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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古田會議字篇一
參加古田會議，努力實踐“三個代表”，始終堅持兩個“務必”，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而不懈地奮斗!發展心得體會分享范例文。下面是本站小編為大家收集整理的參加古田會議心得體會范例文，歡迎大家閱讀。
在古田會議召開80周年之際，我懷著崇敬的心情再次來到古田會議舊址，瞻仰這座革命圣殿。舊址不語，我心澎湃。當年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躍然眼前，仿佛聽到他們鏗鏘堅定地宣讀《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如今，這里已成為革命傳統教育和紅色旅游圣地，慕名者絡繹不絕，或采擷風光、或緬懷先烈、或汲取有益于當代的治政睿思和經邦智慧。吸引人們駐足沉思的，正是古田會議綻放的真理光芒。
探尋真理的道路充滿艱辛。歷史的天空呼喚真理，在事關紅軍和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深刻總結井岡山革命斗爭以來經驗教訓，堅決摒棄舊式軍隊建軍思想干擾，以實事求是和敢為天下先的首創精神，沖破蘇聯模式和共產國際教條的嚴重束縛，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科學結合，創造性提出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根本原則，形成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會議決議充滿發人深省的精湛義理，飽含深沉強烈的危機意識，蘊藏振聾發聵的哲學智慧，以及言近旨遠的理想追求，使其成為我黨我軍思想政治工作的綱領性文獻。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真理經鳳凰涅槃般的洗禮，愈發閃爍著耀眼的光芒，顯示出無窮的力量，它驅散了籠罩在紅四軍頭上的陰霾，指引著我黨我軍從此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從勝利走向勝利!
真理總是閃爍著永恒的光輝。古田會議昭示我們：實踐出真知，創新無止境。只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大膽變革，勇于創新，真理就能戰勝前進中任何困難。80年來，秉承這一理念的共產黨人探求真理的腳步從未停歇。古田會議所煥發的真理光芒，歷經幾代共產黨人薪火相傳，不懈探索實踐，逐步豐富著毛澤東思想，相繼發展為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成為全黨全軍共同奮斗的思想基礎和力量源泉。當今時代，社會大變革、觀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將是長期、復雜、嚴峻的。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危機就是轉機，矛盾孕育著新的發展。面對新的歷史起點和新的考驗，我們重溫古田會議，倍感真理歷久彌新，永不過時。只要我們善于用現代眼光解讀古田會議，從中不斷汲取真理的力量和智慧，就能不斷破解當前發展難題，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推動部隊建設又好又快發展。
“先哲留嘉謨，后人當勉就”。80年前的古田會議已成為我黨我軍光輝歷程中的一座豐碑，為我們留下了無比珍貴的政治和精神財富。作為后來人，在偉大歷史進程中，我們需要沿著先輩探尋真理的足跡繼續前行，讓古田會議精神火炬代代相傳、生生不息，推進歷史車輪向前發展，這是偉大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新形勢下繼承和發揚古田會議精神，就是要自覺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真學、真信、真懂、真用上下工夫，切實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進工作。就是要認真貫徹黨的xx大和xx屆四中全會精神，以科學理論指導黨的建設，以科學制度保障黨的建設，以科學方法推進黨的建設，不斷提高軍隊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就是要不斷開拓思想政治建設新境界，打牢官兵高舉旗幟、聽黨指揮、履行使命的思想政治基礎，確保我軍始終成為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確保部隊建設科學發展，確保有效履行新世紀新階段我軍歷史使命。讓古田會議精神在不斷實踐、發展、創新中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內涵豐富、思想深刻，在洞察歷史中揭示規律，我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來到古田會議舊址，進行參觀和瞻仰，體驗紅色之旅，仔細地聆聽了講解員的講解，并認真地參觀了“古田會議會址”等古跡。
【紅色足跡意義重大】地處閩西的上杭縣古田鎮，在古木參天的輝映下“古田會議永放光芒”8個紅色大字格外醒目。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等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曙光小學領導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史稱古田會議。明確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用馬克思主義建設黨和軍隊，從根本上劃清了新型人民軍隊與一切舊軍隊的界限，被稱為中國共產黨建黨和建軍的綱領性文獻，是人民軍隊建設史上新的里程碑具有深遠的意義。。
【回報祖國展望未來】學習沒有休止符，事業沒有完成時。雖時間短但收獲豐，她必然是我人生中一個新的起跑線，給我上了一堂生動的革命傳統教育課，牢記歷史使命，永遠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永遠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勇于變革，勇于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
為了落實學習型黨組織規劃年初確定的學習計劃，加深我們對黨史的熟悉，培養我們與紅軍的感情，讓廣大黨員干部接受革命傳統教育，提高思想政治素質，我們參加了由省黨校組織的福建古田會議舊址學習活動。紅色之旅盡管時間短，卻使我深受一次豐富而生動的革命傳統教育，使我真切感受到共和國江山來之不易，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來之不易!我要珍惜今天的幸福，“富而思源，富而思進”。緊密團結在以為的黨中心四周，努力實踐“三個代表”，始終堅持兩個“務必”，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而不懈地奮斗!
