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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運河篇一
;摘 要：我國大運河沿線擁有眾多文化符號，其中北京四合院的符號語言體現出其構成的整齊規制，具有獨特的象征意義和文化內涵，與當時的社會文化語境相適應。本文集中于北京四合院的符號學解讀，利用近代符號學理論闡釋四合院的結構構成、空間節奏和象征意涵等，可以為解讀四合院的建筑空間、寓意以及功用提供一個視角。現代設計可以借助符號學理論解讀傳統建筑，并可以進一步將傳統建筑符號轉譯、創新，靈活應用于現代建筑，從而豐富現代建筑的歷史文脈符號語言，為我國大運河沿線文化符號解讀和建筑設計提供理論支撐和創新探索。
關鍵詞：京杭大運河;北京四合院;符號學;文化符號
大運河連貫南北，其本身是我國重要的文化遺產，孕育了沿線的文化名城，形成了眾多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號，比如運河北端的北京四合院、南段的江南園林。這些文化符號是當地自然環境、歷史民俗共同作用形成的，符號化的表征給予了建筑和景致更多人文氣息和藝術氣息。本文作為京杭大運河沿線文化符號解讀系列論文的第一篇，將集中從符號構成、意涵和應用角度闡釋北京四合院的符號學意義。
北京四合院作為中國北方地區傳統居住形式的典型，它不僅成為北京地區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號之一，而且作為一種載體講述著漢民族流傳千年的故事，展現了中華民族能工巧匠的智慧，表達黎民百姓對美好生活的一腔祝福。匠人對空間的規劃、裝飾的選擇和功能的滿足都被賦予了一定的符號意義和象征意義。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和演化，四合院的建筑符號也逐漸凝固下來，這樣的符號化研究和解讀，為四合院建筑提供了理論依據和釋義方法，也可以幫助我們在符號化的基礎上有實際的創新和應用。
1 符號學與建筑符號學
符號學（semiology）于1894年由“現代符號學之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正式提出，并于20世紀初成為一門顯學，被應用于不同學術領域，逐漸發展成為重要的學術闡釋方法。20世紀50年代末，艾柯（umberto eco）等率先將符號學引入建筑學;到了20世紀70年代，美國設計師在符號學建筑的嘗試中做出了重要努力。文丘里（robert venturi）等建筑師不僅著書立說，闡釋自己關于符號以及符號的隱喻觀點，而且在他們的作品中積極實踐符號學的相關理論。最著名的要數文丘里設計的“母親住宅”，這座百平的小建筑融合了文丘里諸多建筑理念。他將古典建筑的拱門抽象成一條弧線，他打破帕拉迪奧式的對稱性，又用一條腰線把不對稱的窗子聯系起來，溫和又樸素的色彩融合了母親對這位充滿個性的建筑師的愛，不得不說，在現代主義盛行的當時，這座小屋帶來了十足的反叛。另外一位在建筑符號學實踐方面成就突出的是解構主義大師彼得·埃森曼（peter eisenman），他把建筑的各個元素視為不同的構成符號，他的紙板建筑新穎而獨特。他將建筑物的組成部分，比如墻體、樓梯等元素錯位、扭曲而形成新的形式，但這種扭曲變形并沒有脫離建筑物本質的結構，反而讓空間顯得多變而靈動。
2 四合院的符號學釋義
四合院的建筑形式常見于我國大運河沿線北段，其中以北京四合院最為典型，具有獨特的象征意義和文化內涵。房屋一般坐北朝南，一處四合院為一戶，一大家人幾世同堂地居住在一起，在院子里曬太陽，話家常。整齊的四合院沿著由東向西的胡同排列開去，仿佛一列符號，講述著世世代代的故事。
2.1 整齊規制的符號構成
符號因遵循一定的規則語法，才具有了表意功能。不同符號在不同語境下的符義有所不同，但都是經過環境、文化、技術等影響的打磨而凝固下來的。因此，符號的構成在一定的語境下具有相對穩定性。與語句一樣，符號的構成順序和方式不同，影響著符號組合的表意。四合院建筑的發展過程中凝固下來的構成形式有著其深刻基礎，是社會發展的結果;反過來，這種形式也影響著人們的生存方式、思想觀念。
