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什么什么為作文(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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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字篇一

我眼中的字篇二

民的孫少平，經歷了不平凡的人生，面對曲折回環(huán)的人生，用自己的堅定與智慧書寫自己不平凡的人生。文章就孫少平的一生經歷對其形象進行初略的分析與探討，以期對現(xiàn)實社會的發(fā)展有些許幫助。

關鍵詞：孫少平 路遙 《平凡的世界》 人物形象 抗爭

引言

農村生活的深深熱愛的激情來注入各個故事情節(jié)，生動地描繪孫少平這一鮮活的人物形象，引起社會不少農民子弟的心靈共鳴。

一、杜少平在《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形象探微

（一）苦難中堅強地抗爭形象

承擔者的現(xiàn)實形象。

（二）頑強不屈的拼搏形象

于農村，活在農村，同時也熱愛農村淳樸自然的生活，對農村的深厚情誼與濃濃的愛意促使路遙堅定地創(chuàng)造孫少平這一敢于拼搏的鮮活的人物形象。

（三）敦厚老實、淳樸善良、孝順的人物形象

慧英嫂的侮辱，卻在安鎖子面臨危險的時候，用自己的身體保護了他。這一切的一切，都彰顯其敦厚老實、淳樸善良、孝順的人物個性和形象。

二、辛酸與悲劇同存

（一）困頓迷茫的愛情

記女兒、省報記者的田曉霞最終以搶救落水兒童英勇獻身來展現(xiàn)了現(xiàn)實，使作品籠罩上了一層悲劇色彩。

三、《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人物形象的現(xiàn)實意義

最基本的小小理想和人生追求都難以實現(xiàn)。路遙作為文壇上唯一能夠堅守平民立場的作家，對中國當時社會現(xiàn)狀的感概與嘆息卓然躍于筆紙之間。

會最低層的農民子弟，很大程度上最終以悲劇而告終，孫少平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們的宿命大相徑庭。

結語

不斷抗爭，在迷茫中不斷覺醒的農民子弟們命運最終的結局大多以悲劇而告終，《平凡的世界》敘述平凡的事，同時，也敘述現(xiàn)實社會中農民子弟不平凡的血淚人生！

參考文獻：

[1]路遙.平凡的世界[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

[2]路遙文集[m].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我眼中的字篇三

春風依舊彌漫，今日卻迷了我的眼。看著小路兩旁的樹木只剩樹樁固守不變。

來到樹樁旁邊，看著年輪由外到內思憶著童年，不知不覺淚水滴落其間，只當是黃沙迷了我的雙眼。

得知樹林被砍伐時，腳步未曾從屋內走向屋外，沒有再做阻攔。戴上耳麥沉淪在搖滾之間，不去聽樹木的凄慘鳴怨。

閉上眼。

懷念曾經的夏天，早有鳥啼，午有蟬鳴，晚有蟋蟀鳴叫其間。想起那棵古柳，聽聞它曾經與戰(zhàn)火相伴；想起幾個夏天，爬上它的枝干，尋找我的弓箭；想起不小心從上面跌落，疼的大哭卻不曾有人來勸。

走過的那些春天，看著枝頭嫩芽，一點點伸展。走過的那些秋天，一棵棵尋找蜂窩，然后捅下，掙一些零花錢。走過的那些冬天，下過雪的清晨，樹木是那樣的銀光閃閃。

睜開眼。

想起今天過后，這些樹樁也無法再見，看著未曾腐爛的枯枝綠葉，想起不敢想起的明天，黃沙又迷了我的.雙眼。

掃視一周，發(fā)現(xiàn)了那棵樹林中最粗的梧桐樹，雖然它也變成了樹樁，可它依舊是那樣高大。來到它的旁邊，發(fā)現(xiàn)了好久沒坐過的秋千，就在距它兩步之遙的地方，想起了童年時和姐姐一起玩耍時的歡聲笑語，如今卻只剩下回憶。

轉身離開，離開我曾經的家，我知道這里不會再有綠葉遮天，不會再有鳥雀成群，不會再有蟬鳴，不會再有我。因為這不再是我的家園，不再是我們的家園，我們都失去了最喜歡的家園。

我轉身離去，心卻留在了這里。

我回頭發(fā)現(xiàn)，身后是黃沙漫天覆地。我知道它將會把我吞噬，將人類文明吞噬，就如同曾經的古國——樓蘭。

黃沙迷了我的雙眼，眼淚流進我的心，不是后悔，卻剩后悔。

我眼中的字篇四

這是一部小說選本的導論。題目是命題的：《民俗小說選》。這部書幾經周折，現(xiàn)終得以完成，出版。我選的小說，屢屢被出版社拒絕，于是不得不三番五次地重選，原因是出版社覺得我選的小說多不是民俗小說，與預定主題無關。

