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中國道路作文 道路作文字優秀(十篇)

每個人都曾試圖在平淡的學習、工作和生活中寫一篇文章。寫作是培養人的觀察、聯想、想象、思維和記憶的重要手段。那么我們該如何寫一篇較為完美的范文呢？這里我整理了一些優秀的范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下面我們就來了解一下吧。

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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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選擇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對歷史經驗教訓的反思，基于對時代特征的根本判斷，基于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基于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根本變化，基于中國國家利益與人類利益的同一性，基于中國傳統文化和核心價值觀的深厚底蘊。中國和平發展道路來自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生性。這條道路將超越傳統大國的崛起模式，超越傳統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框架，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從而成為新興大國整體崛起的組成部分。

關鍵詞：和平發展道路；必然性；內生性；歷史超越

作者簡介：黃仁偉，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上海 200020）

梳理中國30年來開辟和平發展道路的基本經驗，可以用若干個核心概念來概括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平”，是這條道路的旗幟和目標；“發展”，是這條道路的內涵和本質；“科學”，是這條道路的思想方法和可持續條件；“和諧”，是這條道路的結構設計和價值理念；“開放”，是這條道路的根本動力和歷史條件；“合作”，是這條道路的行為準則和路徑選擇。

一、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歷史基點

從歷史、現實和未來的結合來看，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符合歷史規律、時代潮流和人心所向，是中國實現現代化、成為世界強國的唯一戰略選擇。

1.中國選擇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對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反思

反思之一：新中國建國以來，長期處于被遏制被包圍的國際環境，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的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拉大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差距，延滯了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進程。造成這種長期惡劣國際環境的原因來自外部和內部、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和平不夠、發展不夠，是建國后30年的基本教訓。吸取這兩個歷史教訓，才有可能走上一條全新的發展道路，才有可能在資本主義占據優勢的世界體系中贏得中國的發展空間。

反思之二：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度成為世界上國力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并領導著占據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會主義陣營。但是蘇聯與外部世界始終處于戰爭和對抗狀態之中。蘇聯不僅與西方陣營進行了世界大戰和長期冷戰，甚至對社會主義國家也動輒使用武力，導致社會主義陣營分裂；還在全世界擴張軍力，與美國爭霸，在輸出革命的名義下發動對外戰爭。由此導致國力空虛、經濟崩潰，最后結果是全盤解體。蘇聯教訓對于中國極為深刻，中國絕不能重踏蘇聯的覆轍。

反思之三：世界上大國崛起的不同道路導致完全不同的歷史后果。其中最主要的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的德國和日本，走的是一條軍國主義、瘋狂擴軍備戰、挑戰現存國際體系的崛起道路，以致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對世界各國和本國人民帶來巨大的歷史性災難。戰前的德國模式和日本模式都是典型的迅速崛起又徹底失敗的模式，證明在世界體系已經形成的歷史條件下，以軍事結盟挑戰現存國際體系、重新瓜分世界、奪取霸權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國當然不能仿效德國和日本在戰前的擴張戰略。

反思之四：美國的崛起道路雖然并非和平，但是它沒有挑戰當時的霸權英國，而是抓住機遇，發展自己，在英國衰落并有求于美國的時候，適時地幫助霸權國家，最終和平地實現霸權轉移。美國的經驗不可復制，但是其成功之處亦不可忽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德國通過歐洲一體化、日本通過美日同盟和亞洲市場實現和平復興，分別達到世界經濟第二、三位強國。這些國家崛起的成功經驗，我們不可能模仿，因為外部環境和國家性質不同。但是，這至少可以證明，后起大國與現存國際體系并不總是處于對抗狀態，這是中國和平崛起不能不借鑒的。

2.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對時代特征的根本判斷

自鄧小平以來的歷代中國領導人都認識到，時代背景、世界潮流、人類命運發生了歷史性的根本變化。根據這種認識，30年來，中國始終在求和平、謀發展。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突出問題。一方面，解決和平與尋求發展比解決其他問題更為重要和迫切；另一方面，維護和平和尋求發展已經成為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要求，關系到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兩大問題是世界范圍內的帶全局性、戰略性的問題，制約并影響著世界上其他問題的解決。同時，這兩大問題也體現了世界的潮流和時代的基本特征，并存在著解決的可能性。中國領導人不是孤立地看待和平問題與發展問題，而是特別重視把握二者之間的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系。發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增長問題，而是關系到全人類的進步與發展的宏大命題。只有解決發展問題，才能解決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問題，以及對世界局勢產生整體性影響的戰略性問題。其關鍵是南北問題即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問題。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戰略意義就在于推動南北問題和全球發展問題的解決。

“和平與發展”從當今世界的兩大問題，到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到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逐步地從觀察世界格局、判斷時代潮流，轉化為對中國發展的道路選擇和價值判斷。鄧小平提出爭取20年和平時間，確保經濟總量翻兩番。按照這個戰略思維，中國提前10年走出了冷戰格局，結果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發展戰略目標。此后，黨中央又判斷中國處于戰略機遇期，為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再爭取20年和平，以確保實現第二個發展戰略目標。第二個“20年和平”已經過去將近一半，實現第二個發展戰略目標的條件越來越充分。在這個階段上，產生了一個新的重要條件，就是中國的發展成為世界和平的關鍵因素之一，成為世界發展的歷史機遇。中國和世界已經完全不可分離。

3.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對中國基本國情、國家屬性、國家定位的判斷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選擇來自于對中國基本國情的判斷。中國底子薄、人口多，“既是大國，又是小國”。這是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都必須考慮的。這不僅決定了中國崛起必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而且決定了中國崛起不能選擇爭霸、擴張的方式，而只能是一個和平發展、逐步累積國力的過程。鄧小平提出，中國需要執行改革開放政策，利用現在有利的和平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爭取在50年到70年時間內發展起來。

中國現代化的不平衡性、長期性和艱巨性是基本國情。其不平衡性包括東部、中部、西部發展極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同產業發展不平衡；每個大行政區域（省、市、自治區）內部也不平衡。

其長期性是指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時間。從1949年算起，五十年左右達到初步小康水平；一百年左右達到中等發達水平；二百年左右達到先進的現代化水平。這二百年左右的時間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果考慮到中國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2500年封建制度的歷史，100年到200年的現代化過程并非十分漫長。如果再考慮到西方文藝復興至今已經500年，中國以1/4到1/3的時間趕上其現代化的步伐，也不是太長遠。

其艱巨性是指中國現代化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開展的；是13-15億人口/人類的五分之一的整體現代化；土地、資源、技術、資金等要素條件的相對短缺；長期與發達國家的市場和先進科技相對隔絕。

這些基本國情既是中國現代化的阻力，又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基本條件。中國的空間廣大使其戰略回旋的余地充分；中國的不平衡發展可以形成內部的梯度轉移，形成產業升級的長周期；中國的人口眾多，構成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和潛在的巨大市場；西方技術和資金的相對缺乏，迫使中國發展自主技術創新和國內資本市場。事實證明，正是這些基本條件，使中國具備高度的抵御內外壓力和危機的能力，走出一條獨立自主、改革開放、和平發展的現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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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二

歲月時光匆匆，青春漸行漸遠。它似一幅畫卷，被我們揮灑的星星點點。我們的青春，背負著一種責任，一種寄托，一種祖國對我們的期待。青春不是抱怨年華流逝而感慨萬千，也不是趁著年輕而虛度光陰，我們還有很多事要為之奮斗。努力做一個積極進取的中國青年，勤奮努力，奮勇拼搏，去實現屬于自己的中國夢。

沙灘上有一顆閃亮的貝殼，那是中國奧運會、世博、嫦娥二號成功發射的故事。當一陣陣掌聲雷鳴般響起，當世界舉目投足于中國時，我知道，中國的光芒已散發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中國夢還在繼續，我們的視線還在執著，默默獻上自己微薄的力量。這是一個夢，一個叫作中國夢，一個被每一個中國人所深呼的夢。我以心的維度仰視獎牌下每一個奮斗的身影，傾聽每一聲臨近中國夢的足音，俯身捧起歲月流淌過的榮譽，揚手敬禮，大聲喊出自己的中國夢。

