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我的太太作文字(三篇)

每個人都曾試圖在平淡的學習、工作和生活中寫一篇文章。寫作是培養人的觀察、聯想、想象、思維和記憶的重要手段。大家想知道怎么樣才能寫一篇比較優質的范文嗎？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優秀范文，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我的太太篇一

我是我們家族中孫輩中的第一個孩子，人人對我都是疼愛有加，雖然家庭條件不好，都不能真正給與我什么，但是我心里卻能深深的感覺到他們對我的器重，連我八十歲的太太也不例外。

我的太太是一位典型的小腳女人，三寸金蓮走起路來搖搖晃晃，弱不禁風。太太出生在一個地主家庭，解放后也成了無產階級，但是她的生活仍是非常講究。她像古時候人那樣用篦子梳頭，她說篦子梳的平實整齊。每天早上，她都用顫巍巍的雙手，一絲不茍的把稀少花白的頭發綰成一個小髻，套上一圈黑褐色細碎小花的發圈，再將掉落在身上篦子上的頭發一根根的拈去，用香皂把雙手搓洗得發紅了才開始做飯。

太太做的飯特別香，只要她在家開始做飯，我就像一只饞貓一樣能聞香而去，用手抓著就往嘴里塞，太太總是拍拍我的手，然后用筷子夾起一塊肉或者煎蛋來，放到嘴邊吹吹再喂給我。告訴我說，洗手后拿筷子吃飯，小女孩子要愛干凈講衛生有教養，不能像猴子似的用手抓。

有一次，我四叔逗我玩，不小心跌到屋檐外面的曬稻場里，我立馬大哭大叫，撒謊說手被摔斷了，要人背我。我媽媽一把把我放在背上，咚咚咚的走過不停，我則在背上噠噠噠的.都快抖下來。于是，我非要我太太背，太太是小腳啊，走路很輕很小心，那時太太都是八十多了吧，硬是馱著我走了好多個來回，還樂呵呵的哼著小曲給我聽。我實在是于心不忍了才下來。

記憶中的太太又是很嘮叨的，總是說出很多道理來。比如女孩子的坐和站都是有標準的，不許蹺二郎腿，不許兩腳分開站立，不許大吼大叫，吃飯不要說話，咀嚼不要發聲等等。那時候，我對此總是不屑一顧，以為她那是封建殘余思想，甚至厭煩她對我的嘮叨，有時候還故意做出種種動作惹她生氣，她就拿藤子要打，我一下就跑出好遠，她也只好作罷，默不作聲的低頭收拾起我們弄亂的柴火。

太太是舊時代的人，眼睛也老花了，不認得人民幣，每次要買東西就叫我幫忙，然后就能允許買一顆糖吃，我每天都盼望著有這樣的美差。那時候，我總覺得時間過得太慢，大人們沒有年年見老，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長大，總覺得這種四世同堂的美好日子能夠永無止境的延續下去，總會有那么多家人在身旁疼愛我，就像太太那用布裹了一層又一層的皺巴巴的毛錢換來的糖一樣，帶給我的甜蜜是無邊無際。

然而，在我上初二那年，太太跌了一跤，成了偏癱，我爸爸三個兄弟輪流著服侍。我太太卻點名非要我去照顧她。我把菜和飯搭配好，放到嘴邊吹吹，溫度合適了再喂給我的太太，時不時還拍拍她的脊背，以防哽住。所有動作就如同小時候她喂我那樣。八十高齡的她已經沒有幾顆牙齒了，吃得特別慢，我總是耐心等候，確定全部咽下后再喂第二口飯。

可是最為遺憾的是我太太離開時我卻不在身邊。是初二的暑假，太太本來就很瘦小，加上癱瘓不能運動飯量小，更是瘦得跟皮包骨一樣的，但我完全沒有想到她會這么快離我而去。每年六月十九日，老家有種習俗，到華鎣山脈最高峰寶鼎去拜菩薩，自打記事起，我都和同學朋友一起去燒香拜佛為家人祈求平安，就在那一天，我們快要到頂峰了，不知為何突然想起了太太，我立馬下山趕回去，還是沒來得及見到最后一面。我無數次的問我爸爸，太太走時是什么樣，說了什么沒有，其實我想問，太太沒有看見我，有沒有問我掛念我。爸爸告訴我，太太那時候渾身顫抖，嘴也不停的哆嗦，根本說不出話來。但是，我在心理想，太太當時一定想過我到哪里去了，一定是想要見我一面的。這么多年過去了，想起這些我仍舊深深的責備自己，為什么不待在家里，待在太太身邊。

