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后感是一種思維的遷移，通過書寫，我們可以將自己的思維和感受融入到對書籍的回憶和總結中。以下是一些經典的讀后感范文，希望能夠給大家帶來一些參考和啟示。
商君書的讀后感（優質18篇）篇一
半年前在網上看到一個學者講《商君書》的，說《商君書》在很多朝代里面只有君王才能讀，引起我的極大的興趣。最近在網上下載一個老版本的`，看了一下。有很多地方確實不可理解。比如他提出了，國強民弱，國弱民強的觀點。開始讓我很迷惑不解。
仔細想來，還是有一定道理的。當一個國家的財富被政府拿的多的時候，民眾就拿的少一點。當民眾財務上不自由的時候，談什么理想，談什么抱負都是瞎扯淡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讓你一直窮下去，你就一直獨善其身。反觀富人是非常自由的，可以用腳來投票。這個國家不想待了，我去別的國家。富人都是能力強的人，一旦他們走了，這就是《商君書》上所謂的“去強”，當有能力的人都走了，這個國家就會更容易管理，更容易統治。
《商君書》上強調一個國家要強大，需要的不是人，而是奴隸。看過《商君書》，你就會對中國種種的現象有很好的解釋。
商君書的讀后感（優質18篇）篇二
《商君書》的文體多樣。議論體有《農戰》、《開塞》、《劃策》等十數篇，或先綜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綜合，兼用歸納演繹，首尾呼應。有時也運用比喻、排比、對比、借代等修辭手法。《徠民》篇運用了“齊人有東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強說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說明體有《墾令》、《靳令》、《境內》等篇，是對秦政令的詮釋。辯難體有《更法》，通過人物對話相互駁辯來闡述中心論點，司馬遷錄入《史記。商君列傳》（文字有改動），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張。
關于《商君書》的作者，學術界頻有爭論。一種意見認為《商君書》基本是偽書，持這種看法的有郭沫若、黃云眉、顧實、劉汝霖等。另一種意見是基本肯定《商君書》的作者是商鞅，持這種看法的除史志的編著者外，還有呂思勉、譚獻等人。第三種意見認為，《商君書》是商鞅遺著與其他法家遺著的合編，此書非作于一人，也非寫于一時，持這種看法的有高亨等人。的看法是，前兩種意見有些牽強，第三種意見有一定道理。《韓非子—五蠹》篇說：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這說明商鞅確著有此書。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引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這與《商君書—靳令》、《說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最后說：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
《商君書》正好有《開塞》、《農戰》篇，這說明韓非、司馬遷所見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商君書》中。但此書在后人編纂或流傳過程中，攙人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論，這是不可避免的。法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著作是民族傳統文化遺產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遺產的精華，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事業具有重要的意義。
商君書的讀后感（優質18篇）篇三
商鞅，衛國人，故稱之衛鞅；姓公孫，故又稱之公孫鞅；發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號為商君。商鞅稱商君源于由他主導的一次著名改革——商鞅變法。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為殺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從入秦伊始，便致力于變法，以成秦孝公霸業。從結果上來看，商鞅變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變法成果為秦后來兼并六國，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為此做出巨大貢獻的商鞅，最終卻落了一個五馬分尸，家人盡滅的凄慘下場。不僅如此，古代史學家對其一生更是極盡損貶之辭。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如此評價商鞅：“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這種評價對于一位功勛卓著的改革家來說，是極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國時得不到重用，個人的理想抱負得不到實現。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業，廣羅國家人才，這讓極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機會，遂西入秦。他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來求見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種為政理念來試探秦孝公的意圖。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業的想法之后，第四次會面與孝公大談強國之術，孝公數日不厭，相見恨晚。商鞅與秦孝公達到了一種政治上的共鳴——成霸業以揚名立萬。可以把這種君臣關系理解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沖鋒陷陣，而商鞅則需要一位強有力的國君為其實現政治理想提供平臺。
1、經濟方面：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統一度量衡；減輕農民賦稅徭役；廢井田，實行土地私有。
2、政治方面：獎勵軍功；廢除世卿世祿制；推行戶籍制度，實行連坐；推行縣制。
3、社會層面：用嚴峻的刑法來代替德治，嚴厲控制社會輿論。
《史記》載：“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斗，鄉邑大治。”由此來看，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說商鞅變法是不成功的。改革達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說為他東復侵地，建立霸業的宏圖偉業打下的堅實的基礎。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著魏被齊大敗的大好時機下，迅速發動了對魏的戰爭，商鞅計敗魏軍，當初對商鞅不以為然的魏惠王無奈只能割地求和，遷都大梁。
然而，當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著改革帶來的成果時，改革也招致著守舊貴族的不滿，多項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間接地觸動著守舊貴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沒有人會主動退讓。守舊貴族對改革的不滿終將會成為懸在商鞅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終于，守舊貴族的代表趙良粉墨登場，他游說商鞅，以賢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對比，指出商鞅在變法中過分激進，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絲毫沒有考慮貴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脅的方式來“勸說”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實施。
在如此高壓之下，商鞅沒有退縮，可以說他是為了自己的名利著想，但更重要的是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但歷史總是充滿著偶然性，五個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誠如趙良所言，“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守舊貴族立馬掀起反撲，誣告商鞅“謀反”，最終殺之于鄭澠池，車裂商君以徇，滅商君之家。至此，懸在其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終于落下。可謂成其者變法，亡其者亦變法。
歷史不能做到絕對的公正。漢朝實現大一統，國家政權穩定，加之需要休養生息，故尊崇儒術，統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漢朝的史學家司馬遷眼里，商鞅就是一個離經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評價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變法對秦國國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為秦后來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也不可否認，商鞅鼓勵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確存不合理之處，但苛刑在短時間內達到的效果卻又十分驚人。
商鞅變法留給后人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任何改革者都當以史為鑒，從歷史中探求經驗，助力改革，以圖千年大計。
商君書的讀后感（優質18篇）篇四
《商君列傳》是《史記》七十篇列傳中的一篇。這篇列傳，太史公主要記述了商鞅事秦變法革新、功過得失以及“卒受惡名于秦”的史實。俗話說：“一千個讀者心中就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我讀了《商君列傳》后，有以下幾點粗淺感受。
商鞅變法是歷史上重大改革取得明顯成效的案例之一。
1、建新制。根據天下大勢和秦國實際，創立了適合秦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制度。把零星的鄉村合并為縣，重新劃分田塍，鼓勵開墾荒地，平衡稅賦，統一度量衡，極大地促進了秦國經濟發展。
2、嚴管理。十家編一什，五家編一伍，相互監督，連帶治罪。秦國出現路不拾遺，山無盜賊，城鄉秩序穩定的大好局面。
3、明法度。太子犯法，依新法處罰了他的兩個老師。公子虔再犯，被處劓刑。打擊并瓦解了舊的血緣宗法制度，初步體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使封建國家機器更加健全，推進了中央集權制。
4、興教化。要求男子長大后，父子要分開，男女老少分居而住；明確尊卑爵位等級，按等級占有土地、房產。
5、重農業。讓糧食豐收、布帛增產的免除自身的勞役或賦稅。
6、獎軍功。有軍功的顯赫榮耀。人民勇于為國戰斗，不敢為私爭斗，極大地提高了秦軍的戰斗力，為秦國實現稱霸的戰略目標奠定了基礎。
商鞅變法使秦國民富國強之功難沒，但最終卻落得個車裂族亡的悲慘結局，主要因素有以下幾方面：
1、用刑過度。
懲罰犯罪，保障人權，是法律的責任。如果法律違背人性，濫用酷刑，無視百姓切身利益，就不會得到百姓發自內心的遵從。商鞅變法的宗旨是富國強兵、王霸諸侯，至于百姓權益、尊嚴則很少顧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讓親人、鄰里之間沒有安全感；獎軍功，“民勇公戰”，把人培養成了戰爭機器；對百姓有議論新法的，“盡遷之于邊城”。
2、不聽進諫。
趙良對商鞅說，聽得進反面意見是聰，能正視缺點是明，能戰勝自己的人性弱點是強。還說，一千個人唯唯諾諾贊同，不如一個人不留情面提出反對意見。這番話商鞅還算聽得進，認為“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希望趙良“終日正言”，作自己善政之“藥”。而趙良勸商鞅，鑒于朝野積怨太多，不如功成身退，交出商於十五國封地，到偏遠的地方澆園耕種，“可以少安”。但商鞅認為有秦孝公支持，自己功勛卓著，沒有誰能撼得動，因而沒有服用趙良的“藥”。
趙良勸商鞅學五羖大夫，勞累了不坐車，酷暑炎熱不撐傘，走遍國中不用隨從，廉潔自律、勤政愛民。提醒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如果您還要貪圖商於的富有，以獨攬秦國的政教為榮寵，聚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公駕崩，“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令人惋惜的是，對趙良的逆耳忠言，“商君弗聽”。