沙灘上有一顆銘記的貝殼，那是羈旅在外的中國人的故事。我清楚的看到，有人客于異國，卻隨身帶著中國的泥土，有人在奧運會直播前吶喊中國萬歲，有人在參加外國采訪時說：“我是中國人，我們都共有一個夢，她叫中國夢！”是的，那就是我們的中國夢，一份信仰，一份懷念，一份奮斗，到處都迷漫著中國夢的味道。就算在異國他鄉，我們都還能輕哼著國歌的旋律，心懷著祖國，銘記著中國夢，力創美好未來。

潮起潮落，我坐在偌大的沙灘上，看著眼前正在富強的中國，陽光透過云彩照射在我身上。我站了起來，嘴角輕輕咧開，懷著一份堅強，一份榮耀，一份銘記，輕輕拾起幾顆貝殼，珍藏在身，勉勵自己，心中已準備好，種下中國夢，創造美好的未來。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我們承載著祖國的未來，現在起，我們至少有一個夢想，并且要為夢想而奮斗！要讓美夢成真！懷揣著自己的夢想，帶著永不放棄的精神去閃耀我們中國的未來吧！

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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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斷探索、勇于創新、一步步走出來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是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選擇的結果，是符合我國實際的正確道路。沒有中國道路，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成功，也不會有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堅持中國道路，不僅有利于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且對世界其他國家乃至全世界的發展都具有積極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 〔1 〕10他強調指出，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堅持走中國道路，“這是一條通往復興夢想的康莊大道、人間正道” 〔1 〕11。中國的歷史表明，社會主義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中國的實踐證明，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和穩定中國。中國道路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團結奮進勝利的旗幟，規定了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方向，而且對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具有借鑒作用。同時，中國道路對維護整個世界和平、促進人類共同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一、中國道路的豐富內涵

中國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結合中國國情探索出來的發展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開創的特色發展道路，是共產黨人尋找到的適合像中國這樣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它既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要求，又符合中國不同時期的具體國情，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斷發展的重要成果。黨的十八大概括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科學內涵：“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2 〕這一科學概括包含了豐富內容，需要我們深刻領會。

中國道路的內容可概括為四個方面，即“一個主體領導、一個基本路線、一個制度依托、一個總體布局” 〔3 〕。“一個主體領導”就是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核心地位，因為中國共產黨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利益的捍衛者，它能夠把握歷史發展的方向，能夠帶領全國人民戰勝困難、走向富強，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發展中國。“一個基本路線”就是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簡稱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策。“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既是中國道路的根本目標，又是我們取得勝利的制度保障。中國道路是以經濟建設為重點從而促進我國社會各個方面協調發展的道路體系，呈現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總體布局。總之，我們黨為實現中國夢規劃好了路線，設置好了棋局，制定好了策略。

中國道路既涉及道路問題，又涉及理論體系和制度保證問題，是理論指導、制度建設、實踐過程的有機統一。中國道路“特”就特在我們黨能夠不斷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同時又能夠不斷開拓創新上；“特”就特在能夠把實踐、理論、制度緊密地結合起來，把三者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特”就特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統籌兼顧，五位一體；“特”就特在把追求國家整體和人民個體利益統一起來。

中國道路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共性和中國特色個性的統一。從本質上講，中國道路不是其他什么主義，而是科學社會主義。它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原則，堅持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根本目的是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需要，堅持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并通過社會主義高度發展最終實現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從形式上講，中國道路凸顯了“中國特色”的個性，既沒有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也沒有照搬西方國家的發展道路，而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它既抓住經濟建設這個重點不放松，又統籌政治、文化、社會、環境一盤棋；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堅持改革開放；既堅持立足中國，又堅持面向世界；既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述的機械應用，也不是對別國發展模式的全盤接納，而是自我探索、不斷創新的結果。中國道路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普遍原則與中國實際國情的有機統一。

二、中國道路的形成

中國道路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地下冒出來的，是我們黨艱苦奮斗、精心探索，一步一步走出來的，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結果，是中國人民選擇的結果。它醞釀于第一代領導集體的精心探索，開創于第二代領導集體大膽改革開放，發展成熟于20世紀末以來黨帶領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

中國道路醞釀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精心探索。從理論上講，在中國道路的艱苦探索過程中，我們黨首先選擇了正確的指導思想，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重要地位。為了避免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生搬硬套，毛澤東專門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命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提供了基本條件。從政治上講，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實際出發，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經過艱苦斗爭，趕走了帝國主義，推翻了封建專制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通過民主制度建設，實行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制定了正確的政黨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通過了第一部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指明了發展方向。從經濟上講，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并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集中發展重工業，相應地發展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和商業，為國家建立了一整套制度、體制、管理方法等，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物質和制度基礎。但由于我們急于求成，加上主觀認識不足，把蘇聯模式神圣化，犯了如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反右斗爭擴大化、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等錯誤，嚴重阻礙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證明，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內化為中國特色的理論，使之民族化、時代化、方法化、具體化，我們的革命和建設才能成功，否則，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或者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革命和建設都會遭受挫折。第一代領導集體精心探索所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以及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挫折教訓，都為中國道路的繼續向前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道路開創于改革開放時期。20世紀70年代，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上，美蘇兩極格局逐漸形成，要和平、求發展成為世界潮流。國內結束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百廢待興，中國該向何處去、“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務。我們黨通過批判“兩個凡是”錯誤方針和展開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兩大措施，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結束了認為階級矛盾是我國國內主要矛盾的錯誤，果斷地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為了強調中國發展的特殊性，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上提出重大命題，即“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4 〕。從此，“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面旗幟成為引領我們開拓前進的偉大旗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此成為我們黨和國家全部工作的主題。我們黨在探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道路中，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問題，先后歸納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不是社會主義、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不是社會主義等“十個”不是社會主義，通過排除法厘清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明確了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因此，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我們黨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征程，開創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到20世紀末，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大幅提高，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影響力空前加強，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中國道路創造了世界發展的奇跡，“中國道路”或可稱為“中國模式”正在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中國道路發展成熟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中。20世紀末，國際形勢風云變幻，社會主義遭受嚴重挫折，同時我國國內也發生了嚴重的政治風波。面對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我們黨從容應對，粉碎了資本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陰謀，捍衛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黨總結前蘇聯解體的教訓，十分注重黨建工作，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推進理論創新，創立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時，狠抓“發展”這個第一要務，制定科教興國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為主線，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開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征程。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對中國道路一以貫之地堅持和拓展，對這條道路的論述實現了三個方面的創新：擴展了總體布局，增加了生態文明建設，把原來的“四位一體”發展為“五位一體”；補充了人的全面發展的內容，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總結了臺階式發展、逐步達到共同富裕的經驗。我們黨還特別論述了中國道路的厚重歷史底蘊，明確告訴世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誰也改變不了，中國會堅定不移地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中國會毫不動搖地沿著這條道路繼續前進。

中國道路是實現中國夢的基本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承載著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著無數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著億萬人民的奮斗和犧牲，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是發展中國、穩定中國的必由之路” 〔5 〕。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發展道路符合黨心民心，是完全正確的；堅持中國道路符合國情民意，順應時代潮流，是非常正確的。只有毫不動搖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越來越突出；只有毫不動搖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兩個百年”的奮斗目標才能最終實現。

三、中國道路的國內價值

中國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艱苦探索的結果，是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的道路。這條道路的成功，彰顯了它的國內價值。

首先，沒有中國道路，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成功。1840年鴉片戰爭徹底粉碎了中國清王朝的“天朝上國”之夢，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使中國日益衰落、山河破碎、國土淪喪，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無數仁人志士為了挽救民族危亡，進行了不懈努力，無論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斗爭，還是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斗爭，都不同程度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專制統治，但是都沒能改變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中國人民依然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革命斗爭的結果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憲政民主”、多黨制等不適合中國。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中國的先進分子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威力，馬克思主義化了的中國工人運動領導者成為中國人民的堅強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人為中國民主革命不僅找到了出路，而且經過艱苦的實踐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通過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公有制經濟占據國民經濟的絕大多數；通過民主政治建設，制定了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立了適合中國的國體和政體，順利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任務，成功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可見，只有中國特色的道路才能挽救中國。

