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意識形態(tài)工作落實情況總結報告匯總(8篇)

時間：2025-05-23 作者：儲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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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意識形態(tài)工作落實情況總結報告匯總七

各位同志，大家好，今天我們來講一講關于如何提升黨員干部意識形態(tài)能力。

一直以來，意識形態(tài)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于這個問題給予了極大的關注，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新思考。

關于意識形態(tài)問題，我想從一個事例來導入。這個事例就是20xx年揭露出來的“棱鏡門”事件。棱鏡計劃是一項由美國國家安全局自20xx年小布什時期開始實施的絕密的電子監(jiān)聽計劃。據英國《衛(wèi)報》和美國《華盛頓郵報》20xx年x月x日報道，美國國家安全局和聯邦調查局于20xx年啟動了一個代號為“棱鏡”的秘密監(jiān)控項目，直接進入美國網際網路公司的中心服務器挖掘數據、收集情報，包括微軟、雅虎、谷歌、蘋果等在內的x家國際網絡巨頭皆參與其中。用一位黑客人士的話說，“你們就像圖書館，美國政府是每本書都讀的讀者”。這里的“你們”當然指的就是我們大家了。且不說這個“棱鏡計劃”里面包含的對于個人隱私、各國主權尊嚴的無視和侵犯，僅從意識形態(tài)的角度看，這就是一個駭人聽聞的計劃。它意味著我們的思想以及思想的交流，對于美國政府來說都是透明。對于其他國家來說，這里面蘊藏著巨大的意識形態(tài)風險。

為什么要重視意識形態(tài)能力?為什么要重視各級黨員干部的意識形態(tài)能力建設呢?這里面有非常深厚的重大的政治考慮。

我想原因無外以下幾個方面。

原因一：意識形態(tài)事關人心聚散、政權安危

意識形態(tài)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事關人心到底是聚合還是離散、政權到底是安穩(wěn)還是危險這樣的大問題。

在20xx年x月xx日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tài)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在這里，總書記就講了一個關系。什么關系呢?一個是中心工作，一個是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中心工作是我們各方面工作的中心，各方面工作都要圍繞經濟建設來展開，為經濟建設服務。但是，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并不意味著削弱或弱化其他方面的工作，包括意識形態(tài)工作。習總書記講意識形態(tài)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為什么要加“極端”二字呢?我想，這就與意識形態(tài)工作事關人心聚散、政權安危有直接的關系。

習總書記為什么要作出這樣一個判斷?習總書記講得很清楚。他說：“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能否做好意識形態(tài)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這“三個事關”就直接而明白地說明了意識形態(tài)工作為什么是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

進一步說，意識形態(tài)工作為什么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習總書記又從兩個方面給出了分析。一個是從理論上說，一個是從現實上說。

從理論上思考，習總書記提出了兩個基礎的理論。習近平總書記說，“黨的群眾基礎和執(zhí)政基礎包括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精神上喪失群眾基礎，最后也要出問題”，“鞏固黨的群眾基礎和執(zhí)政基礎，不能說只要群眾物質生活好就可以了，這個認識是不全面的”。習總書記點出了一個非常重大的理論問題，糾正了過去我們認識上的一種偏差。比如，過去我們認為只要物質基礎搞好了，只要生產力發(fā)展了，人們的生活改善了，那么我們黨的執(zhí)政基礎和群眾基礎自然就加強了、鞏固了。但是現在看來，這個判斷有一點簡單。我們會發(fā)現，有時候會出現“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情況。有個學者很形象地說，當物質條件不好的時候，物質條件沒有改善的時候，人們只有一個想法，那就是過上好日子、吃飽飯，所以那個時候思想反倒簡單，思想反倒好聚攏;一旦真正吃飽了飯，吃好了，穿暖了，過上物質有保障的生活的時候，那個時候人們就會出現多種多樣的甚至無窮無盡的想法，這個時候思想反倒不容易統(tǒng)一，不容易凝聚起來了。而恰恰是在這樣一個歷史方位中，黨的群眾基礎精神方面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了。所以，總書記這個判斷契合了這個時代的時空方位。物質上出問題，肯定是影響黨的執(zhí)政安全;精神上出問題，最后也要影響到執(zhí)政安全。

從現實層面，習近平總書記說，“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蕩、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fā)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也就很難守住。”這里面我們有很多教訓，遠的，如蘇聯解體;近的，從20xx年開始蔓延在西亞、北非地區(qū)的各種各樣的顏色革命，我們能看到很多例子。很多看似很堅固、很牢靠的政權，由于思想上的防線失守，導致了其他防線全盤失守，從而導致政權更迭。從實踐中來講，思想防線、意識形態(tài)工作確實非常重要。思想防線是一個前沿陣地，前沿陣地失守了，其他防線就很難守住。如果我們守住了思想防線這個前沿陣地，那么其他防線相對來說出問題的可能性就不大。所以，在這方面我們要提高警惕，嚴加深思、多加考慮。