太太陪伴我的日子雖然就十幾年，但她那矮小瘦弱走起路來搖搖晃晃的樣子在我腦海里永遠都揮之不去。很多清朗的夜晚，我仰望浩瀚星空，叫一聲太太，說一句請原諒我的疏忽，我想她定是聽見了，因為我總能看到她那安詳和藹的笑臉。

我的太太篇二

自打去年九月份來到西雅圖，便寄宿在一位中國太太的房子里。她姓黃，丈夫姓李。

這是棟典型的美國復式小洋樓，前后各有一個院子。前院臨近街道，植以冬青、矮櫻、側柏等灌木作為柵欄，以區分公私領地。后院是片未經修剪的草地，一塊菜畦，幾株果樹，密密麻麻的蒲公英鋪展在水地里。李太說，自從老伴去世，這塊菜畦幾乎快要破敗了，往年累累的李子樹這幾年也是花多果少，每年除了遠在芝加哥的小兒子過來打理下，后院終年都頗為冷清。

院門口兩側各有一株兩人多高的玉蘭，西雅圖冬春季節多雨，每逢玉蘭花開之時，雨絲挾著三分暖意細撫著一樹樹盛放的花朵。風起之時，地面上鋪就厚厚的紅白相間的花瓣。玉蘭原產于華夏中原一帶，現如今在北美大陸卻并不鮮見，它們身披著遠古中原的縷縷雄渾之氣，站立在異鄉的土地上，迎著風雨野蠻生長。紅玉蘭旁邊是棵油綠的山茶，山茶花也是原產于亞洲的物種，花期比玉蘭晚了些，每逢四月底，樹莓色的山茶花競放，一樹的熱鬧使得旁邊凋零的玉蘭終有一種荼蘼事了之感。

往年這個時節，李太總會挑選幾支最艷的山茶送到她丈夫的墓地。這塊墓地坐落在離家不遠的山坡草地上，面朝華盛頓湖，山茱萸、櫻花、海棠、海濱杜鵑點綴在古樹蒼柏之間，草地里是一排排墓碑，每塊墓碑都是一個被紀念的靈魂，這些大理石溝通連接著兩個世界，仿佛生與死在此地實現了互通，墓碑上流水般古老的數字似乎在細數著這片墓園的年歲，猶如老故事的注腳，留給有心的來訪者解讀：這個是林肯時代的，這個是大蕭條時代的，這個是羅斯福時代的，云云。

李先生棲身的墓園有數十個足球場那么大，對于八十五歲的李太來說，能在那片密密麻麻的碑林中找到丈夫的墓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李太嘆息著說，去年山茶花開之時，她自己去過一次墓園，前前后后找了個把小時，愣是找不到自己的丈夫，越找越慌，越慌就越像是迷途之人，滿眼都是陌生人，滿目都是他鄉客，即使明知故人就在其中看著自己。李太緊攥著山茶花的手心開始出汗，山茶花也逐漸委頓，無奈之下她只好找墓園工作人員幫忙。李太說，丈夫墓碑旁邊有兩株左右對稱的日本紅楓，這就好記了，家里門前是玉蘭，此處門前是楓樹。

作為租客，我們多少能體會到李太的意思。五月將至，山茶最盛的時節即將過去，西雅圖漫長的春季雖然不缺百花木卉，但畢竟都是些本土草木。李太和丈夫都是中國人，也都是異鄉客，他們鐘愛玉蘭、山茶這些花樹，人同草木，草木似人，李太還是想把山茶花送到故人身邊。我和同租的室友提議，陪李太去一趟墓地。以往我們提出要幫忙時，李太都會客氣地婉拒，這次李太竟然馬上同意了。趁著山茶尚未開敗，我們挑選了些，做了簡單修剪，收拾了下就匆忙上路了，仿佛怕要誤了時辰一般。

