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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一
;內容提要 中國道路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展開的關于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踐的探索，其歷史與邏輯起點可以溯源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因而，可以從廣義與狹義兩個維度來界劃中國道路。從廣義層面而言，新中國成立以后展開的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建設與改革的整體性歷史，都可以納入到中國道路的討論域之中;從狹義層面而言，中國道路特指改革開放以來所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無論是從廣義還是狹義維度，中國道路背后都關涉一個核心的通約性理論問題，即如何正確處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設想與中國本民族國家社會主義具體實踐之間的張力關系，從而構筑出一條既堅守經典理論的本質規定性，又彰顯本國具體實際，更區別于他國模式的科學發展道路。衡量中國道路需要拓展理論視角，從多元維度出發加以綜合把握。其中，從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線索來衡量，有助于從根本上講清楚中國道路產生及其發展的內在歷史必然性;從社會主義及其中國實踐的歷史線索來衡量，有助于全面揭示中國道路的本質屬性及其不斷成功的內在密鑰;從人類走向現代化的整體性歷史線索來衡量，有助于在更加普遍寬廣的范圍內講清楚中國道路的世界效應。辯證理解中國道路還需要運用科學方法論的指引，即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從整體上對中國道路的歷史進程做出科學的分期并展開理性的認知與探討。
關鍵詞 中國道路 70年 社會主義 “三個意味著” 歷史分期
中國道路是當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議題，大量研究對這一話題進行了集中關切，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理論研究成果。不同學者基于不同的理論旨趣與研究偏好，對中國道路的理論內涵進行了不同維度的解讀。在繼承目前學界現有積極成果的基礎上，深化對中國道路的研究，需要尤其注重回答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如何辯證把握中國道路的豐富理論內涵問題，二是如何綜合定位中國道路的歷史方位及其時代坐標問題，三是如何對中國道路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作出科學的界劃問題，四是如何正確對待中國道路不同發展階段之間的辯證關系問題。科學回答上述問題，從本質上就是應當科學闡釋中國道路的歷史起源與邏輯發展問題，亦即從根本上講清楚為什么中華民族在近代以來長期不懈的艱辛奮斗過程中選擇了這樣一條發展道路，講清楚為什么探索與堅持這一條發展道路的歷史重任必然落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身上，講清楚中國道路在艱辛的探索之中為什么能夠不斷取得勝利，講清楚中國道路為什么是當代中國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根本之路。
一、內涵：中國道路的歷史邏輯與本質特征
中國道路從根本上講是一個專有名詞，有特定的邏輯所指與理論內涵。所謂中國道路，就是特指關于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盡管在一些學者看來，關于中國革命的道路也可以被稱為中國道路，例如，美國學者塞爾登將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的治理方式稱為“延安道路”。[美]馬克·賽爾登：《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魏曉明、馮崇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但從目前學界關于中國道路討論的角度來看，現有相關研究存在一個潛在的共識，這就是當前所言的中國道路，其實是特指關于社會主義在中國建設的道路。
1.1949年：中國道路歷史起點的錨定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與社會主義的前進方向。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就曾明確指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頁。盡管中國革命從屬性上來說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價值導向與實踐旨歸則是社會主義。這一點毛澤東曾做出過系統化集中化的闡釋：“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9頁。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必須首先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這種理論與實踐上的“天經地義”從根本上是由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所形塑的。具體而言，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革命情勢的艱巨性與復雜性，使得中國革命不可能通過“畢其功于一役”的方式直接獲得勝利，而必須首先解決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任務。只有待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任務完成之后，才具備了導向馬克思主義理論所設定的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與現實可能性。因此，中國革命需要分兩步走，即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步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二步。“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6頁。
社會主義在中國從一種理論設想向現實制度形態與實踐運動轉變的標志，是1956年關于農業、手工業與資本主義工商業“三大改造”的完成。因此，有觀點認為，關于在中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國道路”，其歷史起點應當溯源于1956年。但實際上，從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已經逐步有計劃地推進社會主義在中國探索與實踐的步伐。例如，1949年以后的國民經濟恢復期，盡管從制度的創制上來看，此時仍然是以新民主主義制度為主，但這一過程中社會主義的因素始終在不斷增加，資本主義的因素在不斷減少。正是基于上述狀況的考量，毛澤東明確對當時社會上出現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秩序”的觀點做出了批評。毛澤東在1953年6月15日晚聽取并討論李維漢《關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的報告時明確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16頁。“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斗爭，是變動很劇烈很深刻的時期。我們現在的革命斗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斗爭還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資本主義絕種。‘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斗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217頁。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建國以后中國共產黨就開始了關于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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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學科化；體系化；范疇化；異質性；中國文學批評；中國化
中圖分類號：i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08)02—0227—08
一、學科化、體系化、范疇化：中國古代文論的西化之路
（一）“學科化”：在學科“史”與學科“死”之間
中國古代文論本來就是中國的，為什么還要“中國化”？事實上，當代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已經西化了，這門西化的學科，正規的名稱叫“中國文學批評史”。要談論中國古代文論的中國化問題，必然要從這樣的追問開始：“中國古代文論”（或稱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中國詩學、中國傳統文論、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門學科，在現當代是如何產生的？為什么會形成這樣一門學科？在“西方化”之前它又是以怎樣的一種面貌現身？為什么要把中國文論中國化？沿著這樣一條路子去摸索追尋，也許能尋找到當代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中的某些最堅硬的癥結所在。
毋庸置疑，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這門學科的產生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有著不解之緣。從某種意義上說，五四運動可以簡單概括為兩個思想傾向：一是對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傳統中國古代文化進行空前深刻的質疑、檢討和反思。在對這一切文化現象背后的思想根基進行價值重估的同時，用一種革命性的激進態度審視中國文化的發展樣態。二是“西學東漸”的文化思潮的形成。隨著對西方思想的大規模引介，中國學界開始在這種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對話中解構對傳統文化既有的觀念，開始用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介入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在這個思想“內發自省”與“外在進攻”的過程中，往往呈現出“是西方化還是東方化”這樣的矛盾論爭。中國古代文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形成并發展的。
對文學理論的清理，最初產生于20世紀的歐洲，以英國學者森次巴力（saintsbury）為代表。他的《歐洲批評和文學趣味的歷史》（3卷本）在1900至1904年之間出版。在這本書中，他對文學批評史這一門學科的基本研究范式進行了初步的勾勒。森次巴力對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研究的影響，主要還是《文學批評史》這本書。正如羅根澤先生在其《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所指出的：“近來的談文學批評者，大半依據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學批評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的說法，分為：主觀的、客觀的、歸納的、演繹的、科學的、判斷的、歷史的、考證的、比較的、道德的、印象的、賞鑒的、審美的十三種。依我看是不夠的。按‘文學批評’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譯語。criticism的原來意思是裁判，后來冠以literary為文學裁判，又由文學裁判引申到文學裁判的理論及文學的理論。文學裁判的理論就是批評原理，或者說是批評理論。所以狹義的文學批評就是文學裁判；廣義的文學批評，則文學裁判以外，還有批評理論及文學理論。”①他認為，在中國本來沒有文學批評這樣一種稱謂，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沒有自己的文學批評，而是說，從一種學理上進行系統清理，或者說，從學科理論高度進行觀照的學術行為，還是在西方學者的研究思路影響下開始的。他把西洋的批評論理論與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思想展開對比，認為“西洋所謂criticism，中國古代名之曰‘論’。……由此知‘論’是‘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辨其實虛’正是西洋的criticism”②。
而古代文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真正作為一門學科，則是以陳鍾凡1927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為標志的。他在這本書中第一次將這個范疇理論化，并且運用西方知識體系去統攝中國古代的文論思想。后來者幾乎都是按照這個路數去發展的。方孝岳的《中國文學批評》(1934)、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34)、羅根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43)、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大綱》(1944)、蔡仲翔等人的《中國文學理論史》（五卷本）、復旦大學王運熙、顧易生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七卷本）這些研究大多是從“史”的角度來進行清理的，按照時間線索來進行劃分，把每一個時代具有代表性的文論思想從傳統的文學史和思想史角度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單獨的學科。例如方孝岳的《中國文學批評》，在三卷的論述中，其時間跨度涵蓋了從《尚書》到清代袁枚的各個時期的批評思想，從思想史的角度對各個時期文學批評做出了系統的概括和理論上的歸納。雖然所涉及的批評家只有六十人左右，但是，基本上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論思想家。他從學科對象的角度奠定了中國文學批評的基本研究范疇。
