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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綱要之鴉片戰(zhàn)爭論文大全（13篇）篇一
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引起強烈的社會震蕩。與此相對應，思想領域從經世致用發(fā)展到師夷長技以制夷外，憂患意識也使中國傳統(tǒng)的學術文化開始發(fā)生了重要變化。
傳統(tǒng)的經學發(fā)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宋學（即程朱理學）與清代的漢學（即考據學，屬古文經學）雖被清朝統(tǒng)治者定為官學、正學，二者又互爭正統(tǒng)，終因遠遠脫離社會實際而衰落，毫無生命力。乾嘉時期已重新興起的今文經學，鴉片戰(zhàn)爭前后形成氣候。相對而言，今文經學的形式比較能容納一些新的思想。預感到清王朝已經沒落的龔自珍，傾心今文經學，抒發(fā)其社會批判思想。但他仍然是漢宋兼采，今古文兼容。到了魏源，則鬧到壁壘森嚴的地步，他的《詩古微》、《書古微》等著作，必欲全面推翻古文經學而后快。
史學領域發(fā)生的重大變化之一，便是一改乾嘉以來埋頭考證古史之風，當代史引起學者們的高度重視，并涌現出一批頗有影響的作品。
清政府在鴉片戰(zhàn)爭中的失敗，西方殖民主義者的猖狂，大大刺激了魏源。他于1842年便以紀事本末體撰寫了《圣武記》一書。該書詳述清朝前期軍事上的成就，意在激勵國人樹立打敗西方侵略者的勇氣與信心。而魏源的另一部史書《道光洋艘征撫記》，則是第一次英國侵華戰(zhàn)爭結束后撰寫出來的一部鴉片戰(zhàn)爭史。該書在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敘述過程中，揭露英國從走私鴉片到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的種種罪行。對林則徐、鄧廷楨、關天培及三元里等地人民的抗英斗爭予以贊揚，對清廷昏憒、官軍腐敗特別是琦善、奕山等人的卑怯求和，秉筆直書。書中還就鴉片戰(zhàn)爭中中國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進行探討，提出了挽救的辦法。
梁廷枬撰寫的《夷氛聞記》，從道光初年禁煙寫起，迄于1849年人民反入城斗爭，追述鴉片戰(zhàn)爭全過程。書中贊揚林則徐等人的抗英)(業(yè)績，揭露琦善、奕山、奕經等的丑惡行徑，較詳細地記載了廣州人民幾次大的反侵略斗爭。因該書敘事質直，多有觸犯時諱之處，刻本未署作者姓名。
面臨西方殖民者侵華這一嚴酷現實，有識之士開始重視對西方地理、歷史的探究。上文已經提到的《四洲志》、《海國圖志》之外，這方面的著作還有《瀛環(huán)志略》、《海國四說》等。徐繼畬編著的《瀛環(huán)志略》一書，對世界近八十個國家的風土人情、輿地沿革及社會變遷，作了比較系統(tǒng)的介紹。其中各卷篇的開頭，附有粗略的地圖。該書傳入日本后，影響很大。
鴉片戰(zhàn)爭后，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中國邊疆會出現危機，開始重視對邊疆地理的研究。姚瑩的《康輶紀行》系考察西藏后而著。他提出要警惕英國對西藏的侵略，加強沿海及邊疆的防務。他認為，英、法、美等國遠離中國數萬里，他們多年來研究中國，對中國的地理人事很熟悉，而我國對他們卻沒人了解，這是中國失敗的原因。有感于此，姚瑩在書中記載了不少有關英國、法國、俄羅斯、印度等國的歷史地理知識。張穆撰寫的《蒙古游牧記》（由何秋濤輯補校印），研究了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及前代在這一地區(qū)的設施。何秋濤注重邊疆地理的研究，認為中國北部與沙俄接境，應該有專門著作加以考究。于是他博采中外有關資料，并經鑒別考證，寫成《北徼匯編》。該書記述上自漢晉，下迄清道光年間的蒙古、新疆和東北地區(qū)的歷史、地理，并注意了中俄關系問題。咸豐皇帝閱讀后為該書賜名《朔方備乘》。
中國近代史綱要之鴉片戰(zhàn)爭論文大全（13篇）篇二
在鴉片戰(zhàn)爭教學中，師生對多數內容都訴諸“道德批判”，是帶著感情色彩來談論西方的，甚至有把對西方的滿腔憤恨轉化成文字上詆毀中傷以泄憤之嫌，很少從道德以外的角度，對鴉片戰(zhàn)爭進行深刻的反思，這是一種不幸。因為道德的批判最是無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層面，事情的細節(jié)便失去了原有的意義，至于細節(jié)之中所包含的各種信息更是成了毫無用處的廢物。有感于此，筆者就鴉片戰(zhàn)爭教學中的幾點思考成文，以求教方家。
一、對教材表述的幾點認識。
王家范教授指出，教材絕不是“經典”，教學過程更不是唯教師、唯教本為“標準模式”。教材只是引導學生理解和思考歷史的“階梯”，是“驅動的過程”，而絕不是“終結”。因此，對教材中一些不盡符合史實的表述，有必要認真分析。
1.英軍未進攻廣州，是由于林則徐防守嚴密？
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后，英國為何沒有進攻廣州？人教版認為是林則徐備戰(zhàn)認真，防守嚴密。這是不符合史實的。據茅海建先生的考訂，清軍的許多部署都建立在對英方意圖的錯誤判斷之上，且失敗后往往不能迅速吸取教訓。如林則徐、關天培的虎門防衛(wèi)體系都建立在英軍艦要闖關這一假設之上，而英軍恰好采取了中國人意想不到的直接進攻炮臺的戰(zhàn)法，結果中方預設的防御長處其實成了短處。事實表明，“清廷依為長城的虎門防衛(wèi)體系，正如明代盡心盡力修筑的長城未能阻止其祖先的數度人犯一樣，本身就是一只靠不住的跛腿鴨”。
后來，清朝對英宣戰(zhàn)，派官軍南下廣東，與英軍決戰(zhàn)，結果一敗涂地。事實證明，英軍有著制勝的武力，絕非害怕林則徐的武備。對英人而言，“中國七十萬眾，未必一千合用”，“中國之敵外國不過紙上言語”。林則徐謫戍伊犁時，在途中曾致書友人說到：英方器良技熟，船堅炮利，即遠調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哄，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他寫出了中英戰(zhàn)爭的實情，也寫出了中國人的窘態(tài)。“奈何奈何”一語，真切地表達出了炮火下的人們在拒敵時的茫然和愕然。只是林則徐請他的友人不要給別人看。“真的林則徐，他不要別人知道。他怕清議的指摘，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斗”。
顯而易見，英人繞開廣州，不是因為害怕林則徐嚴密防守，害怕廣州“民心可用”，而是因為與廣州“十三行”在利益上盤根錯節(jié)，關系太深，一打必損。英人投鼠忌器，才不敢在廣州開戰(zhàn)。更重要的是，英軍的預定戰(zhàn)略是對北方施壓，迫使清廷早日屈服，以便在中國對外關系中建立一種新秩序，所以未攻廣州，但予封鎖。可悲的是，人們誤以為林則徐制敵成功了，尤其是對于那些不相信“天朝”武功居然不敵“島夷”之技的人們，更是如此。
鴉片戰(zhàn)爭之后的三部史著《道光洋艘征撫記》《夷氛聞記》《中西紀事》，皆謂林則徐在廣東防備嚴密，英軍無隙可乘，遂北犯定海。他們把后來廣東戰(zhàn)事的失敗，歸結于林則徐的去職；他們將各地戰(zhàn)事的受挫，歸結于當地沒有林則徐。盡管林則徐的制敵方略當時未經實戰(zhàn)，但他們已在心目中認定其必勝無疑。處在失敗中的人們，找不到勝利的跡象，最容易產生某種希望。林則徐就是這種希望。而且，局勢越危急，戰(zhàn)事越失利，這種希望之火就越放光芒。由此，一個神話誕生了。一個林則徐不可戰(zhàn)勝的神話，占據了當時許多人的心，并流傳至今。
2.不平等條約。哪里不平等？
鴉片戰(zhàn)爭后訂立的中外不平等條約，究竟哪里不平等？有何影響？如何認識？教材沒有作具體分析，在教學中有必要深究，不然會以今情測古意，跳不出宥今以衡古的時弊。
不唯如此，對不平等條約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表明，對問題的解釋還另有一個廣闊的視野。五口通商等條款對中國有不利的一面，但在客觀上為中國提供了擺脫傳統(tǒng)的新途徑。從短期上講，負面作用大于正面效應，而從長期來看，負面作用在不斷退隱，正面效應在逐漸生長。羅茲曼先生在《中國的現代化》一書中分析指出：“如果我們全面地分析19世紀條約體系對中國現代化進程所產生的影響，就不難發(fā)現，消極面固然不少，但也不乏某些積極因素。”并提醒人們，相對于中國廣袤國土和華夏蕓蕓眾生而言，消極面容易被人們夸大。
然而，以上認識只是今人的一種分析，與時人的思想是不搭界的。今人所談論的平等或不平等，都是以18世紀在歐美產生至20世紀在世界確立的國際關系準則為尺度；而生活在“天朝”中的人們，自有一套迥然相別的價值標準，另有一種平等觀念。他們對今天看來“平等”的條款往往憤憤不平，而對今天看來為“不平等”的待遇卻渾然不覺。當時的人對于這些條約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
他們覺得外人在廣州一口通商的時候已經不易防范，現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橫行天下，防不勝防。直至前清末年，文人憂國者莫不以五口通商為最后的禍根。割讓土地當然是時人所反對的，也應該反對的。但是香港在割讓以前毫無商業(yè)或國防的重要功能。英人初提香港的時候，北京還不知道香港在哪里。時人反對割地，不是反對割香港。協定關稅和治外法權是我們近年所認為不平等條約的核心，可是當時的人并不這樣看。治外法權，在道光時代的人的目光中，不過是讓夷人管夷人。他們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辦法。至于協定關稅，他們覺得也是方便省事的方法。
進言之，在《南京條約》里，中國損失了國權，而清朝卻沒有損失王權，更何況通過《南京條約》，清王朝亦有所獲，即以協定關稅論，中國損失了海關權，而清朝卻增加了海關收入，清廷不僅可以賣中國以自救，還可以賣中國以自利。《望廈條約》簽訂后，道光帝的朱批是“所辦甚好”，稱贊耆英的諭旨是“辦理均合機宜”。所以我們既要反列強帝國主義，也要反天朝帝國主義，片面反帝，會誤讀近代史，誤以天朝帝國主義為愛國主義。
二、閱讀對教學的啟示。
鴉片戰(zhàn)爭史研究，資料翔實、成果豐碩，不少著作和文章多有論述，尤其是學者們潛心涵泳所得的精辟見地值得仔細玩味，而之與高考試題的融合，則更發(fā)人深思。
如2008年上海高考卷第41題引用了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中的一段原話，考查學生對中西方交往中“平等”與“不平等”的理解，思維含量較高。試題如下：
1840年英國對中國發(fā)動了鴉片戰(zhàn)爭，有學者在談到這次戰(zhàn)爭之后中外交往的歷史時曾說：“在鴉片戰(zhàn)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后，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
問題：(1)“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指的是什么？(2分)。
(2)簡要敘述中國在19世紀是如何受到“不平等待遇”的。(9分)。
(3)你如何評價這位學者的觀點？(2分)。
其實，郭廷以與蔣廷黻的觀點非常相似，他說：“過去是中國不以平等待人，英人口口聲聲要爭取平等，現在及今后反以不平等對待中國了。”但茅海建的看法不盡相同：“這段話相當凝練且傳意。但是，我們若從細部去觀察就會發(fā)現：盡管鴉片戰(zhàn)爭前清朝在國家關系上矮化西方列強，但對經濟貿易的種種限制，恐怕不能以‘不平等’一語而完全概括之，至于猖獗的鴉片走私貿易，又當別作它論；鴉片戰(zhàn)爭后西方列強勒逼的一系列條約，包含眾多不平等條款，而在國家關系上又毫無例外地追求與清朝的‘平等外交’。”并就不同語境下“平等”與“不平等”的內涵作了闡釋。學者的觀點相互碰撞，發(fā)人深省。時人與今人對“平等”與“不平等”的不同感受以及中西方不同的訴求，是文明的落差，恐怕與“東西對視，隔霧看花”的現狀不無關系。
又如，2009年廣東高考卷第22題是一道單選題，題干如下：
馬克思在評論鴉片戰(zhàn)爭時說：“在這場決斗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
這道題主要是考查學生對這段話的理解。郭漢民在剖析這段話時說：“從鴉片戰(zhàn)爭開始，維護道義、反抗侵略的中國由于自己的孤立無依而被排斥于世界聯系體系之外，只能代表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陳腐世界’，而一意發(fā)財的西方列強則恰恰是最現代社會的代表者。道義與落后，賺錢與先進如此奇妙地結合在一起，成為近代中國悲劇的根源。為了結束這場悲劇，中國必須盡快從‘陳腐世界’中走出來，改變落后狀況，追趕世界潮流。”
其實，馬克思在1853年曾預言，現在中國被迫放棄了它的閉關自守的狀態(tài)，“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顯然，鴉片戰(zhàn)爭不僅是近代中國悲劇的開端，也是結束中國野蠻的、閉關自守、與文明世界隔絕狀態(tài)的開端。柏楊甚至說，封建衛(wèi)道之士對舊政權的保衛(wèi)越努力，中國脫胎換骨的時間，也就是使中國新文明誕生的陣痛時間，也越延長。中國所受的傷害，也因之越大。
無可否認，西方特權最初突出地表現為赤裸裸的殖民主義擴張和侵略，古老中國之“陳腐”早已注定了在最初的博弈中上演的只能是一幕歷史悲劇，對西方“特權”的抵制將一直伴隨著中西方交往的進程，也必將伴隨著中國向前發(fā)展的進程。因此對中西方交往與中國發(fā)展關系的冷峻思索顯然比單純關注西方的侵略更有意義。如此看來，高考以此命題早已對“道義批判”進行了深刻反思，對歷史教學已經發(fā)出了明確的信號，只是我們未曾意識到罷了。
如何看待不平等條約？黃仁宇的話令人深思：“南京條約和附約里各種苛刻的待遇，滿人漢人的官僚都接受。倒是內中提及今后兩方的文書要用平等語氣來往，開‘夷人’隨意置喙之門，反而使他們不安”。并說，“南京條約簽訂之后10年，感到更不滿意的不是戰(zhàn)敗國而是戰(zhàn)勝國o”
如何看待鴉片戰(zhàn)爭？西方學者費正清等人中肯地指出，在中國近代史上，沒有哪一段插曲比鴉片戰(zhàn)爭為譴責“帝國主義侵略”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它成為中國人對西方武力入侵和在此以后幾乎整整一個世紀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地位的不滿情緒的內容。除了從這一角度看鴉片戰(zhàn)爭外，還有必要將其放到近代歷史的主要趨勢之中去觀察。
上述中外學者的真知灼見，從不同視角來重新審視和理性反思鴉片戰(zhàn)爭，多為不易之論，在教學中值得借鑒和思索，一味道德式批判和“煽情”式的教學無助于學生思維的歷練和學科素養(yǎng)的提高。作為歷史教師要研究高考試題，窺測命題思路，關注史學動態(tài)、了解學術研究，多讀勤思、交流討論，否則真是抓住了譴責“帝國主義侵略”的機會，而失去了理性反思的契機。
三、幾點思考。
1.如何認識“侵略的西方”與“先進的西方”?
