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結構框架 春資料春框架結構(優質5篇)

意見的框架結構是如何的?下面請看小編給大家整理收集的意見的框架結構及范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1、是什么——為什么——怎么辦;

2、是什么——為什么——怎么辦——怎么樣(要達到什么要求);

3、背景與目的(重要性、必要性)——工作舉措——工作要求;

4、背景與現狀——必要性或原因理由——工作要求;

5、目的——理由——安排——要求。

綠色建筑是指滿足《綠色建筑評價標準》(gb/t50378-20xx)，在全壽命周期內最大限度地節能、節地、節水、節材，保護環境和減少污染，為人們提供健康、適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間，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建筑。

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快速發展的歷史時期，深入推進建筑節能，加快發展綠色建筑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目前，我國城鄉建設增長方式仍然粗放，發展質量和效益不高，建筑建造和使用過程能源資源消耗高、利用效率低的問題比較突出。大力發展綠色建筑，以綠色、生態、低碳理念指導城鄉建設，能夠最大效率地利用資源和最低限度地影響環境，有效轉變城鄉建設發展模式，緩解城鎮化進程中資源環境約束;能夠充分體現以人為本理念，為人們提供健康、舒適、安全的居住、工作和活動空間，顯著改善群眾生產生活條件，提高人民滿意度，并在廣大群眾中樹立節約資源與保護環境的觀念;能夠全面集成建筑節能、節地、節水、節材及環境保護等多種技術，極大帶動建筑技術革新，直接推動建筑生產方式的重大變革，促進建筑產業優化升級，拉動節能環保建材、新能源應用、節能服務、咨詢等相關產業發展。

各級財政、住房城鄉建設部門要充分認識到推動發展綠色建筑，是保障改善民生的重要舉措，是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基本內容，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要進一步增強緊迫感和責任感，緊緊抓住難得的歷史機遇，盡快制定有力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體制機制，加快推動我國綠色建筑健康發展。

(一)主要目標。切實提高綠色建筑在新建建筑中的比重，到20xx年，綠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超過30%，建筑建造和使用過程的能源資源消耗水平接近或達到現階段發達國家水平。“”期間，加強相關政策激勵、標準規范、技術進步、產業支撐、認證評估等方面能力建設，建立有利于綠色建筑發展的體制機制，以新建單體建筑評價標識推廣、城市新區集中推廣為手段，實現綠色建筑的快速發展，到20xx年政府投資的公益性建筑和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及省會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全面執行綠色建筑標準，力爭到20xx年，新增綠色建筑面積10億平方米以上。

(二)基本原則。加快推動我國綠色建筑發展必須遵循以下原則：因地制宜、經濟適用，充分考慮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資源稟賦、氣候條件、建筑特點，合理制定地區綠色建筑發展規劃和技術路線，建立健全地區綠色建筑標準體系，實施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整體推進、突出重點，積極完善政策體系，從整體上推動綠色建筑發展，并注重集中資金和政策，支持重點城市及政府投資公益性建筑在加快綠色建筑發展方面率先突破。合理分級、分類指導，按照綠色建筑星級的不同，實施有區別的財政支持政策，以單體建筑獎勵為主，支持二星級以上的高星級綠色建筑發展，提高綠色建筑質量水平;以支持綠色生態城區發展為主要抓手，引導低星級綠色建筑規模化發展。激勵引導、規范約束，在發展初期，以政策激勵為主，調動各方加快綠色建筑發展的積極性，加快標準標識等制度建設，完善約束機制，切實提高綠色建筑標準執行率。

(一)健全綠色建筑標準體系。盡快完善綠色建筑標準體系，制(修)訂綠色建筑規劃、設計、施工、驗收、運行管理及相關產品標準、規程。加快制定適合不同氣候區、不同建筑類型的綠色建筑評價標準。研究制定綠色建筑工程定額及造價標準。鼓勵地方結合地區實際，制定綠色建筑強制性標準。編制綠色生態城區指標體系、技術導則和標準體系。

(二)完善綠色建筑評價制度。各地住房城鄉建設、財政部門要加大綠色建筑評價標識制度的推進力度，建立自愿性標識與強制性標識相結合的推進機制，對按綠色建筑標準設計建造的一般住宅和公共建筑，實行自愿性評價標識，對按綠色建筑標準設計建造的政府投資的保障性住房、學校、醫院等公益性建筑及大型公共建筑，率先實行評價標識，并逐步過渡到對所有新建綠色建筑均進行評價標識。