從這個意義上推斷，學科化究竟是意味著中國文學批評史這一門學科的產生，還是中國古代文論的滅亡？事實上，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這一學科的奠基人，幾乎都有著深厚的中學和西學功底，他們用這種學貫中西的理論素養去進行“界定”和價值重估的時候，可以大量地引用西方資料，但是這種富有歷史承擔力的嘗試后來還是遇到很多尷尬的問題：“大多數人以后又從理論探索方面撤退了。他們的研究著作，不用馬克思主義時，能與之暗合；試圖用馬克思主義標榜一下的時候，就常常鬧笑話。”⑤而且，我們通常都認為，歷史就是一種符合客觀事實的陳述，這種陳述是普遍性的具有史料文獻價值的。但是，對中國文學理論思想的這些“史化”性工作，從當今的新歷史主義批評（new historicism）看來，不過是構建一個歷史文本，這個文本與文學文本從本質上說都是一種個體話語言說，其客觀有效性是相當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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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近代以來看，中國道路是一條追求現代化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中國人經歷了“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三個互相交織的階段。在這三個不同內涵的階段中，中國社會形成了圍繞“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為中心的各種思想和話語表達方式。“站起來”是指中國人獨立自主的走向現代化，這條道路后來變成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中國革命道路，形成以“革命”為核心思想的話語。“富起來”主張尋求自身發展道路，追求不同于西方和前蘇聯的發展模式，通過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實現現代化，這一探索形成以“改革”為內容的社會全方位變革。“強起來”則是通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開創嶄新的現代化道路，這條道路以“自信”為意識形態的基礎，強調只要堅信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制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一定會走出一條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現代化道路。
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1〕中國道路為其他國家提供全新的選擇機會，就需要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講述給世界其他國家。對此，習近平指出，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所以，要加強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話語體系建設。〔2〕通過話語體系建設，將中國道路總結出來，形成理論，并講給世界。
一、現代化——貫穿中國道路的核心概念
（一）現代、現代化與現代性的一般認識
現代是一個時間概念，現代的時間起始與科學技術革命的萌芽息息相關，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密切相連;現代又不僅僅是一個時間概念，它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工業革命基礎之上形成的一系列社會系統、人文情懷等等，它不是一個固定內容的概念，其中蘊含的內涵也隨著時間而不斷充實。
現代化則是指一個國家走向現代道路的過程，當現代以一個美好愿景成為社會發展的目標時，人們便通過國家、民族等群體，向這一目標不斷邁近。由于現代化的道路不同，對于現代化的解釋也不同。現代化就是實現現代的過程，對于現代化的理解主要有四種：第一種，現代化是指近現代以來，經濟上落后國家通過技術革命，在經濟和技術上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歷史過程;第二種，現代化實質就是工業化，即經濟落后國家工業化的過程;第三種，從社會階段將現代化解釋為科學革命以來的一系列變化的統稱;第四種，從文明的角度認為現代化是一種心理態度、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改變過程。〔4〕從這四種對現代化內涵的解釋，我們可以看到：首先，現代化是一個過程;其次，這一過程發端于近現代的科學與技術革命;再次，是基于科學與技術革命帶來的從價值、文明到社會系統的深刻變革。
現代性是用來描述“現代”這樣的狀態，現代化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5〕，面對這一新變革所產生了新理論、新思考，出現了新的概括，這就是現代性的內容。現代性的內涵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內容，第一，現代性將人類社會視為無限發展的一個過程;第二，現代性認為要保證無限的發展，應該有一套完整的現代國家制度以保證社會的效率;第三，現代性強調資產階級啟蒙時所形成的關于人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平等、正義等觀念，現代性的核心概念是理性。
現代性與現代化密切聯系，但又有所不同，現代化是原因，現代性是概括現代化的學理語言，正是由于有科學技術、經濟生產、社會變革這些現代化過程，才有現代社會屬性的現代性。〔6〕如果不能夠對現代化進行抽象概括，那么按照現代化道路的現有實踐，歐美現代化的道路就具有普世性和普遍意義，可能其他所有國家都需要照搬歐美模式，才能實現現代化。但是，如果將現代社會的特征抽象出來，按照現代性的標準，很多國家根據自身特點同樣能夠走上現代化道路，實現現代化。現代化為我們展示的是具體的實踐方法，而現代性則是提供抽象的價值標準。
（二）現代化作為中國道路發展內涵的確定與嬗變
從目的來看，中國道路就是中國實現發展，追求現代化的道路。對這一道路的認識，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存在著實現方法的爭論，但是在目的上，從沒出現過動搖。
鴉片戰爭開啟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也開啟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當西方國家以“船堅炮利”的外在形式出現在國人眼里時，學者們就開始探討現代的內涵和現代化道路的問題。最初的國人對現代化的認識僅僅停留在器物層面，所以滿清王朝僅僅想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后來，對西方現代化的認識進入到政治層面，這時變法、維新、立憲等思想就開始出現。五四運動之前的現代化思想，更多的是對于西方現代化的外在形式的學習，照葫蘆畫瓢而已。到了五四運動時期，將西方現代化的屬性直接總結為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五四運動之后，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現代化的認識更為清晰，對現代化內涵的認識已經突破科學技術和政治制度層面，經濟思想、文化價值也進入到現代化研究的范疇之中;實踐上，根據理論的不同觀點，也開始了對不同的現代化道路的實踐嘗試。這一時期，各種思想涌現，各種實踐活動層出不窮，代表性的有陳獨秀、李大釗的社會主義思潮、晏陽初、陶行知的鄉村平民教育運動等等。1933年《申報月刊》將“現代化”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的詞語開始使用，關于中國走向現代化道路的話語方式就已經固定下來。此后，對于中國追求現代化道路的認識已經成為定論。〔7〕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將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作為中國道路的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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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斷探索、勇于創新、一步步走出來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是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選擇的結果，是符合我國實際的正確道路。沒有中國道路，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成功，也不會有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堅持中國道路，不僅有利于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且對世界其他國家乃至全世界的發展都具有積極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 〔1 〕10他強調指出，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堅持走中國道路，“這是一條通往復興夢想的康莊大道、人間正道” 〔1 〕11。中國的歷史表明，社會主義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中國的實踐證明，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和穩定中國。中國道路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團結奮進勝利的旗幟，規定了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方向，而且對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具有借鑒作用。同時，中國道路對維護整個世界和平、促進人類共同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一、中國道路的豐富內涵
中國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結合中國國情探索出來的發展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開創的特色發展道路，是共產黨人尋找到的適合像中國這樣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它既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要求，又符合中國不同時期的具體國情，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斷發展的重要成果。黨的十八大概括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科學內涵：“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2 〕這一科學概括包含了豐富內容，需要我們深刻領會。
中國道路的內容可概括為四個方面，即“一個主體領導、一個基本路線、一個制度依托、一個總體布局” 〔3 〕。“一個主體領導”就是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核心地位，因為中國共產黨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利益的捍衛者，它能夠把握歷史發展的方向，能夠帶領全國人民戰勝困難、走向富強，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發展中國。“一個基本路線”就是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簡稱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策。“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既是中國道路的根本目標，又是我們取得勝利的制度保障。中國道路是以經濟建設為重點從而促進我國社會各個方面協調發展的道路體系，呈現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總體布局。總之，我們黨為實現中國夢規劃好了路線，設置好了棋局，制定好了策略。
中國道路既涉及道路問題，又涉及理論體系和制度保證問題，是理論指導、制度建設、實踐過程的有機統一。中國道路“特”就特在我們黨能夠不斷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同時又能夠不斷開拓創新上；“特”就特在能夠把實踐、理論、制度緊密地結合起來，把三者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特”就特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統籌兼顧，五位一體；“特”就特在把追求國家整體和人民個體利益統一起來。
中國道路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共性和中國特色個性的統一。從本質上講，中國道路不是其他什么主義，而是科學社會主義。它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原則，堅持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根本目的是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需要，堅持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并通過社會主義高度發展最終實現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從形式上講，中國道路凸顯了“中國特色”的個性，既沒有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也沒有照搬西方國家的發展道路，而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它既抓住經濟建設這個重點不放松，又統籌政治、文化、社會、環境一盤棋；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堅持改革開放；既堅持立足中國，又堅持面向世界；既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述的機械應用，也不是對別國發展模式的全盤接納，而是自我探索、不斷創新的結果。中國道路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普遍原則與中國實際國情的有機統一。
二、中國道路的形成
