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意識形態工作會議(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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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意識形態工作會議(推薦)一

摘要:“張學”中的意識形態對抗,實際上是其研究主體――海內外華人學者的意識形態立場差異。文章通過分析關于《秧歌》和《赤地之戀》的爭論,概括出雙方意識形態對抗的表現:海外是在與研究對象意識形態契合基礎上的藝術攻略,而大陸則是在對研究對象藝術承認掩隱下的意識形態松動;并進一步在對張愛玲與魯迅文學史地位的辯論中,揭示雙方意識形態對抗的深層原因:文學傳統深層“人性”與“國民性”的分歧,由此得以從“張學”的角度透視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文學與政治的復雜關系,凸顯海外華人學者的不同學術理念及其影響。
關鍵詞:張愛玲;“張學”;海外華人學者;意識形態
中圖分類號:206.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677(2010)2-0091-06

一、“張學”中的意識形態問題與
海內外比較的視角

從20世紀40年代至今,長達60多年,張愛玲及其創作在中國文學、文化界的大起大落值得深思:40年代在上海異軍突起,名噪一時;50年代離開大陸,其文也在大陸銷聲匿跡,卻于60年代開始在香港、臺灣及國外華人中受到歡迎;80年代以后,逐漸為大陸文學研究界再發現,繼而受到讀者和文化市場的追捧,并最終在海峽兩岸三地跨越文學界而成為一種社會文化符號。我們可以看到,所謂張愛玲及其創作的大起大落,其實是以空間為基礎而言的,即其作品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所受到的歡迎:20世紀40年代,上海;60至80年代初,香港、臺灣及國外;80年代以后,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及國外。實際上,在這三組時空組合中,是兩種不同“聲音”的此起彼伏與相互響應。這兩種聲音就是:海外華人學者與大陸學者的張愛玲研究。尤其值得玩味的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與1957年海外華人學者夏志清的《張愛玲的短篇小說》及《評》在臺灣的發表。這是張愛玲及其創作曲折命運的轉折點。正是在關鍵點上,海內外兩種聲音發揮了各自至關重要的作用,而熟悉張愛玲的讀者都不難聯想到此間的意識形態煙霧。
首先是張愛玲1952年的離國及此后30年在大陸文學史中的湮沒。就像柯靈所說,“‘全國解放’,在張愛玲看來,對她無疑是災難”,政治意識形態的不見容于當時社會,是造成這一轉折的最大原因。張愛玲本身的政治意識形態問題,成了大陸在1949年之后很長時間之內對其評價的第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提出多基于一些“事實”,例如張氏的出身、發表作品的刊物的性質、在抗戰時期參加的社會活動、與“文化漢奸”胡蘭成的戀情等。由張愛玲本身的政治意識形態問題引申出來的則是張作的思想內容問題,即所謂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價值觀、人生觀以及消極的人生態度。其次,張愛玲于20世紀80年代在大陸的重新崛起,很大程度上得助于海外華人批評家的極力推崇。而所謂“海外”,在當時的社會語境中還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詞語。更何況,作為“張學”研究主體之一的“海外華人批評家”,最大的扎營地就是臺灣,其中蘊含的意識形態意味可想而知。因此,在大陸對張愛玲的重新接受過程中,海外華人批評家本身的政治意識形態問題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了題中之義。
由此可見,“張學”中的政治意識形態問題,是基于兩個層面提出的:一是作為研究對象的張愛玲及其創作的意識形態問題,二是作為研究主體的海外華人批評家與大陸批評家的政治意識形態問題。正是因為研究對象和研究主體的多重意識形態疊嶂,“張學”中的意識形態問題才變得必要而敏感。并且,相對研究對象的意識形態問題,研究主體本身的意識形態取向和立場在文學研究活動中應更為根本和關鍵。因此,談“張學”中的意識形態問題,實際上就是談其研究主體――海內外華人批評家的意識形態立場差異。
從歷時性的角度看,一般來說,“張學”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49年以前;第二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初;第三個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縱觀張愛玲研究,如果說1949年以前的張愛玲評論是“‘張學’研究的源頭”,奠定了“張學”的基礎,那么海內外“張學”的分野實際上始于第二階段。事實上,第二階段的張愛玲研究集中于海外,在大陸則成為盲點。第三個階段,海內外“張學”同時發展。大陸張愛玲研究于20世紀80年代初打開了封鎖的缺口;80年代中后期,文學史寫作中開始出現張愛玲的名字;90年代形成熱潮。這個階段的海外張愛玲研究,聲勢更為浩大,眾多華人學者加入張愛玲研究的行列,各種西方文學、文化理論紛紛登場,可謂異彩紛呈。
就筆者目前所見材料來說,研究者基本上有海內外之分的意識,但除幾篇綜述類文章之外,還沒有從海內外比較的角度進行的專門研究,更沒有就“張學”中的意識形態問題展開深入論述。因此,筆者認為,從意識形態這一“張學”中必要而不可回避的問題切入,通過對海內外華人學者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策略等進行比較,可望撥開“張學”表層的意識形態煙霧,探究其深層的成因,更可初步凸顯海內外華人學者在文學研究中的諸多差異及其相互對照與影響,從而為“張學”,甚至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提供一種獨特的思考。

