，麥道夫創立的公司對構造華爾街的金融框架發揮了重要作用。不論是傳統股票交易還是股票及金融衍生品等新式電子交易系統的發展，麥道夫的公司功不可沒。
麥道夫1938年出生于紐約的一個猶太人家庭，對于他的童年人們所知甚少。他的事業正式起步于1960年，當時,麥道夫法律專業畢業后不久,他用自己做救生員和賣灑水器所賺的5000美元投資成立了伯納德·麥道夫投資證券公司。這家公司是緊密參與納斯達克股票市場公司發展過程的5家證券交易公司之一。麥道夫曾任納斯達克股票市場公司董事會主席。
20世紀80年代早期，他經營的公司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可以獨立從事證券交易的交易商之一。2000年公司已擁有資產大約3億美元，在美國證券交易公司中名居前列。
在建立新式交易系統過程中，麥道夫經營的“伯納德·l·麥道夫投資證券公司”與包括高盛公司和美林公司等華爾街知名公司建立協作關系。
經過多年的摸爬滾打，麥道夫憑借其聰明才智漸漸成為華爾街經紀業務的明星。之后，麥道夫開始活躍于美國證券業的自我監管組織——全國證券交易商聯合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nasd)，而他旗下的公司也逐漸成為納斯達克股市中最活躍的5家公司之一。上世紀90年代初，他成為了納斯達克交易所董事會主席，在卸任該職后也一直是董事會成員。
和麥道夫家頗為熟悉的莫妮卡·加尼爾(monica gagnier)回憶說，麥道夫兄弟倆對場外交易市場(otc)的透明化和數據處理改善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當得知有關他詐騙的消息，相信沒有人比我更吃驚。我從上世紀80年代就認識他了，當時我負責納斯達克股市旗下的財經報刊《投資者商業日報》(investor’s business daily) 和《交易系統技術》(trading systems technology)的創建。”她說道。
加尼爾稱，麥道夫在納斯達克和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競爭中立下了汗馬功勞，是納斯達克股市的少數幾個功臣之一。她表示，納斯達克應該感謝麥道夫，沒有他的話，納斯達克股市很難吸引到像蘋果(apple)、太陽計算機系統(sun microsystems)、思科(cisco systems)和谷歌(google)這樣的公司。
同時他也是電子交易的先行者，并極力鼓吹使用技術手段提高股票交易的效率。一位對麥道夫相當了解的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資深人士對本報記者說：“他是一個支持市場化的人物，反對對市場有過分的干涉，而且具有很強的創新精神。”麥道夫在80年代曾經發明了一種名為payment for order flow的交易系統。通過這一系統，他付錢給那些將交易訂單送給他的經紀公司，而他再將這訂單執行來賺得差價。
“他是從紐約證券交易所和納斯達克交易所吸引走交易的先驅，”杜克大學的證券法教授james cox對《第一財經日報》說，“在這個過程中，他制造了很多敵人，但也變得非常富有。”
從成立至今，麥道夫旗下的公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截至今年10月該公司在納斯達克還排名第23位，平均每日的成交量大約為5000萬股。麥道夫公司本來起家于證券經紀業務，但從2006年開始，麥道夫又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注冊開設了投資咨詢業務，這也正是此次“龐氏丑聞”的外殼。