陳旭麓指出：“幾十年來，我們滿懷義憤和民族情感對帝國主義的歷史罪惡已經作過無數次的譴責、批判、聲討，產生了眾多的書籍和文章，這是歷史研究的一個必要部分。它裁決了歷史上的正義和非正義。但是，倫理觀念只能說明歷史的一個方面……在資本主義的世界性擴張過程中，非正義的侵略者同時又往往是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進步者；而正義的反侵略者則常常同時是落后者。以貪欲為動機的侵略過程常被歷史借助，從而在客觀上多少成為一個進步改造落后的過程。”回這一洞見對于理性思考“侵略的西方”不無啟發(fā)意義。日本就是被西洋的炮艦“轟”著離別中世紀而成功走上近代社會的。我不否認中國自身具有向近代社會演變的因素，但何其艱難而又一波三折，外界因素——新技術、新觀念、新的社會結構模式——的影響，在某個時候已經變成了中國歷史演進的決定力量。正是鴉片戰(zhàn)爭使中國出現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使中國的社會內部結構開始了基本的變革，成為傳統(tǒng)王朝的衰落轉變成傳統(tǒng)文明的衰落的轉折點，從此中國開始了艱難曲折的近代化歷程。試想，若不是被別人“轟出中世紀”，我們何時能主動地實現“走出中世紀”呢？故仇恨宣泄只能顯示情緒和意氣，卻不能顯示理性和力量，有時仇恨的激揚，則越發(fā)反襯出人們在國難面前的心怯意沮。鴉片戰(zhàn)爭的真意義，就是用火與劍的形式，告訴國人的使命：中國必須近代化，順合世界之潮流。因此，當我們探討近代中國人對西方挑戰(zhàn)的反應時，就應該把他們對西方的認識以及能否學習西方謀求改革放在首位，這樣，才能夠給他們一個較為準確的定位和評價。鴉片戰(zhàn)爭時期，中國人在對待“侵略的西方”問題上，除了少數人采取低姿態(tài)外，大部分都作出了強烈的反應，主張給予堅決回擊。可在怎樣面對“先進的西方”這一問題上，卻很令人失望。道光帝不識時務，守其常而不知其變，士大夫意氣用事，以為不必學，甚至在對“侵略的西方”作出迅速而情緒化反應的同時，也遷怒于“先進的西方”，有意歪曲與排斥之，這種傲慢與偏見的結果便是，清廷在炮聲寂靜之后又沉沉睡去，從而斷送了迎頭趕上西方的機會。
2.一場注定要失敗的戰(zhàn)爭是否應該抵抗？
在鴉片戰(zhàn)爭兩年多的時間里，中國調動了十多萬軍隊，先后有一名總督、兩名提督、七名總兵、兩名都統(tǒng)以及數千名士兵死于戰(zhàn)爭。但英國遠征軍的戰(zhàn)死人數據英方統(tǒng)計卻不足百人。這顯現了中國與西方之間巨大的落差。而中西之間舟船與槍炮的懸殊對比，又常會化作無情的壓力，逼出血性者的英雄主義，召喚他們在劣境中慷慨一擊，肉搏赴死。陳連升喋血沙場、葛云飛血染定海、關天培虎門殉國、陳化成陣亡于吳淞炮臺，像這樣甘愿以頭顱抵擋利炮的人并不是個別的，“可憐裹尸無馬革，巨炮一震成煙塵”，他們的心跡和苦痛，既顯示了民族戰(zhàn)爭中英雄主義的悲壯，又顯示了民族戰(zhàn)爭中英雄主義的悲愴。以致林則徐發(fā)出“未之前有”與“奈何奈何”的感嘆。
以日本為例，自1853年“黑船事件”后，國門被打開，除割地賠款外，日本“享受”著與中國同等的待遇。日本不事抵抗自是幕府的積弱，反過來說，即使進行抵抗，也將遭到與中國同樣的慘敗，下關和鹿爾島等地方性抵抗的慘敗便是明證。然開國之后的種種刺激，又轉化為另一種催化劑，引起了日本歷史上的明治維新。由此可見，對于西方的入侵，武力抵抗無疑是正確的，但這種抵抗注定要失敗，另作選擇也是明智的。負責任的政治家可以選擇對其民族更為有利的策略。對此不能簡單地以“愛國”或“賣國”的道德觀念概括之。誠然，中日兩國之間的差異或許更為重要，放棄武力抵抗，對于并無前車之鑒的“天朝”上國而言在當時也不具有現實的可行性，其假設的意義僅僅在于，為研究這段歷史的人們提供道德批判以外的價值標準。
那清朝將士的鮮血怎樣才不會白流呢？“以鮮血而贏得勝利，自是其價值的充分體現。以鮮血而換來失敗，也可能不是無謂的，即所謂‘血的教訓’。一個失敗的民族在戰(zhàn)后認真思過，幡然變計，是對殉國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紀念。清軍將士流淌的鮮血，價值就在于此”。
可嘆的是，清朝似乎仍未從“天朝”的迷夢中醒來，勇敢地進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發(fā)生。時人稱：“和議之后，都門仍復恬嬉，大有雨過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轉喉觸諱，絕口不提，即酒房茶肆之中，亦大書‘免談實事’四字，儼有詩書偶語之禁。”鴉片戰(zhàn)爭后，社會停滯不前，以致當1860年庚申之變后，國人再度檢討致敗之由時，20年的光陰已經過去了。讀史至此，沉思久之。
中國近代史綱要之鴉片戰(zhàn)爭論文大全（13篇）篇三
新鄉(xiāng)地處河南北部，歷史悠久，自然條件優(yōu)越，在歷史上是傳統(tǒng)的北方內陸城鎮(zhèn)。晚清時期，新鄉(xiāng)與沿海城鎮(zhèn)相比受到西方文化沖擊較小，社會形態(tài)未發(fā)生明顯變化。但到了20世紀初，隨著京漢、道清兩條鐵路交會于新鄉(xiāng)，使新鄉(xiāng)城市發(fā)展進入新的歷史時期。新鄉(xiāng)的歷史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深深影響到新鄉(xiāng)近代建筑的發(fā)展，因而對于新鄉(xiāng)近代建筑的研究有助于探究新鄉(xiāng)近代城市發(fā)展和近代建筑史。有鑒于此，筆者結合相關材料，對新鄉(xiāng)近代建筑發(fā)展過程進行分期研究，總結各發(fā)展階段的特點，探究其發(fā)展規(guī)律。
近代新鄉(xiāng)建筑發(fā)展的萌芽期。
（1840年至1900年）。
由于地理和歷史的原因，在1840年至20世紀初，新鄉(xiāng)的當地建筑仍以傳統(tǒng)明清建筑為主，建筑材料以傳統(tǒng)的土、木、磚、石為主，延續(xù)著以木構架為主的結構體系。但隨著西方宗教的日漸傳入，新鄉(xiāng)出現了一批教堂建筑，其建筑形式多為西式和中西結合式，這也是新鄉(xiāng)最早的新式建筑。這些新建筑對新鄉(xiāng)建筑面貌的改變并不明顯，當時建筑仍以傳統(tǒng)民居為主。
這一時期新鄉(xiāng)最具代表性傳統(tǒng)的民居應為位于今原陽勝利路的夏家民居，宅主是當時陽武縣（今屬原陽縣）最大財主夏家。夏家民居至今僅主院保存完整，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主院是北方民居傳統(tǒng)的四合院建筑，有三進院落，房屋74間，皆為硬山頂灰瓦建筑。院落規(guī)劃整齊，坐西面東，屋頂上有五脊六獸，古樸典雅，渾厚莊重，夏家民居是典型的對稱式布局。除夏家民居外，新鄉(xiāng)現存的清末民居還有位于鳳泉區(qū)前郭柳村的宋家民居，位于紅旗區(qū)北關一帶的付家大院、游家大院，以上各處民居皆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始建于1882年的衛(wèi)輝南門里天主堂是新鄉(xiāng)最早的教堂，意大利神父白玉華于1897年進行擴建。該教堂規(guī)模宏大，房屋百余間，為中西結合式建筑。該教堂主殿由兩部分組成，一是中國廡殿頂式的殿身實體，二是仿古羅馬柱廊的殿身虛部，這是西方建筑樣式第一次出現在新鄉(xiāng)。這一時期新鄉(xiāng)還有建于1884年的新鄉(xiāng)縣牧野鄉(xiāng)天主教堂，1901年建成的原陽縣天主教堂和1902年建成的獲嘉縣中和鎮(zhèn)天主教堂，這些建筑均為中國廡殿頂與古羅馬柱廊的結合。雖然這些建筑數量少，但對周圍建筑影響較大，模仿者日漸增多。
近代新鄉(xiāng)建筑的繁榮期。
（1900年至1937年）。
20世紀初，隨著京漢、道清兩條鐵路通車，新鄉(xiāng)成為兩條鐵路的交會點。交通的便捷拉近了新鄉(xiāng)與天津、漢口、武昌等城市的距離，人員和物資的快速流動極大促進了新鄉(xiāng)近代民族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和新文化的傳播。同時，這一時期外國資本大量進入河南，大量外國企業(yè)直接在河南投資設廠，進行工礦業(yè)生產。在以上因素的推動下，新鄉(xiāng)興建了大量新式建筑，近代建筑類型、技術、材料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中西建筑風格不斷得到融合、混存，城市面貌得到很大改變，當地出現了近代建筑的繁榮景象。
一、住宅建筑。
這時新鄉(xiāng)的住宅大多是傳統(tǒng)形式的延續(xù)，依舊保持四合院的樣式，但有些住宅采用了新的建筑工藝。在傳統(tǒng)住宅中也分化出新式的住宅，這些住宅不僅使用了新材料、新技術，而且在建筑形式及功能上有了明顯改變。
徐世昌公館是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傳統(tǒng)住宅，現位于輝縣牌坊街，創(chuàng)建于民國初年，為徐世昌在輝縣活動期間（1909-1911年）的辦公場所，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公館“原有建筑占地十余畝，左中右三穿三進，九院相連，皆為四合院，主院穿廳……青堂瓦舍，朱門丹窗，方磚鋪地，回廊相連。”（《輝縣文史資料》第9輯）。
新鄉(xiāng)北關勞動路上的李家大院是新鄉(xiāng)市區(qū)規(guī)模較大的中西結合式住宅，為民國時期新鄉(xiāng)商人李裕達及其三個兒子的私宅，現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此建筑群既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如墀頭、梁枋、雀替、如意頭、蓮花束腰柱礎等飾物，又摻雜較多的西方建筑設計手法，如精美線角、雕花、門旁扶壁假柱上的渦卷等。”（《河南近代建筑史》，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1995年，282頁）該建筑使用油氈瀝青豆粒砂屋面，為新鄉(xiāng)地區(qū)最早使用新型防水屋面材料的住宅。
衛(wèi)輝城內健康路麗湖花園內的王家大樓，建于民國初年，為近代民族實業(yè)家王錫彤私宅。大樓為磚木結構，青磚墻基，具有明顯的西式建筑風格，是新鄉(xiāng)近代住宅建筑的代表作，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王家大樓整體為正方形，前面有半月形涼臺，四周有雙柱走廊。穿過涼臺是寬敞的會客廳，客廳東西各有一室相對。繞過影壁有南北走廊，南北走廊和東西走廊成“t”字形，所有房間在“t”字形走廊兩邊，室室相對，20余間，上下兩層基本相仿，上下樓梯均在后部。該建筑樣式精巧，美觀大方，是獨具一格的近代優(yōu)秀建筑。
二、工業(yè)建筑。
新鄉(xiāng)的近代工業(yè)自20世紀初起步以來，逐漸興建了一批紡織、面粉、冶鐵等工業(yè)企業(yè)，這些企業(yè)的廠房多為單層磚木結構，內部空間寬敞，車間有適宜的生產環(huán)境。同時，新鄉(xiāng)也出現了多層的廠房和數十米高的煙囪。工業(yè)建筑的發(fā)展充分說明建筑的發(fā)展適應了新的工業(yè)生產技術發(fā)展的要求。
這期間新鄉(xiāng)興建的大型工業(yè)企業(yè)，主要有通豐面粉公司和宏豫冶鐵公司。通豐面粉公司位于新鄉(xiāng)衛(wèi)河北岸，西臨京漢鐵路，主要建筑為一棟五層磚木結構制粉樓，磚墻承重，木梁木樓板。木梁板在震動較大的面粉車間可有效地吸收一部分動荷載。宏豫冶鐵公司建于1923年，位于新鄉(xiāng)市衛(wèi)河北岸黃崗，東臨京漢鐵路，是新鄉(xiāng)最早且規(guī)模最大的一家私人冶鐵企業(yè)。該工廠建筑布局、房屋結構、造型都依照工業(yè)生產所需而設計，其標志性建筑為一座30米高的煙囪，外形修長，粗細得體。宏豫冶鐵公司的煙囪與通豐面粉公司的五層制粉樓相互呼應，構成當時新鄉(xiāng)衛(wèi)河北岸的一大景觀。
三、公共建筑。
伴隨著新鄉(xiāng)近代化城鎮(zhèn)的發(fā)展，醫(yī)院、文化場所、學校、車站、辦公樓等新式公共場所開始出現，展示出近代社會變革中的新鄉(xiāng)面貌。始建于1903年的博濟惠民醫(yī)院，舊址位于衛(wèi)輝市新鄉(xiāng)醫(yī)學院第一附屬醫(yī)院院內，現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該建筑為西式風格，后于1920年完成擴建，為磚、木、鋼筋混凝土結構。主樓為四層內廊式雙面病房樓，中廳設樓梯，兩側對稱布置，并設有暖氣和隔火墻。該建筑集中體現了中西合璧的風格，西洋古典建筑的磚石結構再加上傳統(tǒng)樣式的屋頂，是中國建筑從傳統(tǒng)建筑到現代建筑過渡的一個典范。同時，這一時期新鄉(xiāng)還有同善醫(yī)院和國光醫(yī)院，這些醫(yī)院布局合理，造型簡潔，為近代醫(yī)療衛(wèi)生建筑的代表。?新鄉(xiāng)文化建筑出現較晚，直到1927年馮玉祥主豫，文化建筑才有一定發(fā)展。1927年以后，新鄉(xiāng)新建的文化建筑主要有惠祥戲院、中山圖書館、新聲戲院、河朔圖書館等，而1934年建的河朔圖書館當屬這一時期代表性的文化建筑。河朔圖書館位于新鄉(xiāng)市衛(wèi)濱區(qū)一橫街北頭的衛(wèi)河公園內，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34年，一期工程即三層宮殿式辦公及閱覽大樓動工，1935年8月竣工并投入使用。河朔圖書館為近代著名建筑大師楊廷寶設計，是一座“工”字形宮殿式三層磚鋼筋混凝土建筑，為新民族形式建筑，具有中國民族特色與西方科學技術相結合的特點。主樓外觀為民族建筑風格，里邊是西式設施，光線充足，館內有新聞雜志社、文物陳列室、演講室等，可容納300余人在此閱覽。
自20世紀20年代，新鄉(xiāng)的近代教育有了快速發(fā)展，一大批近代教育建筑發(fā)展起來。1913年建造的衛(wèi)輝中學堂教學樓，是新鄉(xiāng)地區(qū)現存最早的教學樓。該教學樓為二層磚木結構，“采用了上下拱券外廊、突出的女兒墻、推拉式玻璃大窗、附墻壁柱等近代建筑處理手法，使用玻璃、紅機瓦等新建筑材料”（同上，121頁）。1930年建成的私立靜泉中學（今新鄉(xiāng)市第三中學），位于新鄉(xiāng)市姜莊街今市衛(wèi)生學校院內，該學校續(xù)建的“廿一”教學樓為磚木結構三層雙面樓房，門廳地坪使用了水磨石。建于1933年的獲嘉縣中和鎮(zhèn)天主教堂學校，為兩層磚木結構樓房，“教學樓門窗過梁、基礎圈梁和雨篷，均使用了鋼筋混凝土材料，其中全懸挑鋼筋混凝土雨篷建筑，在新鄉(xiāng)是第一次出現。此外，還采用了單斜梁兩側雙懸挑踏腳板式的木樓梯，亦屬本地少見”（同上，121頁）。
道清鐵路新鄉(xiāng)車站于1904年建成，后為方便旅客，于1910年新建車站票房一座。該票房位于新鄉(xiāng)車站北端，今建國路西側，為英國人設計。站房9間，坐東向西，設廁所、月臺、風雨棚，仿西歐票房樣式。票房由四個功能區(qū)構成，功能區(qū)內部開門，相互通達。四個區(qū)中北區(qū)辦公、調度，南區(qū)售票、后勤，中間兩區(qū)候車。
建于1933年的新鄉(xiāng)第四督察專員公署辦公樓，位于今新鄉(xiāng)市東大街路北，該建筑為新鄉(xiāng)行政管理機構和最高行政長官的辦公場所。辦公樓坐北朝南，為二層磚石結構房屋。主樓為東西走向，東西兩端有南北走向的端樓，因而整個辦公樓為中軸對稱的“h”形。主樓正面立紅漆柱四根，鼓石柱礎。樓內為雙面內走廊，樓上樓下平面布置相同，每間房設兩個平開玻璃窗。整座建筑布置緊湊，造型樸實清新，堪稱佳作。
四、市政建筑。
由于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在鐵路沿線城市集中，新鄉(xiāng)原有的城區(qū)已不能滿足日益發(fā)展的需要，城市規(guī)模不斷擴大，開始突破城墻的制約，向人流、物流比較方便的火車站附近發(fā)展，形成新的城區(qū)。新鄉(xiāng)新城區(qū)的建筑多數放棄了傳統(tǒng)設計和規(guī)劃，多采用西式或中西結合的建筑樣式，使用更為先進的技術和材料，其功能也更為多樣。
在鐵路沒有通車前，新鄉(xiāng)的商業(yè)街區(qū)位于臨近衛(wèi)河的北門一帶。隨著鐵路的通車，這一情況發(fā)生了改變，老城北門外沿衛(wèi)河商業(yè)區(qū)開始向舊城西部方向的火車站發(fā)展。于是在1915年前后，在新舊商業(yè)區(qū)中間開辟了一條通道，從北門外沿河街，經石榴園、姜莊街、新華街至火車站。這個區(qū)域逐漸被民宅和商鋪填滿，形成了以中山大街（今新華街）為主的新城區(qū)。人口增加、店鋪林立，商店多為高門臉和門窗洞口加線飾等西式建筑風格，采用水泥飾面和玻璃櫥窗等新材料。民國10年（1921年），由火車站至水閣門，修西站馬路。民國20年（1931年）后在火車站東、衛(wèi)河南岸建中山大街、保安街、斜街、疏河街、姜莊前后街、菜市街等街道。這些街道條塊結合，構成衛(wèi)河南岸街區(qū)。同時，在1933年成立城關馬路工程委員會，專門整修道路，又將新城區(qū)西站馬路、中山大街、姜莊街、石榴園、民族路等馬路修筑成碎石碎磚路面，還為中山大街、民族路、建國路等馬路安裝了路燈。通豐面粉公司于1919年在衛(wèi)河上修建了一座橋，取名為“通豐橋”，此橋原為簡易木橋。1933年國民黨華北辦事處將此橋改建為鋼筋混凝土橋，改名為華北紀念橋，為新鄉(xiāng)第一座鋼筋混凝土橋。橋長35米，寬6.6米，石墩、水泥梁，內襯道軌為筋，棱形紅石鋪面，8根1.5米高鑄鐵桿橋燈，為新鄉(xiāng)市第一座現代化橋梁，方便了衛(wèi)河南北交通。在今姜莊街與勝利路交叉口處，民國年間還有一座下方上圓最上為尖頂并鑲有機械鐘表的裝飾建筑，當地人稱之為“鐘樓”，用以報時之用。華北紀念橋、鐘樓與同一時期建造的河朔圖書館、第四督察專員公署辦公樓，被新鄉(xiāng)百姓稱為新鄉(xiāng)20世紀30年代的“四大建筑”。新式市政建筑的大規(guī)模修建，使城市面貌也相應發(fā)生變化，馬路寬闊，洋樓林立，門窗也均刷油漆。
