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通用

文明禮儀是社會交往中的一種表現，它關乎個人形象與社會形象。在撰寫文明禮儀總結時，我們需要借鑒他人的經驗和觀點，并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和總結。文明禮儀范文中的案例和經驗，可以為我們的寫作提供借鑒和參考。

2023年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通用篇一

公安機關作為國家權力機關，責任重大，任務繁重，面對的挑戰和風險也很大。為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的穩定，保障國家的安全，公安機關設置了一系列的事故規定以應對各種可能出現的突發事件。這些規定的要求非常嚴格，但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對于公安機關工作人員來說，學習這些規定，深入了解其背后的原因和意義是十分必要的，下面是我的一些心得體會。

一、嚴格執行工作制度。

作為一個公安機關工作人員，我們首先要清楚的認識到的就是，嚴格執行工作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嚴格執行工作制度可以使我們的工作更加有條理，避免發生不必要的風險，保障我們的安全。在執行公安機關事故規定時，需要將相關制度和程序熟悉掌握，并且認真執行，做到嚴謹、細致、認真。

二、提高安全意識。

作為公安機關工作人員，我們往往處于一些特殊的工作環境中，面對的風險也很大。因此，我們必須時刻提高安全意識，要不斷的自我保護，學會如何預防和控制工作中可能出現的意外。比如，檢查安全裝備的使用是否得當、安全標志是否完備等方面。

三、加強培訓真正提高素質。

作為一名公安機關工作人員，要想做好工作，必須努力提高自己的業務素質。實際上，公安機關是一個需要經常接受培訓的行業，通過加強培訓，可以不斷的提高公安機關工作人員的素質，掌握更多的專業技能和應對客戶的方法。因此，我們要抓住機會，積極參加培訓，并且重視自學，不斷提高自己的素質。

四、加強宣傳教育。

公安機關的事故規定是為了保障我們工作的安全和高效性，但是也需要被更多非公安工作的公民理解和支持。因此，需要全面加強宣傳，通過組織宣傳教育活動，讓公民逐漸了解公安機關的事故規定，認識到公安機關的重要性，以便在必要的時候能夠與其合作，共同維護社會的平穩和良好的治安環境。

五、相互合作，形成合力。

公安機關事故規定之所以能夠體現它的價值，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更多的力量支持它，因此我們還需要時刻注意同其他部門和服務隊伍之間的協作合作，形成合力。協作合作可以將公安機關事故規定的優勢最大化，避免不必要的重復和失誤，從而更好的完成公安機關的任務。

總的來說，學習公安機關事故規定，是任何一名公安機關工作人員必須要做的事情，這不僅有利于我們的工作，同時也有利于居民的安全和利益。因此，我們應該認真學習，深入理解，并嚴格執行，真正做到把工作做細、做實、做好，讓公安機關在居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2023年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通用篇二

2023年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通用篇三

新一屆中央領導班子給我們廣大黨員干部帶了個好頭，樹立了良好的風氣。中央領導同志嚴格要求從自身做起，我們更沒有理由做不好。要調查研究，切忌走過場、搞形式主義；要輕車簡從、減少陪同、簡化接待。規定要求中央政治局同志改進調查研究，向群眾學習、向實踐學習，多同群眾座談，多同干部談心，多商量討論，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難和矛盾集中、群眾意見多的地方去，不張貼懸掛標語橫幅，不安排群眾迎送，不鋪設迎賓地毯，不擺放花草，不安排宴請。這“兩向六多五不”就是務實的表現，從思想上杜絕了形式主義的出現，從行動上贏得了群眾的信任。其中的五個不要更是小到了細節，細節決定成敗。這說明了領導同志不是隨口說說而已，而是要認認真真執行的。政治局領導把對自己的要求細化到了這種程度，而我們更應該做好，做得更細。我們應該多聯系家長、多進行家訪，把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結合起來。

要精簡會議活動，切實改進會風，提高會議實效，開短會、講短話，力戒空話、套話。中央帶頭開短會，講短話，就是要求我們多干實事，少說空話、大話、套話，做到求真務實。精簡文件簡報，切實改進文風，沒有實質內容、可發可不發的文件、簡報一律不發。這需要我們反思，還要端正態度，改進工作作風。

要規范出訪活動，嚴格控制出訪隨行人員，嚴格按照規定乘坐交通工具。規定要求政治局同志要從外交工作大局需要出發合理安排出訪活動，一般不安排中資機構、華僑華人、留學生代表等到機場迎送。這更是務實的體現，不講排場，辦事講究效率，嚴格要求自己，注意自身形象。很多的黨員干部都對此缺少清醒的認識，一味的講排場，講規格。

要改進警衛工作，減少交通管制，一般情況下不得封路、不清場閉館。很多領導出訪或下基層調研時，都喜歡警車開道，封路清場。如果這樣我們又怎么能聯系到群眾，調研又有什么意義呢?我們要堅持有利于群眾的原則，不擾民。這樣才能達到調研的真正目的。

要改進新聞報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會議和活動應根據工作需要、新聞價值、社會效果決定是否報道，進一步壓縮報道的數量、字數、時長。以往只要是中央政治局領導出席的場合或活動，新聞就會大肆報道，甚至是專題報道。但是實際上沒有什么效果，只是增加了一下曝光率。這一規定體現中央領導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態度，給廣大黨員干部同志樹立了好榜樣。

要嚴格文稿發表，除中央統一安排外，個人不公開出版著作、講話單行本，不發賀信、賀電，不題詞、題字。中央領導代表了國家的形象，我們黨員干部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黨的形象。這一規定體現我黨嚴于律己，樹立良好黨風形象的決心和誠意。

要厲行勤儉節約，嚴格執行住房、車輛配備等有關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規定。浪費成風，超規格辦事成為了擺在我們黨面前的嚴峻挑戰，如果不及時打壓、制止這股風氣將會嚴重影響黨風廉政建設，使我們黨失信于民。這一規定看似很普通，其實意義深遠。這是我們黨風廉政建設的繼續和細化，從嚴治黨的升級。各個部門要嚴格按照本規定，結合實際情況，制定貫徹落實辦法，狠抓落實，切實抓出成效。

嚴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訪、送禮、宴請等拜年活動；嚴禁向上級部門贈送土特產；嚴禁違反規定收送禮品、禮金、有價證券、支付憑證和商業預付卡；嚴禁濫發錢物，講排場、比闊氣，搞鋪張浪費；嚴禁超標準接待；嚴禁組織和參與賭博活動。

2023年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通用篇四

公安機關是維護社會安全穩定的重要力量，但在工作中難免會遇到各種事故，如何科學規范地處理事故，實現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共安全是公安機關必須解決的問題。作為公安機關人員，我們有責任遵守和執行相關規定，提高事故處理能力。

第二段：規定概述。

公安機關事故處理規定是為了規范公安機關處理事故工作而制定的，其中包含了對于事故的認定、責任的劃分、處置流程等細節規定。在實際工作中，我們要遵守這些規定，嚴謹認真，不能有絲毫馬虎。

第三段：重點探討。

在公安機關事故規定中，我們最關注的是責任的劃分，因為責任直接關系到我們的工作表現和良好形象。如果事故處理不當，責任不清，會引起社會質疑，有礙公安機關形象和公信力。因此，在處理事故時，我們要站在紀律和規矩的高度，絕不能把責任推卸給無辜的人，同時也不能掩蓋責任人的過錯，我們必須勇于承擔自己的責任，接受調查和處罰。

第四段：值得借鑒。

在理解公安機關事故規定的基礎上，我們還可以從中學習到處理事故的方法和技巧。我們應該根據規定制定一個完整的處理流程，按照流程有序進行工作，嚴格執行處置程序，做到程序合理、流程清晰。同時，我們還應該加強實踐訓練和知識普及，提高事故處理技能和應變能力。

第五段：總結。

公安機關事故規定是保障公共安全的有力保障，它為我們提供了標準化的流程和方法，讓我們在事故處理中更加科學、規范。在實際工作中，我們應該深入學習和貫徹這些規定，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和工作水平，做好各種事故的應對和處置，展現公安機關的優秀形象，為社會和諧穩定貢獻力量。

2023年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通用篇五

根據《人民法院辦公廳關于開展集中警示教育活動的通知》文件精神，xx法院在全院范圍內開展一次集中警示教育活動，現將本執行局在集中警示教育活動中的總結報告如下：

一、本局開展活動狀況：

1、緊密結合執行局的工作實際和干警政治理論學習狀況，開展大討論、交流學習心得體會、觀看警示教育錄像，結合之前開展的警示教育活動進行“回頭看”等多種形式，使干警充分認識到了集中警示教育活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提升了參與的自覺性和用心性。

2、組織執行局干警全面、深入學習人民法院收集的《司法作風警示教育典型案例》和人民法院紀檢監察機構編印的《人民法院警示教育案例選編（第二輯）》等材料，引導執行局全體干警從反面典型案例中吸取教訓，構筑思想防線。如果出現部分干警未能及時參與學習的，專門安排時光進行補課，確保人人參與、不留空擋。

3、同時繼續組織干警認真學習全省法院和全市法院廉潔司法先進事跡。弘揚正氣，獎勵斗志，構成學習先進、崇尚先進、爭當先進、趕超先進的生動局面，以公正、廉潔、為民的良好形象和職業操守，服務某某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1、執行局往往被視為“危險與誘惑并存”，執行局的權力與風險被同步放大。執行局的干警務必樹立正確的權力觀，認真履行職責，慎用手中的權力，做到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一身正氣，堅決與執行工作出現的各種腐敗現象作斗爭，做到嚴格執法、公正執法、廉潔執法，為廣大人民群眾用好權，服好務，樹立執行局剛正不阿的良好形象。

2、要堅決抵制誘惑，以高度負責的精神，牢固樹立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執行局的干警經常經受著錢財、權力等各種誘惑的考驗，大到巨額金錢，小到請客吃飯，若無定力，必將在物欲橫流面前迷失方向。我們要從警示教育案例中，吸取教訓，避免自我犯同樣的錯誤，已身正，從而正人，要受得住金錢、權力的種種誘惑，處理好與當事人及律師之間的關系，用堅定的信念和堅強的意志力去抵制各種誘惑。

3、要重視和加強政治思想學習，雖然平時執行局的工作很忙，但思想政治學習不能松弛，差距要從自身找，成績要向別人學，就應時刻提醒自我，加強思想道德修養，配合院里的各項教育活動，在今后的執行工作中，時刻警鐘長鳴，處處慎言慎行。

透過此次集中警示教育活動，我執行局的每位干警，提高了政治思想素質，加強了個人紀律作風建設，在以后的工作中將以嶄新的面貌和更強的執行力，確保某某法院的各項工作順利開展。成為讓組織放心，群眾滿意的優秀執行法官，為某某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作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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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通用篇六

近年來，公安機關對于禁酒問題越來越重視。為了減少酒駕、酒擾等問題的發生，公安機關不斷加大宣傳力度，并推出一系列禁酒規定。作為當前社會文明進步的一部分，我認為公安機關禁酒規定具有重要意義，并從中汲取了一些深刻的心得體會。