其次，沒有中國道路，就不會有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只有這個國家的發展實情能夠證明一切。從1956年開始，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時期，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提出以蘇為鑒，探索適合中國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出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主張中國的工業化必須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以農輕重為序，走工農業并舉的道路，積極發展對外關系等，雖然發展中曾出現“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是從總體來看，我們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無論在經濟、軍事上，還是在科技、外交上都取得了重大勝利。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使得中國經濟迅速騰飛，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國際地位越來越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向世人證明，這條道路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是富有生命力的，中國人民不僅富起來了，而且強起來了。

再次，中國道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制度的誕生，為中華民族找到了正確道路，即中國必須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新起點，也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前提和基礎。一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要求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人類社會是一個由低級到高級不斷向前發展的過程，社會主義社會代替資本主義社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因此，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二是中國國情決定了我們只能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中國歷史決定的，是中國各族人民選擇的。不論過去還是將來，我們都應該堅持這條中國道路。只有堅持這條道路，才能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才能解決各種社會矛盾，才能進一步提高綜合國力，才能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也才能證明社會主義是優越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人類最理想的社會。中國道路為黨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凝聚各種愛國力量、一心一意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樹立了一面鮮明的旗幟，成為社會主義事業開拓前進的指路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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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四

青年人把個人奮斗融入一個民族的偉大抱負，融入一個國家的戰略發展，個人奮斗才有更深刻的'價值和意義。

夢想是一種超越現實的東西，做夢的感覺很美妙，但是追夢的過程往往充滿著苦難。青年人應該不怕失敗、不畏艱險，絕不能因為困難放棄追夢。

中國夢是民族振興的夢，而裝備制造業是工業強盛乃至民族振興的脊梁，裝備制造業氣力不足，難言工業強國，難以實業報國。長久以來，我國裝備制造業的關鍵技術、關鍵部件受制于國外企業，隱痛困擾多年，不除不足以興邦強國。

為了實業報國的中國夢，我和我的同事把青春揮灑在了艱苦的工作現場。濰柴動力公司作為專注于發動機制造的中國企業，為了助力民族品牌占領世界裝備制造業高地，在2005年率先成立“三高”試驗隊。“三高”試驗是為了保證每一款發動機都能滿足高溫、高原和高寒的苛刻使用環境而進行的試驗。試驗隊的首批主力就是我們一群80后的青年職工，大多是獨生子女，平均年齡只有27歲，學歷高卻沒怎么吃過苦，干勁足但面臨的困難也很大。

因為工作條件艱苦，不僅無法照顧家人，還要時常向家人撒謊說外出是去新疆西藏“玩”一圈。可是畢竟紙包不住火，時間久了，家人還是知道了真相。但是，既已愛上發動機試車工作，就要忠誠夢想、忠于職責。追夢路上艱苦環境的磨練，讓我漸漸懂得，實現夢想，是一條漫長的奮斗征程，需要知識和智慧，更需要付出汗水甚至生命。

夏天，要登上新疆火焰山，頂著50多度的高溫工作，身上的皮曬脫一層又一層；秋天，要爬上海拔近5000米的青藏高原，常常被高原反應折磨得茶飯不思；冬天，要跋涉在零下40多度的黑河，手上臉上滿是凍瘡。在外工作的時間比陪家人的時間要長得多，風餐露宿是家常便飯，與荒野大漠為伴、與試驗車同行是日常寫照，有時還要克服強沙塵暴等極端天氣的嚴峻挑戰，面對地震和泥石流的生死威脅。可以說，發動機的每一次極限環境試驗，都是“三高”試驗隊隊員的一次生命極限考驗。

然而，非但沒有人退縮，為測試發動機的耐高溫性能，即便衣服濕透、皮膚脫皮，隊員們卻希望天氣再熱、溫度再高一些；為測試發動機的耐高寒、耐低溫性能，即便手臉長滿凍瘡，隊員們卻希望向更高的海拔前進，向更冷地區深入。與候鳥逆向而行的生活，隊員們卻勇敢地堅持了下來，不為別的，只為給強國夢添注奔騰動力。

8年時間、1000多個日日夜夜，8大系列120個國產發動機試驗、上萬組數據，“三高”試驗隊這支年輕的隊伍，踏遍了茫茫戈壁、巍巍昆侖、凜凜冰河，為國產發動機綻放青春年華，為自主品牌注入金字品質。有了這些極限試驗基礎，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濰柴發動機各項技術指標，完全能和國外先進企業的柴油發動機一比高低。

陳獨秀在開辦《新青年》時曾寫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于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于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青年就該有青年的樣子，有青年的活法。社會也應該呵護敢于追夢的青年，給他們包容和鼓勵，給他們托底和支持，減少青年試錯成本。

習近平總書記說得好：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現在，青春是用來奮斗的；將來，青春是用來回憶的。我深深體會到，青春應該去追夢。青年人要珍視崗位，忠誠守責，把個人奮斗融入一個民族的偉大抱負，融入一個國家的戰略發展，個人奮斗才有更深刻的價值和意義，才有更堅實的基礎、更廣闊的平臺、更美好的前景。

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五

中國道路道路字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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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成就舉世矚目，受到各國人士廣泛肯定和推崇。但與此同時，一些不懷好意者不斷散布“社會主義失敗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等陳詞濫調，還有個別人對中國道路能走多遠心懷疑慮。凡事知其然，還應知其所以然，只有認識中國道路背后的中國道理，正確認識它的性質、條件、特點以及風險、挑戰，才能對中國道路及其遠大前途充滿信心。從這個意義上說，圍繞中國道路加強信息傳播和輿論塑造等工作，建構令人信服的新時代意識形態，具有重大意義。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

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在當代中國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來觀察世界、分析問題，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得出了一系列具有時代特點的結論。一方面，馬克思主義關于堅守人民立場的思想，在中國共產黨人那里得到了堅持，從毛澤東思想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都始終貫穿著人民立場。什么時候堅持人民立場，政策策略就比較主動，工作成績就比較顯著;而一旦背棄人民立場，就勢必遭受挫折甚至失敗。另一方面，人們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不同時期具體矛盾得出的具體觀點、結論，以及據此制定并實施的政策、策略，則不斷與時俱進。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時期，面對不斷變化的國內外矛盾，中國共產黨人總能在糾正錯誤中，實事求是地選擇適應時代和國情的正確政策和策略，從而從勝利走向勝利。

堅守人民立場，維護人民利益，難就難在落實到實踐中去，這意味著必須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當代中國，存在大量人民內部矛盾，需要依法正確處理、保持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把這類矛盾夸大成敵對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就會犯致命的錯誤。如果不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人民利益為中心就會成為一句空話。至于一些敵對力量多年來磨刀霍霍，一刻也不放棄瓦解中國、劫掠中國發展成果的企圖，則更要高度警惕。

堅持實事求是，既需要勇氣，又需要才干。由于各個時期遇到的矛盾不同，因而政策、策略都必須從實際出發，不斷調整完善、與時俱進。在中國革命中，曾經照搬蘇聯經驗，給中國革命帶來巨大損失;改革開放中，照抄新自由主義搞所謂“徹底改革”，同樣行不通。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需要正確分析實際問題，大膽探索和掌握客觀規律，把尊重客觀規律和發揮主觀能動性有機結合起來，這是搞好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五大建設的前提。

堅定人民立場、堅持實事求是，這是當前意識形態工作應當一以貫之的。主動適應信息網絡化新環境，深入分析研究中國道路上存在的實際矛盾和問題，講清中國道理，講好中國故事，這是必須與時俱進的一面。為此，當前迫切需要回答中國道路與全球化兩大問題，從而真正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所謂中國道路問題，核心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如何選擇自身的發展道路，實現生產力持續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從而為最終實現人類解放持續積累力量。

