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金融工作計劃普惠大全(五篇)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我們又將迎來新的喜悅、新的收獲，一起對今后的學習做個計劃吧。那關于計劃格式是怎樣的呢？而個人計劃又該怎么寫呢？下面是我給大家整理的計劃范文，歡迎大家閱讀分享借鑒，希望對大家能夠有所幫助。

金融工作計劃普惠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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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銀行普惠金融的思考五篇

關于銀行普惠金融的思考五篇

【篇一】

我國城鄉地區普惠金融發展不平衡，廣大欠發達縣域地區普遍存在金融服務基礎

設施不到位，金融產品無法滿足居民需求，結算難、融資難等問題突出。中國銀

監會在《中國銀監會辦公廳關于2016年推進普惠金融發展工作的指導意見》中

要求，農村信用社（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要強化立足縣域、服務“三農”定位，深入實施“三大工程”，更好發揮支農服務主力軍作用。

對農信社而言，普惠金融實際上就是讓所有老百姓享受更多的金融服務，更好地

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作為服務地方經濟發展的主力軍，農信社要充分發揮點多面

廣線長的優勢，履行普惠金融的社會責任，以電子銀行為手段，不斷優化網絡布局，加快產品和服務創新，補齊了金融服務三農的“短板”。

完善網點布局，提升優質服務。營業網點是農商行的重要資源，是服務縣鄉客戶

的基礎平臺。做普惠金融必須俯下身、沉下心，扎扎實實地做好基礎工程。農信

社要以便民利民為原則，加強基層網點建設，全面開展優質服務提升活動。一是

提高思想認識。普惠金融是需要講情懷的，要堅持把服務挺在最前面，不計較一

時的利益得失。服務點的建設從短期看是“虧本生意”，但長遠看是實現了社會

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二是要持續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深入

群眾，走訪群眾，了解群眾對農信社網點布局的意見和建議，在經濟條件和相關

技術允許的條件下，增加自助設備、便民取款點的設置，方便群眾辦理業務；三

是要積極推進大堂經理制度建設，提高服務人員的理論文化素質，重點加強金融、文化、法律的學習，使大堂經理成為體現農信高水平服務的窗口；四是推行主任

臨柜制度，要求各網點主任、主辦會計每周至少到大堂半天親自接待客戶，為自

己所在網點的服務“看看病”，化解群眾反映的熱點、難點問題。

突出支農重點，服務普惠三農。一是要求信貸服務要樹立為民服務意識，徹底解

決信貸服務存在的官僚主義作風；二是要提升為民服務的能力，要學會研究市場，“水則資車，旱則資舟，以待乏時”，要幫助客戶分析市場，避免一哄而上。三

是要提升對農業科技的認知水平。放貸的目的是支持發展而不是肉包子打狗。這

就要求我們信貸人員對農業科技的認知要達到一定程度，了解其產品的性能、作用、效應，注意其潛在價值和市場價值；四是要做好小額貸款服務，這是我們一

些工作中經常被忽視的業務。在過去的經營中，許多社只注重抓大而忽視了小額

貸款，導致了小額貸款市場的流失，間接導致了存款的流失。要從思想上、制度上、意識上全面提升，建立長效機制，確保三農的需要在本轄立即高效解決。

推進改革發展，提升服務水平。首先要端正思想，農商行改制不是換湯不換藥，

而是從管理機構到經營機構的轉變。二要繼續深化優質服務提升，做好柜面服務；三要抓信貸延伸服務，在貸前調查和貸后管理的同時，為客戶的發展提供必要的

信息技術服務支持，為其發展提供參考。四要下大力氣做好不良貸款清收。要深

入群眾，向群眾宣傳不良貸款造成的不良影響，讓貸款不還的失去生存的土壤，

使其主動償還貸款。同時，還要嚴格防范前清后增，做好存量貸款的調查，通過

群眾提前發現不良貸款的隱患，促進不良貸款清收，以便更好的為群眾服務。

【篇二】

一、發展普惠金融主體

要滿足不同經濟微觀主體多層次，多樣化金融需求，就必須形成有序的金融分層

體系。我國目前金融體系離普惠金融體系還有很大距離，正規金融在金融市場的

滲透率和覆蓋面遠不能滿足普惠金融的需求。當前除加快現有傳統商業性金融機

構的改革轉型，不斷提高基礎金融服務的水平和質量，積極參與普惠金融發展外，應大力發展新型普惠金融機構，構建多層次的金融服務體系。放寬金融機構準入

政策，重點引導各類資本進入具有普惠職能的新設金融機構。在現有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經驗基礎上，規范發展多種形式的新型金融機構，完

善相關配套政策，明確對服務于小微企業和個人的專營金融機構進行財政、稅收、監管、擔保和風險包容度等政策扶持;重點發展民營銀行，有效避免國有銀行政

企不分、股東股權虛置等問題，使其成為責、權、利統一的現代企業。民營銀行

在發展普惠金融方面具有明顯的服務草根和市場效率優勢，能夠推動我國金融服

務的差異化，形成有效的市場競爭。

二、構建普惠金融模式

普惠金融的模式我們應充分借鑒國外社區銀行，不斷完善內控機制和風險管理水平，堅持商業可持續發展模式，長期提供低成本、便捷、實惠的金融服務。首先

是優化工作流程，發揮業務規模效應。聚集性是小微企業的重要特征，這一特征

不僅是銀行打破與個體小微企業之間信息不對稱的決定性因素，也是進行批量開

發進而通過大數法則管控風險的現實基礎。通過標準放貸程序發放小額貸款因為

運營成本過高，無法實現經濟效益，因此，必須做到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實現

簡化流程、系統自助、批量操作，這樣才能大大降低小微金融業務的運營成本，

提升小微金融效益。其次可通過開展交叉菜單式銷售，以綜合金融服務完善小微

金融體系，以此提高單個客戶的利潤貢獻度，最大程度降低為單個小微企業提供

服務以及單個小微金融產品的運營成本。以小微金融打通傳統零售和產業鏈金融，小微金融的服務外延更加深入到經濟的各個產業鏈條和社會家庭中，從而真正實

現小微金融“服務民生”的普惠金融本意。三是堅持市場化運作機制，包括業務

行為市場化、產品定價市場化、服務手段市場化、營運管理市場化，通過市場化

運行，實現金融服務社會效益最大化。

三、創新普惠金融產品

在防范風險的前提下，根據普惠金融的需求多樣性特點，普惠金融機構應加大自

主創新力度，量身打造金融產品，細分貸款品種，提供助學、創業、養老、醫療、消費、建房、旅游等多樣化的金融產品，在貸款金額、貸款期限、擔保方式、貸

款利率方面的不同進行合理設計，以適應資金需求多樣化的特點。以小額信貸資

產業務帶動發展委托、金融咨詢、企業投資顧問、個人投資理財和電子商務等中

間業務類產品。重點是積極探索適合低收入群體需求的金融產品，在擴展業務的

同時充分重視風險的存在，積極探索各種有效的貸款擔保方式，打破以不動產抵

押為核心的貸款抵押機制，嘗試互助聯保、保險基金擔保、再保險擔保等擔保方式。此外，還可以考慮發展互聯網普惠金融，降低農村地區存在的空間障礙所帶

來的信息采集成本和業務開展成本，解決農村地區金融機構網點不足問題，將不

同類型的金融產品進行捆綁，以此提供綜合金融服務，實現“公平與效率”，提

高普惠金融服務的效率和質量。

普惠金融是實現金融業均衡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體現。當前新形勢下，要開

創普惠金融的新局面，我們必須深刻理解普惠金融內涵，與金融體制改革相結合，努力構建一個健康、規范、有序、競爭充分的金融市場，才能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務，滿足所有人群的合理的金融需求，為實體經濟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篇三】

研究表明，金融發展初期，低收入與高收入群體收入差距會擴大，但金融發展最

終會縮小收入差距，實現“門檻跨越”。因此，需厘清區域金融發展的長期、短

期關系，在長期堅持金融創新發展的過程中，抓住時機推進大普惠金融體系建設。

當前，我國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建立更加平等、開放、便利的

普惠金融體系十分緊迫。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發展普惠金融。習近平總

書記在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強調，建設普惠金融體系，加強對小微企業、“三農”和偏遠地區的金融服務，推進金融精準扶貧，鼓勵發展綠色金融。將

“大普惠金融”理念融入金融發展規律中，構建廣覆蓋、低成本、可持續的“大普惠金融”體系，對于促進社會公平、維護經濟長期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正確理解“大普惠金融”的內涵

傳統普惠金融主要針對小微企業、農民、城鎮低收入群體等，覆蓋面不足。隨著世情國情深刻變化，普惠金融內涵正朝著更具普惠性、公平性的方向拓展。

（一）更加注重精準發力。大普惠金融不是“撒胡椒面”，需結合各地經濟社會需求和人文地理特征精準發力。一是精準定位服務對象，分塊、分類集中力量解決好服務對象問題；二是精準明確服務策略，堅持“量體裁衣”，確保服務有效到位；三是精準落實服務舉措，做到“有的放矢”，提升服務水平和質量。

（二）更加注重可持續性。大普惠金融更加注重“市場主導、政府引導”，強調在惠及服務群體的同時惠及金融機構自身，實現經濟社會的帕累托優化。每個細分金融制度和機制設計都要實現多方共贏和可持續發展，維護好金融機構合法權益，使之能夠主動有效地長期服務相關群體。

（三）更加注重提供“造血式服務”。大普惠金融包含扶貧等內容，但其本質不是“輸血型金融”。“輸血型金融”拖累金融機構，弱化服務群體，注定不能長久。大普惠金融發展應發揮金融機構的信息、渠道、細分專業優勢，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務，增強服務群體的造血能力。

（四）更加注重與全面深化改革相結合。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等為大普惠金融發展增添了新活力，激發了小微企業、脫貧致富、科技創新、綠色環保等領域的金融需求。金融機構應積極借助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金融科技，拓展普惠金融服務領域，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五）更加注重風險防范。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把主動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大普惠金融發展要站在國家安全的高度，在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和違法金融行為的前提下，建設適合各區域實情的大普惠金融生態。

