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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篇一
第六框 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教學目標?
知識方面
知道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和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能力方面
通過教學，培養學生歸納整理歷史史實，從而得出正確結論的應用能力和透過歷史現象認識事物本質的抽象概括能力。
思想覺悟方面
通過教學對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使學生樹立社會主義理想，增強社會主義信念。
教學方法
本節主要采用學生討論歸納為主的方法。
重點難點
1、重點
近代中國人民救國的奮斗歷程，既是教學的重點，也是教學的難點。
2、難點
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統治者相互勾結，使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問題是教學的難點。
教學過程?設計
第六框 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一、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
學生自讀課本
學生討論以下幾個問題
1、找出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為什么會這樣？
2、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
3、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現狀如何？
（因為學生已學過歷史，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現狀已有一定的了解）
教師總結：
如果沒有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也會象其它資本主義國家一樣，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社會的扭曲發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這種社會制度下，廣大人民，過著饑寒交迫和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人民急切盼望改變這種社會現狀。
二、舊民主主義革命沒能完成救國的歷史使命
學生自讀課本
學生思考討論以下幾個問題
1、近代革命志士進行的救國探索有哪些？結果怎樣？
2、以上探索說明了什么問題？為什么？
教師歸納總結
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是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決定的。帝國主義不允許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封建勢力頑固而強大，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沒有能力領導民主革命趨向勝利。
小結：
通過本節課的教學，我們知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試圖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方式，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現狀是不可能的，要改變中國的社會現狀，只能用新的革命方式，就是中國共產黨領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從而有力地證明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道理。這就是我們下節課要講的內容。
板書設計?：
第六框 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效果檢測與矯正：
為什么說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教學札記：
中國道路篇二
;摘 要：中國革命道路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通過總結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而開辟的獨創性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然而，這條革命道路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它是同黨內各種錯誤思潮的斗爭中逐漸形成的。它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集體創造，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
關鍵詞：中國革命道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錯誤思潮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具體運用到中國實際，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理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同“城市中心論”、“革命悲觀論”等各種錯誤思潮進行堅決的斗爭，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那就是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它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范。中國共產黨就是依靠這條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一、中國革命道路的艱苦探索
1840年英國帝國主義發動鴉片戰爭，用炮艦打開了中國的門戶。接著，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接踵而來，強迫腐朽的清政府簽訂多個不平等條約，使中國社會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里，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就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1915年，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掀起了新文化運動，他們高舉自由民主的大旗，對長期封閉的中國人民進行了啟蒙教育。自此，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各種思想和思潮涌進中國。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白叨韲说穆贰?，成為中國先進青年的救國口號。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愛國青年運動，喚醒了廣大的中國人民。從此，中國的先進青年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并努力將馬克思主義結合到工人運動中去，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促成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那天起，以解放全國各族人民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為己任，堅持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結合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努力探索了中國革命道路。1921年黨的一大綱領明確規定：“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1]可見，黨主張走俄國人的路，但未能提出符合中國社會實際的革命任務——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反而提出了脫離實際的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的錯誤綱領。1922年召開的黨的“二大”全面分析中國社會性質，明確提出：“黨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之后，黨總結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失敗尤其是京漢鐵路工人罷工引發的“二·七”慘案的深刻教訓，使黨開始意識到要抗衡武裝到牙齒的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反動軍閥武裝），就必須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裝。1923年黨召開了三大，根據共產國際的建議提出了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號召，并開始改造國民黨建立國共黨內合作的國民革命聯合戰線，黨通過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了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聯盟的革命武裝——國民革命軍。從1926年開始，黨積極推動北伐戰爭，并在戰斗中起到先鋒模范作用。