墓地離家步行約二十分鐘，循著那兩株日本紅楓，我們找到了李先生的墓碑。同這片墓園的其他墓碑一樣，這方墓碑由黃褐色大理石雕鑄而成，上面用中英文陰文刻的名姓與生卒年，下方雕著片茫茫水際，像是人站在樹下眺望著太平洋對岸的故土。墓碑下面安息的與其說是一個靈魂，倒不如說是李太整個暮年的掛念。李太用提前準備好的干濕紙巾擦擦墓碑，清理下旁邊雜草，把花插在墓碑前的儲水罐中，我們幫李太把垃圾清理好扔進垃圾桶，也是為了方便給他們留下獨處的時間。李太卻說，哎，一把年紀，也沒什么話可說了，然后獨自背著手佝僂著站在午后的陽光里，猶如一塊墓碑凝視著另外一塊墓碑，一個靈魂超度著另外一個靈魂。靜寂、滿眼的蒼翠和斑斑點點的墓碑反而讓我產生了一種錯覺：似乎是逝者在思考，而我們活人在沉睡——我們在被逝去的人祭奠，我們才是那些接受香火和審判的魂靈。

李太祖籍福建，出生于1935年的北平，其父于抗戰爆發之時舍妻棄女逃亡中南，從此數年再無見面。她的母親獨自操持著整個家庭，等待著夫君南來的尺牘，戰事頻仍，文字很難從楚越古國的車轍中穿越刀槍火炮送達燕碣妻女的手中。李太從小就讀于福建商會在北平開辦的義校，研習國文、算數等科目，日軍侵華時期，上過日本老師在女校開辦的日語課程，學習簡單的日語交流。后進入春明女子中學，春明女子中學由晚清郵傳部尚書閩籍人士陳玉蒼創辦，也是福建會館的一部分，她在那里度過了悠閑的中學時期。李太作為學生代表，參加了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學生演出，七十多年后再談及此事，李太只記得那天的演出很累，很多小孩子在車上睡著了。李太的母親給她準備了烙餅，裝在書包里作干糧，她清楚地記得，那天的烙餅很香。

李太與父親的再度相逢是在1950年的某個午后，她隨著母親花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從北平遠赴邵陽，去見她生命中早已印記模糊的男人。對母親來說，這是場不辭辛勞的久別重逢，而對于李太來說，這僅僅是一場疲憊的長途跋涉。已經十五歲的李太初識了人間冷暖，而對于這個陌生男人的突然闖入卻無所適從，雖然以后的日子里慢慢適應了父親的存在，但她與父親并不親近，也許對她而言，缺席十幾載的父親永遠是個陌生的外來者。

李太在邵陽讀完了高中，在這里她認識了日后陪伴其終生的李先生。他們從同一所高中畢業。1953年高考，由于考區限制李太未能報考北京院校，后進入中南同濟醫學院，專攻中醫針灸。在那段激情澎湃的歲月里，新一代年輕人堅信“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1954年，為響應建設新中國號召，李太與戀人李先生同時進入了國家公派留蘇考試考場，結果是李先生入圍，而自己卻落榜，無緣留蘇。

1956年，李太參加了醫學院的社會實習，深入基層進行醫學實踐，被分配到了黃岡，二十一歲的李太跟著當地的助產師奔走于大街小巷，做起了接生婆。也就是這一年，她第一次接生了一個男嬰，年老之后的李太經常跟我們提及此事，一個人掐著手指，默默算著這個男孩的年齡，猜測著他現在的命運，仿佛她與這個孩子的生命產生了某種宿命般的關聯。同年，為響應“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的號召，李太和醫學院的同學被分派到李時珍的故鄉蘄州從事消滅血吸蟲的工作。基層條件極其艱苦，醫療藥品匱乏，防治血吸蟲的基本物質條件遠未達到，而上層號召的指標性和計劃性與地方的實際執行情況嚴重背離，學生醫療隊沒有藥品，只能在艱苦的環境中進行血吸蟲防治的宣傳工作，成效甚微。

大學畢業后，李太被分配到了協和醫學院從事研究輔助工作，再次回到了安放她童年記憶的地方——北京，此時的北京已不再是北平，而她的童年也如同那九經九軌、左祖右社的古城墻一般不復存在。她走在這座面目全非的古城街道上，試圖搜尋曾經模糊的記憶。

作為茫茫人海中極為幸運的一位，李太在十年浩劫中還算安然，她同李先生順利地結婚、生子。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李先生受美國某公司之邀遠渡重洋，就職于舊金山，李太一人帶著兩個孩子在國內繼續工作。如果說命運存在輪回，那么這種輪回更多的便是體現在代際間的命運傳承上：如果說當年李太母親對丈夫的等待是一場遙遙無期的堅守，那么五十年之后李太對丈夫的等待更像是一場巴山夜雨的約定。這一等就是八年。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李太正式退休，辦理完退休手續，她帶著兩個兒子來到西雅圖與丈夫會面。西雅圖地處西風帶，太平洋的海風夾雜著中國的味道從西南吹來，給這座城市帶來了氤氳的水汽，也給這些新大陸的異鄉客帶來了哀愁。對李太來說，那個時候故鄉還是“故鄉”，那里有太多親朋故舊與未干的印記。