重慶“大普惠金融”發展的實踐探索

近年來，在人民銀行重慶營管部的推動下，重慶積極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完善民生金融體系，從創新創業、小微金融、扶貧金融、綠色金融、科技金融等方面對“大普惠金融”建設進行了一些探索。

（一）完善大普惠金融組織體系。構建包含社區銀行、涉農銀行、村鎮銀行、貸

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小額貸款公司的300余家新型農村金融或類金融機構，豐富惠民惠農金融組織體系。創建近900家“村級便民金融自助服務點”和城市“社區金融便民服務點”，貼近基層服務百姓。

（二）提升居民的金融服務獲得感。引導金融機構在農村和貧困地區布放atm超

1萬臺、 pos機超15萬臺，基本實現轄區鄉鎮全覆蓋。依托支付清算系統，企業、個人征信系統等拓展便民利民金融功能。支持地方法人機構接入金融信用信

息基礎數據庫，小貸公司和擔保公司接入數量居全國前列。

（三）創新助創助農助小金融舉措。創新個人和微型企業創業扶持貸款，截至今

年6月末貸款余額達36億元，支持3萬余人和100余家微型企業，向790戶小

微企業發放流動資金貸款27.2億元。在全國率先試點農村“三權”（含農村居

民房屋產權、承包經營權和林權）抵押貸款創新，截至6月末累計發放貸款超

750億元。

（四）大力健全金融精準扶貧機制。加強財政金融聯動，對金融機構向重慶14

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區縣投放貸款、布設機具等行實施財政獎補，截至今年

6月末重慶14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區縣貸款余額2508.7億元，同比增長

13.5%。推動金融機構通過直接支持、產業帶動、項目惠及等方式精準扶貧，6月

末重慶金融精準扶貧貸款累計投放800多億元，惠及服務建檔貧困人口292萬人次。

（五）穩步推進綠色金融和科技金融創新試點。率先全國試點碳排放交易和排污

權交易，累計完成交易超過4億元。率先全國試點將4類環保信息納入征信系統，推進綠色信貸發展，6月末綠色信貸余額占全市貸款余額比重達6.7%。創新設立

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科技金融集團、科技金融公共服務平臺，6月末重慶科技金

融信貸余額近2400億元，同比增長14.2%，占全市貸款余額8.96%。

（六）有效實施普惠金融風險防范工程。強化農村支付服務風險防控，依托惠農

支付服務系統，筑牢“防火墻”。開展銀行卡信息泄露風險排查，建立銀行卡信

息泄露風險排查問題管控清單。規范引導互聯網促進普惠金融發展，繼續推進互

聯網金融專項整治，推進互聯網金融業反洗錢監管制度建設，加強對網絡支付機

構等反洗錢義務機構的監管。

對推動發展“大普惠金融”的思考

（一）處理好縮小收入差距的長短期影響。研究表明，金融發展初期，低收入與

高收入群體收入差距會擴大，但金融發展最終會縮小收入差距，實現“門檻跨

越”。因此，需厘清區域金融發展的長期、短期關系，在長期堅持金融創新發展

的過程中，抓住時機推進大普惠金融體系建設。

一是堅定改革發展方向，樹立金融發展促進收入分配公平性的長期目標。習近平

總書記2016年視察重慶時強調，要“崇尚創新、注重協調、倡導綠色、厚植開放、推進共享”。金融的長期發展，要扎實貫徹新發展理念，把創新和風險防控

擺在核心位置，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服務于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融入“一帶一路”和

長江經濟帶建設，發揮金融發展對縮小收入差距的推動作用。

二是實施金融惠民戰略，促進收入分配在中短期更加公平合理。按照習近平總書

記視察重慶提出的“在整個發展過程中，都要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

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中短期須建設“大普惠

金融”體系，改善民生金融服務，完善基礎設施，提高惠民精準度，推動如期高

質量打贏脫貧攻堅戰，創新小微、綠色、創業、農村、科技等細分領域的金融服

務和產品，幫助城鄉弱勢群體公平地獲得金融服務。

（二）處理好“普”與“惠”的關系。一是以“普”為出發點，堅持普遍參與和

普遍服務，強調金融發展的廣泛性和公平性。協調發揮好市場和政府作用，調動

各類金融機構積極性，讓所有群體機會平等、價格合理地享受金融服務。進一步

構建完善城鄉一體化的銀行、證券、保險、貸款公司、社區或村級金融服務點、

第三方支付結算、個人與企業征信等普及城鄉的便民金融服務機構體系。

二是以“惠”為落腳點，細化大普惠金融服務功能、提升服務效率，使所有參與

群體受益。針對城鄉二元結構明顯、區域發展不均衡特點，優化新型大普惠金融

業態布局，完善“金融+財政”聯動機制，提升農村金融服務質量和城鎮金融服

務效率。

（三）處理好“促”與“穩”的關系。一是“促”創新，鼓勵構建大普惠金融服

務新機制新模式，拓展金融服務的廣度深度。構建激勵相容機制，完善普惠金融

發展指標體系，加大對地方發展大普惠金融促進社會公平和經濟發展的考核力度，分類、分區域、有重點地促進縮小收入差距、增加居民收入、增進社會福祉。完

善金融基礎設施，利用大數據思維和技術，整合稅務、環保、能源、工商等信息流，減少信息不對稱。

二是“穩”根基，健全與大普惠金融相適應的法律和監管體系，加強風險防范。

根據各專業性金融功能，出臺針對性制度法規，構建約束機制。將金融穩定發展

委員會協作機制全面延伸到地方，促進大普惠金融發展和監管。完善大普惠金融

風險規制，探索將大普惠金融各專項行業管理和監管分開，創建專項管理協會，

強化對各專項業務和服務的監督引導。

【篇四】

近年來，面臨著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矛盾愈發激化，國際社會越來越多地強

調要實現包容性增長，即要確保所有人都能分享經濟繁榮的成果，所有人都有機

會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而包容性增長的基礎源于各個社會主體對資源享有平等

的可得性。從金融的一般屬性來講，金融本身就是一種資源，一種戰略性稀缺資源。因此，要想實現社會公平，在金融資源的配置上應該進行公平性的安排。而

從金融的特殊資源屬性出發，金融更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和手段。金融可以通過

自身這一資源的配置進而配置其他資源。金融資源配置得公平與否,直接關系到

其他經濟和社會資源的公平配置。尤其是在現代社會里，金融是經濟的核心，金

融資源的獲取可以為每個人或者是每個處于成長期的企業構筑實現其蓬勃發展、

實現其真正潛力的基礎。因此，無論從金融的一般屬性出發，還是從金融的特殊

屬性出發，金融本來就應該是普惠的，每個個體都應該享有平等的金融資源獲得

渠道，這樣才能實現資源的公平分配，才能有效實現社會公平。

聯合國組織在“2005國際小額信貸年”的宣傳上正式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g20將推進普惠金融發展作為重要任務，督促各國政府

加快普惠金融體系建設，關注有益于弱勢群體的產品和服務。目前已有50多個

國家設立了發展普惠金融的目標，并列出了明確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由于“普惠金融”概念提出的時間尚短，國內外對其相關研究和實踐還相對較少，對于普惠金融的內涵、如何評價、怎樣發展，無論是理論界還是金融業界都還存