3、重刑罰、輕德政。
商君治理國家傾向于刑罰，過度使用嚴刑、酷刑，這不僅不能使百姓心甘情愿地遵從法令，還容易引起民憤，造成積怨。應當是德政教化，刑法約束，標本兼治，相輔相成，才能夯實治國理政的法治之基。
4、監督缺位。
商鞅自己立法，自己執法，而且拒絕接受監督。他持才傲物，自詡為“高人”、“智者”，瞧不起任何人，認為“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在沒有與大臣形成共識，沒有征求公眾意見，只憑借孝公的支持推行新法。太子犯法，刑、黔太子師傅公子虔、公孫賈，以殺雞儆猴。公子虔復犯新法，即被處以劓刑，“使宗室貴戚多怨望者”。本來，評論法令得失，是最有效的監督。可商鞅聽不進反面意見，對評論者無情打擊，“其后民莫敢議令”。
5、自身腐敗。
腐敗是最不得人心的詬病之一。商鞅出任秦相后，不為百姓造福而大規模地營建宮闕，損耗國家資財，引來眾多非議。受封于商於之地，恃功自傲，高調稱君，“南面而稱寡人”，更是不講規矩；一旦出行，后邊跟著數十輛車，車上都是穿著鎧甲的衛士，身強力壯的人作貼身警衛，持矛操戟的人緊靠車子奔隨。興師動眾，作威作福，好不氣派。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商鞅有缺點也是難免的。然而，每一次改革總會觸痛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別是涉及到貴族們既得利益后，不僅會引起眾怒，還會招樹強敵。商鞅迎難而上，力排眾議，推行新法，使秦國大治，秦人富強。所以，評價商君不能無視其改革成果，不能抹去他對社會治理的功績。
商君書的讀后感（優質18篇）篇五
原創：剛剛剛剛的鐵屋子。
商鞅，衛國人，故稱之衛鞅；姓公孫，故又稱之公孫鞅；發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號為商君。
商鞅稱商君源于由他主導的一次著名改革――商鞅變法。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為殺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從入秦伊始，便致力于變法，以成秦孝公霸業。從結果上來看，商鞅變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變法成果為秦后來兼并六國，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為此做出巨大貢獻的商鞅，最終卻落了一個五馬分尸，家人盡滅的凄慘下場。不僅如此，古代史學家對其一生更是極盡損貶之辭。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如此評價商鞅:“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n，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這種評價對于一位功勛卓著的改革家來說，是極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國時，得不到重用，個人的理想抱負得不到實現。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業，廣羅國家人才，這讓極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機會，遂西入秦。他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來求見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種為政理念來試探秦孝公的意圖。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業的想法之后，第四次會面，與孝公大談強國之術，孝公數日不厭，相見恨晚。商鞅與秦孝公達到了一種政治上的共鳴――成霸業以揚名立萬。可以把這種君臣關系理解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沖鋒陷陣，而商鞅則需要一位強有力的國君為其實現政治理想提供平臺。
經濟方面: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統一度量衡；減輕農民賦稅徭役；廢井田，實行土地私有。政治方面:獎勵軍功；廢除世卿世祿制；推行戶籍制度，實行連坐；推行縣制。社會層面:用嚴峻的刑法來代替德治，嚴厲控制社會輿論。
《史記》載:“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斗，鄉邑大治。”由此來看，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說商鞅變法是不成功的。改革達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說為他東復侵地，建立霸業的宏圖偉業打下的堅實的基礎。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著魏被齊大敗的大好時機下，迅速發動了對魏的戰爭，商鞅計敗魏軍，當初對商鞅不以為然的魏惠王無奈只能割地求和，遷都大梁。
然而，當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著改革帶來的成果時，改革也招致著守舊貴族的不滿，多項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間接地觸動著守舊貴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沒有人會主動退讓。守舊貴族對改革的不滿終將會成為懸在商鞅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終于，守舊貴族的代表趙良粉墨登場，他游說商鞅，以賢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對比，指出商鞅在變法中過分激進，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絲毫沒有考慮貴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脅的方式來“勸說”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實施。在如此高壓之下，商鞅沒有退縮，可以說他是為了自己的名利著想，但更重要的是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
但歷史總是充滿著偶然性，五個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誠如趙良所言，“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守舊貴族立馬掀起反撲，誣告商鞅“謀反”，最終殺之于鄭澠池，車裂商君以徇，滅商君之家。至此，懸在其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終于落下。可謂成其者變法，亡其者亦變法。
歷史不能做到絕對的公正。漢朝實現大一統，國家政權穩定，加之需要休養生息，故尊崇儒術，統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漢朝的史學家司馬遷眼里，商鞅就是一個離經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評價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變法對秦國國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為秦后來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也不可否認，商鞅鼓勵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確存不合理之處，但苛刑在短時間內達到的效果卻又十分驚人。
商鞅變法留給后人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任何改革者都當以史為鑒，從歷史中探求經驗，助力改革，以圖千年大計。對于商鞅本人的評價，是非功過，留于后人評說吧。
商君書的讀后感（優質18篇）篇六
傳說老毛讀過這本書，沒有作任何評論。在讀這本書時，最開始其實有點枯燥，除第一篇時的《商君書—更法》中特別讓人振奮。其它篇幾乎都是再講其治國之策，通篇都有講“壹”，講“重刑輕賞”，講“法”。這些無疑是商君最重要的思想了。
商君書中最能體現的他的革新思想的莫過于第一篇《商君書—更法》。商君在自己的思考中提出“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其指出“前世不同教，帝王不相復”“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思想，并進一步指出“圣人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信而為更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而不成；治不宜時而行之則不干”。并立論“立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譏諷道“知者作法，而愚者制”“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現在讀來令人唏噓不已，千年過去，還有這么多守舊之人，實在令今人汗顏。
在《商君書—壹言》《商君書—賞刑》中有專門的論述。商君的“壹”思想，用他的話說叫“壹賞、壹刑、壹教”。大體講是一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高度統一。此很讓人聯想到我們現如今的所講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當然了只有些許類似，不是相同。從思想上來講，于戰國時百家爭鳴，商君沒有對各家各派的思想進行一個點評，但是其在書中指出的六種“虱害”“國有十者”“十二者”“八者”（例如“八者”指的是“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等，可看出商君對于各種人情世故的不信任，而只信任的是法制，律令。我想從秦孝公時秦為戰國一雄到秦始皇一統華夏，商君的這個制度、律令思想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在《大秦帝國》影視劇中有一個有意思的情節，就是秦孝公去逝后，秦代的后繼之君問于商君秦國變大那些押罪犯的時間太短了，是否要修改，而商君說修改秦法要等國家穩定，秦法推廣有一定的時間才能改。而后來的陳勝、吳廣之輩卻正是因這事而起義，實在是孫先生在寫作進的一個巧妙之處，但也透露出在秦的后來國君者中只有對于國內人民的賞刑，在對外征戰的勝利與喜悅而忘了商君的重要思想“立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這個重要思想。唉，實在是悲哀。
書中對于組織的構架中有《商君書—境內》《商君書—修權》篇等等。里面對于法，商君有言“農戰”有功皆有賞，而對于傳統的世代貴族，或者新貴族是采取同等對待，商君有言“有功于前，有敗于后，不為損刑；有善于前，有過于后，不為虧法”。書中對于權利的分配中，商君提出國家治理有要重視三個方面“法”“信”“權”。其解釋為“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商君似乎想達到新的政治上的動態平衡。其中對于臣下的制約是夠的，而對于君主的制約，則是不夠，商君只能說是作為君主不能“釋法任私”，如果拋棄法則于國家來講會有危機。于古代君主思想來講的確是一種進步。但也為君權獨攬撒下了種子。不能苛求古人，對于秦的幾千年再無商君和秦孝公這種超級搭擋實在是一種遺憾啊。
在對于法的執行上，商君提出“連座”、“無宿治”（今天的政事，今天處理，不放在明天。即時辦理）等思想，像“無宿治”思想還是值得現在學習的。其還有關于法律的執行的還有在各級行政部門都回有負責法律的專門人員，這些對于法律的執行來講，此種政治的執行力肯定是空前，秦國不強都難。
對于這個方面來講，商君雖然有一些早期早期封建思想，但是對于處于戰亂時的人民來講也實在是一種進步吧。從現代人的一般的思維來講，實行“重罰輕賞”對于人民來講就是“苛政”。可從商君行法效果來看，“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史記—商君列傳）。從《史記》等書可看出商君行支雖嚴，但是公平。賞雖輕，但是有希望。就戰國時最大的災禍來講，莫過于戰爭了。而商君思想來還有有一部分與道家有關，比如其有言“明賞之猶，至于無賞；明刑之猶，至于無刑；明教之猶，至于無教也”，在這里，商君對于戰的思想是戰爭之猶，至于無戰吧。就像“武”字本身，即有“止戈”之意一樣。只有通過戰爭達到統一，才能達戰事的少，乃至于無。秦用百年時間完成了統一，雖商君之法或者各種原因致苛政戰亂，此非商君所能預計，不能太苛求古人。商君對于民眾的重視非有以人為本，而是人民對于國家的重要性一點來講，其所講的“法者，所以愛民也”，就是“圣人為國也，觀俗立法而治，察事本則宜”。