二、 文學與政治:意識形態的表層

如前文所言,“張學”中的意識形態問題實際上源于其研究主體――海內外華人學者的意識形態立場差異,那么,海內外的意識形態沖突則始于海外華人學者欲沖破大陸對張愛玲的封鎖之時。對海外華人學者來說,要改變張愛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30年文學史中不見蹤影的狀況,就必須沖破大陸學界對她的意識形態封鎖,而意識形態自然沒有能被輕易沖破之理,因而海外華人批評家在這個問題上所作的努力以及大陸對此的反應也就顯得特別耐人尋味。海內外批評家在“張學”上的政治意識形態對抗,主要表現于80年代初大陸對張愛玲重新認識的早期,矛頭主要指向第一個為張愛玲說話的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有關張愛玲的論述。最大的“不滿”主要集中于兩點:一是其對《秧歌》和《赤地之戀》的好評;二是其對張愛玲的抬高與對魯迅的相對“貶低”。
(一)關于《秧歌》與《赤地之戀》
夏著對這兩部作品的看法,比較集中地體現于下面一段文字中:

作為研究共產主義的小說來看,這兩本書的成就,都非常了不起,因為它們巧妙地保存了傳統小說對社會和自我平衡的關心。而且,更難得的是,這兩本小說既沒有濫用宣傳口號,也沒有為了方便意識形態的討論而犧牲了現實的描寫。那是西方反共小說的通病。……在她的小說中,她是以人性――而非辯證法――的眼光去描寫共產黨的恐怖的。她的著眼點是:一個普通的人,怎樣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制度下,無援無助地,為著保存一點人與人之間的愛心和忠誠而掙扎。