新中國建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物質生產和文化水平同發達國家存在巨大差距，人民生活極端艱苦。面對這一困境，毛澤東等黨的第一代領導人通過努力，取得了不容抹殺的偉大成就，如土地改革、人均預期壽命大幅增長、建成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兩彈一星”研發成功等。鄧小平等黨的第二代領導人深刻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以其遠見卓識推動實施改革開放。經過40余年的艱苦奮斗，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國家的國際地位顯著提升。

在這一時期，國內外始終有人從左和右兩個方向攻擊我國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極端勢力從未放棄蠱惑中國走老路、走邪路的企圖。正因此，在改革開放之初，黨中央就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始終要求“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中國形成的經濟體制，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成為始終不曾動搖的目標，它不同于西方國家資本操縱政府為利潤積累服務的舊制度，而是國家控制資本為人民利益和國家富強服務的新制度。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旗幟鮮明地全面從嚴治黨、全面依法治國，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建立“親”“清”政商關系，進一步嚴明了紀律，贏得了人民群眾的高度贊譽。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始就定位為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正是依靠嚴明的紀律，才保證了它始終沿著正確方向不斷前進。

中國當前的獨立發展和自主創新之路是前無古人的新路。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具有優越的經濟縱深，能夠利用國內外各種有利因素發展生產力，經濟總量、發展韌性、創新能力都形成了顯著優勢。另一方面，中國必須堅定走共同富裕之路，既有效維護中國社會的團結穩定，又促使一個有巨大有效需求的市場長期充滿活力，從而幫助中國依靠共享發展實現現代化。

中國的全球化進程

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明進步、各國人民交往。中國從近代被動地卷入全球化到主動擁抱并引導全球化，體現著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

1840年鴉片戰爭是中國與世界關系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歷史節點。面對西方的沖擊，中國在民族意識的覺醒中回應，在國際體系邊緣地位中開始審視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探索自救道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使中國走上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為建設新中國，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努力打破外部封鎖，積極開展經貿、文化等領域對外交流，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為形成全球化縱深發展時期的中國模式奠定堅實基礎。1978年的改革開放，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是使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的過程。中國成為全球化的參與者、融入者，加快自身發展，但并不意味著中國對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完全認同，“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黨的十二大提出的命題。從國家發展道路角度理解，“走自己的路”是立足自身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2001年，中國加入wto可以看作是中國參與全球化縱深發展的開始。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是全球化的“中國方案”。2019年，中國人均gdp超過10000美元，已經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中國的發展日益成為全球的機遇。目前，在全球化的物質層面中國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成為世界制造業生產和出口的大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

但經濟全球化并非一勞永逸，近年來美國不斷挑起與中國的貿易爭端，其本質仍然是企圖再度剝奪中國的全球化自主權。對這一陰謀要有理、有利、有節地進行斗爭，堅定捍衛中國自主發展的正當權利。當前，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僅給各國人民生命造成重大威脅，也很可能給世界帶來歷史性巨變。倘若這場疫情能夠促使以公眾福利為中心的全球化取代以利潤積累為中心的全球化，那無疑充當了歷史前進的方向盤。

堅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心

與在中國延續了2000余年的封建社會和在世界經歷了600余年的資本主義相比，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才剛剛進入青春期，盡管成績斐然，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尚未大功告成，而且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需要長期奮斗。

理論上的清醒決定思想上的自覺，思想上的自覺決定政治上的堅定。當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在關鍵時刻，推進人的全面解放則有待更長期的艱苦奮斗，都需要認真做好意識形態工作。

圍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建構強大的意識形態，重中之重在于正確把握并科學解答人類解放、中國道路、全球化和持久戰等根本問題。以此為戰略指導，進而統籌信息傳播和輿論塑造等工作，講好中國故事。一方面，重視當代和歷史事實的傳播，實事求是報道評論發展成績、時代悲歡，推進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有據有效地反擊虛無中華文明史、中國革命史、社會主義建設史和改革開放史的圖謀，掌握歷史書寫權和闡釋權。另一方面，要重視文學、影視、音樂、游戲等虛構類作品的創作，鼓勵傳播崇德向善求美的作品，防范頹廢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腐蝕社會、誘人沉淪。

如果說意識形態是一座大廈，那么信息就像鋼筋水泥，輿論就如門窗梁柱。在信息網絡化時代，信息傳播和輿論塑造熱熱鬧鬧、花樣翻新并不難，但如果缺乏戰略眼光和大局意識，這些活動容易淪為堆砌鋼筋水泥、門窗梁柱的無用功，至多能搭建一點山水盆景、建筑小品，卻無力建筑宏偉壯麗的花園大廈。因此，對爭奪當代意識形態主導權而言，同樣要有講清中國道理、堅定道路自信的戰略觀念，使信息傳播和輿論塑造的大量具體工作，服務并服從于贏得戰略上的勝利。

（作者：中央網信辦網絡社會工作局副局長）

責任編輯：李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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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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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國革命道路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通過總結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而開辟的獨創性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然而，這條革命道路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它是同黨內各種錯誤思潮的斗爭中逐漸形成的。它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集體創造，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

關鍵詞：中國革命道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錯誤思潮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具體運用到中國實際，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理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同“城市中心論”、“革命悲觀論”等各種錯誤思潮進行堅決的斗爭，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那就是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它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范。中國共產黨就是依靠這條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1840年英國帝國主義發動鴉片戰爭，用炮艦打開了中國的門戶。接著，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接踵而來，強迫腐朽的清政府簽訂多個不平等條約，使中國社會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里，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就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1915年，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掀起了新文化運動，他們高舉自由民主的大旗，對長期封閉的中國人民進行了啟蒙教育。自此，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各種思想和思潮涌進中國。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走俄國人的路”，成為中國先進青年的救國口號。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愛國青年運動，喚醒了廣大的中國人民。從此，中國的先進青年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并努力將馬克思主義結合到工人運動中去，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促成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那天起，以解放全國各族人民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為己任，堅持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結合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努力探索了中國革命道路。1921年黨的一大綱領明確規定：“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1]可見，黨主張走俄國人的路，但未能提出符合中國社會實際的革命任務——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反而提出了脫離實際的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的錯誤綱領。1922年召開的黨的“二大”全面分析中國社會性質，明確提出：“黨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之后，黨總結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失敗尤其是京漢鐵路工人罷工引發的“二·七”慘案的深刻教訓，使黨開始意識到要抗衡武裝到牙齒的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反動軍閥武裝），就必須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裝。1923年黨召開了三大，根據共產國際的建議提出了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號召，并開始改造國民黨建立國共黨內合作的國民革命聯合戰線，黨通過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了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聯盟的革命武裝——國民革命軍。從1926年開始，黨積極推動北伐戰爭，并在戰斗中起到先鋒模范作用。

正當北伐戰爭節節取得勝利，幾乎解放半個中國的形勢下，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發動反革命政變，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敗。自此，國共第一次合作徹底破裂，中國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革命處于低潮。這次血和淚的教訓讓共產黨堅定了走工農武裝割據道路的意志和決心。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聯合國民黨左派，發起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為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邁出了第一步。 1927年8月7日，在關系黨和革命事業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共產黨在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著重大轉折意義的“八七會議”。“八七會議”批判并且改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立了進行土地革命以及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在會議上提出了著名論斷——“槍桿子里出政權”。[2]盡管此時中國共產黨認識到了武裝斗爭的重要性，但是黨的工作重心并沒有因此由城市轉移到農村，而且在反“右”傾時忽視了“左”傾情緒的滋生，為后來的 “左”傾盲動主義埋下了伏筆。

盡管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就開始逐漸重視起武裝斗爭和武裝農民。但是，黨在這個時期并沒有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是因為其他地區的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經驗顯示出城市都是他們革命的重心。第二是國共統一戰線的建立可以讓共產黨在大中型城市進行活動時有機會充實自己的力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由于當時的共產黨屬于建立初期，并不能認識到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還沒有意識到他們領導的實際上是以農民為主力的武裝斗爭，所以共產黨也就不會在這時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