首先，公安機關禁酒規定聚焦了社會安全。酒駕、酒擾等問題給社會治安帶來了嚴重的影響，不僅造成了道路交通事故的增加，還引發了夜間秩序混亂、家庭糾紛等重大問題。由于酒精在人體中起到了一種解離作用，讓人產生意識上的松弛感，容易引發暴力行為。公安機關的禁酒規定可以有效地減少這些社會問題的發生，維護社會的穩定和安定。

其次，公安機關禁酒規定倡導了健康生活方式。過度飲酒對健康非常有害，長期飲酒可以導致肝臟病變、心血管疾病、胃病等。公安機關禁酒規定的出臺，為社會大眾樹立了正確的生活態度，提醒人們要遠離不良習慣，保持身心健康。禁酒規定的宣傳讓人們認識到，健康的生活方式需要有一個清醒的頭腦和強健的身體。

再次，公安機關禁酒規定加強了法治意識。飲酒過度不僅對個人健康不利，也違反了法律的規定。通過禁酒規定的推行，人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只有遵紀守法，并自覺遠離酒精的侵蝕，才能做一個合格公民。同時，公安機關對于違法酒駕者的打擊力度也在不斷加大，這為整個社會強化了法治意識，減少了違法行為的發生。

最后，公安機關禁酒規定還提高了人們的道德素養。酗酒不僅傷害自己的身心健康，也給家庭和社會帶來了很多問題。一個喝醉的人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和行為，往往會做出讓人痛心的事情。公安機關禁酒規定的推行，提醒了人們要有更高的道德底線，遠離酒精的枷鎖，讓我們在家庭和社會中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責任和義務。

總的來說，公安機關禁酒規定在維護社會安全、倡導健康生活、強化法治意識和提高人們道德素養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作為社會中的一員，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禁酒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自覺抵制酒精誘惑，積極響應公安機關的禁酒生活方式，同時也要在社會中宣傳禁酒的理念，共同為打造一個健康、和諧和文明的社會做出貢獻。只有人人都以禁酒為理念，才能讓我們的社會更加美好。

2023年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通用篇七

2023年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通用篇八

根據《人民法院辦公廳關于開展集中警示教育活動的通知》文件精神，xx法院在全院范圍內開展一次集中警示教育活動，現將本執行局在集中警示教育活動中的總結報告如下：

一、本局開展活動狀況：

1、緊密結合執行局的工作實際和干警政治理論學習狀況，開展大討論、交流學習心得體會、觀看警示教育錄像，結合之前開展的警示教育活動進行“回頭看”等多種形式，使干警充分認識到了集中警示教育活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提升了參與的自覺性和用心性。

2、組織執行局干警全面、深入學習人民法院收集的《司法作風警示教育典型案例》和人民法院紀檢監察機構編印的《人民法院警示教育案例選編（第二輯）》等材料，引導執行局全體干警從反面典型案例中吸取教訓，構筑思想防線。如果出現部分干警未能及時參與學習的，專門安排時光進行補課，確保人人參與、不留空擋。

3、同時繼續組織干警認真學習全省法院和全市法院廉潔司法先進事跡。弘揚正氣，獎勵斗志，構成學習先進、崇尚先進、爭當先進、趕超先進的生動局面，以公正、廉潔、為民的良好形象和職業操守，服務某某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1、執行局往往被視為“危險與誘惑并存”，執行局的權力與風險被同步放大。執行局的干警務必樹立正確的權力觀，認真履行職責，慎用手中的權力，做到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一身正氣，堅決與執行工作出現的各種腐敗現象作斗爭，做到嚴格執法、公正執法、廉潔執法，為廣大人民群眾用好權，服好務，樹立執行局剛正不阿的良好形象。

2、要堅決抵制誘惑，以高度負責的精神，牢固樹立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執行局的干警經常經受著錢財、權力等各種誘惑的考驗，大到巨額金錢，小到請客吃飯，若無定力，必將在物欲橫流面前迷失方向。我們要從警示教育案例中，吸取教訓，避免自我犯同樣的錯誤，已身正，從而正人，要受得住金錢、權力的種種誘惑，處理好與當事人及律師之間的關系，用堅定的信念和堅強的意志力去抵制各種誘惑。

3、要重視和加強政治思想學習，雖然平時執行局的工作很忙，但思想政治學習不能松弛，差距要從自身找，成績要向別人學，就應時刻提醒自我，加強思想道德修養，配合院里的各項教育活動，在今后的執行工作中，時刻警鐘長鳴，處處慎言慎行。

透過此次集中警示教育活動，我執行局的每位干警，提高了政治思想素質，加強了個人紀律作風建設，在以后的工作中將以嶄新的面貌和更強的執行力，確保某某法院的各項工作順利開展。成為讓組織放心，群眾滿意的優秀執行法官，為某某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作出新的貢獻。

2023年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通用篇九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迅速。但是，由于我國正處于政治經濟改革不斷深化的階段，新舊制度相互影響，我國的社會結構、經濟關系、利益分配發生了重大變化，再加上國民收入差距拉大，社會保障能力不足等問題突出，導致各種矛盾大幅度加劇，極易引發群體性事件，從而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社會健康協調可持續發展。

群體性事件是指由社會上的部分群體為了滿足某種共同利益或表達某種共同訴求，臨時聚集在一起實施的集體違反法律、法規、規章等規范的行為。我國群體性事件的特點大致有：

1.效仿性。

效仿性是指群體性事件具有示范和模仿的性質。部分群體性事件在剛開始發生之時，大部分限于少數人或者少數地區，隨著事態的升級，影響的擴大，引起周邊區域或相關者的心理共鳴。

2.反復性。

由于群體性事件背后所反映的問題是錯綜復雜的，涉及到社會各方利益，因此處置好群體性事件是很不容易的，處置群體性事件很難一次性徹底解決。同時，有關部門在處置群體性事件過程中，表面上雖然穩住了事態，防止了矛盾激化，但是實質上還是沒有妥善解決好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根本矛盾。在這種情況下，群體性事件極易再次發生，導致政府的公信力下降，處置好群體性事件將更加困難。

3.可轉化性。

由于引發群體性事件的因素是多層次性的，所以群體性事件表現出極容易發生轉化的特點。群體性事件通常由于行為性質的變化、行為方式的變化和控制手段的變化而發生轉化。在群體性事件發生后，如果處置不及時、不合理，矛盾就可能轉化升級，由局部問題轉化為整體問題，由簡單問題轉化為復雜問題，由經濟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

1.滯后性。

當前，公安機關處置群體性事件的規章制度不健全，一些群體性事件沒有具體處置規章制度，規章制度的完善明顯落后于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變化。這些規章制度對群體性事件的概念沒有明確的界定，對于不同因素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沒有進行歸類，對一些原本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由于公安機關使用了錯誤的處置方法，使得矛盾激化而引發大規模對抗性群體性事件。

2.模糊性。

當前我國處置群體性事件的相關規章制度中，有的規章制度過于原則化，實際操作性不強。這就直接導致公安機關在處置群體性事件中缺乏完整的法律依據，處置效能大打折扣。

1.處置預案過于簡單，缺乏針對性。

公安機關處置群體性事件，一般都制定了處置預案，但是這些預案過于簡單和抽象，缺乏詳細處理程序和處理手段，可操作性不大。而國外公安機關的預案中針對不同情況，卻可以具體到警力使用的多少、武器的選擇、路線的安排、隊列小組的合作等，甚至天氣、環境對事件處理的影響都考慮在內。

2.情報信息渠道狹窄。

由于公安機關的工作性質，公安機關對社會上出現的社會隱患比較容易了解，但是公安機關不能完全掌握社會矛盾和不安定因素，這暴露出公安機關情報信息渠道不夠廣泛，這些社會矛盾和不安定因素如果能及時被公安機關發現并有效處理，很多群體性事件在萌芽階段就能被有效處置。

1.填補規章制度漏洞。

目前我國公安部可以制定規章制度將群體性事件定義為三類，一是內部矛盾型群體性事件。對于這種群眾反應訴求之類的聚眾上訪、圍堵單位等內部矛盾型的群體性事件，規章制度應當規定公安機關要慎用警械、慎用警力、慎用強制措施，維護現場秩序，爭取調解處理。二是內部矛盾轉化為過激型群體性事件。對于這種現場發生過激行為的或者出現嚴重違法行為的群體性事件，規章制度應當規定公安機關必須迅速調集警力趕赴現場，依法采取措施、強制驅散、制止違法行為、懲治不法分子。三是政治型群體性事件。對于帶有政治色彩或民族因素的群體性事件，或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因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民族群體性事件，規章制度應當規定公安機關必須迅速介入，及時處置，處置方式內外有別，對內要依法嚴厲處置，對外要盡量淡化政治方面的因素，防止境內外敵對勢力挑撥群眾與黨委政府的對立情緒、煽動群眾暴力對抗。

2.細化相關規章制度。

公安機關處置群體性事件的規章制度存在模糊性，需要公安部對其進行細化。細化公安機關處置群體性事件的相關規章制度是當前公安機關所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的規章制度中應體現以下原則：一是最小傷害原則。民警在處置過程中使用警械和武器要保持冷靜，根據不法分子違法犯罪行為的嚴重性來合理使用警械和武器，盡量減少財產損失和避免人員傷亡。二是比例原則。比例原則是指民警使用警械和武器時對不法分子造成的損害足以阻止其繼續進行違法犯罪行為。在處置群體性事件過程中，限制民警使用警械和武器，并不是禁止民警使用警械和武器，而是在維護社會秩序與保障人權之間取得平衡點。

1.科學合理制定處置預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公安機關應該按照不同環境，科學合理制定處置群體性事件的預案，這些預案必須要指明處置原則、警力配置、方法步驟等具體可操作性內容，經常性地組織開展模擬演練，通過演練和實際處置群體性事件，深入分析并總結經驗，不斷完善處置預案，切實提高公安機關處置群體性事件的能力。

2.拓寬情報信息渠道。

情報信息工作是公安工作的核心，公安機關準確掌握群體性事件的必要前提是及時準確的情報信息。公安機關必須充分利用好自身優勢，拓寬情報信息渠道，完善情報信息工作，從而把情報信息工作延伸到各個領域、各個行業，及時、準確掌握社會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的動態。把情報信息工作擴展到公安機關的科、所、隊，提高民警的情報信息意識，廣泛收集情報信息。

2023年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通用篇十

近年來，公安機關對于酒駕等交通違法行為進行了嚴厲打擊，并逐漸升級成為禁酒規定，對于廣大司機而言，這無疑是一大利好消息，也是對交通安全的重要保障。在執行禁酒規定的過程中，作為一名司機，我深切體會到了其中的積極作用，下面就是我對公安機關禁酒規定的心得體會。

首先，公安機關禁酒規定為駕駛員營造了良好的交通環境。過去，酒駕問題一直存在，給道路交通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然而，禁酒規定的實施，讓酒駕的現象得到了明顯改善，為司機和行人提供了更安全的交通環境。在我個人的駕駛經驗中，很多人都以前所未有的警覺性維持交通秩序，盡量避免酒后駕駛，這無疑減少了交通事故的發生率。