由這段措辭相對緩和的文字,我們仍不難感覺到夏志清滲透其中的意識形態情緒。但是,我們也還可以看出夏氏為這兩部作品所作的“辯解”,其主要的思路是:首先否認這兩部作品是反共小說,接著肯定它們的藝術成就。此后,海外華人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也大多沿用這一思路,例如龍應臺認為:“它(指《秧歌》,引者注)并不是一本‘反共’小說,……《秧歌》的層面就從對一個政權的批評,提升到對制度的批評,更提升到對基本人性的批評。”又如陳芳明認為:“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并非是在反共文藝政策的指導下鑄造出來的,而是她在1949年以后留在上海親身經驗的文學反映。……這兩本書都在描寫真正的人性,尤其在政治、經濟條件特別困難的挑戰中,人際關系是如何變得矛盾而扭曲。……正好對當時流行的反共文學構成了極為鮮明的諷刺。”
大陸對此的反應一開始自然是激烈的。柯靈的《遙寄張愛玲》雖然向遠在大洋彼岸的張愛玲伸出了橄欖枝,但對《秧歌》和《赤地之戀》的態度依然“義正詞嚴”:“我坦率地認為是壞作品,……并不因為這兩部小說的政治傾向,……《秧歌》、《赤地之戀》的致命傷在于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美。……海外有些批評家把《秧歌》和《赤地之戀》贊得如一朵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為小說暴露了‘鐵幕’后面的黑暗,如獲至寶。”柯靈似乎避開意識形態而把評價這兩部作品的標準指向了是否符合真實,同時又認為海外批評家對這兩部作品的好評是基于意識形態偏見的。后來于青的《張愛玲傳》顯然深受柯靈影響,不僅明確指出“這是兩部具有明顯反共傾向的作品”,還斷言:“這兩部書稿的寫作和出版,應為張愛玲創作生涯的‘滑鐵盧’階段。其主要原因是應召而作,命題作文”。實際上,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早在80年代初就引起了大陸學者的注意,丁爾綱就認為“夏氏之所以抬高張愛玲,關鍵在于她的反共傾向”。在2000年的“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上,劉再復的發言依然表達了同樣的觀點:“無論是《秧歌》還是《赤地之戀》,都是在經濟的壓力下寫就的‘遵命文學’……其反共的動機與立場,非常明顯”。雖然亦有年輕學者對這兩部作品的態度有所改觀,例如余斌的《張愛玲傳》和費勇的《張愛玲傳奇》都對《秧歌》給予了較高評價。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大陸關于這兩部作品的看法總體上還是將之歸于“具有反共傾向的作品”。這一觀點的立論基礎一般有:一、“應召之作”導致的作家創作自主性的缺失;二、作家沒有親身經驗而導致的與事實相違背的虛假;三、海外批評家視大陸為“鐵幕”而導致的意識形態偏見。
作為對立方的海外華人批評家對這三個立論基礎自然也有其說法:“應召之作”正好可以看出“在文化帝國的宰制下,她如何突破言論限制,凸現個人的藝術主張”;親身經驗并非創作的唯一源泉,何況張愛玲寫《秧歌》前還曾在鄉下住了三四個月;大陸對張愛玲的封鎖本身就是意識形態偏見所致。
如此這般,圍繞張愛玲及其創作中的意識形態問題,海內外各執一端,不可避免都包含著各自的意識形態偏見。在“張學”中(至少在早期),海內外意識形態的隔閡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問題又不僅僅是“隔閡”這么簡單。對比雙方,我們可以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即大陸在應對海外華人批評家“以藝術成就來對抗意識形態”的論辯策略時所表現出來的迂回和婉轉:對上面所討論的兩部作品,大陸總體上的看法是將其歸入“具有反共傾向的小說”,而對張愛玲本身的意識形態問題卻又似乎“網開一面”,從而出現了在論及張胡之戀時,“張愛玲的政治態度雖不是很積極明朗,但至少是清白”的頗具感情色彩而又自相矛盾的說法,甚至極力在張愛玲于建國初期創作的《十八春》和《小艾》中尋求為她“救贖”的途徑。