首先，四合院建筑本身遵循著嚴格的建筑形式語言。傳統形式語言是指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所呈現的具有共通性、規律性、廣為流傳的抽象語言，具備對稱、均衡、比例、節奏等特征，秩序是其主要特點。[1]據考古發現，商代殷墟中就有夯土臺基，在建筑工程做法的官方著作《營造法式》中也有關于臺基、屋身、屋頂的規制的詳細記載。北京的四合院的建筑一般都嚴格遵循和執行著房屋臺基、屋身、屋頂三部分的設置;而臺基、屋身、屋頂的規制是由房屋主人身份、尊卑、財富等因素決定的。在民宅四合院的建筑中，臺基不可過高，屋身是建筑單體中最重要的部分，而屋頂也只能作簡單裝飾，更多的裝飾元素則放在窗欞和梁柱上。
其次，四合院的空間劃分擁有符合漢民族生活環境和傳統觀念的語法。符號學也可以運用到景觀的研究中，形成和建筑符號學類似的理論結構，即由“符號”（sign）依據一定的“語法”（grammar）形成某種特定場所的“文本”（text）。[2]四合院的形制就受到當地環境的影響。中國北京氣候相對干燥，夏季多東南風，將大門開在東南方向，可以將風引入相對封閉的院落內，形成流暢的空氣流，清新空氣，也吹散炎熱。另外，北方的冬季在那個取暖設施不健全的年代是很難捱的。四合院北向不開窗門，有效阻隔了寒冷的西北風，而高大厚實的院墻防寒隔熱的同時，也具有一定的防御功能。除了在這種客觀條件影響下，傳統的宗族觀念也深刻影響了四合院的平面構成。與西方向上高聳的建筑走向不同，四合院是平行的，向里一層一層剝開，四合院是聚合的，家族式的團聚和捆綁。而從四合院群落的平面構成看，東西向的胡同一方面保證了交通順暢，另一方面東西對稱的空間設置在形式上更加符合符號的整齊規制的要求。
再次，四合院是特定語境下的符號化表現。喬姆斯基認為，語言具備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表層結構即句子的最終表現形式，深層結構即句子具備的深層內涵。在不同的條件下，同一深層結構可以通過轉換形成不同的表層結構。[3]四合院的建筑形式受地理環境影響，同時它也是當時主流思想意識的物化表現。從房屋體量上看，作為正房的北方最為高大，是整個四合院最為核心的房屋，廂房其次，而仆人們居住的房間則更為矮小;東南方的正門最大，像故宮等皇家院落和官員府邸還會設置三扇門，平日走偏門，重要的日子或是重要來客走中門。這樣主次分明、尊卑有序的立面格局，是封建制度和宗族思想的表現，凸顯制度的森嚴和井然有序。這種整齊和規制正是當時特定的文化思想語境下的符號化表現，也可以解讀為符號語言中特有的節奏感。
2.2 含蓄隱喻的符號意涵
符號學理論認為，隨著符號信息攜帶量的增加，代碼意義越復雜，越依靠能指與所指之間的約定俗成的關系，即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約定俗成。在建筑學領域內，符號形式涉及建筑的形式，符號內容涉及建筑的內容、意義等。[4]四合院的使用在中國已有幾千年的歷史，在這幾千年中，四合院的符號跟著時代和歷史的發展也不斷改變，社會、文化、宗教、信仰等因素都深刻影響著四合院建筑符號的意義。不同的社會思想環境會孕育出不同的建筑符號語言，比如在西方的基督教和土地私有制的影響下，建筑都是向上挺拔的，以期與上帝對話;而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是中庸、和諧、無為，是家族制，因此四合院的符號語言充滿等級觀念和含蓄的審美傾向。
《考工記》《營造法式》等著作中則會對建筑模數和料例進行十分詳盡的規定，而我國傳統建筑也一向嚴格地遵守著這樣的等級和規制。比如故宮是皇家庭院，為顯示皇權的尊貴無上，只有皇家庭院可以使用琉璃瓦建筑屋頂，建筑色彩主要以飽和度很高的明黃、朱紅、翠綠等顏色;而即使是官員府邸也只能用磚瓦筑廡殿頂、歇山頂等屋頂形式;民居四合院則只能采用懸山、硬山等屋頂形式。雖然北方民居建筑有紅、黑等色彩，但整體仍以青灰色為主。
建筑本身的各個元素就是符號，一些是功能性符號，比如斗拱、臺基;也有一些符號不具有功能性意義，或者功能性不是其首要意義，但是在裝飾、隱喻和象征方面發揮作用，比如建筑色彩、吉祥紋樣、花式雕窗等等。這些象征、裝飾、隱喻的建筑符號，一方面使得建筑的功能性作用更加人性化、審美化，另一方面傳達著人們對生活的美好祝愿和向往。
2.3 博古通今的符號應用