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攻占長沙的秋收起義也失敗了。秋收起義失敗后，他毅然決然的率領起義部隊向井岡山進發，開始建立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黨的革命重心也開始由城市轉移向農村。中國革命道路的內涵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毛澤東選擇在井岡山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是因為井岡山有著獨特的優勢，首先是它屬于湖南，江西兩省的交界地區，遠離大城市，而且有著許多樹林，有許多易守難攻的險要地形，這是開辟根據地的先決條件。其次，井岡山地理條件優越，物產資源豐富，黨員隊伍在生活上可以自給自足，不給當地的百姓增添負擔。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有一支屬于黨領導的農民武裝在井岡山上，可以為創建革命根據地、探索革命新道路提供有力的武裝支持。

二、中國革命道路是在與錯誤思潮的斗爭中形成的

大革命失敗以后，黨總結了失敗的經驗教訓，開始自己掌握軍隊并開展武裝斗爭。但是，在展開武裝斗爭的問題上由于長期受十月革命的影響，城市中心論依然干擾著黨中央的決定。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為了克服“城市中心論”所帶來的不利，歷經了許多年殘酷曲折的斗爭。黨就是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完善著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

由于長期受共產國際的影響，黨領導的斗爭大多以攻占城市為目標，“城市中心論”在黨內流毒甚廣。所謂城市中心論，也就是瞿秋白說的“奪取首都，一擊而中”的形式。這一理論被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特別是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實踐。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在中國可以暢行無阻。事實證明，城市中心論在當時的中國是不可行的。由于當時黨內還存在著許多錯誤地信奉“城市中心論”的教條主義者，加上共產國際從一開始就對毛澤東在農村發展革命根據地的問題上持否定態度，受此影響，我們黨內的一部分領導人更是錯誤地以為，“農民占黨的組織成分百分之八十以上，這是我黨的絕大危機”！共產國際這種對待我國的錯誤的態度，使中國共產黨沒能真正了解中國國情，嚴重妨礙了對適合我國國情的革命道路的探索。

因為對實際情況缺乏理性的認識，“不斷革命論”也對我黨對革命道路的探索有著嚴重的干擾。瞿秋白把土地革命當作了第一任務，但同時卻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城市，想要依靠城市的工人階級來推翻資產階級。在這“不斷革命論”的影響之下，黨只能繼續錯誤的堅持“城市中心論”。盡管當時在毛澤東等人的努力下黨的農村方面的工作有了長足的進步，但瞿秋白等黨的領導者依然錯誤地堅持“城市中心論”，忽視甚至無視農村的重要性，這嚴重干擾了黨對正確革命道路的探索。1928年，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在中共六大上受到了嚴厲的批判，會議上明確了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此在六大以后，黨中央依舊把城市作為革命重心。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決議中反對以農村包圍城市，以根據地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李立三錯誤地認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決戰的前夜，主張在革命工作中不需要再積聚和準備革命力量，可以直接舉行全國性的武裝暴動，在革命道路問題上，堅持中心城市武裝起義模式。

在李立三占據黨內領導地位的時期，毛澤東并沒有執行中央攻打南昌的命令。這一時期，毛澤東在反對“左”傾錯誤的同時，也對黨內的右傾悲觀思想進行了嚴肅的批評。針對黨內的消極思想，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批判了懷疑“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傾思想，文中系統地指出中國現階段社會的各種尖銳矛盾。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關于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全會糾正了李立三對于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但“城市中心論”在黨內依然很有市場。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堅持攻占大中城市，并鼓吹要同國民黨反動派打正面戰爭。這也直接導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開始了二萬五千里的長征。

在抗擊日寇、保家衛國的革命實踐中，共產黨的中國革命道路理論不斷被豐富和發展，“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思想更多被應用于人民戰爭當中，并產生了強大的正面效應。這一時期，我國北方許多大城市和交通樞紐為日軍所攻占。在此情況下，毛澤東從實際出發，寫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新階段》等文章。毛澤東在這些文章中系統地闡明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重要性，標志著中國革命道路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

解放戰爭時期，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穩扎穩打、步步為營，逐步在全國范圍內完成了攻占大中型城市的任務。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我黨即將取得勝利的形勢下召開，并且宣布黨的工作重心開始由鄉村轉移到城市。“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思想理論的正確性再次于革命實踐中得到驗證。

三、中國革命道路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果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從而發展出適合中國國情新的理論觀點。中國革命道路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理論成果，是黨在長期革命實踐中經過不斷探索、思考、總結提煉出來的，既貫穿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脈絡，又飽含著中國特色的文化基因，因此具有與眾不同的魅力和與時俱進的活力。馬克思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提出的暴力革命學說也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指導意義。《共產黨宣言》中說到：“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是一種普遍規律，但是要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時，具體的實際情況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在中國究竟要采取什么方式進行武裝斗爭，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中并沒有詳細的表述，但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卻憑借集體的智慧和團隊的力量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開辟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并將武裝斗爭和農民革命相結合，創造性地提出“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將舊時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改造成新式的工農聯合武裝斗爭，成為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范，極大推動了中國革命的發展。

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中國革命為什么能取得勝利？就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找到了適合中國情況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揭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導黨取得了革命最后的勝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明確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根據。”中國革命有著屬于自己的與眾不同的發展規律，這種獨有的發展規律源于自己獨特的國情，農村包圍城市理論的建立顯示了我黨對中國獨特國情的精準把握，并且在此認識的基礎上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暴力革命的學說，為其他地區的人民革命斗爭提供了重要經驗。

在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人表現出了集體的勇氣和智慧，對如何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了有益嘗試和艱苦探索，在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同時，也留給后人以啟示與反思。脫離實際，就會看不清真實情況從而走上錯誤的道路，就會給國家的革命事業帶來損失。我們還不能僅根據已有的經驗行事，要把實際與經驗相結合，理性科學的探索適合本國的道路。只有在立足中國具體國情的基礎上，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并加以改造和創新，才能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能在改革與創新的道路上少犯錯誤，少走彎路，才能解決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制定出符合本國國情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參考文獻：

[2] 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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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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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近代以來看，中國道路是一條追求現代化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中國人經歷了“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三個互相交織的階段。在這三個不同內涵的階段中，中國社會形成了圍繞“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為中心的各種思想和話語表達方式。“站起來”是指中國人獨立自主的走向現代化，這條道路后來變成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中國革命道路，形成以“革命”為核心思想的話語。“富起來”主張尋求自身發展道路，追求不同于西方和前蘇聯的發展模式，通過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實現現代化，這一探索形成以“改革”為內容的社會全方位變革。“強起來”則是通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開創嶄新的現代化道路，這條道路以“自信”為意識形態的基礎，強調只要堅信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制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一定會走出一條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現代化道路。

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1〕中國道路為其他國家提供全新的選擇機會，就需要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講述給世界其他國家。對此，習近平指出，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所以，要加強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話語體系建設。〔2〕通過話語體系建設，將中國道路總結出來，形成理論，并講給世界。

一、現代化——貫穿中國道路的核心概念

（一）現代、現代化與現代性的一般認識

現代是一個時間概念，現代的時間起始與科學技術革命的萌芽息息相關，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密切相連;現代又不僅僅是一個時間概念，它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工業革命基礎之上形成的一系列社會系統、人文情懷等等，它不是一個固定內容的概念，其中蘊含的內涵也隨著時間而不斷充實。

現代化則是指一個國家走向現代道路的過程，當現代以一個美好愿景成為社會發展的目標時，人們便通過國家、民族等群體，向這一目標不斷邁近。由于現代化的道路不同，對于現代化的解釋也不同。現代化就是實現現代的過程，對于現代化的理解主要有四種：第一種，現代化是指近現代以來，經濟上落后國家通過技術革命，在經濟和技術上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歷史過程;第二種，現代化實質就是工業化，即經濟落后國家工業化的過程;第三種，從社會階段將現代化解釋為科學革命以來的一系列變化的統稱;第四種，從文明的角度認為現代化是一種心理態度、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改變過程。〔4〕從這四種對現代化內涵的解釋，我們可以看到：首先，現代化是一個過程;其次，這一過程發端于近現代的科學與技術革命;再次，是基于科學與技術革命帶來的從價值、文明到社會系統的深刻變革。