其次，公安機關禁酒規定讓司機重新認識到酒后駕駛的危害性。過去，有些司機在飲酒之后依然堅持開車，他們自信地認為酒量可控制。然而，公安機關的禁酒規定，通過加大處罰力度，讓司機明白了酒駕的危害。在實施禁酒規定之后，我看到很多司機重新評估了自己的酒量，并放棄了酒后駕駛的行為。他們意識到開車時頭腦清醒的重要性，這樣不僅降低了自身的風險，也為其他人提供了更好的安全保障。

正如人們常說的，法則面前人人平等。公安機關禁酒規定的實施，清楚將酒后駕駛定性為違法行為，并明確了強制要求。在這個過程中，司機不再只是根據自己的主觀判斷來決定是否飲酒開車，而是要遵守嚴格的法律規定。這種公正的法律制度讓每個人都對酒后駕駛有了更清晰的認識，明確了行為的后果，從而使人們更加謹慎對待酒后駕駛并主動遵守相關規定。

另外，公安機關禁酒規定還調動了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參與交通安全。禁酒規定不僅僅是對司機的要求，也是對社會各界的倡導。一些媒體、企事業單位紛紛響應禁酒規定，加大對酒駕的批評與警示，同時也為司機提供了更多的酒后安全出行方式。同時，一些酒店、餐廳也紛紛跟進禁酒規定，充分履行了自己作為飲食服務行業的社會責任。這種共同努力，使得禁酒規定能夠得到更好的執行，也提高了司機的意識和責任感。

最后，公安機關禁酒規定也給了司機在法律環境下的新選擇。過去，司機在外出就餐時常常會面臨是否喝酒的矛盾，因為不喝酒可能被視為失禮，而喝酒又擔心超過酒后駕駛的標準。然而，禁酒規定下，司機可以選擇不喝酒或者找代駕，這樣不僅能保證交通安全，同時也不會損失面子。這給了司機更多自主權，讓司機能夠更加理性地面對酒駕問題，并做出更加明智的決策。

總之，公安機關禁酒規定的實施對司機和整個社會都有著積極的影響。它為我們提供了更安全的交通環境，讓司機重新認識到酒后駕駛的危害性。同時，公平公正的規定也提高了司機的遵守意識，并調動了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參與交通安全。通過禁酒規定，司機可以在法律環境下有更多的選擇，更好地保護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作為一名司機，我將始終遵守公安機關的禁酒規定，確保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2023年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通用篇十一

第一段：引言（150字）。

近年來，公安機關出臺了禁酒規定，以保障社會治安和公眾安全。作為一個普通公民，我認真學習了禁酒規定，并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貫徹。通過實踐，我深刻體會到禁酒對社會的積極影響，并從中總結出了一些寶貴經驗。

第二段：禁酒規定的重要性（250字）。

公安機關實施禁酒規定是出于對社會治安和公眾安全的考慮。酒后駕駛、酗酒斗毆等行為給社會治安帶來了很大的威脅。禁酒規定的出臺，旨在制止這些不良行為，減少交通事故和社會糾紛的發生。根據統計數據，禁酒規定的實施有效降低了交通事故的發生率，提升了公眾安全感。這些數字證明了禁酒規定對社會的重要性，讓我們意識到禁酒不僅是個人行為，更是對社會的責任。

第三段：禁酒規定帶來的好處（300字）。

禁酒規定的實施，不僅提升了社會治安和公眾安全，還帶來了諸多好處。首先，酒后駕駛的違法行為大幅減少，交通安全得到了明顯改善。其次，酒精導致的家庭暴力和社會糾紛事件減少，社會和睦的氛圍日益增強。此外，禁酒規定也促進了公共場所的整體環境改善，提高了人們的身體素質和生活質量。可以說，禁酒規定的好處不僅僅體現在個人和家庭層面，更是對整個社會的積極影響。

第四段：禁酒規定的遇到的困難和對策（300字）。

盡管禁酒規定帶來了很多好處，但在實施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難。首先，一些酒吧和飯店可能會嘗試規避禁酒規定，非法售賣或隱瞞酒水。其次，個別人員對禁酒規定不夠重視，仍然違反禁酒規定。對于這些困難，我們應該加強監管和執法，加大對違法行為的懲處力度。同時，也需要加強宣傳和教育，提高公眾的法律意識和禁酒意識，讓大家共同參與禁酒行動，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

第五段：禁酒規定的啟示（200字）。

作為公眾，我們需要認識到酗酒行為對個人和社會的危害，并開始從自身做起。我們應該自覺拒絕酒精的誘惑，保持節制，倡導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時，我們也要積極宣傳禁酒的好處，倡導酒精文化的健康發展。只有全社會共同努力，才能構建一個無酒安全的社會環境。

結尾（100字）。

總結來說，公安機關禁酒規定的實施對社會治安和公眾安全起到了積極影響。禁酒規定帶來了很多好處，但在實施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困難。借此機會，我們應該加強監管和執法，加大宣傳和教育力度，讓禁酒成為一種社會風尚，共同營造一個安全健康的社會環境。

2023年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通用篇十二

隨著現代交通工具的發展，交通安全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一個重點。公安機關作為交通安保的重要組成部分，出臺了相應的事故處理規定。我有幸學習了公安機關事故規定并實踐過相關工作，以下是我的心得體會。

一、重視規定。

公安機關事故規定具備權威性和實用性，在日常工作中要注意遵守。我們不僅要精通規定內容，還要掌握規定具體操作步驟。在處理交通事故時，要善于結合具體案例和思考，逐步提高規定的熟練應用程度。事故處理工作的精細化和規范化，要求我們始終以事故規定為準確的執行標準。只有強調規定的實用性，才能有助于我們的工作成果大幅提升。

二、科學處理。

公安機關事故規定的核心是科學處理。在事故處理過程中，我們需要對現場進行細致的勘查，包括確認事故部位、保護現場、記錄現場相關信息等。處理過程還需要與當事人進行認證，了解相關情況以及損害情況。我們還需要準確判斷事故負責方，結合相關法律條文進行處理。身為公安機關工作人員，我們要嚴格依法行事、堅決懲罰違法行為。

三、防范措施。

公安機關事故規定還要求我們在平時進行防范措施。要提高人員素質，加強培訓，提高員工整體素養、敬業精神和責任感。同時還要保證周密的周邊管控，減少事故發生的概率。培養事故管理意識，提高參與事故調查的能力和水平，全面提高公安機關的綜合管理水平。

四、協同處理。

要在處理過程中注重團隊效能，積極進行協調、溝通和配合。不同部門的工作人員要形成閉環機制，形成整體合作優勢，提高事故處理效率和成效。同時，我們還要將現場處理情況進行記錄和匯報。將事故處理結果及時傳達手長和上級，以便下一步工作進展。

五、總結規范。

在日常事故處理中，需要及時總結工作信息，開展一系列完整規范的工作。特別是對工作的難點、重點、薄弱環節進行分析和總結。不斷梳理和優化整體流程，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質量。使公安機關事故處理規定更加完善和完整。

綜上所述，公安機關事故規定是我們維護交通安全的基本功。我們只有善于總結，完善細節，才能更好地進行工作。我相信，今后我們一定會在這一領域取得更加優異的成果！

2023年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通用篇十三

現階段，我國主要的刑事政策是“寬嚴相濟”，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兩少一寬”政策在本質上也是“寬嚴相濟”政策的體現。對群體性事件的正確定性是刑法的責任，刑法正確定性的前提又在于刑事政策的理性引導。因此，在群體性事件刑法解決機制中，刑事政策具有重要地位，本文通過對我國刑事政策進行分析，充分發揮其在解決群體性事件中的作用，使我國的群體性事件解決機制在正確的軌道上不斷的完善。

關鍵詞。

群體性事件；“兩少一寬”；“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1我國現有刑事政策分析。

（一）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之內涵解讀。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我國基本刑事政策，其從理論提出到成為最初的刑事司法政策再到成為基本刑事政策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

著名刑法學家陳興良教授針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基本內涵作出了相對合理的闡釋。陳教授認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內涵主要是：

寬嚴相濟的“寬”指的是指寬緩、寬大與寬容。詳細來說，首先指的是輕罪輕判，對于輕微的犯罪行為，應當適用較輕的刑罰，情節顯著輕微的，可以不以犯罪論處；再是重罪而輕判，是指所犯罪行為較重，但行為人具有立功、坦白或者自首等酌定或者法定情節的，可適當適用較輕的刑罰。總的來說，寬嚴相濟中的“寬”包括了非刑罰化、非犯罪化、非司法化和非監禁化，體現了刑法的刑罰的人道性、謙抑性和刑事政策的寬容價值。該輕而輕本身就是罪責刑均衡原則的體現，該重而輕是根據犯罪人本身的情況及所表現出較輕的社會危險性和人身危險性而給予適當的獎勵，體現的是刑罰個別化原則，并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與罪責刑均衡原則，而恰恰是上述二原則的實現。寬嚴相濟的“嚴”，則指嚴格、嚴肅和嚴厲。嚴格是指刑事法網嚴密、刑事責任嚴格，該作為犯罪處理的一定當做犯罪處理，該追究刑事責任的嚴格追究刑事責任。嚴肅是指司法活動循法而治、不徇私情。嚴厲是指該重而重，對社會危害程度與人身危險程度深的犯罪要判處較重的刑罰，包括對主犯、再犯、累犯等具有從重、加重情節的犯罪行為進行從重處罰。現在我們提倡寬嚴相濟，并不是說寬嚴相濟是輕罪刑事政策，而是更多的是強調刑法寬緩的一面，寬只適用于青少年犯罪以及較輕的犯罪。而對于重罪則應當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中比較嚴厲的一面，可以說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重罪刑事政策與輕罪刑事政策的統一。

是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核心是“濟”，它充分展現了我國和合文化的智慧。一方面，從犯罪的角度來看，“濟”強調“嚴”與“寬”的平衡與協調，是我國中庸思想在刑事司法領域的延伸與擴展，寬嚴均衡、寬嚴有度；另一方面，從犯罪之外的高度高屋建瓴，“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綜合治理的制度設計，強調刑事救濟，救濟被告人及其同樣受傷害的家屬、救濟受傷害的被害人及其家屬、救濟受損的社區等等。

