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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要件工作情況報告如何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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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態情況的報告
根據《xxx》的通知要求,現將xxx政治生態情況報告如下: 一、基本情況
xxx黨組班子有xx名成員組成,其中黨組書記1名,設黨總支xx個,黨支部xx個,有中共正式黨員xxx人;xx黨組有班子xx名,其中黨組書記1名,設黨支部xx個,有中共正式黨員xx人。
二、政治生態建設情況
通過認真對照《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規定要求,xxx2單位運行順暢,班子團結和諧,干部隊伍肯吃苦、敢擔當,黨內政治生活嚴肅認真,黨內政治生態健康潔凈。
黨組和黨員干部能夠牢固樹立“四個意識”特別是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持黨的領導,把貫徹執行中、市、縣決策部署作為第一要務,全面落實各項工作任務。
堅持利用“兩學一做”、“三會一課”等形式,不斷加強黨員干部思想教育,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認真學習黨章黨規,不斷提高馬克思主義思想覺悟和理論水平,教育引導黨員干部把堅定理想信念體現在具體行動上,自覺遵守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和廉潔紀律。
全面貫徹落實民主集中制,黨組主要負責同志善于集中、敢于擔責,嚴格按程序決策、按規矩辦事,“三重一大”事項均由黨組集體研究決定,落實“末位表態制”。
始終堅持正確的選人用人導向,認真落實好干部標準,實事求是考察評價干部,把好選拔程序關、資格條件關、用人紀律關,沒有出現過跑官要官、買官賣官、拉票賄選等行為。
始終堅持黨的組織生活各項制度,堅持“三會一課”制度,突出政治學習和教育,突出黨性鍛煉,突出思想交流,不斷豐富內容。堅持民主生活會和組織生活會制度,會前廣泛聽取意見、深入談心交心,會上認真查擺問題、深刻剖析根源、明確整改方向,堅持批評和自我批評,會后逐一整改落實。
三、存在問題及建議
通過對上述2單位的調查了解,xxx2單位政治生態整體情況是好的,但還存在一些問題,距離上級黨組織的要求還有一定差距。
個別黨員干部思想認識不夠到位,參加組織生活積極性主動性不高; 對干部的培養管理有待加強; 黨支部黨內生活缺乏創新,方式方法過于單一,運用信息技術手段較少。
下一步,上述2單位應從如下方面加強: 進一步嚴明黨的紀律。加強學習《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等,自覺遵守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和廉潔紀律。
不斷創新黨內政治生活。不斷增強黨內政治生活針對性,引導黨員干部自覺按照黨章和準則規范自己的言行,把加強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首位,找準對策,對癥下藥。
不斷增強黨員干部教育力度。結合“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常態化制度化,系統深入的學習黨規黨紀,著重解決個別干部好人主義思想、紀律規矩意識淡薄等問題,做到黨規黨紀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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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要件工作情況報告如何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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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精準問責是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重大命題,亟待從理論上予以研究和回應。現有精準問責研究主要停留在問責要素分析或問責過程分析等單一維度,“結構—過程”分析框架將靜態的問責要素分析與動態的問責過程分析整合起來,為分析精準問責機制提供一個兼具學理性和整體性的分析框架。從該分析框架來看,在要素層面,精準問責思維融入現有問責制度對各項問責要素的具體設計之中,問責主體精細分工、問責對象精準認定、問責情形精細設置和問責方式精準刻度構成中國共產黨精準問責機制的構成要素。在過程層面,精準問責方法貫穿各問責過程之中,精準獲取問責信息、精準開展問責調查和精準作出問責決定前后相繼,共同揭示出中國共產黨精準問責機制的運行機理。
〔關鍵詞〕 精準問責,問責要素,問責過程,“結構—過程”分析框架
〔中圖分類號〕d262.6 ??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175(2020)03-0053-08
中國共產黨在治國理政和管黨治黨過程中有效應對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對象復雜化、治理單位精細化等問題,需要治理模式從粗放型治理向精準化治理轉變。“精準思維,既屬于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范疇,又是方法論的體現” 〔1 〕,是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一馬克思主義哲學“活的靈魂”的集中概括,為構建精準化治理模式奠定哲學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精準思維運用于貧困治理、腐敗治理、監督執紀問責等領域之中,相繼提出“精準扶貧”“精準有效懲治腐敗”“精準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精準問責”等重大命題,描繪出我國精細化治理模式的整體圖景。黨內問責制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載體,經歷了從粗放到精準的發展歷程。針對實踐中出現的問責泛化、問責簡單化等問責不精準現象,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強調,“實施精準問責,防止問責不力或者問責泛化、簡單化” 〔2 〕。2019年9月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以下簡稱2019年版《問責條例》)中充分彰顯精準問責思想。2019年11月,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強調,“完善發現問題、糾正偏差、精準問責有效機制” 〔3 〕。理論是實踐的先導,完善精準問責有效機制的理論基礎是從學理上深入闡釋中國共產黨精準問責機制的深刻內涵。中國共產黨精準問責機制的構成要素有哪些?中國共產黨精準問責機制的運行機理是什么?弄清楚這些問題對于完善中國共產黨精準問責機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當前相關研究進展和焦點問題