五、園林建筑。
隨著城鎮(zhèn)人口的增加，城市內園林建筑也有所發(fā)展，這一時期新鄉(xiāng)出現兩座公園，分別為1924年修建的暴張公園和1927年修建的道清公園。暴張公園是為了紀念暴質夫、張宗周而建，兩人為民國初年豫北的革命者。暴張公園位于新鄉(xiāng)姜莊街，園內設有暴張紀念堂、衣冠冢、八角亭等。暴張紀念堂建在公園迎門處，是公園重要建筑，現位于新鄉(xiāng)市衛(wèi)濱區(qū)武警支隊院內，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紀念堂坐北向南，“單檐歇山頂，正脊、垂脊、截脊用灰瓦砌成，四面建回廊。四壁用青磚砌墻，檐柱抱在墻內”。暴張紀念堂建筑式樣別致，與之類似的近現代紀念性建筑并不多見。1927年修建的道清公園位于火車站東邊的建國路，為愛國將領吉鴻昌所建。道清公園雖規(guī)模不大，但環(huán)境優(yōu)美，具有現代城市公園的雛形。入門處為直形長廊，左右種植翠柏，長廊左右，還各有一圓形花壇，有小徑將其分作十二尖角形，構成了國民黨黨徽圖案。
近代新鄉(xiāng)建筑發(fā)展的停滯期。
（1938年至1949年）。
盧溝橋事變后，日軍迅速由京津地區(qū)南下，新鄉(xiāng)于1938年2月淪陷。日偽政權在新鄉(xiāng)7年多的殖民統(tǒng)治，致使新鄉(xiāng)原有的生產關系被打破，百業(yè)凋零，經濟衰敗，社會倒退。
日軍占領新鄉(xiāng)后，大力修建軍事工程和為其服務的設施，“日本帝國主義在新鄉(xiāng)修建飛機場、軍政機關及為其服務的金融、商業(yè)、郵電、娛樂設施，共建項目58個，建筑面積61799平方米，其中軍政設施建筑面積達80%以上”（《新鄉(xiāng)市建筑工程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38頁）。這一時期代表性的建筑為位于新鄉(xiāng)市人民路上的日本領事館，該建筑平面為長方形，二層混合結構，木質地板，紅磚墻，大灰紅瓦，四坡式屋頂。該建筑最大的特點是在房屋的基石上有21個通氣孔，通氣孔直通屋頂四個方形通氣孔，通風防潮。領事館北是領事住處，為日式建筑，開關式門窗，內門和壁柜皆為推拉門，木地板上鋪有榻榻米，全部木隔扇，布設講究。領事住宅路東為三棟日式平房住宅，造型相同。除此以外，在新鄉(xiāng)市衛(wèi)濱區(qū)的金家營和八里營現存十座飛機掩體工事，該建筑為拱形，為水泥混凝土結構，異常堅固，很像倒扣地上的大鍋，當地老百姓稱之為“飛機窩”。這些飛機窩為侵華日軍所建，現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日偽政權在1943年開始修建引黃濟衛(wèi)工程，計劃將黃河水引入衛(wèi)河。至日本投降時，只將50余公里的總干渠挖掘完成。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將該工程加以改造，命名為人民勝利渠。
同時，日偽政權重視新鄉(xiāng)的城市建設，曾將新鄉(xiāng)列為華北八大城市之一加以規(guī)劃。“本市于事變后躋于重要地位，人口劇增，擬使成為軍事上要點及商工業(yè)都市，而策其發(fā)達。并應作為政治交通文化經濟之地方中心都市，加以計劃。”（《北京檔案史料》1999年第4期）因此，日偽政權編制《新鄉(xiāng)都市規(guī)劃大綱》，進行為侵略戰(zhàn)爭服務的城市建設。新鄉(xiāng)規(guī)模擬為20平方公里，以京漢鐵路東側為主，從新鄉(xiāng)車站往東四五公里，往南三四公里，往北約二公里，包括車站西側一部分。本區(qū)范圍東起土馬路西至鐵路線，南至城南莊，北至中興街，為一正方形新區(qū)。并以孟姜女河為分界線，南面為行政區(qū)、住宅區(qū)，北面為街市混合區(qū)，衛(wèi)河北岸為工業(yè)區(qū)。同時，新開6條道路框架，即安城街（今自由路）、中央大道（今解放路）、土馬路（今勝利路）、安民街（今平原路）、道尹街（今人民路）、中興街（今宏力大道）。這一時期，新鄉(xiāng)完善、新修大小街巷45條，道路長度11.47公里，面積9.27萬平方米。日偽政權按照這個規(guī)劃大綱對新鄉(xiāng)經營多年，對新鄉(xiāng)城市建設與規(guī)劃布局產生較大影響。
1945年秋至新鄉(xiāng)解放，興建的較大工程只有1945年秋國民黨新鄉(xiāng)縣政府為迎接蔣介石路過新鄉(xiāng)暫住而建的中正堂。該建筑坐北向南，平面呈長方形，北端設講臺，南端正門有臺階，門廳為三柱拱券，縱墻兩側設休息走廊，間間有高大的磚粉砂漿紅廊柱，兩端間有傳統(tǒng)的倒柱連龍，墻面使用水泥摔毛、拉毛工藝。
結?語。
新鄉(xiāng)近代建筑的發(fā)展歷程，充分體現出近代新鄉(xiāng)的社會變遷，是由當時的經濟與社會條件所決定的，是科學技術、思想文化與社會歷史發(fā)展結合的產物。新鄉(xiāng)近代建筑總的來說是把西方建筑風格同中國傳統(tǒng)建筑風格相結合，產生符合現實需要的新建筑。同時，新鄉(xiāng)近代建筑局限性很大，在有些建筑類型、技術、材料方面相對單一，高質量建筑少，這表明新鄉(xiāng)近代建筑的發(fā)展并不充分。
中國近代史綱要之鴉片戰(zhàn)爭論文大全（13篇）篇四
摘要：辛亥革命中一些接受西方思想的婦女開展了參政活動，但是由于時代的局限性，運動最終歸于沉寂，但是參政運動的開展仍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本文主要分析了辛亥革命時期婦女參政運動興起的原因，對婦女參政的活動進行了分析，闡述了婦女參政運動歸于沉寂的原因，從而可以更好的了解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參政運動。
關鍵詞：辛亥革命;婦女;參政運動。
辛亥革命時期婦女參政運動的開展從民族發(fā)展以及自身解放的角度出發(fā)，提出了“婦女也要參政”的口號，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拉開了婦女參政的大幕，從此女性為了自身的合法權利走上了頑強拼搏和充滿坎坷的抗爭之路。
（一）革命活動拓展了婦女的眼界。
封建社會中婦女的地位比較多，婦女基本沒有參政議政的權力，辛亥革命的爆發(fā)摧毀了在我國延續(xù)上千年的封建帝制，明國強調男女平等，女性的地位得到極大的提升，這樣就為婦女參政議政工作的開展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辛亥革命的爆發(fā)促進了思想的傳播，很多國外的民主思想傳入到國內，促進了國民民主意識的覺醒。
（二）“天賦人權”思想為參政運動提供了思想基礎。
婦女參政運動的開展還離不開思想基礎，“天賦人權”則是其中的代表。在20世紀初，西方女權運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出現了很多女權運動領袖人物，這就為我國女性樹立了學習榜樣，造成婦女參與到參政活動中。婦女吸收了“天賦人權”思想，同時辛亥革命的爆發(fā)為婦女提供了平臺，參政運動開展中婦女采用辦報刊的方式進行宣傳，擴大女子參政的影響力。
（一）外部原因。
辛亥革命婦女雖然參與到政治活動中，但是相對于男性而言，婦女參政的人數比較少。在當時的社會中“男尊女卑”的觀念依然存在，即使婦女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但是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甚至很多辛亥革命的參與人員也對婦女存在歧視心理，這樣就導致婦女參政活動面臨著很大的挑戰(zhàn)。不僅如此參政的婦女主要為革命參與人員、官員，這些人員理應具有相同的目標。婦女參政運動中受到了抵制，這些人員在面對抵制時采取不同的應對手段，參政婦女之間不夠團結，導致參政運動的失利。受封建思想的影響，婦女參政活動的開展也沒有得到社會的支持，請愿活動受到輿論反對。
（二）自身原因。
導致婦女參政運動歸于沉寂的原因還包括婦女自身的原因，辛亥革命雖然提升了婦女的地位，但是在當時的社會上婦女的地位仍然比較低，婦女在經濟方面不獨立，這是重要的原因。婦女在經濟上不獨立，需要聽從男性的指揮，在表達意見時自己的主張不敢輕易的表達出來。其次婦女的素質也比較低，很多婦女沒有接受過系統(tǒng)的教育，對于政治空有參與熱情，但是對于政治的了解比較低，參政的影響力比較小。在參政中不能有效的表達自身的觀點，雖然參與到政治活動中，但是效果比較差，這些原因都對參政運動的開展帶來了阻礙，最終導致參政運動沉寂下來。
（一）經濟獨立是參政的基礎。
封建時期的婦女在經濟上嚴重的依賴男士，這樣就導致婦女受制于人，不能真正參與到參政活動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就說明經濟發(fā)展對于政治活動開展的重要性。因此要想使婦女真正的能夠參與到政治活動中，需要婦女在經濟方面處于獨立。經濟獨立可以使女性擁有自己的選擇權，表達自身的觀點，反之若女性在經濟方面處于依賴的狀態(tài)，則會處處受制于人，辛亥革命中婦女參政失敗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婦女在經濟方面不獨立，因此要想婦女真正參與到政治活動中要做到經濟獨立。
（二）參政運動的開展需要婦女的共同參與。
辛亥革命婦女參政的人員數量比較少，絕大多數的婦女沒有參與到政治活動中，同時參政人員之間也沒有建立共同的目標，從而導致參政運動的失敗。這就說明參政活動的開展需要婦女的共同參與，擴大婦女參政的影響力，在社會中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為參政活動的開展奠定一個良好的社會基礎。婦女要想參政還需要提升自身的知識儲備，準確的表達自身的觀念，加快參政活動的開展。參政運動中要廣泛的動員群眾的力量，讓更多的婦女參與進來。
（三）參與革命是婦女獲得權利的重要手段。
封建社會下婦女的權利比較少，不能表達自身的觀點，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因此必須開展革命，獲得自身的權利。辛亥革命爆發(fā)前國家處于內憂外患的局面，此時婦女將自身的權利與國家的利益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參與到辛亥革命中，這樣就使得婦女參政運動不斷高漲。政治局面比較復雜，資產階級不能引領革命走向勝利，因此也就不能滿足婦女參政的需求。雖然婦女參政運動最后歸于平靜，但是婦女參政的思想和主張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對新中國成立后女性政治權利的獲取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辛亥革命時期出現了婦女參政運動，婦女參政運動的開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然而辛亥革命婦女參政運動最終歸于沉寂，導致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既有外部原因，也有自身原因。婦女參政運動的開展具有一定的啟示，經濟獨立是參政的基礎、參政運動的開展需要婦女的共同參與、參與革命是婦女獲得權利的重要手段，可以說辛亥革命時期婦女參政活動的開展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參考文獻：
中國近代史綱要之鴉片戰(zhàn)爭論文大全（13篇）篇五
摘要：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日兩國走上了不同的發(fā)展道路。中國開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受列強壓迫的社會，而日本卻逐漸興起成為亞洲列強，這其中的原因很多，文章旨在分析中日兩國對當時的本國及世界的認識。
關鍵詞：鴉片戰(zhàn)爭；中日；本國；世界。
1840年英國對中國發(fā)動了侵略戰(zhàn)爭，既鴉片戰(zhàn)爭。中國戰(zhàn)敗，清政府割地賠款，賣國求榮，中國社會性質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由封建社會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同時社會矛盾、革命任務也隨之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鴉片戰(zhàn)爭也成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講，鴉片戰(zhàn)爭也客觀的給中國帶來了些許進步的元素，如：鴉片戰(zhàn)爭強行打開了中國腐敗、落后和封閉的大門；促進了中國商業(yè)的發(fā)展；帶來了歐洲的現代文明和技術等。但是，這沒有改變中國被侵略、被壓迫的命運，中國由此進入了極其黑暗的時代。反觀日本，以中國的鴉片戰(zhàn)爭為“天賜之鑒”，開始積極準備與西方列強的預期接觸，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加強海防、主張改革內政等。這為日本后期的明治維新及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打下了良好的社會基礎。那么中日兩國作為一衣帶水的鄰國，為何在鴉片戰(zhàn)爭之后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我認為這是由于兩國對當時的自身和世界認識的不同，所以也產生了后續(xù)發(fā)展的不同。
一、中日兩國對本國的認識。
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在古代歷史上，中國創(chuàng)造了一個又一個世界奇跡。四大發(fā)明、萬里長城、絲綢之路、隋唐盛世……中國文明是世界文明發(fā)源地之一，中國文明為亞洲文明提供供給，亦是亞洲文明的中心。古人很早就把中國看做是天下的中心，把周邊民族或國家稱之夷、蠻、戎、狄，產生了華夷思想。由于周邊國家的臣服，中國與鄰國的關系常常是冊封與被冊封的隸屬關系，中國成為冊封體制的中心，外國使臣朝覲時都要跪拜磕頭，這就更強化了“皇皇中華，四夷來朝”的思想。中國又很早形成了獨立的文化體系，并且成為文化輸出國。對于中國人來說，中國周圍的地區(qū)，往往是中國給予文化的地區(qū)。在中國古代，雖然也有別國文化流入，但它們不可能成為主流和改變原有文化的本質，相反，總要受到儒學的改造。所以，古代中國人對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具有強烈的優(yōu)越感和自信心。久而久之，這種優(yōu)越感和自信心就蛻變?yōu)橐估勺源蟮挠^念，對外國和外來文化總是不能正確對待和虛心學習。清末，即使中國已經落后，本土文化已經呈現保守，但上述傳統(tǒng)觀念依然非常強烈。頑固者自不必說。顯然，傳統(tǒng)文化觀念模糊了中國統(tǒng)治者的視線阻礙了對世界文明的吸納。
日本四面環(huán)海，在交通不發(fā)達的古代，處于相對孤立的環(huán)境。自古以來日本民族就有著很強烈的憂患意識，為了生存和發(fā)展，日本民族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吸收外部文化，以打破孤立的傾向，在知識方面的表現就是對外國的事物什么都想知道的求知欲。日本不是文化發(fā)源地，在公元3世紀以前尚無文字，在7世紀以前也沒有系統(tǒng)的政治法律制度，公元645年大化革新以后，日本全面學習中國文化，使自己的文化迅速地產生了飛躍。大化革新后，日本的封建制度漸趨完善，但其封建統(tǒng)治者并非中國的皇帝，而是掌握軍權的幕府將軍。日本的“天皇”就不可能如中國的皇帝一樣孤傲自賞，夜郎自大的。他們不斷地學習，積蓄力量，好奇一切新的事物。之后的明治維新就是其最好的證明。
二、中日兩國對外部世界的認識。
中國人都是以“中國”與“四夷”(即四周世界)相對稱，也就是用“中國中心”的世界坐標軸來認識世界，世界知識非常狹隘。
首先在地理世界觀方面，中國人仍然認為“天圓地方”，“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日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認為中國人的世界就是中國，而中國即天下。而他們心目中的世界僅限于中國的十幾個省，疆土四面環(huán)海，旁無大國，對中國以外的地區(qū)不甚明確，往往以海洋表示。這種狹隘的世界地理觀念極大限制了中國人對外部世界認識的視野。
雖然在歷史上外來文化也曾對中國產生影響，但終非主流，久而久之，中國上自統(tǒng)治者下至士大夫皆認為中國文化是天下最優(yōu)秀的，形成了體系化、理論化的對外觀念，這種模式的不斷確認與推廣，最終又形成了中國人一元世界觀的思維定勢，而不愿接受多國并存的多元世界觀及國際觀念。這種支配從中國統(tǒng)治者一直到普通人的思維定勢，對近代之初世界觀由“傳統(tǒng)”向“現代”的轉換，造成了極大的障礙。