“寬嚴相濟”可以視作一種刑事策略，策略所屬現代詞，指的是可以實現目標的方案集合，顧名思義，刑事策略就是與犯罪作斗爭的方案集合，是實施刑法的一種手段，為了更加有效的發揮刑法作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包含著“寬”和“嚴”，就意味著有寬和嚴兩種手段，如何正確運用是取得與犯罪作斗爭的勝利的關鍵。但僅從策略角度理解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不夠的，我們更應當看到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包含的人道主義思想，這種人道主義思想主要表現在刑罰的人道性與謙抑性，在法治社會中，任何刑罰的適用都受到人道主義的限制，不能因為追求懲治犯罪的效果而采用殘酷的刑罰，這既是國際刑事司法的基本準則，同時也是對人權的高度尊重，從某種意義上講，“寬嚴相濟”就是一種理性處理犯罪的形式。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發展市場經濟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它建立在對犯罪現象和我國轉型社會特質準確認識的基礎之上。我國目前正處于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從社會結構到經濟體制，從思想觀念到利益格局，無一不發生著巨大的變革，這種巨大的社會變革，雖然為我國的發展進步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但也必然讓社會呈現出各種各樣的問題與矛盾。這些新出現的社會失范行為與社會矛盾，不能僅僅依靠法律來解決。從犯罪行為的角度講，產生犯罪的原因有很多，但從根本上來說犯罪始終是一個社會問題，而法律無法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刑罰不是預防與懲治犯罪的唯一手段，應當發揮其他解決方式的作用，以最小的代價來治理犯罪。轉型社會所帶來的諸多復雜問題，完全依賴傳統的專政式的刑事政策和重刑主義是不可能妥善解決的。過于傾注于刑罰的威懾功能既不公正，也不人道，不僅不能從根本上治理好犯罪問題，還可能造就“堵塞型社會”、產生更多的犯罪。一次次運動式的“嚴打”過后不久，犯罪數量即急劇反彈就是極好的明證。對于犯罪問題既需要源頭上的疏導，也需要針對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進行必要的制裁。“犯罪數量減少并不是依賴刑罰發動的頻率，而是需要從整體上改良危險人狀況和社會環境。一個真正文明的立法者，可以不過多地依賴刑法典，而通過社會生活和立法中潛在的救治措施來減少犯罪的禍患。”所以，在轉型社會條件下，國家與社會不能單靠刑罰治理來解決犯罪問題。因此，在保持對嚴重犯罪進行嚴厲懲治的同時，對于輕微犯罪予以寬緩處罰是符合社會治理規律的。同時，寬嚴相濟的基本刑事政策應當與社會綜合治理的刑事政策相互配套，直面犯罪現象和犯罪問題，科學地構建合理的反應機制，有效地組織對犯罪的反應、有效地鏟除犯罪滋生的土壤。

群體性事件是一種群體矛盾的體現，妥善處理群體性事件具有重要意義，是事關社會安定團結、經濟持續發展以及我國現代化建設事業順利發展的大局的問題。群體性事件本身具有相當的復雜性，這也就決定了群體性事件的刑法解決機制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建立群體性刑法解決機制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工程。“寬嚴相濟”是刑事政策的新發展，是在創建和諧社會背景下提出來的，是刑事政策適應國情的表現，在應對現代犯罪復雜性中具有重要意義，在群體性事件中的犯罪行為的處理中，正確的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具有現實必要性。

（二）“兩少一寬”的刑事政策之內涵解讀。

“兩少一寬”中“兩少”是指少殺、少捕，這主要是針對我國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而言的，少數民族地區在我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刑罰的適用上實行“少殺、少捕，處理上一般從寬”的刑事政策，針對少數民族我們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特殊性的基礎上，比照刑法對類似犯罪行為的處理變通執行法律。具體來講，所謂的“少捕”，即要減少“逮捕”的適用，根據刑法的一般規定，對某些行為可以進行逮捕，但考慮到少數民族的特殊性可另行處理，所謂“少殺”，就是減少死刑的適用，對于已經達到刑法規定判處死刑的標準的少數民族犯罪分子，在特殊情況下可以變通執行法律。而所謂“處理上一般從寬”是指對在處罰少數民族犯罪分子時，比同等情況下的漢族犯罪分子處罰的要輕。關于“兩少一寬”刑事政策的適用范圍，主要有以下幾種學說：“‘雙重限制說’，即認為‘兩少一寬’在適用時應當從地區上和犯罪人個人素質上作雙重的限制；‘一個對象說’，認為‘兩少一寬’只適用于實際居住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少數民族公民；‘普遍適用說’，認為應以民族身份為標準，不分聚居、散居、雜居都適用；‘區別對待說’，‘兩少一寬’的適用大多限于民族自治地方等少數民族聚居區，除此之外，如果非民族自治地方也存在少數民族聚居區的，也可以執行這一特殊的政策。對于散居的少數民族，如果是相對集中居住，并且保留著其獨有的風俗習慣的，在執行政策時應當在符合原則的前提下應當給予恰當的考慮與照顧，而對黨員、干部則要強調依法辦事，不能一概實行‘兩少一寬’。”一般來講，大多數學者都比較贊同的是最后一種說法，即認為“兩少一寬”政策主要適用于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但對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區、散居的少數民族公民犯罪也可以執行這一政策。但對于其他地方的少數民族的民族特殊問題要適用“兩少一寬”刑事政策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兩少一寬”是我國基于民族團結問題而提出的，是解決少數民族問題的一種刑事政策。民族團結對于社會和諧、穩定具有重要意義。眾所周知，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這更增加了國家的不安定因素，維護民族團結歷來是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的問題，這關系到國家安定統一與和諧社會的構建。黨和政府必須正確處理各個民族之間的關系，尤其是維護好各少數民族的利益，保證少數民族受到同等待遇。

建國以來，黨和國家為了改善民族關系，加強民族團結，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使得少數民族利益得到保障，大大改善了民族關系。具體到刑事法律領域，其中一個重要的體現就是在刑事立法司法過程中制定了一系列的刑事政策，這些刑事政策的提出主要針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特點，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共中央1984年第5號文件提出，“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在處理上一般要從寬”。此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處理從寬，包括刑事立法上的從寬和刑事司法上的從寬。經過多年的司法實踐逐漸發展成了現在我們在刑事司法領域貫徹的對少數民族犯罪分子“兩少一寬”政策。現階段因民族因素、宗教因素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在不斷增多，在民族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中，暴力犯罪問題也越來越嚴重。例如，2008年在云南孟連發生的“7·19”事件的主體主要是傣族群眾，2009年在新疆烏魯木齊爆發的“7·5聚眾打砸搶燒”暴力流血事件的參與主體是維吾爾族群眾，2008年3月14日在西藏拉薩爆發的聚眾“打砸搶燒”事件的參與主體是藏族群眾。群體性事件是社會矛盾難以化解的產物，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民族關系的緊張，民族關系還存在許多問題需要加以解決。我們處理此類群體性事件時應當堅持貫徹“兩少一寬”的刑事政策，尤其針對其中的少數民族犯罪分子更加應該做到少捕少殺，寬容對待，這對于維護民族間的團結緩和民族矛盾具有重大意義。“兩少一寬”刑事政策是我們在處理涉及少數民族問題的涉罪群體性事件一條重要準則。

2.群體性事件刑法解決機制之刑事政策價值。

（一）刑事政策的原則基礎。

1.罪刑法定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是寬嚴相濟政策的界限。根據刑法規定，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在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時，寬和嚴應當是在罪刑法定的基礎上展開來的，不管是從嚴還是從寬，都只能以現行法律確立的宗旨和原則為限，不能脫離現有的法律規定講寬與嚴的問題。貫徹寬嚴相濟政策，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寬”，但“寬”不是無限的，必須有個界限，這個界限就是刑事訴訟法、刑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的各種程序規范、實體標準等，貫徹寬嚴相濟政策一定要在符合法律要求的界限范圍之內，超越了這個界限就不符合寬嚴相濟政策的宗旨與精神。

2.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指導下，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是對刑事司法實踐的一個較高的要求，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也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在司法實踐中的體現。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是指對犯罪分子量刑時，其所犯罪行應當與其所承擔的責任相適應，是表明犯罪行為與刑罰之間相互關系的一個原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要求在進行量刑時不僅要考慮犯罪人的主觀危險性，更要考慮犯罪行為的客觀危害性，將預防與責任作一體化的考量。在處理具體的刑事案件時，要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作為量刑的標準，根據案件的犯罪情節等具體情況分析犯罪人的主觀惡性以及客觀危害性的特點后，參考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做到既不能寬松超越法律規定，也不能從嚴到一味打擊，不盡人情。在遵守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中要把握好寬嚴的尺度，也才能真正貫徹落實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

（二）刑事政策在群體性事件刑法解決機制中的具體價值。

通過前文分析，在前文兩個原則的指導下，在群體性事件刑事解決機制完善的過程中，刑事政策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因為“寬嚴相濟”與“兩少一寬”從本質上講相通的、一致的，下文將以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為例進行具體說與分析明：

1.立法上的指引價值。

“寬嚴相濟”之所以可以在刑事立法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法律是政策的具體化，政策的精神由法律規定具體體現。在此背景下，刑事立法會自然而然的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為我國司法機關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提供法律上的依據與支撐，通過嚴密刑事法網、減少法律漏洞來提高刑罰的威懾力與震懾力，最終取代我國傳統刑罰“厲而不嚴”的重刑主義傾向。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指導著刑事立法實踐。“嚴而不厲”的立法模式要求有嚴密的刑事法網，刑事責任嚴格但刑罰并不苛責，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刑法立法上的體現。法網嚴密，似乎束縛了公民過多的自由，其實減少了社會不良分子危害社會、侵犯自由的機會，公民因社會有序而更加自由。“不嚴而厲”的刑法在放縱一部分犯罪的同時會不當地侵害公民（主要指犯罪人）的正當自由和權利，是最不合理的刑法模式。“嚴而不厲”是刑法立法的合理模式。當然，“寬”與“嚴”，“厲”與“不厲”都是相對的。總體而言，我國的犯罪圈并不嚴密。現階段，隨著社會的轉型和經濟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型犯罪，原有的一些犯罪也呈現出一些新特點、采取一些新方式。

就預防與遏制群體性事件中的刑事犯罪而言，刑事法僅僅是后盾法，對于產生群體性事件的社會根源，以及民眾的合理訴求無法通過合法途徑得以解決的矛盾，刑事政策與刑事法都是無能為力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指引作用，在于通過嚴密刑事法網，來遏制引發事件的原因犯罪，加大對群體性事件背后的隱性犯罪的打擊力度，通過立法彰顯刑之公正，從而減少滋生矛盾、激化矛盾的犯罪溫床。刑事法網嚴密化、輕緩化，在減少嚴重危害群眾利益的行為的同時，相對降低了民眾對重刑的抵觸情緒，也減少了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幾率。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不可能憑空在實踐中發揮其功能。當理論自身的合理性得以確證，理論貫徹的方式與方法問題自然成為關鍵。近幾次刑法修正中，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體現，但尚未做到我國刑事立法基本政策的標準。我們充分肯定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我國刑事立法中被落到實處，得以實際運用。特別是《刑法修正案(八)》，更是進一步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生動實踐。如《刑法修正案(八)》中的醉酒駕駛行為入罪。醉酒駕駛行為入罪，作為第133條之一規定在我國《刑法》中，體現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嚴”的一面。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作為我國基本刑事政策,從方方面面指導這我國刑事立法。堅持刑事政策對刑事立法的導向作用的原則下，針對我國當前刑事立法存在的種種問題，賦予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更高的地位，對我國刑事法治建設顯得尤為關鍵。