為我們普遍接受的“民俗小說”這個概念經過一次大的縮水，至現(xiàn)在已經瘦骨伶仃，故我能理解出版社的苦衷。我本意是想通過這個選本展現(xiàn)民俗小說的原始含義，那時民俗小說還大氣磅礴，元氣淋漓，還不狹隘，還未偏安一隅。后來不得不折衷一下，于是我選了些明顯富有民俗意味的小說，但是標準卻是，盡管民俗小說已經縮過水，但這些小說須充盈著原初意義上民俗的氣息，或可與原初意義上的民俗溝通。

無論如何，民俗小說這個概念在今天是出了問題。因為作家對民俗小說這個概念本身有一個預設，故民俗小說相應地就呈現(xiàn)出這樣的風貌和品質。我在編選這部選本的時候發(fā)現(xiàn)，很多小說因為這個概念的影響，變得格調不高，氣息微弱。它們是典型的民俗小說，但不是好小說。對民俗小說的許多評論和研究，也停留在這個層次之上。

一

俗世是我們的基本生存環(huán)境，我們生于斯，長于斯，老于斯。只要活著，我們就不得不活在俗世之中。俗世往往意味著單調、乏味、無聊、瑣碎、重復、無趣。俗世、世俗、俗里俗氣、俗人、庸俗，等詞大都是貶義，由此也可見一斑。對現(xiàn)在的中國而言，俗世意味著上班、應酬、家庭三點一線，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直至死亡。一日如同一生，一生如同一日，這真是恐怖。于是，在俗世中的我們都渴望奇：驚奇、奇跡、奇特、奇異、奇人異事，甚至我們好奇，獵奇。似乎奇可以沖淡這個死氣沉沉的俗世，可以打破重復和單調，可以撫慰我們干渴的靈魂，可以安置我們躁動的心靈。俗世讓人發(fā)狂，奇讓人心安；俗世讓人沉寂，奇讓人活力四射，驚嘆不已，在苦中得樂。

20世紀一波又一波的小說流派都與奇有關：意識流、黑色幽默、魔幻現(xiàn)實主義、超現(xiàn)實，“新小說”、先鋒小說等等。它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紛紛登臺表演，各領風騷數(shù)年，你方唱罷我登場，一時讓人眼花繚亂。有以內容之奇取勝者：性意識、鬼怪靈異、同性戀、虐戀、心理分析、吸毒、變型、變態(tài)等等；有以小說形式之奇取勝者：小說被施以各種實驗，不加標點，不分行，沒有情節(jié)，沒有人物等等。總之，諸多流派欲使小說不像小說，欲使內容超凡脫俗，欲讓人拍案驚奇，叫好不已。怪力亂神皆備于小說，于是小說也就肆無忌憚起來。讀者各取所需，或偷窺，或獵奇，大飽眼福，酣暢淋漓。世人厭倦了俗世，于是轉向了獵奇。獵奇過甚，性情肯定失之偏頗。詩欲使人性情平正之本義，詩欲使人溫柔敦厚之本義，亦隨之喪失。

小說若流入好奇、獵奇一路，就走向了自我毀滅之路。很多小說要盡量展現(xiàn)世界的千奇百怪，但最終自身從里到外都變得離奇不經了，于是走向了絕路。

世俗和奇，似乎是勢不兩立的概念。小說當然可以涉及奇，所謂“無巧不成書”，但這要有度。恰如小說若必不涉及奇，只求俗，那亦不是好的小說。好的小說不得不處理好俗世和奇的關系，能夠在二者的張力中做到游刃有余，俗世與奇皆不僭越。亞里士多德說，哲學起源于驚奇。小說亦是如此，小說必源于對世俗的驚奇，或者在俗世中見出驚奇。但小說的根基在俗世，哲學也是。奇是俗世開出的花，根卻是俗世，無根則無花，若無花，根之美亦會隱而不彰。俗世藏污納垢，卻元氣淋漓，奇之花不能生于空無之中，只能生于俗世之中。好小說就須既有世俗之根，又有奇之花。如此，小說才能既搖曳多姿，又厚實凝重。

