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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形勢與政策論文篇一
辦好中國的事，關鍵在黨。辦好農村的事情，關鍵在黨。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黨都始終高度重視、認真對待、著力解決“三農”問題，始終牢牢掌握對農村工作的領導權。
雁飛千里靠頭雁。做好“三農”工作，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各級黨委和黨組織必須加強領導，匯聚起全黨上下、社會各方的強大力量。2019年黨中央印發了《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這是我們黨歷史上首部規范農村工作的專門黨內法規。條例把黨管農村工作的總體要求細化成具體的規定，實現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從制度機制上把加強黨的領導落實到了“三農”各個方面、各個環節。各級黨委要扛起政治責任，堅持工業農業一起抓、堅持城市農村一起抓，把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要求落到實處，以更大力度推動鄉村振興。縣委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一線指揮部”，縣委書記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三農”工作上，當好鄉村振興的“一線總指揮”。縣以上各級黨委要發揮好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牽頭抓總、統籌協調作用，健全議事協調、督查考核等機制。
“村看村、戶看戶、農民看支部”，“給錢給物，還要建個好支部”。農村工作千頭萬緒，抓好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是關鍵。無論農村社會結構如何變化，無論各類經濟社會組織如何發育成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地位不能動搖、戰斗堡壘作用不能削弱。我們要擴大農村黨組織和黨的工作覆蓋面，加大培養青年黨員力度，提高基層黨組織為群眾服務意識，夯實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發揮好農村基層黨組織在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推動改革發展等方面的戰斗堡壘作用。
“三農”工作領域的領導干部要抓緊提高“三農”工作本領。各級黨委和政府主要領導要懂“三農”工作、會抓“三農”工作，分管領導要真正成為“三農”工作的行家里手。認真學習“三農”領域相關的專業知識，深入田間地頭調查研究，真正了解農民訴求和期盼，真心實意幫助農民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推動農村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農村政策千條萬條，最終都得靠基層干部來落實。我國有幾百萬農村基層干部，常年風里來雨里去，同農民直接打交道，是推動農村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基本力量。對廣大農村基層干部，政治上要信任，工作上要依靠，生活上要關心。要完善農村基層干部選拔任用制度，打造一支高素質農村基層黨組織帶頭人隊伍，加大從優秀村干部中考錄鄉鎮公務員和鄉鎮領導干部力度，為加強農村社會治理服務充實新生力量。建立穩定的村級組織運轉和基本公共服務經費保障制度，提高農村基層干部報酬待遇和社會保障水平。加強農村基層干部教育培訓和監督管理力度，引導他們提高為民服務本領、強化廉潔履職意識，為現代農業和新農村建設貢獻力量。
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農業基礎穩固，農村和諧穩定，農民安居樂業，整個大局就有保障，各項工作都會比較主動。今年將召開黨的_，做好“三農”工作、穩定“三農”這個基本盤，對于保持平穩健康的經濟環境、國泰民安的社會環境具有特殊重要意義。我們要堅持和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全面領導，牢牢守住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兩條底線，扎實有序推進鄉村發展、鄉村建設、鄉村治理重點工作，突出年度性任務、針對性舉措、實效性導向，推動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取得新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邁出新步伐。
中國近代史形勢與政策論文篇二
糧食安全是“國之大者”。今年以來，抗疫情、抓春播，防夏汛、抓田管，戰旱情、保澆水，各地全力奪取秋糧豐收，成果來之不易，為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打下堅實基礎。
從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發，把握人民群眾食物結構變化趨勢，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大食物觀的實踐要求，對新時代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更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費需求，具有重要意義。