真相大白之后
在案發前，人們信任麥道夫，麥道夫也沒有讓他們失望；他們交給麥道夫的資金，都能取得每月1%的固定回報，這是非常令人難以置信的回報率。但事實上，麥道夫并沒有創造財富，而是創造了別人對他擁有財富的印象。
顧客們并不知道，他們可觀的回報是來自自己和其他顧客的本金——只要沒有人要求拿回本金，秘密就不會被拆穿。但當今年12月初，有客戶提出要贖回70億美元現金時，游戲結束了。
令人感到矛盾的是，雖然投資人對麥道夫的行徑感到不齒，但一些沒有投資他的人還是對他欣賞有加。麥道夫的同事說他跟人打交道時很公正，對特奧會等慈善事業也很慷慨。
已退休的紐約證交所經紀人克里斯坦森(frank christensen)稱，麥道夫對員工們很好，喜歡帶朋友和同事乘坐他那艘55英尺長的漁船“公牛”。“我真的很敬重他，人都是會犯錯的。” 克里斯坦森說。
目前，麥道夫已被保釋出來，并和妻子住在曼哈頓上東區一處公寓樓內。根據房產記錄，這套公寓價值超過500萬美元。此外，麥道夫一家在紐約羅斯林擁有一幢住宅，在長島蒙陶克擁有一處絕美的海濱住宅和庭院。
房產數據庫顯示，他家的復式單元2008年的市場價值大約900萬美元，而麥道夫曾擔任該樓共管會主席多年。租戶們稱，他似乎很實在、很友好，打招呼時總是會親切地直呼對方的名字。
造成的后果
被認為美國史上金額最大的“麥道夫詐騙案”近日有了新的進展。一些卷入這一詐騙案的企業巨頭和要人相繼公布所受損失，受害人名單不斷拉長。
2008年12月11日晨，美國華爾街傳奇人物、納斯達克股票市場公司前董事會主席伯納德·麥道夫因涉嫌證券欺詐遭警方逮捕。檢察人員指控他通過操縱一只對沖基金給投資者造成的損失高達500億美元。而告發麥道夫的人，正是他的兩個兒子。
西班牙金融業巨頭桑坦德銀行14日說，該行對沖基金optimal在此次詐騙案中的風險敞口高達23.3億歐元(約合31億美元)。并且該行利用自有資金投資的1700萬歐元(2260萬美元)也有去無回。
歐洲另一家銀行巨頭匯豐銀行也是最大受害者之一，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該銀行的風險敞口約10億美元，如果美國政府不能從麥道夫處收回任何資金，匯豐還將賠償客戶損失，由此還將產生5億美元損失。
瑞士銀行業的損失也極為慘重，據瑞士《時報》14日報道，瑞士ubp等數家銀行的風險敞口總計達50億瑞士法郎(約合42億美元)。
法國巴黎銀行14日也公布了損失額度。巴黎銀行在一份聲明中說，該行與納斯達克沒有直接投資業務，但受對沖基金牽連，可能蒙受至多3.5億歐元(4.7億美元)損失。
除了上述銀行已經公布了具體損失外，瑞士銀行野村證券、皇家蘇格蘭銀行等大型集團也與該案有牽連，但具體損失數目尚不清楚。
除金融機構外，一些名人也登上受害榜單，其中包括紐約“大都會”棒球隊老板弗雷德·威爾彭、通用汽車公司旗下金融機構gmac主管j·埃茲拉·梅爾金、前美式足球費城老鷹隊老板諾曼·布拉曼，以及部分華爾街人士。
另據美聯社報道，來自新澤西州的美國聯邦參議員弗蘭克·勞滕伯格也不幸“榜上有名”。
部分受累金融機構
公司 損失
金門資產管理公司 35億美元
西班牙桑坦德銀行 31億美元
access國際咨詢公司 14億美元
匯豐集團 10億美元
瑞士私人銀行聯盟 8.5億美元
法國巴黎銀行 4.68億美元
菲克斯資產管理公司 4億美元
瑞士reichmuth銀行 3.27億美元
日本野村證券 3.02億美元
馬克夏姆資產管理公司 2.8億美元