2.司法上的指導價值。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指導刑事司法對群體性事件中的犯罪行為進行抗制的價值，首先體現在嚴格依法劃定打擊圈、界分罪與非罪上。群體性事件中的“不法”行為包括體制外的利益表達行為、一般違法行為、輕微犯罪行為、犯罪行為、嚴重犯罪行為等等。性質迥異的行為混雜在事件之中，給刑事司法界分罪與非罪出了難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對正確定罪的指引，既是維護刑法權威的必然要求，也是刑法公正、人道、寬容的根本體現。解決群體性事件中存在的問題，要防止將事件本身政治化、刑事化的錯誤傾向。群體性事件本身并不帶有政治目的，即使部分群體性事件中存在犯罪行為，也無法改變事件本身的性質。將群體性事件政治化、刑事化本身就有地方政府與政府部門推卸責任之嫌。將事件政治化、刑事化必然導致打擊面過寬，可能嚴重侵犯公民權益。而遮掩事件背后的原因犯罪，更不利于保障民眾的根本利益，其結果往往是不僅無法有效化解群體性事件中存在的問題，還激化社會矛盾。因此，公正處置群體性事件，嚴格依法對待事件中的違法犯罪現象，是緩和社會矛盾，實現社會和諧的根本要求。也是“以人為本”核心政治倫理下公正與人道、寬容等價值要素的根本體現。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解決群體性事件中，對刑事司法的指引還體現在適度量刑之上，即根據行為人在實施犯罪行為中所起的作用大小、社會危害性大小、其本人的人身危險性大小，并根據行為人是否具有合理訴求進行區別對待。對事件中起組織、策劃、指揮或積極參加，并實施嚴重犯罪的，應當依法從嚴處罰；而對事件中輕微犯罪的行為人和犯罪的一般參與人則需從寬處罰。這既是罪責刑均衡原則的體現，也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反映。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另一個價值就是對刑事救濟具有指引作用。如果在群體性事件中發生的犯罪有被害人的，可以依法申請適用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如果加害人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后，國家司法機關對加害人可以從輕處罰免除處罰或不追究刑事責任的一種司法制度。這種和解的制度，符合中國傳統的重調解的心態，一方面能使被害人得到經濟賠償和精神撫慰；另一方面促使被告人積極悔罪服法，減少了社會中的對抗因素，減少交叉感染，有利于社會和諧。現代刑法理念不再將報應作為刑罰的唯一正義觀。通過道歉、經濟賠償而得到被害人及其親屬的諒解，從而修復被犯罪所破壞的社會關系，本身就是一種正義的體現。刑事和解蘊含著刑事效益、恢復正義、節制與制約報應正義、寬容、人道與和諧等倫理價值。解決群體性事件的最終目的是要緩和、消除這些矛盾與沖突。如果僅僅基于報應而對事件中的犯罪進行處罰，難以彌補被害人的損失，不利于修復被犯罪所破壞的社會關系，還可能引發更多的社會矛盾與犯罪。由于對犯罪人進行嚴厲懲罰，事實上其中的很多犯罪人本身也是利益沖突的受害人，嚴厲懲罰并不利于對其進行改造教育。所以，針對群體性事件中存在被害人的刑事犯罪適用刑事和解制度，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不追究刑事責任、適用社區矯正或者從寬處罰，這本身就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一個具體體現，是構建和諧社會、緩解社會矛盾的良好工具。

從刑事程序來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對群體性事件中刑事司法實踐的指導應當體現在慎重動用刑事強制措施，慎重提起公訴，人民法院對于不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判處無罪。《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明確規定群體性事件中的嚴重犯罪分子要嚴厲打擊，但對于從犯或脅從犯則要慎用提起公訴或強制措施。胡錦濤同志曾指出：“越是事情緊急，越是工作重要，越是矛盾突出，就越要堅持依法辦事。”如果僅僅因為害怕群體性事件可能會對社會穩定造成威脅，為追求盡快解決群體性事件而濫用刑罰權，不嚴格執法，對不構成犯罪的提起公訴，對不具有適用條件的行為人采取刑事強制措施，這本身就是對法治的踐踏，對法律的違背。司法不公是瓦解公正倫理的致命傷，極易激化社會矛盾，可能釀成更大的群體性沖突，是最大的不穩定源。而我國的刑事審判實踐中，還保留著一旦采取逮捕的強制措施，就會提起公訴，一旦提起公訴，基本會判有罪的司法慣例。因為這涉及到錯案追究的責任問題，如果行為人被判處無罪，相關辦案人員就可能承擔錯案責任。從此角度而言，捍衛司法公正、捍衛程序正義，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必須承擔的時代重任。

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是相對的，自由裁量的空間很大，因而在司法活動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并不必然與罪刑法定原則相違背。當然，寬嚴相濟的嚴必須是刑法規定范圍內的“嚴”，絕不能超越法律規定，法外施暴。

3.刑罰執行的導引價值。

依據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原則與精神，我們可以推導出對刑罰制度的要求。具體來說就是，首先，要求犯罪行為與量刑相適應，根據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來設置具體的刑罰；其次，在罪刑相適應的前提下考慮刑罰個別化與特殊性，針對犯罪行為人的具體危害性作出合理回應；第三，要求在設置刑罰時要輕重合理，不能畸重畸輕，要輕重相互銜接，避免出現刑罰斷檔的情形；第四，要求設置時符合社會經濟、政治發展態勢及犯罪形勢，服務、服從于現我國目前建設和諧社會與法治國家的大局；最后，要求設置刑罰時要體現人文關懷和人道主義，整體上向寬緩靠攏。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對行刑的導引，關鍵在于擴大刑事參與，引進社會力量來共同抗制犯罪、共同改造罪犯。通過社區矯正實行行刑社會化是現代社會基于對監禁刑弊端的清醒認識而。

創新。

的社區司法制度，可以使犯罪人在社會上得到教育改造，使其盡快回歸社會。社區矯正制度是指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矯正其犯罪的心理和行為惡習，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它不是一個刑種，而是一種社會化的矯正措施。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社區矯正具有無可替代性，它對于彌補現有短期自由刑缺陷、體現寬緩的刑事政策具有積極作用。對被宣告緩刑、判處管制、被裁定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刑罰的犯罪人都可以適用實行社區矯正。群體性事件中的犯罪人，有相當部分既屬于群體性事件的犯罪人，同時也屬于群體性事件的被害人，其實施犯罪多是由于其基本權利受到了侵害，在得不到有效行政救濟或者司法救濟的情形下而實施犯罪。這種類型的犯罪人或者在本質上屬于弱勢群體，或者是具有專業知識的社會精英，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律師、媒體人等，其人身危險性較低，再次實施犯罪的可能性不大；此外，這些犯罪人本身對于其家庭正常生活有著重要作用，其勞動收入是其家庭主要收入來源，如對其判處或者實施監禁刑勢必嚴重影響其家庭正常生活而最終可能會影響社會穩定。因此，筆者主張根據其犯罪行為的客觀社會危害性和主觀人身危險性，在刑罰裁定時，對于群體性事件中的輕微犯罪人，情節不嚴重的，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為初犯、偶犯的，人身危險性不大的，應當宣告緩刑。符合上述五種社區矯正情形的，依法進行社區矯正。這樣，一方面可以通過社區矯正促使犯罪人回歸社會，同時可以節省行刑成本，還可以避免行為人因交叉感染而再次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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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通用篇十四

現階段，我國主要的刑事政策是“寬嚴相濟”，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兩少一寬”政策在本質上也是“寬嚴相濟”政策的體現。對群體性事件的正確定性是刑法的責任，刑法正確定性的前提又在于刑事政策的理性引導。因此，在群體性事件刑法解決機制中，刑事政策具有重要地位，本文通過對我國刑事政策進行分析，充分發揮其在解決群體性事件中的作用，使我國的群體性事件解決機制在正確的軌道上不斷的完善。

關鍵詞。

群體性事件；“兩少一寬”；“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1我國現有刑事政策分析。

（一）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之內涵解讀。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我國基本刑事政策，其從理論提出到成為最初的刑事司法政策再到成為基本刑事政策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

著名刑法學家陳興良教授針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基本內涵作出了相對合理的闡釋。陳教授認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內涵主要是：

寬嚴相濟的“寬”指的是指寬緩、寬大與寬容。詳細來說，首先指的是輕罪輕判，對于輕微的犯罪行為，應當適用較輕的刑罰，情節顯著輕微的，可以不以犯罪論處；再是重罪而輕判，是指所犯罪行為較重，但行為人具有立功、坦白或者自首等酌定或者法定情節的，可適當適用較輕的刑罰。總的來說，寬嚴相濟中的“寬”包括了非刑罰化、非犯罪化、非司法化和非監禁化，體現了刑法的刑罰的人道性、謙抑性和刑事政策的寬容價值。該輕而輕本身就是罪責刑均衡原則的體現，該重而輕是根據犯罪人本身的情況及所表現出較輕的社會危險性和人身危險性而給予適當的獎勵，體現的是刑罰個別化原則，并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與罪責刑均衡原則，而恰恰是上述二原則的實現。寬嚴相濟的“嚴”，則指嚴格、嚴肅和嚴厲。嚴格是指刑事法網嚴密、刑事責任嚴格，該作為犯罪處理的一定當做犯罪處理，該追究刑事責任的嚴格追究刑事責任。嚴肅是指司法活動循法而治、不徇私情。嚴厲是指該重而重，對社會危害程度與人身危險程度深的犯罪要判處較重的刑罰，包括對主犯、再犯、累犯等具有從重、加重情節的犯罪行為進行從重處罰。現在我們提倡寬嚴相濟，并不是說寬嚴相濟是輕罪刑事政策，而是更多的是強調刑法寬緩的一面，寬只適用于青少年犯罪以及較輕的犯罪。而對于重罪則應當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中比較嚴厲的一面，可以說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重罪刑事政策與輕罪刑事政策的統一。

是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核心是“濟”，它充分展現了我國和合文化的智慧。一方面，從犯罪的角度來看，“濟”強調“嚴”與“寬”的平衡與協調，是我國中庸思想在刑事司法領域的延伸與擴展，寬嚴均衡、寬嚴有度；另一方面，從犯罪之外的高度高屋建瓴，“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綜合治理的制度設計，強調刑事救濟，救濟被告人及其同樣受傷害的家屬、救濟受傷害的被害人及其家屬、救濟受損的社區等等。