在參與主體多元和權責關系復雜的情境中對政府官員的失職失責行為實施精準問責,是各國在問責制建設進入理性成熟階段面臨的共同任務。目前學術界對精準問責機制的專門研究還較為薄弱,為數不多的現有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一些學者采取問責要素分析方法,探討精準問責機制的構成要素及其運行狀況。首先,從問責主體來看,在羅美澤克(romzek)和杜比尼克(dubnick)看來,精準問責是指各類問責主體基于其差異化的職責定位,在政治問責、職業問責、等級問責、法律問責等問責類型中,分別就不同的問責內容對問責對象的履責表現進行責任追究 〔4 〕。在實踐層面,莊德水指出,問責主體濫用權力構成問責泛化等問責不精準現象的成因,構建精準問責機制必須告別問責主體的權力意志 〔5 〕。其次,從問責對象來看,塔維斯(tavits)和拜爾(bayer)認為,責任劃分的清晰性是影響問責對象精準性的重要因素,各個政府官員之間責任劃分的清晰性越高,選民越容易精準識別究竟由誰對政府的決策失誤承擔責任 〔6 〕17。在實踐層面,受到公共權力被多元治理主體分享、崗位職責不夠明晰等因素的影響,政府責任劃分的清晰性亟待提升。波文斯(bovens)探討了各治理主體責任劃分不清晰導致的問責對象“多只手問題”,主張明確個體責任和集體責任的差異,通過個體問責、集體問責等問責模式的精細分工提升問責對象的精準性 〔7 〕。蔣來用則從崗位職責入手探討了問責對象認定不精準的成因與對策 〔8 〕。最后,與單一問責要素分析不同,貝恩(behn)從問責對象和問責內容兩個維度對精準問責機制的構成要素進行理論闡釋,他認為,精準問責是指問責主體應當精準識別由哪一個組織中的特定成員對何種濫用權力的行為承擔責任 〔9 〕3。
第二,還有一些黨內問責政策研究者采取問責過程分析方法,對精準問責機制的運行過程進行政策解讀。一方面,從單一問責過程分析來看,趙娜聚集開展問責調查這一承上啟下的問責過程,以2019年版《問責條例》提出的“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依據充分、責任分明、程序合規、處理恰當”24字方針為基礎,分析精準開展問責調查的運行機制 〔10 〕。另一方面,從問責過程的系統分析來看,盧福林將精準問責機制的運行過程劃分為精準發現問題、精準識別問題和精準作出處置三個階段,指出其運行目標是問題定性精準、責任界定精準和量紀尺度精準 〔11 〕。
現有研究不乏真知灼見,但仍存在下述缺憾:一方面,從研究內容來看,現有問責要素研究主要停留在某一個或某兩個問責要素的層面,尚未采取問責要素的系統分析方法。現有問責過程研究以政策解讀為主,沒有充分利用問責過程論的前沿研究成果,學理性亟需提升。另一方面,從分析框架來看,現有問責要素分析和問責過程分析都僅揭示精準問責機制的部分面貌,忽視了將問責要素和問責過程整合起來的必要性。對中國共產黨精準問責機制進行系統闡釋亟需一個兼具學理性和整體性的分析框架。
“過程塑造結構,結構制約過程” 〔12 〕,兩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結構—過程”分析框架(見圖1)將靜態的制度結構分析和動態的運行過程分析有機結合起來,既克服了靜態的制度結構分析拘泥于僵化的制度文本的缺陷,又將制度執行主體的實際行動限定在制度框架之內,將行動者的能動性與制度的約束性靈活統一起來。基于上述優勢,目前“結構—過程”分析框架已經被學術界廣泛運用于對功能性分權體系、城市社區治理、政府應急管理等議題的分析之中,具有向黨內問責領域擴展的可行性。就黨內問責而言,新修訂的2019年版《問責條例》對各項問責要素進行更為精準化的設置,為構建中國共產黨精準問責機制奠定制度基礎。但是,精準問責的制度結構并不等同于精準問責機制,問責要素分析無法解釋制度文本和制度實效之間的落差。“能夠理解效能的,并不是組織結構的特征,而是過程本身,是作為相對獨立的解釋變項的過程因素。” 〔13 〕19基于此,本文將問責要素分析與問責過程分析整合成“結構—過程”分析框架,不僅在靜態的制度結構層面揭示現有問責制度對各項黨內問責要素的精準化設置,而且在動態的問責過程層面揭示出中國共產黨精準問責機制的運行機理,為全方位分析中國共產黨精準問責機制提供一個整體性分析框架。從分析框架的具體設計來看,一方面,本文采取問責要素分析方法,通過對2019年版《問責條例》與2016年7月施行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以下簡稱2016年版《問責條例》)的比較分析,從靜態的制度結構層面揭示日益成熟的黨內問責制度對問責主體、問責對象、問責情形和問責方式等各項問責要素的精準化設置。精準問責思維融入各個黨內問責要素之中,問責主體精細分工、問責對象精準認定、問責情形精細設置和問責方式精準刻度構成中國共產黨精準問責機制的構成要素。另一方面,按照西方問責過程論的主流觀點,問責機制的運行過程可以劃分為獲取信息、進行辯論和作出裁斷三個階段 〔14 〕14。本文采取問責過程分析方法,在借鑒西方問責過程論的基礎上,結合黨內問責制具有的問責信息來源的雙向性、問責調查主體在問責關系中的主導地位和問責與容錯兩種問責處理結果并存等特點,將問責機制的運行過程劃分為獲取問責信息、開展問責調查和作出問責處理決定三個階段。精準問責方法貫穿各個問責過程之中,精準獲取問責信息、精準開展問責調查和精準作出問責處理決定前后相繼,共同揭示出中國共產黨精準問責機制的運作機理。
二、中國共產黨精準問責的構成要素
(一)問責主體精細分工
“問責是由問責主體和問責對象構成的一種互動關系,在該關系中問責對象需要接受問責主體的外部審視與監督。” 〔15 〕15由于在權力體系中問責關系具有多重性特征,所以問責主體在很多情況下是一個“復數”,由此就產生各類問責主體的分工協調問題。黨委(黨組)、紀委、黨的工作機關等問責主體“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差異,與角色相應的責任在性質上就會有明顯的區別” 〔16 〕。各類黨內問責主體能否各盡其責,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對自身的職責以及彼此之間的職責分工的認知是否清晰、準確。內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根本原因,各類問責主體對職責分工存在認識偏差,滋生問責主體錯位的問題,呈現為黨委(黨組)、黨的工作機關的問責缺位和紀委的問責越位兩個面向 〔17 〕。
為解決問責主體錯位的問題,傳統的問責觀點主張對不同的問責主體進行合理分工以便達致一種均衡的問責體制 〔18 〕17,使各類問責主體各盡其責。基于此種理念,2019年版《問責條例》進一步細化和豐富了黨內問責主體的類型,并從各類黨內問責主體的差異化角色責任入手,對各類問責主體的職責進行更為精細化的分工。2019年版《問責條例》對2016年版《問責條例》中的問責主體條款進行了修訂和完善,將黨內問責主體進一步細分為黨委、紀委、黨的工作機關以及紀委派駐(派出)機構四種類型。為消除由職責分工不明晰導致的問責主體錯位的問題,2019年版《問責條例》進一步明確黨委的主體責任、紀委的監督專責、紀委派駐(派出)機構按照職責權限履行監督責任和黨的工作機關依據職能履行監督責任這四種角色責任的精細化分工,結合各類黨內問責主體的機構屬性與管轄范圍厘清了各類黨內問責主體的職責定位和問責范圍,為形成職責明確、分工明晰、齊抓共管的精細化黨內問責主體格局奠定制度基礎,防止責任相互推諉現象的發生。