正當北伐戰爭節節取得勝利，幾乎解放半個中國的形勢下，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發動反革命政變，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敗。自此，國共第一次合作徹底破裂，中國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革命處于低潮。這次血和淚的教訓讓共產黨堅定了走工農武裝割據道路的意志和決心。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聯合國民黨左派，發起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為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邁出了第一步。 1927年8月7日，在關系黨和革命事業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共產黨在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著重大轉折意義的“八七會議”?！鞍似邥h”批判并且改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立了進行土地革命以及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在會議上提出了著名論斷——“槍桿子里出政權”。[2]盡管此時中國共產黨認識到了武裝斗爭的重要性，但是黨的工作重心并沒有因此由城市轉移到農村，而且在反“右”傾時忽視了“左”傾情緒的滋生，為后來的 “左”傾盲動主義埋下了伏筆。
盡管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就開始逐漸重視起武裝斗爭和武裝農民。但是，黨在這個時期并沒有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是因為其他地區的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經驗顯示出城市都是他們革命的重心。第二是國共統一戰線的建立可以讓共產黨在大中型城市進行活動時有機會充實自己的力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由于當時的共產黨屬于建立初期，并不能認識到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還沒有意識到他們領導的實際上是以農民為主力的武裝斗爭，所以共產黨也就不會在這時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
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攻占長沙的秋收起義也失敗了。秋收起義失敗后，他毅然決然的率領起義部隊向井岡山進發，開始建立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黨的革命重心也開始由城市轉移向農村。中國革命道路的內涵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毛澤東選擇在井岡山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是因為井岡山有著獨特的優勢，首先是它屬于湖南，江西兩省的交界地區，遠離大城市，而且有著許多樹林，有許多易守難攻的險要地形，這是開辟根據地的先決條件。其次，井岡山地理條件優越，物產資源豐富，黨員隊伍在生活上可以自給自足，不給當地的百姓增添負擔。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有一支屬于黨領導的農民武裝在井岡山上，可以為創建革命根據地、探索革命新道路提供有力的武裝支持。
二、中國革命道路是在與錯誤思潮的斗爭中形成的
大革命失敗以后，黨總結了失敗的經驗教訓，開始自己掌握軍隊并開展武裝斗爭。但是，在展開武裝斗爭的問題上由于長期受十月革命的影響，城市中心論依然干擾著黨中央的決定?？梢哉f，中國共產黨為了克服“城市中心論”所帶來的不利，歷經了許多年殘酷曲折的斗爭。黨就是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完善著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
由于長期受共產國際的影響，黨領導的斗爭大多以攻占城市為目標，“城市中心論”在黨內流毒甚廣。所謂城市中心論，也就是瞿秋白說的“奪取首都，一擊而中”的形式。這一理論被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特別是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實踐。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在中國可以暢行無阻。事實證明，城市中心論在當時的中國是不可行的。由于當時黨內還存在著許多錯誤地信奉“城市中心論”的教條主義者，加上共產國際從一開始就對毛澤東在農村發展革命根據地的問題上持否定態度，受此影響，我們黨內的一部分領導人更是錯誤地以為，“農民占黨的組織成分百分之八十以上，這是我黨的絕大危機”！共產國際這種對待我國的錯誤的態度，使中國共產黨沒能真正了解中國國情，嚴重妨礙了對適合我國國情的革命道路的探索。
因為對實際情況缺乏理性的認識，“不斷革命論”也對我黨對革命道路的探索有著嚴重的干擾。瞿秋白把土地革命當作了第一任務，但同時卻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城市，想要依靠城市的工人階級來推翻資產階級。在這“不斷革命論”的影響之下，黨只能繼續錯誤的堅持“城市中心論”。盡管當時在毛澤東等人的努力下黨的農村方面的工作有了長足的進步，但瞿秋白等黨的領導者依然錯誤地堅持“城市中心論”，忽視甚至無視農村的重要性，這嚴重干擾了黨對正確革命道路的探索。1928年，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在中共六大上受到了嚴厲的批判，會議上明確了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此在六大以后，黨中央依舊把城市作為革命重心。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決議中反對以農村包圍城市，以根據地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李立三錯誤地認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決戰的前夜，主張在革命工作中不需要再積聚和準備革命力量，可以直接舉行全國性的武裝暴動，在革命道路問題上，堅持中心城市武裝起義模式。
在李立三占據黨內領導地位的時期，毛澤東并沒有執行中央攻打南昌的命令。這一時期，毛澤東在反對“左”傾錯誤的同時，也對黨內的右傾悲觀思想進行了嚴肅的批評。針對黨內的消極思想，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批判了懷疑“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傾思想，文中系統地指出中國現階段社會的各種尖銳矛盾。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關于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全會糾正了李立三對于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但“城市中心論”在黨內依然很有市場。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堅持攻占大中城市，并鼓吹要同國民黨反動派打正面戰爭。這也直接導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開始了二萬五千里的長征。