“寬嚴相濟”可以視作一種刑事策略，策略所屬現代詞，指的是可以實現目標的方案集合，顧名思義，刑事策略就是與犯罪作斗爭的方案集合，是實施刑法的一種手段，為了更加有效的發揮刑法作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包含著“寬”和“嚴”，就意味著有寬和嚴兩種手段，如何正確運用是取得與犯罪作斗爭的勝利的關鍵。但僅從策略角度理解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不夠的，我們更應當看到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包含的人道主義思想，這種人道主義思想主要表現在刑罰的人道性與謙抑性，在法治社會中，任何刑罰的適用都受到人道主義的限制，不能因為追求懲治犯罪的效果而采用殘酷的刑罰，這既是國際刑事司法的基本準則，同時也是對人權的高度尊重，從某種意義上講，“寬嚴相濟”就是一種理性處理犯罪的形式。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發展市場經濟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它建立在對犯罪現象和我國轉型社會特質準確認識的基礎之上。我國目前正處于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從社會結構到經濟體制，從思想觀念到利益格局，無一不發生著巨大的變革，這種巨大的社會變革，雖然為我國的發展進步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但也必然讓社會呈現出各種各樣的問題與矛盾。這些新出現的社會失范行為與社會矛盾，不能僅僅依靠法律來解決。從犯罪行為的角度講，產生犯罪的原因有很多，但從根本上來說犯罪始終是一個社會問題，而法律無法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刑罰不是預防與懲治犯罪的唯一手段，應當發揮其他解決方式的作用，以最小的代價來治理犯罪。轉型社會所帶來的諸多復雜問題，完全依賴傳統的專政式的刑事政策和重刑主義是不可能妥善解決的。過于傾注于刑罰的威懾功能既不公正，也不人道，不僅不能從根本上治理好犯罪問題，還可能造就“堵塞型社會”、產生更多的犯罪。一次次運動式的“嚴打”過后不久，犯罪數量即急劇反彈就是極好的明證。對于犯罪問題既需要源頭上的疏導，也需要針對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進行必要的制裁。“犯罪數量減少并不是依賴刑罰發動的頻率，而是需要從整體上改良危險人狀況和社會環境。一個真正文明的立法者，可以不過多地依賴刑法典，而通過社會生活和立法中潛在的救治措施來減少犯罪的禍患。”所以，在轉型社會條件下，國家與社會不能單靠刑罰治理來解決犯罪問題。因此，在保持對嚴重犯罪進行嚴厲懲治的同時，對于輕微犯罪予以寬緩處罰是符合社會治理規律的。同時，寬嚴相濟的基本刑事政策應當與社會綜合治理的刑事政策相互配套，直面犯罪現象和犯罪問題，科學地構建合理的反應機制，有效地組織對犯罪的反應、有效地鏟除犯罪滋生的土壤。

群體性事件是一種群體矛盾的體現，妥善處理群體性事件具有重要意義，是事關社會安定團結、經濟持續發展以及我國現代化建設事業順利發展的大局的問題。群體性事件本身具有相當的復雜性，這也就決定了群體性事件的刑法解決機制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建立群體性刑法解決機制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工程。“寬嚴相濟”是刑事政策的新發展，是在創建和諧社會背景下提出來的，是刑事政策適應國情的表現，在應對現代犯罪復雜性中具有重要意義，在群體性事件中的犯罪行為的處理中，正確的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具有現實必要性。

（二）“兩少一寬”的刑事政策之內涵解讀。

“兩少一寬”中“兩少”是指少殺、少捕，這主要是針對我國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而言的，少數民族地區在我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刑罰的適用上實行“少殺、少捕，處理上一般從寬”的刑事政策，針對少數民族我們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特殊性的基礎上，比照刑法對類似犯罪行為的處理變通執行法律。具體來講，所謂的“少捕”，即要減少“逮捕”的適用，根據刑法的一般規定，對某些行為可以進行逮捕，但考慮到少數民族的特殊性可另行處理，所謂“少殺”，就是減少死刑的適用，對于已經達到刑法規定判處死刑的標準的少數民族犯罪分子，在特殊情況下可以變通執行法律。而所謂“處理上一般從寬”是指對在處罰少數民族犯罪分子時，比同等情況下的漢族犯罪分子處罰的要輕。關于“兩少一寬”刑事政策的適用范圍，主要有以下幾種學說：“‘雙重限制說’，即認為‘兩少一寬’在適用時應當從地區上和犯罪人個人素質上作雙重的限制；‘一個對象說’，認為‘兩少一寬’只適用于實際居住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少數民族公民；‘普遍適用說’，認為應以民族身份為標準，不分聚居、散居、雜居都適用；‘區別對待說’，‘兩少一寬’的適用大多限于民族自治地方等少數民族聚居區，除此之外，如果非民族自治地方也存在少數民族聚居區的，也可以執行這一特殊的政策。對于散居的少數民族，如果是相對集中居住，并且保留著其獨有的風俗習慣的，在執行政策時應當在符合原則的前提下應當給予恰當的考慮與照顧，而對黨員、干部則要強調依法辦事，不能一概實行‘兩少一寬’。”一般來講，大多數學者都比較贊同的是最后一種說法，即認為“兩少一寬”政策主要適用于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但對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區、散居的少數民族公民犯罪也可以執行這一政策。但對于其他地方的少數民族的民族特殊問題要適用“兩少一寬”刑事政策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兩少一寬”是我國基于民族團結問題而提出的，是解決少數民族問題的一種刑事政策。民族團結對于社會和諧、穩定具有重要意義。眾所周知，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這更增加了國家的不安定因素，維護民族團結歷來是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的問題，這關系到國家安定統一與和諧社會的構建。黨和政府必須正確處理各個民族之間的關系，尤其是維護好各少數民族的利益，保證少數民族受到同等待遇。

建國以來，黨和國家為了改善民族關系，加強民族團結，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使得少數民族利益得到保障，大大改善了民族關系。具體到刑事法律領域，其中一個重要的體現就是在刑事立法司法過程中制定了一系列的刑事政策，這些刑事政策的提出主要針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特點，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共中央1984年第5號文件提出，“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在處理上一般要從寬”。此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處理從寬，包括刑事立法上的從寬和刑事司法上的從寬。經過多年的司法實踐逐漸發展成了現在我們在刑事司法領域貫徹的對少數民族犯罪分子“兩少一寬”政策。現階段因民族因素、宗教因素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在不斷增多，在民族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中，暴力犯罪問題也越來越嚴重。例如，2008年在云南孟連發生的“7·19”事件的主體主要是傣族群眾，2009年在新疆烏魯木齊爆發的“7·5聚眾打砸搶燒”暴力流血事件的參與主體是維吾爾族群眾，2008年3月14日在西藏拉薩爆發的聚眾“打砸搶燒”事件的參與主體是藏族群眾。群體性事件是社會矛盾難以化解的產物，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民族關系的緊張，民族關系還存在許多問題需要加以解決。我們處理此類群體性事件時應當堅持貫徹“兩少一寬”的刑事政策，尤其針對其中的少數民族犯罪分子更加應該做到少捕少殺，寬容對待，這對于維護民族間的團結緩和民族矛盾具有重大意義。“兩少一寬”刑事政策是我們在處理涉及少數民族問題的涉罪群體性事件一條重要準則。

（一）刑事政策的原則基礎。

1.罪刑法定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是寬嚴相濟政策的界限。根據刑法規定，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在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時，寬和嚴應當是在罪刑法定的基礎上展開來的，不管是從嚴還是從寬，都只能以現行法律確立的宗旨和原則為限，不能脫離現有的法律規定講寬與嚴的問題。貫徹寬嚴相濟政策，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寬”，但“寬”不是無限的，必須有個界限，這個界限就是刑事訴訟法、刑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的各種程序規范、實體標準等，貫徹寬嚴相濟政策一定要在符合法律要求的界限范圍之內，超越了這個界限就不符合寬嚴相濟政策的宗旨與精神。

2.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指導下，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是對刑事司法實踐的一個較高的要求，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也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在司法實踐中的體現。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是指對犯罪分子量刑時，其所犯罪行應當與其所承擔的責任相適應，是表明犯罪行為與刑罰之間相互關系的一個原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要求在進行量刑時不僅要考慮犯罪人的主觀危險性，更要考慮犯罪行為的客觀危害性，將預防與責任作一體化的考量。在處理具體的刑事案件時，要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作為量刑的標準，根據案件的犯罪情節等具體情況分析犯罪人的主觀惡性以及客觀危害性的特點后，參考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做到既不能寬松超越法律規定，也不能從嚴到一味打擊，不盡人情。在遵守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中要把握好寬嚴的尺度，也才能真正貫徹落實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

（二）刑事政策在群體性事件刑法解決機制中的具體價值。

通過前文分析，在前文兩個原則的指導下，在群體性事件刑事解決機制完善的過程中，刑事政策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因為“寬嚴相濟”與“兩少一寬”從本質上講相通的、一致的，下文將以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為例進行具體說與分析明：

1.立法上的指引價值。

“寬嚴相濟”之所以可以在刑事立法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法律是政策的具體化，政策的精神由法律規定具體體現。在此背景下，刑事立法會自然而然的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為我國司法機關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提供法律上的依據與支撐，通過嚴密刑事法網、減少法律漏洞來提高刑罰的威懾力與震懾力，最終取代我國傳統刑罰“厲而不嚴”的重刑主義傾向。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指導著刑事立法實踐。“嚴而不厲”的立法模式要求有嚴密的刑事法網，刑事責任嚴格但刑罰并不苛責，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刑法立法上的體現。法網嚴密，似乎束縛了公民過多的自由，其實減少了社會不良分子危害社會、侵犯自由的機會，公民因社會有序而更加自由。“不嚴而厲”的刑法在放縱一部分犯罪的同時會不當地侵害公民（主要指犯罪人）的正當自由和權利，是最不合理的刑法模式。“嚴而不厲”是刑法立法的合理模式。當然，“寬”與“嚴”，“厲”與“不厲”都是相對的。總體而言，我國的犯罪圈并不嚴密。現階段，隨著社會的轉型和經濟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型犯罪，原有的一些犯罪也呈現出一些新特點、采取一些新方式。

就預防與遏制群體性事件中的刑事犯罪而言，刑事法僅僅是后盾法，對于產生群體性事件的社會根源，以及民眾的合理訴求無法通過合法途徑得以解決的矛盾，刑事政策與刑事法都是無能為力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指引作用，在于通過嚴密刑事法網，來遏制引發事件的原因犯罪，加大對群體性事件背后的隱性犯罪的打擊力度，通過立法彰顯刑之公正，從而減少滋生矛盾、激化矛盾的犯罪溫床。刑事法網嚴密化、輕緩化，在減少嚴重危害群眾利益的行為的同時，相對降低了民眾對重刑的抵觸情緒，也減少了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幾率。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不可能憑空在實踐中發揮其功能。當理論自身的合理性得以確證，理論貫徹的方式與方法問題自然成為關鍵。近幾次刑法修正中，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體現，但尚未做到我國刑事立法基本政策的標準。我們充分肯定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我國刑事立法中被落到實處，得以實際運用。特別是《刑法修正案(八)》，更是進一步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生動實踐。如《刑法修正案(八)》中的醉酒駕駛行為入罪。醉酒駕駛行為入罪，作為第133條之一規定在我國《刑法》中，體現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嚴”的一面。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作為我國基本刑事政策,從方方面面指導這我國刑事立法。堅持刑事政策對刑事立法的導向作用的原則下，針對我國當前刑事立法存在的種種問題，賦予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更高的地位，對我國刑事法治建設顯得尤為關鍵。