現代性是用來描述“現代”這樣的狀態，現代化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5〕，面對這一新變革所產生了新理論、新思考，出現了新的概括，這就是現代性的內容。現代性的內涵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內容，第一，現代性將人類社會視為無限發展的一個過程;第二，現代性認為要保證無限的發展，應該有一套完整的現代國家制度以保證社會的效率;第三，現代性強調資產階級啟蒙時所形成的關于人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平等、正義等觀念，現代性的核心概念是理性。

現代性與現代化密切聯系，但又有所不同，現代化是原因，現代性是概括現代化的學理語言，正是由于有科學技術、經濟生產、社會變革這些現代化過程，才有現代社會屬性的現代性。〔6〕如果不能夠對現代化進行抽象概括，那么按照現代化道路的現有實踐，歐美現代化的道路就具有普世性和普遍意義，可能其他所有國家都需要照搬歐美模式，才能實現現代化。但是，如果將現代社會的特征抽象出來，按照現代性的標準，很多國家根據自身特點同樣能夠走上現代化道路，實現現代化。現代化為我們展示的是具體的實踐方法，而現代性則是提供抽象的價值標準。

（二）現代化作為中國道路發展內涵的確定與嬗變

從目的來看，中國道路就是中國實現發展，追求現代化的道路。對這一道路的認識，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存在著實現方法的爭論，但是在目的上，從沒出現過動搖。

鴉片戰爭開啟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也開啟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當西方國家以“船堅炮利”的外在形式出現在國人眼里時，學者們就開始探討現代的內涵和現代化道路的問題。最初的國人對現代化的認識僅僅停留在器物層面，所以滿清王朝僅僅想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后來，對西方現代化的認識進入到政治層面，這時變法、維新、立憲等思想就開始出現。五四運動之前的現代化思想，更多的是對于西方現代化的外在形式的學習，照葫蘆畫瓢而已。到了五四運動時期，將西方現代化的屬性直接總結為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五四運動之后，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現代化的認識更為清晰，對現代化內涵的認識已經突破科學技術和政治制度層面，經濟思想、文化價值也進入到現代化研究的范疇之中;實踐上，根據理論的不同觀點，也開始了對不同的現代化道路的實踐嘗試。這一時期，各種思想涌現，各種實踐活動層出不窮，代表性的有陳獨秀、李大釗的社會主義思潮、晏陽初、陶行知的鄉村平民教育運動等等。1933年《申報月刊》將“現代化”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的詞語開始使用，關于中國走向現代化道路的話語方式就已經固定下來。此后，對于中國追求現代化道路的認識已經成為定論。〔7〕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將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作為中國道路的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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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九

品牌是企業的無形資產，擁有著名的品牌就等于在市場競爭中于掌握了強有力的工具。我國企業品牌建設經歷了品牌意識啟蒙時期，品牌創建時期，品牌競爭時期和品牌國際化時期四個階段。我國企業在實施品牌國際化的過程中可采用直接進入模式，并購模式和自主品牌與oem相結合的模式。

“品牌是一種名稱、術語、標記、符號或設計，或是它們的組合運用，其目的是借以辨認某個銷售者或某群銷售者的產品和服務，并使之與競爭對手的產品和服務區別開來。”[1]品牌在市場營銷中具有產品識別、產品保護、市場細分、市場控制和企業形象傳播的功能。品牌是企業的無形資產，擁有著名的品牌，就等于在市場競爭中于掌握了強有力的工具。世界500強企業憑借雄厚的資本，特別是強大的品牌競爭力，在我國市場上攻城掠地，迅速擴張，甚至控制和壟斷了國內某些行業。它們的強有力發展無一不向我國企業昭示了品牌的重要性。

當世界知名跨國公司大舉進軍我國，并大力實施本土化經營戰略之時，以海爾、長虹等為代表的國內知名企業也不甘示弱，逐漸形成了走向世界、爭創全球品牌的戰略意識，紛紛在觀念、生產、營銷、研發和資本等國際化方面邁出了實質性步伐。目前，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越來越多的我國本土品牌會更加注重國際化經營戰略，以參與世界競爭，與世界跨國公司一道紛爭國際市場，這是必然的趨勢。

（一）品牌意識啟蒙時期。

品牌意識啟蒙時期大致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以后到20世紀80年代末，也就是整個80年代。當時，我國正處于第一輪合資的高峰期，對我國企業來講，品牌是一個陌生的名詞，多半被理解為公司的名稱或產品商標。這一時期，由于熱衷于或者說急于與外國公司合資，加上企業的品牌意識薄弱，我國一些原本已具知名度的品牌被束之高閣，逐步淡出市場。

1980年5月，我國誕生了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此后外資以合資的形式源源不斷地進入我國。合資中，出于外方的要求，我國大量的品牌以商標使用權作價入股，結果紛紛被打入冷宮、逐出市場。這些品牌在合資企業中紛紛被洋品牌所取代。上海家化的“美加凈”被“莊臣”取代；“潘婷”、“海飛絲”、“飄柔”取代了“潔花”；北京牌電視機在與三星合資后隨即消失。

與此同時，為了生存，我國的許多企業不得不進行貼牌（oem）生產。珠江三角洲一帶聚集了大批的oem生產廠家。在這種模式下，中國企業賺的是加工勞務費，外國公司獲取的是高額的利潤。強烈的反差讓我國企業意識到品牌的價值，開始重視創建自己的品牌。

（二）品牌創建時期。

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我國企業進入創建品牌的時期。企業普遍認識到，只有創出自己的品牌，才能在與強勁外國公司的`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這一時期的品牌創建主要有這么幾件事。

1、企業形象（ci）設計。

廣東太陽神企業率先引入“企業形象設計”，建立了差異化的企業形象，獲得了巨大的傳播效果。由此引發了我國企業的“cis熱潮”。1990年，青島海爾集團導入cis，商標從原來的“利勃海爾”演變為“海爾”；1993年，再次修改cis，以“haier”作為商標標志，并提出“真誠到永遠”的經營與服務理念。

2、社會活動造勢。

1991年，我國舉辦了第一屆由消費者投票決定的“中國馳名商標”的評選活動；1992年，國家內貿部、經貿委和電子工業部等機構聯合舉辦“全國暢銷國產商品展銷會”，評選“金橋獎”。此后，各種關于名牌、品牌、商標的評選活動有增無減。

3、政府主導名牌工程。

90年代以來從中央到省市各級政府紛紛實施品牌戰略，以品牌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

4、老字號品牌再造。

中華老字號企業歷史悠久、口碑甚佳，當時在市場競爭中卻因經營手法陳舊、管理落后，曾一度黯然失色。90年代以來，老字號企業經營者們改變經營理念、運用現代化的管理理論，使老字號企業重現生機。“全聚德”在這一方面是一個成功的例證。

（三）品牌競爭時期。

隨著我國經濟的加速發展，賣方市場出現，市場競爭加劇。1995年開始，我國企業進入了品牌競爭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價格戰、廣告戰和服務戰此起彼伏。

在與國外品牌的競爭中，我國企業逐步學到了品牌管理的國際經驗，并伺機反攻。1996年，長虹集團發動價格戰將松下、索尼等日本品牌從市場領先者的交椅上拉了下來。其他行業的價格戰也頻頻發生。格蘭仕多次發起微波爐的價格戰，手機、電腦市場的價格戰更是俯首即拾。

1995年起，中央電視臺每年都要對其黃金廣告時間進行公開招標，中標者稱為“標王”。孔府家酒、秦池酒、愛多vcd等都幾任“標王”，并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由此可見我國企業廣告戰的一斑。2006年的黃金廣告時間該稱為“黃金資源”，把世界杯等重大賽事的廣告時斷也納入招標范圍。

同時，很多企業已意識到，單靠價格、廣告、促銷和質量已不足以吸引和保持顧客，只有為顧客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務，才能在品牌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海爾的“星級服務”、榮事達的“紅地毯服務”、tcl電腦的“星光使者服務”等都在消費者心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品牌國際化時期。