在紛紜的小說流派中，“民俗小說”這一類較好地處理了俗和奇的關系。因為民俗本身就是俗和奇的結合，民俗是最俗的，也是最奇的，民俗有俗和奇兩端。民俗是最現(xiàn)實的，但也是歷史的，它自有淵源。這類小說盡管不起眼，甚至顯得土里土氣，但它們卻實實在在，方方正正。不獵奇，于是小說就顯得踏實厚重，有歷史感；不庸俗，于是小說就顯得靈動、清新、峭拔。有此二者，小說就同時避免了奇怪和俗氣，就會在奇怪和俗氣中求得平衡。但這并不意味著小說只要和民俗相關或者遇合，就會成為好小說，就會避免獵奇之風。民俗對小說而言是一把雙刃劍，既是機會又是負擔。是機會還是負擔，在于作者本人的功夫。如果可以借機行事，小說可能會好；如果不能借機行事，小說可能會為機會所累，于是民俗反而成為小說的累贅。小說若擔負不起民俗的重量，肯定會被壓垮。

在這個無奇不有、千奇百怪的時代，在這個文學不斷趨向獵奇的時代，重申俗和奇的關系，并再提出“民俗小說”，追溯其本意，有其必要性。如此可以為這個獵奇的時代解毒，讓讀者感受到一股來自歷史的大風，來自自然的清風。

“民俗小說”這個概念經歷了一個由大到小的轉變。流行于當下的“民俗小說”嚴重地縮水。俗可以相應于一個希臘詞nomos，是一個民族長期積累起來的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是民族的總體規(guī)范。禮儀和法律在此基礎上形成，或者俗本身就是禮儀和法律。甚至可以說，俗使一個民族成為一個民族，俗塑造著國民性，區(qū)別著各個民族。民族中的人、事無不體現(xiàn)著俗，人的舉手投足，日常生活莫不浸透著俗。“民族”和族人是“俗”的承載者，俗通過民族和族人體現(xiàn)出來。這才是民俗的本意。

在這個意義上，當下的民俗小說概念不能成立。民俗是小說的基礎，沒有民俗就沒有小說，小說因“民俗”而可能。中國小說本意是街談巷語，道聽途說。這關乎民俗，亦是民俗的體現(xiàn)，由小說可觀政治之得失，民心之向背，風俗之美惡。故小說盡管屬于小道，君子不為，致遠恐泥，然終不可廢。晚清之際，梁啟超倡小說以“新民”，言“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新民”即是要移風易俗，化民成俗。民俗若能新，人會隨之新，國家和民族亦會隨之而新。梁啟超欲以小說新民。五四之時，周作人倡民俗學、人類學。周作人身體力行，搜集、整理民謠、兒歌，談論節(jié)日禮俗、游戲等。民俗在周作人那里似乎外在于己，不關乎日常，只關乎鄉(xiāng)土風情、節(jié)日、禮俗、世俗或可見之器物、游戲等。由此可見，其時“民俗”內涵已經日漸逐漸縮小，已經變成人類學和民俗學的研究對象。之后，鐘敬文先生倡民俗學研究，民俗學化為學科，更是每況愈下，古風喪失殆盡。此后，以風土人情、節(jié)日禮俗、地方特色等為主題的小說，遂被稱為民俗小說。魯迅、王魯彥、廢名、沈從文、古華、劉紹棠、汪曾祺、陸文夫等人的小說被列入民俗小說之林，他們也被稱為民俗小說家。

二

民俗是一個民族得以自立的基礎，小說亦建基于此。可是，民族概念縮小之后，民俗與小說結合起來演變?yōu)椤懊袼仔≌f”，民俗小說遂成為諸多小說樣式之一種。民俗含義之變對小說的風貌影響巨大，民俗小說若欲突破上出，首先須在俗上用力，然后亦須在小說上用力，不為俗解所囿，直追本意。民俗逐漸變輕，變小，變得無關-大體，相應地，民俗小說也逐漸變輕，變小，無關大體。民俗內涵變得狹隘，相應地，民俗小說亦逐漸變得狹隘。

若意識不到民俗的原初意義，若不能明白縮小的民俗依舊可以聯(lián)系著、感應著此前的民俗含義，那么民俗小說格調肯定不高，品質亦不會好。內涵縮小后的民俗因為缺乏世俗的基礎，于是會顯得“奇”，因此容易流為獵奇，“民俗小說”于是成為獵奇之作。若民俗本身的厚重、重大和歷史感，完全進入不了小說，則民俗只會是符號，只是小說的裝飾品而已。恰如張藝謀的電影，民俗元素未能與電影情節(jié)融洽，民俗在其電影中只是一些外在的符號，意在引人獵奇。