踐行大食物觀，首先要樹立大資源觀。立足我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從耕地資源向整個國土資源拓展，全方位、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宜糧則糧、宜經則經、宜牧則牧、宜漁則漁、宜林則林，開發豐富多樣的食物品種。向森林要食物，發展木本糧油、森林食品；向草原要食物，推動草原畜牧業集約化發展；向江河湖海要食物，穩定水產養殖，積極發展遠洋漁業，提高漁業發展質量；向設施農業要食物，探索發展智慧農業、植物工廠，有效緩解我國農業資源的瓶頸約束。從傳統農作物和畜禽資源向更豐富的生物資源拓展，發展生物科技、生物產業，向植物動物微生物要熱量、要蛋白。其次要樹立大農業觀。堅持以糧食生產為基礎，統籌糧經飼生產，推動種養加一體，農林牧漁結合，促進農業供給體系結構優化、高質高效，推動形成同市場需求相適應、同資源環境承載力相匹配的現代農業生產結構和區域布局。第三要樹立大市場觀。一方面，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斷增強糧食和食物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全面提升糧食、肉類、蔬菜等各類食物保供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進一步從戰略上提升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能力，暢通國內國際農業食品循環，提高農業食品國際供應鏈的安全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踐行大食物觀，需要保障糧食安全、生態安全和食品安全。糧食安全是基礎，必須始終繃緊糧食安全這根弦，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生態安全是底線，面向整個國土資源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需要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更加注重保護資源和環境，實現食物資源開發和生產綠色高質量可持續發展。食品安全是紅線，食物來源更加多元，對食品安全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戰，堅持用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強化食品安全管理，確保人民群眾吃得安全、吃得健康。要加強戰略布局、突出重點環節，加快構建以糧食安全為基礎、以確保食物有效供給為目標的糧食安全綜合保障體系。
更好樹立大食物觀、踐行大食物觀，一定能為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提供更有力支撐。
中國近代史形勢與政策論文篇三
斯里蘭卡總理古納瓦德納在視頻致辭中說，提高水稻產量對于解決糧食危機、保障糧食安全和減少貧困至關重要。中國科學家成功培育出高產水稻品種，將其推廣到其他國家，這有助于這些國家實現水稻自給自足，從而實現糧食安全。
“包括莫桑比克在內的許多非洲國家受益于雜交水稻技術。”莫桑比克駐華大使古斯塔瓦說，中國通過與非洲國家共享農作物種植技術，持續助力提高非洲國家農業生產力，幫助當地民眾擺脫貧困。這種援助模式注重實效，增強了農民自身的生產能力。
“中國在數十年間一直致力于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分享雜交水稻技術，這一做法得到全球贊譽。”所羅門群島總理索加瓦雷在視頻致辭中表示，中國雜交水稻援助已成為中國對外援助的標志性項目，是真摯情誼和良好互信關系的體現。
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國持續向有需要的國家和地區提供農業技術支持，幫助各國加強農業能力建設。“中國與14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農業合作，成立農業示范中心，開展農業人才培訓，提供大量糧食援助。”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署長羅照輝介紹說。
“糧食與營養安全不僅是單個國家的問題，更是一個全球性議題，需要國際社會通力合作。”津巴布韋總統姆南加古瓦在視頻致辭中說，中方在農業灌溉方面的投入和對訂單農業的推動等使津方持續受益，增加了津巴布韋農業生產總產量。他表示，津方愿與中方及其他國家繼續加強農業合作，進一步鞏固和推進世界糧食安全。
目前，全球糧食安全面臨新的挑戰。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馬有祥表示，中方將在提升國內糧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同時，進一步深化農業對外開放合作，推動農業經貿合作高質量發展，把雜交水稻國際合作作為共促全球糧食安全的重要內容，為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作出更多中國貢獻。
本次論壇由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農業農村部、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共同主辦。來自約60個國家的駐華使節、中國援外相關部門負責人、國內媒體代表等170余人出席論壇。
中國近代史形勢與政策論文篇四
20世紀以來，長期實行計劃 經濟 的國家，效率日益低下，其經濟 發展 水平與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計劃經濟國家終于做出了各自的 歷史 性選擇，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成為最引世人關注的巨大潮流。伴隨著劇烈的 社會 陣痛，前蘇聯和東歐各國都開展了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艱難歷程。 中國 在經歷了1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之后，終于走出了計劃經濟本位論的樊籠，1992年宣布把市場經濟體制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從而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融入了由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潮流。為此，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歐亞大國成為最引人注目的經濟轉型國家。