進入新世紀，我國一些優秀企業紛紛提出品牌國際化的戰略。我國企業品牌建設進入國際化階段。

這一時期這些企業的實力已經壯大，具備了在全球化環境下做大做強自主品牌的條件。為適應國際化的發展需要，許多企業都創建使英語國際發展的品牌名稱。聯想將原來的“legend”改為“lenovo”，取“創新的聯想”之意，同時也是因為“legend”在許多國家遭遇搶注；廈新也以簡潔明快的“amoi”代替了原來的“amoisonic”。

海爾、tcl等企業紛紛打入國際市場。tcl收購了德國的斯耐德（schneider），海爾則是在海外投資設廠，格蘭仕則仍然孜孜不倦地從事oem生產，強調“格蘭仕制造”。

（一）市場的選擇。

從進入什么國家和地區的角度看，我國企業有三種模式可供選擇：

第一種模式是先進入不發達國家，然后進中等發達國家，最后進發達國家。這種模式的優點是市場容易進入，不發達國家都比較小，經濟水平較低，因而建立品牌形象和信譽的投資比較少，還有優惠政策。這種先易后難的模式可以為公司在國際市場上建立品牌信譽提供直接的操作經驗。

第二種模式是先主攻發達國家市場，再轉向其他國家市場。攻下發達國家，在他們那里樹立起品牌信譽和形象，品牌經受了最嚴格的考驗和進步，成為國際性品牌。再到中等發達國家或不發達國家市場，會被全球市場所接受。我國目前只有海爾、春蘭等少數大型家電企業采取了這種模式。海爾認為，在主攻美國市場獲得成功時，再進入歐洲、日本市場，對其成功極有幫助。春蘭最先在美國、日本、法國和新加坡等國設立了十家海外分公司，到現在陸續形成了歐洲、美洲、中東、東南亞和東亞等五大經營區域，產品遍布世界84個國家和地區。

第三種模式是中間路線模式。中間路線模式試圖取先易后難和先難后易模式各自的優點，同時想避開他們的缺點。先進人中等國家市場，積累在異國他鄉建立品牌信譽和形象的經驗，積累更多的資本實力和營銷經驗，以期向發達國家進軍。因此，這對有實力但又不夠強大的企業，是一條可取之路。

（二） 品牌國際化模式的選擇。

從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模式看，我國企業也有三種模式可供選擇：直接進入模式、并購模式和自主品牌與oem相結合的模式。

美國的零售商認為，他們一直在尋找適當價格的良好產品吸引消費者來購物，如果中國的企業能提供這樣的產品，他們將會考慮銷售中國品牌產品。[4]在品牌的國際化運作上，海爾采用的是直接進入模式，采取了直接出口海爾品牌的產品和在國外直接開設工廠相結合的形式。

上海廣電集團（sva）是另一個采用這一模式的企業。在國內，上海廣電集團以一步一個腳印的方式在國外的兩三年間逐步進入美國市場。上海廣電從生產傳統的彩色電視機轉型為關注于高端等離子電視機、平板顯示器和dlp投影電視機的領先電子集團。上海廣電是一個以低成本大規模生產高質量產品的企業，其年銷售收入達40億美元。當時在海外，它的營銷技能能否奏效，上海廣電并不能肯定。

在進入美國市場時，上海廣電做出了幾個重大的選擇。

首先，它決定在分銷上主要依靠提供促銷和服務幫助的當地經銷商，如ingram micro和d&h分銷公司。與當地經銷商的合作使上海廣電有機會和時間去了解美國市場，以便營造自己在當地市場的營銷能力。盡管上海廣電在美國直接銷售其產品，但它也意識到要進入象沃爾瑪這樣的大型零售企業，需要符合一定的物流、服務和促銷標準。

其次，上海廣電在行業促銷活動上與經銷商進行合作，包括參加行業大會，而不是花錢建立品牌認知度。中小經銷商認為，上海廣電提供的低成本產品使得他們能夠與大型零售商競爭。

第三，上海廣電決定避開低端彩電市場。因為在這個市場上充滿了中國企業貼牌生產的產品，競爭十分激烈。上海廣電選擇了高端的等離子和平板電視機和顯示器。這些產品的銷售增長迅速，并且與其他中國產品競爭的機會較少。它想自己被看成是地價高質的企業，其產品價格定在低于日本和韓國同類產品但又高于僅以低價取勝的產品之上的價位。

最后，盡管許多中國企業不承認了解美國市場的重要性，但上海廣電從一開始就決定采用美國團隊來經營其美國業務。此外，他們還聘用了索尼的前生產經理來控制生產質量，并與國際企業合作以改進其產品設計。

并購（m&a）是進入國際市場的另一有效策略。被收購的目標企業應具有有價值的資產，如品牌、顧客群、技術或者渠道。收購方可以先將被收購企業的生產轉移到中國，并保持原來的品牌和渠道，然后，逐步實施共同品牌以建立中國品牌在當地消費者心中的認知與形象。一旦這種形象和認知有了堅實的基礎，再把原來的品牌淡出市場。

tcl使這一策略采用和實施。2002年9月，tcl收購了德國的電視機制造企業斯耐德電子（schneider electronics）以期進入歐洲市場。tcl的收購包括斯耐德的工廠、連鎖店分銷網絡、特級市場（hypermarkets）、目錄郵購和一系列品牌的商標權。tcl雇用了一個專業團隊來了解和掌握當地市場和銷售網絡。tcl的此舉主要思想繞過歐洲國家的進口配額，在歐洲銷售tcl品牌的產品。tcl品牌的產品已經在澳大利亞、中東、南非、俄羅斯和東南亞一帶銷售。一旦這一策略實施成功，有朝一日，tcl品牌的產品將在歐洲銷售。

格蘭仕在進入國際市場時采取了與海爾和tcl不同的戰略。格蘭仕是1978年成立的一家紡織企業，當時只有200多員工。1992年，它開始生產微波爐，并很快就進行oem貼牌生產，目標是降低生產成本，但在中國還沒有投資設廠的外國企業。目前，格蘭實施世界最大的微波爐生產企業，其產品的世界占有率達30%，國內占有率達70%。格蘭仕擁有80多份oem合同，60%的收入來自oem生產。

在品牌國際化的策略上，它采用的是自主品牌與貼牌生產相配合的模式。格蘭仕的企業定位是全球名牌家電生產制造中心。給國際知名品牌做貼牌生產正是這一定位的具體體現。格蘭仕的自主品牌曾在阿根廷具有超過70%的市場占有率，但因此遭到了反壟斷的問題。于是，格蘭仕決定收縮自主品牌的在國外的占有率，通過oem方式以提高產品的市場占有率來曲線占領市場。但是這種策略的最終目的還是要過渡到用格蘭仕品牌生產的目的。

品牌的國際化越來越受到我國企業的重視。品牌國際化是應對全球化競爭的必由之路。與世界名牌相比，中國品牌不論在品牌價值、經營規模、世界市場占有率還是技術水平上都有相當差距。中國第一品牌海爾的價值僅530億元人民幣，而世界第一品牌可口可樂則值704.5億美元。創國際化品牌與綜合國力和整體國民素質的提高、生產技術的改進具有密切聯系，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只要中國企業適時適當地運用好國際化的品牌戰略，就一定能創出我們自己的世界名牌。

[1]菲利普科特勒。營銷管理：分析、計劃、執行與控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2]盧泰宏。建構中國品牌管理平臺[j]。品牌，2001（8）。

[3]宋永高。中國品牌國際化的市揚選擇模式[j]。商業研究，2003（13）。

[4]gao， paul and jonathan r。 woetzel， “can chinese brands make it abroad？”， mckinsey quarterly， 2003 special edition： global direction。

中國道路道路字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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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時期以來三十年的電影歷史，是中國與世界接軌的歷史，也是“人”的解放與發展的歷史。這一階段，宋彥博士的《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選取“現代性”與“后現代性”這兩個星叢式的關鍵詞作為切入點，對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大陸電影進行了文化學研究，勾勒出大陸電影從“新啟蒙”到“后現代”、從教化到娛樂、從政治化到商業化的演變過程。這種大題小作、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值得廣大電影學人取法。