大陸在重新接受張愛玲過程中的猶豫可見一斑:一方面,從文學的角度來說,張愛玲創作的藝術魅力對大陸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從政治的角度來說,張愛玲的政治“污點”又是大陸的一塊“心病”。相對大陸的這種欲迎還拒心態,海外華人批評家雖然也難免存在意識形態偏見,但是其“藝術”策略則顯得干凈利落有力得多。因而,“張學”中的這場意識形態“戰爭”,其總體情形是:海外是在與研究對象意識形態契合基礎上的藝術攻略;而大陸則是在對研究對象藝術承認掩隱下的意識形態松動。
于是,從中我們看到了“文學”與“政治”這對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中淵源極深的“冤家”。
(二)文學史寫作中的政治標準
其實,從文學與政治關系的角度來看張愛玲現象,我們還可擴大到文學史層面,從中國大陸“現代文學史”中的張愛玲寫作,來進一步探討其內在的實質。
曾于20世紀40年代上海紅極一時的張愛玲,在中國建國后的第一本現代文學史――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沒有出現。這種情形一直維持了30年,直到1984年黃修己的《中國現代文學簡史》;1987年錢理群等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才收進了張愛玲;到今天,張愛玲已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或小說史的常客甚至貴賓。然而,早期文學史中張愛玲論述的基本模式是:主要以作品的內容思想為評述對象,大體上以政治作為評論標準。并且,在很長時間以內,張愛玲的創作在中國大陸文學史中是以一種負面的形式進行描述的。從今天看來,張愛玲在中國大陸現代文學史中經歷了一系列變化――從缺席到出現,從負面評述到正面挖掘,從思想內容評論到藝術技巧探討。這反映了中國現代文學史寫作機制的變化,而造成這種變化的,正是中國現代文學中文學與政治關系的復雜變化。
中國大陸的文學史寫作,由于其產生之初與教育有很大關系,便不可避免與國家政權建構扯上關系。新中國成立之后,要求在新文學史課程中強調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以無產階級思想為文學史寫作的指導思想,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這就導致了文學史寫作中以政治為標準來評論作家作品,注重思想內容上的政治傾向。80年代以后,中國社會環境、學界有所變化,在文學研究方面比較突出的表現就是對一大批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作家進行“平反式”重評。稍后的“重寫文學史”運動的目標也無疑首先是走出過去文學史寫作中的政治標準限制,換言之,即要建立文學的標準。
因而,在前文所述海內外“張學”學者的意識形態對抗中,對抗是表象,其實質是:大陸本身有突破政治標準、建立文學標準的內部要求,海外華人批評家在意識形態契合基礎上對張的藝術發掘是大陸得以參照、借鑒的一面鏡子。
然而,我們仍然不可忽視長期以來政治標準在中國文學史寫作中的決定性作用,一個必然的追問是:何以大陸學者會如此“心安理得”地接受這個標準?文學研究活動中個人意識形態的滲入與具體的社會歷史環境有直接關系,但也必須有某種潛心理結構作為基礎才能“心安理得”。這個問題恐怕要追尋到中國文學傳統的深層。“張學”中曾有一場關于張愛玲與魯迅文學史地位的爭論,借由魯迅――這一大陸公認的中國現代文學巨匠,我們或可映照張愛玲之“異類”特質及海內外學者在此所體現出來的批評立場中的內在差異。