中國道路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地下冒出來的，是我們黨艱苦奮斗、精心探索，一步一步走出來的，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結果，是中國人民選擇的結果。它醞釀于第一代領導集體的精心探索，開創于第二代領導集體大膽改革開放，發展成熟于20世紀末以來黨帶領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
中國道路醞釀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精心探索。從理論上講，在中國道路的艱苦探索過程中，我們黨首先選擇了正確的指導思想，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重要地位。為了避免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生搬硬套，毛澤東專門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命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提供了基本條件。從政治上講，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實際出發，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經過艱苦斗爭，趕走了帝國主義，推翻了封建專制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通過民主制度建設，實行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制定了正確的政黨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通過了第一部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指明了發展方向。從經濟上講，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并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集中發展重工業，相應地發展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和商業，為國家建立了一整套制度、體制、管理方法等，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物質和制度基礎。但由于我們急于求成，加上主觀認識不足，把蘇聯模式神圣化，犯了如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反右斗爭擴大化、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等錯誤，嚴重阻礙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證明，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內化為中國特色的理論，使之民族化、時代化、方法化、具體化，我們的革命和建設才能成功，否則，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或者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革命和建設都會遭受挫折。第一代領導集體精心探索所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以及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挫折教訓，都為中國道路的繼續向前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道路開創于改革開放時期。20世紀70年代，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上，美蘇兩極格局逐漸形成，要和平、求發展成為世界潮流。國內結束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百廢待興，中國該向何處去、“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務。我們黨通過批判“兩個凡是”錯誤方針和展開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兩大措施，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結束了認為階級矛盾是我國國內主要矛盾的錯誤，果斷地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為了強調中國發展的特殊性，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上提出重大命題，即“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4 〕。從此，“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面旗幟成為引領我們開拓前進的偉大旗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此成為我們黨和國家全部工作的主題。我們黨在探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道路中，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問題，先后歸納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不是社會主義、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不是社會主義等“十個”不是社會主義，通過排除法厘清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明確了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因此，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我們黨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征程，開創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到20世紀末，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大幅提高，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影響力空前加強，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中國道路創造了世界發展的奇跡，“中國道路”或可稱為“中國模式”正在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中國道路發展成熟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中。20世紀末，國際形勢風云變幻，社會主義遭受嚴重挫折，同時我國國內也發生了嚴重的政治風波。面對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我們黨從容應對，粉碎了資本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陰謀，捍衛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黨總結前蘇聯解體的教訓，十分注重黨建工作，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推進理論創新，創立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時，狠抓“發展”這個第一要務，制定科教興國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為主線，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開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征程。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對中國道路一以貫之地堅持和拓展，對這條道路的論述實現了三個方面的創新：擴展了總體布局，增加了生態文明建設，把原來的“四位一體”發展為“五位一體”；補充了人的全面發展的內容，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總結了臺階式發展、逐步達到共同富裕的經驗。我們黨還特別論述了中國道路的厚重歷史底蘊，明確告訴世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誰也改變不了，中國會堅定不移地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中國會毫不動搖地沿著這條道路繼續前進。
中國道路是實現中國夢的基本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承載著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著無數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著億萬人民的奮斗和犧牲，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是發展中國、穩定中國的必由之路” 〔5 〕。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發展道路符合黨心民心，是完全正確的；堅持中國道路符合國情民意，順應時代潮流，是非常正確的。只有毫不動搖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越來越突出；只有毫不動搖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兩個百年”的奮斗目標才能最終實現。
三、中國道路的國內價值
中國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艱苦探索的結果，是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的道路。這條道路的成功，彰顯了它的國內價值。
首先，沒有中國道路，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成功。1840年鴉片戰爭徹底粉碎了中國清王朝的“天朝上國”之夢，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使中國日益衰落、山河破碎、國土淪喪，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無數仁人志士為了挽救民族危亡，進行了不懈努力，無論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斗爭，還是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斗爭，都不同程度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專制統治，但是都沒能改變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中國人民依然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革命斗爭的結果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憲政民主”、多黨制等不適合中國。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中國的先進分子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威力，馬克思主義化了的中國工人運動領導者成為中國人民的堅強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人為中國民主革命不僅找到了出路，而且經過艱苦的實踐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通過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公有制經濟占據國民經濟的絕大多數；通過民主政治建設，制定了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立了適合中國的國體和政體，順利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任務，成功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可見，只有中國特色的道路才能挽救中國。
其次，沒有中國道路，就不會有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只有這個國家的發展實情能夠證明一切。從1956年開始，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時期，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提出以蘇為鑒，探索適合中國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出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主張中國的工業化必須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以農輕重為序，走工農業并舉的道路，積極發展對外關系等，雖然發展中曾出現“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是從總體來看，我們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無論在經濟、軍事上，還是在科技、外交上都取得了重大勝利。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使得中國經濟迅速騰飛，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國際地位越來越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向世人證明，這條道路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是富有生命力的，中國人民不僅富起來了，而且強起來了。