回顧過往，毛澤東同志非常重視意識形態(tài)工作，同時他也是一位意識形態(tài)大師、理論宣傳大師。毛澤東同志曾經這樣講，“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不光靠了“槍桿子”，實際上還靠了“筆桿子”。

共產黨在推翻舊政權的時候，首先是在思想上、輿論上形成了對于舊政權的摧枯拉朽之勢，使它在道義上、理論上、發(fā)展方向上喪失了合法性，喪失了真理性，喪失了道義制高點的位置，從而為共產黨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取得全國政權營造了一個非常好的思想氛圍和輿論氛圍。毛澤東同志又講，他說“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由此可見，掌握思想領導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性。

原因二：意識形態(tài)領域面臨挑戰(zhàn)

長久以來特別是當前，我們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面臨諸多挑戰(zhàn)。這些挑戰(zhàn)是多方面的。

首先，西方國家把我們的發(fā)展壯大視為對其價值觀和制度模式的挑戰(zhàn)，加緊對我國進行思想文化滲透，我們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

面臨的斗爭和較量是長期的、復雜的。今天，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一個定局。西方國家之所以忌憚中國的崛起，不僅僅是因為中國的崛起改變了國際經濟秩序，而且他們認為中國的崛起還代表著一種新的意識形態(tài)的崛起，這種崛起直接影響著它們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主導地位，也會影響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擴張，也對舊的世界格局特別是思想文化格局產生了一種在他們看來具有顛覆性的影響。

中國的崛起可以從兩方面看。作為道路來說，中國道路向其他國家展示了一種不同于西方的但同樣也相對比較成功的道路，使許多發(fā)展中國家在西方道路之外看到了另外一種可能性、選擇上的可替代性，從而對西方所主導的道路產生了質疑。現實中這樣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同時，中國的崛起也代表了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張力。正是由于中國的崛起，使很多發(fā)展中國家看到了在西方的話語體系和意識形態(tài)之外，還有一套新的能夠論證自己本民族、本國家、本地區(qū)發(fā)展的正當性的話語和理念思路。這套話語和理念思路不同于西方原有的話語和理念思路，但它同樣也是有效的。所以，西方國家對于中國滲透的背后有這樣一個格局變遷的考慮，他們試圖阻礙，甚至不愿意這種變遷發(fā)生。

其次，我們看到國內有一些錯誤觀點時有出現，有的宣揚西方價值觀，有的專拿黨史國史說事，有的以反思改革為名否定改革開放，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比如20xx年x月，加多寶公司在微博上發(fā)起了一次名為“多謝行動”的營銷炒作活動。加多寶恭喜“作業(yè)本(微博網名)”與“燒烤”齊名，并稱“若‘作業(yè)本’開燒烤店就送10萬罐涼茶”。為什么“作業(yè)本”開燒烤店加多寶送這么多涼茶?這源于20xx年時，“作業(yè)本”微博里一段話：

“由于邱少云趴在火堆里一動不動，最終食客們拒絕為半面熟買單，他們紛紛表示還是賴寧的烤肉較好。”該微博在當時已經受到各方的譴責。而這一次加多寶通過大v抹黑邱少云的語言進行營銷炒作，更是惹火了很多網友。網友們紛紛表示“再也不會買加多寶了”。邱少云是我們軍史中的經典人物，而這種典型被一個公眾公司出于商業(yè)目的肆意抹黑，這本身就說明了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復雜性，以及許多公眾乃至機構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幼稚。

近年來，我們看到對抗日戰(zhàn)爭史、中國革命史、毛澤東、階級、私有制、中國特色、“普世價值”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網上的各種謠傳，比如“劉胡蘭是小三”、“董存瑞炸碉堡是憑空捏造”、“雷鋒典型系虛構”、“狼牙山五壯士拔老百姓的蘿卜”……各種抹黑英雄、虛無歷史的現象此起彼伏，充分反映了意識形態(tài)領域復雜而嚴峻的形勢，也充分說明了相當一部分公眾意識形態(tài)素養(yǎng)還不夠高、警惕性還不夠強的問題。