法國興業銀行 133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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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訪談：追查黑津冀特大虛開發票案中國網 | 時間：2006 年4 月28 日 | 文章來源：焦點訪談4月27日，央視焦點訪談播出《追查“黑津冀”特大稅案》，以下是節目實錄：
每年的4月份是全國的稅法宣傳月。今年4月20號，國家稅務總局專門召開新聞發布會，會上通報了9起重大涉稅違法案件的查處情況。這9個案件是稅務機關在過去一年中查處結案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代號為“黑津冀”的系列虛開發票案波及的范圍之廣、涉案的企業之多、金額之大是近年來非常罕見的。
2004年6月，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龍江縣國稅稽查部門按照國家稅務總局的要求，對廢舊物資回收經營企業進行專項檢查的時候，一家公司的情況引起了稽查人員的注意。
翻開賬本一看，它的銷售額特別巨大。在4至5月份這兩個月的時間內，它的銷售額達到了5.59億元。
這家名叫興盛廢品收購有限公司的企業從相關材料上看，2004年3月份才取得工商營業執照，辦理稅務登記，4月1號才正式運營。稅務稽查人員說龍江縣經濟并不發達，國稅年收入只有2700萬元，在龍江縣能把買賣做到這個程度，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樣的企業呢？
右側的這兩間房就是龍江縣興盛廢舊物資回收有限責任公司，在工商局注冊的經營地址，這兩間房大概也就十幾個平米。
而現場了解到的情況更是讓人大吃一驚。
戴璐 記者： 2004年的時候您住這兒嗎？
黑龍江省龍江縣居民： 我住30多年了。
記者：那段時間這兩個屋開了一個公司，搞什么的您知道嗎？
黑龍江省龍江縣居民：
不知道，沒開過公司，都不知道公司，那不知道，那真不知道。
記者： 您見過他們往里面進一些廢品什么的嗎？
黑龍江省龍江縣居民： 沒有，那指定沒有。
記者： 從來沒有看見過？
黑龍江省龍江縣居民： 從來沒有，你放心，家里外頭那院子還沒有屁股大呢，他上哪兒進那玩意兒去，沒有，指定沒有。
作為我們稅收工作人員到這兒一翻賬本，一看它的場地，一看它的5.59億元，就給它畫定了一個很大很大的問號，就認為它第一印象它是有問題的。
經過稅務部門的初步認定，興盛公司存在虛開發票的重大犯罪嫌疑。據介紹，廢品回收有利于廢舊物資的循環再利用。國家為了鼓勵開辦廢舊物資回收企業，對這類企業實行的是免稅的政策，也就是說這些企業只要花幾塊錢的工本費就可以領到普通發票作為經營憑證。于是，就有不法分子在這種發票上動起了腦筋。
在國稅總局和公安部的指使下，齊齊哈爾市成立了由公安和國稅部門聯合組成的專案組，而興盛公司真正的老板張德旺則是破案的關鍵。
2004年9月23日北京開往圖們的k215次列車上，包房里把他抓獲了，當時不承認自己就是張德旺。
經過公安部門艱苦的努力，張德旺在出逃近三個月后被抓獲。在看守所我們見到了張德旺，他交代說興盛公司是他在河北的一個親戚授意他注冊的，他對虛開發票的事實供認不諱。
當時他(親戚)就讓我，就是在本地成立一個有色金屬回收公司，他那頭所有的業務由他負責，我們這頭只負責稅務局的申報、記賬、領票，完了之后我們把領來的空白發票直接到河北或者到天津給他，完了之后他跟廠家具體交易。
你拿名，你拿出公司名開多少錢，什么公司名，我就給你開，開完以后一張多少錢，甚至有的成本，一本多少錢。
就感覺這錢來得挺容易，也就是每個月最多的時候能領七八本發票。