建筑是一系列的符號，建筑師通過一定的技術、規制和審美原則將符號組織起來，提供以某種功用，表達一定的觀念，而使用者則是這些符號語言的閱讀者。由于使用者的社會經歷、審美水平等差異，他們對符號的表達也大為不同。圖像符號的使用在現代主義建筑中被有意地規避，然而鋼筋混凝土的方盒子其實本身也是一種圖像符號。建筑發展到現在，設計師又一次認識到從歷史文化中汲取符號養分的重要性，并加以抽象、變形、拼接、夸張等藝術處理，讓建筑兼具現代主義的功能性，又不割裂歷史的文脈，與周邊環境和諧統一。
象征符號是符號語言中較為隱喻的一種，這類符號不像圖像符號那樣直接表意，而是建立在使用者對建筑的文化背景、哲學思想和審美內涵基礎之上，往往通過對文化、哲學等進行總結和形象化，從而形成一定的符號。比如太極的圖示，或者利用中國人經常使用的諧音、聯想等方式，達到表意的目的。比如窗欞雕刻的物象中的魚，同音年年有“余”，暗示生活富足;而文人雅客們則偏愛象征著君子形象的梅、蘭、竹、菊。
符號經過長期的演變和使用，其中某些含義被固化下來。雖然使用者對符號的解讀受其自身各方面因素的影響，但在一定的語境和場景中，特定符號與特定意義是對等的關系，具有解讀和研究的價值。也因為符號的這種相對穩定的關系，我們可以將符號與歷史文脈聯系起來，應用于當代建筑設計中。這種符號的抽象和演化不僅能夠傳承文化和歷史，而且能夠讓新建筑為使用者提供使用功能的同時，帶來心靈和精神上的反饋。
3 結語
四合院作為中國大運河沿線較為典型的居住形式，不管是建筑整體，還是裝飾元素都凝聚了相對穩定的建筑語言，形成了符號化的藝術表現形式。建筑設計發展到當今，需要從傳統的建筑語言和符號中汲取養分，而建筑的生命力也在于自身對歷史和文脈的延續。建筑對于符號的應用不應限制在形式上，生搬硬套和直接挪用并不能激活符號對于建筑的靈性;符號具有表意和隱喻的特征，它們需要受到現代氣息的渲染，需要與現代語境相融合才能迸發新的活力。四合院是中國人民長期生活經驗和審美發展積淀的結果，其中的符號語言具有獨特的象征意義和文化內涵。想要延續這種傳統與經典需要我們深諳符號中的內涵，與當下語境充分結合和互動，把傳統建筑符號轉譯、創新，靈活應用于現代建筑，從而為解讀四合院的建筑空間、寓意以及功用提供獨特視角的同時，豐富現代建筑的歷史文脈符號語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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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發現，很容易在文學中尋覓到大運河的影子：浙江文人張岱在文集中寫早年出游，便是順著大運河去了山東兗州。更為人所知的是曹雪芹的《紅樓夢》，林黛玉從蘇州坐船，一路沿運河來到北京，在通州上岸。
“大運河不僅僅是一條河，它如同血液，流在我們身體里，流在我們的精神里。所以，我特別希望有一天，能順著林黛玉、張岱的路也這么走一圈。”9月23日，他在第二屆中國大運河文化帶京杭對話（以下簡稱“京杭對話”）的開幕式活動現場分享。
同樣沿著大運河一路向北，第二屆京杭對話今年來到了北京。去年12月，首屆京杭對話在杭州舉辦，北京和杭州簽署合作協議，每年一屆，雙城輪流主辦。
大運河，由京杭大運河、隋唐大運河、浙東運河組成，全長近3200公里，開鑿至今2500多年，北起北京，南通浙江，流經了8個省市地區，縱貫黃河、長江、淮河等國內5大重要水系，是世界上距離最長、規模最大的運河。
“元朝時期，京杭大運河的骨架、雛形就已形成。明清時期，京杭大運河逐漸成為南北水運的主干線，承載著促進南北交流，推動區域發展，維護國家統一等重大歷史使命。直到今天，大運河仍發揮著防洪排澇，疏水供水，內河航運，生態景觀等重要功能。”京杭對話開幕式現場，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司司長歐曉理介紹。
“大運河至今為我們享用，甚至已經成為中國人的一種精神密碼。”作家麥家說。
何為大運河文化？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馬智慧等人撰寫的《大運河杭州段文化帶建設思路研究》提到，大運河文化帶作為一種文化內涵，不僅包括已經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河道、碼頭、橋梁、渡口、斗門等物質文化遺產，還包括運河的水運，與其相關聯的附屬建筑、沿河鄉鎮，因運河而產生的沿岸飲食、民俗等非物質文化遺產，漕運文化、軍事水路通道等多元文化遺存，以及與運河相關的文人墨客、仕人官宦及其詩詞歌賦、文學作品等。