再次，中國道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制度的誕生，為中華民族找到了正確道路，即中國必須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新起點，也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前提和基礎。一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要求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人類社會是一個由低級到高級不斷向前發展的過程，社會主義社會代替資本主義社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因此，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二是中國國情決定了我們只能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中國歷史決定的，是中國各族人民選擇的。不論過去還是將來，我們都應該堅持這條中國道路。只有堅持這條道路，才能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才能解決各種社會矛盾，才能進一步提高綜合國力，才能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也才能證明社會主義是優越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人類最理想的社會。中國道路為黨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凝聚各種愛國力量、一心一意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樹立了一面鮮明的旗幟，成為社會主義事業開拓前進的指路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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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框 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教學目標?
知識方面
知道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和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能力方面
通過教學，培養學生歸納整理歷史史實，從而得出正確結論的應用能力和透過歷史現象認識事物本質的抽象概括能力。
思想覺悟方面
通過教學對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使學生樹立社會主義理想，增強社會主義信念。
教學方法
本節主要采用學生討論歸納為主的方法。
重點難點
1、重點
近代中國人民救國的奮斗歷程，既是教學的重點，也是教學的難點。
2、難點
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統治者相互勾結，使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問題是教學的難點。
教學過程?設計
第六框 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一、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
學生自讀課本
學生討論以下幾個問題
1、找出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為什么會這樣？
2、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
3、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現狀如何？
（因為學生已學過歷史，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現狀已有一定的了解）
教師總結：
如果沒有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也會象其它資本主義國家一樣，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社會的扭曲發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這種社會制度下，廣大人民，過著饑寒交迫和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人民急切盼望改變這種社會現狀。
二、舊民主主義革命沒能完成救國的歷史使命
學生自讀課本
學生思考討論以下幾個問題
1、近代革命志士進行的救國探索有哪些？結果怎樣？
2、以上探索說明了什么問題？為什么？
教師歸納總結
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是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決定的。帝國主義不允許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封建勢力頑固而強大，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沒有能力領導民主革命趨向勝利。
小結：
通過本節課的教學，我們知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試圖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方式，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現狀是不可能的，要改變中國的社會現狀，只能用新的革命方式，就是中國共產黨領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從而有力地證明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道理。這就是我們下節課要講的內容。
板書設計?：
第六框 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效果檢測與矯正：
為什么說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教學札記：
中國道路道路字篇六
;摘 要: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是主觀抉擇與客觀條件的內在統一所規定,具有特定的世界歷史場景、國際關系背景、國際共運背景和中國歷史背景,因此這條道路有著歷史的必然性和不可動搖性。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不但要知道這一道路抉擇的原點背景,而且要研究之后和當前新背景即條件的變化,才能看到發展,深刻理解和平發展的要義,也才能明了這一道路是否具有可持續性。
關鍵詞:中國;和平發展;歷史場景
作者簡介:曹泳鑫,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上海 200235)
我們現在已經生活在21世紀,但中國的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道路的抉擇卻是在20世紀。正如研究20世紀的中國革命不可能脫離對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的研究一樣,研究中國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道路也必須首先考察其開辟這條道路的歷史場景。回到最初的以及過程當中的國際國內實際氛圍去認識發生的一切,我們會發現,中國國內的變革,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而國際上也發生著變革,世界歷史也有了新的進程。中國選擇走和平、合作、發展的改革開放道路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英明決策,也有著大的歷史和現實場景的基本規定,這條道路有著歷史的必然性。正因如此,中國和平發展道路有著不可動搖性。
一、中國選擇和平發展道路的世界歷史場景
然而,無可否認的是,隨后擴張到世界的現代國際關系體系是以西歐體系為基準發展起來的,現代國際關系所包含的主權概念、外交習慣(包括談判方式)、國際法、自由貿易邏輯大都起源于西歐國際體系。以主權國家為特征的現代國際體系要到歐洲的中世紀去追本溯源。在西歐國際體系下確立的崇尚主權國家平等原則的國際關系觀,在亞洲、非洲當時的國際社會里卻不存在。在歐洲向世界的殖民主義擴張所形成的國際殖民體系中,主權原則只適用于大國列強。可以說,西歐國際體系的擴展是以整個殖民地諸地域的犧牲為前提的,它向全世界擴張首先形成的是全球殖民體系。
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后掀起的全球范圍的民族解放運動,最終沖垮了殖民體系。新興國家的首要目標,就是從殖民體系下被奴役的客體上升為自主獨立的主體,爭得平等參與國際社會的主權地位。為維護國家獨立和平等,新獨立國家積極援用近代國際法,紛紛主張民族自決、禁止外國干涉、擁有對本國天然資源的主權。聯合國憲章則是對這種主權原則的確認、維護和發展。20世紀殖民關系的徹底消失和主權國家體系的全球化發展,無疑是世界政治的最重大進步。雖然調整主權國家國際關系的國際制度和外交思想發端于西歐國際關系體系,但隨著當今整個國際體系的重大變化,國際制度和外交思想的原則也在變化。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顯著的變化是出現了對戰爭合法化的普遍否定和對民族自決權的認可。當然,新的變化還在繼續。而且由于制約國際關系的生產力、經濟等因素的作用加強,同樣已經出現對國家地位、民族自決原則、國家獨立主權的挑戰。
總之,20世紀主權國家林立于世界,并且有不斷增多的趨勢。聯合國等一系列合作性的國際組織都是建立在主權國家基礎之上,同時也是對民族國家的主權地位的有效保障。這就可以說明,20世紀國際關系體系發生變化的特點就是主權國家體系的全球化發展。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政治會增添很多新內容,解決問題的方式和方法也在變化。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傳統的政治觀念應該隨著形勢的發展而發展,而不是讓新的國際環境去適應思想老套。然而觀念的惰性往往比觀念的發展更為突出。民族國家最早脫胎于歐洲中世紀的宗教社會,雖然在國家關系的歷史上,宗教十字軍討伐式的陰影在淡化,但國家關系中的意識形態色彩依然很濃。19世紀有過東西文化的劇烈碰撞,20世紀的冷戰格局是因意識形態而劃分為兩極體系。信息科技的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客觀現實,在瓦解著兩極體系。這些特征說明,對于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在戰爭和冷戰氛圍下形成的革命外交路線結束的條件已逐漸成熟和明朗,世界歷史進程的推動已讓國際關系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生存和發展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也已經發生了新變化,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競爭所要求的科技和國內生產力的加速發展迫在眉睫,為此,一系列變革勢在必行,包括國際戰略調整在內的改革舉措及其改革時代就因此到來了。
(二)求發展成為新時代主權國家之間競爭的主題
在主權國家體系新的擴展進程中,主權國家的制度模式已不再局限于歐洲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模式,出現了不同的民族國家類型和發展模式,其中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等新型主權國家。新獨立國家具有共同的反映主權時代特征的目標追求,一般來說,這些共同的目標追求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以現代主權原則為基礎建立具有獨立主權的現代民族國家;二是在國際上維護和確保自己的國家安全;三是追求以現代化為目標的國家富強。這三個方面的戰略目標也必然反映在所有新獨立國家的外交思想中,但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圍繞這些方面會有不同的認識、解釋,制訂出不同的外交戰略。一般來說,前兩個目標的國際關系大環境在殖民體系瓦解后有了根本改觀,聯合國憲章等國際關系規則也提供了一定的保障(雖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長期存在),但第三個目標,也就是國家富強的現代化追求,卻并非隨著民族獨立而自然而然地順利實現;相反,其環境卻變得嚴峻,道路曲折艱難。盡管現代化有著不同的模式和價值導向,但在解決了獨立主權之后,經濟增長和國力發展已開始成為國家追求的首要目標。因為它既關系到國內政治和社會的穩定即內部安全問題,也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國際地位和國際交往環境能否改善即國際安全問題。
在主權國家體制下,傳統的大國在世界范圍內爭奪資源的方式也發生了改變,各種新的國際戰略和發展理念也開始呈現,暴力政治逐漸被和平政治所代替。雖然政治自由主義在跨越主權問題上可能久攻不下,但此時的經濟自由主義卻在向主權發起新的一輪猛攻。經濟依賴關系成為人們的普遍關注和被普遍思考和利用的良機,國家戰略更多地圍繞它而生成和變化。
總之,世界歷史進程到20世紀后期的國際社會狀況是,生存競爭主題發生變化,武力爭奪逐漸被新的資源爭奪形式所代替。在殖民體系崩潰后以及為民族獨立而進行的斗爭基本結束之后,求發展成為新時代主權國家之間競爭的主題,它直接或間接地成為影響國家主權穩固性和國家安全性的關鍵因素。而發展的根本性動力依然來自于新的科技革命及其引發的生產力飛躍發展。科技革命使得新生的民族國家有了飛躍發展的歷史機遇,也使之面臨被邊緣化的巨大風險。如何解決好生存和發展問題,是新的世界歷史時代所賦予的嚴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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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國共產黨、中國道路和中國夢三者是辯證統一的，相互聯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道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道路的開拓者和領路人；不走中國道路，就無法實現中國夢，中國道路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與現實選擇；能不能實現中國夢，關鍵取決于中國共產黨，中國夢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和不渝追求。正確認識三者之間的關系，對于我們堅持黨的領導，找準歷史方位，明確奮斗目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中國道路；中國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成立90多年來，帶領中國人民先后完成和推進了三件大事：徹底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無愧于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的光榮稱號。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報告中進一步科學地闡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出了“道路自信”的重大命題，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大型展覽“復興之路”時明確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道路決定命運，實現中國夢，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他再次強調，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中國波瀾壯闊的近現代史昭示我們：中國共產黨、中國道路、中國夢三者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共同構成一個有機整體。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領導核心，中國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選擇，中國夢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堅定不移地走中國道路；只有堅定不移地走中國道路，才能真正實現中國夢；只有實現了中國夢，中華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確認識三者之間的關系，對于我們堅持黨的領導，找準歷史方位，明確奮斗目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中國共產黨：中國道路的開拓者和領路人