一、經濟轉型方式及其 理論 背景
所謂經濟轉型國家，從廣義上說是指由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國家。理論上，經濟轉型有兩種含義：一是指一般的制度轉換，既從一種制度狀態進入另一種制度狀態；另一種則特指中央計劃經濟國家發生的制度變遷，即從中央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體制。
經濟轉型的類型。按制度標準劃分，可分為伴隨社會基本制度轉變的經濟轉型和不伴隨社會基本制度轉變的經濟轉型。前者如獨聯體和東歐各國。在這些國家中，前執政黨或退位，或解散，或更名，或滅亡，他們均宣布拋棄社會主義公有制，實行資本主義私有制，放棄共產主義信仰。中國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始終如一、堅定不移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國的經濟轉型是在原有 政治 制度不變的前提下資源配置方式的轉變。
按照速度標準劃分，可分為激進的轉型和漸進的轉型。前者是指實施一個激進而全面的改革計劃，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進行盡可能多的改革，它注重改革的終極目標，試圖一步跨過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之間的“鴻溝”，其理論淵源主要是主流經濟學中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認為要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僅僅是漸進的、局部的的改革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全面時取代計劃經濟體制的所有元素，才可能為市場經濟體制留下生存的空間。后者是指通過部分的和分階段的改革，在盡可能不引起社會震蕩的前提下循序漸進地實現改革的目標，它注重的是改革過程。
二、中國和俄羅斯市場經濟模式選擇的歷史背景
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改革方式和轉軌路徑，既不取決于該國領導集團的偏好，也不取決于外來的理論和政策建議。事物內部的矛盾是該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本原因，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經濟轉型方式和路徑，主要取決于該國內部社會經濟矛盾的發展變化，外部的作用也是通過內部矛盾的發展來實現的。
（一）俄羅斯激進式“休克療法”改革的歷史背景
采取“休克療法”的國家，往往由于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水平、福利制度和勞動力在行業間的分布等特殊原因，進行漸進式改革不能奏效，多次采取措施而無法控制通貨膨脹時，被迫一次性放開價格，或者是在國內市場極不平衡，赤字龐大，物價失控，國家行政管理體系完全崩潰的條件下，通過政府有效控制，逐步地實行價格改革已不可能時，不得不采取激進方式。前蘇聯在80年代也曾經試圖進行中國式的改革，但由于其國情和中國差異很大而未能成功。
1992年初，為什么俄羅斯政府實行的是“休克療法”式的激進改革？原因十分復雜。主要原因有：
1、是對歷次經濟改革失敗的反思的結果
斯大林之后的歷次經濟體制改革都未成功。在蘇聯解體前， 影響 市場經濟發展的幾個主要 問題 未解決。那些漸進和局部的改革都是對原有計劃經濟體制的修修補補，沒有觸及體制內部的深層次問題，跳不出傳統經濟體制的框架，沒能扭轉俄羅斯經濟發展停滯、經濟效率日益低下、各種經濟問題日益嚴重的局面，使得人們對漸進式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失去信心。
俄民主派在確定以建立市場經濟模式為改革方向之后，總結過去改革的教訓，決定改變過去把改革停留在口頭上、紙上的做法，采取實際行動，快速向市場經濟過渡，以此來解決當時俄羅斯面臨的依靠傳統體制根本無法解決的嚴重社會問題。說明當時俄羅斯人們越來越確信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已經走到了盡頭。
2、是當時國內經濟形勢所迫
1990年蘇聯國民生產總值比上年減少2%，國民收入下降4%；而1991年俄羅斯的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了9%，國民收入下降了11%，工農業總產值、基本投資、對外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生產的下降導致市場供需極不平衡，商品供應緊缺，物價失控。1991年俄羅斯消費品和收費服務零售物價總指數比上一年上漲了92%，食品價格更是高漲1500%。國家財政 金融 狀況繼續惡化，赤字總額不斷上升；國家行政管理體系已開始崩潰，政府要想有效地、逐步地實行物價改革已不可能。對新上任的俄羅斯領導人來說，面對如此緊張的社會經濟局勢，實行漸進改革已不大可能。正如俄學者所說的，俄羅斯的原社會經濟體制已經病入膏肓，無法醫治，與其說是需要醫生，不如說是需要挖墳者。
3、是當時急迫政治局勢所需
蘇聯解體前后在政治領域情況也十分嚴重。俄羅斯市場是在蘇聯經濟的行政命令體制崩潰過程中產生的。它產生于強大的國家體制削弱和瓦解過程之中，這在客觀上導致了舊的國家調節經濟機制陷入崩潰。1991年“8.19”事件后，那時由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聯，改革實際已停頓。聯盟國家機關已經壽終正寢并且四分五裂。無論是什么樣的國家監控實際上都不起作用。新的執政者上臺時，俄羅斯已不存在強有力的政治核心力量，掌了權的民主派，在上訴政治情況下，下決心實行邀進的改革，是有其政治的急迫需要。也是合乎歷史邏輯的發展。在戈爾巴喬夫執政后期，蘇聯各政治派別不僅就經濟改革的市場目標達成了共識，并且快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主張也已占主導地位。因此，葉利欽、蓋達爾執政后，從歷史邏輯上來說，推行激進改革是順理成章的事。