商君之法使人民與國家的聯系更加緊密。于個人來講必有家庭、家族。而于個人、家族、家族來講最重要的莫過于榮譽。而商君之法提出“重刑”或者賞賜，對于一個普通人民來講都是夢寐以求的，而商君提出了能給他們實現的一條路就是“農戰”皆有功。且“賞隨功，罰隨刑”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所以秦人皆言商君之法。這樣商君就將人民團結起來了。加之人民對于自己國家的熱愛，使國家的凝聚力增強不少，對于國家的實力的增強會有重要的意義。
最后我們將儒家與法家進行對比一下，特別是與商君之法進行對比。儒家言“人之初性本善”故儒家提出“修身”“慎獨”，提倡用仁義來治國。而商君指出的“八者”即八種災害“辯、慧、禮、樂、慈、仁、任、譽”，再來看看商君口中的六種災害：“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這些是儒家等奉為至寶的，在商君看來是于國無用的。商君看到人性的弱點，即人類追求名利、淫佚，而作為儒家之學只是“看上去看美”沒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全靠個人的自覺與修養，儒家所謂智善仁義并不能徹底的根除，于是商群采取了一個策略，即“重罰輕賞”。其還指出“凡賞者，文也；利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商君想重新建立一種人際關系或者新型社會關系即“賞厚而信，刑重而威，不失疏遠，不失親近”。
同是對國家的治理，儒法兩家所采取的方式卻不相同，儒家希望的是能過修養和君主施行仁義，而商君則認為靠嚴密的法治律令來讓人民規范思想行為，兩者的所選方式因此而不同。儒家講仁義，求仁而未得仁，而法家講法，行重刑而得長治。兩者都選擇了一個極端的方式來實踐，可兩者都失敗了。如何治理國家，怎么治，如何把握這個度仍是我武至今要面臨的問題，值得深思！
讀完此書，深深折服于商君，想起幾千年的歷史，不禁唏噓不已……。
商君書的讀后感（優質18篇）篇七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為中庶子。公叔痤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歡甚也？鞅曰：吾說公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同悒悒，不舒暢）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耳。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五，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匿奸者與降敵同罰。為私斗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數。于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邊城。其后民莫敢議令。
衛鞅說孝公伐魏，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歡，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徙告商君欲反，發人捕商君。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君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印，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刻薄少恩也。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
商君書的讀后感（優質18篇）篇八
這一篇顧名思義，寫了兩個人，屈原和賈誼。兩個的早年經歷和個性有些相似，都是早年得志，以文采和博學深得君主器重，但是都遭遇誣陷抵毀，然后一蹶不振，屈原跳汩羅江自殺身亡，賈誼流放長沙抑郁而死。
簡單的說這一篇就是這樣。
作者用了很多篇幅記述屈原和賈誼的文章詩詞，大抵都是悲憤喊冤之辭，“舉世皆濁我獨清，世人皆醉我獨醒”，小人得志，有才能之士失意，“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總之，是這個世界錯了，我沒錯，世既不容我，我將離世而去。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這個世界的確是極其不完善的，古往今來，有太多的懷才不遇之士；有太多的受人誣陷抵毀從此失意的有識之士；世之不公，比比皆是；因此屈原呼天搶地怨天尤人的詩詞引發古今無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共鳴，也成就了他千古才名。
其實，從某種角度說，屈原的不如意的際遇加上他抑郁偏激的個性，當然還有他的文學造詣成全了他作為一個文學家的成就，所謂憂愁憤怒出詩人，就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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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書的讀后感（優質18篇）篇九
傳說老毛讀過這本書，沒有作任何評論。在讀這本書時，最開始其實有點枯燥，除第一篇時的《商君書-更法》中特別讓人振奮。其它篇幾乎都是再講其治國之策，通篇都有講“壹”，講“重刑輕賞”，講“法”。這些無疑是商君最重要的思想了。
革新思想。
商君書中最能體現的他的革新思想的莫過于第一篇《商君書-更法》。商君在自己的思考中提出“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其指出“前世不同教，帝王不相復”“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思想，并進一步指出“圣人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信而為更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而不成;治不宜時而行之則不干”。并立論“立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譏諷道“知者作法，而愚者制”“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現在讀來令人唏噓不已，千年過去，還有這么多守舊之人，實在令今人汗顏。
制度、律令思想。
在《商君書-壹言》《商君書-賞刑》中有專門的論述。商君的“壹”思想，用他的話說叫“壹賞、壹刑、壹教”。大體講是一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高度統一。此很讓人聯想到我們現如今的所講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當然了只有些許類似，不是相同。從思想上來講，于戰國時百家爭鳴，商君沒有對各家各派的思想進行一個點評，但是其在書中指出的六種“虱害”“國有十者”“十二者”“八者”(例如“八者”指的是“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等，可看出商君對于各種人情世故的不信任，而只信任的是法制，律令。我想從秦孝公時秦為戰國一雄到秦始皇一統華夏，商君的這個制度、律令思想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在《大秦帝國》影視劇中有一個有意思的情節，就是秦孝公去逝后，秦代的后繼之君問于商君秦國變大那些押罪犯的時間太短了，是否要修改，而商君說修改秦法要等國家穩定，秦法推廣有一定的時間才能改。而后來的陳勝、吳廣之輩卻正是因這事而起義，實在是孫先生在寫作進的一個巧妙之處，但也透露出在秦的后來國君者中只有對于國內人民的賞刑，在對外征戰的勝利與喜悅而忘了商君的重要思想“立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這個重要思想。唉，實在是悲哀。
書中對于組織的構架中有《商君書-境內》《商君書-修權》篇等等。里面對于法，商君有言“農戰”有功皆有賞，而對于傳統的世代貴族，或者新貴族是采取同等對待，商君有言“有功于前，有敗于后，不為損刑;有善于前，有過于后，不為虧法”。書中對于權利的分配中，商君提出國家治理有要重視三個方面“法”“信”“權”。其解釋為“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商君似乎想達到新的政治上的動態平衡。其中對于臣下的制約是夠的，而對于君主的制約，則是不夠，商君只能說是作為君主不能“釋法任私”，如果拋棄法則于國家來講會有危機。于古代君主思想來講的確是一種進步。但也為君權獨攬撒下了種子。不能苛求古人，對于秦的幾千年再無商君和秦孝公這種超級搭擋實在是一種遺憾啊。在對于法的執行上，商君提出“連座”、“無宿治”(今天的政事，今天處理，不放在明天。即時辦理)等思想，像“無宿治”思想還是值得現在學習的。其還有關于法律的執行的還有在各級行政部門都回有負責法律的專門人員，這些對于法律的執行來講，此種政治的執行力肯定是空前，秦國不強都難。
商君對于人民的體察對于這個方面來講，商君雖然有一些早期早期封建思想，但是對于處于戰亂時的人民來講也實在是一種進步吧。從現代人的一般的思維來講，實行“重罰輕賞”對于人民來講就是“苛政”。可從商君行法效果來看，“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史記-商君列傳)。從《史記》等書可看出商君行支雖嚴，但是公平。賞雖輕，但是有希望。就戰國時最大的災禍來講，莫過于戰爭了。而商君思想來還有有一部分與道家有關，比如其有言“明賞之猶，至于無賞;明刑之猶，至于無刑;明教之猶，至于無教也”，在這里，商君對于戰的思想是戰爭之猶，至于無戰吧。就像“武”字本身，即有“止戈”之意一樣。只有通過戰爭達到統一，才能達戰事的少，乃至于無。秦用百年時間完成了統一，雖商君之法或者各種原因致苛政戰亂，此非商君所能預計，不能太苛求古人。商君對于民眾的重視非有以人為本，而是人民對于國家的重要性一點來講，其所講的“法者，所以愛民也”，就是“圣人為國也，觀俗立法而治，察事本則宜”。
商君之法使人民與國家的聯系更加緊密。于個人來講必有家庭、家族。而于個人、家族、家族來講最重要的莫過于榮譽。而商君之法提出“重刑”或者賞賜，對于一個普通人民來講都是夢寐以求的，而商君提出了能給他們實現的一條路就是“農戰”皆有功。且“賞隨功，罰隨刑”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所以秦人皆言商君之法。這樣商君就將人民團結起來了。加之人民對于自己國家的熱愛，使國家的凝聚力增強不少，對于國家的實力的增強會有重要的意義。商君的思想最后我們將儒家與法家進行對比一下，特別是與商君之法進行對比。儒家言“人之初性本善”故儒家提出“修身”“慎獨”，提倡用仁義來治國。而商君指出的“八者”即八種災害“辯、慧、禮、樂、慈、仁、任、譽”，再來看看商君口中的六種災害：“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這些是儒家等奉為至寶的，在商君看來是于國無用的。商君看到人性的弱點，即人類追求名利、淫佚，而作為儒家之學只是“看上去看美”沒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全靠個人的自覺與修養，儒家所謂智善仁義并不能徹底的根除，于是商群采取了一個策略，即“重罰輕賞”。其還指出“凡賞者，文也;利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商君想重新建立一種人際關系或者新型社會關系即“賞厚而信，刑重而威，不失疏遠，不失親近”。
商君書的讀后感（優質18篇）篇十
為什么封建專制一口氣兒在中國大行其道多年?那是因為儒家“三綱五常”流毒讓中國人中毒太深;為什么儒家能夠深入中國人的骨髓和靈魂?僅僅是因為儒家文化獲得歷代封建君主大力推廣?難道中國老百姓都是喂什么吃什么的病人?現在有答案了，還有法家的幕后黑手在助推!改革開放的一大成就，大概就是過去只有帝王才能看的書，咱們也能夠看到了!最近就有這樣一本禁書現世，暴露了中國封建專制的不傳之秘.這本書就是春秋戰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書》.最初公開講解這本書的人，我們也應當記住，他就是上海電視大學中文系主任鮑鵬山.《商君書》就是有名的天下第一禁書，過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歷代君王和準君王才能讀到.讀了這本書，你就會明白，當年那個北方落后的蠻夷之國秦國，為什么能在短短的迅速崛起，最終摧枯拉朽般地統一六國?也會明白，歷代君王為什么會把老百姓修理得服服帖帖，一個王朝稀松平常也是三百年!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書》書，不到三萬個漢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國手段的細枝末節，闡述得頭頭是道，深刻到無以復加.《商君書》既講道理又講辦法，真的做到了理論和實踐的有機結合.哪怕你目不識丁，只要聽一遍，你就可以當皇帝了!更令人震驚的是，《商君書》闡述的依法治國，集法家的丑陋和陰損之大成.《商君書》本身，就這么成了空前絕后的“嚴刑峻法”，讀了讓人不寒而栗!從零星的史料中，我們偶爾可以看到秦國士兵的恐怖形象——一個個腰里拴著人頭.開始我總是不大敢相信，難道秦兵個個都是殺人狂?讀了《商君書》才知道，這絕對是可能的.