這次參觀學習，我有一種朝圣的感覺，雖然里面的陳設簡單，只是一些普通的桌椅，但我能深深地體會到里面凝聚了紅軍奮斗的歷程，在這里也讓我見證了中國革命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歷史片段。回首古田會議，它從根本上解決了如何從加強黨的思想工作著手，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和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根本問題。古田會議確實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歷史也證明，只有加強黨的領導，使黨始終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是保證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基礎和保證。
這次學習我們同時參觀了湖里山炮臺，感受了我們的先人為抗擊侵略進行的不懈努力，我們的國家只有強大了，才能不受別人的欺負，人民才能安居樂業的硬道理。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次的紅色之旅，讓我感受很深。我深切地感受到，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中國革命事業的巨大貢獻，必須永遠銘記;革命勝利來之不易，必須倍加珍惜;黨的建設十分緊要，必須始終加強;人民是革命勝利的力量源泉，必須緊緊依靠。
我們要繼續和發揚古田會議精神，大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加強黨的先進性，切實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不論形勢怎么變、地位怎么變，我們都要堅持同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信群眾是真正英雄。更重要的是，我們應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同心同德、與時俱進、深化改革、加快發展，把我們祖國建設得更好。
總之，我將把此次“紅色之旅”所汲取到的精神運用到今后的工作和學習當中。以實際行動，繼續先烈遺志，努力工作，不斷創新，充分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不斷地鞭策自己要勤于思考，勤于學習、要以更高昂的工作熱情、更認真的工作態度，在今后的工作和學習中取得長足的進步。
參加古田會議字篇二
古田會議，是紅四軍在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省龍巖市上杭縣古田召開的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
主要內容：
1、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v^以至于建立 *** 的組織等項重大任務”。這就規定了紅軍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2、確立了中國 *** 對軍隊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紅軍執行無產階級革命政治任務，爭取中國人民大眾獲得解放的事業，必須堅定地置于中國 *** 的絕對領導下，這是紅軍保持其無產階級性質的根本條件。強調必須確立黨在紅軍中的絕對領導地位，強固黨的組織。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要從教育上提高黨員政治水平。一切工作，在黨組織討論和決議之后，再經過群眾去執行。還要發動地方黨對紅軍的批評和群眾^v^機關對紅軍的批評，以影響紅軍的黨和紅軍的官兵，達到軍政一致，軍民一致。
3、闡明軍事和政治的關系。紅軍的一切軍事行動必須接受黨的政治領導。紅軍的政治機關與軍事機關，在前委指導之下，平行地執行工作。指出必須加強官兵的政治訓練，明確地規定了紅軍的任務，軍事工作系統和政治工作系統的關系，紅軍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士兵委員會的權能及其和軍事政治機關的關系。
4、規定了軍隊內部、外部關系和瓦解敵軍的原則。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又必須克服極端民主化傾向。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上級的決定必須堅決執行，黨內執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同時正確地開展思想批評。凡地方^v^機關已經建立的地方，軍隊就不能包辦和干涉地方工作。加強對敵宣傳工作，優待一切放下武器的俘虜。
5、強調對紅軍進行無產階級政治思想教育以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教育方法有辦報、辦訓練班、看書看報、個別談話、開黨內會議和政治討論會，還有上政治課、組織政治訓練委員會、教授方法、集合講話、游藝、改良待遇和對青年士兵的特種教育。全面提出了在紅軍內加強黨的建設的方法和途徑。
參加古田會議字篇三
;[提 要]古田會議作為中共黨史和革命史的重要一環，其歷史敘事在1929年12月召開后初步形成，隨后歷經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逐漸呈現為目前所見的一種兼具客觀性與價值性的敘事模式。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古田會議歷史敘事中的兩次重大突破：一是1935年遵義會議召開后，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古田會議歷史敘事實現回歸并得以發展;二是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突破了“文革”時期“左”的歷史敘事，最終實現了古田會議歷史敘事在客觀性與價值性上的統一，這種統一是九十年來古田會議歷史敘事發展的結晶，也是后來的敘事者仍需秉持的原則。