關鍵詞：宋彥 新時期 中國電影 文化研究 現代性 后現代性

后現代被人稱為“讀圖時代”或“鏡像時代”。既然“影像是現代病的慰療者”[1]，而且“電影所具有的敘事能力和手段比小說更為多樣”[2]，隨之就有了“電影是第一藝術”[3]的說法。[1]在此情形下，電影研究就成了當下文學藝術界的一大熱點。

當前中國的電影研究，以文化學研究最為薄弱。之所以強調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是因為“理解電影，就是對它進行理論總結和闡述，把它放置在不同的互文本和語境下（包括文化的，哲學的，政治的，等等），并且運用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和模式，這就很有必要把我們討論電影的著眼點拓展到超出膠片所限定的范圍”[4]。但中國電影文化研究是十分薄弱的，這可以巴贊作為反證：巴贊的《電影是什么？》是一部充滿實踐精神的電影批評文集，它只是從哲學本體論高度研究攝影和電影的本性，還沒有形成體系性的電影哲學。但是巴贊卻被稱為“電影的亞里士多德”，《電影是什么？》被奉為“電影的圣經”，評論者多以之為圭臬。這就說明了當前中國電影研究的學術水準。實際上，細數當下中國大陸的電影研究學者，也只有戴錦華、王志敏、陳墨、陳犀禾、周星等寥寥數位學者進入了文化研究的前沿地帶，并真正可以與世界對話。

令人欣喜的是，一批知識結構更優化、學術視野更宏大的新生代學者，“于薄弱中發現了豐厚”，他們找到了電影研究的諸多空白點與學術增殖點，成為促動電影文化研究與中國電影一起“入世”的重要推手之一。山東輕工業學院人文素質教研室主任宋彥博士主持的山東省社科規劃項目結題成果《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就是新生代學者電影文化研究的一項代表成果。

宋彥長期擔任“影視作品欣賞”教學與研究工作，因而有大量細讀案例為她的立論提供支持，這使她的論述言必有據，史論結合。在研究角度上，她并沒有選擇流行的“類型研究”，而是選取了“現代性”與“后現代性”這兩個星叢式的關鍵詞作為切入點，對20世紀以來的大陸電影進行了歷時性梳理與文化學研究。難能可貴的是，宋彥沒有糾纏于這兩個概念的多義與歧解，而是直指“審美現代性”和“后現代性”觀念的核心，提取出二者內涵中具有可對比性的層面如文化策略、精神內涵、文化特征、鏡像風格等進行了比較研究，從而描畫出中國大陸電影從“新啟蒙”到“后現代”、從崇高到狂歡、從教化到娛樂、從政治化到商業化的演變過程。

很多研究者將“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看作是斷裂、質變的兩個時代或者對立的兩種文化。其實現代性是未完成的工程，后現代性只是現代性的新階段。宋彥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她發現在大陸電影內部存在著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糾結與交錯，這是中國特殊的國情造成的：一方面電影藝術要消解極左政治，另一方面又要為生民立命，樹立人的尊嚴；一方面要采取拿來主義做法，另一方面又要重振民族精神；一方面要將電影從政治意識形態捆綁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卻必須讓它負擔不可承受之重；一方面要啟蒙，另一方面卻不得不面對大眾化的語境……在宋彥描繪的圖景里，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電影的發展道路是光榮的，也是艱難的。

宋彥的可貴在于她沒有決絕地站在某一立場上捍衛或批判歷史現象，而是以生態倫理的眼光看取各種現象并保持“同情的理解”。她高度評價于20世紀80年代電影的“啟蒙理性”，認同巴贊的觀點：電影具有特殊使命和道德價值，應有教化大眾的職能，就像醫學、法律、宗教、教育，因為電影可以以神奇的方式穿越文化、政治、藝術的界域，點燃人的內心激情；電影應當具有高度的人道主義精神，應成為“‘高尚’的最后避難之地”。但她同樣肯定后現代主義的合理性，更對其美學風格保持尊重。因為她要做的不僅是對電影藝術的文化批評，更是對中國大陸新時期以來的電影風格流變或電影發展流潮的省察與歷史描述。這是一種真正的學者態度，一種學與思的辯證，這是她超越巴贊的高明之處。

宋彥的著作是學院式的學術研究，而非觀后感式的印象批評。她將鏡像背后的隱喻與象征做了仔細的翻刨，令人對電影語言的理解升華到文化哲學層面。比如宋彥論述20世紀80年代“新啟蒙”的未完成性，就舉了幾個經典例子：《黃土地》中顧青的來而復去——啟蒙者消失了，而被啟蒙者夢醒了，卻死了。《孩子王》里的老桿以啟蒙者的身份要將文化知識傳授給小牧童：“我認得字，可要我教你？”小牧童漠然掉頭，不顧而去。[5]這樣的例證在此書中比比皆是，讓人贊嘆宋彥作為女學者所特有的敏感與知性，很多復雜而沉重的話題就這樣被她以比喻的方式舉重若輕地詮釋清楚了，頗有四兩撥千斤的智慧；而讀者讀來卻知道她并非消解啟蒙，而是隱含著惺惺相惜的慨嘆。

電影是社會進步的一面鏡子，也照見了“人的成長”。在文學藝術研究中，“世界性、民族性與人性”三維坐標是一個金字塔式的穩定結構，由“宇”“宙”“人”標識出文學藝術的高度、廣度與深度。如果說本土性是經線，現代性是緯線，那么人性就是第三維。以此三維標準估定現代中國文學藝術，既要看到其對世界文化的“橫的移植”，也要看它對本民族優秀文學遺產的“縱的繼承”，更要看其對“現代人學”的開掘深度。當宋彥將電影置入到這個三維坐標之中，她不僅看到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電影藝術的進步，更看到了“人”在新時代的覺醒、迷失與異化：主體意識、欲望敘事、成長敘事、同性戀敘事、女性敘事與底層敘事等，都在電影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果說中國第三、四代導演在“文革”后努力“要從歷史中贖回人質，從歷史的污血中洗凈個人，同時也贖回并洗凈自己”[6]；那么第五代導演塑造了大寫的新啟蒙英雄；第六代則重新以新寫實手法關注平民、底層、邊緣人、生態的人和神性的人。可以說，新時期以來中國電影的鏡像映照出了時代的進步，電影也因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而受到全民熱愛。就此而言，大陸新時期以來的電影歷史，既是改革開放以來“人的歷史”，也是中國“入世”的歷史。筆者認為，宋彥這種大題小作、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值得取法。

最后，在祝賀《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作為省社科項目完美收官的同時，筆者還有幾點借題發揮的建議：一、中國學界應努力建構真正的中國電影話語體系。現在國內學界分析中國電影時運用的理論大都來自西方。我們已意識到：中國電影存在迎合西方市場、模仿西方大片的跡象，這有可能使中國電影成為西方經驗的實驗場。那么中國學界操持西方話語是否也存在“后殖民”的可能？這是值得中國電影研究界同人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宋彥在建構中國電影話語體系的工作中應做出自己更多的努力。二、“港臺電影”應是“中國電影地圖”中不可缺少的板塊。宋彥可以向港臺電影“開疆拓土”。三、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有許多電影因種種原因被禁，比如宋彥專著中提到的《藍風箏》《霸王別姬》《活著》《東宮西宮》《小武》《趙先生》《鬼子來了》《蘇州河》《站臺》《十七歲的單車》《盲山》《盲井》《天浴》《北京雜種》《陽光燦爛的日子》《革命到底》《太陽和人》《爸爸》等，現在大都已解凍。筆者以為，歷史不可避諱，學術研究應正視、重視這些影片及其背景，至少能告訴人們它們被禁的原因；而這些影片從被禁到解凍的過程，也許更能顯示中國的進步！

（本文為山東省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資助項目《文科研究生創新意識薄弱問題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項目編號：sdyy08070。）

注釋：

[4]王志敏：《電影美學：從思考方式到理論形態》，文藝研究，2005年，第1期。

[5]戴錦華：《猶在鏡中》，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頁。

[6]李二仕：《〈電影理論新發展〉翻譯的背景說明》，見[英]帕特里克·富爾賴著，李二仕譯：《電影理論新發展》，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年版。

[7]宋彥：《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頁。

[8]戴錦華：《霧中風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

（李鈞 山東省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 27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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