政黨是一定階級、階層的政治組織，始終代表著一定階級、階層的根本利益。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的黨。這一性質從根本上決定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始終站在時代前列，永葆先進性，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本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以改革、發展和創新精神，帶領人民不斷開拓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新局面；必須順應歷史潮流，把握時代規律，勇挑歷史重擔，主動抓住機遇，為國家謀富強、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
1. 中國共產黨的階級性決定了其必須成為中國道路的開拓者和領路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一性質決定著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準確把握歷史脈搏，堅定站在時代潮頭，積極順應社會要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艱苦奮斗、銳意改革，積極引領社會發展和進步。事實證明，正是因為做到了這一點，我們黨才能夠始終保持先進性，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及時改正缺點錯誤，最終探索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真正找到了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民族復興的正確道路。
新中國成立后，為集中精力恢復國民經濟，繼續完成民主革命遺留的歷史任務，改變國家貧窮落后的面貌，實現人民幸福、民族振興，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團結和帶領廣大人民群眾，提出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制定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將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在經濟方面，消滅了剝削制度，建立起了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政治方面，廣大勞動人民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確立起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在文化方面，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走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初步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積累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為中國道路的開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文革”結束后，為破除陳舊落后思想的束縛，改變經濟發展停滯的狀況，恢復社會生產力，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發展社會主義，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積極進行撥亂反正，全面糾正“左”傾錯誤，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通過總結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借鑒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我們黨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從而吹響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號角。
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我們黨緊緊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逐漸認清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正確地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建立和完善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了新的科學水平，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
2. 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決定了其能夠成為中國道路的開拓者和領路人。先進性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特征和本質屬性，是中國共產黨存在和發展的基本依據，是中國共產黨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我們黨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開拓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承擔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適應時代和實踐發展的要求，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永葆與時俱進的品質，以巨大的政治勇氣、理論勇氣、實踐勇氣，在不斷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及時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的理論問題，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正確回答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明確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創造性地回答了“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這個關系中國未來前途和命運的重大戰略問題，著力推進科學發展，全面促進社會和諧，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得以形成，成功地開辟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不斷豐富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
中國道路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實事求是，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通過艱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而最終開拓出來的。沿著這條道路，我們黨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立足國情、放眼世界、注重實干、力戒空談、統攬全局、協調各方，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我國連續30多年保持了近10%的經濟增長率，是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率的3倍多，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全球貿易規模躍居世界第一，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對外投資大幅增長，綜合國力大幅提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增長了30多倍，農村貧困人口從2.5億減至1400多萬，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了13億人的吃飯問題，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超過70%的貢獻。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拓，離不開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蒸蒸日上。
二、中國道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和現實選擇
道路問題至關重要，道路決定命運。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第一位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正確的道路選擇，民族復興就會有希望，國家富強就能順利實現，人民幸福就能得到保障；錯誤的道路選擇，民族復興就可能成為泡影，國家富強就可能夭折，人民幸福就可能是一句空話。因此，要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勝利，就必須解決道路問題。歸根結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就是解決道路問題的過程，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深化認識和做出正確選擇的過程。
十八大報告第二部分以“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為題，全面闡述了道路問題，明確指出：“道路關乎黨的命脈，關乎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幸福。”[1]這一關于道路問題的最新論斷，是我們黨對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探索、開創、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驗總結，標志著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問題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階段，對于澄清一些錯誤的思想認識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我們選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以實現中國夢為最終目標的。中國夢是我們最終的價值訴求。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離開了中國道路，中國夢只能成為“白日夢”。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與現實選擇。