[關鍵詞]歷史敘事;古田會議：中國共產黨;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作者簡介]丁學儒（1995—），男，江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史;蔣賢斌（1967—），男，江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史、中共黨史。（江西南昌 330022）
一、古田會議“寶貴經驗”式的歷史敘事初步形成
在分析古田會議歷史敘事的形成發展過程之前，有必要了解古田會議作為一個歷史事件發生的始末。紅四軍主力自1929年下井岡山后，紅四軍黨內圍繞著是否設立軍委的問題出現了一些不同的看法。1929年5月底，紅四軍在福建永定湖雷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上，同意成立紅四軍臨時軍委，然而擔任臨時軍委書記的劉安恭提出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情，軍委不恰當地限制了前委的權限，這便引起了紅四軍黨內關于軍委設立必要性的爭議。6月8日，紅四軍在白砂召開前委擴大會議上做出撤銷成立臨時軍委的決定（劉安恭自然也被免職）。此次會議雖然最終取消了臨時軍委，但是關于是否成立新的軍委，軍中仍有不同的觀點。6月22日，中共紅四軍“七大”在龍巖召開，會上對林彪、劉安恭的不當言論做了批評，對毛澤東、朱德的正確意見表示肯定，然而會上朱毛二人意見依舊沒有得到統一。②毛澤東認為成立軍委“只是形式地要于前委之下”，“實際上不需要的”[2]。朱德則傾向于設立軍委，主要反對毛澤東提出的黨管理一切的主張，提出“黨管理一切為最高原則，共產主義中實在找不出來”[3]。七月，當選紅四軍前委書記的陳毅到上海匯報工作，前委書記由朱德代理，朱德于9月主持召開紅四軍黨的“八大”，試圖解決軍隊中存在的問題，但是由于采取過度民主的做法，導致大會無組織地開了三天且收效甚微。這一系列事件背后反映出的是紅四軍中黨的領導方式遭到質疑，以及軍中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持續蔓延。
在上述背景下，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會議通過了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問題的決議案，規定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原則，強調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性。古田會議決議初步回答了在黨員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情況下，如何從加強黨的思想建設著手，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的問題;初步回答了在農村進行革命戰爭的環境中，如何將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此后，古田會議歷史敘事逐漸得以生成并不斷發展。
因其召開的重大意義，中央軍委宣傳推廣開古田會議后紅四軍的建軍經驗，明令各地紅軍取消薪餉制，實行志愿兵制;取消黨代表稱謂，統一實行政治委員和政治工作制度;明確規定軍事與政治機關是平行機關。[4]1930年1月，周恩來為推動決議精神在全軍的貫徹，在《軍事通訊》創刊號上刊登了陳毅撰寫的有關紅四軍建黨建軍經驗的文章，并指出，“里面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每一個同志注意”[5]。在1930年5月召開的全國紅軍代表會議上，紅四軍軍委代理書記熊壽祺詳細介紹了古田會議前后紅四軍的革命實踐經驗，尤其是古田會議召開后對決議精神的落實情況。[6]在這種宣傳背景下，古田會議逐漸形成了周恩來提出的“寶貴經驗”式的敘事模式。
這一敘事模式是古田會議歷史敘事的基本形態，其突出特點是中央既作為參與者推進古田會議的召開，又充當敘事者積極宣傳古田會議確立的原則。究其原因在于古田會議的召開與中央的意志相契合，主要體現為：一是中央與地方的問題導向相一致;二是古田會議的成果將中央的解決方案具體化。
第一，在當時的歷史時期，中央與地方在軍隊建設上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即軍隊的領導權問題。古田會議召開的主要目的是要對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進行糾正，并確立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通過對古田會議召開始末的考察可以發現，紅四軍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主要暴露于是否成立“軍委”的分歧上，并且經過湖雷會議、白砂會議、紅四軍“七大”和“八大”，多次會議后都未得到很好的解決。此后紅四軍在幾次軍事行動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挫敗，紅四軍中黨和軍隊的戰斗力和生命力受到威脅，此時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危害以前所未有的形式暴露出來。這些問題的出現并非偶然，它同時也是長期困擾中共中央的問題，此時紅四軍中出現的新狀況，為問題的解決提供了突破口。