與中國文化的自創(chuàng)性特征相比較，日本文化的確“不該驕傲”，但與此同時卻使其表現出了“周邊性”與“攝取性”。[2]日本自古以來就作為文明古國中國的周邊國家，孤懸海外。直至公元前3世紀為止，在漫長的8000年中，日本一直處于緩慢的繩紋文化發(fā)展當中。“當我們的祖先聚居在日本列島上，長期停留在石器文化階段而裹足不前時，大陸的漢族卻很早就迎來了金屬文化時代，建立了強大的國家。漢族向四周地區(qū)的擴展引人注目，其部分勢力也達到了日本列島，給日本帶來了金屬文化和農耕技術”[3]是大陸的中國文化給日本帶來了飛躍的發(fā)展，日本社會從采集文化轉為農耕文化、從舊石器時代進入了鐵器、青銅器與新石器并用的金石時代。日本民族喜愛與渴慕優(yōu)秀外來文化。善于攝取外來文化。
綜上所述，中日兩國對當時世界及本國認識的不同，使其后續(xù)發(fā)展的道路也不盡相同。當時，中國故步自封，日本卻學以致用；中國唯我獨尊，日本卻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因此兩個古老的東方國家接觸西方文明相距僅十余年，但邁向近代化的速度與結果的差異卻是如此驚人的。中國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了近70年，才完成了近代化的一部分，這期間，中國喪權辱國，走上淪為半殖民地的扭曲發(fā)展道路。日本則只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就走完了歐美資本主義150―200年走過的道路，20世紀初日顯世界強國端倪。這固然也有當時中日兩國的戰(zhàn)略地位和戰(zhàn)略價值不同，中國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壓力遠大于日本的原因，但其思想認識的不同產生歷史的必然也帶給我們深刻的教訓，值得我們好好地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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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綱要之鴉片戰(zhàn)爭論文大全（13篇）篇六
自鴉片走私貿易進入中國以來，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沉重的災難，給中國人民的身心帶來嚴重的危害。清政府、民國政府等都有禁煙政策，然而卻成效甚微，都沒有阻止鴉片在近代中國的泛濫。鴉片貿易橫行于當時的中國社會，是由外部原因和內部原因共同構成的結果，是當時中國社會內憂外患狀況的一個縮影。
一、輸入鴉片的帝國主義國家相互競爭。
當時向中國輸入鴉片的國家眾多，并且國家之間因為利益而相互進行競爭和勾結，這是鴉片泛濫于中國的直接外部原因。西方向中國販賣鴉片的殖民國家，最早有葡萄牙和荷蘭。他們以澳門和臺灣為據點，向中國內地輸入鴉片，不過數量不大。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成為對華鴉片走私量最大的國家。經歷了工業(yè)革命之后，英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躍居世界前列，對外殖民擴張也發(fā)展迅速。東印度公司是英國侵略東方的殖民機構，它試圖以各種方式打開對中國的殖民貿易大門，以便傾銷英國商品，但卻屢遭碰壁。因為當時的中國是一個以男耕女織、自己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的封建國家，根本無需依賴對外貿易而生存。因此，鴉片貿易就成為了東印度公司改變不利貿易入超局面的一種手段，確立其對華鴉片政策。甚至最后，英國不惜發(fā)動兩次鴉片戰(zhàn)爭，強迫中國接受鴉片貿易。同時，美國獨立戰(zhàn)爭后開始急劇發(fā)展資本主義，擴大對外貿易。由于英國對印度鴉片實行壟斷，所以美國人另辟蹊徑，在土耳其發(fā)現了鴉片。土耳其鴉片質量不如印度鴉片，但因價格低廉，在中國市場上競爭力很大。1817年美商又在波斯灣找到新的貨源，使得1817、1818兩個年度中販運總數達到4000箱，占各國輸華鴉片總數的42%。為了與美國爭奪中國的鴉片市場，英國大力增加印度鴉片的產量，導致其價格下降，美國對華鴉片貿易開始處于不利的地位。1821年，為了傾銷大量增產的印度鴉片，英國允許美商販運印度鴉片。英美兩國開始相互勾結，擴大對華鴉片的輸入量。
二、巨額利潤對各方的吸引。
鴉片走私之所以能夠興起并且屢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鴉片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西方資本主義和煙販都從鴉片貿易獲取了高額利潤。以英國為例，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政府規(guī)定，鴉片按照成本300%的高稅率進行征稅。另外，東印度公司以及后來許多英商洋行以三角貿易方式，將販賣鴉片所得的現銀從中國進口茶葉等暢銷品，運回英國本土售出時也需繳納大量稅金，成為英國政府的又一稅收來源。以1813年為例，這一年印度上等鴉片“公班土”，每箱成本費用是237盧比，它的拍賣價格，包括印度政府的鴉片稅在內，每箱2428盧比，超過原來成本九倍，東印度公司約得其中的三分之二。其次是印度政府。鴉片稅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它按鴉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稅率抽稅，1829―1830年從鴉片專賣所取得的收入超過一百萬英鎊，約占全年總收入的十分之一。第三是煙販。因為鴉片是偷運進口的，逃避了納稅。公班土在印度每箱的拍賣價格為1785盧比，在中國的賣價為2618盧比，兩者差額為833盧比，折合銀洋為四百余元，扣除少數運費等成本外，剩下部分就是煙販每箱的實際利潤。最大的英國鴉片販子查頓在私信上說，在最好的年頭，鴉片的利潤高達每箱一千銀元。英國鴉片販子泰勒在1818年說過：“鴉片同金子一樣，任何時候我都能賣掉。”鴉片貿易在對東印度公司、印度政府以及煙販共同有利的條件下，更加快速發(fā)展起來。隨后，東印度公司采取大量生產、低價推銷的政策，鴉片輸入中國的數量更進一步增加。
三、清政府的吏治腐敗，統(tǒng)治階級無能。
當時清王朝吏治的腐敗、稅制的紊亂是導致鴉片泛濫的一個重要的內部原因。由于巨大經濟利益的誘惑與驅動，清朝有不少官員或主動或被動地縱容甚至是參與鴉片走私。鴉片雖然是走私貿易，而且朝廷有令禁止走私貿易，但這種走私其實得到了廣東、福建一帶官府的默許，幾乎形成了龐大的鴉片走私受賄官員集團。以查緝鴉片走私為專責的官府“巡船每月受賄銀三萬六千兩，私放入口”。各級官員也都爭相從鴉片走私中獲利，“水師有費，巡船有費，窯口有費，自總督衙門以及關口司事者，無不有費。”連英國商人也曾說：“在中國方面，高級官吏與政府人員，對于鴉片走私公開的默許，過去和現在的巡撫，都從中取利。”甚至英國官方也宣稱：“因有完備的賄賂制度，鴉片貿易進行得很順利正常。”官吏受賄的普遍，致使鴉片走私日益猖獗，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浸透了天朝的整個官僚體系和破壞了宗法制度支柱的營私舞弊行為，同鴉片煙箱一起偷偷運進了天朝。”并且隨著鴉片輸入數量的激增，鴉片稅也成為清朝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在進口稅中，鴉片稅約占一半左右，最高時甚至占60%以上。
四、民國成立后的國內狀況。
清王朝滅亡后，直到解放前，國家都一度處于戰(zhàn)亂與管理的混亂之中，所以在這種國家背景和社會環(huán)境下，鴉片便再次泛濫起來。北洋軍閥時期中國陷于軍閥割據狀態(tài)，為了爭奪地盤，擴充軍隊，各派系軍閥幾乎都利用毒品掠奪社會財富，依靠鴉片消費稅增加稅收來源，有的甚至縱容種植罌粟。于是，鴉片煙毒在北洋軍閥時期又逐漸開始流布，甚至出現了一些專業(yè)性質的鴉片公司，例如上海的信遠公司、公平公司、聚豐公司、三鑫公司等，都是大型專業(yè)販毒公司，其后臺則是軍閥和外國侵略勢力。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從1927年9月至1928年4月頒布了許多禁煙章程及條例，但起初主要采取“寓禁于征”的政策，即用增加稅收的方式限禁鴉片。南京國民政府后期，國產鴉片數量猛增，西南地區(qū)成為鴉片的最大產區(qū)。日本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以后，向中國大肆輸入鴉片和其他毒品，將東北地區(qū)變成日本推行鴉片專賣的主要基地，并建立全國性的販賣網，使鴉片在中國又一次泛濫成災。
五、小結。
從探析中我們可以得出，想要真正的杜絕鴉片、毒品的泛濫，首先國家需要擁有獨立的主權作保障，當時我國處于半殖民半封建的二半社會，內憂外患，民族矛盾是當時社會最主要的矛盾，尋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是解決人民苦難的最關鍵的前提。其次需要大力發(fā)展經濟，當一個國家經濟強盛，才能在國際上擁有更多的話語權。在近代西方國家逐步的經歷了兩次工業(yè)革命，生產力得到大幅的提高的同時，清政府卻還在“閉關鎖國”，停留在“天朝上國”中止步不前，封建制度嚴重阻礙著新的生產力的發(fā)展，使得我們在經濟上，軍事上、科技上等領域落后于西方，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張性將我們強行拖入它們的利益紛爭中。同時，鴉片的禁止需要有一個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做基礎，而當時的近代中國社會因為政權的更迭，始終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權能夠長期統(tǒng)一國家、保護人民，社會處于治理的混亂之中。最后，當時清朝政府的日趨腐敗，導致國家的治理更加渙散。一個清正廉潔的政府，是國家長治久安的保障。因此，鴉片在近代中國的泛濫是有著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等多重因素所共同導致的，是中國人民在近代苦難的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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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蔡艷君(1991-)女，陜西咸陽人，西安郵電大學研究生，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專業(yè)。
中國近代史綱要之鴉片戰(zhàn)爭論文大全（13篇）篇七
學院：信息工程學院專業(yè)：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姓名：張可明學號：
1105616034。
自1840年英國發(fā)動鴉片戰(zhàn)爭，中國以此作為近代史的起點，開始了一段令國人振奮，悲哀，無奈的不可磨滅的歷史。1840年爆發(fā)的鴉片戰(zhàn)爭，以清政府的失敗而告終，并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此后《虎門條約》、《望廈條約》、《黃埔條約》的簽訂，為中國近代史寫下了一個恥辱的開頭，世界就這樣用近乎殘酷的方式讓中國人認識了當時的時局，認識當時的中國，當時的世界。當時在一連串的失敗后，中國清政府被迫簽訂了大堆的條約，使得帝國主義披著宗教外衣，進行侵略活動，19世紀60至90年代，各地群眾反對外國教會侵略的斗爭此起彼伏，連綿不斷并不是偶然的。他們還為侵略中國制造輿論宣揚中國等黃色人種對西方人構成的威脅，但是這樣更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反擊，刺激了中國人民的醒覺，促使中國人民投入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斗爭。
鴉片戰(zhàn)爭后不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是中國成為了半殖民半封建社會，是近代以來中國在外國資本主義實力的入侵及其與中國封建主義勢力相結合的條件下，逐步形成的一種從屬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畸形的社會主義形態(tài)。帝國主義勢力于中國封建勢力、買辦勢力相互勾結，共同壓迫、剝削中國人民，鎮(zhèn)壓中國革命。由于外強的進入，大量傾銷商品使得中國本身的自然經濟迅速崩潰，白銀外流嚴重，人民生活失去經濟來源，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了中國從落后的自然經濟中發(fā)展到商品經濟，然而過程卻是異常艱苦的，當人們意識到仍舊依靠單純的自然經濟手工勞動已經無法保障自己的生活是已經太遲，而地主，官僚等得出現更是使他們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這種情況在19世界70年代終于開始轉變，中國的民族資本興辦的形式企業(yè)逐步發(fā)展起來，但其中的真正的民族資本家卻因為原始積累不足，大多數規(guī)模過小，設備落后，受到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及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壓迫，發(fā)展緩慢，始終未能在中國社會經濟中占主導地位，但這樣成果是來之不易的。
1841年三元里人民抗英斗爭，是中國近代史上中國人民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反侵略武裝斗爭，顯示了中國人民不甘去附和敢于斗爭的英雄氣概。1867年，臺灣人民也在資本-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奮起反抗，《馬關條約》簽訂時更讓他們鳴鑼罷市，表示抗議，1884年，中法戰(zhàn)爭時，香港中國造船工人舉行罷工，拒絕修理受傷的法國軍艦，愛國商人也罷工，碼頭工人則不運送法貨。1900八國聯軍侵華，義和團部分清軍與之展開殊死戰(zhàn)斗。鴉片戰(zhàn)爭后只有少數人朦朧意識到的民族醒覺意識，在甲午戰(zhàn)爭以后，當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時，中國人才開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識的醒覺。19世紀60年代初清政府開始了洋務運動，興辦近代企業(yè)，建立新式海軍創(chuàng)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這在客觀上對中國早期工業(yè)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起了某些促進主用，都是中國近代教育的開始，社會風氣和價值觀念開始變化，工商業(yè)者的地位上升，但洋務運動有封建性，加上對外國的依賴最終難免失敗。由此給人民心中一個重擊，寄予的希望都無望。清末新政可以算是中國最偉大的政治革命，清末新政自1901年開始，在慈禧太后主持下，進行的政治和經濟改革。清末新政的偉大和成就，在海外史學界已經得到承認，清末新政通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徹底而迅速地對中國政治系統(tǒng)加以改造，在體制和思想兩個方面引起了革命性的變化。這種變化從傳統(tǒng)向現代轉移，從中國轉向西方模式，造就了新舊兩個中國的分野。清末新政之前的中國政治與清末新政之后的中國政治有著根本意義上的區(qū)別，清末新政成為了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分水嶺，標志著中國政治在西漢至今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唯一的一次革命。“新政”以政治上的革新為主，實際擬定和實行的改革措施以政治為多，改革所影響最深的領域也是政治。新政的開始起因于帝國的危機，但它又刺激引入了新的思想和新的價值觀，反而又加劇了帝國的危機，促進了清朝的滅亡，然而新政所帶來的新思想、新概念、新制度，卻保留了下來。新政所規(guī)劃的改革措施，很大一部分沒有來得及推行，已經明令實施的計劃也有相當一部分由于各種原因而舉步維艱。但是，清末新政是一系列歷史事件鏈條中的一環(huán)，它受到了以前歷史環(huán)境的影響和限制，也影響和限制了后來的歷史環(huán)境。新政的失敗更是讓國民對未來的飄渺的希望一個迎頭重擊。一直到了1911年10月，武昌首義，全國響應，人民首盡了太多的壓迫，太多的委屈，終于在這一刻爆發(fā)出來，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國延續(xù)了兩千多年得封建帝制終于覆滅，年底，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宣告成立，整在人民當然地以為會迎來新生活的時候，人民艱辛取得革命成果卻袁世凱竊取，雖然如此，1921年新文化運動，1919年得五四運動，依然是人民心中對自由、幸福無限追求的體現。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共逐漸擴大，卻形成了國民黨和中共的對峙，國民黨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厲行文化專制主義，企圖壓制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但是民心所向，馬克思主義在人民心中擁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人民一直堅持著的它，一直相信它，堅持了七年直到抗戰(zhàn)勝利，再堅持了十年，直到內戰(zhàn)結束。