2.司法上的指導價值。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指導刑事司法對群體性事件中的犯罪行為進行抗制的價值，首先體現在嚴格依法劃定打擊圈、界分罪與非罪上。群體性事件中的“不法”行為包括體制外的利益表達行為、一般違法行為、輕微犯罪行為、犯罪行為、嚴重犯罪行為等等。性質迥異的行為混雜在事件之中，給刑事司法界分罪與非罪出了難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對正確定罪的指引，既是維護刑法權威的必然要求，也是刑法公正、人道、寬容的根本體現。解決群體性事件中存在的問題，要防止將事件本身政治化、刑事化的錯誤傾向。群體性事件本身并不帶有政治目的，即使部分群體性事件中存在犯罪行為，也無法改變事件本身的性質。將群體性事件政治化、刑事化本身就有地方政府與政府部門推卸責任之嫌。將事件政治化、刑事化必然導致打擊面過寬，可能嚴重侵犯公民權益。而遮掩事件背后的原因犯罪，更不利于保障民眾的根本利益，其結果往往是不僅無法有效化解群體性事件中存在的問題，還激化社會矛盾。因此，公正處置群體性事件，嚴格依法對待事件中的違法犯罪現象，是緩和社會矛盾，實現社會和諧的根本要求。也是“以人為本”核心政治倫理下公正與人道、寬容等價值要素的根本體現。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解決群體性事件中，對刑事司法的指引還體現在適度量刑之上，即根據行為人在實施犯罪行為中所起的作用大小、社會危害性大小、其本人的人身危險性大小，并根據行為人是否具有合理訴求進行區別對待。對事件中起組織、策劃、指揮或積極參加，并實施嚴重犯罪的，應當依法從嚴處罰；而對事件中輕微犯罪的行為人和犯罪的一般參與人則需從寬處罰。這既是罪責刑均衡原則的體現，也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反映。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另一個價值就是對刑事救濟具有指引作用。如果在群體性事件中發生的犯罪有被害人的，可以依法申請適用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如果加害人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后，國家司法機關對加害人可以從輕處罰免除處罰或不追究刑事責任的一種司法制度。這種和解的制度，符合中國傳統的重調解的心態，一方面能使被害人得到經濟賠償和精神撫慰；另一方面促使被告人積極悔罪服法，減少了社會中的對抗因素，減少交叉感染，有利于社會和諧。現代刑法理念不再將報應作為刑罰的唯一正義觀。通過道歉、經濟賠償而得到被害人及其親屬的諒解，從而修復被犯罪所破壞的社會關系，本身就是一種正義的體現。刑事和解蘊含著刑事效益、恢復正義、節制與制約報應正義、寬容、人道與和諧等倫理價值。解決群體性事件的最終目的是要緩和、消除這些矛盾與沖突。如果僅僅基于報應而對事件中的犯罪進行處罰，難以彌補被害人的損失，不利于修復被犯罪所破壞的社會關系，還可能引發更多的社會矛盾與犯罪。由于對犯罪人進行嚴厲懲罰，事實上其中的很多犯罪人本身也是利益沖突的受害人，嚴厲懲罰并不利于對其進行改造教育。所以，針對群體性事件中存在被害人的刑事犯罪適用刑事和解制度，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不追究刑事責任、適用社區矯正或者從寬處罰，這本身就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一個具體體現，是構建和諧社會、緩解社會矛盾的良好工具。

從刑事程序來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對群體性事件中刑事司法實踐的指導應當體現在慎重動用刑事強制措施，慎重提起公訴，人民法院對于不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判處無罪。《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明確規定群體性事件中的嚴重犯罪分子要嚴厲打擊，但對于從犯或脅從犯則要慎用提起公訴或強制措施。胡錦濤同志曾指出：“越是事情緊急，越是工作重要，越是矛盾突出，就越要堅持依法辦事。”如果僅僅因為害怕群體性事件可能會對社會穩定造成威脅，為追求盡快解決群體性事件而濫用刑罰權，不嚴格執法，對不構成犯罪的提起公訴，對不具有適用條件的行為人采取刑事強制措施，這本身就是對法治的踐踏，對法律的違背。司法不公是瓦解公正倫理的致命傷，極易激化社會矛盾，可能釀成更大的群體性沖突，是最大的不穩定源。而我國的刑事審判實踐中，還保留著一旦采取逮捕的強制措施，就會提起公訴，一旦提起公訴，基本會判有罪的司法慣例。因為這涉及到錯案追究的責任問題，如果行為人被判處無罪，相關辦案人員就可能承擔錯案責任。從此角度而言，捍衛司法公正、捍衛程序正義，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必須承擔的時代重任。

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是相對的，自由裁量的空間很大，因而在司法活動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并不必然與罪刑法定原則相違背。當然，寬嚴相濟的嚴必須是刑法規定范圍內的“嚴”，絕不能超越法律規定，法外施暴。

3.刑罰執行的導引價值。

依據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原則與精神，我們可以推導出對刑罰制度的要求。具體來說就是，首先，要求犯罪行為與量刑相適應，根據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來設置具體的刑罰；其次，在罪刑相適應的前提下考慮刑罰個別化與特殊性，針對犯罪行為人的具體危害性作出合理回應；第三，要求在設置刑罰時要輕重合理，不能畸重畸輕，要輕重相互銜接，避免出現刑罰斷檔的情形；第四，要求設置時符合社會經濟、政治發展態勢及犯罪形勢，服務、服從于現我國目前建設和諧社會與法治國家的大局；最后，要求設置刑罰時要體現人文關懷和人道主義，整體上向寬緩靠攏。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對行刑的導引，關鍵在于擴大刑事參與，引進社會力量來共同抗制犯罪、共同改造罪犯。通過社區矯正實行行刑社會化是現代社會基于對監禁刑弊端的清醒認識而創新的社區司法制度，可以使犯罪人在社會上得到教育改造，使其盡快回歸社會。社區矯正制度是指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矯正其犯罪的心理和行為惡習，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它不是一個刑種，而是一種社會化的矯正措施。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社區矯正具有無可替代性，它對于彌補現有短期自由刑缺陷、體現寬緩的刑事政策具有積極作用。對被宣告緩刑、判處管制、被裁定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刑罰的犯罪人都可以適用實行社區矯正。群體性事件中的犯罪人，有相當部分既屬于群體性事件的犯罪人，同時也屬于群體性事件的被害人，其實施犯罪多是由于其基本權利受到了侵害，在得不到有效行政救濟或者司法救濟的情形下而實施犯罪。這種類型的犯罪人或者在本質上屬于弱勢群體，或者是具有專業知識的社會精英，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律師、媒體人等，其人身危險性較低，再次實施犯罪的可能性不大；此外，這些犯罪人本身對于其家庭正常生活有著重要作用，其勞動收入是其家庭主要收入來源，如對其判處或者實施監禁刑勢必嚴重影響其家庭正常生活而最終可能會影響社會穩定。因此，筆者主張根據其犯罪行為的客觀社會危害性和主觀人身危險性，在刑罰裁定時，對于群體性事件中的輕微犯罪人，情節不嚴重的，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為初犯、偶犯的，人身危險性不大的，應當宣告緩刑。符合上述五種社區矯正情形的，依法進行社區矯正。這樣，一方面可以通過社區矯正促使犯罪人回歸社會，同時可以節省行刑成本，還可以避免行為人因交叉感染而再次犯罪。

參考文獻。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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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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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陳興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研究，法學雜志，2006，1。

2023年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通用篇十五

（一）社會團體的印章為圓形。

（二）全國性社會團體的印章，直徑四點五厘米，中央刊五角星，五角星外刊社會團體的名稱，自左而右環行，由社團登記管理機關出具證明，經該社團總部所在地的公安機關辦理準刻手續后，由社團登記管理機關制發。

（三）地方性社會團體的印章，直徑四點二厘米，中央刊五角星，五角星外刊社會團體名稱，自左而右環行。

由地方社團登記管理機關出具證明，經該社團總部所在地的公安機關辦理準刻手續后，由地方社團登記管理機關制發。

（四）社會團體的辦事機構和分支機構印章的尺寸式樣及制發與其總部印章相同。

社會團體辦事機構和分支機構印章名稱前應冠其總部名稱，前段自左而右環行，后段可以自左而右橫行。

（五）社會團體主辦的具有法人資格的實體單位按其登記注冊或批準的名稱刻制印章。

2023年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通用篇十六

2023年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通用篇十七

第一條為進一步規范全省公安機關涉案車輛管理工作，促進執法規范化建設，保障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職責，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依據有關法律法規，并結合我省公安工作實際，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辦法所稱涉案車輛，是指公安機關在辦理行政、刑事案件過程中，依法扣留、扣押、追繳的與案件有關的機動車輛。

第三條涉案車輛管理工作實行辦案與保管相分離、來源去向明晰、妥善保管、案結物清、依法及時處理的原則。

第四條全省各級公安機關的督察、紀檢、法制、裝備財務等部門，依照有關規定對涉案車輛的管理工作實施監督。

第五條公安機關辦案部門應當指定專人負責本部門涉案車輛的接收、保管、移交等工作，不得由辦案人員自行保管涉案車輛。市、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設立或者指定統一保管場所，并指定專人對涉案車輛實行集中保管。

第六條各級公安機關應當完善涉案車輛登記、移交、調取和處置制度，嚴格規范管理。嚴禁單位和個人侵占、私存、借用、挪用、調換、拆卸、損毀或者擅自處理涉案車輛。

第七條辦案人員在辦理案件過程中，需要對涉案車輛采取扣留、扣押、追繳等措施的，應當嚴格依照有關法律和規定進行，履行相應法律手續，并認真查驗車輛特征，清點車內物品，拍照或錄像固定，注明車輛外觀、受損、來源、發動機號、車架號、行駛里程及車內物品等情況。

第八條辦案人員依法扣留、扣押、追繳涉案車輛(或從外地扣留、扣押、追繳涉案車輛返回辦案單位所在地)后，應當在24小時內將車輛移交保管人員，并辦理移交手續，由保管人員對涉案車輛粘貼封條予以封存。

保管人員對辦案人員移交的涉案車輛，應當根據有關法律文書當場查驗核對、登記入冊，并與辦案人員共同簽名或者蓋章。對于缺少法律文書或者法律文書中對必要事項記載不全的，應當要求辦案人員補齊。

第九條辦案人員因鑒定需要，經辦案部門負責人書面批準，可以向保管人員調取涉案車輛。但應當嚴格履行手續，登記調取事由及歸還時間，并由辦案人員和保管人員簽名或者蓋章。涉案車輛歸還時，保管人員應當進行檢查，對于有毀損、拆卸、調換車輛零部件等情況的，應當如實記錄，并報告辦案部門負責人。

辦案人員不得以辦案需要使用交通工具為由調取使用涉案車輛。

第十條涉案車輛的移送、返還、收繳、上繳國庫等由辦案部門依據有關法律和規定進行。對應當依法返還的涉案車輛，辦案部門必須按照規定的時限及時返還，不得無故拖延。

依法返還涉案車輛時，應當由辦案部門報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準后，制作發還物品清單一式兩份，由公安機關經手人、領取人分別簽字或者蓋章，一份交領取人，一份附卷。同時，應當在案卷中注明返還的理由，將原物照片、法律文書和當事人的領取手續存卷備查。