（二）中國漸進式的改革符合國情
中國選擇了并成功地進行了“漸進式”經濟體制改革，也同樣是中國社會內部矛盾運動所決定的。首先，中國雖然有長達30年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歷史，但受計劃經濟的影響，畢竟沒有前蘇聯和東歐國家那么深。在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計劃經濟的影響無處不在。而在中國受計劃體制控制較嚴的僅是占比重不大的國有經濟部門。其次，在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勞動力大部分在國有經濟部門工作，且享受名目繁多的由國家提供的福利；而在中國，大部分勞動力在計劃控制較松的 農村 ，農村勞動力幾乎不享受國家的福利。再次，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商品貨幣關系發展水平有很大差別。最后，中國以一貫堅持的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作保證。所有這些條件，才使中國成功地選擇了先農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內地，先體制外后體制內，先“增量”后“存量”，先局部后整體，先雙軌后并軌的經濟轉軌的路徑。這種局部啟動、雙軌運行、漸進為主、全面推進的經濟轉型方式是條件不同的國家所不能效仿和照搬的。
三、 中國 與俄羅斯市場 經濟 模式比較 分析
（一）俄羅斯形成的市場經濟模式的主要特征
俄羅斯在經濟轉軌的過程中選擇自由市場經濟模式，逐漸形成了如下市場經濟體制框架：
1、形成了以私有化為基礎的多種經濟成分的所有制結構
在所有制方面，俄打破了了國有制的壟斷結構，明確提出國有資產私有化政策。從1990年起，他們陸續采取了一系列確保私有化改造的措施，使其非國有經濟在俄gdp中的比重已達到70%左右，形成了私營、個體、集體、合資、股份制與國有經濟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多元化格局，為多元市場經濟奠定了基礎。
2、構建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宏觀調控體制
在銀行體制方面，俄建立了以中央銀行為主體、商業銀行與多種 金融 機構并存的二級銀行體制。通過立法明確了中央銀行的獨立地位，實行利率市場化。
中國近代史形勢與政策論文篇五
20世紀以來，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效率日益低下，其經濟發展水平與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計劃經濟國家終于做出了各自的歷史性選擇，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成為最引世人關注的巨大潮流。伴隨著劇烈的社會陣痛，前蘇聯和東歐各國都開展了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艱難歷程。中國在經歷了1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之后，終于走出了計劃經濟本位論的樊籠，1992年宣布把市場經濟體制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從而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融入了由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潮流。為此，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歐亞大國成為最引人注目的經濟轉型國家。
一、經濟轉型方式及其理論背景
所謂經濟轉型國家，從廣義上說是指由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國家。理論上，經濟轉型有兩種含義：一是指一般的制度轉換，既從一種制度狀態進入另一種制度狀態；另一種則特指中央計劃經濟國家發生的制度變遷，即從中央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體制。
經濟轉型的類型。按制度標準劃分，可分為伴隨社會基本制度轉變的經濟轉型和不伴隨社會基本制度轉變的經濟轉型。前者如獨聯體和東歐各國。在這些國家中，前執政黨或退位，或解散，或更名，或滅亡，他們均宣布拋棄社會主義公有制，實行資本主義私有制，放棄共產主義信仰。中國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始終如一、堅定不移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國的經濟轉型是在原有政治制度不變的前提下資源配置方式的轉變。
按照速度標準劃分，可分為激進的轉型和漸進的轉型。前者是指實施一個激進而全面的改革計劃，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進行盡可能多的改革，它注重改革的終極目標，試圖一步跨過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之間的“鴻溝”，其理論淵源主要是主流經濟學中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認為要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僅僅是漸進的、局部的的改革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全面時取代計劃經濟體制的所有元素，才可能為市場經濟體制留下生存的空間。后者是指通過部分的和分階段的改革，在盡可能不引起社會震蕩的前提下循序漸進地實現改革的目標，它注重的是改革過程。
二、中國和俄羅斯市場經濟模式選擇的歷史背景