周恩來較早地發現黨內非無產階級思想對革命事業的危害，他在1928年起草的《告全體同志書》中指出：“然而黨的組織還沒有布爾什維克化，黨內還存在許多非無產階級的意識，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7]在黨與軍隊的關系問題上，早在南昌起義時中共中央就強調了黨的領導作用。南昌起義前中央曾明確強調黨在軍隊中的領導作用，但在實踐中卻未能得到順利落實。[8]中共六大在總結南昌起義經驗教訓時發現，起義軍失敗的原因之一是軍隊中沒有推翻舊的軍事領導系統，軍隊中政治訓練不足。[9]可見，土地革命初期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還未完全實現。
綜上所述，從古田會議的成功舉行到決議的具體落實，均有中央意志的參與，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古田會議在形成決議后迅速得到推廣。
二、古田會議歷史敘事的首次突破與成熟
古田會議歷史敘事在早期呈現出正向肯定的趨勢，隨著革命形勢的變化，王明“左”傾思想逐漸影響革命的觀念和行動，古田會議所確立的原則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在這個背景下，“寶貴經驗”式的古田會議歷史敘事迎來第一次挑戰。
（一）王明“左”傾錯誤統治黨內時期對古田會議的否定
（二）古田會議歷史敘事在回歸與應用中成熟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后，此前推行的一系列“左”傾錯誤得到清算，這為黨內重新審視古田會議提供了前提。雖然紅軍中黨委制沒有明令恢復，但古田會議決議確立的基本原則，在中央紅軍各部隊得到了認真貫徹執行。[16]古田會議歷史敘事得以突破“左”的束縛，實現向“寶貴經驗”式敘事模式的回歸，并在革命和建設實踐中走向成熟，成為指導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乃至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建設的重要思想武器。
黨在抗日戰爭時期吸收了王明“左”傾錯誤、張國燾叛黨錯誤以及“皖南事變”的教訓后，重點突出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原則。如在1941年2月中央軍委頒布的《軍政委員會條例》中，實際上恢復了全軍團以上的“黨委制”，繼承了古田會議的核心原則。毛澤東將古田會議決議作為部隊學習的重要文獻，于1942年1月致信譚政、莫文驊，要求將決議發放到部隊進行廣泛學習，“叫他們當作課材加以熟讀”[17]。1942年4月6日，譚政和莫文驊執行指示并發出訓令，指出決議對當下軍隊建設具有重大現實價值。[18]1948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編者在篇章按語里指出，古田會議決議的“立場方法與基本內容至今仍然完全適用”[19]。歷經肯定——否定——肯定的過程后，古田會議歷史敘事回歸了自身的定位與基調。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歷史敘事將古田會議精神的適用領域擴展到經濟領域。唐天際表示，毛主席在古田會議中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肩負著戰爭和建設的兩重任務，要求發揚古田會議精神來開展經濟建設工作。[20]新中國成立后對古田會議的宣傳彰顯了古田會議歷史敘事的現實力量，但這種力量并非某一敘事者的專屬。在“文革”爆發后，古田會議被文革洪流裹挾納入了“左”傾的敘事邏輯中。
三、古田會議歷史敘事實現客觀性與價值性的統一
古田會議在突破王明“左”傾錯誤的影響后，得到黨內的持續關注和宣傳。但隨著“文革”的發生，古田會議歷史敘事再次遭到挑戰，與上一次不同的是，這一時期并未否定古田會議的價值，而是走入另一個極端。
（一）“文革”期間古田會議被嵌入“左”的敘述邏輯
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后毛澤東重提階級斗爭問題，在這一背景下，古田會議的敘述方式也引入了階級斗爭的敘事模式。“文革”期間，將黨史簡化為兩條路線斗爭史的觀念逐漸風行起來，在這一背景下，古田會議的歷史敘事也不可避免地納入“路線斗爭”的“左”傾敘述邏輯軌道之中，相關論述也置于路線斗爭的語境下進行。如1974年《中國共產黨兩條路線斗爭史講義（修改稿）》中認為，古田會議是兩條路線斗爭的經驗總結。[21]路線斗爭敘述方式對古田會議的影響突出表現在對古田會議的歷史背景、歷史意義、歷史人物評價的敘述方式上。
首先，在古田會議召開背景的表述上，“文革”期間將古田會議的成功召開歸結為路線斗爭的結果。1975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上）》指出：“圍繞著這個問題（即糾正錯誤思想的問題），在紅四軍黨內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路線斗爭。”[22]1977年《學習毛澤東選集第1卷參考材料》中提出，這一決議是“我們隊伍里無產階級思想、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錯誤路線進行斗爭并爭取勝利的產物”[23]。這種“路線斗爭”分析模式背后是敘事者選擇性地忽視歷史的復雜性，以變形的歷史敘事為政治斗爭做勢。這種路線斗爭的敘事邏輯進而影響了古田會議歷史作用的認識和歷史人物的評價。