(三)加強綠色建筑評價能力建設。培育專門的綠色建筑評價機構，負責相關設計咨詢、產品部品檢測、單體建筑第三方評價、區域規劃等。建立綠色建筑評價職業資格制度，加快培養綠色建筑設計、施工、評估、能源服務等方面的人才。

四、建立高星級綠色建筑財政政策激勵機制，引導更高水平綠色建筑建設

(一)建立高星級綠色建筑獎勵審核、備案及公示制度。各級地方財政、住房城鄉建設部門將設計評價標識達到二星級及以上的綠色建筑項目匯總上報至財政部、住房城鄉建設部(以下簡稱“兩部”)，兩部組織專家委員會對申請項目的規劃設計方案、綠色建筑評價標識報告、工程建設審批文件、性能效果分析報告等進行程序性審核，對審核通過的綠色建筑項目予以備案，項目竣工驗收后，其中大型公共建筑投入使用一年后，兩部組織能效測評機構對項目的實施量、工程量、實際性能效果進行評價，并將符合申請預期目標的綠色建筑名單向社會公示，接受社會監督。

(二)對高星級綠色建筑給予財政獎勵。對經過上述審核、備案及公示程序，且滿足相關標準要求的二星級及以上的綠色建筑給予獎勵。x2年獎勵標準為：二星級綠色建筑45元/平方米(建筑面積，下同)，三星級綠色建筑80元/平方米。獎勵標準將根據技術進步、成本變化等情況進行調整。

(三)規范財政獎勵資金的使用管理。中央財政將獎勵資金撥至相關省市財政部門，由各地財政部門兌付至項目單位，對公益性建筑、商業性公共建筑、保障性住房等，獎勵資金兌付給建設單位或投資方，對商業性住宅項目，各地應研究采取措施主要使購房者得益。

(一)積極發展綠色生態城區。鼓勵城市新區按照綠色、生態、低碳理念進行規劃設計，充分體現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的要求，集中連片發展綠色建筑。中央財政支持綠色生態城區建設，申請綠色生態城區示范應具備以下條件：新區已按綠色、生態、低碳理念編制完成總體規劃、控制性詳細規劃以及建筑、市政、能源等專項規劃，并建立相應的指標體系;新建建筑全面執行《綠色建筑評價標準》中的一星級及以上的評價標準，其中二星級及以上綠色建筑達到30%以上，2年內綠色建筑開工建設規模不少于萬平方米。

(二)支持綠色建筑規模化發展。中央財政對經審核滿足上述條件的綠色生態城區給予資金定額補助。資金補助基準為5000萬元，具體根據綠色生態城區規劃建設水平、綠色建筑建設規模、評價等級、能力建設情況等因素綜合核定。對規劃建設水平高、建設規模大、能力建設突出的綠色生態城區，將相應調增補助額度。補助資金主要用于補貼綠色建筑建設增量成本及城區綠色生態規劃、指標體系制定、綠色建筑評價標識及能效測評等相關支出。

(一)鼓勵保障性住房按照綠色建筑標準規劃建設。各地要切實提高公租房、廉租房及經濟適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設水平，強調綠色節能環保要求，在制定保障性住房建設規劃及年度計劃時，具備條件的地區應安排一定比例的保障性住房按照綠色建筑標準進行設計建造。

(二)在公益性行業加快發展綠色建筑。鼓勵各地在政府辦公建筑、學校、醫院、博物館等政府投資的公益性建筑建設中，率先執行綠色建筑標準。結合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在公益性建筑中開展強制執行綠色建筑標準試點，從20xx年起，政府投資公益性建筑全部執行綠色建筑標準。

(三)切實加大保障性住房及公益性行業的財政支持力度。綠色建筑獎勵及補助資金、可再生能源建筑應用資金向保障性住房及公益性行業傾斜，達到高星級獎勵標準的優先獎勵，保障性住房發展一星級綠色建筑達到一定規模的也將優先給予定額補助。

(一)積極推動綠色建筑科技進步。各級財政、住房城鄉建設部門要鼓勵支持建筑節能與綠色建筑工程技術中心建設，積極支持綠色建筑重大共性關鍵技術研究。加大高強鋼、高性能混凝土、防火與保溫性能優良的建筑保溫材料等綠色建材的推廣力度。要根據綠色建筑發展需要，及時制定發布相關技術、產品推廣公告、目錄，促進行業技術進步。