在不少爭議。筆者試圖厘清當前在認識上普遍存在的幾個誤區，并提出普惠金融

發展的幾點思考。

普惠金融發展中幾個認識上的誤區

將普惠金融等同于小額信貸

將普惠金融在覆蓋面上等同于農村金融或小微金融，在操作上等同于小額信貸似

乎是國內理論界的通識。有的學者甚至將普惠金融的概念直接等同于農村金融和

小額信貸，這種捆綁式的概念是不妥當、不確切的，有失偏頗。實際上，無論是

農村金融、微型金融，還是小額信貸，它們都同屬于普惠金融這一大系統，只是

其中的部分內容而已。普惠金融是能有效地、全方位地為社會所有階層和群體提

供金融服務的體系。也就是說，普惠金融不僅僅要為大企業、國有企業、有錢人

服務，更要為廣大中小微企業及大多數人服務，而不是僅僅要為小微企業、農民

或是低收入人群服務。其基本形態不僅僅包括小額信貸、農村金融、微型金融等，而是涵蓋儲蓄、信貸、匯兌、支付、保險、理財、證券等所有的金融產品和服務。

將普惠金融等同于扶貧金融或政策性金融

發展普惠金融的最大意義就在于減少貧困，降低貧富差距。而且，普惠金融中服

務的難點是低收入人群，特別是那些生活在偏遠地區、貧窮地區的喪失勞動能力

的人群，因此，有人就把普惠金融狹隘地理解為扶貧金融，認為普惠金融就是要

不惜一切成本對貧困者予以補貼，使其能夠享受到金融服務。但是，大量社會實

踐表明，如果不考慮實際情況，一味地以補貼貸款的模式來發展普惠金融，過度

強調其社會性，忽視市場原則和可持續性，不僅不會降低貧困，相反可能會起到

一些副作用，極易導致過度信貸，造成金融不穩定。例如，20世紀70年代，一

些國際組織在亞非拉國家的一些小額信貸項目，都出現過資金使用效率極其低下、腐敗大量滋生的情況。因此，普惠金融固然主要針對中低收入居民和小微企業等

弱勢群體，少不了各種政府性資金和社會捐贈資金的支持，但并不等于要單純依

靠政府補貼和政策支持，而是要以發揮市場作用為主，走保本微利的可持續發展

道路。

將普惠金融等同于全民借貸

有些觀點認為，普惠金融就應該是所有人都要有銀行賬戶、使用金融產品或者享

受到金融服務，片面地追求過高的融資滿意度。其實不然。據世界銀行統計，全

球約有一半（25億）的成年人在正規的金融機構沒有銀行賬戶，但是在這些人中，有些是因為沒有這方面的需求，即自愿被排斥在正規金融體系之外；另外一些則

是非自愿金融排斥，諸如貧窮、成本、信息、距離、缺乏信任、缺少必要的文件

或抵押品等諸多因素使得這部分人群無法享受到金融服務。所以，對于政策制定

者來說，區分這兩個概念非常重要且必要。普惠金融并不是為了借貸而借貸，也

絕對不是要保證每個人都借貸。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很多國家都爆發了

小額信貸危機，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希望在短期內快速提升融資滿意度，盲目開

展“全民借貸行動”，最終誘發危機。因此，不顧實際情況盲目追求借貸全民化

既可能對企業產生錯誤的政策導向，導致其盲目擴張，也不利于銀行防范風險。

此外，衡量普惠金融的發展程度，不單單要看信貸比例這一指標，也要考慮轉賬、支付結算、保險、投資等其他一些基礎金融服務。因此，對于政策制定者來說，

應該致力于清除非自愿金融排斥的障礙，讓所有人都享受到金融服務和金融產品

的權利和便利，這才是普惠金融的應有之義。

存在一種過于市場化的觀點，即認為市場經濟就是利潤最大化

在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支持下，利潤最大化成為最高宗旨、最高目標，甚至超越了

道德倫理、法制、社會規則等，凡是提到市場化改革，就仿佛占據了道德高地、

政治高地，總是在追求絕對條件下的利潤最大化、市場主義極端化。一些金融從

業者為了利潤最大化不惜犧牲客戶的利益，不顧客戶的需求甚至去誤導客戶的需求。可是，“如果整個社會都追求利潤最大化，那人與人之間就淹沒在利己主義

的冰火之中。”馬克思反對的并不是資本而是反對資本的資本主義化，即反對的

是資本為少數人所壟斷，反對的是資本的投資收益為少數人所獨享。《全球商業

經典》中有關“借錢的權力”曾這樣闡釋：讓資本成為無需特權即可獲取、在責

權利框架下可以安然使用的資源。只有實現社會公平，才能促進經濟穩定和持續

增長，才能形成具有更強凝聚力的更健康的社會。最近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更

加公平的國家，從長遠看能夠實現更好的宏觀經濟穩定和更可持續的增長。因此，利潤最大化要以承擔社會責任為前提，利己與利他應是平行的，在強調市場在資

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時，更要強調社會責任和人文關愛，更要關注民族文化、

社會歷史、經濟金融等社會環境要素，關注人的本體本性。

希望借助于提高金融業從業人員思想覺悟來解決普惠金融存在的問題

毫無疑問，對于提高中國普惠金融發展水平，金融業責無旁貸。金融機構具有社

會和經濟雙重目標，在實現自身持續運營并獲取一定利益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

上肩負著減少貧困、實現公平等社會目標。但將希望寄托于金融從業人員思想道

德水平的提高，這未免有點兒情緒化，甚或有點兒政治化，無益于真正解決中國

普惠金融發展面臨的問題。但金融業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商業組織，作為整個社會

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在經營理念上，亟需樹立普惠金融理念，在追逐利潤最大

化和承擔社會責任之間達到一種平衡。同時，要通過有效的政策和制度激勵，如

建立一種財務績效和社會績效相均衡的考核機制，使之在作出經營決策時能首先

考慮到大多數企業、大多數人的利益。

綜上所述，普惠金融是引領規范實現金融發展，突出強調秉持金融的哲學人文關

懷發展理念，突出強調金融應面向最廣大民眾并為其服務的一種共享的金融發展

方式。普惠金融是針對包括商業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在內的金融體

系大家庭的成員而言的，而不是僅指特定性的金融類別或機構而言的；是引領金

融發展秉持的哲學人文關懷理念、回答金融為何而生為誰服務的最高宗旨和目標，是一種共享的金融發展方式，而不僅僅是某種特定性的實踐性的政策舉措；是一

種整體引領金融發展的金融發展方式，而不是專指某種金融類別（如商業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或機構區域空間分布（如全國性銀行或地方性銀行）

或主要針對某種特別對象（如扶持貧困人口）的業務領域的制度安排；普惠金融

是人類的、世界的，也是中國的，而不是特指某種發展程度的國家（如發展中國家）的。

發展普惠金融的幾點建議

近年來，金融業的改革成就有目共睹，金融業綜合實力不斷增強，盈利能力不斷

提高，社會融資渠道不斷拓寬，抗風險能力不斷增強。但我們也要看到，以往的

金融發展過多強調了金融規模擴張、金融機構效益及抗風險能力的提高，而忽略

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這一根本宗旨，忽略了金融本身的人文特征，忽略了金融業

本身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忽略了金融的普惠性。因此，中國金融結構性失衡的

深層次原因，不在于金融改革本身，而在于片面的理論指導以及在片面理論指導

下偏離正確軌道的改革路徑。因此，我們要從金融的本質屬性出發，從注重金融

資源的科學合理配置入手，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堅持市場配置金

融資源的改革導向，堅持金融服務大眾的普惠性質，從全局角度出發,制定普惠

金融發展戰略,搭建適合中國國情的普惠金融體系。

一是在全社會樹立普惠金融理念，普及普惠金融知識，培育普惠金融文化。最近

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金融知識都相當缺乏。

平均來看，僅有大約55%的個人對復利有基本的理解；大約61%的個人能正確回

答通貨膨脹對儲蓄的效應這樣基本的金融問題；僅有49%的個人能正確回答關于

風險厭惡的基本問題。而且，不同國家差異巨大，低收入國家基本處于評級的末端。因此，首先，應在全國各地尤其是貧困落后地區構建金融知識普及長效機制，提高國民金融素養，增強消費者風險意識，提高他們獲得金融服務的能力，讓人

們懂得珍惜自己的信用，從而改變他們的命運。其次，要逐漸培育普惠金融文化。不管是政策制定者、金融監管者、商業銀行家，還是普通的老百姓，都要對普惠

金融的內涵、本質、內容有一個明確的認知，更重要的是，必須像重視價格一樣

重視價值，像重視資本一樣重視文化。通過加強宣傳，逐步提高政府部門、金融

機構、普通公眾的戰略意識和認知度，在全社會層面形成統一的理念。

二是要加強普惠金融理論與實踐的研究。盡管最近幾年有關普惠金融的文獻愈來

愈多，但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理論與實踐的脫節。翻開報紙，以“普惠金融”為

題的農村金融和小額信貸風生水起；百度一下“普惠金融”，各種p2p網站、各

類互聯網金融、各種小額貸款公司都在打著“普惠金融”的招牌經營。但是在理

論研究層面，對于什么是普惠金融、如何衡量普惠金融發展水平、普惠金融發展

存在哪些障礙、哪些因素會影響普惠金融發展等一些基本問題還存在分歧和進一

步研究的空間。整個國家層面也缺乏對普惠金融發展的整體研究、設計與推動。

筆者認為，眼下最為重要的是建立與國際組織接軌的普惠金融指標體系，并將該

指標數據納入全國和地方的金融統計之中，建立國家和地方的普惠金融數據庫，

并進行定期更新、監測與評價，擇機發布年度普惠金融發展報告，以推動普惠金

融理論與實踐的發展。

三是要建立促進普惠金融發展的法律制度與政策框架。要想普惠金融能夠可持續

健康發展，就必須加快建立適宜的法律制度體系和政策框架，確保普惠金融在法

治軌道上穩步推進。同時，要提供一個商業可持續的政策環境和穩定的金融市場

秩序，創造適宜普惠金融發展的良好生態環境。政府應該通過多種政策措施，引

導金融機構組織下行；適度降低準入門檻，增加普惠金融的有效供給。要本著保

本微利的原則，引導各類金融機構提供普惠金融服務。此外，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各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因此，應制定和實施差異化的普惠金融發

展政策與監管措施。同時，我們也要意識到，不管是金融產品與服務的提供者，

還是具有金融需求的企業或消費者，都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具有行為能力的主體，

具有自主判斷、自主選擇的能力與權利，也要為自己的選擇與行為負責，自負盈虧、自擔風險。政府應著力建立公平、公開、公正的法律制度與監管措施，而不

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來干預金融機構、企業或者消費者的行為，這樣才能保證普

惠金融的可持續發展。

四是從國家戰略層面構建與社會群體需求相適應的普惠金融體系。簡單地說，就

是要準確把握中國普惠金融的供給與需求,根據不同層面的金融需求提供相應的

金融供給。具體說來,普惠金融的需求方是指需要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個人、家庭

和企業，供給方是指提供金融產品和服務的主體，包括但不限于銀行、證券、保

險等金融機構。要詳細解剖各個群體存在哪些金融需求，目前存在哪些金融供給，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是否匹配，還應該在哪些方面進行加強。普惠金融的發展不

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全社會各個層面的共同努力。就國家層面而言，應在客觀評

價我國各個地區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及存在差距的基礎上，做好普惠金融的頂層設計，明確普惠金融發展的目標和改革的路線圖，制定每個年度的普惠金融行動計劃，自上而下構建好“覆蓋全面、層次分明、結構合理、穩健持續”的普惠金融

體系。

【篇五】

關鍵詞：普惠金融；商業銀行；互聯網金融；金融科技

一、引言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

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金融領域，這種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表現就是城

鄉金融二元化，農村地區金融的發展大大的落后于城市地區的發展，金融抑制的

現象十分嚴重。2017年9月在北京舉辦的“2017 中國普惠金融國際論壇”，指

出要將普惠金融作為金融行業的長期目標來發展，確立了發展普惠金融的重要地位。因此，在農村地區大力發展普惠金融，積極發揮金融行業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的作用，對滿足廣大農村人口美好生活需要，解決城鄉金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問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二、普惠金融概述