(二)問責對象精準認定
“問責對象是導致問責情形發生的客體和問責活動所針對的對象” 〔19 〕,回答“對誰問責”這一重要問題。責任劃分的清晰性是問責主體精準認定問責對象的前提,受到權力分享程度的影響,某項政治權力被越多組織和組織成員分享,就越難以精準認定濫用該項政治權力的責任主體。在理想狀態中,責任劃分最清晰的情況是,由一個立法機關來制定公共政策,并將該公共政策交由實行首長負責制的單一機構來貫徹執行,貝恩稱其為“一個議案主體、一項公共政策、一個執行機構、一個問責對象”原則 〔9 〕66。雖然該原則對解決政出多門和責任相互推諉問題大有裨益,但是它并不適用于中國共產黨的多層級治理、集體決策等多治理主體情景之中。一方面,從組織間關系來看,有一些重要的政黨事務由多個層級黨組織共同治理,這就容易產生多層級治理中垂直問責的問責對象認定問題。受到上下級黨組織之間責任劃分不清晰等因素的影響,“問責工作中不同程度存在向下問責多,向上問責少” 〔20 〕等問題。另一方面,從組織內部關系來看,在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民主集中制之下,重大事項決定權等政黨權力通常是在黨的領導干部和黨的領導機關之間復雜分配的。在集體決策體制中集體和個體責任劃分不清晰,導致黨內問責主體實施決策問責時出現個人責任和集體責任相互替代現象 〔21 〕。
中國共產黨精準問責機制在問責對象層面體現為問責對象的精準認定,中國共產黨在構建精準機制的過程中,不斷提升上下級黨組織之間、個體與集體之間責任劃分的清晰性,為問責主體精準認定問責對象奠定清晰的責任劃分這一重要基礎。一方面,從上下級黨組織之間責任劃分來看,2019年版《問責條例》第六條規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不得向下級黨組織和干部推卸責任” 〔22 〕,為減少責任推諉現象奠定制度基礎,維護了上下級黨組織之間職責分工的清晰性和穩定性。為執行該規定,各地相繼出臺規范“責任狀”的相關舉措,按照是否于法有據、于情有理、于事有益等原則,對現有“責任狀”進行集中清理和定期清理,對新簽訂“責任狀”的實質和程序要件進行審查,防止上級黨組織以簽訂“責任狀”的形式向下級黨組織推卸責任。另一方面,從個人責任和集體責任之間的劃分來看,2019年版《問責條例》首次將“集體決定、分清責任”確立為一項重要的問責原則 〔22 〕,為黨內問責主體在集體決策體制中厘清個人責任和集體責任之間的邊界提供指導原則。黨內問責主體在集體決策體制中實施決策問責時,應當以是否屬于《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二章第十條第五款規定的“重大問題”為依據,將屬于黨組織領導班子職責范圍內的集體決策事項和黨組織領導班子成員職責范圍內的個人決策事項區分開來,從決策事項的重要性厘清個人問責和集體問責之間的邊界。為解決個人責任與集體責任相互替代的問題,2019年版《問責條例》第六條規定,“對黨組織問責的,應當同時對該黨組織中負有責任的領導班子成員進行問責” 〔22 〕,該條款以個人問責和集體問責配合使用實現對個人責任和集體責任的并行追究,打破黨員領導干部以集體責任掩蓋個人失職失責的企圖。
(三)問責情形精細設置
問責情形劃定了需要問責事項的具體范圍,回答了問責主體在何種情況下應當對問責對象啟動問責程序的問題。黨內問責情形作為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負面行為清單”,是對其損害黨的領導、黨的建設、黨的事業和人民群眾利益的失職失責行為的抽象概括。隨著不同時期黨的中心工作的變化、對黨內問責制認識的不斷深化,黨內問責情形也處于動態演變之中,一個重要趨勢就是問責情形設置從抽象化向精細化轉變。抽象化的問責情形設置模式賦予問責主體適用問責情形條款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容易滋生問責內容泛化問題。在問責實踐中,“有的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簡單地把問責當成一種工具,想靠問責‘包打天下,工作推動中的問題、管理上的問題等,一股腦都拿問責來處理” 〔23 〕。
中國共產黨精準問責機制在問責情形層面上體現為黨內問責情形的精細化設置,2019年版《問責條例》通過設置精細分類、明確具體的問責情形條款,提升問責主體啟動問責程度的精準性和可操作性。一方面,從問責情形的分類來看,2019年版《問責條例》聚焦當前政治生活中的突出問題,新增加“履行管理、監督職責不力”和在涉及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上不作為、亂作為、慢作為、假作為兩種主要問責情形,彌補黨內問責情形的空白。不僅如此,2019年版《問責條例》還圍繞新時代黨的建設總體布局,從黨的政治建設抓得不實、黨的思想建設缺失、黨的組織建設薄弱、黨的作風建設松懈、黨的紀律建設抓得不嚴、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不堅決等方面設計六種主要問責情形,實現問責情形設置從“聚條扎堆”向“獨立成條”轉變。2019年版《問責條例》通過新增和修訂原有問責情形等方式,將問責情形從6種擴展到11種,提升問責情形分類的精細化水平。另一方面,從問責情形的主干內容來看,2016年版《問責條例》在設計問責情形條款時,列舉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失職失責行為的具體表現,但并沒有涵蓋危害后果這一歸責要件。在歸責理論看來,過錯行為與危害后果是密切相連的,完整的問責情形條款不僅應當包括失職失責行為的具體表現,而且還應當涵蓋其危害后果,同時具備這兩個歸責要件,黨內問責主體才有對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進行責任追究的充足理由。基于此,2019年版《問責條例》對每種問責情形都按照“失職失責行為的具體表現+危害后果”的模式進行精細化設置,進一步增強了問責情形條款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為黨內問責主體對觸犯問責情形的行為精準啟動問責程序提供制度依據。
(四)問責方式精準刻度
“那些我們希望能予以問責的對象十分清楚問責的含義:問責即意味著懲罰。” 〔9 〕3問責方式作為問責機制懲罰要素的外在表現形式,是問責主體對問責對象的失職失責行為實施的各種懲罰措施的統稱,對于督促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廉潔規范地行使手中的權力具有重要意義。在問責方式層面,“沒有是否需要懲罰的問題,只有如何把握懲罰尺度的問題” 〔24 〕23,這是因為過于嚴苛的懲罰尺度會侵害問責對象的正當權益,削弱其履職盡責的積極性;而過于寬松的懲罰尺度則難以充分發揮問責機制的懲處和威懾功能。在過去較長一段時間,問責方式中懲罰尺度刻度不精準的問題存在于問責制度和問責實踐之中。在制度層面,2016年版《問責條例》僅根據失職失責情節和危害的輕重來設計常規懲罰尺度,未對從輕或減輕問責、從重或加重問責等特殊懲罰尺度作出相應的具體規定。受其影響,在問責實踐中,“有的(問責主體)定性量紀尺度把握不好,問責或畸輕或畸重,不夠精準、簡單粗暴” 〔11 〕。