再次，在我國社會深刻變革和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的條件下，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相互疊加、集中呈現，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這一方面體現了社會的進步性，另一方面也帶來了社會思想意識上的分歧乃至對立。比如，20xx年xx月《xx日報》發(fā)表了一篇編輯部文章，題目為《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致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老師的一封公開信》。《xx日報》聽了好多高校的課，發(fā)現“‘呲必中國’的現象一定程度存在,有的還很過分,必須引起教育界的警覺和重視”。然而，我們看到的是，正是這封公開信引發(fā)了十分不同的評價。盡管支持《xx日報》的占大多數，但也相當一部分質疑的甚至是謾罵的聲音，其中有很多還來自高校的教師甚至是所謂的知名教授。這個事件的背后也反映了我們面臨的意識形態(tài)領域工作的復雜性。

提升意識形態(tài)能力，已經是我們黨員干部所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必須著力在提升意識形態(tài)能力方面下一些工夫、多一些思考。那么，意識形態(tài)能力包括哪些內容呢?我認為，黨員干部的意識形態(tài)能力應當包括鑒別力、學習力、思考力、創(chuàng)新力和表達力這五個方面。下面我們就逐一從這五個面跟大家進行一個分享和分析。

(一)提高意識形態(tài)鑒別力

鑒別力是意識形態(tài)能力的首要方面。提高意識形態(tài)鑒別力有以下幾個要點。

第一個要點，要善于從政治的角度看問題。什么是從政治的角度看問題?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是統(tǒng)帥，是靈魂，是大局。凡屬根本、重大、原則、方向的問題，都是政治;凡是關系到這些方面的事務，也可以被上升到政治高度。而意識形態(tài)問題恰恰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問題。凡是涉及政治層面的問題都一定意義上與意識形態(tài)問題發(fā)生著直接而有機的關聯。

如果從政治的角度看，新常態(tài)就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了。

在認識新常態(tài)的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要準確把握內涵，注意克服幾種傾向：首先，新常態(tài)不是一個事件，不要用好或壞來判斷;其次，新常態(tài)不是一個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裝;其三，新常態(tài)不是一個避風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難做好的工作都歸結于新常態(tài)，似乎推給新常態(tài)就有不去解決的理由了。經過習總書記這么一提醒，我們發(fā)現正確認識和把握經濟新常態(tài)就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實際上有政治的考慮，那么這里面就有意識形態(tài)在內了。同樣，如果善于從政治的角度看問題，我們也會發(fā)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習近平總書記講，“我要講清楚，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借機制造負面輿論。”

善不善于從政治的角度看問題，最經典的例子是一個鮮明的對比：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與鄧小平對待毛澤東。赫魯曉夫是怎么對待斯大林?1956年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曉夫作了題為《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赫魯曉夫在報告中講了三個問題：第一，斯大林搞個人崇拜，破壞了蘇聯共產黨集體領導的最高原則;第二，揭露和抨擊斯大林搞個人崇拜造成的嚴重危害;第三，把產生個人崇拜的根源及其嚴重后果完全歸罪于斯大林個人的不良品質，歸罪于斯大林一人。那么，鄧小平是怎么評價毛澤東的呢?鄧小平首先認識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說，“這不只是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政治問題。”所以，鄧小平首先強調“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鄧小平說，“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毛澤東同志犯了錯誤,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鄧小平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既糾正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和個人崇拜，又維護了毛澤東的形象和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巧妙地解決了一個全國人民思想信仰的問題。這為人們統(tǒng)一思想、維護團結、保證社會政治局面的穩(wěn)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孰優(yōu)孰劣，孰高孰低，我們能夠看得出來了。二者之所以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斷，關鍵就在于善于不善于從政治的角度看問題。赫魯曉夫簡單、粗暴地對待斯大林，導致了思想的混亂，甚至為蘇聯解體一定意義上埋下了思想上的禍根。而鄧小平則成功解決了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問題，成功扭轉了中國的方向，為改革開放的實施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鄧小平是一個非常有意識形態(tài)智慧的人。對西方媒體來闡述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觀時，他曾經這樣說：“說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如果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么也可以說我是保守派。比較實際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堅持改革、開放政策,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的意識形態(tài)智慧在哪里呢?就是在堅持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提下，堅持自己明確的底線和原則，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四項基本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樣一種智慧就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意識形態(tài)智慧。

第二個要點，把握一條基本原則。提高意識形態(tài)鑒別力要把握一條基本原則。這個基本原則是什么呢?毛澤東講，“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就是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應用到意識形態(tài)領域，就是要努力做到：把不利于我們的思想輿論搞得少少的，把有利于我們的思想輿論搞得多多的;把負能量、次旋律搞得少少的，把正能量、主旋律搞得多多的。