1927-1937年為土地革命時期，也是十年內戰(zhàn)時期。期中中國出現短暫繁榮的現象，但是因為國民黨的欺壓，中國人民開始作出堅韌的反抗斗爭，為了取得民族的獨立和自身的解放。從而進入了土地革命戰(zhàn)爭，在毛澤東主席的帶領下，由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方式，經歷了長征的洗禮，一步步的走向中國革命的心局面。
剛開始，在張學良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后，國民黨就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自己的統(tǒng)治。但國民黨變成一個由代表地主階級，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利息的反動集團所控制的政黨，這個政權性質與當時的北洋軍閥的統(tǒng)治的本質是沒有區(qū)別的。所以國民黨實行***和軍事獨裁統(tǒng)治。首先，為了鎮(zhèn)壓人民和消滅異己力量，國民黨建立了龐大的軍隊，而且還建立了龐大的全國性特務系統(tǒng)。同時為了控制人民，禁止革命活動，國民黨還大力推行保甲制度，以控制廣大人民的行動。最后，為了控制輿論，剝奪人民的言論和出版自由，還厲行文化專制主義。一個個的控制手法，正是為了維護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利益，鞏固自身統(tǒng)治。
不過在“一戰(zhàn)”期間，因為歐洲列強暫時放松對華的經濟侵略，使得中國的辦工廠和投資數額增長迅速；輕工業(yè)發(fā)展顯著；涌現出一批著名的實業(yè)家。可是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相當的不成熟，也為成為中國的統(tǒng)治階級，所以很快就被國民黨控制了。
這樣的情況，這樣的背景使得中國人清醒了，也開始站起來了。無論在國民黨的追殺，摧殘下，還是在白色恐怖統(tǒng)治下，中國共產黨還是獨立高舉起反封建的革命旗幟。
可是當時無論中外，都沒有農村包圍城市的經驗，而且中國近代革命也曾在大城市進行過革命斗爭，但不成功。不過當時的毛澤東主席已經在艱難的探索中發(fā)現了問題，他最早關注農民問題，最早提出進行農村的武裝斗爭，還明確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領導創(chuàng)建了第一次農村革命根據地，明確提出以農村為中心，最早提出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所以由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統(tǒng)治的第一槍。后來的秋收起義，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廣州起義，讓我們革命時期走到了土地革命時期。
土地實行私有制，農民生產力得到解放和發(fā)展，保護中小工商業(yè)，消滅地主階級，以鄉(xiāng)為單位，按人口平分土地——這一個比較完整的土地革命綱領，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發(fā)展生產和參軍參戰(zhàn)的積極性，再加上聲勢浩大的左翼文化運動，大大推動國家的進步，而且根據地也慢慢的成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雛形，使身在苦難深淵的中國人民看到了一線光明和希望。
由于中國情況的復雜性和中國革命的長期性缺乏認識，而且不善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全面地、正確地結合起來，所以中國共產黨滋長了一種“左”的急躁情緒，而且“左”傾錯誤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領導機關取得統(tǒng)治地位，使得很多方面產生了很多的錯誤，導致中國革命受到嚴重挫折。所以迫使到最后紅軍實行戰(zhàn)略轉移——長征。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主席在全黨的實際領導地位后，開始從理論上系統(tǒng)總結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為中國革命提供合乎實際的，完整的理論，路線和方針。再加上紅軍戰(zhàn)士秉著長征精神，為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拼搏一戰(zhàn)，展現了長針精神為中國革命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
在經歷過種種的阻礙和困難，中國共產黨已在人民的心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地位，而且慢慢的走進了人們的心中，所以在后來的抗日戰(zhàn)爭，人民都滿懷信心的去斗爭、去奮斗。這次的土地革命是成功的，它確立了中國的性質，找到了中國的前進方向，而且人民也開始相信中國共產黨能帶給他們明天。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在經歷了109年的不斷戰(zhàn)火后，中國人民終于都能夠過上自由和平的生活，然而回憶當中的戰(zhàn)火燒得依舊猛烈，我們必須居安思危，時時刻刻反省自己，謹記歷史的教誨，謹記自己的處境，自尊自強，不再受辱。
而1958年輕率地發(fā)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了嚴重的后果，中國共產黨在經濟工作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進行了糾正，但并不徹底，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fā)展，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fā)動，1966年5月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fā)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的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使黨和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因為“文化大革命”中江青集團的艱難曲折的斗爭，使得“文化大革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國民經濟雖然遭遇巨大的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wěn)定的增長，工業(yè)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在國家**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依然英勇地保衛(wèi)著祖國的安全，對外工作也打開了心的局面，這一切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結果，但是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本應取得更大的成就。
盡管經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兩次嚴重挫折，但是從總體上來講，在以毛澤東未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下，新中國取得了歷史性的巨大進步，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主義制度，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古老中國以嶄新的姿態(tài)屹立在世界東方。隨后開始的改革開放事業(yè)是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人集體創(chuàng)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guī)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中國人民定以此為戒，努力開創(chuàng)屬于自己的自由、富強的時代。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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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綱要之鴉片戰(zhàn)爭論文大全（13篇）篇八
清朝是我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在清朝前中期社會相對穩(wěn)定，經濟十分繁榮，尤其康熙、乾隆、雍正三朝，經濟發(fā)展迅速。但是在平和的環(huán)境下，社會風氣逐漸走向奢侈糜亂，光鮮之下矛盾暗長。清王朝統(tǒng)治者在落后的封建觀念統(tǒng)治下，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使清王朝陷入了不與外界溝通的封閉狀態(tài)，國家發(fā)展陷入停頓，逐漸由盛轉衰。而當清王朝逐漸走入沒落之時，歐洲各國卻迅速發(fā)展壯大起來，以英國為首的歐洲資本主義各國逐漸完成了資本主機原始積累，相繼爆發(fā)了資產階級革命，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在具備雄厚的軍事和經濟實力時，為了擴大海外市場，它們逐漸把目光瞄準了中國。
一、鴉片戰(zhàn)爭概述。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逐漸由封建社會變?yōu)榘胫趁竦匕敕饨ǖ纳鐣Ｊ耸兰o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紀，英國開始向中國輸入鴉片并額逐年增多。英國資產階級極力向中國傾銷鴉片以抵御貿易的入超，妄圖打開中國市場的大門。在這一過程中英國大發(fā)鴉片財。中國方面白銀大量外流，人民飽受鴉片摧殘，精神和健康受到嚴重傷害。道光帝派遣欽差大臣林則徐到廣州禁煙，林則徐把收繳的鴉片在虎門海灘集中銷毀，這就是著名的“虎門銷煙”。
英國政府以此為借口向中國出兵，但清政府并未在沿海地區(qū)積極備戰(zhàn)，導致當英軍來襲之時清軍變一觸即潰。戰(zhàn)爭期間，中國人民積極抗英，涌現了三元里抗英斗爭等反侵略斗爭，充分展現了人民對侵略活動斗爭的決心和強烈的愛國情操，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以清政府戰(zhàn)敗收場，清政府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二、鴉片戰(zhàn)爭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一)傳統(tǒng)觀念的變遷。
中國的文明誕生極早，是世界文明發(fā)源地之一。在周邊國家中，中國的文明發(fā)展程度一直是最高的，即使被周邊落后的少數民族用武力征服，中華文明強大的包容力和融合性最終也會將之同化化作中華文明的一部分，同時中華文明也以其強大的影響力輻射了周邊國家，形成了深遠影響。因此中國自古養(yǎng)成了以中原為中心的天下的觀念而非國家觀，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理念，視周邊的民族皆為蠻夷，認為中國就是天下之中心。石介先生的書中曾提到“天出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中者為中國，居天地之偏者為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
我們能看到這時國人已視自己置身所在即為世界的中心。在中國的傳統(tǒng)觀念中，中國即為中央之國，周圍的蠻夷國家都應該向中國稱臣納貢。在“天朝上國”的驕傲自滿中中國對所謂的“洋夷”不屑一顧，這種洋洋得意的自滿被帶到了鴉片戰(zhàn)爭之中，清政府認為英國還是一個未開化的民族，甚至當時有的官員向皇帝獻策稱洋人的腿是不會奔跑的，因此對付他們只需要用竹竿將他們擊倒。直到經歷了鴉片戰(zhàn)爭清政府的慘敗，時人才認識到清朝“天朝上國”不過是自己編制的美夢，被認為野蠻未開化的夷人已經將自己超越。少數的飽學有識之士開始了自強的道路。從“經世致用”到“開眼看世界”，從“變古愈盡，變民愈甚”到“師夷長技以制夷”，“天下”的觀念向“世界”的觀念逐漸轉變。所以直到鴉片戰(zhàn)爭結束之后中國的以“國家”而不是以“天下”自稱的觀念才逐漸形成。
(二)現代教育的萌芽。
除了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影響，鴉片戰(zhàn)爭后西學的傳播還是中國的現代教育的重要條件。其中洋務運動時期的洋務教育是中國現代化教育的萌芽階段，在中國教育史中它是不能抹去的重要篇章。洋務教育主要有三個方面：洋務學堂為中國培養(yǎng)現代化人才，留學教育把學生送往歐洲接受先進教育，翻譯西方的優(yōu)秀著作傳播西方先進知識。洋務教育是現代教育的萌芽，它使中國的教育由傳統(tǒng)的模式向著現代化模式轉變，這是對舊中國已經無法滿足適應社會生產力發(fā)展要求的封建式教育的一次徹底否定。中國的近現代教育從此拉開了序幕。
洋務派的洋務學堂無疑應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位。正是洋務學堂為西學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最初的領地，為傳統(tǒng)教育在形式上的逐步解體創(chuàng)造了條件，從而也為中國教育正式啟動教育現代化奠定了基礎。作為中國教育現代化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和中國近代首次教育價值與道路選擇，洋務學堂以縮影的形式充分體現了國人在中西文化沖突的初級階段對教育問題的思考和處理。它的辦學得失對中國近代教育發(fā)展道路的選擇，乃至對我們今天的教育都有著深刻的影響。具體來說，洋務學堂改變了傳統(tǒng)的教育觀念并沖擊了陳腐的科舉制度，促進傳統(tǒng)書院進行改造；洋務學堂是中國近代教育避免了殖民化的前途，代表著中國近代教育發(fā)展的方向等。洋務學堂盡管在客觀上開啟了中國早期教育現代化的進程，但是，在“變器不變道”辦學思想的支配下，洋務學堂僅僅是引進了西方的工藝技術，卻失掉了作為技術根本的科學精神；試圖保持傳統(tǒng)的人文教育，但事實上卻僵化和削弱了人文教育，這些都引導中國早期教育現代化走進了狹窄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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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綱要之鴉片戰(zhàn)爭論文大全（13篇）篇九
摘要：高等院校中國近代史教學質量的提高關鍵在于教學用書。推進中國近代史教學改革的深入開展，培養(yǎng)學生的創(chuàng)新能力，必須打破現行傳統(tǒng)教材單一的局面，編寫與出版與教材相配套的系列用書勢在必行。
關鍵詞：中國近代史；教材改革；系列用書；培養(yǎng)創(chuàng)新思維。