普惠金融這一概念是由聯合國在2005年首次提出的。一般來說，普惠金融是指

在遵循機會平等要求以及商業可持續原則的基礎上，加強政府政策引導扶持力度、完善金融體系建設、建立健全金融基礎設施，以人人可負擔的成本為有金融服務

需求的各階層提供合適、有效的金融服務，并確定農民、老年人、城鎮低收入人

群和殘疾人、小微企業等其他特殊群體為普惠金融的服務對象。

三、當前我國普惠金融發展面臨的問題

（一）商業可持續性問題

根據普惠金融的定義，發展普惠金融首先要建立在可持續原則的基礎上。但是，

現階段農村地區發展普惠金融卻呈現出不可持續的特征。這主要表現在一下幾個

方面：首先，農村地區普惠金融產品種類少，相關產品開發較少，不能適應廣大

農民的多樣化需求。其次，農村地區基礎設施不完善，尤其是一些發展比較落后

的地區，金融機構很少，金融市場非常不健全，難以順利開展普惠金融業務。最后，由于農村地區的普惠金融業務普遍具有規模小、交易金額少的特點，金融機

構開展普惠金融業務的交易費用和相應的經營成本較高，但收益卻沒有得到相應

的提升，財務上容易出現不可持續性。

（二）不確定性風險較大

在農村地區發展普惠金融面臨的風險主要有兩個：一是農民主觀違約的道德風險；二是預期收益不確定的風險。由于農村地區的法律約束以及信用懲戒機制不健全，再加上農民的法律意識薄弱，導致農村客戶主觀違約的道德風險較大。同時，農

業生產的收益很容易受到自然氣候變化和農產品市場價格變化的影響，而農村信

貸常常沒有擔保抵押品，這就使得金融機構開展普惠金融業務的風險較大。而且

由于農村信貸的資產組合比較單一，不同資產的正相關性比較大，難以通過構建

信貸資產組合來降低非系統性風險。這些都將急劇增大農村普惠金融預期收益的

不確定性風險。

（三）互聯網金融和金融科技帶來的難題

盡管互聯網金融和金融科技的出現和發展大大推進了農村地區發展普惠金融的進程，依靠大數據、云計算等互聯網技術，大大降低了交易和經營成本，更便利地惠及到更多的群體。但是，這也同樣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戰。一個是對于互聯網金融的外部監管不完善，相較于傳統的金融機構風險較大；另一個是對于技術更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雖然我國在這方面處于全球的領先地位，但隨著互聯網行業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競爭格局基本趨于穩定，技術上的突破和創新就成為推動其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手段。

四、政策建議

（一）充分發揮處于金融核心地位的銀行的作用

商業銀行作為傳統的金融主體，在金融市場中處于重要的核心地位，是最主要的農村普惠金融供應主體之一，應當成為發展普惠金融的主力軍。具體來講，商業銀行要不斷增加普惠金融網點的投入、優化農村地區商業銀行的網點分布、拓展普惠金融便民服務點，實現農村基礎金融服務的全覆蓋。另外，商業銀行也要加大互聯網金融的布局，利用互聯網的優勢，降低相應的交易費用和經營成本，注重市場培育，而非過度關注業務效益，注重激勵互聯網金融業務，制訂具體的激勵政策和措施，不斷開發出具有特色的普惠金融產品，滿足廣大農民的多樣化需求。

（二）加強風險管控

利用大數據進行風險管控，在為廣大農戶提供金融服務時積累相應的數據，同時不同的平臺之間要進行數據的互聯互通，加強信息共享，加快征信體系的建設和完善。在此基礎上分析加工數據，對不同個體實行不同的風險定價，促使收益與風險相匹配，降低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另外，還要完善監管體系，嚴懲惡意債務違約行為。明確規定從事普惠金融業務的金融機構的資本金、內部風險管控、從業人員的基本素質等問題，確保這些金融機構能夠正常健康運行。開展農村地區的普法意識教育，樹立人人誠信的思想觀念，改善農村地區金融生態環境，降低開展普惠金融的運作成本和面臨的風險。

（三）引導互聯網金融和金融科技為普惠金融發揮積極作用

在利用互聯網金融的便利為普惠金融服務的的同時，也要注重互聯網金融的風險防范。一方面，互聯網金融的門檻相對應與傳統的金融機構較低，監管部門的監管比較松散，這就導致互聯網金融企業發生危機的可能性較大，進而不利于普惠

金融的發展。為此，要加強外部監督管理，出臺有針對性的監管指標和原則，既要發揮互聯網金融的便捷、高效的優勢，又要提防相關企業風險過大。同時，也要強調金融科技助推普惠金融的作用，加大科技創新投入，吸引相關專業人才，針對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領域，實現更大的突破，為普惠金融的推進提供更好的技術支持，使人人都能享受到高效、便捷的普惠金融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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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邱兆祥,向曉建.金融科技助推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思考[n].金融時

報,2017/10/3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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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作計劃普惠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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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從文獻綜述視角分析了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結果發現：傳統普惠金融的數字化和數字金融的普惠性是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兩種主要路徑;數字普惠金融不但突破了地理和時間等方面的限制，讓金融更容易走進農村地區，緩解了農村金融排斥，而且降低了金融服務成本，改善了信息不對稱，進而通過刺激消費、促進就業、緩解信貸約束、改善人力資本等機制顯著收斂了城鄉收入差距;同時，區域差異、門檻效應、數字鴻溝、風險及行為異化等因素也會制約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總體收斂效果。

[關鍵詞]數字普惠金融;城鄉收入差距;金融排斥;數字鴻溝

一、引 言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發生了巨大改變。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49年的49.7元增加到2019年的28 228元，人均消費支出從1956年的88.2元增加到2019年的19 853元，恩格爾系數從63.9%下降至28.4%，人民生活質量極大提高。然而改革開放至今，我國城鄉收入的差距仍然較大，其中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在2009年達到3.28倍的頂峰，之后雖有所下降但仍在高位徘徊。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放緩，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任務將更加艱巨。而且，收入差距和經濟增長相互影響，收入差距的擴大也會進一步阻礙經濟增長。可見，加速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當前及今后較長時間內均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影響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原因很多。蔡昉（2013）認為，人力資本、就業機會和改革過程中的問題是影響我國收入分配最主要的三大原因[1]。shaw（1973）較早注意到了金融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并認為金融發展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十分重要的手段[2]。貝多廣（2015）指出，現有的經濟社會結構根源于金融結構，金融可以促使在愈加寬廣的社會階層中廣泛地分配財富[3]。我國的金融結構有著明顯的城鄉二元特征，具體表現為金融資源主要流向城鎮地區，而農村地區的金融供給明顯不足且存在較為嚴重的金融排斥。因此，要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就必須轉變當前的城鄉二元金融結構。多年來的發展經歷表明，僅依靠傳統的金融措施很難轉變城鄉二元金融結構，近年來提倡的普惠金融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村金融服務供給不足的矛盾，但農村地區融資成本高居不下的現實也使得改進的效果大打折扣。如何在降低現有成本的基礎上為農村提供更多的有效金融服務，依托數字技術而生的數字普惠金融則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提供了可能。數字普惠金融的服務主要定位于受金融排斥的弱勢群體。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在為農村居民提供金融支持的同時不但彌補了傳統金融服務的不足，而且通過數字技術降低了經營成本，緩解了信息不對稱造成的風險，從而增強了金融供給的可持續性。鑒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較晚，相關研究近幾年才相繼出現，對于數字普惠金融如何定義與定位，以及其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如何等問題，本文將從現有文獻中進行梳理、總結和評述，并最終提供一個分析框架。

二、數字普惠金融的基本內涵

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根源于金融排斥。金融作為經濟主體跨時空轉移價值的方式，可以合理分散風險，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但傳統金融本身具有一定的門檻，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為避免逆向選擇及道德風險，需要金融客戶提供一定的資產作為抵押。此外，提供金融服務需要物理網點、工作人員以及技術設備等支持，這些都為金融服務堆積了較高的成本。在資本逐利性的驅動下，金融服務往往提供給具有較多資產的富人，缺乏資產的低收入人群則被傳統金融排斥在外。金融排斥的核心特征是一部分人群不能以合理的方式獲得金融服務，demirgǜkunt & levine （2009）指出金融排斥是世界范圍內的一個普遍現象[4]。為解決發展不均衡、不充分問題，孕育而生的是普惠金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尤努斯開創的格萊珉銀行正是普惠金融實踐道路上的成功試點。2005年聯合國組織正式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①，2006年普惠金融被引入中國，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發展普惠金融”構想，2016年國務院發布《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2016年杭州g20峰會提出了數字普惠金融的概念。

根據《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數字普惠金融泛指一切通過數字金融服務以促進普惠金融的行動。它包括運用數字技術為無法獲得金融服務或缺乏金融服務的群體提供一系列正規金融服務，其所提供的金融服務能夠滿足他們的需求，并且是以負責任的、成本可負擔的方式提供，同時對服務提供商而言是可持續的。” 黃益平、黃卓（2018）也曾指出，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既要堅持做到商業可持續性，提供的金融服務又必須是負責任的[5]。因此，總體來看，對于數字普惠金融而言，金融是本質，普惠是性質，數字是手段。

（二）數字普惠金融的構成

從前述定義來看，數字普惠金融既依托于數字技術，又蘊含普惠性質，包含數字和普惠雙重屬性，相對應的分別是數字金融和普惠金融。關于數字普惠金融的構成，當前研究大多認為主要包括傳統金融機構的服務數字化和互聯網公司的金融業務兩部分[5]。從數字普惠金融的實踐發展歷程中可以發現，前者的發展路徑是從金融到普惠再到數字化，表現為普惠金融的數字化，后者的發展路徑則是從數字到金融再到普惠，體現為數字金融的普惠性。

普惠金融是作為傳統金融的補充發展而來的，多為傳統商業銀行提供，旨在面向被傳統金融排斥的弱勢群體，為其提供可接受的金融服務。然而，傳統金融機構提供的普惠金融在社會性目標和盈利性目標之間通常存在相互沖突，即社會性目標要求為低收入群體提供金融支持，所提供的服務是低成本的，而成本過低勢必會壓縮利潤空間。一方面，客觀上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提高了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產生的可能性，進一步加大了傳統金融機構獲得正常盈利的難度，甚至可能出現虧損，進而難以實現商業可持續的目標。另一方面，當前我國普惠金融發展體系尚不健全，成本較高、結構化信息不易獲取、定位不明確的問題仍較突出。農村普惠金融發展中既面臨農民信用水平不高、抵押品少、金融知識缺乏等困境，也存在金融服務供給與農村內在需求不吻合、農村金融產品創新明顯不足等問題。此外，傳統普惠金融的發展基于傳統金融機構，必然存在著因網點分布而導致的空間性差異。張珩、羅劍朝、郝一帆（2017）就指出我國普惠金融發展整體偏低，且存在地區差異，不同地區的農村普惠金融發展差異較大[6]。地區差異表現為偏遠地區的弱勢群體依然無法獲得金融支持，而普惠金融是以金融福祉分配的公平合理為原則，可得性是考察普惠金融的核心指標。