習近平總書記有“三個地帶”的理論，他說：“當前，思想輿論領域大致有紅色、黑色、灰色‘三個地帶’。紅色地帶是我們的主陣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帶主要是負面的東西，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劍，大大壓縮其地盤;灰色地帶要大張旗鼓爭取，使其轉化為紅色地帶。”這就是把我們的地盤搞得大大的，把敵人的地盤搞得少少的，就是這樣的一種思路。所以，我認為，高明的意識形態(tài)工作實際上是在堅持原則和底線的前提下推動形成最大公約數的工作。我們要堅持這一個原則，因為意識形態(tài)工作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性非常強的工作。

第三個要點，心里面要裝幾把尺子。哪幾把尺子呢?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是一把尺子，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一把尺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把尺子，中國國家利益與國家形象也是一把尺子。凡是涉及意識形態(tài)的問題，我們就要用這幾把尺子量一量，有利的我們就要去做，有害的我們就要去反對。意識形態(tài)領域很復雜，有的是認識模糊，有的是思想方法問題，有的是政治立場問題，情況是不一樣的。檢驗的標尺就是馬克思主義、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不能以“左”的為標尺，也不能以右的為標尺。“左”和右的標尺一定意義上都有形而上的成分在，有了這幾把尺子，我們就做到心里有數。

我們要牢記幾個關鍵詞：一個是底線思維，一個是戰(zhàn)略定力，一個是顛覆性錯誤。底線思維，就是一定要守住我們的原則和底線。剛才那幾把尺子，我認為就可以作為原則和底線。戰(zhàn)略定力，就是要明白我們做工作不是為了討好某些人，不能因為別人批評、指責、謾罵我們就不去做，不能因為別人鼓掌、喝彩、叫好我們就去做，我們是為了自己而工作，這叫戰(zhàn)略定力。同時，我們不能犯顛覆性錯誤。一些理論、一些口徑、一些標尺，一旦松動，就有可能會犯下顛覆性錯誤。

第四個要點，有些問題不妨想得多一些。對那些看似與意識形態(tài)工作不相干的事務要多想一想。比如，有統(tǒng)計數據顯示，我國政府部門、重要行業(yè)xx%的服務器、xx.x%的存儲設備、xx.x%的操作系統(tǒng)、xx.x%的數據庫都是國外產品。在涉及國家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中，頻頻出現美國的“八大金剛”的影子，對于這種現象，恐怕我們就要多想一想，這些對于我們的意識形態(tài)安全有沒有影響呢?如果聯系一下我們開頭提到的“棱鏡門”，這些看似與意識形態(tài)不相干的事務里面，可能也隱藏著相當大的意識形態(tài)風險。

對于一些流傳甚廣的網絡帖子包括一些“正能量”的謠言也要多想一想。比如，所謂的哈佛大學校訓，所謂的西點軍校軍規(guī)，所謂的德國幼教專家解讀，所謂的美國xx學會的推薦……在裹挾著商業(yè)利益目的之外，有可能也會對很多人造成一種思想上的、價值觀上的誤導。

對于一些所謂客觀報道的新聞要多想一想。比如，美國在“9·11”事件之后，將襲擊者直接定義為恐怖分子，并大加聲討。但是我國“3·01”昆明事件發(fā)生后，西方媒體僅僅稱恐怖分子為攻擊者，同時還提到了其他的向外國人開槍、向恐怖分子開槍等內容來淡化恐怖襲擊的性質。在這些所謂客觀的新聞報道的背后，實際上代表了一種具有偏見色彩的意識形態(tài)選擇。

對于某些所謂的客觀現象要多想一想。比如，有的人認為中國的大學有思想政治教育課，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而西方的大學沒有這方面的課程，所以他們就沒有意識形態(tài)色彩。我們說西方的高等教育中充滿了意識形態(tài)色彩，這個話當然牽強，但是如果說它不受意識形態(tài)影響，那肯定是不對的。在美國哈佛大學本科教育的核心課程中，文學名著和西方思想制度是兩大門類，而這兩類核心課程“就是經過精心設計，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向學生灌輸具有傾向性的理論、學說和觀點的課程，其目的是對學生進行西方主流價值觀的教育”，是要“將共同的價值觀念傳輸給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你能說這里面沒有思想政治理論的教育嗎?只不過他們做得更巧妙、更隱蔽。

(二)怎樣提高意識形態(tài)學習力?