教育是民族振興和社會進步的基石。并提出全面實施素質教育，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著力提高教育質量，培養(yǎng)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創(chuàng)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要求。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深入發(fā)展的近些年，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進一步改革與發(fā)展，高等院校歷史專業(yè)的中國近代史教學(1840―1919年，即中國近代史前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呈現出生機勃勃的局面。但我們在看到取得可喜成績的同時，還應看到它存在不足的另一面，即在中國近代史的教學中，所存在的實質性問題，長期以來，未能引起有關部門的真正注意，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對中國近代史教材改革，未有實質性進展，許多新的學術方法和研究成果未能融入教材。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雖然出版了許多不同版本的中國近代史教材，這些教材雖然編著者不同，出版社不同，但這些教材的體例、內容、所引文獻資料、所持學術觀點等，基本皆為同一模式，均未能從傳統(tǒng)史學觀念的框框中超脫出來，真可謂眾人一面。教學實踐已經充分地告訴了人們，以傳統(tǒng)史學觀念為指導所編寫的中國近代史教材，現在已經不能適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形勢需要。為了更好地貫徹與落實中共中央關于我國教育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化的戰(zhàn)略目標，全面提高歷史專業(yè)學生的整體素質，對此，筆者認為，要提高我國高等院校中國近代史教學的質量，努力發(fā)揮中國近代史在培養(yǎng)學生創(chuàng)新素質方面的功能作用，必須對現行的中國近代史教材進行改革。否則，中國近代史的教學方法就不會有實質性的改進，教學質量也不會得到顯著的提高，學生們的理論水平和創(chuàng)新思維也不可能得到較好的發(fā)展。
教材是教學的載體，是教學的根本之所在。由于我國目前未對中國近代史教材進行實質性的改革，這是導致中國近代史教學方法陳舊的最根本原因。教學實踐說明，中國近代史教學方法的改進和教學內容的創(chuàng)新，之所以舉步維艱，不能取得實質性進展，其根本原因就是我們沒有從中國近代史教材上去對其進行改革的結果。與高中的中國近代史教材相比，高等院校的中國近代史教材的老化程度極其明顯。
這正如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瞿振元曾經指出的那樣：“我們的大學和中學還存在許多幾十年如一日的‘爺爺的教材’，這明顯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也落后于國內社會發(fā)展實際需要和科學技術發(fā)展形勢。某種程度上說，這是中國教育落后的最重要部分。”可見，要使中國近代史的教學適應于日新月異的發(fā)展形勢，對中國近代史教材體例、內容、所引資料、所持學術觀點等方面的改革，已成為當前中國近代史教學創(chuàng)新工作的一項緊迫任務。然而在距瞿振元先生提出教材落后的意見十余年后，高校中國近現代史教材改革卻依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由于歷史專業(yè)的大學生(包括有關開設中國近代史課程的文科學生)在小學、初中和高中階段，都已學過中國近代史的知識，并對其中的有些史實和內容背的“滾瓜爛熟”。又由于高校的中國近代史教材，其中相當部分的基本知識和觀點等內容與高中階段所學的一樣，因此，大學生們對這種“炒冷飯”的現象也極不滿意。高中階段，學生們?yōu)榱烁呖既ケ粍拥厮烙浻脖持袊罚髮W階段，學生們?yōu)榱酥袊氛n程的過關，仍然要死記有關的內容。
這種為考而教，為考而學的被動教學方法，至今也未得到根本的改變。但隨著大學生們知識面的不斷擴大和理論程度的不斷提高，他們迫切需要教師改變中國近代史教材中的陳舊內容，要求教師講授新的史學觀點、新的史料和介紹新的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方法等。因此，要滿足學生們更新知識的正常要求，僅靠教師在課堂上所作的點滴介紹，是遠遠不夠的。要適應學生們的強烈求知欲望，我們必須改變目前在中國近代史教學中使用“單打一”教材的局面。即我國有關的教育行政部門，應積極地去組織有關方面的專家、學者等編寫和出版有創(chuàng)新內容的中國近代史教材外，還需要編寫和出版與中國近代史教材相配套的系列用書。
筆者認為，系列用書應包括一份指導學生們學習中國近代史教材的大綱和編寫教材的說明書，讓學生們從中了解到，編寫中國近代史教材的指導思想和原則，其中包括編者們篩選史料和觀點的標準和原則，編者是如何處理編寫中的重難點等，對這些內容的說明，使學生們能夠更好地去了解和掌握教材中的有關問題，以加深對歷史知識的理解和記憶。因這些內容不僅可以使學生們明白編寫中國近代史教材的一整套構思，及其編寫手法，更為重要的是讓學生們學習到這些構思和方法，這對學生們智力的發(fā)展和寫作能力的提高，都會起到一定的作用。
還應編寫一份供學生們閱讀的參考書目，在這份參考書目中，必須注明書籍的作者、出版社地點及名稱、出版時間及著作的內容提要等。由于種種原因，因此，歷史系相當一部分學生的專業(yè)知識面狹窄，史學信息不靈，在中國近代史領域里有哪些應該讀的著名書籍，學生們則很少知道。這當然不利于提高學生們的史學理論水平和拓展專業(yè)知識面。要改變這種局面，向學生們提供一定的參考書目，就顯得十分必要。
譬如在參考書目中列出由蘇雙碧主編，山東齊魯出版社1985年出版發(fā)行的《建國以來中國近代史若干問題討論舉要》一書，這樣，學生們就能根據參考書目中提供的線索，去借閱該書。通過閱讀，學生們就會從書中清楚地了解到建國后的30余年中，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者們，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中法戰(zhàn)爭”、“甲午中日戰(zhàn)爭”、“戊戌變法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北洋軍閥統(tǒng)治”等問題，進行研究的情況，從而使學生們基本上可以了解到中國近代歷史的復雜本相。這無論是對學生們進一步深入地學習中國近代史，還是掌握正確的研究方法等，都是大有益處的。有了中國近代史的參考書目，學生們就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去有的放矢地查找自己所需的書籍，從而減少了學習中的盲目性，節(jié)省了有限的學習時間。
中國近代史綱要之鴉片戰(zhàn)爭論文大全（13篇）篇十
摘要：1840-1842年英國發(fā)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zhàn)爭，中國戰(zhàn)敗，清政府被迫簽定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即中英《南京條約》,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本文旨在闡明，認識鴉片戰(zhàn)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關鍵詞：鴉片戰(zhàn)爭；危害；現代文明。
19世紀上半期歐美資本主義正處于上升階段，英國工業(yè)革命已經完成，法、美工業(yè)革命也正在迅猛發(fā)展。工業(yè)資本主義生產的存在和發(fā)展，需要不斷開辟新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而此時的清王朝依舊做著“天朝上國”的迷夢，清王朝統(tǒng)治集團虛驕自大，閉目塞聽，對世界形勢茫然無知。清政府仍舊推行閉關鎖國的外交政策，中國依然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正當的中英貿易中中國處于出超地位。當時的英國政府已感到在中國這個封閉了幾千年的古老大國，單靠貿易手段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為了扭轉對華貿易逆差，英國無恥地向中國輸入鴉片，鴉片嚴重危害到清政府的統(tǒng)治，道光帝任命林則徐禁煙，但林則徐的禁煙運動卻成為英國政府使用“炮艦政策”的借口。為了打開中國的大門，1840年英國悍然發(fā)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zhàn)爭。
一、鴉片戰(zhàn)爭給中國帶來的危害。
鴉片戰(zhàn)爭中國戰(zhàn)敗，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一八四三年七月與十月，耆英和璞鼎簽訂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款》(即《虎門條約》),對《南京條約》進行了補充和具體化，對關稅稅率、領事裁判權，最惠國待遇等又達成了協議。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耆英與美國全權代表顧盛在澳門望廈村簽訂了《中美五口貿易章程》即《望廈條約》,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耆英與拉萼尼在停泊在廣州黃埔的法國兵艦上簽訂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黃埔條約》)美國和法國與中國達成同英國相同的權利。鴉片戰(zhàn)爭對中國的消極影響深遠，中英《南京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的條約。鴉片戰(zhàn)爭使中國的社會性質發(fā)生變化，中國的領土完整和獨立的主權開始遭到嚴重破壞，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開始解體。
二、鴉片戰(zhàn)爭對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客觀進步性。
中英鴉片戰(zhàn)爭和《南京條約》的簽訂，盡管由于中國道光皇帝的無能和當時清政府的腐敗，落后與封閉，造成中國在鴉片戰(zhàn)爭中的失敗，作為一個失敗者的中國不能不賠償戰(zhàn)爭的費用和損失，接受外國的一些苛刻條件，甚至有些條件直接有損于中國主權的完整。但是畢竟腐敗、落后和封閉的古老中國大門被英國用“炮艦”強行打開了，盡管這個時候打開的僅僅只是一些窗口，但是，它促進了古老的封建與專制的中國的瓦解，對于推進世界文明在中國的發(fā)展都具有一定的意義和作用。其主要表現為：
(一)鴉片戰(zhàn)爭強行打開了中國腐敗、落后和封閉的大門。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與專制社會，廣大民眾局限在有限的土地之中，過著一種自給自足的封閉生活，到了滿清的后期，這種封閉性與落后性以及腐敗性更加突出，當世界在發(fā)展,特別是歐洲經濟經過近幾百年的迅速發(fā)展，先進的技術和現代文明，給歐洲民眾不僅帶來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還帶給了歐洲民眾較多的自由和民主，使中國與世界特別是歐洲的差距更大，盡管西方各國在打開中國封閉大門時，采用了“鴉片”和“大炮”兩種不文明的手段，但是中國的封閉大門畢竟是需要打開的，外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這種進程。
(二)促進了中國商業(yè)的發(fā)展。
由于《南京條約》規(guī)定了五口通商，先后開放廣州、廈門、上海、寧波、福州為商埠。五市的開市和開埠，促進了當時五市商業(yè)的發(fā)展，舊日的商業(yè)中心廣州和新起的商業(yè)中心上海最為繁盛，其他次之，中國也出現了一批大商人如廣州的吳健彰，揚坊等人，這些擁資百萬的商人，盡管有些商人是依附于外國人，但是畢竟是中國較早的具有現代商業(yè)意識的商人，他們促進了當時中國商業(yè)的發(fā)展。
(三)帶來了歐洲的現代文明和技術。
隨著中國的國門逐步被打開，一些外國的文明與技術，特別是外國的一些進步和開放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的主張，也開始在中國大陸產生。比如當時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也研究了“鴉片戰(zhàn)爭”的過程，提出了對外關系方面的幾個原則。第一是“聽互市各國以款夷，持鴉片初約以互市”,這就是允許合法貿易，反對鴉片貿易。第二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魏源所指“夷之長技”雖然主要還是指槍炮。魏源等人的這些主張已成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較早提出“向西方學習”的先驅者，自這以后西方的一些先進技術和新產品也開始陸續(xù)地進入中國，中國民眾也開始在逐步認識西方世界。
總之，鴉片戰(zhàn)爭是中國遭受外國資本主義奴役的起點，它使中國由封建社會開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化，它標志著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但鴉片戰(zhàn)爭也強行打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中國長期以來奉行的閉關鎖國的政策被打破，一批先進的中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出現了探求西方知識、學習西方軍事技術以御外侮的新思潮。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講，鴉片戰(zhàn)爭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古老的封建與專制的中國的瓦解。
中國近代史綱要之鴉片戰(zhàn)爭論文大全（13篇）篇十一
[摘要]近現代思想史中對國民性的討論批判從未停止，國民性問題關系著民族的存亡與發(fā)展。而近代民眾劣根性的流弊是民族發(fā)展的嚴重阻礙。許多思想家均著眼于國民性的改造。現樹立介紹了即為典型的思想家關于國民性問題的思考，并對其進行簡單對比。
[關鍵詞]國民性；近代思想。
晚晴啟蒙思想萌發(fā)后，中國近現代思想界逐漸發(fā)起國民性討論的熱潮。嚴復、梁啟超、胡適、陳獨秀等人都有其對中國國民性的思索與探究。國民性在政治心理學中是群體心理學的研究范疇，是將國民作為一個大群體所具有的典型特點，在一定意義上國民性與民族心理等同，包括該民族的成員個體身上所體現的心理特點。國民性是特定民族在長期的自然環(huán)境與社會環(huán)境的制約與歷史環(huán)境的積淀過程中形成的，并通過一定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各種文化產品得以表現，它是一個國家或民族多數成員共有的、特有的、反復起作用的心理和行為特質、性格特點、生活方式、風俗習慣、文化精神和價值觀念。一個民族的政治活動、政治行為、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觀念往往會集中地展現其民族心理特點。因此在討論國民性本身的同時，也是對這一時期的政治心理文化的探索，會對國民的政治行為有導向作用。
近代中國思想史中之所以發(fā)生關于國民性問題的批判討論，是在列強壓迫侵略，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際，企圖通過國民性的改造來提高國民的素質，擺脫民族被壓迫、被奴役的地位，爭取民族的獨立和強大。“國民性”這一話語是從西方傳人的，18、19世紀，西方以及日本對國民性問題進行討論和探究，在日本留學的中國精英群體深受其影響，從中獲得啟示：一是一個落后的民族可以通過培養(yǎng)出一些發(fā)達的民族所具有的習慣或特性，來提高本民族成員的素質，從而推動民族的文明進步；二是消除阻礙民族進步的消極因素，使人從政治、宗宗教及其它壓迫體制下解放出來，能夠促使民族的進步。近現代許多政治思想家都有關于國民性問題的思考。
首先要提到的是嚴復。“國民性”概念在晚清思想界的廣泛使用和流行，是以現代“國家”、“國民”意識的出現為前導的，而中國現代“國家”意識及“國民”概念，是在晚清啟蒙運動中才產生的。據梁景和考證，中國近代史上最先表達國民意識的是嚴復。1895年3月，甲午中日戰(zhàn)爭之后，嚴復在天津《直報》上連續(xù)發(fā)表《論事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等文章，首先將國民的精神素質視為救亡興邦的根本，進而提出挽救國家危機的措施，嚴復思考的國民性問題，是怎樣能夠實現民族的復興保住民族生存的活力。在《論事變之亟》一文中，嚴復在中西文化的對照中來探索中國的國民性：“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認為中國人“好古而忽今”。嚴復推崇進化論，其進化論來自于西方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和斯賓塞、赫胥黎的社會進化論，認為“弱肉強食”、“優(yōu)勝劣敗”、“適者生存”不但是生物界的規(guī)律，也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只有那些適應生存競爭的智者、強者才能贏得生存和發(fā)展。而個人作為國家的一個細胞在國家興亡盛衰的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因此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就成為關乎國家強弱存亡的一件大事。嚴復認為“民智者，富強之原”，而精神的渙散衰頹、道德心的喪失，是中國失敗的根源。嚴復提出的啟蒙“三民”說，是在西方進化論學說的影響下提出的改造中國國民性的具體方案，成為近現代改造國民性思潮的先聲。