數字技術的使用降低了普惠金融的成本，提高了信息可獲得性，為普惠金融帶來了更多發展空間。數字金融發展對商業銀行業務產生正向影響，拓展了商業銀行業務，降低了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提高了經營效率。基于微觀數據的分析，尹志超、張號棟（2018）指出借助數字技術支持形成的數字普惠金融比傳統普惠金融作用更大[7]。

數字金融早期是由互聯網公司涉足金融領域發展而來的，是指通過互聯網及信息技術手段提供的金融服務。有學者將數字金融定義為傳統金融中介和資本市場之外的第三種金融，認為數字金融區別于商業銀行和資本市場，是一種新的金融模式[8]。然而，王國剛、張揚（2015）認為互聯網金融對傳統金融的沖擊有限，并不會顛覆傳統銀行業務，更多的是對傳統金融的補充[9]。黃益平、黃卓（2017）對中國數字金融的發展進行了總結，認為傳統金融不發達、監管壓力較小以及數字技術迅猛發展是我國數字金融發展的重要原因，并指出數字金融的普惠性是中國數字金融發展的鮮明特點[5]。

數字金融天生具有普惠性，謝平等（2015）指出互聯網金融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緩解信息不對稱、拓展交易可能集、交易去中介化、支付變革與金融產品貨幣化的特點[8]。楊善林等（2016）將互聯網視為當代社會的一種新資源，互聯網金融實質上使用技術手段緩解了信息不對稱問題，提高資金配置效率，促進了經濟增長[10]。總的來看，數字金融的普惠性首先體現在其渠道廣，黃浩（2018）認為互聯網是渠道的革命，互聯網公司借助電子商務和社交網絡建立了寬廣的渠道，使得弱勢群體可以通過網絡渠道進行金融交易，而不受地理限制[11]。其次體現在信息流通，數字技術將信息的傳播速度推至極限，并通過技術手段匯聚碎片化的信息，構建全面的信用體系，根據客戶的差異提供精準的金融服務，合理控制風險，降低了金融服務的成本，使得普惠金融經營可持續。相較于傳統金融的政策引導，數字金融的普惠性內生于數字技術，數字金融的發展已超越移動支付，構建了一個數字金融的生態圈，具有普惠金融的價值[12]。

三、數字普惠金融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關系

相關研究大致是按照金融與城鄉收入差距、普惠金融與城鄉收入差距、數字普惠金融與城鄉收入差距的路徑而逐步推進的。

（一）金融與城鄉收入差距

1.金融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

關于金融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可分為三類觀點。一是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呈“倒u型”關系。greedwood & jovanovic（1990）提出了gj理論，率先研究了金融發展與收入分配的關系，認為金融發展初期存在財富門檻，金融多服務于富人，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隨著經濟增長，低收入者也可獲得金融支持，轉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二者呈“倒u型”關系，并實證檢驗金融發展與收入差距之間的庫茲涅茨效應[13]。二是金融發展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galor & zeria（1993）對“倒u型”提出質疑，認為存在一個初始財富門檻，從而金融發展和收入分配呈負相關關系，金融發展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實證結果也證明金融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但未能使低收入群體受益[14]。三是金融發展會收斂城鄉收入差距，ruixin & sami（2019）認為金融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為農民提供了就業機會，增加其收入，城鄉收入差距會收斂，并采用國際數據證實了收斂效應[15]。總體看來，有關金融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并未形成統一觀點，農村金融排斥的存在使得城鄉收入差距有擴大的可能。

2.農村金融排斥與城鄉收入差距

一些文獻認為，金融發展沒有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是農村地區存在較為嚴重的金融排斥，既包括金融機構排斥農村，也包括農戶接受金融服務尤其是信貸服務的意愿不強。首先，城鄉之間的金融發展與收入差距取決于金融規模和金融效率，李廣眾、陳平（2002）發現金融中介效率與經濟增長具有雙向因果關系，而金融中介規模不存在因果關系[16]。地區間金融效率的差異是地區經濟差距的較大原因， 金融規模的擴張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也對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有正向影響，而金融效率的提高能收斂城鄉收入差距。我國的金融發展一直注重規模增長，但發展質量不高，金融效率低下，從而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其次，城鄉二元金融結構也影響了城鄉收入差距。在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農業生產為工業發展提供了諸多資源，各類資本向城市集中，導致農業自身發展資源匱乏，戶籍制度的設立又限制了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形成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進一步衍生出二元金融結構。城鄉金融非均衡發展是國家戰略偏向與地方政府控制偏好的共同結果，表現為農村金融支持的缺失，城鄉二元金融結構使得城鎮居民受益程度遠大于農村居民。在二元金融結構下，農村金融扶持力度薄弱，正規金融發展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金融自由化也主要增加了高收入人群的投資機會，降低了農村居民從正規金融的信貸獲得，使農村金融機會減少。

金融發展、金融結構的轉變，理論上有助于推動城鄉一體化，改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正因為此，近年來，我國政府一直重視解決“三農”問題，對農村金融發展也給予了大力支持，但是農村金融發展依舊面臨困境，主要是行政手段與市場機制之間存在矛盾，政策措施未能對癥下藥，金融機構無法按市場定價，同時缺乏風險管理手段，導致農村金融效率較低，在馬太效應下農村地區金融與經濟惡性循環，導致城鄉收入差距居高不下[17]。

1.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的影響

貝多廣（2015）指出，一個好的金融應該是負責任的、促進社會健康發展的[3]。僅靠正規金融的發展無法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信貸約束、發展非均衡是金融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改善金融約束有助于緩解城鄉收入差距。普惠金融定位于緩解金融排斥的目標，增加了金融的可獲得性，金融深化強調金融發展的深度，而普惠金融強調金融發展廣度，有助于收斂城鄉收入差距。

普惠金融可以通過促進經濟增長、減緩貧困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首先，發展普惠金融有助于經濟增長。金融發展、金融規模擴大、金融結構調整、金融效率提高都能促進經濟增長，普惠金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側重在金融中介的發展廣度方面，而經濟的增長有助于收斂城鄉收入差距[18]。其次，發展普惠金融有助于減貧。金融通過經濟增長效應和收入分配效應減緩貧困，金融可得性增加是減貧效應的前提，發展普惠金融為低收入農戶提供了金融支持，緩解了貧困現象。相關實證研究也證實了普惠金融的減貧效應[19]。

chakravarty（2013）指出普惠金融發展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并采用印度的數據證實普惠金融發展顯著收斂了城鄉收入差距[20]。普惠金融的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有長期均衡關系，李濤等（2016）實證證實了我國普惠金融的發展收斂了城鄉收入差距[21]。

中國金融體系中的金融壓抑促使了互聯網與金融的結合。農村普惠金融發展的困境在于信息不充分，數字技術的發展緩解了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高、抵押約束的難題，有助于普惠金融在農村落地。barbesino et al.（2005）指出互聯網已是歐洲銀行公認的業務渠道[22]。數字金融的發展以信息不對稱為立足點，以大數據為驅動，促進市場分布的“長尾”延展、“加厚”和“向下”，擴大了金融服務的覆蓋面，促進了各地區的信息交流，在支付、保險、信貸等領域均有所建樹[23]。互聯網發展也突破了空間的局限性，數字金融發展的地區差異縮小，改善了金融排斥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區域差異，促使農村金融發展的目標更加精準。

吳曉求（2015）指出數字金融的發展打破壟斷，促進競爭，提高了金融效率[24]。發展數字金融使得商業銀行的市場機制得到加強，改善了社會融資結構，有助于我國金融結構的變遷。數字技術和普惠金融的結合，解決了普惠金融發展中信息不對稱、物理網點限制和交易成本高的瓶頸，擴大了普惠金融服務的覆蓋面，有助于信息和技術的快速傳播，促進經濟增長，有效緩解了城鄉收入差距[25]。

（三）數字普惠金融與城鄉收入差距

已有一些學者針對我國數字普惠金融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關系做了探究。目前的研究結果均顯示數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例如，宋曉玲（2017）實證檢驗了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26]。另有學者使用滯后項、工具變量進行實證檢驗，證實了數字普惠金融通過基礎功能、主導功能和衍生功能三大功能，形成了包容效應、減貧效應和增長效應三大收斂效應，從而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27]。

然而數字普惠金融的收斂效果存在空間效應，耿良、張馨月（2019）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相比傳統普惠金融更能改善城鄉收入差距，并且短期內還存在顯著的全局溢出效應，對鄰近地區城鄉收入差距也有積極影響，且數字普惠金融的空間溢出效應主要取決于其數字服務支持程度，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民的非農收入同樣也存在著空間溢出效應[28]。

數字普惠金融不同維度的發展也存在差異影響。張彤進、任碧云（2017）發現包容性金融收斂城鄉收入差距主要在于降低成本，其中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效果顯著，且數字普惠金融只在中西部顯著，小額信貸的收斂效應不顯著[29]。李建軍、韓珣（2019）指出支付、信貸和數字金融服務可得性對農村包容增長有促進作用，投資的作用不明顯，僅數字支付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收斂有效[30]。張勛等（2019）基于微觀數據證實了數字普惠金融有助于促進包容性增長，對農民收入提升更加顯著，且通過異質性分析，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村低收入居民和低社會成本居民的創業影響更加顯著[31]。