第一，要把系統(tǒng)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看家本領。我們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掌握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提高戰(zhàn)略思維、創(chuàng)新思維、辯證思維、底線思維能力，正確判斷形勢，始終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堅定。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我們做好各方面工作的看家本領，但首先它是我們做好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看家本領。意識形態(tài)理論工作者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這個犀利的武器在手，那是根本做不好的、看不透的、弄不明白的。

第二，要適當了解思想意識領域的熱點問題。對于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普世價值”等思潮的基本觀點、基本立場、論證的基本方法，我們都要了解一下。比如，政治學領域的民主話題，法學領域的憲政問題，新聞學領域的所謂“新聞自由”，社會學領域的公民社會，都附著了大量的意識形態(tài)因素。對此，我們不可不察。

舉個例子，有人宣揚西方新經濟自由主義的“比較優(yōu)勢”和“絕對優(yōu)勢”的自由貿易理論，表面上看起來是絕對客觀可行的，對于貿易雙方都是“雙贏”的。但是，自由貿易理論一旦運用在貧富強弱不同的兩國之間，貿易規(guī)則的制定權、行使權將極為不對稱，根本就不是表面上的“雙贏”這么簡單，實際上是強國對弱國、富國對貧國的一種掠奪乃至剝削。所以，簡單的理論推演背后，如果不用意識形態(tài)之眼去審視、思考，我們將犯下多么幼稚的錯誤。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在其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中，對亞當·斯密的“絕對優(yōu)勢”自由貿易理論進行了揭露。李斯特所在的德國當時是一個弱國、一個后發(fā)國家，而亞當·斯密所在的英國正是一個先發(fā)的強大的發(fā)達的國家。這種歷史上已經揭示出來的問題，我們就要去思考，盡快地讓自己在理論上成熟起來，不要犯別人曾經犯過的錯誤。

無論是亞當·斯密的“絕對優(yōu)勢”理論，還是李嘉圖的“比較優(yōu)勢”理論，都是披著“中性”面紗而代表強國利益的“意識形態(tài)”理論。西方經濟學中這種貌似“中性”的理論比比皆是。我們在學習和研究西方經濟學的時候，不要被這種“中性”的外表所迷惑，而是面對這些理論要多思考。理論本身是一回事，理論的應用又是一回事，理論在不同時空場景中的應用恐怕比理論本身的推演更重要，更加值得我們思考。

(三)提高意識形態(tài)思考力

如何提高意識形態(tài)思考力?

第一，善于觀察問題。我們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觀察和解決問題，堅定理想信念，提高辯證思維能力，做到虔誠而執(zhí)著、至信而深厚。

在善于觀察問題方面，習近平總書記給我們作出了一個榜樣。他在一次重要的講話中提出了“八個能否”的標準。他說，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要看“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體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yè);人民群眾能否暢通表達利益要求;社會各方面能否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國家決策能否實現科學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過公平競爭進入國家領導和管理體系;執(zhí)政黨能否依照憲法法律規(guī)定實現對國家事務的領導;權力運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約和監(jiān)督”。

反觀某些西方理論家所提出的標準就比較簡單、直接、粗暴、機械。比如，是不是實現選舉了，是不是實現一人一票了，是不是實現政黨輪替了，用這些表面的形而上的并不適合絕大多數國家國情的程序主義的東西來衡量民主，那么孰高孰低、孰優(yōu)孰劣，大家是能夠看清楚的，是能夠想明白的。

怎么看待西方民主呢?我認為西方民主有四重鏡像。第一重是流傳于西方理論家在著述中所闡釋和論述的民主。我們稱之為理想中的民主，只是表達對于民主這種狀態(tài)的憧憬和理論的向往。

這種民主不是一個現實的民主，包括西方國家也不是把這種民主直接拿來用的。這個民主要變成現實，就要設計，所以就落入了民主的第二個鏡像——設計中的民主。通過權力機關的分設，通過一套監(jiān)督制衡體系來實現這個民主。但是這個設計的民主，就如同我們蓋大樓的設計藍圖一樣，依然不是現實的民主，還要經過一層轉化，轉化成什么呢?那就是運行中的民主，這是第三重鏡像。運行中的民主是設計中的民主與各個國家的具體國情相結合運轉出來的民主。比如，所有設計的民主都不會設計兩黨制的體制，但在實際運行中由于這些國家階級結構和利益團體的區(qū)分，就形成了事實上的兩黨制或一黨獨大制，這就是運行中的民主。而運行中的民主又被西方國家移植到很多非西方國家中，又發(fā)生了一次鏡像上的轉化，這就變成了移植中的民主。如果從民主的四重鏡像來分析和看待西方民主，你會發(fā)現每經過一層鏡像的轉化，民主就會被打一次折扣，越到后面折扣就越厲害。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什么呢?很多人用理想中的民主來關照中國的現實，進行批評、指責、謾罵、嘲諷，而他們沒有發(fā)現連西方用的是運行中的民主，并不是理想中的民主，如果用理想的民主來衡量，他們的民主也不達標。而他們卻用理想的民主來衡量和評判別人，并且把移植中的民主強加于人，導致了很多國家出現很多災難。所以，西方的政治經驗有用沒有用，關鍵看怎么用，用好了是良藥，用壞了就是毒藥。中醫(yī)老早就有這個思維，大黃用好了是良藥，人參用壞了也是毒藥。我們不能夠因為西方政治文明和意識形態(tài)的強勢就喪失自我獨立思考的能力，從而帶上精神枷鎖，拄上精神拐杖，這樣的話就是舍本逐末，甚至是自毀長城，這樣的教訓我們在很多國家都看到了。