1. 中國道路是被歷史證明了的實現中國夢的唯一正確道路。近代以來，為尋求民族自強和復興，實現國家獨立和人民解放，一批又一批的中國人前赴后繼，進行著艱辛的探索和實踐。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地主階級抵抗派，主張抵抗西方列強的侵略，“師夷長技以制夷”，向西方尋求救國御侮之道；以曾國藩、李鴻章為代表的地主階級洋務派，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辦洋務、開西學，向西方尋求“自強”、“求富”之道；以洪秀全、洪仁玕為代表的農民階級，主張實行絕對平均主義，建立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效仿西方，發展資本主義；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主張向西方學習，變法維新，救亡圖存，開議院，興民權，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以孫中山、黃興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主張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結束封建帝制，倡導三民主義，實行五權分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然而“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2]1470歷史證明，由于不了解中國的國情，脫離實際，沒有科學的理論指導，未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和要求，他們的探索和實踐最終都以失敗告終，沒能找到一條實現中國夢的正確道路，沒能從根本上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2]1471十月革命后，一大批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開始自覺接受和宣傳馬列主義，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走自己的路，積極探索爭取民族獨立，實現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經過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最終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選擇，是人民的選擇。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實現國家統一、人民解放、民族獨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才能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民族復興。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完全正確的。在當代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是實現中國夢的唯一正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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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是企業的無形資產，擁有著名的品牌就等于在市場競爭中于掌握了強有力的工具。我國企業品牌建設經歷了品牌意識啟蒙時期，品牌創建時期，品牌競爭時期和品牌國際化時期四個階段。我國企業在實施品牌國際化的過程中可采用直接進入模式，并購模式和自主品牌與oem相結合的模式。
“品牌是一種名稱、術語、標記、符號或設計，或是它們的組合運用，其目的是借以辨認某個銷售者或某群銷售者的產品和服務，并使之與競爭對手的產品和服務區別開來。”[1]品牌在市場營銷中具有產品識別、產品保護、市場細分、市場控制和企業形象傳播的功能。品牌是企業的無形資產，擁有著名的品牌，就等于在市場競爭中于掌握了強有力的工具。世界500強企業憑借雄厚的資本，特別是強大的品牌競爭力，在我國市場上攻城掠地，迅速擴張，甚至控制和壟斷了國內某些行業。它們的強有力發展無一不向我國企業昭示了品牌的重要性。
當世界知名跨國公司大舉進軍我國，并大力實施本土化經營戰略之時，以海爾、長虹等為代表的國內知名企業也不甘示弱，逐漸形成了走向世界、爭創全球品牌的戰略意識，紛紛在觀念、生產、營銷、研發和資本等國際化方面邁出了實質性步伐。目前，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越來越多的我國本土品牌會更加注重國際化經營戰略，以參與世界競爭，與世界跨國公司一道紛爭國際市場，這是必然的趨勢。
（一）品牌意識啟蒙時期。
品牌意識啟蒙時期大致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以后到20世紀80年代末，也就是整個80年代。當時，我國正處于第一輪合資的高峰期，對我國企業來講，品牌是一個陌生的名詞，多半被理解為公司的名稱或產品商標。這一時期，由于熱衷于或者說急于與外國公司合資，加上企業的品牌意識薄弱，我國一些原本已具知名度的品牌被束之高閣，逐步淡出市場。
1980年5月，我國誕生了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此后外資以合資的形式源源不斷地進入我國。合資中，出于外方的要求，我國大量的品牌以商標使用權作價入股，結果紛紛被打入冷宮、逐出市場。這些品牌在合資企業中紛紛被洋品牌所取代。上海家化的“美加凈”被“莊臣”取代；“潘婷”、“海飛絲”、“飄柔”取代了“潔花”；北京牌電視機在與三星合資后隨即消失。
與此同時，為了生存，我國的許多企業不得不進行貼牌（oem）生產。珠江三角洲一帶聚集了大批的oem生產廠家。在這種模式下，中國企業賺的是加工勞務費，外國公司獲取的是高額的利潤。強烈的反差讓我國企業意識到品牌的價值，開始重視創建自己的品牌。
（二）品牌創建時期。
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我國企業進入創建品牌的時期。企業普遍認識到，只有創出自己的品牌，才能在與強勁外國公司的`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這一時期的品牌創建主要有這么幾件事。
1、企業形象（ci）設計。
廣東太陽神企業率先引入“企業形象設計”，建立了差異化的企業形象，獲得了巨大的傳播效果。由此引發了我國企業的“cis熱潮”。1990年，青島海爾集團導入cis，商標從原來的“利勃海爾”演變為“海爾”；1993年，再次修改cis，以“haier”作為商標標志，并提出“真誠到永遠”的經營與服務理念。
2、社會活動造勢。
1991年，我國舉辦了第一屆由消費者投票決定的“中國馳名商標”的評選活動；1992年，國家內貿部、經貿委和電子工業部等機構聯合舉辦“全國暢銷國產商品展銷會”，評選“金橋獎”。此后，各種關于名牌、品牌、商標的評選活動有增無減。
3、政府主導名牌工程。
90年代以來從中央到省市各級政府紛紛實施品牌戰略，以品牌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
4、老字號品牌再造。
中華老字號企業歷史悠久、口碑甚佳，當時在市場競爭中卻因經營手法陳舊、管理落后，曾一度黯然失色。90年代以來，老字號企業經營者們改變經營理念、運用現代化的管理理論，使老字號企業重現生機。“全聚德”在這一方面是一個成功的例證。
（三）品牌競爭時期。
隨著我國經濟的加速發展，賣方市場出現，市場競爭加劇。1995年開始，我國企業進入了品牌競爭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價格戰、廣告戰和服務戰此起彼伏。
在與國外品牌的競爭中，我國企業逐步學到了品牌管理的國際經驗，并伺機反攻。1996年，長虹集團發動價格戰將松下、索尼等日本品牌從市場領先者的交椅上拉了下來。其他行業的價格戰也頻頻發生。格蘭仕多次發起微波爐的價格戰，手機、電腦市場的價格戰更是俯首即拾。
1995年起，中央電視臺每年都要對其黃金廣告時間進行公開招標，中標者稱為“標王”。孔府家酒、秦池酒、愛多vcd等都幾任“標王”，并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由此可見我國企業廣告戰的一斑。2006年的黃金廣告時間該稱為“黃金資源”，把世界杯等重大賽事的廣告時斷也納入招標范圍。
同時，很多企業已意識到，單靠價格、廣告、促銷和質量已不足以吸引和保持顧客，只有為顧客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務，才能在品牌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海爾的“星級服務”、榮事達的“紅地毯服務”、tcl電腦的“星光使者服務”等都在消費者心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品牌國際化時期。
進入新世紀，我國一些優秀企業紛紛提出品牌國際化的戰略。我國企業品牌建設進入國際化階段。
這一時期這些企業的實力已經壯大，具備了在全球化環境下做大做強自主品牌的條件。為適應國際化的發展需要，許多企業都創建使英語國際發展的品牌名稱。聯想將原來的“legend”改為“lenovo”，取“創新的聯想”之意，同時也是因為“legend”在許多國家遭遇搶注；廈新也以簡潔明快的“amoi”代替了原來的“amoisonic”。
海爾、tcl等企業紛紛打入國際市場。tcl收購了德國的斯耐德（schneider），海爾則是在海外投資設廠，格蘭仕則仍然孜孜不倦地從事oem生產，強調“格蘭仕制造”。
（一）市場的選擇。
從進入什么國家和地區的角度看，我國企業有三種模式可供選擇：
第一種模式是先進入不發達國家，然后進中等發達國家，最后進發達國家。這種模式的優點是市場容易進入，不發達國家都比較小，經濟水平較低，因而建立品牌形象和信譽的投資比較少，還有優惠政策。這種先易后難的模式可以為公司在國際市場上建立品牌信譽提供直接的操作經驗。
第二種模式是先主攻發達國家市場，再轉向其他國家市場。攻下發達國家，在他們那里樹立起品牌信譽和形象，品牌經受了最嚴格的考驗和進步，成為國際性品牌。再到中等發達國家或不發達國家市場，會被全球市場所接受。我國目前只有海爾、春蘭等少數大型家電企業采取了這種模式。海爾認為，在主攻美國市場獲得成功時，再進入歐洲、日本市場，對其成功極有幫助。春蘭最先在美國、日本、法國和新加坡等國設立了十家海外分公司，到現在陸續形成了歐洲、美洲、中東、東南亞和東亞等五大經營區域，產品遍布世界84個國家和地區。
第三種模式是中間路線模式。中間路線模式試圖取先易后難和先難后易模式各自的優點，同時想避開他們的缺點。先進人中等國家市場，積累在異國他鄉建立品牌信譽和形象的經驗，積累更多的資本實力和營銷經驗，以期向發達國家進軍。因此，這對有實力但又不夠強大的企業，是一條可取之路。
（二） 品牌國際化模式的選擇。
從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模式看，我國企業也有三種模式可供選擇：直接進入模式、并購模式和自主品牌與oem相結合的模式。
美國的零售商認為，他們一直在尋找適當價格的良好產品吸引消費者來購物，如果中國的企業能提供這樣的產品，他們將會考慮銷售中國品牌產品。[4]在品牌的國際化運作上，海爾采用的是直接進入模式，采取了直接出口海爾品牌的產品和在國外直接開設工廠相結合的形式。
上海廣電集團（sva）是另一個采用這一模式的企業。在國內，上海廣電集團以一步一個腳印的方式在國外的兩三年間逐步進入美國市場。上海廣電從生產傳統的彩色電視機轉型為關注于高端等離子電視機、平板顯示器和dlp投影電視機的領先電子集團。上海廣電是一個以低成本大規模生產高質量產品的企業，其年銷售收入達40億美元。當時在海外，它的營銷技能能否奏效，上海廣電并不能肯定。
在進入美國市場時，上海廣電做出了幾個重大的選擇。
首先，它決定在分銷上主要依靠提供促銷和服務幫助的當地經銷商，如ingram micro和d&h分銷公司。與當地經銷商的合作使上海廣電有機會和時間去了解美國市場，以便營造自己在當地市場的營銷能力。盡管上海廣電在美國直接銷售其產品，但它也意識到要進入象沃爾瑪這樣的大型零售企業，需要符合一定的物流、服務和促銷標準。
其次，上海廣電在行業促銷活動上與經銷商進行合作，包括參加行業大會，而不是花錢建立品牌認知度。中小經銷商認為，上海廣電提供的低成本產品使得他們能夠與大型零售商競爭。
第三，上海廣電決定避開低端彩電市場。因為在這個市場上充滿了中國企業貼牌生產的產品，競爭十分激烈。上海廣電選擇了高端的等離子和平板電視機和顯示器。這些產品的銷售增長迅速，并且與其他中國產品競爭的機會較少。它想自己被看成是地價高質的企業，其產品價格定在低于日本和韓國同類產品但又高于僅以低價取勝的產品之上的價位。
最后，盡管許多中國企業不承認了解美國市場的重要性，但上海廣電從一開始就決定采用美國團隊來經營其美國業務。此外，他們還聘用了索尼的前生產經理來控制生產質量，并與國際企業合作以改進其產品設計。
并購（m&a）是進入國際市場的另一有效策略。被收購的目標企業應具有有價值的資產，如品牌、顧客群、技術或者渠道。收購方可以先將被收購企業的生產轉移到中國，并保持原來的品牌和渠道，然后，逐步實施共同品牌以建立中國品牌在當地消費者心中的認知與形象。一旦這種形象和認知有了堅實的基礎，再把原來的品牌淡出市場。
tcl使這一策略采用和實施。2002年9月，tcl收購了德國的電視機制造企業斯耐德電子（schneider electronics）以期進入歐洲市場。tcl的收購包括斯耐德的工廠、連鎖店分銷網絡、特級市場（hypermarkets）、目錄郵購和一系列品牌的商標權。tcl雇用了一個專業團隊來了解和掌握當地市場和銷售網絡。tcl的此舉主要思想繞過歐洲國家的進口配額，在歐洲銷售tcl品牌的產品。tcl品牌的產品已經在澳大利亞、中東、南非、俄羅斯和東南亞一帶銷售。一旦這一策略實施成功，有朝一日，tcl品牌的產品將在歐洲銷售。
格蘭仕在進入國際市場時采取了與海爾和tcl不同的戰略。格蘭仕是1978年成立的一家紡織企業，當時只有200多員工。1992年，它開始生產微波爐，并很快就進行oem貼牌生產，目標是降低生產成本，但在中國還沒有投資設廠的外國企業。目前，格蘭實施世界最大的微波爐生產企業，其產品的世界占有率達30%，國內占有率達70%。格蘭仕擁有80多份oem合同，60%的收入來自oem生產。
在品牌國際化的策略上，它采用的是自主品牌與貼牌生產相配合的模式。格蘭仕的企業定位是全球名牌家電生產制造中心。給國際知名品牌做貼牌生產正是這一定位的具體體現。格蘭仕的自主品牌曾在阿根廷具有超過70%的市場占有率，但因此遭到了反壟斷的問題。于是，格蘭仕決定收縮自主品牌的在國外的占有率，通過oem方式以提高產品的市場占有率來曲線占領市場。但是這種策略的最終目的還是要過渡到用格蘭仕品牌生產的目的。
品牌的國際化越來越受到我國企業的重視。品牌國際化是應對全球化競爭的必由之路。與世界名牌相比，中國品牌不論在品牌價值、經營規模、世界市場占有率還是技術水平上都有相當差距。中國第一品牌海爾的價值僅530億元人民幣，而世界第一品牌可口可樂則值704.5億美元。創國際化品牌與綜合國力和整體國民素質的提高、生產技術的改進具有密切聯系，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只要中國企業適時適當地運用好國際化的品牌戰略，就一定能創出我們自己的世界名牌。
[1]菲利普科特勒。營銷管理：分析、計劃、執行與控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2]盧泰宏。建構中國品牌管理平臺[j]。品牌，2001（8）。
[3]宋永高。中國品牌國際化的市揚選擇模式[j]。商業研究，2003（13）。
[4]gao， paul and jonathan r。 woetzel， “can chinese brands make it abroad？”， mckinsey quarterly， 2003 special edition： global direction。
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九
;關鍵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新型合作化 股份公司 農民股東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迅速發展，2004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達136515億元，比上年增長9.5%[2]，其中，農業生產總值20774億元，比上年增長6.3%[3]。農村經濟的增長無疑是全國經濟以如此快的速度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從1978年開始，農村逐步廢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制，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促使瀕臨崩潰的農村經濟得到恢復，并得到一大程度的發展。農村絕對貧困基本被消除，農民的溫飽問題基本得到解決，擺在農村和農民面前的主要問題變成了發展問題。在這種形勢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暴露了它自身的弊端，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一、形勢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凸顯的問題