研究者認為，大運河文化帶，還是一個特殊的地理空間。“依托運河河道并以其為發展軸，以沿線城市為核心，發揮文化集聚和輻射功能，由此形成點狀密集、面狀輻射、線狀延伸的保護、傳承、利用一體化的帶狀文化區域。”上述論文寫道。
2019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為大運河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做了頂層設計。
根據《規劃綱要》要求，2019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浙江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杭州市人民政府、中國新聞社共同發起京杭對話，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雙城記”拉開序幕。
今年，京杭對話的“朋友圈”擴大，升級為五方合作機制。世界運河歷史文化城市合作組織（簡稱wcco）加入其中，共同簽署《中國大運河文化帶京杭對話五方合作機制框架協議》，攜手推動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和利用。
“杭州碼頭裝大米，一纖拉到北京城。”北京和杭州位于京杭大運河的南北兩端，因河結緣，也在京杭對話中承擔著重要的使命。
北京被稱為“運河上漂來的城市”。大運河北京段全長82公里，橫跨昌平、海淀、西城、東城、朝陽、通州六區，沿線文物等級高、分布密集、時代跨度長、類型豐富，既是明清北京城連接西北部園林的紐帶，也是古代中國連接南北方的大動脈，現在還是連接北京中心城與副中心的項鏈。頤和園、萬壽寺、積水潭、什剎海、通惠河、玉河古道等，都是與大運河有關的文化遺產，見證了歷史的變遷。
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杜飛進表示，今年北京作為東道主，將以首善標準做好服務保障，努力推動產生更多成果，并促其轉化落地。
從2017年起，北京市成立由市委主要領導任組長的推進全國文化中心建設領導小組，將打造大運河文化帶作為全國文化中心建設的重要任務，從五個方面統籌推進。
首先是做頂層設計。“北京在全國率先出臺《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實施規劃》和《五年行動計劃》，構建了‘一河、兩道、三區大運河文化帶發展格局。”杜飛進介紹。
北京也改善了運河自然生態，全面還清流域河湖水質，對大運河北京段涉及的十條河段四個湖泊共28個斷面實行全面監測。沿線主要河段水質基本達到水環境功能區要求，完成綠化面積175萬平方米，按照5a級標準建成馬家灣濕地公園，新增水域26萬平方米，啟動玉河南區水道恢復工程，恢復河道約500米，消失了半個世紀的玉河重獲新生。
大運河浙江段位于中國大運河南端，包括江南運河浙江段、浙東運河及其故道、復線等河道，流經杭州、寧波、湖州、嘉興、紹興5個市25個縣（市、區），納入中國大運河世界文化遺產的點段共有18處，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河段長度327公里，占遺產河道總長的32.3%。
“今天距離去年的‘雙城之約已近一年，大運河浙江段又有了新的發展和變化。”浙江省委常委、宣傳部長朱國賢在京杭對話現場介紹。
9月24日，《浙江省大運河世界文化遺產保護條例》經浙江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將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這也是國內第一部關于大運河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省級地方性立法。此外，浙江省正式實施《浙江省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實施規劃》，從文化遺存保護、名城名鎮提升、非遺保護傳承等八個方面入手，致力于高起點、高水平打造“千年古韻、江南絲路、通江達海、運濟天下”的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的浙江樣本。