三、 人性與國民性:文學傳統的深層

(一)關于張愛玲與魯迅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里關于張愛玲與魯迅的對比,最明顯不過的是兩者各占的篇幅:張愛玲一章有42頁,而魯迅一章只有26頁(指英文版)。這反映了夏志清對張愛玲的重視超出魯迅;不僅如此,他還對魯迅的“殊榮”地位給予定性:“這種殊榮當年是中共的制造品”;對《阿q正傳》表達了諸多詬病:“結構很機械,格調也近似插科打諢”,從而“就它的藝術價值而論,這篇小說顯然受到過譽”。
雖然夏志清并沒有在書中直接將張愛玲和魯迅相提并論并給兩者評定優劣,但敏感的大陸學者還是從中“嗅”出了張愛玲對魯迅文學史地位的一定沖擊性,爭論自然不可避免。最突出的表現莫過于在“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上,劉再復與夏志清的激烈辯論。
在該次會議上,劉再復首先發言稱:“這兩位文學家,一個把天才貫徹到底,這是魯迅;一個卻未把天才貫徹到底,這是張愛玲。而天才只有具備徹底性,才最具光輝。”在他看來,張愛玲之所以沒能把其天才貫徹到底,是因為她在后期的創作中轉向政治而拋棄了自身的審美特點。這番言論引來了夏志清的激烈反對:“張愛玲是個天才,但是她與魯迅相反。如果張愛玲的天才是夭折了(is a failure),那魯迅更加失敗(is more of a failure)”,原因在于張愛玲寫《秧歌》是“基于人文立場,為了正義與同情”,而魯迅后期轉向左翼則是對政治的妥協。表面上看,兩人爭論的焦點在于張、魯兩人后期創作與其政治“轉向”的關系,還是批評家的意識形態偏見在作祟。但是,問題又不是這么簡單。
我們再來看劉再復關于張、魯的比較:“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真正有絕望感的作家只有兩個人,一是魯迅,一是張愛玲。……魯迅看透人生,但又直面人生,努力與人生肉搏,因此形成男性的悲壯;張愛玲看透人生,卻沒有力量面對人生,結果總是逃避到世俗的細節里,從而形成特殊的女性語言。……魯迅的精神內涵顯然比張愛玲的精神內涵更為深廣,而且深廣得很多很多。”他還進一步指出:“這里有一個文學批評的價值尺度問題。衡量一部作品的價值,不僅要看其文字功夫,而且要看其精神內涵與靈魂深度。”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兩個問題:一是在文學批評的價值尺度中,精神內涵和文字功夫,孰重孰輕?二是對所謂精神內涵和靈魂深度,有什么樣的評價標準?
劉再復的觀點在大陸是非常具代表性的。大陸作家王安憶在該次會議上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張愛玲“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虛無,便回縮到俗世之中。而終于放過了人生的更寬闊和深厚的蘊含。……我更加尊敬現實主義的魯迅,因他是從現實的步驟上,結結實實地走來,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虛無的立足點,也有了勇敢。”所謂的精神內涵和靈魂深度是什么?如劉再復、王安憶等所言,在魯迅的創作中為“國民性”批判及其對國家民族、社會人生的積極態度,在張愛玲則是對國家民族的無擔當以及消極的人生態度,而兩者是不在同一個層次的。可見,相對文字技巧,精神內涵的深淺標準是大陸文學批評的重要指標;并且,對國家民族的擔當程度是其“深淺”的衡量標準。而海外學者,正如前文所言,文字技巧不僅是他們所謂張愛玲小說藝術的重要方面,而且,就張作的精神內涵來說,人文立場和人性內涵才是其重要表現。在這里,我們看到海內外對所謂精神內涵的理解是有分歧的。
劉鋒杰在《想象張愛玲:關于張愛玲的閱讀研究》中認為《阿q正傳》是“最理性最社會化的作品”,《金鎖記》則是“最深刻最藝術化的作品”,而之所以有這樣的區別,主要原因在于前者因為揭露中國“國民性”問題而具有很大的社會普遍性,而后者因為其人性內涵在中國的社會普遍性稍遜于前者而影響自然不及前者。劉鋒杰分別取魯迅的“國民性”和張愛玲的“人性”給予定位,可以說是集海內外學者觀點之精華,同時也可看出,在中國現代文學傳統中,“國民性”與“人性”影響力之差別。
(二)文學傳統中的感時憂國情結
關于“國民性”這個大陸學界習以為常的問題,海外華人學者劉禾的《國民性理論質疑》曾經做過梳理。該文的寫作目的雖然不在于直接顛覆中國學界對“國民性”的“信仰”本身,但卻觸及了中國近代以來由魯迅影響而形成的中國知識分子“經由文學改造中國國民性”的集體情結,以及被“國民性”理論牢牢鉗制住的大多數中國讀者和批評家。許子東也曾表達過類似的看法:“新文學的‘幸’與‘不幸’,都在于20世紀整個中國社會文化的變革,居然由兩篇討論文章寫法的短文所引起”,其所指的就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強大社會功能。夏志清的《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也認為中國作家特別關注現實。他分析說,中國現代作家的關注中國問題,表面上也是關注人的精神病況,但卻將之視為中國特有的現象而流為一種狹窄的愛國主義;而張愛玲與一般的中國現代作家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她對中國人的關心,超越中國而上升到對人在現代社會中的生存狀況的思考高度。
海外華人批評家對“國民性”的質疑、對中國現代文學強大社會功能及感時憂國傳統的反思,可以說是深入到了中國現代文學傳統的深層而揭示了其本質和關鍵問題――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正是由感時憂國精神而導致其強大的社會參與功能以及對“國民性”的極大關注,進一步發展,則是文學與政治的密切聯姻以及“左翼”文學的產生。而由前文的引述,可看出海外華人批評家堅持的是文學性與作品人性內涵的結合。海外學者在此顯示了其獨具的深度和高度,正是在其“文學”與“人性”標準的映襯下,大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一些局限,例如政治標準、對國民性的“執著”、對技巧的忽視得以凸顯。事實上,海外華人學者的“文學”立場與“人性”主張對大陸學界相關研究曾產生較大的沖擊和影響。海外華人學者對作品文學性以及人性內涵的重視,與其西學背景有很大的關系,對今天的我們及中國文學,或可做反思之鑒;但他們對國民性批判,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強大社會功能的不滿,卻也不免是站在中國歷史語境之外的“指點江山”,有苛求歷史之嫌了。
綜上所述,在“張學”的海內外意識形態對抗中,文學與政治的矛盾是其表面形式,而文學傳統深層對“人性”與“國民性”的不同重視程度才是造成這種矛盾和對抗的潛在心理結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雙方的意識形態之爭,并不僅僅是政治偏見這么簡單。