1.農村經濟難以得到跨越式的發展，農民增產不增收，生產積極性重新下降，土地拋荒嚴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最初目的是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拯救瀕臨崩潰的農村經濟，但發展經濟僅僅有積極性是不夠的[4]，生產積極性不能決定經濟的發展。所以當農民的溫飽問題得以解決，農村經濟得以恢復后，達到了最初目的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面對發展問題就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了。它不能引導農村經濟實現象城市經濟那樣的跨越式發展，農產品總產量是在逐年增加，可農民的收入卻沒有按人們的美好愿望增加。國家扶貧基金會會長王郁昭2003年指出，當時中國農村人均收入500元（1.3元每天）以下的有1459萬，人均收入1000元（2.74元每天）以下的有3億1075萬人，人均收入1000~000元（2.74~5.8元每天）的有3億1079萬人，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重新下降。這使得農民沒有信心把精力放在土地上，“外出打工比種田要賺錢”已被大多數農民接受，并在快速地被實踐。農村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勞動力進入城市，農村土地拋荒問題越來越嚴重。我的家鄉湖北省恩施州因外出務工經商拋荒土地面積達8.62萬畝，占拋荒總面積的61.75%（全州有耕地面積262111千公頃）[5]。恩施還是一個偏僻的土家族、苗族聚居區，農民的土地觀念非常濃厚，這個州的土地拋荒不會是全國最嚴重的地區。截止1996年底，全國非農業建設閑置耕地941633畝，有些閑置達6年之久，其中55%的耕地已不能再恢復耕種[6]。90年代中期，世界銀行曾據衛星遙控指出，我國大陸耕地拋荒達10%左右[7]。
2.土地被分割成小塊，各自為“政”，不利于機械化水平的提高和新技術的推廣。高度機械化和高科技水平是農業現代化的兩個必要條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恰恰就造成了阻礙機械化水平提高的事實。我們一方面在農村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方面又要實現農業現代化，這種困難是可想而知的。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主要做法是在保持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的使用權按人口承包到戶。這樣，土地被分割成小塊，由于土地面積太小，農業機械無法進入田地，機械化水平不僅無法提高，甚至還有所下降。農民在自己承包的小塊土地是有權決定種什么，怎么種，這使得在同一塊土地上有可能同時生長著兩種或多種不適合在一起生長的農作物，在無形之中降低了作物產量。另外，由于不敢承擔奉賢，加上經營規模小，許多農民不愿或不能首先采用新品種和新技術，農業科學家辛辛苦苦研究出來的新品種和新技術很難很快獲得市場，中國農業實現高科技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3.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大量增加，給城市生活、社會穩定帶來不穩定因素。隨著國家對農村想城市人口流動的限制放松，農民在長期增產不增收的情況下，開始大量擁入城市，尋求收入的增加。這給城市正常的生活秩序、城市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給和城市環境保護造成嚴重沖擊。
大多數外出務工農民素質比較低下，專業技術水平有限，在就業形勢日趨緊張的情況下，很難找到適合他們又能賺錢的工作。賺錢夢想的破滅促使部分人走上犯罪道路，嚴重影響社會治安。
4.農村公益事業無人管，農民子女教育成為一個社會難題。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基礎設施，如鄉村公路、水庫、學校等都有集體負責管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后，“各人自掃屋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每個人都只關心與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對這樣的公益事業不大關心，更不愿為公益事業而犧牲個人利益。
對農民子女的教育也逐漸成為一個社會難題。農村學校條件落后是一個重要原因。另外，由于大量的農民外出務工，有的甚至是 “全家搬”，其子女是“走”是“留”，都對其教育有重要的影響。如果農民子女跟著他們的父母如城，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條件差，無學籍是農民工子女教育的障礙；如果農民子女留在農村，他們的成長缺少照顧，失去了父愛和母愛的呵護的他們極易受到他人唆使，為社會安定埋下隱患。
5.農村人才外流，基層腐敗嚴重，給農村村民自治蒙上一層陰影。當前農村外出務工人員以青壯年中的有文化的人為主，這些人在農村可以稱作“知識分子”，而相對于城市來說，是“半文盲”或是“科技盲”，從某種程度是說，這些人外出打工是一種資源浪費，使農村村民自治出現“朝中無人，國中無將”的局面。
??? 另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造成了事實上的小農經濟的普及，導致在思想意思形態上廣大農民小農思想的復蘇，每個人都只關心自己的事，以前的公社領導、對領導天天有人看著，現在的農村基層干部就沒有了民眾的監督，我想這應該是農村基層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農村應當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合作化，并不是一個新名詞，歷史上已經存在很多。1952年開始，人民政府開始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農村的合作化經歷了農業互助組，初級農業合作社，高級農業合作社等階段。從1958年起，全國開始推行人民公社體制，用了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全國就基本實現了農村人民公社化。中國農村合作化達到頂峰，只是事與愿違，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給中國農村經濟造成了很大損失，農民權益受到極大侵害。“合作化”成了中國農民心中的一塊傷疤，以致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后，大部分人都不再輕言合作化。但我們不能就此否定合作化，中國農村經濟的出路在于集體經濟[8]，而不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事實上的小農經濟。在新形勢下，農村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筆者的初步構想是：采用多種形式，或由國家投資，或由國家引導有實力的企業投資，或由農民自己參股籌資組建股份公司。股份公司從農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權（租用期應在農民承包土地的期限內），雇傭農民為其工作，農民享受工人待遇。公司作為獨立的法人，以它的所有資產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在有農民參股的公司中，農民股東[9]有權分紅并依據自己的資產對公司負有限責任。農田的耕種、業基礎設施的建設、農產品的銷售等事宜由公司統一決定，統一經營。
這里有兩點需要說明：第一，通過各種形式組建的股份公司是獨立的經濟組織，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之一。它不同于農村改革開放以前的農村合作組織，農村合作化時建立的各種農村合作組織（包括農業互助組，初級、高級社，人民公社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集體經濟所有制。這里組建的股份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實現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商品化，促進農村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它也不同于現階段的農村村民自治組織，他們的性質明顯不同，盡管目前的許多農村村民自治組織也兼有一些集體經濟組織的職能。
第二，以組建股份公司的形式實現農村新型合作化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不相抵觸。股份公司從農民手中租用的是土地的使用權，土地所有權還是集體所有，農村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的性質不會發生改變；股份公司租用農民的土地使用權的期限在農民承包土地的期限之內，股份公司不直接承包土地。這種合作化不會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相抵觸，或者可以說它只是克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弊端的一個并行的補充性措施。
三、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行性
1．國家經濟總體上飛速發展，國家經濟整體勢力增強，這是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經濟基礎。雖然近年來，農村經濟發展緩慢，但國家經濟整體上發展很快，全國經濟年增長率連續幾年都保持在9%左右，高于世界經濟的同期年增長率。2004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達136515億元。強大的經濟實力，使國家有能力直接投資，或引導有實力的企業投資，組建股份公司，也使國家有能力對目前的農村經濟或是發展以后的農村經濟實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以保證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
??? 共和國自成立以來，都是以發展工業為重點。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優先發展重工業。改革開放也是從沿海的工業城市開始的。長期以來，國家政策都是犧牲農民的利益滿足工業發展的需要，為了發展工業，農民做出的犧牲是巨大的。1953~1959年，從農向工轉移6000億元，1992年轉移1647億元[10]。現在，中國的工業已發展得比較壯大，并繼續保持著高速度的增長，2004年，全國工業總產值達72387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1.1%[11]。中國工業已經具備了反哺農業的能力。為了工業的發展，農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為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工業也應當做出它應有的貢獻。
2．農民土地觀念發生改變，這是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思想基礎。從公元前475年到1912年，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農本商末”的思想對人們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這主要表現在農民對土地的依賴上。歷史上封建王朝末期的農民起義都是土地兼并嚴重，農民失去土地引起的，每一個新建的封建王朝也都會抑制土地兼并，重新分配土地，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目標[12]。中國共產黨聯合農民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進行土地革命，使農民獲得土地。中國農民對土地的渴望程度和依賴程度是相當深的，這也是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民生產積極性重新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
??? 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性正在減弱，其土地觀發生了重大改變。促使這種改變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⑴ 民的溫飽問題得到解決，為了增加收入，農民不再把自己束縛在一畝三分田上，他們敢于離開土地到城市等發達的地方去闖蕩；⑵ 現代文明洗禮了農民陳舊腐爛的思想`，“農為本，商為末”的觀念消失，農民的思想觀念得以更新，土地是他們得以生活的一種途徑而不是唯一途徑；⑶ 農村出現大量的富余勞動力 ，每個家庭在保證耕種的勞動力之后，富余的勞動力都會外出打“副業”，一方面既不害怕外出掙不了錢（萬一這樣，可以回家吃老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證家里的現金支出，包括農業生產投資所需，子女教育費用，農業稅收等。
??? 農民對土地依賴的減弱為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掃除了障礙，它避免了股份公司從農民手中租不到土地使用權的尷尬局面，減少了股份公司在農村的組建和運行的阻力。
3.已形成比較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股份公司的經營方式得到社會認可。經過幾十年的改革，中國基本完成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商品化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大趨勢，自己自足的小農經濟是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只有讓農村經濟融入到市場經濟中來，實現農業生產商品化、社會化和規模化經營，農村經濟才可能得到跨越式的發展。
改革開放初期，出于對市場經濟的恐懼，絕大多數企業采用的是國家或集體完全控股，以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隨著改革的深入，股份制逐漸被接受，在國有企業中，國家或集體只是有效控股，并且國家也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鼓勵企業采用股份制。目前，國有企業的改革也主要是采用股份制形式，使國家由絕對控股變為有效控股，以有限的國有資產帶動大額資金的流轉，促進國有資產的增值。