《商君書》的《境內第十九》實際上是個士兵獎勵細則.這個細則，就是以人頭數量來作為獎賞標準的.
《商君書》禍害最深的，還得說是治國之術，而其治國之術的核心一是毀商，二是弱民.《商君書》主張禁止糧食貿易，商人和農民都不得賣糧，甚至連為商業貿易和人口流動服務的旅館業也予以鏟除.人民都被禁錮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為農民.人民不能離開半步，無法獲得知識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為君主的生產工具.
毀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書》認為，“有道之國，在于弱民”.通過以弱去強，以奸馭良，實行流氓政治;實行一教，統一思想，進行思想控制;通過剝奪個人資產，讓民眾依附國家;通過辱民，貧民，弱民，使人民貧窮，軟弱，實現民弱國強.如果還有強民依然沒殺光，還有殺手锏——發動戰爭，通過對外戰爭，外殺強敵，內殺強民.這幾點，就是中國歷朝歷代君主治國馭民心照不宣的詭秘暗器，是他們不惜以民生的代價來化解內憂外患矛盾，獲得長治久安的看家本領!讀到這里，所有的中國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為什么中國歷朝歷代君主都重農輕商?為什么中國的土地一直是國家所有?為什么中國長期皇帝一人威嚴可以壓過全國的百姓?為什么中國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為什么中國民眾沒有話語權，文字獄在中國越演越烈?為什么中國官員一直身兼一方官吏和教父的雙重責任?為什么中國總會“恰到好處”地發動對內和對外的戰爭?為什么中國人和太平盛世，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無關?為什么中國人的身體素質一直比西方人差得多得多?為什么歷朝歷代中國不允許老百姓擁有兵器?為什么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沒有財產給后人繼承?為什么中國歷朝歷代禁止民間習武?為什么中國功夫師徒傳承要有嚴格的師徒關系(背叛師傅要清理門戶)?為什么秦朝之后(除了漢唐和東晉)，中國人徹底失去了張揚的個性?為什么人類現代科技文化不可能率先在中國出現?同樣的問題可以繼續羅列，但答案只有一個，這就是君主專制!這就是嚴刑峻法!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悲哀，是歷史選擇了儒家而不是法家.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后法家并沒有消失，而是通過商鞅的《商君書》的傳承在封建專制君主的腦袋里.得勢的法家根本不是真正的法家，而是法家的變種——為了一己私利揮刀自宮的奴才法家.帝王們一直在用法家的“陰和損”，在幕后操縱著中國的興與衰;中國的法家，就是變法兒整人的;中國的儒家，就是用臆造的“天理”愚人的.法家把中國人整傻了，儒家把中國人整愚了!兩者沒一個好東西!中國的儒家能在漢朝以后深入中國人的靈魂，也就不僅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勞了.在“嚴刑峻法”的修理之下，中國人也就只能從《三綱五常》的熏陶中，找到一點可憐的心靈安慰.這一點，中國和歐洲的中世紀異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以及阿拉伯人和野蠻民族的入侵等天災，人禍面前，歐洲人也只能從宗教中獲得了心靈的救贖.如果西方人沒有ji督教的慰藉，東方沒有儒家的安慰，那歐洲人和中國人就只有集體自殺了!
《商君書》這種的皇帝枕邊書，西方人直到文藝復興時期才杜撰出來.這就是意大利人馬基雅維利臭名昭著的《君主論》(1513).不過，馬基雅維利的“智慧”顯然比不上商鞅.馬氏不過強調君主應該拋棄道德上的考量，用冷酷和陰謀治國.無論是歹毒程度和陰損力度，《君主論》都遠遠不及《商君書》——這，你就不得不佩服咱中國人的“智慧”了!不幸的是，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出現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他的倒行逆施謬論一出籠，就受到廣泛的譴責.馬基雅維利本人，也被指為魔鬼的化身.他的名字甚至成了欺騙和陰謀的同義詞.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除了擁有拿破侖，--和斯大林等幾個粉絲，在歐洲根本沒有市場.
商鞅所在的春秋戰國，也是一個變革的時代.春秋戰國到底應該向左走還是向右走，現在也難有定論.長期以來，秦始皇統一中國是歷史必然趨勢的論調，占了主導地位.這種觀點，實際上和秦始皇留在石碑上的自我贊美之詞是一致的.商鞅的中國第一位改革設計師的地位，也因此無可撼動了.董仲舒不被皇帝待見，商鞅落得個“五馬分尸”.但他們都獲得后世連綿不絕的贊譽，你不覺得奇怪嗎?贊美商鞅，是替皇帝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商君書》是中國人最“偉大”的發明.遺憾的是，這話是對中國帝王們說的;對民眾來說，《商君書》是中國人噩夢的開始.秦朝以后，中國人最終變成了肢體羸弱，只知道盲從和服從的另類民族和大國愚民.等到中國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時候，一切已經恍如隔世——我們已經看不懂了!