中國共產黨精準問責機制在問責方式層面體現為對問責方式中的懲罰尺度進行精準刻度,以防止出現問責結果畸輕畸重的現象。所謂懲罰尺度是指問責主體適用問責方式時確定懲罰嚴厲程度的具體尺度,受到問責對象失職失責行為的具體情節、危害后果等因素的影響。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關于免于處罰、從輕或減輕懲罰、從重或加重懲罰等懲罰幅度的規定以及現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關于從重或加重處分、從輕或減輕處分等處分幅度的規定,都是國家法律和黨內法規的制定者綜合考慮懲罰對象失職失責行為的內在動機、具體表現、危害后果、悔過態度等主客觀因素之后,對常規的懲罰尺度作出的靈活補充。為實現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的有效銜接,解決原有問責制度對問責方式的懲罰尺度刻度不精準的問題,2019年版《問責條例》在常規問責尺度之外,還借鑒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關于懲罰尺度的相關規定,按照懲罰尺度從輕到重的順序,在第十七至十九條中分別對從輕或減輕問責、從重或加重問責等特殊懲罰尺度適用的具體情形作出明確的規定。2019年版《問責條例》對問責方式中懲罰尺度的精細刻度,為黨內問責主體根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失職失責行為的個性特征對其予以精準懲罰提供客觀清晰的標準,符合錯責相當的精準問責原則,體現黨內問責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統一。
三、中國共產黨精準問責的運行機理
(一)精準獲取問責信息
信息在國家治理中具有基礎性作用,精準有效的國家治理依賴清晰準確的治理信息。信息是問責制中的關鍵因素,信息的收集與傳遞貫穿于獲取問責信息階段等問責過程之中 〔25 〕。問責過程的信息邏輯在于,問責主體要在與問責對象的信息互動中全面、準確地掌握問責對象的履職信息,著力解決問責主體和問責對象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獲取問責信息有供給驅動和需求驅動兩種不同路徑 〔25 〕,前者表現為問責對象主動向問責主體匯報履職盡責的各方面信息,后者表現為問責主體根據問責的實際需要自己收集問責對象的履職信息。中國共產黨在構建精準問責機制的過程中,通過健全問責對象的信息匯報制度和各類問責主體的問責信息共享機制等途徑,提升問責主體獲取問責信息的精準性,為精準問責奠定信息基礎。
第一,從問責對象來看,中國共產黨通過健全請示匯報、述職述廉等制度安排,將問責對象在信息獲取階段向問責主體匯報履職表現的義務具體化和制度化,為黨內問責主體精準獲取問責信息提供制度支撐。信息具有非均衡分布的特征,與問責主體相比,問責對象擁有更了解自己的履職能力、履職行為和履職結果等信息優勢。為防止問責對象利用信息優勢以權謀私,問責主體在授予問責對象公共權力的同時,通常也規定問責對象要承擔向問責主體匯報履職表現的政治義務。問責信息從問責對象向問責主體流動,需要借助一定的制度渠道。一方面,從請示報告制度來看,《中國共產黨重大事項請示報告條例》將“黨組織貫徹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和上級黨組織決定”和“(黨員)領導干部行使權力、擔負責任的重要事情和重要事項”納入下級黨組織向上級黨組織、黨員領導干部向黨組織請示報告的重大事項之中,并將其作為政治義務確定下來。在上問下責的黨內問責模式中,下級黨組織向上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向黨組織請示報告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問責對象向問責主體主動匯報履職表現的問責信息傳輸過程。另一方面,從述職述廉制度來看,《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第二十條對述職述廉的主體、時間安排、頻率等事項作出明確的規定。與請示報告適用于重大事項、啟動頻率相對較低不同,述職述廉適用于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履職盡責的各個方面,不僅啟動頻率更高,而且與問責信息的關聯性更強。黨員領導干部向黨組織、常委會向全委會述職述廉過程中提供的職責履行情況、廉潔從政情況等材料,構成問責信息的重要來源。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定期請示匯報和述職述廉,豐富了問責對象向問責主體提供問責信息的制度渠道,有利于解決問責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第二,從問責主體來看,中國共產黨不斷健全各類問責啟動主體之間的信息共享機制,確保問責主體獲取全面、準確的問責信息。受到自利動機驅使、信息篩選原則不恰當等因素的影響,問責對象更傾向于向問責主體匯報對自己有利或問責主體喜歡聽到的信息,這種信息噪音現象削弱問責主體獲取問責信息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不利于問責主體及時發現問責對象失職失責行為的問題線索。鑒于此,問責主體必須根據問責的實際需要主動收集所需的問責信息。由于每個問責主體“在吸收與使用信息上的能力同樣是有限的” 〔26 〕120,任何單一問責主體都難以全方位掌握管轄范圍內所有問責對象的各方面履職信息,所以整合各個問責主體分散的力量和資源對于解決問責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尤為必要。在實踐層面,中國共產黨將權力監督作為獲取問責信息的主要方式,將黨委的巡視監督、紀委的紀檢監督、紀委派駐(派出)機構的派駐監督、黨的工作機關的職能監督有效銜接起來,在“四個全覆蓋”的大監督格局中構建各類問責主體的信息共享機制。各類問責主體不斷完善日常監督信息共享、問題線索移交與聯合辦案等合作機制,利用大數據技術將各問責主體獲取的零散的問責信息整合起來并交叉驗證,提升了問責主體獲取問責信息的全面性與準確性。
第二,從約束來看,為提升問責處罰決定的精準性,糾正問責實踐中出現的問責結果畸輕畸重等問題,2019年版《問責條例》新增加“錯責相當”這一問責原則,為問責決定機關根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失職失責的過錯程度與危害后果等因素精準適用問責方式提供指導原則。錯責相當是評價問責處罰結果精準性和合理性的核心標準,所謂錯責相當是指問責主體根據問責對象失職失責行為的性質情節、危害后果等因素來決定采取何種嚴厲程度的問責方式。為有效貫徹錯責相當原則,2019年版《問責條例》將失職失責行為的危害后果細分為危害較輕、危害較重、危害嚴重等幅度,按照懲罰強度由低到高的順序對誡勉、通報、組織調整或組織處理、紀律處分四種問責方式進行精細排布,并將失職失責行為的危害幅度與懲罰強度一一對應起來,為問責決定機關精準適用問責方式提供精細化的問責尺度。問責決定機關依據錯責相當原則作出寬嚴適度的問責處罰決定,有助于實現問責工作的紀法效果、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體現“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良好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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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陳 鵑