擺脫“左”的敘事最直觀、最具突破性的表現在于對相關歷史人物評價的改變。左志遠認為，古田會議中分歧的解決為黨和軍隊做出了表率，朱德、陳毅在爭論中堅持原則，同樣為古田會議基本原則的樹立做出了貢獻，是值得人們學習的典范。[33]黃少群指出，與其他人的貢獻相反，“實際上紅四軍‘七大前后，林彪正是當時錯誤思潮的興風作浪者”[34]。1981年胡華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中介紹了古田會議在場人物的貢獻，“會議期間，毛澤東、朱德作了報告，陳毅傳達了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黨中央九月來信”[35]。此后的黨史資料對這些歷史人物的論述更加詳實、更為具體、更具深度。除了上述歷史背景和人物評價的變化外，改革開放后，關于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在古田會議召開中的作用，古田會議決議的修訂時間，決議的落實情況，決議表述方式等問題都取得了新進展。這一系列關于史實的研究成果無疑表明人們正從舊的敘事邏輯中走出，探求真實的歷史。
近年來，在中國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古田會議精神愈加得到重視。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出席在古田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并發表講話，再次強調“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38]。2017年8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如此總結道，“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發端于南昌起義，奠基于三灣改編，定型于古田會議”[39]。2019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黃坤明在紀念古田會議九十周年大會上強調，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大力弘揚古田會議精神。[40]可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古田會議一再地作為一種思想力量對社會實踐發揮作用，不斷得到繼承和發揚。這得益于新的敘事者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敘述，充分發揮了敘事作為一種價值力量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古田會議歷史敘事實現了客觀性與價值性的統一。
四、結語
回顧古田會議歷史敘事的演變過程，“寶貴經驗”式的敘事方式雖是其主題與基調，但是真正支撐這一歷史事件敘事發展的關鍵在于對兩次“左”傾錯誤的突破。這兩次重大突破各有其特點又彼此聯系。第一次突破的實質在于，重新樹立起王明“左”傾錯誤時期被否定的建黨建軍原則，并用于在戰火中指導革命實踐。第二次突破則是擺脫“文革”時期“左”的路線斗爭敘事，將古田會議歷史敘事建立在客觀的史實之上，用于指導改革開放后新的實踐。兩次突破都在與舊的、“左”的歷史敘事斗爭中實現，并在之后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發展。
歷史敘事并非只是一種消極解釋歷史的話語，它更是一種改造現實的偉大力量。當然這一力量對社會歷史起推動還是阻礙作用，主要取決于敘事者能否正確把握社會歷史前進的規律，能否使主觀符合客觀，即將敘事建立在客觀、科學的史實基礎之上。
古田會議歷史敘事形成的過程之所以曲折，是因為它深刻地受到敘事者政治立場的影響，敘事者往往為了現實利益而枉顧歷史事實。在王明“左”傾錯誤統治時期，教條主義者否定了古田會議確立的黨委制，政治委員得以大權獨攬，從而為“左”傾政策鋪平道路。吊詭的是，同樣受“左”傾思想影響的“文革”的“弄潮兒”們卻極力宣揚古田會議。兩種主張在不同程度上暴露了兩個極端年代敘事者的短視與他們對歷史的輕蔑。若無法堅持古田會議歷史敘事的客觀性和價值性相統一的原則，那么人們將再次陷入這個怪圈之中。
注釋：
①學術界關于古田會議的研究成果較多地集中在史實研究與價值研究領域，即探究古田會議的召開背景、基本內容等史實，不斷完善這一歷史事件的細節，以及結合時代背景，總結古田會議的歷史和現實意義。在筆者回顧這些資料的過程中，發現不同時期對古田會議的敘事存在差異，而在目力所及的資料中，尚未發現對古田會議歷史敘事的系統研究。古田會議研究的代表成果有：孔永松、邱松慶、林天乙：《關于“古田會議”歷史背景的幾個問題》，《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3期;王健英：《中國紅軍史考評》，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李朝陽：《〈古田會議決議〉對黨的純潔性建設的探索及啟示》，《學習論壇》2012年第28期。
②此前，林彪曾致信毛澤東以示支持，并攻擊朱德，指責朱德慣于利用封建關系拉攏部下，在搞陰謀。劉安恭提出朱德是擁護執行中央指示的，指摘毛澤東自創原則，不服從中央指示。參見韓榮璋、陳朝響：《紅四軍“七大”至古田會議評述》，《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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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賴宏.毛澤東與紅軍[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19]毛澤東選集[m].沈陽：東北書店，1948.
[33]左志遠.重評古田會議[c].南開史學，1980，（1）.
[責任編輯：上官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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