第二，善于抓住關鍵。有哪些關鍵呢?習總書記提出了“13個如何”，我認為這“13個如何”就是當前和今后我們做好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關鍵問題，把這“13個如何”想清楚了，我們的意識形態(tài)工作就比較好做，如果想不清楚，那么意識形態(tài)能力就得不到提高。哪“13個如何”呢?第一，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第二，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第三，如何看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科學性。第四，如何看待加強和改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第五，如何看待自由、民主、平等的科學內涵和實踐。第六，如何看待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第七，如何準確把握“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第八，如何深刻領會新的發(fā)展理念。第九，如何科學認識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第十，如何看待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第十一，如何看待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yōu)越性和全面深化改革。第十二，如何看待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tǒng)一。第十三，如何看待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如果我們在這13個問題上獲得了一個明確而清醒的認識，那么我們的意識形態(tài)能力就將大大提高一步。

第三，善于進行一些分析。這些分析有理論上的分析。比如，對于“普世價值”進行理論思考，“普世價值”為什么不能用?為什么要堅持我們精神上的獨立性?同時，我們還要進行事實上的分析。看一看西亞、北非地區(qū)被所謂的“普世價值”折騰成了什么樣子，我們就要引發(fā)思想上的警覺。

同時，還要看一看當今世界的重大現實問題。比如，20xx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對于我們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識國際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有什么樣的深刻啟示呢?這些問題想一想，我們意識形態(tài)思考力就會有所提升。

當年，蘇聯解體、蘇東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的時候，很多人開始懷疑、悲觀、失望，甚至質疑“中國的紅旗到底還能打多久?”就在那個時候，鄧小平說了這樣的話，他說：“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guī)律性現象。”“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20多年過去了，我們發(fā)現鄧小平同志的判斷是準確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并沒有消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并沒有消失，反而一步一步在崛起。這就是分析力、判斷力和思考力。

有人說好萊塢是一個造夢工廠，很多人喜歡美國大片，好萊塢大片，但現在隨著我們意識形態(tài)能力的提高，喜歡美國大片的人的立場和角度發(fā)生了變化。很多人說好萊塢是造夢工廠，我覺得可以在前面加上兩個字，好萊塢是造美國夢的工廠，他們傳達的都是美國厲害、美國偉大、美國拯救地球、美國拯救人類、生活在美國真好這樣的價值觀。所以，在這方面我們還是要多一些思考。隨著文化能力的提升和思想素養(yǎng)的提升，對于所謂的美國大片，大家的判斷力、思考力提高了，這些大片受到的追捧也不像以前那么強烈了，這是好事，這表明我們精神的獨立性、思考的獨立性在增強。

(四)提高意識形態(tài)創(chuàng)新力

意識形態(tài)工作是一個特別需要創(chuàng)新的工作，不是簡單的攻和守這么簡單，它要求我們保持思想上最大的敏銳性和開放性，要不斷地打破傳統(tǒng)的思維定勢，要不斷地保持思想上的靈活性和多樣性。

第一，要善于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鄧小平是一個理論創(chuàng)新大師，提出了“完整理解論”。完整準確理解毛澤東思想，從而強化了毛澤東思想中的“四個現代化”理念，為經濟社會的發(fā)展解除了思想上的一個大障礙。同時，為了擺脫傳統(tǒng)的關于社會主義的思維定勢，提出了“社會主義本質論”，從而賦予了社會主義新的生命力、新的動能。這就是理論創(chuàng)造。中國也有很多其他的理論創(chuàng)新，比如協商民主，我們對“協商民主”這個外來詞進行了中國式的改造，把它從一個具有強烈的自由主義理論背景的詞改造成為一個合乎中國國情的詞，所以我們講民主協商、協商民主、政治協商，這就已經完全的歸化為中國的一個詞。對于“治理”這樣一個具有新自由主義背景的詞我們也進行了改造，所以我們有了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論。我們還提出了網絡主權這樣一個中國創(chuàng)造的詞匯，而正是借助于網絡主權、信息主權，我們在面對西方強勢的網絡霸權的時候就有了自己的正當性、道義的制高點、理論的制高點。