〔收稿日期〕2020-02-24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堅持依法治國與制度治黨、依規治黨統籌推進研究”(17jzd003),主持人王立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青年項目“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黨內問責精準化研究”(20yjc710045),主持人呂永祥。
〔作者簡介〕呂永祥(1988-),男,安徽亳州人,武漢大學黨內法規研究中心講師、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黨內問責。
王立峰(1976-),男,遼寧鞍山人,吉林大學匡亞明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吉林省黨內法規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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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要件工作情況報告如何寫三
學習時間:2018.8.24 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范
一、愛國守法。熱愛祖國,熱愛人民,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全面貫徹國家教育方針,自覺遵守教育法律法規,依法履行教師職責權利。
二、愛崗敬業。忠誠于人民教育事業,志存高遠,勤懇敬業,甘為人梯,樂于奉獻。對工作高度負責,認真備課上課,認真批改作業,認真輔導學生。
三、關愛學生。關心愛護全體學生,尊重學生人格,平等公正對待學生。對學生嚴慈相濟,做學生良師益友。保護學生安全,關心學生健康,維護學生權益。不諷刺、挖苦、歧視學生,不體罰或變相體罰學生。
四、教書育人。遵循教育規律,實施素質教育。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因材施教。培養學生良好品行,激發學生創新精神,促進學生全面發展。不以分數作為評價學生的唯一標準。
五、為人師表。堅守高尚情操,知榮明恥,嚴于律己,以身作則。衣著得體,語言規范,舉止文明。關心集體,團結協作,尊重同事,尊重家長。作風正派,廉潔奉公。自覺抵制有償家教,不利用職務之便謀取私利。
六、終身學習。崇尚科學精神,樹立終身學習理念,拓寬知識視野,更新知識結構。潛心鉆研業務,勇于探索創新,不斷提高專業素養和教育教學水平。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
(2018年6月15日)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脫貧攻堅工作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作為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點任務,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過去5年,我們采取超常規舉措,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進脫貧攻堅,農村貧困人口顯著減少,貧困發生率持續下降,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邁出堅實步伐,貧困地區農民生產生活條件顯著改善,貧困群眾獲得感顯著增強,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進展,創造了我國減貧史上的最好成績。過去5年,我們充分發揮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構筑了全社會扶貧的強大合力,建立了中國特色的脫貧攻堅制度體系,為全球減貧事業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譜寫了人類反貧困史上的輝煌篇章。
黨的十九大明確把精準脫貧作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打好的三大攻堅戰之一,作出了新的部署。從脫貧攻堅任務看,未來3年,還有3000萬左右農村貧困人口需要脫貧,其中因病、因殘致貧比例居高不下,在剩余3年時間內完成脫貧目標,任務十分艱巨。特別是西藏、四省藏區、南疆四地州和四川涼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肅臨夏州(以下簡稱“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不僅貧困發生率高、貧困程度深,而且基礎條件薄弱、致貧原因復雜、發展嚴重滯后、公共服務不足,脫貧難度更大。從脫貧攻堅工作看,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弄虛作假、急躁和厭戰情緒以及消極腐敗現象仍然存在,有的還很嚴重,影響脫貧攻堅有效推進。必須清醒地把握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困難和挑戰,切實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一鼓作氣、盡銳出戰、精準施策,以更有力的行動、更扎實的工作,集中力量攻克貧困的難中之 2 難、堅中之堅,確保堅決打贏脫貧這場對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攻堅戰。
按照黨的十九大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總體部署,根據各地區各部門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的進展和實踐中存在的突出問題,現就完善頂層設計、強化政策措施、加強統籌協調,推動脫貧攻堅工作更加有效開展,制定以下指導意見。
一、全面把握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總體要求
(一)指導思想
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全會精神,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充分發揮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堅持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堅持大扶貧工作格局,堅持脫貧攻堅目標和現行扶貧標準,聚焦深度貧困地區和特殊貧困群體,突出問題導向,優化政策供給,下足繡花功夫,著力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著力夯實貧困人口穩定脫貧基礎,著力加強扶貧領域作風建設,切實提高貧困人口獲得感,確保到2020年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打好基礎。
(二)任務目標