第十一條對在刑事案件中扣押作為證據使用的涉案車輛，除依法返還合法持有人的外，辦案單位應當隨案移送。對不宜移送的，應當隨案移送扣押車輛清單、照片或其他證明文件，待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決后，由辦案單位根據人民法院的通知作出處理。

第十二條地市級公安機關每年至少要對涉案車輛進行一次集中清理整頓，對無人主張權利半年以上的依法進行集中處理，避免出現遺留問題。

第十三條辦案部門對涉案車輛采取扣留、扣押、追繳等措施的，應在24小時內將采取措施的事實、法律依據、實施時間、涉案車輛基本情況、保管地點及辦案民警等情況報本級公安機關督察部門備案。

第十四條辦案部門將涉案車輛依法移送、返還、收繳、上繳國庫的，應當報本級法制部門審核，在實施后24小時內將涉案車輛處理情況通報本級公安機關督察部門備案。

第十五條警務督察部門應當通過開展現場督察等多種方式加強監督檢查，發現辦案單位、辦案人員對涉案車輛采取的扣留、扣押、追繳及保管措施違法、不當的，應當及時制止、糾正。

第十六條各級公安機關應當將涉案車輛管理工作納入執法監督和執法質量考評范圍。法制部門在審核、監督案件過程中發現辦案部門、辦案人員對涉案車輛采取措施違反法律和規定的，應當及時提出糾正意見。

第十七條對涉案車輛違規采取扣留、扣押、追繳等措施，或者無正當理由未及時移交保管的，或者依法應當發還車輛而拒不發還，情節輕微的，對直接責任人員給予通報批評并責令改正。造成后果的，依照有關規定給予行政處分。

第十八條單位或個人違規私存、借用、挪用、調換、損毀或以其他方法侵占、擅自處理涉案車輛，或者因未按照規定履行保管職責，造成車輛損毀、丟失的，對部門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依照有關規定給予行政處分;后果嚴重、影響惡劣的，除追究部門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員的責任外，應當依照規定追究公安機關領導的責任;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公安機關依法賠償當事人損失的，賠償后應當責令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執法過錯的人民警察承擔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費用。

第十九條各地公安機關可以根據本規定制定具體實施辦法，報上級公安機關備案。

第二十條本規定由省廳警務督察總隊、法制總隊負責解釋。

第二十一條本規定自印發之日起施行。

2023年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通用篇十八

2023年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通用篇十九

另一方面，本規定的集體突發事件是指在市內發生交通事故和其他安全事故，集體沖擊黨政機關，堵塞道路交通，破壞公私財產，不緊急處理可能會產生重大影響和重大結果的行為，上級黨委、政府、公安機關的指令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趕到現場處理。

二、本規定所謂的處置群體性突發事件紀律，是指本隊民(協)指警在組織參與處置過程中必須遵守的行為規則。

三、發現集體突發事件的征兆和事件發生時，必須按照以下程序處理。

(一)交通事故集體事件:市內發生交通事故集體事件，轄區中隊民警首先趕到現場，維持現場秩序，救護受傷者，指揮車輛，立即向負責事故的生產大隊領導和值班生產大隊領導報告情況，商后報告生產大隊長，按生產大隊長指令處理。需要集中警力的，由大隊事故接待警察室(指揮中心)負責指令通知。交通事故的逃脫根據上述程序進行。生產大隊機關院內發生的集體事件由管理事故的生產大隊領導召集事故調整股東(協)警察處理，根據處理情況可以向生產大隊長要求增加警察力，生產大隊事故接收警察室(指揮中心)負責指令通知。

(二)危險運輸車輛突發事件:市內發生危險化學品運輸車輛交通事故、所載物品灑落、泄漏或其他嚴重情況時，管轄區中隊民警應首先趕到現場，協助維持現場秩序，救護受傷者，指導車輛，立即向管理危險運輸車輛安全的生產大隊領導報告，與生產大隊值班領導商談后報告生產大隊長，按生產大隊長的指令處置。需要與上級公安機關和有關部門協調的，由生產大隊管理領導負責的，需要集中警力的，由生產大隊接收警察室(指揮中心)按指令通知。

(3)自然災害性突發事件:市內發生山洪、泥石流、冰凍雨雪障礙、交通堵塞的突發事件，首先管轄區中隊和生產大隊相關職能部門提出處理。

方案。

向生產大隊的主要領導和隊務會報告決定警力調配由生產大隊辦公室負責通知。

四、集體突發事件發生后，必須按照交通事故引起的集體事件，事件發生后必須立即向生產大隊的主要領導報告簡單情況，根據事件的發展情況，生產大隊的主要領導決定分別向市政府、緊急事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進行口頭報告，2小時內書面報告，根據情況的變化進行持續報告。情況報告包括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原因、現場情況、傷亡情況、損失情況、初步處理措施和效果、報告單位(人)、報告時間。危險運輸車輛突發事件由生產大隊列車員負責提交，自然災害突發事件由生產大隊秩序股提交。上述提交的信息必須在生產大隊辦公室的文字檢查后發送。宣傳報道統一由大隊辦公室負責，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報道。

五、處置集體突發事件中違紀行為的處罰和責任。

1、接到突然命令后15分鐘內未趕到指定的集結場所的；

2、事件管轄區中隊民警接到警察后，不按規定程序報告的；

3、突然不按規定穿著、帶裝備或警告風格不整齊的；

4、不允許因任何原因中途退休的；

5、未及時傳達指令或傳達指令誤導不良影響、結果和損失的；

6、不可抗拒的原因不按指令履行職務而退縮的；

7、提交信息延遲的；

8、需要處罰的其他情況。

1、通信聯系無法傳達指令的，其單位行政正職降級，當事人民警察離開現在的單位。

3、警察作為不當事件升級的，當事人警告，離開現在的職場。

6、違反宣傳報道規定引起負面輿論的，當事人民警察降級。

7、因工作失誤嫌疑犯逃跑的，當事人警察免職，離開現在的職場。

8、大隊分管領導對分管機構失控造成嚴重后果的，予以紀律處分。

10、需要處罰的其他情況。

六、本規定由大隊紀檢組負責解釋，自2012年4月1日起執行。

2023年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通用篇二十

第二條?公安機關處置群體性事件，應當堅持依法辦事、按政策辦事，堅持理性、規范、適時、有效處置，堅決維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堅決維護社會穩定，以“發現得早，控制得住，處置得好”為工作目標，努力提高處置群體性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一）預防為主。公安機關應當加強情報信息工作，建立和完善維護社會穩定的預警工作機制，對可能影響穩定的問題和群體性事件苗頭，做到早發現、早報告、早控制、早解決，最大限度地把不穩定因素解決在初始階段。

（二）統一領導。群體性事件發生后，公安機關應當在黨委、政府的統一領導下，既要依法維護社會秩序，平息事態，又要協助有關部門做好群眾工作，努力化解矛盾。

（三）教育疏導。公安機關處置群體性事件，應當講究政策、講究策略、講究方法，對現場群眾以法制宣傳、教育疏導為主，引導群眾理性、合法地表達訴求，防止矛盾激化，防止事態擴大，防止發生流血沖突。

（四）慎用警力、慎用強制措施、慎用武器警械。公安機關處置群體性事件，既要防止使用警力和強制措施不當而激化矛盾，又要防止貽誤戰機，使事態擴大。處置群體性事件一線民警禁止攜帶、使用致命性武器。

（四）適時依法采取相應的強制處置措施，控制局勢，平息事態，恢復正常秩序；

第六條?遇有下列群體性事件，公安機關不得動用警力直接處置，但可派出便裝警察或者少量著裝警察到現場掌握情況，維持秩序，及時報告現場動態，配合黨委、政府和有關主管部門做好矛盾化解工作，并做好隨時出警處置的準備。

（四）其他人民內部矛盾尚未激化、可以由有關主管部門化解的群體性事件。??。

第七條?遇有下列群體性事件，公安機關應當根據黨委、政府的決定并在其統一領導下，迅速調集警力趕到現場，依法采取措施妥善處置。

（二）聚眾上訪活動中出現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

（三）邪教等非法組織組織的較大規模聚集活動；

（五）其他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的群體性事件。???。

第八條?公安機關處置群體性事件，調動警力100人以下的，由縣級公安機關主要負責人批準;調動100人以上、300人以下的，須報經地級公安機關主要負責人批準;調動300人以上的，須報經省級公安機關主要負責人批準并報公安部備案;跨區域調動的，應當由共同的上級公安機關批準。批準機關和出警機關應當分別及時把批準情況和警力調動部署情況向各自的上級公安機關報告。申請和批準調動警力應當以本級公安機關的名義用書面形式請示和批復。情況特別緊急的，可以先口頭請示和批復，并補辦書面手續。

第十一條公安機關處置群體性事件，當地公安機關領導應當趕赴現場，在黨委、政府的授權下，按照法律法規和有關規定，行使下列職權:。

（二）決定采取控制現場事態的管制措施；

（三）決定采取平息事態的緊急處置措施。??。

（一）封閉現場和相關區域；

（二）設置警戒帶、隔離設施等，劃定警戒區和新聞采訪區，隔離圍觀人員；

（三）實施區域性交通管制；

（四）守護重點目標；

（五）查驗現場人員身份證件和隨身攜帶的物品。??。

第十四條?對群體性事件中涉嫌嚴重違法犯罪的首要分子和骨干人員，應當選擇有利時機，依法打擊處理，但一般不宜在事件現場抓捕;確實需要當場抓捕的，應當充分考慮事態發展和現場情勢，同時具備以下條件:。

（一）抓捕對象的行為已經涉嫌犯罪，并已獲取充分證據；

（三）有充足警力確保抓捕成功。???。

第十五條群體性事件平息后需要抓捕違法犯罪嫌疑人的，應當在其違法犯罪事實基本查清，并做好警力、裝備、預案等充分準備后組織實施。

第二十一條?公安機關對處置群體性事件取得良好效果，表現突出的單位和民警，應當予以表彰獎勵;對違反處置規定，造成嚴重后果的，應當依法依規依紀追究責任。對履行職責依法依規處置群體性事件出現意外后果的，不應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

第二十二條本規定自印發之日起施行，2000年4月5日印發的《公安機關處置群體性治安事件規定》同時廢止。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公安局可以根據本規定制定具體實施辦法，并報公安部備案。

2023年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通用篇二十一

（一）印章所刊名稱，應為社會團體的法定名稱。

印章所刊名稱字數過多，不易刻印清晰時，可以適當采用通用的簡稱。

（二）民族自治地方社會團體的印章，應當并列刊漢文和當地通用的民族文字。

（三）有國際交往的社會團體印章，需標有英文名稱的，應當并列刊漢文和英文。

（四）印章印文中的漢字，使用宋體字并應用國務院公布實行的簡化字。

（五）印章質料，由制發機關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