這兩篇文章后來合成《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張愛玲專章。
柯靈:《遙寄張愛玲》,《讀書》1985年第4期,第100頁,第102頁。
見靈真:《海內外張愛玲研究述評》,《華文文學》1996年第1期,第53-58頁;王衛平、馬琳:《張愛玲研究五十年述評》,《學術月刊》1997年第1期,第88-96頁;黃玲玲:《六十年代以來張愛玲研究述評》,《文教資料》2002年第2期,第42-50頁。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香:友聯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357-358頁,第27頁,第33頁,第462頁。
轉引自劉鋒杰:《想像張愛玲:關于張愛玲的閱讀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頁。
陳芳明:《張愛玲與臺灣》,陳子善編《作別張愛玲》,文匯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7頁。
于青:《張愛玲傳》,中國華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294頁,第261頁。
丁爾綱:《評夏志清著》,《魯迅研究月刊》1983年第7期,第12頁,第51頁。
劉再復:《張愛玲的小說與夏志清的》,劉紹銘、梁秉鈞、許子東編《再讀張愛玲》,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頁,第40頁。
周芬伶:《艷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中國華僑出版社2003年版,第97頁。
王宏志:《張愛玲與中國大陸的現代文學史書寫》,劉紹銘、梁秉鈞、許子東編《再讀張愛玲》,第251-295頁。
夏志清:《講評:張愛玲與魯迅及其他》,劉紹銘、梁秉鈞、許子東編《再讀張愛玲》,第62頁。
王安憶:《世俗的張愛玲》,劉紹銘、梁秉鈞、許子東編《再讀張愛玲》,第310頁。
劉鋒杰:《想象張愛玲:關于張愛玲的閱讀研究》,第138-140頁。
許子東:《吶喊與流言》,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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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意識形態工作會議(推薦)二

xxxxx單位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嚴格按照省委、市委、縣委關于意識形態工作的要求，突出抓工作責任主體、加強制度建設、找準工作載體，推動意識形態工作常態化、深入化。現將2020年第一季度意識形態領域形勢分析研判報告如下：