到2020年,鞏固脫貧成果,通過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易地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因地制宜綜合施策,確保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消除絕對貧困;確保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實現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實現貧困地區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主要有:貧困地區具備條件的鄉鎮和建制村通硬化路,貧困村全部實現通動力電,全面解決貧困人口住房和飲水安全問題,貧困村達到人居環境干凈整潔的基本要求,切實解決義務教育學生因貧失學輟學問題,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大病保險實現貧困人口全覆蓋,最低生活保障實現應保盡保。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和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發展環境明顯改善,深度貧困地區如期完成全面脫貧任務。
(三)工作要求
堅持嚴格執行現行扶貧標準。嚴格按照“兩不愁、三保障”要求,確保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保障貧困家庭孩子接受九年義務教育,確保有學上、上得起學;保障貧困人口基本醫療需求,確保大病和慢性病得到有效救治和保障;保障貧困人口基本居住條件,確保住上安全住房。要量力而行,既不能降低標準,也不能擅自拔高標準、提不切實際的目標,避免陷入“福利陷阱”,防止產生貧困村和非貧困村、貧困戶和非貧困戶待遇的“懸崖效應”,留下后遺癥。
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做到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第一書記)精準、脫貧成效精準,因地制宜、從實際出發,解決好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問題,做到扶真貧、真扶貧,脫真貧、真脫貧。
堅持把提高脫貧質量放在首位。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不急功近利,不好高騖遠,更加注重幫扶的長期效果,夯實穩定脫貧、逐步致富的基礎。要合理確定脫貧時序,不搞層層加碼,不趕時間進度、搞沖刺,不搞拖延耽誤,確保脫貧攻堅成果經得起歷史和實踐檢驗。
堅持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正確處理外部幫扶和貧困群眾自身努力的關系,強化脫貧光榮導向,更加注重培養貧困群眾依靠自力更生實現脫貧致富的意識,更加注重提高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
堅持開發式扶貧和保障性扶貧相統籌。把開發式扶貧作為脫貧基本途徑,針對致貧原因和貧困人口結構,加強和完善保障性扶貧措施,造血輸血協同,發揮兩種方式的綜合脫貧效應。
堅持脫貧攻堅與錘煉作風、鍛煉隊伍相統一。把脫貧攻堅戰場作為培養干部的重要陣地,強化基層幫扶力量,密切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提高干部干事創業本領,培養了解國情和農村實際的干部隊伍。
堅持調動全社會扶貧積極性。充分發揮政府和社會兩方面力量作用,強化政府責任,引導市場、社會協同發力,構建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互為補充的大扶貧格局。學習時間:2018.9.7
二、集中力量支持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
(一)著力改善深度貧困地區發展條件
推進深度貧困地區交通建設攻堅,加快實施深度貧困地區具備條件的建制村通硬化路工程。加快實施深度貧困地區農村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加快深度貧困地區小型水利工程建設,推進深度貧困地區在建重大水利工程建設進度。推進深度貧困地區農村電網建設攻堅,實現農網動力電全覆蓋。加強“三區三州”電網建設,加快解決網架結構薄弱、供電質量偏低等問題。加大深度貧困地區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力度,加快實現深度貧困地區貧困村網絡全覆蓋。推進深度貧困地區整合資金、統一規劃、統籌實施農村土地綜合整治和高標準農田建設。推進西藏、四省藏區、新疆南疆退耕還林還草、退牧還草工程。加快巖溶地區石漠化綜合治理、西藏生態安全屏障、青海三江源生態保護、祁連山生態保護和綜合治理等重點工程建設。實施貧困村提升工程。
(二)著力解決深度貧困地區群眾特殊困難
全面實施“三區三州”健康扶貧攻堅行動,重點做好包蟲病、艾滋病、大骨節病、結核病等疾病綜合防治。加強禁毒脫貧工作,分級分類落實禁毒脫貧舉措。采取特殊措施和手段推動人口較少民族貧困人口精準脫貧。全面落實邊民補助、住房保障等守邊固邊政策,改善抵邊一線鄉村交通、飲水等條件,啟動實施抵邊村寨電網升級改造攻堅計劃,加快推進邊境村鎮寬帶網絡建設。穩妥推進新疆南疆土地清理再分配改革,建立土地經營與貧困戶直接掛鉤的利益分配機制。
(三)著力加大深度貧困地區政策傾斜力度
中央財政進一步增加對深度貧困地區專項扶貧資金、教育醫療保障等轉移支付,加大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農村危房改造補助資金、中央預算內投資、車購稅收入補助地方資金、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獎補資金等對深度貧困地區的傾斜力度,增加安排深度貧困地區一般債券限額。規范扶貧領域融資,依法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加大深度貧困地區扶貧投入。新增金融資金優先滿足深度貧困地區,新增金融服務優先布局深度貧困地區,對深度貧困地區發放的精準扶貧貸款實行差異化貸款利率。保障深度貧困地區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易地扶貧搬遷、民生發展等用地,對土地利用規劃計劃指標不足部分由中央協同所在省份解決。深度貧困地區開展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可不受指標規模限制,建立深度貧困地區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節余指標跨省域調劑使用機制。深度貧困地區建設用地涉及農用地轉用和土地征收的,依法加快審批。在援藏援疆援青工作中,進一步加大對“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干部選派傾斜支持力度。
三、強化到村到戶到人精準幫扶舉措
(一)加大產業扶貧力度