總體上，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能顯著收斂城鄉收入差距，但其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傅秋子、黃益平（2018）研究了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農村居民金融需求的影響，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既減少了農村生產性正規信貸需求概率，同時也增加了農村消費性正規信貸需求概率，但是對不同特征的個體影響不同[32]。梁雙陸、劉培培（2018）則發現數字普惠金融收斂城鄉收入差距時存在收入門檻和教育門檻效應，且存在地區差異[27]。數字金融能促進居民消費升級，但對城鎮影響大于農村居民。李牧辰等（2020）從金融功能觀的角度出發，指出不同功能的數字普惠金融業務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存在差異[33]。

四、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機制

數字普惠金融如何收斂城鄉收入差距？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過程中為何會出現影響異質性？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對數字普惠金融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機制進行探究。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從四個方面來進行分析。

（一）促進居民消費

金融市場發展有助于提高資本配置效率，促進經濟增長，提高居民消費能力，而居民消費能力的提高又會提升資本配置效率。由于信貸水平、收入差距分別與居民消費呈正向和負向關系，因此，提高居民消費水平，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應努力緩解信貸約束，發展消費金融。germana & luisa（2017）認為普惠金融可通過提供個人信貸，使個體做出長期投資和消費決策[34]。尹志超、張號棟（2017）指出，在正規金融不可及的情況下，數字金融能減低家庭信貸約束，增加信貸需求[7]。數字普惠金融為所有家庭提供了公平且可負擔的金融服務，尤其是弱勢群體，獲得金融支持可以平滑消費，合理配置資源，降低風險，增加收入。易行健、周利（2018）實證檢驗了我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與消費的關系，發現數字普惠金融促進了居民消費，且對中西部地區及農村地區更為顯著[35]。

（二）增加就業機會

數字普惠金融還可以通過支持農民創業，為小微企業提供信貸支持，來增加農村居民的非農就業機會，增加農村居民收入，從而收斂城鄉收入差距。非正規化就業將成為社會就業的較大比例，但非正規就業者面臨著許多困境，其一便是資金約束。中國家庭創業普遍存在資金約束，農村地區尤甚，金融發展可以通過促進家庭創業，緩解收入差距。互聯網金融的發展為新型農業經營的主體提供了金融支持，擴展了融資渠道，謝絢麗等（2018）實證檢驗了數字普惠金融對創業的影響，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創業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且對城鎮化較低省份、注冊資本較少的微型企業作用更強[36]。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增加了農民創業的可行性，改善了農民創業維度上的貧困，有助于農村居民創業，從而增加收入。

（三）緩解信貸約束

農村居民投身非農產業后，數字普惠金融同樣可以緩解小微企業的融資約束，為農民創業提供后續的資金支持。在中國，無論是商業銀行還是資本市場都無法為小微企業提供充足的外部融資，數字金融彌補了一定的信貸缺口，緩解了信貸配給，為小微企業融資提供了渠道。數字普惠金融通過p2p、小微借貸、眾籌等模式為小微企業帶來了金融支持，打破了金融排斥，顯著增加小微企業的創新投入和創新頻率，實現借貸資源的高效配置[37]。為小微企業提供資金支持，打破信貸約束，有助于農村居民創業就業，增加收入，緩解城鄉收入差距。

（四）改善人力資本

數字普惠金融緩解信貸約束的同時，還可以改善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廖理等（2014）指出可以通過數字普惠金融的建設來提高農村居民的金融素養[38]。網絡借貸中存在著投資者學習的行為，居民在參與數字金融服務的同時，提高了自身的金融知識，而金融知識又能顯著促進居民的互聯網金融參與度，形成良性循環。同時，尹志超、張號棟（2017）指出金融知識對家庭財富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且對低收入家庭影響較大[7]。

五、制約數字普惠金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效果的因素

數字普惠金融依托于數字技術，擁有數字、普惠、金融等多重屬性或特征，發展過程也因此而遭遇更加復雜的障礙。相關研究發現，一些因素正制約著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收斂的效果。

（一）區域差異

dayalgulati & husain（2002）研究表明各地區金融發展差異對經濟發展差距有顯著影響[39]。我國金融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具有地區性差異，東中部農村金融發展增加了農民收入，西部則減少。李建偉（2017）構建了2009—2014年的省級普惠金融發展指數，檢驗了普惠金融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結果表明普惠金融發展對城鄉收入分配的影響在省域層面上并非完全一致，普惠金融對農戶的收入影響也呈現地區差異，東部地區普惠金融發展與農村居民收入呈正相關關系，而中、西部則呈負相關關系[40]。傳統金融的發展受地理因素的限制，因此會出現一定的空間集聚現象，數字普惠金融借助數字技術，打破地理空間約束，理應消除了空間差異，但耿良、張馨月（2019）認為數字普惠金融包含構建普惠金融指數，我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依舊呈現集聚現象[28]。

數字普惠金融呈現空間集聚效應，一方面，我國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呈現出一定的地區集聚現象[41]，另一方面，數字金融的發展對傳統金融產生了路徑依賴，傳統金融的集聚傳遞至數字普惠金融。廖理、李夢然、王正位（2014）發現我國網絡借貸中存在著區域差異，地域歧視較為明顯，且這種歧視是非理性的[38]。數字普惠金融的空間集聚可能導致一些偏遠地區及農村地區依舊無法獲得金融支持，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收斂效應減弱，甚至部分地區出現擴大城鄉收入差距的現象。

（二）門檻效應

數字普惠金融收斂城鄉收入差異的同時也呈現出復雜的門檻效應。部分學者針對門檻問題進行研究，指出金融發展在緩解城鄉收入差距、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以及農村減貧方面均存在門檻效應，普惠金融在減貧過程中存在收入門檻，數字技術促進普惠金融發展過程中存在基礎設施、實際應用和制度環境的門檻，而數字普惠金融收斂城鄉收入差距時存在收入門檻效應和教育門檻效應[29]。金融抑制和金融過度都會損害經濟增長，只有金融適度發展并與實體經濟發展匹配，才能使經濟增長達到最優。李志陽、劉振中（2011）發現金融規模和金融效率在短期內都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僅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對農民決策具有影響[42]。門檻效應的存在會使得數字普惠金融的效果產生差異，在跨越門檻前數字普惠金融過度地深化可能會擴大城鄉收入差距。

出現門檻效應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排斥依舊存在。當前數字技術和普惠金融的融合還不充分，農村居民依舊面臨基礎金融服務不足的困境，收入、技術和教育差異仍然是農村金融排斥的主要原因。數字普惠金融緩解了供給側的物理排斥，但農戶受教育程度低，對金融及互聯網知識理解有限，在數字普惠金融的需求側存在明顯的自我排斥[43]，數字普惠金融的服務對象仍然向高收入群體傾斜，金融排斥的存在使得城鄉收入差距有擴大的可能。

（三）數字鴻溝

數字普惠金融以數字技術為媒介，數字技術所面臨的數字鴻溝問題必然體現到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之中。程名望、張家平（2019）將數字鴻溝分為互聯網使用機會方面的一級鴻溝和互聯網利用、信息加工、信息甄別等方面的二級鴻溝[44]。城鄉居民在收入、教育水平方面的不平等和差距，導致在信息化中獲取信息處理信息方面存在區別，形成了數字鴻溝。數字鴻溝的實質是經濟鴻溝，數字鴻溝會導致信息貧困群體信息不流暢，減少獲取收入的機會與途徑，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導致了特殊的城鄉互聯網普及二元結構，引發新的階層分化，當前我國一級數字鴻溝基本跨越，主要問題是二級數字鴻溝。李牧辰等（2020）也從金融排斥的需求供給角度分析了數字鴻溝的存在對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影響[33]。冷晨昕、陳前恒（2017）則通過對中國22個省區19個國家級貧困縣和山東、福建、廣東43個行政村645位農戶調查，發現只有8.5%的農戶使用了第三方支付，鮮有農村居民使用眾籌和p2p，表明我國在數字普惠金融方面的數字鴻溝問題仍然較大[45]。

關于數字鴻溝的成因，一種觀點認為數字鴻溝存在于國家、地區之間，地區間經濟發展差異是根源，另一種觀點認為同個地區的不同個體之間存在數字鴻溝，原因是職業和教育的差異。是否接入網絡受地域影響較大，使用方式和目的受地域影響較小。數字鴻溝的初期形態是接入鴻溝，接入可及性差異是數字鴻溝的基本表現形態，即使存在運用差異，相比接入性差異影響也不大。互聯網資本的差異造成了獲得數字紅利的差異，形成了數字鴻溝的新形態[46]。數字貧困指某空間或人群在數字信息供給、獲取、應用上處于缺乏狀態，貧困戶的互聯網金融使用率極低，主要是自我排斥，得到互聯網金融支持的多為能獲得傳統金融支持的群體，弱勢群體依舊被排斥在外。數字技術會引發弱勢群體“數字排斥”，使得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出現異化現象，數字化進程下本應縮小的城鄉收入差距，可能因數字鴻溝的存在反而擴大了[47]。

（四）風險及行為異化

數字普惠金融同樣也存在著風險。謝平等（2015）認為數字金融的主要風險為信息科技風險和“長尾”風險，一旦出現風險，覆蓋范圍極大[8]。移動支付具有操作風險，眾籌具有信用風險。張皓星、黃益平（2018）發現網絡借貸良莠不齊，甚至會出現反向“擠兌”現象，會給用戶帶來巨大損失，因而具有較高風險[48]。征信機制不健全是產生互聯網金融風險的根本問題，供求雙方信息不對稱，導致網絡平臺借貸利率虛高，網絡平臺從信息支持變為信用支持，為互聯網借貸堆積了較高的風險[49]。

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中還存在一些行為異化的現象。網絡借貸中的信息不透明導致平臺費用上升，拉高了借貸成本，并且產生了嚴重的身份歧視現象，低收入者對網絡借貸的使用微乎其微，數字金融的發展并未促進小微企業發展，資金反而流向股票市場。金融服務的利潤最大化是金融排斥的主要原因，金融機構利潤最大化目標與普惠金融的非盈利目標沖突，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中又形成了一批互聯網金融巨頭，會造成普惠金融的目標偏離、結構扭曲、功能錯位，資金向富裕農戶傾斜。尹志超、彭嫦燕、里昂安吉拉（2019）通過微觀數據發現弱勢群體享受到的普惠金融水平低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既要靠自身業務創新，也要靠政府的適當引導，只注重貧困地區接觸金融可能會導致資金外流，加劇城鄉收入差距[50]。