民俗的內涵盡管縮小，但是若可以意識到其此前的含義，既看到了奇，亦懂得其基礎是世俗，那么這樣的民俗小說可能會好。如此，民俗就不僅僅是小說的符號或裝飾品。小說若能借到民俗的氣，若能與民俗的源初意義溝通，這樣的小說或許不會再是小說，它或許是哲學，或許是歷史，如此小說可以才真正由小說進為大說。即使不能如此升華，民俗的厚重感和歷史感若能注入小說，小說亦會為之一振，神來之筆，天籟之音會來相應。

承李敬澤先生邀請，我從1995年至今的許多文學期刊中爬梳整理，選出十四篇小說，按其發(fā)表時間先后，編成這本書。意在說明除了獵奇的小說之外，尚有平實樸素的小說；亦意在將讀者的視線拉回到俗世之中，在俗世中見出奇，在奇中見出俗世。真正的奇跡，不在別處，就是俗世之中。正如莊子不是出世，而是就在“人間世”之中。亦如禪家，出世間法向來不能完全脫離世間法。

所選的十四篇小說，其主題司空見慣，都是俗世中的景象，但亦可以見出傳奇、驚奇和奇特。比如節(jié)日。節(jié)日年復一年地重復，但節(jié)日歷經幾千年的累積，其中有著大能量。節(jié)日可以強化民族意識，節(jié)日可以化民成俗。再如婚俗。婚俗常見，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或經歷，或耳聞目睹。但婚俗大有淵源，與《禮記》等息息相關。再如藝術和手藝。琴棋是陽春白雪，被稱為藝術；鋦碗、修扇子、剪紙等是下里巴人，被稱為手藝。但若技進乎道，如是手藝和藝術并無二致，因民族之俗凝聚其中。民俗無上無下，無高無低，在藝術中，亦在手藝中。故庖丁解牛，不是技，而關乎道，亦關乎養(yǎng)生。再如世俗世界。世俗世界就是家長里短，雞毛蒜皮，但其中亦有民族之俗在，且不分城市和農村，流行于天下。

大道非在遠而在邇，大道不在高處恰在低處。大道就在世俗之中，只是日復一日，其光彩被庸俗和瑣細之事遮蔽、抹掉，不再彰顯。俗世是民族之俗的隱，奇是民族之俗的顯。民俗借助奇可以大放異彩，提醒俗世不俗，其中有道。奇根植于俗世，如此才有根基和淵源，奇這朵花才會開得鮮艷而長久。故作奇異，故行奇事，故為奇跡，可逞一時之能，但事久必敗。俗世與奇并生，隱與顯相輔相成，如鳥之兩翼，輪之兩環(huán)。

“民俗”的概念盡管縮小了，但是其中還有著nomos的影子，關鍵在于我們是否有可以看到nomos的眼睛。小說家若有這樣的眼睛，其“民俗小說”風貌會一變；批評家若有這樣的眼睛，其對“民俗小說”的認識亦會隨之一變。

這本書所選的小說均如此，每一篇既直接聯(lián)系著具體的民俗，又聯(lián)通民俗的原初意義。因此這些小說，既是奇的也是世俗的；既是小的也是大的；既是現(xiàn)在的也是歷史的；既是輕巧的也是厚重的。

三

所選的十四篇小說，大致可以分為五類，每類集中體現(xiàn)一個“民俗”主題。

第一類三篇，如下：阿成《放河燈》(原載《人民文學》1996年第8期)、遲子建《清水洗塵》(原載《青年文學》1998年第1期)、郭文斌《吉祥如意》(原載《人民文學》2006年第10期)。這類主題可以名為節(jié)日。節(jié)日最能見出民俗，它是民族之俗的象。節(jié)日非于朝夕間形成，而是年復一年累積而成，亦將年復一年流傳下去。在節(jié)日中，我們經歷“時間的重復”，這是對民族之“俗”的落實、鞏固、強調和強化。節(jié)日當天，既是現(xiàn)在也是歷史，節(jié)日無古無今，亦古亦今。過節(jié)就是“回家”，在不斷重復的“回家”中，我們或可以認識民族之俗，也能認識自己。一些節(jié)日因為民俗基礎不足，在某時期內可以蔚為大觀，但事過境遷也就不復被提及，政治節(jié)日即是如此。《放河燈》寫清明節(jié)，作者有為亡友正名之意。清明節(jié)溝通生死，消泯生死，生者祭奠亡人，亡人享以祭祀，最能見出我們民族生生不息、民風淳樸之氣質。《清水洗塵》關系著春節(jié)，春節(jié)是團圓之時，一家老少共聚一堂，井然有序，辭舊迎新，其樂融融，喜氣洋洋。小說以兒童視角寫之，如此使得小說的世界洗盡了塵垢，清澈異常。《吉祥如意》寫端午節(jié)祥和之氣，“香”與“美”是小說的關鍵詞。姐弟二人到山上采艾草，即是與天地人世的一次溝通和感通。天地、人世相安無事就是“吉祥如意”。這篇小說蘊在端午節(jié)祥和的氣氛中，真是無古無今。時間不是開始了，而是停止了，古時候如此，現(xiàn)在亦如此。這些小說涉及的節(jié)日歷經數(shù)千年，渣滓淘洗殆盡，故可得以確立，因其非一朝一夕形成，故可與民族共存亡。《放河燈》有悲涼之氣，《清水洗塵》和《吉祥如意》安穩(wěn)清和，有喜氣，這均與節(jié)日本身的氣氛有關。這些小說借到了節(jié)日之大氣與元氣，故《清水洗塵》、《吉祥如意》顯得尤其好，都似“天籟之音”。