另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便是梁啟超。梁啟超在其《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新民說》、《中國積弱溯源論》等文章中均有提到其關于中國國民性的論斷。梁啟超認為中國國民缺乏獨立、自由之德。“吾中國所以不成為獨立國者，以國民乏獨立之德而已。言學問則依賴古人，言政術則依賴外國。官吏依賴君主，君主依賴官吏。百姓依賴政府，政府依賴百姓。乃至一國之人，各各放棄其責任，而唯倚賴之是務。”而且奴性深重“數千年民賊之以奴隸視吾民”，既然如此便罷了，但國民不能自己視自己為奴隸。并感嘆“吾不解吾國之秉奴隸性者何其多也。”梁啟超認為奴性導致中國數千年的腐敗，而且奴性不除可能會導致亡國滅種。梁啟超對國民性的批判是建立在當時的客觀事實基礎之上的，他對國民性的論述主要也是對劣根性的批判。中國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專制壓迫制度以及家族部落思想等，都是劣根性形成的動因。民主法治觀念幾乎沒有，而且在教育上，學而優(yōu)則仕的導向，后來嚴格的八股取士制度嚴重壓抑了國民的思想。除此之外，我認為儒家傳統(tǒng)思想中的一些觀念發(fā)展到另一方面會產生消極的影響，比如“中庸”，強調克制自己來達到整體的和諧，學會寬容與忍讓，這樣的思想理念在營造和諧的人際關系的同時也使國民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獨立與反抗的精神。在趨同的過程中磨損了個性。
梁啟超在對國民性進行批判的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拯救方案。梁啟超主張以“新民”來“新吾國”。梁啟超提出了“新民”的兩個途徑：“一日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不同于嚴復的拯救方案中，主要是學習西方的先進的科技和思想。梁啟超也看到了要繼承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在繼承和發(fā)揚古代中華民族精粹的同時采補外來文化中新的價值觀念，學習其它民族的優(yōu)秀文明以實現本民族國民性的改組。梁啟超強調國民意識的塑造，除了有“國”的概念，還看到了強調國民個人權利的重要意義。認為“國權”與“民權”是緊密聯系的。國民個人權利的倡導將個人由以往的對君主意志被動服從的臣民而推為主動參與國家意志形成的國民，由“國”而“人”的觀照，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人的覺醒”和“人的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礎和前提。梁啟超將國民素質的改造與提升視為社會會政治改革發(fā)展、民族復興的首要前提。
晚清啟蒙意識到這個國民是民族自立的根本，“國民性”的改造便是有效的方法方案。但是，他們基本上還是從傳統(tǒng)的“用民”的角度出發(fā)來倡導“重民”甚至“新民”。他們的“新民”之道，還是比較狹隘的，設想的是在舊有的文化體系內部借助一些外來文化的力量以輔助民族實現自新、自強。在嚴復、梁啟超等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那里，“民”的概念是作為建立“民族一國家”的必備因素被提出來，其涵義與西方人道主義立場上的“人”的概念有本質差別。而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開始用現代“人”的標準來反省國民性的弱點。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有包括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思想家。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更是其作品思想的靈魂。魯迅在其眾多文章以及言論中對中國國民的劣根性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魯迅筆下的民眾盲目自大死要面子、奴性十足、麻木冷漠、愚昧無知，魯迅一向不吝使用最尖銳的詞匯也不吝以最惡來論述中國的國民性。魯迅受“世紀末”思潮的影響。世紀末思潮視現代文明為頹廢、摧喪本能、造成人種退化，認為文明的再生有賴少數天才或杰出的個人。魯迅筆下的革命者作為杰出個人，為了革命流血犧牲，課面對的是無知看客的麻木不仁，革命者為他們獻身，他們非但不會理解，而且還把他的遭遇受刑當作娛樂節(jié)目。魯迅一方面對庸愚大眾進行批判，但是他又不能離開群眾，他不能沒有聽眾。魯迅常常在文章中把自己的同胞比作蟲豸，而蟲豸一般是族群意向，需要相互協助完成艱難的任務。這體現出對群眾的依靠。因此“超人”在情感上得依靠庸眾，至于庸眾，卻連自己被貶為昆蟲都不知情。這是一種復雜的雙重情感。魯迅批判國民劣根性，而劣根性的來源是封建專制統(tǒng)治的壓迫，封建禮教的束縛另外還有外來侵略的刺激的因素作用在里面。眾所周知，魯迅棄醫(yī)從文，便是認為國民病的不是身體，病在國民的性格國民的素質，麻木愚昧的民眾是不可能有帶領其走向反抗、帶領民族走向復興的希望的。
除此之外，林語堂、梁漱溟、張君勱等人也有關于國民性問題的討論，這里就不一一贅述了。關于國民性問題的討論是近現代思想中的熱門話題。這是如當時的歷史背景直接相關的。我認為單從國民性本身來看，可能包含的內容會更多也更溫和。近代思想中主要是對國民劣根性進行批判，并企圖通過對國民性的改造來實現民眾的覺醒民族的復興。中國國民的國民性的形成與中國傳統(tǒng)的思想文化相關聯，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文化作為正統(tǒng)文化，其“仁”的核心并由此而來的行為導向深深的影響著中國國民的思維習慣道德風俗。道家等陰陽調和無為自然的思想也對國民性格有影響。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本就是辯證的，有精華的同時也含有糟粕，儒家的封建等級教化的束縛等為國民劣根性的形成埋下禍根。封建專制統(tǒng)治的登峰造極，使封建專制統(tǒng)治下的民眾的性格受到嚴重壓抑。而中國的閉關鎖國在思想技藝上逐漸落后于西方國家后的對比更加使近代中國國民性的劣性彰顯。
近現代思想家之所以均從國民性的批判與改造入手是因為國是由民組成，民眾的思想行為會對國家的生存發(fā)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而近代中國國民的劣根性的根種已經嚴重阻礙了民族的救亡圖存發(fā)展復興。所以欲救國，首先要開民智要改造國民性。
從主要思想家關于國民性的討論中我們能夠發(fā)現有發(fā)展創(chuàng)新之處，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下面來談談自己的總結歸納。
一、正如前文所訴，從嚴復梁啟超等啟蒙思想家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家。后者更多了對個人精神的探索與重視，不再是在國家一民族的構架中來，討論因為民眾是其組成部分，需要發(fā)揮民眾的作用，民眾的思想意識存在問題所以要對其進行開化。五四時期魯迅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更多的是從人本身來論述，看到了國民應該擁有權利。
二、陳獨秀等批判的矛頭更多的是指向綱常禮教，改造國民性的要求是與反傳統(tǒng)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題相符合。
三、我認為對五四時期對國民性的批判由于提出反對傳統(tǒng)文化的口號，雖然嚴復的思想中也有提倡西方思想反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思想，但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顯然要更激進更偏至。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國民性批判本就是深受啟蒙思想家影響的，所以有很多共性字不用說。對國民劣根性產生的根源的分析都是一致的，是封建專制制度下的產物。思想家們都受到進化論思想的影響。批判的目的都是一樣的而且有破有立，在不同程度上提出自己國民性改造的方案。都接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響與刺激，而且將中西方的文化進行了對比，發(fā)現了文化中落后之處，并相應的提出了自己的改造處方。都看到了民眾在國家發(fā)展中的中的重要作用，將民眾作為民族發(fā)展的載體，只有民眾的問題解決了，才能進而談進步談發(fā)展。
國民性的問題一直都在提，現如今的一些社會現象如集體過馬路便不用管紅燈等也會歸結到國民性問題上去思考討論。我認為，國民性雖是一個民族所形成的相對穩(wěn)定的心理特征，但是它還受到了多方面的影響如地域環(huán)境等，而且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會有一成不變的傳統(tǒng)保留，但同時絕對會有發(fā)展變化。因此它包含的內同是十分豐富的。對國民性的批判是有其特定歷史環(huán)境背景的，在當時，只有將國民的思想打開智慧開啟，才能夠求得民族的發(fā)展。我們現在再來談國民性，更多的應該是一種對自己的觀照，能夠以之為鏡，進行反思，實現現代人國民性的發(fā)展。國民性問題應該重視和思考，但是不能過度。
中國近代史綱要之鴉片戰(zhàn)爭論文大全（13篇）篇十二
摘要：近代是英雄輩出的時代，從左宗收復新疆，胡雪巖與洋斗商,到張謇實業(yè)救國，康梁戊戌變法，六君子橫刀向天笑，再到黃興雨花臺起義，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軍閥混戰(zhàn)，北伐戰(zhàn)爭。求共和真理之路漫漫，卻演繹出一系列驚天動地的故事。但決定歷史的是人，是那個時代的人，是一批用熱血與精神相交織的人。
前言：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但從救亡圖存的角度說是一部人物史。本文從各階層角度分析近代人物為何紛紛涌現的原因，又從整體以及歷史淵源方面分析近代人物源源不斷涌現的規(guī)律。從晚清到辛亥，人物構成了近代那獨一無二的旋律，他們的出現對今天仍有啟示意義。
關鍵字：鴉片戰(zhàn)爭;農民階級;資產階級;革命;愛國主義。
縱觀中國近代史，既是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勾結中國封建統(tǒng)治者把中國變?yōu)榘胫趁竦匕敕饨ㄉ鐣那枋?也是中國人民不斷反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反抗本國的封建統(tǒng)治的抗爭史;同時更是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各政治派別探索國家出路的探索史。這種抗爭與探索，對外以反侵略、捍衛(wèi)民族獨立為旗幟;對內以反專制獨裁、爭取社會進步為核心，抗爭與探索互相交織，推動中國社會不斷向前發(fā)展.中國人的不屈精神與愛國主義演變成救亡圖存的原動力，同時由于社會的復雜性，各階級亦懷投機主義，對紛爭亂世產生雄霸天下的想法。
時代造就英雄，也逼我中國人自立自強。
從晚清開始，鴉片戰(zhàn)爭一下子敲醒了那些沉醉于天朝上國夢幻中的地主階級愛國知識分子，于是他們開始注目世界、關心時局、尋求強國御侮之道。如林則徐虎門銷煙為的是強健國民素質，維護國家長遠，魏源編著海國圖志為的是開啟民智，而洋務運動則為富國強兵，但也有增強自身在朝威望。這其中既有士大夫精神，也有中國人愛國主義，自強自立之道。可以說是時代危機感促使先進人士投身救亡圖存中，也催生了一批仁人志士。但由于封建勢力依舊強大，近代化初露端倪，以致運動革新屢遭失敗，也為亂世梟雄的出世埋下了伏筆。
晚晴社會動蕩，稅收苛刻，加上體制死板，科舉制度依舊存在，小農經濟依舊占據主導地位，加上西方思想的傳播，激發(fā)了一些底層知識分子的救國思想，于是農民起義風起云涌，從白蓮教，太平軍起義，到捻軍起義皆系晚清體制腐敗，民不聊生。如洪秀全因科舉屢次不中，卻以一本基督教小冊子而轉變思想，為天下耕者有其田而激起奮斗之志。而石達開自小看到民不聊生的困局，于是決定起義而救天下于水火中。農民階級的救亡圖存運動，使最廣大的中國人民更加覺醒，為后來革命人物的出現創(chuàng)造先決性條件。
但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畢竟有其局限性。思想的狹隘性，各階級及各派的矛盾以致太平天國內部的分裂，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重重，如胡雪巖系左宗棠一派，而盛宣懷系李鴻章一派，兩者互斗，加之面對外國商品的輸入而束手無策，從而導致胡破產的悲劇。這就迫使資產階級出世以再救中國。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外來資本主義的入侵激發(fā)我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誕生，而政府對民間設廠的放松，近代教育的發(fā)展，西方民主自由科學思想的進一步傳播，甲午中日戰(zhàn)爭又一次敲響了地主階級無能的警鐘，資產階級維新派率先登上了英雄的舞臺。從“公車上書”演化為社會運動到百日維新，其要在中國發(fā)展資本主義，是愛國的進步思想，因為它把維新思想與挽救民族危亡結合起來。如康有為經過學習，逐步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比中國的封建制度先進。帝國主義的侵略，清朝的腐敗，使年輕的他胸中燃起了救國之火;西方的強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學習，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國。梁啟超更如是說：“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接著，譚嗣同等人又在南方創(chuàng)立湘報，文化傳媒有影響了一批又一批思想先進的中國人，使之為國家自強民主而奮斗。
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為了加緊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和角逐，民族危機更加嚴重;《辛丑條約》的簽訂使清政府成為“洋人的朝廷，此時民族資本主義又有所發(fā)展，但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限制和阻礙。而改良派的失敗，使資產階級內部不斷反思，亦促使革命派大展手腳。一時間革命人物如雨后春筍般林立天下，黃興以勇健開國，而寧靜持身，并貫徹實行。孫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為自己的座右銘，強調要“內審中國之情勢，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眾長，益以新創(chuàng)”。而辛亥革命一聲炮響更是催生出一系列將思想解放的革命壯士，為近代后期的人物傳播了民主思想的火種。
但改良派以及舊勢力亦投機革命，局勢的復雜性使各方人物輩出，而三座大山的存在，亦使那個時代容易將能臣變?yōu)榧樾邸Ｈ缭绖P竊取革命果實，后期軍閥混戰(zhàn)。而對革命后未來的憧憬也使革命人士不斷堅定信念，為之前行。如蔡鍔舍榮華富貴而投身于護法戰(zhàn)爭。一時之變卻造就了不同人生，亂世，亦是個人理想可以迸出火花的時代，更是天下理想成為朝陽的時代。
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往那種向往自由的思想如洪水泄了閘般涌流而出。思想改變人，意識的能動性促使近代教育家，思想家，企業(yè)家，政治家以及社會各階層知識分子各言自我觀點。陳獨秀第一個舉起了民主、科學兩面大旗使新青年變?yōu)橐环狡脚_，蔡元培貫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原則使北大成為一方陣地，魯迅更是剖析中國人性，揭露黑暗，促使中國人更加認知自我。而優(yōu)秀思想對人的巨大影響性,催生出更多的仁人志士去救亡圖存。
愛國主義始終是救亡圖存的核心動力。自古從岳飛的精忠報國，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當代的忠于祖國忠于人民，無不體現人物舍不開救國，救國離不開人物。而近代則是愛國主義從古向今過度的一個時代，愛國從忠于民族到真正忠于天下，不斷認識世界，革新思想，抵抗外侮，不斷有近代人為大我舍小我，成為不朽的靈魂，而這種靈魂又影響下一代人再去拋頭顱撒熱血，以致近代愛國人士源源不絕。