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改革方式和轉軌路徑，既不取決于該國領導集團的偏好，也不取決于外來的理論和政策建議。事物內部的矛盾是該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本原因，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經濟轉型方式和路徑，主要取決于該國內部社會經濟矛盾的發展變化，外部的作用也是通過內部矛盾的發展來實現的。
（一）俄羅斯激進式“休克療法”改革的歷史背景
采取“休克療法”的國家，往往由于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水平、福利制度和勞動力在行業間的分布等特殊原因，進行漸進式改革不能奏效，多次采取措施而無法控制通貨膨脹時，被迫一次性放開價格，或者是在國內市場極不平衡，赤字龐大，物價失控，國家行政管理體系完全崩潰的條件下，通過政府有效控制，逐步地實行價格改革已不可能時，不得不采取激進方式。前蘇聯在80年代也曾經試圖進行中國式的改革，但由于其國情和中國差異很大而未能成功。
1992年初，為什么俄羅斯政府實行的是“休克療法”式的激進改革？原因十分復雜。主要原因有：
1、是對歷次經濟改革失敗的反思的結果
斯大林之后的歷次經濟體制改革都未成功。在蘇聯解體前，影響市場經濟發展的幾個主要問題未解決。那些漸進和局部的改革都是對原有計劃經濟體制的修修補補，沒有觸及體制內部的深層次問題，跳不出傳統經濟體制的框架，沒能扭轉俄羅斯經濟發展停滯、經濟效率日益低下、各種經濟問題日益嚴重的局面，使得人們對漸進式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失去信心。
俄民主派在確定以建立市場經濟模式為改革方向之后，總結過去改革的教訓，決定改變過去把改革停留在口頭上、紙上的做法，采取實際行動，快速向市場經濟過渡，以此來解決當時俄羅斯面臨的依靠傳統體制根本無法解決的嚴重社會問題。說明當時俄羅斯人們越來越確信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已經走到了盡頭。
2、是當時國內經濟形勢所迫
1990年蘇聯國民生產總值比上年減少2%，國民收入下降4%；而1991年俄羅斯的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了9%，國民收入下降了11%，工農業總產值、基本投資、對外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生產的下降導致市場供需極不平衡，商品供應緊缺，物價失控。1991年俄羅斯消費品和收費服務零售物價總指數比上一年上漲了92%，食品價格更是高漲1500%。國家財政金融狀況繼續惡化，赤字總額不斷上升；國家行政管理體系已開始崩潰，政府要想有效地、逐步地實行物價改革已不可能。對新上任的俄羅斯領導人來說，面對如此緊張的社會經濟局勢，實行漸進改革已不大可能。正如俄學者所說的，俄羅斯的原社會經濟體制已經病入膏肓，無法醫治，與其說是需要醫生，不如說是需要挖墳者。
3、是當時急迫政治局勢所需
蘇聯解體前后在政治領域情況也十分嚴重。俄羅斯市場是在蘇聯經濟的行政命令體制崩潰過程中產生的。它產生于強大的國家體制削弱和瓦解過程之中，這在客觀上導致了舊的國家調節經濟機制陷入崩潰。1991年“8.19”事件后，那時由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聯，改革實際已停頓。聯盟國家機關已經壽終正寢并且四分五裂。無論是什么樣的國家監控實際上都不起作用。新的執政者上臺時，俄羅斯已不存在強有力的政治核心力量，掌了權的民主派，在上訴政治情況下，下決心實行邀進的改革，是有其政治的急迫需要。也是合乎歷史邏輯的發展。在戈爾巴喬夫執政后期，蘇聯各政治派別不僅就經濟改革的市場目標達成了共識，并且快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主張也已占主導地位。因此，葉利欽、蓋達爾執政后，從歷史邏輯上來說，推行激進改革是順理成章的事。
（二）中國漸進式的改革符合國情
中國選擇了并成功地進行了“漸進式”經濟體制改革，也同樣是中國社會內部矛盾運動所決定的。首先，中國雖然有長達30年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歷史，但受計劃經濟的影響，畢竟沒有前蘇聯和東歐國家那么深。在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計劃經濟的影響無處不在。而在中國受計劃體制控制較嚴的僅是占比重不大的國有經濟部門。其次，在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勞動力大部分在國有經濟部門工作，且享受名目繁多的由國家提供的福利；而在中國，大部分勞動力在計劃控制較松的農村，農村勞動力幾乎不享受國家的福利。再次，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商品貨幣關系發展水平有很大差別。最后，中國以一貫堅持的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作保證。所有這些條件，才使中國成功地選擇了先農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內地，先體制外后體制內，先“增量”后“存量”，先局部后整體，先雙軌后并軌的經濟轉軌的路徑。這種局部啟動、雙軌運行、漸進為主、全面推進的經濟轉型方式是條件不同的國家所不能效仿和照搬的。
三、中國與俄羅斯市場經濟模式比較分析
（一）俄羅斯形成的市場經濟模式的主要特征
俄羅斯在經濟轉軌的過程中選擇自由市場經濟模式，逐漸形成了如下市場經濟體制框架：
1、形成了以私有化為基礎的多種經濟成分的所有制結構
在所有制方面，俄打破了了國有制的壟斷結構，明確提出國有資產私有化政策。從1990年起，他們陸續采取了一系列確保私有化改造的措施，使其非國有經濟在俄gdp中的比重已達到70%左右，形成了私營、個體、集體、合資、股份制與國有經濟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多元化格局，為多元市場經濟奠定了基礎。
2、構建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宏觀調控體制
在銀行體制方面，俄建立了以中央銀行為主體、商業銀行與多種金融機構并存的二級銀行體制。通過立法明確了中央銀行的獨立地位，實行利率市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