深入實施貧困地區特色產業提升工程,因地制宜加快發展對貧困戶增收帶動作用明顯的種植養殖業、林草業、農產品加工業、特色手工業、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積極培育和推廣有市場、有品牌、有效益的特色產品。將貧困地區特色農業項目優先列入優勢特色農業提質增效行動計劃,加大扶持力度,建設一批特色種植養殖基地和良種繁育基地。支持有條件的貧困縣創辦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扶貧產業園。組織國家級龍頭企業與貧困縣合作創建綠色食品、有機農產品原料標準化基地。實施中藥材產業扶貧行動計劃,鼓勵中醫藥企業到貧困地區建設中藥材基地。多渠道拓寬農產品營銷渠道,推動批發市場、電商企業、大型超市等市場主體與貧困村建立 長期穩定的產銷關系,支持供銷、郵政及各類企業把服務網點延伸到貧困村,推廣以購代捐的扶貧模式,組織開展貧困地區農產品定向直供直銷學校、醫院、機關食堂和交易市場活動。加快推進“快遞下鄉”工程,完善貧困地區農村物流配送體系,加強特色優勢農產品生產基地冷鏈設施建設。推動郵政與快遞、交通運輸企業在農村地區擴展合作范圍、合作領域和服務內容。完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貧困戶聯動發展的利益聯結機制,推廣股份合作、訂單幫扶、生產托管等有效做法,實現貧困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建立貧困戶產業發展指導員制度,明確到戶幫扶干部承擔產業發展指導職責,幫助貧困戶協調解決生產經營中的問題。鼓勵各地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方式向貧困戶提供便利高效的農業社會化服務。實施電商扶貧,優先在貧困縣建設農村電子商務服務站點。繼續實施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項目。動員大型電商企業和電商強縣對口幫扶貧困縣,推進電商扶貧網絡頻道建設。積極推動貧困地區農村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改革,制定實施貧困地區集體經濟薄弱村發展提升計劃,通過盤活集體資源、入股或參股、量化資產收益等渠道增加集體經濟收入。在條件適宜地區,以貧困村村級光伏電站建設為重點,有序推進光伏扶貧。支持貧困縣整合財政涉農資金發展特色產業。鼓勵地方從實際出發利用扶貧資金發展短期難見效、未來能夠持續發揮效益的產業。規范和推動資產收益扶貧工作,確保貧困戶獲得穩定收益。將產業扶貧納入貧困縣扶貧成效考核和黨政一把手離任審計,引導各地發展長期穩定的脫貧產業項目。
(二)全力推進就業扶貧
實施就業扶貧行動計劃,推動就業意愿、就業技能與就業崗位精準對接,提高勞務組織化程度和就業脫貧覆蓋面。鼓勵貧困地區發展生態友好型勞動密集型產業,通過崗位補貼、場租補貼、貸款支持等方式,扶持企業在貧困鄉村發展一批扶 貧車間,吸納貧困家庭勞動力就近就業。推進貧困縣農民工創業園建設,加大創業擔保貸款、創業服務力度,推動創業帶動就業。鼓勵開發多種形式的公益崗位,通過以工代賑、以獎代補、勞務補助等方式,動員更多貧困群眾參與小型基礎設施、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等項目建設,吸納貧困家庭勞動力參與保潔、治安、護路、管水、扶殘助殘、養老護理等,增加勞務收入。深入推進扶貧勞務協作,加強勞務輸出服務工作,在外出勞動力就業較多的城市建立服務機構,提高勞務對接的組織化程度和就業質量。東部地區要組織企業到西部地區建設產業園區,吸納貧困人口穩定就業。西部地區要組織貧困人口到東部地區就業。實施家政和護工服務勞務對接扶貧行動,打造貧困地區家政和護工服務品牌,完善家政和護工就業保障機制。實施技能脫貧專項行動,統籌整合各類培訓資源,組織有就業培訓意愿的貧困家庭勞動力參加勞動預備制培訓、崗前培訓、訂單培訓和崗位技能提升培訓,按規定落實職業培訓補貼政策。推進職業教育東西協作行動,實現東西部職業院校結對幫扶全覆蓋,深入實施技能脫貧千校行動,支持東部地區職業院校招收對口幫扶的西部地區貧困家庭學生,幫助有在東部地區就業意愿的畢業生實現就業。在人口集中和產業發展需要的貧困地區辦好一批中等職業學校(含技工學校),建設一批職業技能實習實訓基地。
(三)深入推動易地扶貧搬遷
全面落實國家易地扶貧搬遷政策要求和規范標準,結合推進新型城鎮化,進一步提高集中安置比例,穩妥推進分散安置并強化跟蹤監管,完善安置區配套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嚴守貧困戶住房建設面積和自籌資金底線,統籌各項扶貧和保障措施,確保完成剩余390萬左右貧困人口搬遷建設任務,確保搬遷一戶、穩定脫貧一戶。按照以崗定搬、以業定遷原則,加強后續產業發展和轉移就業工作,確保 貧困搬遷家庭至少1個勞動力實現穩定就業。在自然條件和發展環境異常惡劣地區,結合行政村規劃布局調整,鼓勵實施整村整組搬遷。今后3年集中力量完成“十三五”規劃的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搬遷任務,確保具備搬遷安置條件的貧困人口應搬盡搬,逐步實施同步搬遷。對目前不具備搬遷安置條件的貧困人口,優先解決其“兩不愁、三保障”問題,今后可結合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壓茬推進,通過實施生態宜居搬遷和有助于穩定脫貧、逐步致富的其他形式搬遷,繼續穩步推進。加強安置區社區管理和服務,切實做好搬遷群眾戶口遷移、上學就醫、社會保障、心理疏導等接續服務工作,引導搬遷群眾培養良好生活習慣,盡快融入新環境新社區。強化易地扶貧搬遷督促檢查,確保高質量完成易地扶貧搬遷目標任務。
(四)加強生態扶貧
創新生態扶貧機制,加大貧困地區生態保護修復力度,實現生態改善和脫貧雙贏。推進生態保護扶貧行動,到2020年在有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中新增選聘生態護林員、草管員崗位40萬個。加大對貧困地區天然林保護工程建設支持力度。探索天然林、集體公益林托管,推廣“合作社+管護+貧困戶”模式,吸納貧困人口參與管護。建設生態扶貧專業合作社(隊),吸納貧困人口參與防沙治沙、石漠化治理、防護林建設和儲備林營造。推進貧困地區低產低效林提質增效工程。加大貧困地區新一輪退耕還林還草支持力度,將新增退耕還林還草任務向貧困地區傾斜,在確保省級耕地保有量和基本農田保護任務前提下,將25度以上坡耕地、重要水源地15-25度坡耕地、陡坡梯田、嚴重石漠化耕地、嚴重污染耕地、移民搬遷撂荒耕地納入新一輪退耕還林還草工程范圍,對符合退耕政策的貧困村、貧困戶實現全覆蓋。結合建立國家公園體制,多渠道籌措資金,對生態核心區內的居民實施生態搬遷,帶動貧困群眾脫貧。深化貧困地區集體林權制度改革,鼓勵貧困人口將林地經營權 入股造林合作社,增加貧困人口資產性收入。完善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讓保護生態的貧困縣、貧困村、貧困戶更多受益。鼓勵納入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重點排放單位購買貧困地區林業碳匯。
(五)著力實施教育脫貧攻堅行動