商君書的讀后感（優質18篇）篇十一
《商君書·更法第一》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秦孝公想要變法，征求身邊臣子的意見。大夫甘龍和杜摯表示反對，認為官吏和人民都習慣舊法，應依據舊法治理國家。而商鞅則極力支持變法，他認為法律與政策應該與時俱進，符合時代的需要，而不能一味效法古人。秦孝公對于商鞅的說法大為贊賞，決定變法。依據《史記》，新法組織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實行連坐政策，爵位、俸祿都依軍功大小而定，獎勵耕織生產。法令實行十年，秦國人民十分高興。路上不會拾取別人的遺物，山中沒有盜賊，家家富裕。人民勇于替公家作戰，而厭惡私人打斗，治安情況有很大好轉。變法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商鞅與秦孝公的討論反映了與時俱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思想。這種思想可以從很多方面得到驗證。莊子認為，萬物的量是沒有窮盡的，時序是沒有止期的，得失是沒有一定的，事物的終結和起始也沒有定因。因此，世上萬物都具有局限性，既不存在絕對正確的事物，也不存在絕對錯誤的事物。一件事情的成功與否，是由時間、空間等多方面因素決定的。所以，一切事情都受限于時間、空間、歷史條件。韓非在《五蠹》一章中寫道：“刑法不過是結合當時人情風俗行事。所以政事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措施也要適合已經變化了的政事。”說明的也是這個道理。
有很多實例可以表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非常重要。“減灶”與“增灶”，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法，卻都取得了成功，原因就在于將領能夠結合具體情況、利用敵人的性格特點。戰國時魏將龐涓率兵攻打韓國，齊王派孫臏抵抗龐涓。孫臏利用龐涓的驕傲自大，采用“減灶”法來麻痹他。孫臏進入魏國領土后，最初建十萬個爐灶，第二次建五萬個爐灶，第三次建兩萬個爐灶。致使龐涓以為齊國軍隊潰散，率兵追趕，最終中了圈套，被孫臏打敗。三國時期諸葛亮與司馬懿對峙，計劃退兵，又擔心司馬懿追趕。他利用司馬懿謹慎多疑，采用“增灶”法讓司馬懿產生疑慮。命令道：“營內一千兵，首日掘兩千灶，次日掘三千灶……每日退軍，增灶而行。”致使司馬懿誤認為蜀軍表面退兵，實際在暗中添兵，因此不敢發動攻擊，諸葛亮得以安全退軍。由此可見，結合具體情況靈活制定策略，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守株待兔”的故事。宋國農民平白無故在樹下撿到一只撞飛致死的兔子，就放棄農活，等在樹下，希望再撿到兔子，但他沒有如愿。他不懂得變通、一味因循守舊，是注定要失敗的。
盡管《商君書·更法第一》中講述的事件離我們已經很久遠了，但是其中商鞅倡導的與時俱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思想對于當今社會仍然具有非常大的現實意義。
從國家的角度來說，現在許多中國人都在提倡學習美國，但是美國與中國存在著歷史、社會背景、發展狀況等各方面的差異，適用于美國的政策未必全部適用于中國。只有對于中國的境況進行透徹的了解與分析，才能制定出最適合中國發展的政策。
從教育的角度來說，如今社會競爭壓力大，家長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擁有一技之長。有一些家長看到別人孩子學什么就讓自己孩子學什么，這種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每一個孩子都具有獨特的天賦，家長應該根據自己孩子的天賦，尋找到適合他學習的東西。一味的順應大流，對于孩子的發展是沒有裨益的。
從學習的角度來說，學生的特長與弱點各不相同。有的人適合學文科，有的人適合學理科；有的人適合學代數，有的人適合學幾何；有的人適合死記硬背，有的人適合理解性背誦；有的人適合在早晨學習，有的人適合在晚上學習。每名學生應該結合自身情況，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科目和學習方法。
總而言之，當今是一個技術進步快、環境變化大的時代，認真領會《商君書·更法第一》中闡述的“與時俱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思想，對于我們的工作與生活都大有裨益。
商君書的讀后感（優質18篇）篇十二
先秦只有法家實現了其學說主張，對分裂的亂世進行了強有力的改革，十分有針對性，而且對后世政治影響深遠，也是唯一對后世政體有用處的思想。而在戰國各國的變法潮流中，只有商鞅變法是最成功的，商鞅之法在秦國實行了二十余年，秦國“兵革強大，諸侯畏懼”，但也正因為商鞅之嚴刑峻法，治標強而有效，但不治本，在歷史上商鞅也落下了個“作法自斃”的難聽嘲諷。最典型的“史家絕唱、無韻離騷”《史記》的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n，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個人覺得司馬遷的評論這才叫刻薄，別忘了司馬遷正是受害于漢所沿秦代之法“宮刑”才憤而著書，每每思及身受宮刑，他自己說“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秦法誰炮制的？商鞅。他能對商鞅有好評價嗎？鄙人還認為，以道德來指責或評論政治人物是膚淺的行為，謀略和學說本身無善惡，運用到國家政治中不可簡單以道德來評價。
商鞅的思想在當時非常可貴，主要總結為如下幾點：
一、“圣人不法古，法古則后于世”（《商君書開塞》）的先進的發展變化的歷史觀。
二、人性功利論。
商鞅認為人的一生就是在好利的本性支配下，追逐名利的一生。“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由于利益，儒家所提倡的禮儀對人的行為不起任何約束作用：“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商鞅以人性功利論為富國強兵的國策提供了指導思想，所以后人多簡單粗暴的評論其為功利主義。商鞅對人性的理解，歷來見仁見智，我個人傾向是比較認同的，有其合理的一面。
三、雙刃之“法”。
在法家諸多流派中，商鞅以重視法律而獨成一家。雖也談術與勢，但其法制理論更為細密。其提出的主要作用：“法能定分”（《商君書定分》），以立法明分，即人與人之間的財產分界，而反對以私害法，秦法對私斗處分是極嚴極重的；“法能勝民”（《說民》篇）商鞅明確提出法律是君主權柄（權制斷于君），主要功能就是強制民眾和鎮壓民眾。商鞅僅僅把民眾看為是肉豬一樣的統治對象，并建議“焚詩書”，采取“偶語者棄市、謗者族”的高壓苛法，也為秦朝埋下了禍根。后世韓非發展完善為“禁心、禁言、禁事”直接執行徹底愚民，剝奪言論自由；“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為秦始皇焚書提供了理論指導。
商鞅的苛法，來自于他對人民道德品質的最惡打算，他認為所有的人民都是奸民，君主應當充分認識民眾奸猾的本性“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而強”，有了這樣的想法，他在秦國推行了“輕罪重罰”的主張。“去奸之本，莫深于嚴刑”，以殺止殺，以暴止暴，這樣的施政手段，一旦君主智蒙，必然不可避免的出現暴政酷刑、民無寧日的悲慘局面。然后，后來發生的事我們都知道了。
四、耕戰之策。
綜上所述，商鞅的法治在先秦很有典型性，他提出的“刑無等級、一斷于法”的主張，在當時的思想家中領先歷史一步。最后他的以身殉法，在思想史中留下了一個觸目驚心的痕跡。無論你是否贊同他的政治主張，但是不可否認，于自己的學說，他是一個義無反顧的殉道者；于自己的君主，他是一個大無畏的喋血忠臣，于自己的時代，他更是一個敢作敢為的英雄，值得敬佩。
商君書的讀后感（優質18篇）篇十三
《商君書》也稱《商子》，現存24篇，戰國時商鞅及其后學的著作匯編，是法家學派的代表作之一。《商君書》的文體多樣。議論體有《農戰》、《開塞》、《劃策》等十數篇，或先綜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綜合，兼用歸納演繹，首尾呼應。有時也運用比喻、排比、對比、借代等修辭手法。《徠民》篇運用了“齊人有東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強說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說明體有《墾令》、《靳令》、《境內》等篇，是對秦政令的詮釋。辯難體有《更法》，通過人物對話相互駁辯來闡述中心論點，司馬遷錄入《史記。商君列傳》，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張。《商君書》“更法篇”集中反映了秦國商鞅的更法思想，展現了以商鞅為代表的變法進取思想和以甘龍和杜摯為代表的墨守成規思想之間的斗爭，揭示了君主的治國之道，即欲治理好國家，必須順應歷史潮流，積極變法更禮。
商鞅在歷史上落得了一個殘忍濫殺，針對百姓的惡名。商君的確是主張用權術統馭百姓鞏固政權，可是統馭百姓不等于反對百姓;鞏固政權也不等于犧牲人民，權術更不等同陰謀，這個邏輯關系一定要理清楚。貫穿全書，商君都在論述如何富強國家造福百姓，這就是很好的證明。當得起暴君酷吏之名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其初衷是為了盤剝百姓而自己得益，以壓迫榨取為目的。有句話形容的很恰當，商鞅是個一生“盡公不顧私，極心不二慮”的人。在他的心里，強國和利民是統一的方向，需要君主和百姓心無二致地齊心努力。