??? 4.國家政策開始偏向農村，這是未來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靠保證。前面已經提到，中國工業已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它有能力反哺農業了。本著共同富裕的原則，國家政策開始偏向農村，工業反哺農業邁出了重要的一步。200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一號文件”，重點是增加農民的收入，這是既84年之后中央發布的又一個關于農村的“一號文件”。2005年1月30號，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村工作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見》，重點是提高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國家做出了取消農業特產稅，減免農業稅的重大決定，并推行種糧農民直接補貼，良種補貼，大型農機具購置補貼的政策，出臺了保護耕地，加大農業投入 ，嚴格控制農資價格和實行糧食最低價收購四項保護措施。另外，國家會加大對農村的資金投入，2004年，投入總量超過2000億元[13]，今后的投入力度還會加大。
四、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意義
??? 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僅對農村，而且對全國、全社會的發展都有重要的影響。
1.有效利用土地，有利于農村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加速共同富裕的實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一個重要的弊端就是把土地分割成小塊，影響了機械化水平和高科技水平的提高。股份公司從農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權，統一經營，有效地克服了這一缺點，能夠迅速提高農業生產的科技水平和機械化水平，提高農村生產力。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實行股份公司的經營方式之后，原來農田上無數的界溝、界碑將不復存在，一條不占面積的界線將會代替界溝、界碑的職能。這就能實現土地的有效利用，對于我們這樣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而言，這個措施的意義是重大的。另外，股份公司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它在農村的滲入必定會帶來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從而促進農村經濟乃至全國經濟的發展。當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很大，1990年城鄉收入差距比為2.84（以農村為1），2004年為3.2[14]。農村經濟的發展會逐漸減小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直至全國實現共同富裕。
2.有利于農村民主在的發展。膽怯農村民主在發展程度不高的原因有：a 農民收入不高，對政治沒有熱情，政治參與不積極；b 農村居民整體素質不高，人才外流，農村民主在發展缺乏人才；c 農村基層腐敗嚴重。
??? 新型合作化的實現會有效解決這三個問題。a 農民從股份公司不僅可以獲得出租土地使用權的收益而且作為雇工，也會有固定的收入，農民股東還可以在規定時期內分紅。工人待遇會使農民享受到一系列福利政策，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收入增加了，農民自會重視自己的政治權利，以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他們就會積極地參與到政治中去。b 在農村組建的股份公司不是封閉的，它和外面的世界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它能夠為農村中的有才能的人提供他們施展才華的空間，人才外流會得到有效遏制，農村民主政治發展中人才將不是個問題。c 農民政治參與的熱情高了，民主程度提高了，腐敗就無立足之地，更無生根之處。民主是腐敗的克星。
3.就近吸收農村富余勞動力，有利于社會穩定。股份公司除了需要雇傭耕種土地的人之外，還需要一大批管理、銷售、運輸等方面的人才，農村廉價的勞動力是公司的首選。農村再不用遠途跋涉去他鄉掙錢，或許他們也還會叫做“農民工”，但他們至少不再受歧視。收入增加了，穩定了，由于農民外出打工帶來的一些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4.有利于加速農村城鎮化建設。加快城鎮化建設，也是國家的一項重要的政策。中國現階段有農民9億多[15]，如果農村走上新型合作化道路，這9億多農民中的大部分將會演變成工人，盡管他們還從事這農業生產，但他們的本質已不再是農民，而是農業公司的工人。當農村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越來越多的人會聚居到一起，以享受基礎設施建設或方便生活（如買東西，就醫等），這樣，一條條村街就會發展成為一個個小城鎮。
農村、農業、農民是一個大問題，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沒有全國的現代化，沒有農村的發展就沒有全國的發展，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的小康。“三農”問題的解決要從制度上下手，改革生產關系中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環節。當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暴露出了一些問題，需要及時采取辦法，克服它自身的弊端，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失為好辦法之一。當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要繼續堅持，新型合作化只能作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并行的補充性的措施，它不能完全取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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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十
;2020年秋天，有兩件與中國工業企業密切相關的事情。
第一件，是在9月15日在上海召開的第22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簡稱工博會）。這是今年常態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全球首個線下舉辦的國家級工業展會——本次工博會以“智能、互聯，賦能產業新發展”為主題，會期5天，參展企業超過2000家，展覽規模24.5萬平方米，涵蓋從制造業基礎材料、關鍵零部件到先進制造裝備、整體解決方案的全產業鏈最新技術、產品和服務。
筆者親身參與了本次展會，最大的感觸是：現場觀眾人潮洶涌，而且大多都是有備而來的專業觀眾。讓人感覺即便是疫情期間、全球經濟風云詭譎的大環境下，中國的整個工業領域，依然表現出一派積極向上的求知欲和充滿希望的勃勃生機。
“犀牛智造”一經媒體報道，即得到了行業的極大關注：有人認為這僅僅是阿里套著“新制造”的外衣，繼續拓展自身業務的外延；
也有人認為，“這能夠徹底改變紡織業，讓made in internet成為現實”。
在筆者看來，這兩種非黑即白的判斷都稍顯主觀：僅憑一個不成熟的平臺和樣板工廠，就“徹底改變”某一個行業顯然過分樂觀，但是通過猜度阿里的意圖來證明其價值，也稍顯狹隘。
中國工業在近些年取得的發展成績，獲得了全世界的認可：不僅產業鏈完備，而且具有相當的市場競爭力。但是不能否定的一點是：在全球化的時期，中國工業在全球產業鏈當中始終處于低端，因此對于未來發展道路的話語權不大——關于工業的未來該向哪個方向發展的問題，中國企業始終是重要的實踐者，但是從來都不是領導者和開拓者。
關于工業未來的發展道路，最近的一次討論始于2010年以后。當時，在整個工業領域曾經掀起了一場關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討論：所有人都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整個工業領域即將與新興科技完成一次充分的融合，從而實現一場由內而外、由表及里的“脫胎換骨”。
這樣一場討論，隨后演變出兩條關于工業企業未來之路的模型。
第二種模式來自以ptc為代表的美國工業軟件領導者，他們提出了最早的“工業物聯網”理論。在他們看來，未來的工業產品一定不再僅僅是由機械和電子組成的物理產品，當傳感器的性能、軟件的能力和電子控制等部分的能力越來越強，產品本身的智能化程度和互聯網屬性就會越高，因此工業的未來，將是一個“在產品與產品之間、產品和用戶之間、產品與生產企業之間，建立起一個以改善用戶應用為中心的信息傳遞機制，產品將是具有的自成長能力的類生命體”。
很快，兩種說法通過“數字雙胞胎”的概念完成了最大程度的融合：兩者都強調未來的工業需要將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進行融合，既所謂智能工廠，需要通過工業物聯網來實現與虛擬世界的聯通；
而工業物聯網在強調利用產品本身來溝聯通企業與用戶的同時，也承擔起了改造企業生產加工環節的智能化改造任務。但是兩者的區別依然存在，即：“智能工廠”定義的未來工業企業核心是物理世界的生產加工；
而“工業物聯網”強調的未來工業企業動力源頭是虛擬世界的設計、仿真和優化。
黑格爾曾經說過：所有偉大的歷史事件都是會重復出現的，只是第一次出現是以正劇的形式，第二次出現則是以鬧劇的形式。對于中國工業企業來講，無論想通過學習“智能工廠”模式實現整個行業的整體升級，還是通過跟隨“物聯網”模式完成彎道超車，實際上都是不現實的選擇：即使不考慮中國企業與歐美企業完全不同的企業文化、管理模式，僅比較兩者在全球產業鏈當中所處的位置，希望通過跟隨的方式來獲得更多的競爭優勢和生存空間，本身就缺少具有說服力的實踐性——中國企業需要一條不同與兩者的“第三條道路”。
“犀牛智造”最有價值的部分，不在于平臺和樣本工廠，而是其為中國工業企業提供了一個新的嘗試：不同于“智能工廠”和“工業物聯網”將焦點都放在工業企業本身的設計或者生產加工，中國工業企業實際上可以將視角拉開，從更高的層面，將交易環節也納入進來，利用中國發達的互聯網產業和新興技術——互聯網、5g、ai等——將工業企業自身的數字化與全社會的數字化進行融合，使工業企業的“數字化”成為全社會數字化的一部分，并將貿易本身作為驅動工業企業業務的源頭。
從單一工業企業的角度看，這種模式能夠讓終端用戶的需求成為驅動工業企業業務運行的動力源頭，從而推動實現工業企業在業務模式、管理方法和運營方式等方面的整體的躍遷；
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看，工業企業則能夠為整個社會以更環保、成本更低的方式，提供更有針對性的產品和服務——這或許就是構建數字化社會和數字化經濟的理想狀態。
從某種程度上看，以構建數字化社會、數字經濟的方式，來賦予工業企業更多的數字化價值，全球唯一可能實踐的，唯有中國工業企業，因為這里是對“數字化”本身的關注度、參與度最高的地方。
從政府層面講，202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提出“加快推進國家規劃已明確的重大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一時間“新基建”一詞備受社會關注。根據官方定義，“新基建”主要包含5g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七大領域。很顯然，構建一個以數字化經濟模式為導向到數字化社會，正在成為中國未來一段時間內的國家戰略。
從產業方面看，中國的互聯網、5g等產業已經具有向國際巨頭挑戰的實力。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在2020年9月30額日發布的第4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中國互聯網普及率已經平均達到67%，農村的互聯網普及都已經達到52.3%。與此同時，5g用戶已經超過1.1億，5g終端連接數已經超過6600萬，在建的“5g+工業互聯網”項目已經超過600個。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疫情期間的“健康碼”：在很短的時間內，各地都出現了記錄個人行動軌跡的移動端應用，通過將個人行動軌跡與疫情大數據進行比對，從而篩選和定義健康人群——這已經將“數字雙胞胎”從工業領域應用到了全社會，實際上每個現實世界當中的中國人，都已經擁有了一個在虛擬世界當中的“數字雙胞胎”。
應該說，整個中國社會的數字化進程為構建數字化經濟提供了龐大的用戶基礎，同時也為中國工業企業的“第三條道路”實踐提供了一種優勢和可能。但是要真正實踐這樣一條道路，僅憑粗糙的“犀牛智造”當然是不夠的，其至少還需要來自互聯網行業企業的更多投入和工業企業自身能力的提升。
互聯網企業投入更多精力反哺工業企業，最基礎的做法是像“犀牛智造”一樣，直接輸出自身能力。中國電商興起很大程度上，歸結于解決了面向個人消費者的交易節點。經過多年的發展，現在中國互聯網企業對于終端用戶的了解程度，遠遠領先于其他國家的同類企業。試想，如果有更多的互聯網企業跟隨“犀牛智造”的腳步，構建更多的面向工業企業的對接平臺，那么以往積累在互聯網平臺的海量數據即可形成最直接的用戶需求，完成從社會到企業的數字流動和價值產生——這可能是目前可見的中國工業企業未來數字化實踐最得天獨厚的優勢，其他地區的企業短期內將難以學習和復制。
互聯網行業的反哺是工業企業走上“第三條道路”的外因，自身能力的提升，則是關鍵的能在動力。
對于中國的工業企業來講，自身能力提升同樣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與工業企業在設計、生產、制造、加工等業務環節相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利用新興it技術實踐企業數字化運營相關能力的延續。
對于中國的工業企業來講，無論“中國企業制造不出一個合格的圓珠筆筆芯”是否真實，其實際都是一根心頭的刺：中國工業大而不強，主要是在一些例如材料、架構設備等核心的業務環節，缺少足夠的核心競爭能力。本次工博會上，筆者注意到，中國的工業企業已經開始注意到相關問題，并且開始著手解決：一位國內著名工科院校的博士生，在蘇州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專司研發電機及伺服驅動控制器，目標就是打破國外同類產品的壟斷，實現在工業企業關鍵核心零部件的能力越遷。而這類的企業，雖然在本屆工博會上展位并不大，但是數量眾多——這或許就是中國工業企業能夠保持如此積極向上的動力所在。
中國工業現在處在一個非常關鍵的發展節點：在全球產業鏈震蕩重組的大環境下，如何突破重圍，找到一種更加符合自身現實情況的未來發展之路，可謂是當務之急。沿著他人的成功之路是否一定會抵達自己的成功彼岸？如何發揮自己的優勢？如何發掘自身潛力？筆者意在拋磚引玉，相信中國工業企業應該有足夠的智慧，去找到真正適合的“第三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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