六、總 結

本文通過梳理大量文獻后發現，傳統金融機構普惠金融的數字化和互聯網公司數字金融的普惠性是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兩種主要模式。數字普惠金融借助數字技術，減少了金融服務的成本，降低了信息不對稱程度，緩解了農村金融排斥現象，已成為普惠金融當前發展的主導模式。數字普惠金融為農村居民信貸約束的緩解，人力資本的改善，以及增加就業機會方面給予了金融支持，在促進經濟增長、減緩貧困，從而收斂城鄉收入差距方面發揮了明顯的功效，使普惠金融得以落地，切實推動金融服務“最后一公里”的目標。

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顯著收斂了城鄉收入差距，但是依托于數字手段，使得數字普惠金融同時具備了數字和金融的雙重屬性，衍生出了一些新的現象和問題，主要表現為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區域差異、在收斂城鄉收入差距的過程中存在門檻效應、數字鴻溝的存在和數字金融本身的高風險性等等，數字普惠金融本身的行為異化現象，也使得其發展并非一帆風順，這些均使得數字普惠金融收斂城鄉收入差距的效果大打折扣。數字普惠金融作為新生事物，應向何方前行、如何發展，如何克服發展道路中存在的難題，是否可能出現新的行為異化及效果異化現象，仍是今后需要關注和研究的重點。

[注 釋]

①聯合國在2005年提出，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機會平等要求和商業可持續原則，以可負擔的成本為社會各階層和群體提供適當、有效的金融服務。

[參考文獻]

li muchen ，feng sixia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責任編輯：蔡曉芹）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互聯網金融的發展、風險與監管研究》 （14zda043）。

作者簡介：李牧辰（1991—），男，安徽蚌埠人，南京師范大學商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數字金融;封思賢（1973—），男，江蘇泰興人，博士，南京師范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師范大學金陵女子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貨幣金融、數字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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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作計劃普惠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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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主要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主要介紹我國數字金融發展現狀，并闡述主要業務模式及其優勢;第二部分介紹數字普惠金融中存在的問題和風險以及監管方面的挑戰，并提出相關的解決方案和建議。

關鍵詞：數字普惠金融;風險;監督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20年6月11日

最近幾年，我國的數字金融發展快速，并在國際相關領域處于領先地位。把握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狀況，分析數字普惠金融在融合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和挑戰，這有利于完善我國數字金融和普惠金融的融合，為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基礎服務支持，落實解決失業問題、促進鄉村振興、優化營商環境等各項重點工作，有利于我國實現全面小康的工作目標。

一、數字普惠金融的作用

（一）第三方支付的普惠性。第三方支付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借助其中介作用來完成資金轉移，數字金融中的普惠性在第三方支付上得到了極大的體現，也是目前實際操作中最成熟、最成功的形式，具備交易速度快、覆蓋范圍廣、規模效應大、交易成本低等特點，是普惠性最成功的表現形式。例如支付寶、財付通、微信支付等都是該領域的領頭品牌，為眾多的大中小商戶提供支付服務，覆蓋線上和線下各種消費場景。

（二）小微企業貸款的普惠性。近年來，我國各級政府采取了多項措施來積極推進普惠金融，主要是嘗試對傳統金融進行政策引導來實現普惠性。以小微企業貸款為例，成立小額貸款公司同時出臺三個“不低于”的監管政策，實現商業銀行對小微企業的貸款比例逐年提高的目標。這種政策驅動的方式雖然使商業銀行能夠滿足對小微企業貸款融資的需求，但是商業的可持續性不佳，而可持續性則是普惠金融的核心。對于個人、小微企業貸款來說，普惠金融就是以低成本來獲得融資，但大多數小微企業不僅規模較小、風險普遍偏高，企業信息不透明，缺少抵押資產和擔保。高風險伴隨著高成本，金融機構很難對其進行貸款。除此以外，政府利用政策實行補貼和扶持可以取得一定成果，但這種方式效率低下，而且不太容易長期實現。

（三）地區數字金融發展的普惠性。最近幾年，我國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十分迅速，有學者研究發現，最開始時不同省份和地區之間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差異較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差距不斷縮小，后進城市的發展速度有超越先進城市的跡象，各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也開始變得較為均衡。

這種發展趨勢為借助數字金融普惠實現國內區域經濟金融發展均衡提供了解決措施，可以將數字金融普惠作為促進經濟落后地區發展的工具或載體，消除地區間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此外，經學者研究發現，數字金融普惠可以有效減少城鄉貧富差距，可以促進居民的消費行為，大大促進了經濟的增長，有助于推廣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

二、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中的問題及風險

（一）網絡借貸混亂。網絡借貸在萌生之初沒有相應的法律條文和監管制度，導致監管力度不足，p2p平臺自身內部自律性不足，再加上來自宏觀經濟環境的壓力、市場資金的流動性不足、金融去杠桿力度等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p2p平臺經營不規范、惡意跑路、疑似詐騙等負面事件屢見不鮮，網貸平臺評價不佳，信譽度驟降，使得眾多網貸平臺紛紛倒閉。風險與監管之間的矛盾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網貸被發展為龐氏騙局，變身為非法集資。

（二）智能投顧的潛在風險。智能投顧是指利用大數據分析進行投資決策，將過去只服務于高凈值客戶的金融服務解放出來，利用金融科技為普通大眾提供優質的理財建議，具有普惠性。這其中涉及了幾個風險問題：智能投顧給出的投資建議或決策是否一定是好的？智能投顧本身是否適合具有這種普惠性？從少數人的投資決策轉變為一大批人的投資決策，會不會增加或減少股市的羊群效應？這種投資顧問的普惠性，會讓市場變得穩定還是更加波動？更值得關注的是，當少數智能投顧公司控制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決策時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以及由此帶來怎樣的風險？這都是隨著數字普惠金融的不斷發展值得考慮的問題。

（三）普惠性尚有發展空間。數字金融的普惠性程度就當前的發展狀況來看尚存不足，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雖然普惠性在第三方支付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現，但是在網絡借貸上還沒有太過明顯的表現出來。雖然數字普惠金融的借貸規模龐大，但若想滿足小微企業和個人的需求還要進一步的發展。此外，雖然數字普惠金融的放貸條件與傳統金融相比要更為寬松，但是借貸的成本對個人和小微企業而言仍然很高，需要找到更好的為個人和小微企業提供融資的低成本、高效率、安全可靠的辦法。

（四）相關監督機制不完善，客戶信息安全缺乏保障。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迅速，但我國的法律及相關部門的監管機制卻難以緊跟其發展速度，尚未出臺相關的法律制度和監管機制，導致數字普惠金融領域進入門檻過低，很多企業尚未取得相關資格便開始營業，這些無證企業繞過了原本就很薄弱的監管機制，很容易給金融服務的消費者造成不同程度的利益損害。

數字技術的發展有利于普惠金融從實體金融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但會導致普惠金融過于依賴相關數字技術，信息的真實性、數據的及時性以及數據的收集、處理都會影響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過低甚至沒有領域進入的門檻，導致了從事金融服務的各企業數字安全技術良莠不齊，一些企業甚至從事買賣客戶信息的非法行為。如何在數字技術廣泛使用的現代保護客戶的信息數據安全，對其進行可靠的防護，防止不法分子進行信息數據的篡改、利用、買賣的不法行為，就成為了當下亟須解決的問題。

三、數字普惠金融問題解決對策和監管建議

（一）做到對數字普惠金融和傳統金融統一的監督標準。統一的監督標準是由數字普惠金融的性質所決定的，企業通常接受企業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的監管，在相關制度的監管要求下開展相關金融服務，對于同一類型的企業或同一性質的業務，不同省份和地區的限制和規定可能有所不同。但對于從事數字普惠金融的企業來說，這類企業的業務開展不會受到地域的限制，以及有可能會涉及到非企業所在地的其他地區，這就會導致企業所在地和服務開展地所實施的監管制度有矛盾的地方產生，從而影響監管工作的開展和落實，為了避免這種矛盾產生，就需要對從事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的企業有完整統一的要求和標準，通過統一的監管制度就可以避免監管套利。

（二）借鑒傳統金融的“監管沙盒”運作模式。與傳統普惠金融相比而言，數字普惠金融存在技術與代理關系復雜、交易隱蔽、缺少專門的法律法規、數據與信息防護不到位、風險轉移迅速等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有關部門可以借鑒 “監管沙盒 ”的運作模式。“監管沙盒”可以被視為獨立創立的“安全空間”，金融服務企業可以在這個空間范圍內對新型的金融服務、產品、商業運作等進行測試，就可以避免開展某項業務時出現問題就被監管機制約束。監管者可以在確保消費者、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得到保證、風險不會發生外溢的前提下，適當、合理的放寬相關監督力度，減少金融企業在創新方面的監管束縛，既可以做到風險的控制，又可以鼓勵金融企業的創新。

（三）加強監管部門之間政策協調。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關鍵構成部分之一，同樣也是經濟穩定良好發展的重要基礎，為了適應金融行業混合、綜合經營的發展方向，解決當前監管體制內部存在的監管職責不明確、監管職責交叉、監管范圍不全面等問題，我國需要對監管部門的結構進行有針對性的優化調整，加強中央和地方相關監管部門的協調，增強部門的監管能力，切實發揮出我國監管體制的優勢，從而保證數字普惠金融的良性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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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作計劃普惠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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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同仁：

大家好，根據會議安排，下面我就大善縣踐行普惠金融、助力鄉村振興的工作開展情況作以下匯報，不當之處，還請大家批評指正。

的發展模式，我縣的做法，多次受到市縣主要領導肯定，人民日報、新華社、大善日報、學習強國等主要媒體也多次予以報道。

一、主要做法 （一）創建黨建金融聯盟，發揮黨建統領作用。

一是人民銀行大善縣支行積極推動縣政府制定出臺《大善縣普惠金融助推鄉村振興實施方案》，明確了責任分工，形成了以縣委縣政府為領導、各部門參與、金融機構落實的工作機制，建立了縣、鄉、村三級黨建聯盟，充分發揮黨建對普惠金融的引領作用。二是各金融機構成立以行長為組長、經營班子為副組長，各支行行長、部室經理為成員的普惠金融實施領導小組，層層壓實責任，做實、做深、做精農村金融，為農民、農村、農業提供更近、更快、更實惠的金融服務，為大善縣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提供強有力的金融支撐。