(二)大力推進建筑垃圾資源化利用。積極推進地級以上城市全面開展建筑垃圾資源化利用，各級財政、住房城鄉建設部門要系統推行垃圾收集、運輸、處理、再利用等各項工作，加快建筑垃圾資源化利用技術、裝備研發推廣，實行建筑垃圾集中處理和分級利用，建立專門的建筑垃圾集中處理基地。

(三)積極推動住宅產業化。積極推廣適合住宅產業化的新型建筑體系，支持集設計、生產、施工于一體的工業化基地建設;加快建立建筑設計、施工、部品生產等環節的標準體系，實現住宅部品通用化，大力推廣住宅全裝修，推行新建住宅一次裝修到位或菜單式裝修，促進個性化裝修和產業化裝修相統一。

各級財政、住房城鄉建設部門要按照本意見的部署和要求，統一思想，提高認識，認真抓好各項政策措施的落實，要與發改、科技、規劃、機關事務等有關部門加強協調配合，落實工作責任，及時研究解決綠色建筑發展中的重大問題，科學組織實施，推動我國綠色建筑快速健康發展。

我國當前面臨的突出問題是結構性問題，包括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區域城鄉結構等等。結構性問題從來都是整體性問題，事關國家發展的可持續性和發展的新動力。

當前我國結構變遷進入一個深層次狀態，發展的整體性特征越來越明顯

結構性改革需要一種整體性思維，針對整體狀況推進改革。借用中醫學理念，就是基于整體、個性的辨證施治。結構性改革，既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對癥治療”，也不是有什么病治什么病的“辨病論治”，而是從整體把握問題(病癥)產生、形成和演變趨勢，抓住本質，并放到特定環境、條件下來辨證施治。結構性問題是整體性的，不是局部性的。結構性改革需要辯證思維。

從整體來看，我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仍需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當前，我國進入中高收入階段，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7800美元。

結構變遷就像人的成長，這個時候進入青年階段，不僅僅身體在長，而且生理、心理、精神各方面都在成長變化，從單一長身體到人整體的成長。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對我國的影響與我國對世界的影響日益呈現出不對稱性的變化。

結構變遷隨之進入一個深層次狀態，發展的整體性特征越來越明顯，社會、文化、生態、環境與經濟的關聯也隨之發生深刻的變化。人長大了，需要強壯的骨骼、成熟的心理和健全的精神來支撐。一個國家的發展也是如此。

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內涵到現階段也變了，從追求規模轉向更注重質量，從追求速度轉向更注重效率，從物質財富積累轉向精神文化積淀。這意味著我國的結構性改革進入了新階段。

不僅改革的目標不同了，改革的條件、路徑也變了，改革的方式也要相應調整。從xx屆三中全會確立的改革目標來看，當前的改革實質上是全面深化結構性改革，更加凸顯基于整體性的辨證施治，重塑國家治理結構。

結構變遷進入新階段，發展動力明顯減弱了。這是為什么?從歷史的角度和整體的視野來觀察，其根源是結構性改革沒有跟上，發展偏向于經濟增長，改革偏向于政策替代，結構變遷所需的改革力量明顯不足。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2019年底的xx屆三中全會。

2019年遭遇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已經暴露出結構變遷緩慢、結構性問題加劇、發展動力減弱等問題，但過于強大的政策刺激把這些都掩蓋了，前期政策至今仍在消化，形成了“三期疊加”(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的格局。

xx屆三中全會吹響了全面深化結構性改革的號角，確立了新的改革目標，明確了新的改革任務。隨著xx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的召開，“四個全面” 戰略布局的展開，富有新內涵的結構性改革再一次嵌入到我國結構變遷之中。

但毋庸諱言，改革進入深水區，改革的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改革的難度和復雜性也大大增加，改革空轉打滑的現象也未能避免。這給基于整體發展，推動結構變遷的結構性改革平添了更多的不確定性。改革打滑的風險明顯增大了。

從我國當前經濟運行來觀察，面臨的主要問題不是總量性矛盾，而是結構性脫節，即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之間不匹配。需求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消費結構快速升級。而我國的供給結構卻沒能“與時俱進”，供給過剩與供給不足并存。