后來經濟逐漸寬裕，李太與先生決定在西雅圖購置房產，筑室反耕。夫妻兩人經多方比較，最后購置了距離城區半小時車程的這套復式小洋樓。房子坐落在高大的亞寒帶針葉林中間，風起之時，枝干上的松塔搖搖晃晃，隨風墜于草叢道路，野兔、松鼠緊緊抱著一顆顆巴掌大的松塔，或匿于叢林，或棲身屋頂。前院植花，后院種菜，每天郵遞員都會定時把信件和超市打折的海報投進李太的信箱。鄰居臺灣太太也非常友好，一條街道上，聚集著來自亞洲、歐洲、美洲的他鄉之客。

李先生花了一千美金買了第一輛車，是輛二手雪佛蘭。他的兩個兒子日日跟著父親在教堂旁邊的停車場練習，并順利拿到了第一張駕照。這輛雪佛蘭被盜的前一晚，他們全家去了四十五街新開的那家中餐館吃了頓飯，下班時李先生把車停在門前的路邊，由于著急處理些手頭瑣事，忘記給車上鎖。第二天出門時，發現原先停車的地方只留下一道深深的車轍。夫婦兩人立即報警，該案一直未被偵破，當他們都快要忘記的時候，另一宗案件的偵破找到了盜車案的線索，盜車案一舉偵破。李太夫婦去警局的時候，才知道盜車人是個十六歲的墨西哥裔男孩。男孩的父母是西雅圖東北部一家海產品罐頭廠的流水線員工，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移民潮中移民美國，從南加州一路北上定居西雅圖。他們整天與車間里的生魚死蝦打交道，身上彌漫著揮之不去的三文魚罐頭的咸腥味。傍晚時分，男孩的父母匆忙來到警局，他的父親是位瘦小的墨西哥男人，卷卷的絡腮胡子上面還沾著幾片銀白色的魚鱗;母親是個皮膚黝黑的墨西哥胖女人，頭上插著根紫紅色發簪，臉倒比丈夫干凈許多，顯然是在來的路上化了簡妝，可那股刺鼻的海鮮腐臭味表明他們是直接從生產車間過來的。墨西哥夫婦在整個協商的過程中極其鎮定，仿佛偷車的不是自己的孩子。墨西哥女人一直客氣地稱呼李太為“中國太太”。關于賠償，雙方協商得頗為順利，男孩父母同意賠償兩千美元。談判結束時已是晚上九點了，第五大街此時是滿街的燈火，劇院門口聚集了排隊的人群，市圖書館巨大的落地窗上掛滿了水汽，讀書的市民故意將落地臺燈調成昏黃的色調，燈光將玻璃上的水汽涂染成凡·高《向日葵》里的橘黃，艾略特灣入港的漁船亮起了綽綽明燈，仿佛是個即將入睡的孩子。李太和丈夫準備打車時，看見那對墨西哥夫婦站在昏黃的路燈下，女人的臉埋進丈夫懷里，抽泣帶動著雙肩上下聳動，男人輕輕拍著她，嘴里說著什么，男孩則站在不遠處的公交站臺邊，低著頭。路邊的汽車不耐煩地鳴著笛呼嘯而過，路易斯威登專賣店的玻璃窗內是紅紅綠綠、身材嬌美的金發女郎。男人朝男孩招了招手，對他說了些什么，黝黑的墨西哥女人擦了擦眼淚，抱了抱男孩。隨后二十多年的歲月里，李太每當說起這一幕，都會提起老李當時的眼神，那種眼神里面有一種閃亮的愧疚和同情，仿佛偷車的不是男孩，而是他自己。然而隨后的幾年，這筆賠償金并沒有如約送達，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令李太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多年之后的一個黃昏，她收到了一張兩千美元的支票，上面簽著陌生人的名字。此時李先生已經去世三年。