越是束縛人性的社會，越能激發(fā)人的潛在的自由思想。如烏托邦主義就是中世紀陰霾散去后方才綻放光芒。愛好和平的中國人也希望建立一個老有所養(yǎng)，病有所醫(yī)，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理想社會。為此理想社會，受千年封建壓迫的中國在近代不斷出現為此奮斗的仁人志士。
長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近代國家變革具有階級派別遞進性，類似于達爾文進化論，地主階級腐敗，農民階級落后，繼而資產階級改良派成為變革國家的主導，而其局限性又成為資產階級革命派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國家的原因之一，而資產階級亦有其局限性與軟弱性，這就需要無產階級去將革命進行到底。這種階級遞進性不斷催生出一系列仁人志士，同時在遞進的過程中又有不少梟雄誕生，但在中國統(tǒng)一的大局中，他們畢竟只是曇花一現。
亂世促使救世人才的爆發(fā)性增長。自古以來，亂世是人才最多的時代，百家爭鳴產生于先秦，東漢末年卻英雄輩出，魏晉南北朝三教九流各放異彩，而近代則不斷出現救亡圖存的仁人志士，割據一方的軍閥梟雄，影響當代的革命領袖。近代的確是一個面臨內憂外患的亂世，而各階層人物各有生存之道，也各有治世與亂世的獨到思想，于是焉，各方人物各顯神通。
近代是古中國文化與先進西方文明相沖擊的時代，儒學中尊重儒士的風氣依舊存在，于是便有章太炎敢搖扇墜怒罵袁世凱，梁啟超敢入軍營行談判。中華文化中重文輕武的禮節(jié)依舊存在，這種傳統(tǒng)風氣是促使仁人志士不斷出現的原因之一。
總結。
時代造就人物，而歷史根性亦為造就人物奠定基礎。人物輩出的時代定有規(guī)律，這種規(guī)律在今天人有借鑒之處。而縱觀近代史，感慨那些人物，但無論是英雄還是梟雄，他們的出世則需時代的驚天一變。近代史是一部驚天動地的歷史，諸多仁人志士，人杰梟雄因這個時代而綻放光芒。正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時代的發(fā)展，以及歷史的影響決定了他們的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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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綱要之鴉片戰(zhàn)爭論文大全（13篇）篇十三
摘要：《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是高等院校新開的一門公共思想政治理論課。要搞好本課程的教學，首先要明確教學目的。為了更好地實現本課程的教學目的，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改進教學方法：一是于敘事中寓論斷；二是注重多媒體教學；三是課堂教學與社會實踐相結合；四是課堂討論和演講；五是改革課程考核方式。
中宣部、教育部在《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公共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社政教〔2005〕5號)中規(guī)定，在一年級本科大學生中開設《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以下簡稱《綱要》)這門新課。該課程的開設是在新形勢下對歷史教育傳統(tǒng)的繼承和發(fā)揚，對于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培養(yǎng)愛國主義觀念和民族精神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那么怎樣才能上好這門課呢？我在此談談自己的看法和認識，請各位同行指教。
一、明確教學目的。
教學工作必須圍繞教學目的展開。沒有明確的教學目的，不僅會導致教學工作紊亂，而且達不到預期的教學效果。從這種意義上講，確定教學目的是組織和實施教學工作的首要環(huán)節(jié)。中宣部、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公共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實施方案》(社政教〔2005〕9號)規(guī)定，《綱要》課程“主要講授中國近代以來抵御外來侵略、爭取民族獨立、推翻反動統(tǒng)治、實現人民解放的歷史，幫助學生了解國史、國情，深刻領會歷史和人民怎樣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怎樣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怎樣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根據這個規(guī)定，進行《綱要》課程教學的主要目的在于：
第一，充分認識近代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正義性、必要性和進步性，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內容的民族精神。通過教學，學生了解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相互勾結，使中國社會長期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嚴重阻礙中國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因此，不從根本上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朽社會制度，不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發(fā)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并加深學生對近代中國革命發(fā)生、發(fā)展規(guī)律及其必然性的認識，自覺繼承和發(fā)揚近代中國人民革命斗爭中所形成的光榮革命傳統(tǒng)和愛國主義精神，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時代的使命感、責任感。
第二，了解近代先進中國人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重大斗爭，明確歷史和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選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必然性。通過教學，學生了解到近代中國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和集團都進行過挽救民族危亡的英勇斗爭，提出并實施種種救國方案。但無論是和平式的救國方案(如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還是革命式的救國方案(如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都避免不了失敗的命運。即使像辛亥革命那樣一場比較完整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最終也只能以失敗告終。由此學生懂得：沒有一個先進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沒有一套科學的革命理論作指導，要想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合統(tǒng)治，完成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中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并成為歷史和人民的選擇，以此增強學生擁護黨的領導和接受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堅定信念。
第三，全面了解和掌握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史實，加深學生對“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真理的認識。通過教學，學生了解和掌握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斗爭的偉大實踐，加深對黨的先進性的理解，進而懂得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為了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利益，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對中國革命的新道路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惟一正確的革命道路。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大旗，進行了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英勇斗爭，為奪取抗戰(zhàn)勝利、實現民族獨立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長期的艱苦斗爭，最終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壓迫，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統(tǒng)治秩序，實現了徹底解放。
第四，充分認識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和進步性，深刻領會“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fā)展中國，發(fā)展社會主義，發(fā)展馬克思主義”這一真理。通過教學，學生了解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國內外形勢及特點，加深對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歷史必然性的認識，明確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同時，也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刻認識堅持社會主義、堅持改革開放的重要性，以此增強青年學生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自覺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奮斗。
二、改進教學方法。
(一)把握課程特色，于敘事中寓論斷。
作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程設置新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綱要》課程的開設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程設置系統(tǒng)性大大增強。但《綱要》課程進行思想教育的切入點和落腳點與其他思想政治理論課程又有所不同，是以古喻今通過鑒史而明理，是從歷史教育的角度承擔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功能。其最大的課程特色在于它是在更長的時間跨度下(1840年至當代)、更廣闊的歷史背景(經濟全球化浪潮加速世界資本主義的上升、發(fā)展期)、更復雜的社會場景(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講述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復興和國家近代化、現代化的歷程。以歷史事實說話，幫助學生了解國史、國情，深刻領會“三個選擇”的正確性。《綱要》課程重心在于講“史”,但它與普通的歷史課又有所不同。普通的歷史課側重從史學學科本身或者從學術角度進行教學和研究，而《綱要》課程作為思想政治理論課，則有著鮮明的思想教育目的。它的開設不單純是為了使學生從宏觀上對中國近現代史有一個基本認識，掌握中國近代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而是要通過教學，幫助學生在了解國史、國情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強擁護共產黨領導和接受馬克思主義指導的自覺性，增強社會主義信念。因此，在《綱要》課程的教學中，應在加強理論性教育的同時，做到史論結合，于敘事中寓論斷，著力培養(yǎng)和強化學生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注重多媒體教學。
心理學研究表明，人類的認識活動是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這是人類認識過程要遵循的一般規(guī)律。傳統(tǒng)的教學，基本上靠的是文字語言的闡述，其吸引力有限，不僅使學生產生模糊不清、枯燥無味的感覺，而且制約他們對歷史的形象性理解及思維能力的培養(yǎng)。可以充分利用發(fā)達的電腦網絡資源查找許多歷史圖片以豐富教學電子幻燈的內容。這些原始資料和圖片能給大學生帶來直觀的視覺印象和沖擊，讓他們感受到歷史不再枯燥，而是趣味的、生動的、深刻的。另外，結合專題講座，適時播放一些資料性強的愛國主義優(yōu)秀影片和相關紀錄片，用圖片和影視等手段加深學生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認識，進一步強化他們對中國近現代歷程的艱辛、對中國共產黨的英明偉大的理解。除了幻燈和影視等教輔手段外，我們還可以利用校園網，積極開設這門課的教學網頁，開展網上自學輔導、討論答疑等活動。
(三)課堂教學與社會實踐相結合。
社會實踐由于涉及經費、安全、時間等諸多因素，在組織上有一定的難度，但是充分利用各地的歷史資源和革命老區(qū)資源，是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有效形式。要使學生不只局限于課堂的講授，還要注重教學的拓展，即向第二課堂和社會大課堂的拓展。教師應該在鼓勵學生在課上學習書本知識的同時，在課下參觀學校所在地周圍的一些名人故居、革命紀念地等，通過歷史實物感受中國近現代史的進程；也可組織學生利用假期進行社會調查和社會實踐，比較不同時期社會的發(fā)展變化，提交相應的調研報告。這樣可使學生對所學內容有更加直觀的認識，同時，該課教學還可結合團委、學工處等組織的社會實踐活動，從理論上對活動加以指導。
(四)課堂討論和演講。
討論與演講一定不能流于形式，在課前需做認真的準備工作，教師為學生提供一些材料的來源與線索，由學生自己選擇有興趣的題目，搜集材料，最好寫成文字，討論后再補充和完善，形成小論文，從而既鍛煉口頭表達能力，又鍛煉獨立或集體完成研究的能力。
(五)改革課程考核方式。
為了保證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必須對原來的課程考核方式進行改革。課程考核方式改革的出發(fā)點就是發(fā)揮學生學習的主體作用。具體做法：適當降低期末考試成績的比重，約占總成績的50%―60%;提高平時成績(作業(yè)、提問、討論和考勤)的比例，約占40%―50%;對一些回答問題、做作業(yè)和試卷思路寬、有自己見解且闡述合理的學生適當給予高分，避免以往期末考試一錘定音的現象。
三、結語。
總之，《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的教學應當講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做到集知識性、理論性、生動性于一體，在準確把握教學目的的基礎上，努力開創(chuàng)教學方式方法的新模式，改革傳統(tǒng)的考核方法。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加強教學效果，對提高學生思想政治素質，培養(yǎng)學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陶冶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的情操具有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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