不過，正如許多文化遺產保護一樣，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管理學院講師熊海峰曾提出，大運河文化保護的一個難點在于“如何讓文化遺產在商業化浪潮中不失原真性與整體性”。早些年，大運河文化保護上，一些城市拆掉真遺址，建設假古董，以開發的名義嚴重損毀了歷史遺存。
北京的做法是，一方面推進文化遺產保護，留住千年運河的歷史印記，完成重點文物的主體修繕，推進大運河源頭遺址公園規劃建設，昔日荒蕪的白浮泉重現生機，再現大運河白源頭“龍泉漱玉”的盛景。積極推進通州古城整體保護，張家灣古鎮保護利用。路縣故城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實現萬壽寺及周邊地區全面騰退。另一方面，創新遺產保護利用模式，拓展運河兩岸的文化空間，全面推進鼓樓西大街片區、南鑼鼓巷片區保護復興，對富強、蓑衣、雨兒、帽兒四條胡同開展集中整治，有效保護胡同肌理、四合院韻味。
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熊海峰指出，如何統籌好沿線城市的資源與力量，在斷航的現實條件下推進協同合作，構建起大運河文化帶命運與利益共同體，也是建設大運河文化帶的難點之一。
“京杭兩地簽署對話合作機制框架僅僅是一個開始，沿線城市的協同合作，才是其中應有之義。”杜飛進曾表示。
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司司長歐曉理見證了大運河頂層設計的誕生，他指出，深入挖掘以大運河為核心的歷史文化資源，建設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是新時代國家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除了規劃和項目，制度上也有相應保障。目前，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和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已統一納入省部級聯席會議機制，統籌推進，成立了水利部、交通運輸部、河北省牽頭的通水、通航專班，自然資源部、天津市牽頭的空間管控專班，細化完善大運河實現全線有水和空間管控相關政策。
“共建、共治、共享的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格局逐步形成。”活動現場，趙衛東也提到。
“2019年沿線8省市文化產業增加值占全國比重已經超過50%，旅游業成為戰略性支柱產業。”杜飛進提到，大運河文化作為超級文化ip，為沿線城市地域之間的互聯互通、優勢互補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2018年至2019年，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調研組曾兩次到大運河沿線8省市40多個市區縣、50余處大運河文化遺址調研。研究者發現，2018年，大運河沿線8省市有93個5a級景區，1217個4a級景區，旅游總收入超過5萬億元。
在此次京杭對話中，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廳簽訂了《北京浙江文旅高質量發展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將圍繞“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合作雙贏、共謀發展”，充分發揮各自文化旅游資源和優勢，全面促進兩地文化旅游業高質量發展。