第二，要善于進行內容創(chuàng)新。比如，《馬克思主義能夠給予我們什么——從個體受益角度所作的思考》一文認為，馬克思主義能夠給予我們的，從個體受益角度來思考，大致有三大主要方面：馬克思主義給予我們科學把握世界和社會發(fā)展的思維與方法;馬克思主義給予我們正確理解生活和人生命運的智慧與啟迪;馬克思主義給予我們充實精神世界并撫慰心靈的哲理與感悟。過去，我們都講馬克思主義給我們一個科學的理論指導，而這個文章卻發(fā)掘出了馬克思主義對于我們個體、對于我們心靈、對于我們精神世界的指導和撫慰作用，這就是一種創(chuàng)新。

第三，要善于進行應用創(chuàng)新。意識形態(tài)工作中，應用創(chuàng)新也很重要。比如，毛澤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實際上就是創(chuàng)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運用到中國的具體實際中，這就是一個偉大的應用創(chuàng)新。鄧小平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前加上中國特色，實際上就是在中國的語境中創(chuàng)造性的運用社會主義的理論，這也是一個偉大的應用創(chuàng)新。

(五)提高意識形態(tài)表達力

第一，要善于拿捏詞句。比如，過去我們講和平發(fā)展，后來一度我們使用了“和平崛起”這個詞，但是從意識形態(tài)的角度看，“和平崛起”這個詞在意識形態(tài)的可接受性上、在意識形態(tài)傳播力上，不如“和平發(fā)展”這個詞更容易得到理解和接受。還有一個例子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兩個不能否定”，這是拿捏詞句的一個經典文本。習近平總書記講，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這兩者有機統(tǒng)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這就打破了過去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一個不可通約性，把兩者的統(tǒng)一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實際上就是一項非常偉大而重要的、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意識形態(tài)工作。比如面對西方的“普世價值”，我們提出共同價值。他講他的“普世價值”，我們講我們的共同價值，中國并沒有脫離人類文明的大道，但是我們對于人類文明的價值有著自己的理解，而這個理解并不同于在西方語境下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所謂的“普世價值”。還有“獅子論”，習總書記說：“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只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這里面對詞句拿捏達到了一個非常藝術化的高度。

第二，要善于創(chuàng)新話語。比如毛澤東通過創(chuàng)造性地化用“實事求是”這個詞，賦予“實事求是”這個詞以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內涵，從而使實事求是成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活的靈魂。鄧小平通過“一國兩制”一詞創(chuàng)造性地解決了一個國家之內兩種制度共容的理論解釋問題，通過“摸著石頭過河”揭示了改革開放方法論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通過“中國夢”這樣一個詞帶動和激發(fā)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國夢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也是一個創(chuàng)造性的典范，它激發(fā)了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創(chuàng)造力和想象力，提升了人民群眾對于我們黨的事業(yè)的參與感和效能感，同時讓世界認同中國也有了一個比較好的切入視角。所以，有人說，中國夢不但有仙氣，還很接地氣，從而打通了各種語言的阻隔，為我們黨開辟新的話語空間。而新的話語空間開辟的背后實際上是新的社會共識的形成、最大公約數的形成。“中國夢”的提出，出現了一系列與此相伴而生的話語，如民族復興、人民幸福、中國精神、中國力量、中國故事、個人夢、民族夢、大眾創(chuàng)業(yè)、萬眾創(chuàng)新等，甚至產生了“中國夢”與“美國夢”“歐洲夢”的類比，為我們黨開辟新的話語空間，在國際國內都贏得了思想上的一個公約數。