張德旺說虛開發票給他帶來了源源不斷的錢財。到后來，他覺得只靠興盛公司一家錢還來得太慢，他又伙同林立新、孫軍等人注冊了13家廢品公司，加快了虛開發票的速度。經專案組確認，張德旺等人一共開出的發票有4237份，金額高達23.9億元。在調查這起案件的同時，黑龍江對全省的廢舊物資回收經營企業也逐個進行了排查。
佟俊海 黑龍江省國稅局總會計師：
從我們省來講，最終查處確認的總共是39戶企業，開出的總金額初步估計在50個億左右，也就是說可能導致減少或者影響國家稅收大概在5個億左右。
佟俊海介紹，廢舊物資發票通常是一些需要廢舊物資作為生產原料的生產企業進貨的憑證，以此為憑證，這類生產企業又可以依據發票上的金額抵扣銷售產品后應繳納的增值稅，而如果發票是虛開的，國家就會因此損失這部分稅款，那么拿到虛開發票的企業也是調查的重點。
在天津的靜海縣，那么靜海縣它有很多生產銅桿、銅絲這樣的企業，就像這家企業它當時也是注冊是生產銅桿、銅絲的，那么這些企業它是需要利用廢舊物資來作為生產原料的。公安機關和稅務公關發現，張德旺當時開出的很多發票都是流向了天津靜海縣的這些企業。
在專案組的統一部署下，天津市對靜海縣的近100戶有色金屬企業進行了排查，查明有20戶企業經手的發票憑證是花錢從黑龍江購買的虛假發票，一共有1007份。
崔立軍 天津市靜海縣國稅局第五稅務所所長：
他們開的票就是這樣子的，這發票抬頭是黑龍江省工商業統一發票，這張票呢所開的貨物都是廢銅，他們填寫的金額都是頂頭填寫，像這個是開到999780元，下面每張票都是這樣子的。
按照國家規定的稅率，從黑龍江流向天津的虛假發票已經實際抵扣的稅款達到9425萬元。可是當專案組進駐靜海縣時發現，涉案的20戶企業除了一戶還在生產之外，其余19戶的情況都十分反常。
我們通過黑龍江省國稅局給我們提供的線索，我們就找到了這家企業，天津市旺達線材有限公司，我們來到以后呢，發現這些所有的設備都是比較陳舊的，根本就無法再生產，而且既沒有管理人員，也沒有工作人員，只有一個看門的。
在我們進一步查處過程當中又發現這些企業都存在虛假注冊、虛假注資的情況，你比如像這戶，天津市宇順線材有限公司，它在2003年的12月2日注冊資金是50萬元，到了2003年12月23日50萬元立即取走。
顯然涉案的這些有色金屬企業是在惡意使用廢舊物資發票。其實這些企業既不需要進貨，也不可能有產品銷售，即使進項稅可以抵扣消項稅，但是對他們本身來說得不到什么利益。那么他們不顧違反法律規定，想方設法獲取這些發票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它的主要目的是在于下家，他為下家等于虛開，在無貨物的情況下虛開增值稅發票。
原來這些企業真正的目的是花較少的錢買到廢舊物資發票，而這些發票不但抵扣了他們虛假申報的增值稅，而且可以同時到稅務部門騙購增值稅發票，再對外虛開給下家，獲取更多的非法利益。普通發票經這些企業一倒手，就倒成了能夠賣給下家的增值稅發票。目前查明，這些企業開設的增值稅發票票面金額達到9.97億元，幾乎就是專職的“洗票公司”。
廢舊物資普通發票涉及到黑龍江的23戶企業，而我們天津這邊又是19戶企業，這19戶企業它再對外開的時候涉及到全國的28個省市，開出了11100份增值稅發票，又涉及到1000個企業，這樣看的話它是呈一個放射性的分散的狀況。
調查到這里，專案組確認這是一起系列的虛開發票案，而且從天津開出的增值稅發票有相當一部分流向了河北省。
保定像生產電力產品的企業特別多，它主要也需要這些原材料。而天津的這些企業呢它也能夠提供這些原材料的發票，兩者的共同利益促使他們勾結在一塊了。
位于保定市的這家國威電器公司就是生產電力設備的。2004年曾經使用過兩份天津宇順線材公司虛開的增值稅發票。