李太來到美國之后的第五年，兩個兒子相繼結婚，兒媳的父母也相繼從太平洋對岸的中國移民美國，這個二層的小洋樓開始熱鬧起來了。三個家庭十口人填滿了上上下下的每個房間，每天都是炊煙，每天都是飯香。李太常說，大兒子的岳母是個工人，工人階級做事情就是麻利，蒸包子、做肉龍、搟面條都是信手拈來的事情，黃油芝士終究無法滿足一個稻麻黍麥滋養過的胃。老二的岳父是農民，院子里的果樹、綠植的修剪和養護完全不用自己費心。儼然，李太成了盡享清福之人，每周有四天去華大的學生公寓給學生準備早餐，日子如流水一般清澈見底。

后來李先生退休，在家里侍弄菜園和前院的花花草草，大兒子買了房，小兒子移居芝加哥。寂寞在這個兩層的樓房里不斷膨脹，李先生因肺癌去世后的幾年，她幾乎每天都能聽到氣球充氣后哧哧的聲音，戰戰兢兢等待著最后那聲審判式的爆裂。送走丈夫后的李太，每天一個人推著購物車蹣跚著奔走于家與超市之間，有時僅僅是走走路，有時會購回一堆堆過季打折的商品，堆在冰箱里，過期的牛奶用來和面，過期的面包用來烤成沙拉面包丁。李先生走后，院子里的蔥蒜被野草吞沒，一叢叢的野生百子蓮逐漸占領了整個前院，大片的郁金香在某一年修理下水道的過程中，被維修工意外鏟除，整個前院除了那兩棵日漸長高的玉蘭和蔥蘢的山茶樹之外，僅剩下兩株紫紅色的賀春紅。整個院子除了松鼠、野兔、浣熊出沒，再就是午后沙沙的風吹過林間樹杈，吹動片片矮櫻掀起一波波紫紅色的風浪。此后每年，李太都會在春天剪幾株正艷的山茶花送到丈夫的墓前，夏天跟兒子回趟中國，寄住在老朋友家，拜訪故交，走訪故地。有一年，八十多歲的李太接到單位老干部處告知，因其年齡問題，不能再參加工會組織的郊游活動。之后李太就很少再回北京了，一則昔日老友相繼故去，二則這片土地，會有人不停提醒她，她委實老了，這個世界不再屬于她。她最后一次回國時，曾獨自一人走在夜色中的東直門內大街，可卻遲遲找不到回家的路，所有的記憶再也找不到它們的棲身之所，花花綠綠的年輕人拖著長長的影子匆匆走過，不遠處的簋街散發著人間宵夜獨有的麻辣味，燒烤店里飄出刺鼻的油煙讓她恍惚著想起五十年前大煉鋼鐵的場景……仿佛一夜之間家園荒蕪，八十多歲的李太坐在北京的路燈下，頓生麥秀黍離之感。

西雅圖的春天多雨又多花。晚春時節，雨季接近尾聲，陽光開始刺透烏云，冰川地貌形成的湖泊在群山林木間生輝，人間猶若仙境，或許此時才是拜訪故人的最好時節。從墓園回來的路上，李太跟我們講到，這片墓地是她先生生前跟她一起來看過的了，離家又近，彼此也不算寂寞。

傍晚時分，雨又開始下了起來，室友燒了壺咖啡，給每人倒了一杯，然后匆匆去了樓下的房間，每天這個時候她都會準時跟遠在中國的男友通話。我坐在窗前，對門的印度鄰居將車開進院子，四個孩子每人抱著一個大大的購物袋從車里跑了出來，男主人從車窗探出頭，慢慢將車停好。一位婦人牽著條貴賓犬從門前匆匆走過。臺灣女鄰居上個月離開了美國，院子里雜草叢生。隔壁那個沒有工作的美國女人又開始在門口的吊床上唱起了歌，據說她的越南情人剛剛跟她分手。后院那個獨居的白人老嫗，仍坐在門前梳理著自己的頭發。此刻全世界仿佛都在霪雨霏霏中歸于沉冷，可謂夢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李太吃過晚飯回了臥室，不會兒便傳來了鼾聲，時而傳來夢囈聲，好像是在同誰說話，每晚都是如此。客廳里，圣誕節的彩燈還沒有撤下，在黑暗中閃著五顏六色的光。壁爐上面擺放著密密麻麻的相框，其中最大的那張老照片，是李太二十三歲剛畢業時的登記照：那時候的她，身著一身白底紅花的麻紗布拉吉，烏黑油亮的“四聯”復古大波浪下面，是清澈卻又繾綣如花的笑靨。

張巖濤，學者，現居北京。已發表作品若干。

我的太太篇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