以保障義務教育為核心,全面落實教育扶貧政策,進一步降低貧困地區特別是深度貧困地區、民族地區義務教育輟學率,穩步提升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質量。強化義務教育控輟保學聯保聯控責任,在輟學高發區“一縣一策”制定工作方案,實施貧困學生臺賬化精準控輟,確保貧困家庭適齡學生不因貧失學輟學。全面推進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改造工作,重點加強鄉鎮寄宿制學校和鄉村小規模學校建設,確保所有義務教育學校達到基本辦學條件。實施好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在貧困地區優先實施教育信息化2.0行動計劃,加強學校網絡教學環境建設,共享優質教育資源。改善貧困地區鄉村教師待遇,落實教師生活補助政策,均衡配置城鄉教師資源。加大貧困地區教師特崗計劃實施力度,深入推進義務教育階段教師校長交流輪崗和對口幫扶工作,國培計劃、公費師范生培養、中小學教師信息技術應用能力提升工程等重點支持貧困地區。鼓勵通過公益捐贈等方式,設立貧困地區優秀教師獎勵基金,用于表彰長期扎根基層的優秀鄉村教師。健全覆蓋各級各類教育的資助政策體系,學生資助政策實現應助盡助。加大貧困地區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工作力度。開展民族地區學前兒童學習普通話行動。
(六)深入實施健康扶貧工程
將貧困人口全部納入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大病保險和醫療救助保障范圍。落實貧困人口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個人繳費財政補貼政策,實施扶貧醫療救助。切實降低貧困人口就醫負擔,在嚴格費用管控、確定診療方案、確定單病種收 費標準、規范轉診和集中定點救治的基礎上,對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大病保險支付后自負費用仍有困難的患者,加大醫療救助和其他保障政策的幫扶力度。全面落實農村貧困人口縣域內定點醫療機構住院治療先診療后付費,在定點醫院設立綜合服務窗口,實現各項醫療保障政策“一站式”信息交換和即時結算。在貧困地區加快推進縣鄉村三級衛生服務標準化建設,確保每個貧困縣建好1-2所縣級公立醫院(含中醫院),加強貧困地區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能力建設。深入實施醫院對口幫扶,全國963家三級醫院與832個貧困縣的1180家縣級醫院結對幫扶,為貧困縣醫院配置遠程醫療設施設備,全面建成從三級醫院到縣醫院互聯互通的遠程醫療服務網絡。貧困地區每個鄉鎮衛生院至少設立1個全科醫生特崗。支持地方免費培養農村高職(專科)醫學生,經助理全科醫生培訓合格后,補充到貧困地區村衛生室和鄉鎮衛生院。貧困地區可在現有編制總量內直接面向人才市場選拔錄用醫技人員,選拔錄用時優先考慮當地醫療衛生事業緊缺人才。全面實施貧困地區縣鄉村醫療衛生機構一體化管理,構建三級聯動的醫療服務和健康管理平臺,為貧困群眾提供基本健康服務。加強對貧困地區慢性病、常見病的防治,開展專項行動,降低因病致貧返貧風險。開展地方病和重大傳染病攻堅行動,實施預防、篩查、治療、康復、管理的全過程綜合防治。貧困地區婦女宮頸癌、乳腺癌檢查和兒童營養改善、新生兒疾病篩查項目擴大到所有貧困縣。開展和規范家庭醫生(鄉村醫生)簽約服務,落實簽約服務政策,優先為婦幼、老人、殘疾人等重點人群開展健康服務和慢性病綜合防控,做好高血壓、糖尿病、結核病、嚴重精神障礙等慢性病規范管理。實施貧困地區健康促進三年行動計劃。將脫貧攻堅與落實生育政策緊密結合,倡導優生優育,利用基層計劃生育服務力量,加強出生缺陷綜合防治宣傳教育。
(七)加快推進農村危房改造
允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根據國務院主管部門制定的原則,結合各自實際推廣簡便易行的危房鑒定程序,規范對象認定程序,建立危房臺賬并實施精準管理,改造一戶、銷檔一戶,確保完成建檔立卡貧困戶等4類重點對象危房改造任務。明確農村危房改造基本安全要求,保證正常使用安全和基本使用功能。因地制宜推廣農房加固改造,在危房改造任務較重的省份開展農房加固改造示范,結合地方實際推廣現代生土農房等改良型傳統民居,鼓勵通過閑置農房置換或長期租賃等方式,兜底解決特殊貧困群體基本住房安全問題。落實各級補助資金,完善分類分級補助標準。加強補助資金使用管理和監督檢查,支付給農戶的資金要及時足額直接撥付到戶。建立完善危房改造信息公示制度。
(八)強化綜合保障性扶貧
統籌各類保障措施,建立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制度為主體,以社會幫扶、社工助力為輔助的綜合保障體系,為完全喪失勞動能力和部分喪失勞動能力且無法依靠產業就業幫扶脫貧的貧困人口提供兜底保障。完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對符合條件的貧困人口由地方政府代繳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費。繼續實施社會服務兜底工程,加快建設為老年人、殘疾人、精神障礙患者等特殊群體提供服務的設施。鼓勵各地通過互助養老、設立孝善基金等途徑,創新家庭養老方式。加快建立貧困家庭“三留守”關愛服務體系,落實家庭贍養、監護照料法定義務,探索建立信息臺賬和定期探訪制度。完善農村低保制度,健全低保對象認定方法,將完全喪失勞動能力和部分喪失勞動能力且無法依靠產業就業幫扶脫貧的貧困人口納入低保范圍。對地廣人稀的貧困地區適度降低國家救災應急響應啟動條件。加大臨時救助力度,及時將符合條件的返貧人口納入救助范圍。
(九)開展貧困殘疾人脫貧行動
將符合條件的建檔立卡貧困殘疾人納入農村低保和城鄉醫療救助范圍。完善困難殘疾人生活補貼和重度殘疾人護理補貼制度,有條件的地方逐步擴大政策覆蓋面。深入實施“福康工程”等殘疾人精準康復服務項目,優先為貧困家庭有康復需求的殘疾人提供基本康復服務和輔助器具適配服務。對16周歲以上有長期照料護理需求的貧困重度殘疾人,符合特困人員救助供養條件的納入特困人員救助供養;不符合救助供養條件的,鼓勵地方通過政府補貼、購買服務、設立公益崗位、集中托養等多種方式,為貧困重度殘疾人提供集中照料或日間照料、鄰里照護服務。逐步推進農村貧困重度殘疾人家庭無障礙改造。實施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計劃,幫助貧困家庭殘疾兒童多種形式接受義務教育,加快發展非義務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資產收益扶貧項目要優先安排貧困殘疾人家庭。
(十)開展扶貧扶志行動
加強教育引導,開展扶志教育活動,創辦脫貧攻堅“農民夜校”、“講習所”等,加強思想、文化、道德、法律、感恩教育,弘揚自尊、自愛、自強精神,防止政策養懶漢、助長不勞而獲和“等靠要”等不良習氣。加大以工代賑實施力度,動員更多貧困群眾投工投勞。推廣以表現換積分、以積分換物品的“愛心公益超市”等自助式幫扶做法,實現社會愛心捐贈與貧困群眾個性化需求的精準對接。鼓勵各地總結推廣脫貧典型,宣傳表彰自強不息、自力更生脫貧致富的先進事跡和先進典型,用身邊人身邊事示范帶動貧困群眾。大力開展移風易俗活動,選樹一批文明村鎮和星級文明戶,推廣“星級評比”等做法,引導貧困村修訂完善村規民約,發揮村民議事會、道德評議會、紅白理事會、禁毒禁賭會等群眾組織作用,堅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教育引導貧困群眾弘揚傳統美德、樹立文明新風。加強對高額彩禮、薄養厚葬、子女不贍養老人等問題的專項治理。深入推進文化扶貧工作,提升貧困群眾的 公共文化服務獲得感。把扶貧領域誠信納入國家信用監管體系,將不履行贍養義務、虛報冒領扶貧資金、嚴重違反公序良俗等行為人列入失信人員名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