第三，要避免掉入話語陷阱。比如，西方政治理論，西方的傳播理論，在有意無意地設置了若干話語陷阱，我們稍加不慎就可能掉入話語陷阱，比如合法性、“憲政”、文明沖突論、歷史終結論、民主和平論等。一方面，它們有一定的理論創(chuàng)新價值，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簡單地用這些理論來觀察和分析中國，我們可能就會被他們套上話語的牢籠、話語的緊身衣，從而掙扎不得，動彈不得，處處被動。再比如，我們國內也有一些話語有一定的陷阱性質。比如探討“黨大還是法大”、一黨執(zhí)政滋生腐敗、人民性高于黨性、黨政分開，等等。甚至一些國外領導人發(fā)表的談話也有助于我們提高對意識形態(tài)陷阱、話語陷阱的認識。比如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和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的時候，日本首相安倍也有一個戰(zhàn)后70年談話，你看我們用抗戰(zhàn)勝利、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他用的詞叫“戰(zhàn)后70周年”，這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削弱，本身就是對歷史事實的認知與我們有偏差。那么，他對“二戰(zhàn)”進行這樣描述：“上次的大戰(zhàn)有3百多萬同胞失去了生命。胸懷祖國的未來，期待家庭幸福而陣亡的人們。戰(zhàn)后忍受著酷寒或者灼熱在遙遠的異鄉(xiāng)之地，忍受著饑餓和病痛死去的人們。廣島和長崎被投下了原子彈，以東京為首各個都市遭受轟炸，在沖繩地上戰(zhàn)中，眾多市民悲慘犧牲。”你看，他不提給其他各個國家造成了多大的傷害，造成了多大的災難，反而把日本遭受的災禍呈現在大家面前。這本身就有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因素。再看他是怎么來為日本的罪責開脫呢?他說：“在日本，戰(zhàn)后出生的人們目前超過全體人口的xx%左右。不能讓和那場戰(zhàn)爭沒有任何關系，我們的子孫后代背負不斷謝罪的宿命。”他這樣一個態(tài)度就非常值得我們深思。在我看來，他這樣的話語背后就一定意義上體現了陷阱性質甚至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性質。這些我們都要警惕，都要思考。

第一，要把握一個核心任務。意識形態(tài)工作是一個爭取最大公約數的工作。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敵我攻守的工作。爭取最大公約數的工作，在一定意義上既要有敵情意識、攻防意識，同時還要把握、了解核心任務。核心任務是什么?就是怎樣讓人家了解、理解、認同我的想法、說法，或者說怎樣用我的想法、說法打動、感召、說服人家。意識形態(tài)工作本質是一個爭奪人心的工作。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如果經過我們工作，人心凝聚力提高了，老百姓的認同感、認同度提高了，那么這個工作就是成功的;如果老百姓的認同度下降了，那么我們就要反思意識形態(tài)工作在哪里可能出現了偏差。

第二，要堅持“雙百方針”。我們黨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主要指的是文藝，偏重于文藝，百家爭鳴偏重于思想。那么我認為，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恐怕也要講一講“雙百方針”。中國歷史上講“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鄧小平同志也講“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毛澤東也講，“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所以，在意識形態(tài)工作上，我們還是要堅持“雙百方針”。

第三，要秉持“三不主義”。哪“三不”呢?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爭取最大公約數，那就要善用“三不主義”。我們要秉持一種就事論事的智慧，是什么事就解決什么事，出了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

第四，要堅持破立并舉、重在建設。破立并舉，既要有破，又要有立。既然意識形態(tài)工作有一定意義上的敵我攻防性質和功能，那么破還是要有的。我們要善于破，善于用“筆桿子”來對付“筆桿子”，善于用“槍桿子”來對付“槍桿子”。重在建設就是立，要大力加強能力建設，關鍵在于我們自己。《孫子兵法》講，“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在意識形態(tài)問題上，我們要有這樣的思想，要有這樣的智慧，這樣我們的工作就比較主動了。

第五，我覺得要把握好三個基本維度。一是，重點解決好挨罵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形象地講：“落后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失語就要挨罵。”經過幾代人不斷地努力，挨打、挨餓的問題基本解決了，但是挨罵的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甚至一定意義上成為我們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意識形態(tài)工作重點要解決好挨罵的問題。二是，在態(tài)度上要明確，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劍。

我們要著眼于團結和爭取大多數，有理有力有節(jié)地開展輿論斗爭，幫助干部群眾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三是，手上要有“幾把刷子”。習近平總書記說，擔任宣傳思想部門領導工作的，除政治上可靠之外，總是需要在理論上、筆頭上、口才上或其他專長上有“幾把刷子”。”做到“坐下來能寫字，站起來能說句，走起來能辦事”。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面對的是思想僵化的問題，思想僵化就要解放思想，但是現在我們一定意義上面對的是思想分化問題，思想分化就要統(tǒng)一思想。而統(tǒng)一思想要比解放思想工作難度還要高。前者需要智慧和勇氣，后者需要方法和藝術。所以難度更高，難度更大，要求我們刷子就得更多，要求我們具備的“刷子”就得更多才行。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說，“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也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廣大黨員干部甚至包括我們的每一公民，必須提升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能力。

只有我們的意識形態(tài)能力強了，我們才能不負這個時代。只有我們的意識形態(tài)能力得到了大大加強，我們才能更加昂首挺胸，闊步行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道上。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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