2020年第一季度以來，我單位堅決落實黨管意識形態原則，工作形勢總體運行良好，形成由黨委書記、局長xxx同志全面主持意識形態工作，各班子成員抓好分管工作領域的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并將意識形態工作列入黨建年度工作和中心組學習內容，同抓并進。做到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堅決貫徹習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通過強化意識形態工作的組織和人才保障，積極探索新機制，推動意識形態工作持續深入開展。

(一)意識形態工作嚴抓嚴管。局領導班子嚴抓干部隊伍意識形態工作，堅持嚴格執行好干部標準，認真學習十九大會議精神，強調意識形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傳播輕信政治謠言、詆毀貶低黨和國家領導人等錯誤思想傾向，確保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牢牢掌握在忠于黨、忠于人民的人手里。

(二)黨員干部隊伍深入教育。按照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堅持“兩學一做”常態化制度化，把習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黨章黨規作為重要的學習內容，制定年度黨建工作計劃和中心組理論學習計劃，落實“三會一課”制度，建立集中學習和個人自學的政治理論學習制度，開展好專題民主生活會和專題討論，不斷提高黨員政治素質和理論水平，打牢意識形態政治基石，從嚴從實著力完善黨員教育管理的長效機制。

(一)思想政治學習不夠深入，我局在理論學習中，對相關文件學得不夠深入，深入貫徹上還存在差距。

(二)存在抓業務工作抓得緊，忽視了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

(三)黨員隊伍年齡結構老化，開展意識形態工作的創新能力有待提升。

(一)責任落實。通過有效措施，把第一責任人責任和分管領導直接責任真正落到實處，真正形成黨委書記主抓、分管領導共管的局面。

(二)工作落地。通過落實已建立起的制度機制，保證意識形態各項工作更加扎實到位。

(三)成效結果。通過落實領導責任和工作制度，保證意識形態工作不斷加強，干部職工的意識形態更加堅強堅定，確保不發生任何意識形態問題。科學、健全的進一步規范完善制度，切實建立起意識形態工作制度體系，作出成效作出效果。

有關意識形態工作會議(推薦)三

今年以來，某某企業積極應對煤炭市場不景氣帶來的困難和挑戰，企業整體在逆境中保持平穩健康發展，各項工作繼續保持良好發展態勢，廣大干部職工的生產生活秩序良好，真善美和正能量成為主流聲音，全企業意識形態領域的形勢總體穩定。現按照《關于上報省屬企業意識形態研判報告的通知》要求匯報如下。

(一)加強了組織領導。通過黨委中心組學習的形式，集團領導班子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的重要論斷，認真學習中共中央辦公廳頒布的《黨委(黨組)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實施辦法》，進一步提高了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視。企業黨委積極健全完善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宣傳部門組織協調、相關部門積極配合，共同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的格局，把意識形態工作納入對子分公司宣傳系統業務考核的重要內容。同時，把意識形態工作作為“一把手”工程，實行“一把手”負總責，班子成員各負其責，積極分析研判意識形態領域情況，針對性地采取應對措施。

(二)加強了學習教育。結合當前開展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活動，借助xxx平臺，積極安排傳達學習黨中央和上級黨委關于意識形態工作的決策部署及指示精神，宣傳黨的十九大會議提出的新思想新理念，宣傳中國道路、中國故事、中國夢的宣傳，做好“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五大發展理念”的宣傳，做好“八項規定”、反對“四風”、“三嚴三實”等內容，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力開展莫某主題活動，挖掘選樹推廣一大批在助人為樂、見義勇為、誠實守信、敬業奉獻、孝老愛親等方面有突出表現的先進典型。開展形式任務教育活動，針對干部職工的思想現狀，通過“集團領導親自講、礦廠領導帶頭講、基層干部現場講、班組長深入講”的方式，層層宣講、層層傳達，主動解答職工群眾的思想疑惑，積極解決職工群眾工作生活中的實際困難和問題。