與土木投資相關的生產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如鋼鐵、水泥、平板玻璃、有色金屬等等;而與消費相關的生產卻是平庸凝滯，創新不足，精品不多，大量消費外流。當前消費外流規模達到1萬億人民幣，若考慮教育消費、醫療服務消費、保健消費，則消費外流規模更為驚人。這說明經濟運行中的供求關系出現嚴重的結構性扭曲。

對于這種結構性扭曲，靠“打針吃藥”的常規宏觀調控手段解決不了，而且有的就是政府自身造成的，如與投資相關的投資品產能過剩，必須是“傷筋動骨”的結構性改革。

可惜的是，由于長期受“三駕馬車”短期調控理論的誤導，一直把重心放在短期刺激政策方面，而對基于整體的結構性改革認識不到位。

當前經濟中的扭曲，只是一個病癥，病因在政府與市場、社會以及中央與地方的治理結構有些問題，核心在政府治理不到位。這只有靠結構性改革才能解決。

提了多年的轉方式、調結構，之所以成效不顯著，就是結構性改革的力度不夠。投資、金融、國資、財稅、教育、科技、醫療衛生等方面的體制改革主要靠部門在推動，沒有納入政府與市場、社會以及中央與地方這個國家治理結構當中來通盤考慮，頂層設計不到位，一些基礎性制度問題沒統一解決，而部門又解決不了，改革有時繞著走，導致經濟中的病癥不斷加重。現在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

從經濟增長到全面發展，新時期的結構變遷已經不局限于經濟領域，發展也不只是經濟建設，而是“五位一體”。這需要提升整體思維，超越經濟思維，樹立治理思維。結構性問題可能表現在各個領域，但成因卻往往是跨領域的。這需要打破部門分工改革的傳統格局，抓住一些基礎性制度問題，從國家治理結構整體來考慮，加快結構性改革。

當前，至少有如下基礎性制度問題迫切需要納入結構性改革整體框架之中：

一是產權制度問題。這是政府與市場關系中的一個基本問題。長期受所有權與產權混淆不清的影響，我國產權制度改革長期被誤導，要么認為是私有化，要么認為這不是個問題，無須改革。產權制度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基礎，從根本上決定了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能力。

我國是以公有制為主導的國家，產權制度的構建任務十分艱巨。國企國資改革(包括國有金融資產)、生態文明建設、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產權關系、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科教文衛的微觀基礎構建、公益性投資的鼓勵和保護、政府資產負債表的編制，如此等等，都與產權制度關聯在一起。作為一項基礎性制度，交給任意一個部門都無法解決，豎立其上的各種體制問題任何部門也無法真正推進。

二是事業單位體制問題。事業單位不是經濟組織，也不是行政組織，屬于政府辦的社會公益性組織。顯然，這是政府與社會關系中的一個基本問題。這是我國特有的一個問題，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遺產，延續至今，其體制框架一直未變。

當前教育體制、科技體制、醫療衛生體制、文化體制等等，都是事業單位體制這一根藤上的果。這根藤是什么樣子，這根藤上的果就是什么樣子。當前，教科文衛體制改革艱難，難就難在事業單位體制改革沒有實質性進展。事業單位體制涉及上述體制的微觀基礎，也就是事業單位和政府的關系如何定位。

這關系到4000萬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如何調動的問題，也關系到黨的執政基礎。科教興國、創新驅動、社會活力、民生改善都與此緊密關聯。

三是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問題。我國是一個大國，人多地廣差異大，兩個積極性一個不能缺。從1949年到改革開放，其間也做過多次“放權-收權 -放權”的調整。“統一領導，分級管理”，這個原則從計劃經濟時期到現在一直未變。

面對新的結構性改革——重塑國家治理結構，這個原則如何注入新的內涵，是一個基礎性體制問題。由于國家與地方兩個層面的治理難以界分，治理與管理都沒有到位，不但導致行政效率難以提升，也使政府與市場、社會的關系難以理順。如何調動地方、市場和社會的積極性是當前結構性改革面對的新課題。

四是市場、社會管理的制度基礎設施。管理制度的有效性依賴于制度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好比一座城市的功能取決于城市地下管廊、公共交通等基礎設施。我國制定頒布的法律之所以不少在“睡覺”，原因即在于此。從“法制”到“法治”，制度基礎設施是關鍵。

如政府會計制度、政府資產負債表、中期預算、涉稅信息系統、人口流動信息系統、征信系統、不動產登記系統、金融工具登記系統、企業及社會組織的登記系統等等，有的還沒建立，已經有的也多是條塊分割，沒有聯通，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相關法律、制度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