打比方就是這個企業吧，要是這個月銷售一萬元錢的貨物，按照規定這是不含稅，乘以17%的稅率，它應該繳納1700塊錢稅，它取得這些發票以后呢，要是取得一萬元錢這個增值稅發票，發票上注明的抵扣稅款也是1700元，這么著它就不需要拿稅了。
根據國家稅收監管的規定，國威公司非法獲得的兩份增值稅發票近20萬元，直接抵扣稅款2萬多元，像國威公司這樣的偷稅行為，給國家稅收造成的損失是巨大的。
河北接受天津過來的增值稅發票一共是442戶企業，涉及發票6939份，稅額大概1.05億元。
記者： 這1.05億元的稅額都是真實發生了嗎？已經發生抵扣了嗎？
齊建波： 對，是已經發生抵扣的稅額。
從黑龍江到天津，再到河北，這只是這起系列虛開發票案的一條主線索，這起案件波及的范圍之廣、涉及的企業之多、涉案稅額之大都是近年來罕見的。而且犯罪分子作案手段復雜多樣，顯示出團伙化、網絡化的犯罪態勢。不過在國稅和公安部門的密切配合下，這起代號為“黑津冀”的系列虛開發票案成功告破。對因查獲得14.28億元的稅款和罰款目前正在追繳。
下一步我們還將對虛開，利用非法所得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以及其它可抵扣憑證，騙抵進項稅額和騙取 出口退稅額，以及利用假賬、兩套賬、賬外經營等手段偷逃企業所得稅和其它各稅的行為要開展嚴厲打擊的行動。
這起案件中，目前公安機關共抓獲犯罪嫌疑人67人，其中22人在一審中被判刑，張德旺因為情節嚴重被判處死刑，另外有3人判死緩，1人無期徒刑，其余在逃人員正在抓捕之中。而對于購買和接受虛假發票的企業，除了根據稅法還要進行補稅和相應的處罰之外，有關犯罪嫌疑人也被移送公安機關，將接受法律的審判。國家稅務總局近日對外披露了“黑津冀系列虛開發票案”查辦情況。經查，以張德旺為首的犯罪團伙，在半年左右的時間里，虛開(偽造)廢舊物資發票和增值稅專用發票，大肆騙取國家稅款。一個由虛開普通發票引出的系列騙稅案件，需要動用3000余名稅務稽查人員和公安人員，前后查辦時間歷時近兩年，案件涉及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由此，“黑津冀系列虛開發票案”也成為2005年全國涉稅犯罪案件之首。截至目前，各涉案地稅務部門已經查補稅款12.39億元，罰款4.89億元；共抓捕67名犯罪嫌疑人，已有22名被判刑，其中主犯張德旺被一審判處死刑。?
?精心設計的偷稅“路線圖”
?“黑津冀系列虛開發票案”集中反映了當前利用廢舊物資發票偷稅主要特點。該案始發自黑龍江省龍江縣。2004年6月28日，龍江縣國稅局稽查局在對當地興盛廢品收購有限責任公司進行檢查時發現，該公司2004年3月辦理的稅務登記，但僅在4、5兩月的銷售額竟達5.59億元。姑且不論5.59億元的廢舊物實物形態如何巨大，單就龍江縣這樣一個國稅年收入只有2700萬元的經濟不發達縣來說，如此巨額銷售無疑是天方夜譚。
?經調查核實，一個以張德旺為首的特大涉稅違法犯罪團伙逐漸浮出水面。這個犯罪團伙利用虛假注冊廢舊物資經營單位騙購發票的手段，大肆對外虛開廢舊物資發票，收取發票金額3%至5%的所謂“好處費”。張德旺伙同他人在2004年3月25日辦理了營業執照，3月26日辦理稅務登記，隨后三個月內從稅務部門領購廢舊物資發票25本，先后開具給天津、河北等地企業。這些企業在沒有真實實物交易的情況下，惡意接受來自張德旺虛開的廢舊物資發票，然后對外開出增值稅發票，用于抵扣稅款偷稅。經查，這些企業絕大多數是虛假注冊，以偷稅為目的的“開票公司”。
?值得警惕的作案手法
?“黑津冀系列虛開發票案”是一起跨省市團伙作案案件，是一起為非法牟利而精心策劃的惡性虛開發票案。