(三)加強了輿論引導。充分利用報紙、電視、網站“三位一體”宣傳媒體的主渠道、主陣地作用，主動設置議題，發揮好定調定向的作用，統一組織開展重大宣傳報道活動，形成了網上網下一體化的輿論引導機制。牢牢掌控網絡意識形態主導權，做到“一把手”親自抓網絡意識形態安全，密切關注網上輿情動態，建立健全網絡輿情預警機制和輿情信息快速處置機制，按要求辦好《輿情摘要》和《輿情專報》，做好重要節點和敏感時期的輿論監管。發揮某某微信公眾號的作用，鞏固擴大新聞宣傳陣地，推動新興媒體與傳統媒體的融合發展。

(一)有些干部職工的思想觀念還跟不上形勢。為應對煤炭市場不景氣，企業采取了降本增效、轉崗分流、放假輪休、鼓勵雙創等措施，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職工的生活水平和思想穩定。在企業面臨困難的局面下，存在著部分干部職工大局意識淡薄，只顧個人眼前利益，“等靠要”的思想較重，接受新技術、新事物積極性不高，轉型意識、進取意識不強等情況。

(二)意識形態工作仍需加強重視。在有些單位，對意識形態工作重視不夠，過多強調生產經營任務繁重，忽視了意識形態工作的協調發展，不注重對意識形態工作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在理論武裝、干部教育、文明創建、文化建設等方面存在弱化的現象。

(三)意識形態領域干部隊伍不夠強。干部隊伍結構不盡合理，人員流動慢，人才總量少，特別是高素質專業人才較為缺乏，干部培訓不能經常化、制度化。

(一)加強對意識形態工作的管理。進一步加強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視和領導，加大人力、物力、財力的硬投入，健全完善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宣傳部門組織協調、相關部門積極配合，共同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的格局。要充分發揮黨委宣傳部門的管理指導和協調作用，切實加強對理論武裝、新聞輿論、黨員教育、對外宣傳、文化建設以及精神文明創建等工作的領導和指導。要高度重視隊伍建設，注重培養熟悉意識形態工作，懂經營、善管理的復合型人才，努力建設一支政治強、業務精、紀律嚴、作風正的高素質隊伍，為做好意識形態工作打下堅實的人才基礎。

(二)加強民情民意調研活動。建立了解民情、反映民意、汲取民智的長效工作機制。特別是在出臺涉及民生的重大決策之前，尤其要注重民意調查研究工作，了解各層面意見，全面反映各種情況，使決策建立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上，增強政策的可執行性和可操作性。各級領導干部要主動開展日常性的民意調查活動，領導干部帶頭與普通職工建立個人聯系點，交朋友，勤溝通，加強聯系，了解情況，幫助職工群眾解決現實問題。要開辟網上社情民意通道，創新領導干部和普通職工之間的溝通機制，在企業網站上開設民意通道，設立領導信箱和網上留言簿，建立職工群眾網上綠色監督通道，安排專人收集整理群眾意見，反饋批示。要定期聽取網上意見，緊盯并催促有關部門幫助職工解決實際問題，并在網上定期答復處理情況。

(三)加強對干部職工的思想引導。積極開展理想信念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形勢任務教育、政策法規教育，找準理論宣傳與現實生活的結合點，做到內容實實在在，講解通俗易懂，語言生動活潑，形式豐富多彩，職工群眾樂于接受。要牢牢掌握輿論工作的主動權，在報紙、電視、網站等媒體，減少會議報道，減少對領導的報道，把鏡頭和筆端對準基層、對準一線，加強系列報道和深度報道，更多地報道基層職工的生動實踐和新鮮經驗，更多地報道基層單位的新成績、新典型和群眾關心的問題，努力使新聞宣傳具有親和力。要加強新形勢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別是要注重加強網絡傳媒和網絡文化建設，拓寬渠道，加強引導，為加強和改進意識形態工作提供強有力的支撐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