第二類兩篇，如下：王安憶《喜宴》(原載《上海文學》1999年第5期)、鄭德忱《村宴》(原載《芒種》2003年第5期)。這類主題可以歸納為禮俗，具體來說就是婚禮。節(jié)日人所共之，禮俗亦人所共之，只是節(jié)日在同一天，禮俗相同，但日子不同而已。《禮記》言婚禮“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后世”。人世前后相續(xù)，左右相連，生生不息，皆賴婚禮。《詩經》以《關雎》為首篇。《中庸》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皆言夫婦之道在中國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因婚俗如此重要，故有種種儀式以示隆重，婚禮熱熱鬧鬧，吹吹打打，有聲有色，意在告諸天地和人世。《喜宴》、《村宴》都寫婚宴，但二者差別較大。《喜宴》更為復雜，“喜宴”本身不是目的，小說有弦外之音；《村宴》則單純明了，止于喜宴本身，只寫喜宴在村子中如何開展，沒有言外之意。《喜宴》是知青和村民相會的一個公共場域，但是在這個公共場域中知青和村民卻完全格格不入。這篇小說語調較冷，將結婚的喜氣壓住，以結婚的喜氣反襯知青之悲凄。《村宴》比較簡單，民俗氣味濃重：體現(xiàn)于婚禮儀式、俗諺俚語和鄉(xiāng)土風情之中。這是純粹村人的相聚，喜宴為其提供了相會的場所，他們乘著喜氣鬧騰，喜宴像狂歡節(jié)，蓋其中并無知青之類外人。

我眼中的字篇五

不知什么時候起，我們習慣了低頭，卻忘了抬頭能看到更廣闊的藍天；不知什么時候起，我們習慣了嘈雜的都市生活，卻忘了如何感受自然。

夏日的傍晚，輕風氤氳著清新樸實的草香，拂過都市街頭人們緊皺的眉頭，放緩了他們的腳步……我坐在大學校園操場邊的長椅上，細數(shù)漫天繁星。有多久沒有見到城市的星辰了？自己什么時候變得和當初討厭的樣子越來越像了。

城市的夜輝煌明亮，往事浮上記憶。

一年多前，我們搬家了。鄰居家的“貓大”也不知何時沉沒在記憶中了。它的胡須早已泛白，不知是否還能在我放學回家的路上跳出來親昵地蹭著我的手了。小區(qū)前的書報亭，也不知什么時候拆了，惟獨與它同一年紀的對面的公交站臺仍堅守著崗位。時間很貪婪，但它總不會吞噬所有細節(jié)。

老爺爺慈祥地讓我抱“貓大”的笑顏，書報亭琳瑯滿目的雜志，是它們構成了我的過去，即使在變化的時代中消失在人們記憶深處，也總會以另一種方式存在著。

新的學期，同學們似乎長高了，臉上的稚嫩似乎也褪去了一層，學習的積極性也更高了，但他們都還是我所認識的同學。小區(qū)里的銀杏葉子綠了又黃了，落了又萌發(fā)新芽了，它們都還是我記憶中的樣子。上海的天，陰了又晴了，多云又大霧了，但它還是我根在的地方。

收回思緒，目光投向來往的人群。他們或步履匆匆，或低頭玩弄手機，卻幾乎沒有一人不緊不慢踱步在夜色朦朧中，他們或許忘了，他們心中的詩和遠方。

人們常常說，夜晚的星斗，是亙古不變的天堂里永恒的靈魂，那么他們也在悄悄地變化，仿若這時魔都天空中的晚霞。閉眼一瞬，天空中的云彩就完全變成了另一個模樣。

幾年不見的你，是否也成為了我不熟識的自己？變，抑或不變，都是為了更好地適應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