?1.虛假注冊，集中開票。除案件首犯張德旺虛假注冊廢舊物資回收企業外，其他如天津的20戶涉案企業中，有13戶涉案企業注冊后15天內就將注冊資金抽逃，最短的注冊資金只在企業賬面上存在一天。為了逃避打擊，犯罪分子采取偽造虛假購貨合同和集中開票方式，在短時間內騙取抵扣稅款后就迅速逃逸。
?2.用廢為名、大肆“洗票”。涉案企業選擇了黑龍江省免稅的物資回收企業作為“源頭”，以控管上相對薄弱的普通發票作為“原票”，“洗”換成“目標票”(增值稅專用發票)，然后對外虛開偷稅。
?3.真假(票)相伴、掩人耳目。為避免引起注意，取得虛開的廢舊物資發票的不法分子注冊的企業性質多為生產、加工型企業，在所謂的生產經營場所擺兩三件陳舊不堪的設備裝門面；在申報納稅過程中采取每月都繳一點稅以給人以正常經營假象，同時，真假發票相伴、以少量真票掩飾假票。
?4.現金結算，逃避監管。涉案企業以大量的現金結算為掩護，在賬面上人為虛構材料的出入庫以平衡賬簿；以銀行匯票結算方式經若干次背書將資金轉回企業，逃避稅務機關監管。
?強化征管刻不容緩此案最終告破證明再狡猾的犯罪手法也難逃法網制裁，但也暴露出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誠實守信納稅是一個地方投資環境的重要內容。一個地方若存在大量偷稅現象，勢必會影響地方政府形象和調控經濟的能力。因此，創造一個良好的誠信納稅環境，不僅是企業的責任，也是政府的責任。2.加強征管是稅收工作永恒的主題。該案最后偵破，為國家挽回了損失，但也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犯罪分子恰恰利用了稅收政策上的疏漏，使偷稅行為得逞。比如，為推進循環經濟發展，利廢利舊應當鼓勵，但廢舊物資回收的稅收政策也應當及時完善，防止被犯罪分子利用。在當前涉稅犯罪從增值稅專用發票向廢舊物資發票轉移的形勢下，稅務機關不能因廢舊物資回收屬免稅環節就放松征管。
3.“黑津冀系列虛開發票案”偵破，很重要一點是得益于稅務、公安部門的密切協作。從今后加強征管角度看，還需要相關部門的進一步配合。比如犯罪分子在此案中多利用現金交易方式，虛假購銷合同來逃避監管。因此，打擊涉稅違法犯罪，還需要稅務、公安、銀行、海關、工商等部門的合作配合。在犯罪分子已經開始采取網絡化做案的形勢下，打擊犯罪必須要實現網絡化，真正形成打擊涉稅違法犯罪的天羅地近年來，基層國稅機關執行原廢舊物資稅收政策出現了以下三個問題：一是產廢企業容易偷逃增值稅；二是利廢企業存在虛增進項稅額抵扣的利益驅動；三是部分回收企業通過虛開發票從中非法牟利。為規范稅收政策，2008年12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下發了《關于再生資源增值稅政策的通知》一是取消原來對廢舊物資回收企業銷售廢舊物資免征增值稅的政策，取消利廢企業購入廢舊物資時按銷售發票上注明的金額依10%計算抵扣進項稅額的政策；二是對滿足一定條件的廢舊物資回收企業按其銷售再生資源實現的增值稅的一定比例（2009年為70%，2010年為50％）實行增值稅先征后退政策；三是報廢船舶拆解企業和報廢機動車拆解企業符合有關條件的，可以按照文件規定，享受增值稅先征后退政策。但符合條件的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在2010年底前還可以享受增值稅先征后退的政策。即納稅人2009年銷售再生資源實現的增值稅，按70%的比例退回給納稅人；對其2010年銷售再生資源實現的增值稅，按50%的比例退回給納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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