文化金融作為一種新興業態，互聯互補、互促互融，也為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金融支持。活動現場，北京銀行、杭州銀行共同發布了中國大運河文化帶文化金融產品。這也是北京、浙江兩地首次聯合發布大運河文化相關金融產品，以“運河帆影”“京杭通惠”命名的兩款文化金融產品，未來將助力京杭兩地不斷深化合作，推動中國大運河文化帶建設。
“下一步，兩地可利用互濟的文化旅游資源地繼續開展以‘大運河為主題的文化精品創作，培育大運河文化旅游精品線路，打造千年運河統一品牌，積極探索大運河文旅融合發展新模式、新經驗。”歐曉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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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運河開鑿于隋朝，它對促進中國南北經濟交流起到重要作用。隋朝開鑿京杭大運河是為了加強統治，后來它卻客觀上促進了經濟發展。京杭大運河的開鑿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了不起的工程，雖然現在大運河的交通地位不是很重要，可是在過去交通不發達的古時候，它的作用不可小覷。
運河的歷史，蘊育了運河的文化。京杭大運河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鎮，積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蘊。京杭大運河是一個流動的、還活著的遺產，是一個連接各個城市的歷史文化遺存，正因為有了運河，才能孕育出這么多運河城市，有效促進當地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可持續發展。京杭大運河的價值和風貌傳承千萬不能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斷流”。
對古運河的命運，我曾經思考許久。
一是古運河旅游經濟帶的建設問題。
揚州古運河水質清澈，穿城而過，沿岸古跡林立，風土人情獨特有趣。從長江入口處開始，沿岸有瓜洲古渡；全國四大名剎之一的高旻寺；盛唐海上絲綢之路的渡口揚子津；鑒真東渡碼頭寶塔灣；伊斯蘭宗教名勝普哈丁墓；以及新老運河的分水嶺茱萸灣等。水線再向北延伸可順游古驛站高郵、蓮藕之鄉寶應等。
運河兩岸像臺兒莊、揚州這樣有豐富文化底蘊的城市還有許多：蘇州、無錫、通州。這些明星城市應該建設成為一個旅游經濟帶，發揮他們在運河旅游經濟帶的領軍作用。
二是古運河的保護與開發問題。
通州，運河過去在漕運上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現在通州人也把運河作為我們通州人民的母親河。通州有名，應該也是因為運河出的名。我不知道您聽說沒聽說過，過去有這么一句話“一京二衛三通州”，一京就是北京，二衛就是天津衛，三通州，為什么排第三呢？說白了我認為就是因為運河而得名。
通州在建設濱水宜居新城的過程中首先不斷挖掘運河文化。運河在過去，包括現在，它是通州城邊的一條河，過去又有污染，治理得又不夠，2005年以后加大了對運河的整治力度，過去河道是80米，一下給擴大了200米，運河兩岸建設有運河文化廣場，有奧體公園，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加大了運河的景觀建設，經過一年努力，運河文化廣場、奧體公園，作為市民休閑、娛樂、健身的`天然大廣場，也為我們將來迎來新城的全面建設開發打了一個很好的環境基礎。
杭州大運河新的建設工程已經開工。杭州計劃將古運河的中河、東河與錢塘江、西湖相通，建設一個運河水系網，杭州也將拉開水上旅游新篇章。中河、東河連接段選擇在河坊街中間挖一條河道，河道寬度9.5米，兩側各有7米的鋪裝道路，人行道寬度2.5米，優點是這個方案不需要拆遷，可實施性較強，對交通影響適中。美中不足的是，水與路的高差較大，親水性和景觀效果一般。
此外，中、東河的沿線游步道都將貫通。至于一些路口，會根據實際情況增加一些棧道和過街設施。除此之外，沿線的住宅都將進行立面提升，其中，五柳巷歷史街區的大部分建筑都進行立面整治，體現“縱街橫巷”的街巷空間和街巷與河道并行的江南民居特色。