（二）完善信用體系建設，為鄉村振興注入金融活水。

一是根據大善地域實際，因地制宜開展農村信用等級評定，形成了全員參與、以信用定額度、以額度定星級、寬授信、嚴用信的工作方法，既擴大評定覆蓋面，又嚴控金融風險。

二是以信用評定試點村為依托，全面推進信用戶信用評定。信用村居民貸款一律享受利率優惠 2%的政策，信用村中的信用戶貸款再增加3%的優惠幅度。信用戶第一年用信記錄良好，第二年用信可以再優惠 3%，第三年乃至以后年度擴大為優惠 5%。

三是逐步完善信用體系的建檔增點擴面，建成了“城鄉居民—城鄉商戶—企業及其上下游”三位一體的多層次、廣覆蓋、可持續的農村信用工程體系，保障惠農支農資金的有效投放，為鄉村振興注入金融活水。

（三）

依托普惠金融服務站，打造品牌化金融服務

點+自助銀行+普惠金融服務站”三位一體的金融服務網絡。一是開展人口分布調研，根據大善縣域村莊分布特點和人口數量、人口結構特點，針對不同鄉鎮實際情況，給予不同的普惠金融服務站建設計劃。組織各金融機構與服務站管理員簽訂管理協議，明確服務站管理員工資考核辦法，刺激服務站管理員辦理業務的積極性，使普惠金融服務站管理有制度保障，更好地服務當地百姓。二是增加普惠金融服務站設施配備，滿足群眾差異化金融需求。硬件方面投入使用了新型惠農自助終端i58，與傳統型設備相比，新型普惠金融設備全程自助操作，無需人工代辦，實現了小額現金存取、轉賬、查詢等多項業務功能，同時提供繳費、充值、消費等民生服務，有效節省客戶排隊辦理業務的時間；
軟件方面在每個普惠金融服務站張貼“陽光信貸服務公示牌”，宣傳金融機構信貸產品及服務，使普惠金融服務站成為陽光信貸業務的聯絡站，切實打通農民金融服務的最后“一公里”。

三是擴充服務站

活動形式，打造多功能服務站點，與縣民政局合作，在服務站設立愛心捐助活動中心，張貼“愛心接力 溫暖麥鄉”慈善二維碼，發動社會力量參與到扶貧捐贈活動中。同時每月組織金融機構在普惠金融服務站進行宣傳，內容主要包括普惠金融服務站業務范圍、假幣識別、反洗錢和非法集資等，提高群眾的金融風險防范意識。

（四）

創新普惠金融產品，促進普惠金融全面發展。

一是確定大善農商銀行為普惠金融業務重點培育對象，鼓勵其大力開發特色金融服務項目，拓寬服務領域，穩步擴大農戶小額信用貸款。

二是大善農商行先后推出了金燕 e 貸、幸福 e 貸、扶貧 e 貸、“鄉村振興貸”等六大系列 26 款金融產品，其中“金燕快貸通”簡化了貸款流程，大大地縮減了審貸時間。同時，對地方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提供上門金融服務，對符合貸款條件的農民合作社給予信貸資金支持。

三是從組織領導、制度保障、考

核評價、差異化政策等方面著手，推動轄內金融機構不斷完善自身普惠金融產品和政策，促進“三農”業務在實踐中“落地生根”。

（五）規范管理，嚴防發生風險

一是聘用專業的第三方公司，加大巡檢力度，每月至少巡檢兩次，按月提交工作報告，并實行風險共擔機制，實現風險的轉移和分散。

二是把信用評定、金融知識宣講、客戶維護活動定期在普惠金融服務站開展，同時反復宣講普惠金融服務站的業務范圍，既能擴大活動效果，又能有效監督。三是發揮“黨建金融聯盟”作用，讓當地黨員和協會會員參與監督。

四是明確檢查監督的次數，并認真考核，嚴禁在原有代辦站設立，嚴禁對普惠金融服務站分配存貸款任務。

五是發揮監察專員的作用，定期對監察區域的普惠金融服務站進行獨立巡查，在第三方公司監督檢查基礎上再監督。

六是擴大公示范圍，在普惠

金融服務站之外的顯著位置進行公示，接受群眾監督，形成監督合カ。

七是加強后臺運行數據監測，發現異常動向，立即進行專項排查，真正管好風險 。

二、取得的成效 （一）農村信用體系建設突飛猛進

一是農戶電子信用檔案逐步健全。截至 2020 年 3 月底，大善縣已為 6 萬農戶建立電子信用檔案，覆蓋率 52.7%，農戶普遍擁有了經濟“身份證”。二是信用貸款逐步增加。截至 2020 年 3月末，大善農商銀行已累計完成信用評定行政村 337 個，占全轄345 個行政村總數的 97.68%。采集電子信息建檔戶數 63332 戶，評定信用農戶 49467 戶，授信金額 18.67 億元，用信金額 2.02億元；
累計評定信用商戶 2726 戶，授信金額 1.68 億元，用信金額 0.43 億元；
評定信用企業 143 家，授信金額 23 億元，用信金額 17.51 億元。

( ( 二) ) 普惠金融服務站點實現全覆蓋。

截至 2020 年 3 月末，大善轄區建成投入使用普惠金融驛站共 151 個，布放 atm 機具 108 臺，pos 終端 778 個，流動銀行車1 臺，初步構建了“營業網點+自助銀行+普惠金融服務站”三位一體的金融服務網絡，實現了“簡單金融業務不出村，復雜金融業務不出鄉”的金融服務目標，滿足 50 萬群眾的需求。

（三）

金融助推脫貧攻堅作用發揮明顯。

截至 2020 年 3 月末，累計走訪貧困戶 6040 戶，發放扶貧明白卡 15200 余張，投放各類扶貧貸款 1085 筆，金額 24440.8 萬元。其中：產業扶貧貸款 16 筆，金額 22412 萬元；
小額扶貧信用貸款 1069 筆，金額 2028.8 萬元，累計帶動建檔立卡貧困戶2101 戶脫貧；
保障了惠農支農資金的有效投放，為鄉村振興注入了金融活水；
金融扶貧“盧氏模式”和蘭考普惠金融“一平臺四體系”在我縣得到了深入推廣和復制。

（四）促進了縣域經濟發展和鄉村文明，防范了金融風險和社會風險。通過信用評定工作的開展，老百姓明白了信用就可當錢花，返鄉就業、創業人數增加，涵養了當地稅源，農民貸款難、貸款貴和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等“農村空心化”的現實問題得到逐步解決。老百姓的金融素養也大大提高，擠壓了農村非法集資、電信詐騙、保健品詐騙的市場，有效保護了農村婦女、老人等弱勢群體的利益。許多村組、農戶都將信用戶牌當作“好人牌”“文明村民”牌，是農村“娶媳、嫁女”的重要參考標志，都爭取早日掛上信用戶牌，整個社會信用意識全面增強，村委凝聚力顯著增強，鄉風更加文明。自2018年2月23日以來，大善農商銀行300多名員工歷時810個日日夜夜的進村入戶，走街串巷，構成了新的社會治安防控力量，社會上一些小偷小摸等違法犯罪人員無立足之地，社會治安案件數量明顯下降，提升了老百姓的安全感。

踐行普惠金融 服務實體經濟

[摘要]作為客戶數量最多的銀行，郵儲銀行專注服務“三農”、小微金融，積極創新融資模式，努力構建“o2o”的立體化金融服務網絡。

在小微金融服務方面，自成立以來，郵儲銀行累計發放小微企業貸款超過2.3萬億元，有效解決了1200萬戶小微企業的經營資金短缺困難。截至今年6月末，全行小微企業貸款余額6237億元，1-6月新增貸款664億元。八年來，郵儲銀行針對小微企業特點，推動產品創新工作，形成了“強抵押”、“弱擔保”、“純信用”相結合的全產品體系；
改變“自下而上”做小微的思維定式，立足網點優勢，通過專業化機構打陣地戰，建設了578家專業化的小企業特色支行，覆蓋全部36家一級分行，為高新科技、電子商務等222個細分行業提供專業服務。

然而，在當前創新不斷的大環境下，有越來越多的新興小微企業缺乏的已不僅僅是資金支持。品牌的傳播平臺、技術的指導、商業模式的交流、行業信息的了解等均是其所需。

針對這些涌現在市場的新訴求，自2010年以來，郵儲銀行連續六年舉辦“創富大賽”活動，與地方經信委、人民銀行、銀監局等共同組織，為個人創業者和小微企業搭建“一個聯盟，四大平臺”為基礎的創富綜合平臺。“一個聯盟”，是建設以支持中小企業客戶發展為目的、提供綜合性金融服務為支撐點的創富聯盟；
“四大平臺”分別包括：資金支持平臺、品牌傳播平臺、技術指導平臺、商業模式交流平臺，形成了“幫扶小微企業、助力百姓創業創富”的良好氛圍。

積極創新融資模式 促進經濟轉型發展

徐學明表示，當前，社會融資結構正在發生巨大變化，社融股權化趨勢越來越明顯，銀行傳統的存貸匯服務模式已無法滿足客戶的需要了。為此，郵儲銀行積極創新融資模式，走“投貸債”聯動發展的路子，積極拓展ppp、產業投資基金、并購基金、政府債務重組等融資方式。6月份，郵儲銀行在全國首個地方高鐵ppp項目——濟青高鐵（濰坊段）項目中成功中標，投放資金43億元。未來，郵儲銀行將加大對城市軌道建設發展專項投資基金、地下綜合管廊建設投資基金、充電站和充電樁建設投資基金，以及現代物流投資基金等方向的投資，力爭三年投資總量達到30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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