商鞅或許是把人心簡單化了。在他眼里，人民生來就為追名逐利，并無二致。他對于名利的論述甚為詳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交至。民之生，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下失臣子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耳，非性之常，而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
一個個人民在商鞅嚴重儼然變成了一臺臺機器，只會按照大自然為他們編寫好的程序，也就是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溫飽解決了就追逐名利的復制品。因為總結出人性的簡單，商鞅主張用權術賞罰來調控人心的簡單喜怒志欲，使其無一例外地變成忠心為國的助推器。
我對商君，尊崇有之，敬服有之，批判有之，更多的，是理解。我理解他治國強兵的夢想，理解他強國等于利民的邏輯，理解他劍走偏鋒的想法與膽識，更理解他作為改革先鋒的孤獨與壓力。他不是殘忍也不是嗜血，只是為了效率和成功運用了極端的手段試圖糾正他認為的社會弊端，只為了心中那個兼濟天下，造福蒼生的夢想。在他心中，開始的犧牲是為了最終造福天下。當然，這對那些沒有犯罪被連坐的人們也許是不公平的，如果我身為其一自然也會怨憤不已，但我還是要說，評價這件事情的功過得失不能只用放大鏡對準了國家和個人之中的某一方。事實是秦國風氣清明，繼而掃滅六國統一了天下，消弭了六國相爭的戰禍，的確是給烽火中受苦的人帶去了福祉的。
商君書的讀后感（優質18篇）篇十四
《農戰》有言：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意思為：國家摒棄空談民眾就樸實，民眾樸實就不放縱。
作為一名全職性的企業員工，對此句的理解應當為，我已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合同約定的8小時為全時段付出，屬于一種受法律保護的雙方約定。
作為一名普通員工，先別說大話，現遵守最起碼的規章制度，從最本分做起，把最基礎的做好。而作為一名部門負責人，甚或企業高管，更應該注重信用。當社會經歷了資本積累，達到一定文明程度，契約的重要性，信用的重要性就逐漸上升到法律地位。競業禁止等類似的法律限制條款看似是法律的嚴禁，實際上是道德一種退步。
企業老板的.追求，就如同封建時期的帝王。為了統治思想的下達，希望每一個管理者每天像儒家思想的學者一樣，用孔子的理念將國家的理念傳播到每一個員工。先育民，使民強，則國強。再馭民，使民弱，則國強。再愚民，使民弱，則國強。
因為作為一名管理者，你每天要宣揚企業的文化、老板的理念。宣傳當日要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否則就違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理念。下不尊上，上不服眾。
《史記.田單列傳》有言：忠臣不事二主，貞女不更二夫。意思為忠義之臣不奉事兩個朝代的君主，貞節的婦女不再嫁第二個丈夫。
在秦漢時期的農業社會，雖然以上言論有其歷史局限性，但放至今日的民營企業仍不為過。民營企業最核心的追求是資本積累，對員工的要求自然是追求極致。如若以一顆公有制員工的心態來衡量民營企業，那么你可以離開了，因為你永遠都無法和老板交心，永遠都做不好。
商君書的讀后感（優質18篇）篇十五
書中自有黃金屋，這句話說的真是一點都不錯。大到世間萬物的發展規律，小到日常生活的困難煩惱，中國古代的先知哲人們都早已給出自己的論斷注解，各類經典猶如一座座永恒的燈塔照亮著后世迷惘在人生道路上的人們。不同于西方具形具象的特定學科理論，中國經典如老子、孔孟、鬼谷等只是針對某些廣大的話題給出看似泛泛的理論，并結合自然現象予以輔助論述，實則千人千用，上可治國安邦，下能齊家修身，天文、地理、政治、人事的道理盡收其中。先知們長于邏輯推斷和論據間的輔佐和循環反復對比論證，并佐以自然原理（足見其質樸之心）幫助理解。所以，只要細心觀察就能發現，先知們的例子并非例證，至少例子和論點之間的關系并非像西方論斷中的那樣緊密，而是一種似是而非的模糊關系，例如鬼谷使用陰陽相生的宇宙概念來比擬談話中的捭闔之道：
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論點間的關系不可謂不松散，其論述的主旨也不可謂不模糊。陰陽、德行、德力、圓方、捭闔這些相對的概念被分為兩組，每組里看似不相關的概念被賦予相互模擬流通的含義而重疊使用，最后一句點出適用的情境（說人），還不忘加上天地的概念，意在為讀者培養一種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煙霧繚繞的語境，發揮出自己無盡的想象和理解能力，結合各自不同的生活際遇對賅簡的原文加以詮釋。所以每個讀者心中的鬼谷都是不同的，而這也許就是中國經典的魅力吧。此種魅力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文字的復雜多樣，這與中國文化的隱晦深奧是相輔相成的。西方人講究簡潔直觀，文化和語言也自然如此。就當中國經典（甚至現代著作）被翻譯成英文也有一種畫蛇添足的遺憾，平白添加了許多譯者自己的理解詮釋，在讀者還沒來得及思考的時候就劃定了方向。西方經典往往限定一個特定的課題，并針對某一特定的受眾或情境加以不厭其詳的論述，段落以分論點開始，后面加以大段詳細特定的例證。這樣雖然能幫助讀者清晰明朗地領會作者的意圖思想，卻也扼殺了想象和詮釋的萌芽，同時也為后人的駁斥留下了廣闊的空間和機會。這不由地讓我覺得西方的先哲更善于表達（或者銷售賣弄）自己，將完整的想法淋漓盡致地展現在受眾面前，唯恐別人誤會了自己的觀點；而中國的先哲們啟蒙滋養的意味更濃，猶如四兩撥千斤，寥寥幾字傳與后世學子，臉上還帶著“真理不可言明，孺子自去參悟”的神秘微笑。這也恐怕是西方多有自立門戶的原創型學者，而中國多產引經據典的譯注大家的原因罷。至于中國后世如于丹之流將論語老子“應用于現代科技生活”的所謂學者們，實則淺薄了隱晦高深的古籍經典。其行為對普及經典的教育意義的確是有所幫助的，但萬不可過分頌揚提倡，不然中國子民，特別是在這個速食品充斥市場的現代社會，將最終失去自己民族文化中最寶貴的精髓。
和朋友談到處死英國毒販，又引出了死刑廢立和人權等等話題。拋開死刑是否該廢的問題不談，是否應當在此英國毒販的問題上網開一面，我是立場堅定的。如果中國人民（理論上）都是統一受制于現任刑法的，無論該刑法健全合理與否，英國人為什么就能逍遙法外？何況他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犯法？政府沒有和英國政府妥協的義務，英國政府也沒有要求網開一面的權力。網開一面，基于什么邏輯？因為毒販是英國人？那不是回到了南京條約后的領事裁判權了嗎？因為人權問題？那么中國人的人權在哪里？就因為毒販是英國人，他的人權就比中國人的人權珍貴嗎？更不論法律處罰存在的目的是為了讓罪犯對自己的行為對社會造成的危害付出代價，當現任刑法規定販賣特定數量的毒品=死刑的時候，該罪犯造成了同等的危害，就理應受到同等的處罰。至于人權之論，至于“沒有人有權力剝奪別人生存權力”之論，是有待辯駁商榷的，也是永遠沒有正確答案的。于是，我帶著極大的困惑拜讀了商君書注譯（高亨，俄亥俄州立大學圖書館）。
商君的形象無疑是鐵血務實的，也就是所謂的pragmatist，簡化排除一切不必要的修飾干擾，定下富國強兵的發展目標，兩點一線。任何反對懷疑，或者試圖干擾的人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消滅。這樣的人物是很難用酷吏還是良臣的標簽來言明的。中國人，尤其是底層的老百姓太熱衷于非黑即白的評論，仿佛一個人善良就要眾生皆愛，邪惡就該一無是處，好讓自己愛就愛個明明白白，恨就恨個咬牙切齒。
史記說商鞅“天資刻薄”，這也就是司馬遷的一家之言，后人且聽而不可全信。何謂刻薄？刻薄就一定不好嗎？人的性格或者素質本身就是雙刃劍，刻薄用好了就叫無私，寬容用壞了就叫放縱。商鞅和其他無疑是酷吏的人有著明顯的不同，他絕不是為了一己之私而濫殺無辜，就像來俊臣和周興為了討好武則天那樣嚴刑逼供。至于他是否濫殺無辜，無辜本來就不是一個絕對的概念，而是由法律或者民心，根據當時的社會風氣和價值觀來判定。要說連坐受株的鄰居是否無辜，現在的人看來也許無辜，可是依據當時的法律就是有辜。至于法律，也不是單純的對錯價值觀或者嚴密的邏輯，而是一個對時事價值觀、民心、大眾利益、邏輯、個人權利等相悖因素的綜合考量平衡下得出的一個體系。因為這些因素是相悖的，你的利益也許就是別人的損失，法律就永遠不可能面面俱到，或者百分之百地照顧了某方的利益，自然也就不能避免漏洞。所謂漏洞，也就是利益的某一方對自己失去的那部分利益感到不滿，而試圖修改法律系統的動機。多方，為了共存（及某種程度上能實現一些的“共榮”），必須相互牽制妥協，讓出自己的一部分利益，共同遵守法律—一定程度上基于邏輯道德的，而更大程度上基于經驗妥協的，被人們神化而寄予過多厚望的，其實也有隱衷的，法律。爭先恐后都想把法律朝自己的方向拉近的多方，那些有時聯盟經常沖突的多方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國家/集體和個人。
人權主義者們發言了，要廢除死刑，要還人自由。國家主義者們也發言了，要統一團結，要擴大版圖，要個人服從集體。孰優孰劣？無法判定。無非都是拿個放大鏡照著自己，將自己的利益渴求無限放大，總是將“我要”掛在嘴邊。可是人終究是無法中立的，總是不可避免地選擇一個立足點，既然這個立足點存在，就一定會落在一方的范圍內，除非生命和思想消失。就像世界上沒有不帶口音的人，不帶口音本身也是一種口音，同樣能折射出此人的經歷背景。一個人的立足點，相對其對立面，就成了偏見。所以，有偏見不為過，關鍵是要意識到自己的立場在別人眼里也許是偏見，而自己眼里的偏見是別人的立場的道理，愿意和別人交流溝通，了解別人的意圖并盡己所能地幫助他們。還有一條極重要的，就是不要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觀點。談話未必就要以一致意見，或者最佳方案結尾，也往往不能如此，談話雙方的不同立場早已注定了這一點。所以，誰也不能真正地說服誰，誰也沒有權力指責誰太頑固，人能做到的，也就是理解和尊重對方。對于一味只想說服你的人呢，也不必爭辯較真，沉默不代表投降，一笑了之而已。