在水中看風景，除兩岸風光外，橋是不可或缺的部分。目前，中東河沿線橋梁眾多，共47座。杭州將根據橋梁現狀情況，對工程范圍內現狀基本完好的橋梁在保留現狀的基礎上進行簡單整治，對15座古橋進行保護修繕；對不能滿足規范正常使用要求的仙林橋，進行上部結構改造；對于斗富二橋、三橋，按原橋型增大跨徑重建。最終目的是實現運河-東河-中河三河開通水上旅游開發。
三是古運河飲食文化演化。
運河促成南北交流，同時，南北不同的飲食文化也在這里交匯。有名的淮揚菜系就是一個例證。淮揚菜系的“淮”其實是指江蘇淮安一帶；“揚”則就單是指江蘇揚州了；整個淮揚菜系是淮安、揚州、鎮江三地風味菜的總稱；“淮”是以淮安為代表，淮揚菜系中又以揚州菜為代表。淮揚菜系的形成和這三個地方的地理位置有極大的關系。
淮安、揚州、鎮江三地位于長江南北，淮揚緊挨京杭大運河，從地理上看是連接南北西東的重要交通樞紐，且自古以來就是富庶的魚米之鄉。淮安、揚州早在隋、唐時期就已經相當繁華，當時的淮安、揚州不僅僅是文化交流上的發達，更可以理解為淮安、揚州在那個時候便已是消費集中地帶！從文獻記載中淮揚菜的聞名名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以前；和淮安以及揚州的文化交流發展、鼎盛過程一樣，歷唐、清兩個時期，且也是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間達到顛峰，借勢于兩代皇帝的頻頻南巡期間縷縷逗留淮安、揚州。
到乾隆年間，淮揚菜系已經成為全國四大菜系之一。明清時期，淮揚宴席的發展形成一個高潮。明萬歷年間《揚州府志府志》記載：“揚州飲食華侈，制度精巧，市肆百品，夸視江表。”這“制度”之中，就包括飲宴規格、規矩。清代康熙年間的《揚州府志》中則記載：“涉江以北，宴會珍錯之盛，揚州為最。民間或延貴客，陳設方丈，伎樂雜陳，珍氏百味，一筵費數金。”乾隆、嘉慶年間，有關淮揚宴席的記載更多。據史料記載，清代淮揚宴席可分為民間宴席、市肆宴席、文人雅集酒會、鹽商宴席、官府宴席幾類。其中，著名的有民間宴席中的“七簋兩點”“三碗六盤”兩種；市肆宴席中的全席、船宴、素席等，而全席中，又以全羊席、全鱔席名氣最大；文人雅集酒會中的“紅橋修禊”“（名園）詩文酒會”“平山堂宴集”等；鹽商宴席中的“山珍海錯席”“戲席”等；官府宴中的“滿漢席”等。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揚州畫舫錄》中收錄的“滿漢席”食單，是中國關于“滿漢席”的最早詳細記載，在中國宴席史上有著重要價值。淮揚菜的聞名從做法上來講，其主要得益于選料、刀工、火工三個方面，淮揚菜選料是非常嚴格的，時下酒店里流行的鮮、活現做的服務，或許可以在古代的酒店里看到它的發展軌跡；刀工也是極其重要的，唐代的“三把刀”的傳說幾乎是神乎其技，菜刀便是其中之一，可見揚州人對于食文化研究，絕對不亞于騷人墨客之吟詩作賦，菜刀的傳說主要是指做菜時的刀工；至于火工，就是火候了，對于這個沒有什么明確的標準，人云亦云的是淮揚人擅燉燜。從整個淮揚菜系構成來看，淮揚菜的主要特點是：選料嚴格、刀工精細；火工考究、擅于燉燜；主料突出、注重本味；原汁原湯、清則見底、濃則浮白；濃而不膩、淡而味鮮；咸淡適中、南北咸宜；帶骨者酥爛脫骨而不失其形、煎炒遛炸者滑嫩爽脆而不失其味！淮安菜是淮揚菜系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端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的“青蓮崗文化”，至遲在距今六千多年以前，當地先民已用陶器烹飪，經過數千年的變遷，至明清時期成為體系完整、風格獨特、享譽南北的獨立流派，和揚州等地一道，為淮揚菜系的最終形成作出了杰出的貢獻。淮安菜講究選料和前期加工；講究刀工的合理運用；講究火候的恰到好處；講究調味的和合多變；講究菜式的豐富多彩。其中的有獅子頭、軟兜長魚、拆燴鰱魚頭、水晶肴肉、文思豆腐、三套鴨、燙干絲早已成為淮揚菜的經典代表。
萬里長城和京杭運河,它們是人類歷史上由中國人設計并施工的兩項最大的建筑工程。它是我們的祖先留給我們寶貴的文化遺產，我們要珍愛。本著保護與開發并舉的原則，我們要利用好這些人文景觀，充分挖掘運河文化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