又扯遠了。還是談談我看商君書的感受。
商君的意圖很明確：富國強兵，重農尚武。孔孟之道，詩書禮樂被批得一無是處（辯慧，亂之贊也。立約，淫佚之徵也）。文藝、貿易（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國好生金于竟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國好生粟于竟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教育、游學等現代人視之理所當然的東西都被看作影響農耕以致削弱國力的洪水猛獸。在商君的眼里，學術研究無異于坐而論道，空談誤國，且徒然讓本可以安心務農的人民滋生了虛學求榮的許多念想（事故豪杰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認為只有愚得人民（農民）心無旁騖地閑時農耕（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戰時操戈才是稱王稱霸，統一天下之道。在商君眼里，遵循古禮是不思進取的表現（夫常人安于故習，學者溺于所聞），因而他直接針對甘龍杜摯等保守派而在秦王面前大肆鼓吹應時利導的果斷改革之法，并將人民（農民）看作沒有判斷能力的烏合之眾，主張無視人民的反對而堅決執行自己認為正確的政策（成大事者不謀與眾），講究特立獨行（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于世），將來與人民一同分享成果（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民不可與慮始，而可以與樂成）。
法治是商君思想的核心（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他提倡一視同仁地執行法律，破除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古法，并且按照軍功明確定量地論功行賞，賞罰分明，功可抵過。罰亦分明從重（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斗，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使罪犯眾叛親離（無得為罪人請于吏而餉食之，則奸民無主），以將罪惡消滅在初級階段為目標，從而遏制重罪。輕罪輕罰在商君看來就是姑息養奸，給予滋生重罪的溫床。在獎懲制度上應當刑九賞一，這樣才能使人民無欲無求，而且忠于國家（興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且愛……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罰五；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最終達到上下一心，富國強兵的宏圖。
愛下結論的人又要躍躍欲試了，不是像譯注者高亨那樣贊的商鞅多么順應歷史潮流，貶的孔丘多么冥頑不化，就是像人權分子那般批判商鞅殘忍恐怖濫殺無辜。的確，商君如此大才，又開創先河冒天下之大不韙開始如此轟轟烈烈的一場改革，是注定要承受后人的大褒大貶的。
我對商君，尊崇有之，敬服有之，批判有之，更多的，是理解。我理解他治國強兵的夢想，理解他強國等于利民的邏輯，理解他劍走偏鋒的想法與膽識，更理解他作為改革先鋒的孤獨與壓力。他不是殘忍也不是嗜血，只是為了效率和成功運用了極端的手段試圖糾正他認為的社會弊端，只為了心中那個兼濟天下，造福蒼生的夢想。在他心中，開始的犧牲（況且犧牲的是法律定義有罪之人）是為了最終造福天下千千萬萬的無辜（法律定義）子民。當然，這對那些沒有犯罪被連坐的人們（道德定義為無辜，法律定義為有罪）也許是不公平的，如果我身為其一自然也會怨憤不已，但我還是要說，評價這件事情的功過得失不能只用放大鏡對準了國家和個人之中的某一方。事實是秦國風氣清明，繼而掃滅六國統一了天下，消弭了六國相爭的戰禍，的確是給烽火中受苦的人帶去了福祉的。至于秦后來施行的所謂暴政和秦二世的昏昧及迷戀美色導致的秦末農民大起義則另當別論，因為那是其他因素導致的災難而并非商君所愿。
商君值得批判的地方自然也是少不了的，從社會文化發展的角度來說，百家爭鳴，貿易互市，興辦科教都是有利社稷的活動，為了人民專心務農而全部取締自然也是不合適的。物極必反，任何一方面過分發達自然都會限制其它方面的發展，從而帶來某種災難。宋朝重文抑武，文化發展璀璨而獨樹一幟，卻在金人的鐵蹄之下只能龜縮在江南一隅，使得北方百姓飽嘗戰亂之苦，其功過也是兩說的。
附上非常喜歡的大秦帝國歌詞一首：
商君書的讀后感（優質18篇）篇十六
書中自有黃金屋，這句話說的真是一點都不錯。大到世間萬物的發展規律，小到日常生活的困難煩惱，中國古代的先知哲人們都早已給出自己的論斷注解，各類經典猶如一座座永恒的燈塔照亮著后世迷惘在人生道路上的人們。不同于西方具形具象的特定學科理論，中國經典如老子、孔孟、鬼谷等只是針對某些廣大的話題給出看似泛泛的理論，并結合自然現象予以輔助論述，實則千人千用，上可治國安邦，下能齊家修身，天文、地理、政治、人事的道理盡收其中。先知們長于邏輯推斷和論據間的輔佐和循環反復對比論證，并佐以自然原理(足見其質樸之心)幫助理解。所以，只要細心觀察就能發現，先知們的例子并非例證，至少例子和論點之間的關系并非像西方論斷中的那樣緊密，而是一種似是而非的模糊關系，例如鬼谷使用陰陽相生的宇宙概念來比擬談話中的捭闔之道：
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論點間的關系不可謂不松散，其論述的主旨也不可謂不模糊。陰陽、德行、德力、圓方、捭闔這些相對的概念被分為兩組，每組里看似不相關的概念被賦予相互模擬流通的含義而重疊使用，最后一句點出適用的情境(說人)，還不忘加上天地的概念，意在為讀者培養一種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煙霧繚繞的語境，發揮出自己無盡的想象和理解能力，結合各自不同的生活際遇對賅簡的原文加以詮釋。所以每個讀者心中的鬼谷都是不同的，而這也許就是中國經典的魅力吧。此種魅力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文字的復雜多樣，這與中國文化的隱晦深奧是相輔相成的。西方人講究簡潔直觀，文化和語言也自然如此。就當中國經典(甚至現代著作)被翻譯成英文也有一種畫蛇添足的遺憾，平白添加了許多譯者自己的理解詮釋，在讀者還沒來得及思考的時候就劃定了方向。西方經典往往限定一個特定的課題，并針對某一特定的受眾或情境加以不厭其詳的論述，段落以分論點開始，后面加以大段詳細特定的例證。這樣雖然能幫助讀者清晰明朗地領會作者的意圖思想，卻也扼殺了想象和詮釋的萌芽，同時也為后人的駁斥留下了廣闊的空間和機會。這不由地讓我覺得西方的先哲更善于表達(或者銷售賣弄)自己，將完整的想法淋漓盡致地展現在受眾面前，唯恐別人誤會了自己的觀點；而中國的先哲們啟蒙滋養的意味更濃，猶如四兩撥千斤，寥寥幾字傳與后世學子，臉上還帶著“真理不可言明，孺子自去參悟”的神秘微笑。這也恐怕是西方多有自立門戶的原創型學者，而中國多產引經據典的譯注大家的原因罷。至于中國后世如于丹之流將論語老子“應用于現代科技生活”的所謂學者們，實則淺薄了隱晦高深的古籍經典。其行為對普及經典的教育意義的確是有所幫助的，但萬不可過分頌揚提倡，不然中國子民，特別是在這個速食品充斥市場的現代社會，將最終失去自己民族文化中最寶貴的精髓。
和朋友談到處死英國毒販，又引出了死刑廢立和人權等等話題。拋開死刑是否該廢的問題不談，是否應當在此英國毒販的問題上網開一面，我是立場堅定的。如果中國人民(理論上)都是統一受制于現任刑法的，無論該刑法健全合理與否，英國人為什么就能逍遙法外？何況他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犯法？中國政府沒有和英國政府妥協的義務，英國政府也沒有要求網開一面的'權力。網開一面，基于什么邏輯？因為毒販是英國人？那不是回到了南京條約后的領事裁判權了嗎？因為人權問題？那么中國人的人權在哪里？就因為毒販是英國人，他的人權就比中國人的人權珍貴嗎？更不論法律處罰存在的目的是為了讓罪犯對自己的行為對社會造成的危害付出代價，當現任刑法規定販賣特定數量的毒品=死刑的時候，該罪犯造成了同等的危害，就理應受到同等的處罰。至于人權之論，至于“沒有人有權力剝奪別人生存權力”之論，是有待辯駁商榷的，也是永遠沒有正確答案的。于是，我帶著極大的困惑拜讀了商君書注譯(高亨，俄亥俄州立大學圖書館)。
商君的形象無疑是鐵血務實的，也就是所謂的pragmatist，簡化排除一切不必要的修飾干擾，定下富國強兵的發展目標，兩點一線。任何反對懷疑，或者試圖干擾的人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消滅。這樣的人物是很難用酷吏還是良臣的標簽來言明的。中國人，尤其是底層的老百姓太熱衷于非黑即白的評論，仿佛一個人善良就要眾生皆愛，邪惡就該一無是處，好讓自己愛就愛個明明白白，恨就恨個咬牙切齒。
史記說商鞅“天資刻薄”，這也就是司馬遷的一家之言，后人且聽而不可全信。何謂刻薄？刻薄就一定不好嗎？人的性格或者素質本身就是雙刃劍，刻薄用好了就叫無私，寬容用壞了就叫放縱。商鞅和其他無疑是酷吏的人有著明顯的不同，他絕不是為了一己之私而濫殺無辜，就像來俊臣和周興為了討好武則天那樣嚴刑逼供。至于他是否濫殺無辜，無辜本來就不是一個絕對的概念，而是由法律或者民心，根據當時的社會風氣和價值觀來判定。要說連坐受株的鄰居是否無辜，現在的人看來也許無辜，可是依據當時的法律就是有辜。至于法律，也不是單純的對錯價值觀或者嚴密的邏輯，而是一個對時事價值觀、民心、大眾利益、邏輯、個人權利等相悖因素的綜合考量平衡下得出的一個體系。因為這些因素是相悖的，你的利益也許就是別人的損失，法律就永遠不可能面面俱到，或者百分之百地照顧了某方的利益，自然也就不能避免漏洞。所謂漏洞，也就是利益的某一方對自己失去的那部分利益感到不滿，而試圖修改法律系統的動機。多方，為了共存(及某種程度上能實現一些的“共榮”)，必須相互牽制妥協，讓出自己的一部分利益，共同遵守法律―一定程度上基于邏輯道德的，而更大程度上基于經驗妥協的，被人們神化而寄予過多厚望的，其實也有隱衷的，法律。爭先恐后都想把法律朝自己的方向拉近的多方，那些有時聯盟經常沖突的多方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國家/集體和個人。
人權主義者們發言了，要廢除死刑，要還人自由。國家主義者們也發言了，要統一團結，要擴大版圖，要個人服從集體。孰優孰劣？無法判定。無非都是拿個放大鏡照著自己，將自己的利益渴求無限放大，總是將“我要”掛在嘴邊。可是人終究是無法中立的，總是不可避免地選擇一個立足點，既然這個立足點存在，就一定會落在一方的范圍內，除非生命和思想消失。就像世界上沒有不帶口音的人，不帶口音本身也是一種口音，同樣能折射出此人的經歷背景。一個人的立足點，相對其對立面，就成了偏見。所以，有偏見不為過，關鍵是要意識到自己的立場在別人眼里也許是偏見，而自己眼里的偏見是別人的立場的道理，愿意和別人交流溝通，了解別人的意圖并盡己所能地幫助他們。還有一條極重要的，就是不要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觀點。談話未必就要以一致意見，或者最佳方案結尾，也往往不能如此，談話雙方的不同立場早已注定了這一點。所以，誰也不能真正地說服誰，誰也沒有權力指責誰太頑固，人能做到的，也就是理解和尊重對方。對于一味只想說服你的人呢，也不必爭辯較真，沉默不代表投降，一笑了之而已。
又扯遠了。還是談談我看商君書的感受。
商君的意圖很明確：富國強兵，重農尚武。孔孟之道，詩書禮樂被批得一無是處(辯慧，亂之贊也。立約，淫佚之徵也)。文藝、貿易(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國好生金于竟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國好生粟于竟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教育、游學等現代人視之理所當然的東西都被看作影響農耕以致削弱國力的洪水猛獸。在商君的眼里，學術研究無異于坐而論道，空談誤國，且徒然讓本可以安心務農的人民滋生了虛學求榮的許多念想(事故豪杰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認為只有愚得人民(農民)心無旁騖地閑時農耕(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戰時操戈才是稱王稱霸，統一天下之道。在商君眼里，遵循古禮是不思進取的表現(夫常人安于故習，學者溺于所聞)，因而他直接針對甘龍杜摯等保守派而在秦王面前大肆鼓吹應時利導的果斷改革之法，并將人民(農民)看作沒有判斷能力的烏合之眾，主張無視人民的反對而堅決執行自己認為正確的政策(成大事者不謀與眾)，講究特立獨行(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于世)，將來與人民一同分享成果(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民不可與慮始，而可以與樂成)。
法治是商君思想的核心(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他提倡一視同仁地執行法律，破除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古法，并且按照軍功明確定量地論功行賞，賞罰分明，功可抵過。罰亦分明從重(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斗，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使罪犯眾叛親離(無得為罪人請于吏而餉食之，則奸民無主)，以將罪惡消滅在初級階段為目標，從而遏制重罪。輕罪輕罰在商君看來就是姑息養奸，給予滋生重罪的溫床。在獎懲制度上應當刑九賞一，這樣才能使人民無欲無求，而且忠于國家(興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且愛……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罰五；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最終達到上下一心，富國強兵的宏圖。
愛下結論的人又要躍躍欲試了，不是像譯注者高亨那樣贊的商鞅多么順應歷史潮流，貶的孔丘多么冥頑不化，就是像人權分子那般批判商鞅殘忍恐怖濫殺無辜。的確，商君如此大才，又開創先河冒天下之大不韙開始如此轟轟烈烈的一場改革，是注定要承受后人的大褒大貶的。
商君書的讀后感（優質18篇）篇十七
商鞅為了秦國的崛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也犧牲了自己。他留下的《商君書》是反映法家政治思想的一部巨著，突出的變法革新主張是全書的思想精華。我就幾個篇章中的思想談一下自己的感想。
在《更法》篇中，商鞅對于秦孝公擔心變法會招惹天下非議的顧慮，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的回答，指出只要對國家和人民有利，就沒有遵循古法的必要；對于甘龍等人認為遵守古法便于國家治理的說法，商鞅則以“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事實進行了辯論；而對于尊古就不會犯錯的保守態度，商鞅也以“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后于時，修今則塞于勢”對其進行了駁斥。
在《開塞》篇中，商鞅更從人類發展歷程的角度出發，論證了在當時環境下只有變法才是唯一的強國之路的理論。這種以歷史發展來研究政治的眼光，表現出了商鞅思想的進步性。《商君書》中大多篇章都提及了有關軍事的內容，體現著鮮明的重農重戰思想。它指出，在當時的環境條件下，戰爭的成敗關乎著國家的存亡，要想立足于天下，就必須參與戰爭，重視戰爭。《畫策》篇中說道“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就充分肯定了戰爭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它還強調了農耕的重要性，認為這不僅是確保戰爭勝利的物質基礎，同時也能讓人民安居故土，為了保家衛國而戰。此外，它還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戰略戰術，認為任何戰爭都要量力而行、謹慎用兵，要懂得權宜變通，強調士氣在戰爭中的作用，等等。
在《商君書》中，無論政治、軍事，都表現出一種重刑輕賞的態度。在以商鞅代表的法家看來，只有重刑法、輕賞賜，人民才能愛護君主，愿意為君主付出切，國家才能富強；相反，如果輕刑法而重賞賜，人民就不愿意聽從君主的號令，國家就會產生動亂。這種思想在《開塞》、《錯法》和《去強》諸篇中都有集中體現。重刑治國是法家的重要思想特征，而且他們還主張統一刑罰：無論王公貴族還是販夫走卒，誰觸動了刑法都要領受相應的處罰。《賞刑》中說道“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就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這也為他的死買下了伏筆。
《商君書》重戰爭、重刑罰，與儒家所倡導的仁愛思想相背離。事實上，反對儒術也是法家思想的另一大特征。比如《農戰》篇說道:“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農戰矣。”此篇更直接指出，如果以儒術為政，“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這些都充分體現了法家對儒家的強烈抵觸姿態。
《商君書》所體現的法家思想在我國歷史上有著深遠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它在定程度上推動了歷史發展的進程。但從客觀的角度來看，它也體現了必然的歷史局限性，比如它將戰爭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這顯然是極端的，也是片面的。而它強調“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的觀點，也體現著嚴重的落后思想意識。
商君書的讀后感（優質18篇）篇十八
《商君書》著重論述商鞅一派在當時秦國施行的變法理論和具體措施。
《商君書》論述了大量愚民政策以及法家士子為帝王穩固政權，剝奪百姓人權的觀點。例如：《商君書》中認為國家與人民是矛盾的關系。人民強大，則國家虛弱。所以想要國家強大，則必須削弱人民。能夠戰勝強敵、稱霸天下的國家，必須制服本國的人民。只有使人民愚昧無知、樸實忠厚，人民才不易結成強大的力量來對抗國家和君主，這樣國家才會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會牢固。《商君書》中認為人性本惡，必須承認人之惡性，治理國家要以惡治善才能使國家強大。《商君書》中主張重刑輕賞，他認為加重刑罰，減少獎賞，是君主愛護民眾，民眾就會拼命爭奪獎賞；增加獎賞，減輕刑罰，是君主不愛護民眾，民眾就不會為獎賞而拼死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