在抗擊日寇、保家衛國的革命實踐中，共產黨的中國革命道路理論不斷被豐富和發展，“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思想更多被應用于人民戰爭當中，并產生了強大的正面效應。這一時期，我國北方許多大城市和交通樞紐為日軍所攻占。在此情況下，毛澤東從實際出發，寫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新階段》等文章。毛澤東在這些文章中系統地闡明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重要性，標志著中國革命道路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
解放戰爭時期，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穩扎穩打、步步為營，逐步在全國范圍內完成了攻占大中型城市的任務。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我黨即將取得勝利的形勢下召開，并且宣布黨的工作重心開始由鄉村轉移到城市。“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思想理論的正確性再次于革命實踐中得到驗證。
三、中國革命道路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果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從而發展出適合中國國情新的理論觀點。中國革命道路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理論成果，是黨在長期革命實踐中經過不斷探索、思考、總結提煉出來的，既貫穿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脈絡，又飽含著中國特色的文化基因，因此具有與眾不同的魅力和與時俱進的活力。馬克思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提出的暴力革命學說也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指導意義?！豆伯a黨宣言》中說到：“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瘪R克思主義暴力革命是一種普遍規律，但是要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時，具體的實際情況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在中國究竟要采取什么方式進行武裝斗爭，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中并沒有詳細的表述，但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卻憑借集體的智慧和團隊的力量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開辟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并將武裝斗爭和農民革命相結合，創造性地提出“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將舊時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改造成新式的工農聯合武裝斗爭，成為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范，極大推動了中國革命的發展。
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中國革命為什么能取得勝利？就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找到了適合中國情況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揭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導黨取得了革命最后的勝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明確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根據。”中國革命有著屬于自己的與眾不同的發展規律，這種獨有的發展規律源于自己獨特的國情，農村包圍城市理論的建立顯示了我黨對中國獨特國情的精準把握，并且在此認識的基礎上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暴力革命的學說，為其他地區的人民革命斗爭提供了重要經驗。
在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人表現出了集體的勇氣和智慧，對如何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了有益嘗試和艱苦探索，在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同時，也留給后人以啟示與反思。脫離實際，就會看不清真實情況從而走上錯誤的道路，就會給國家的革命事業帶來損失。我們還不能僅根據已有的經驗行事，要把實際與經驗相結合，理性科學的探索適合本國的道路。只有在立足中國具體國情的基礎上，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并加以改造和創新，才能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能在改革與創新的道路上少犯錯誤，少走彎路，才能解決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制定出符合本國國情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參考文獻：
[2] 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相關熱詞搜索：;中國道路篇三
;關鍵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新型合作化 股份公司 農民股東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迅速發展，2004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達136515億元，比上年增長9.5%[2]，其中，農業生產總值20774億元，比上年增長6.3%[3]。農村經濟的增長無疑是全國經濟以如此快的速度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從1978年開始，農村逐步廢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制，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促使瀕臨崩潰的農村經濟得到恢復，并得到一大程度的發展。農村絕對貧困基本被消除，農民的溫飽問題基本得到解決，擺在農村和農民面前的主要問題變成了發展問題。在這種形勢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暴露了它自身的弊端，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一、形勢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凸顯的問題
1.農村經濟難以得到跨越式的發展，農民增產不增收，生產積極性重新下降，土地拋荒嚴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最初目的是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拯救瀕臨崩潰的農村經濟，但發展經濟僅僅有積極性是不夠的[4]，生產積極性不能決定經濟的發展。所以當農民的溫飽問題得以解決，農村經濟得以恢復后，達到了最初目的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面對發展問題就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了。它不能引導農村經濟實現象城市經濟那樣的跨越式發展，農產品總產量是在逐年增加，可農民的收入卻沒有按人們的美好愿望增加。國家扶貧基金會會長王郁昭2003年指出，當時中國農村人均收入500元（1.3元每天）以下的有1459萬，人均收入1000元（2.74元每天）以下的有3億1075萬人，人均收入1000~000元（2.74~5.8元每天）的有3億1079萬人，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重新下降。這使得農民沒有信心把精力放在土地上，“外出打工比種田要賺錢”已被大多數農民接受，并在快速地被實踐。農村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勞動力進入城市，農村土地拋荒問題越來越嚴重。我的家鄉湖北省恩施州因外出務工經商拋荒土地面積達8.62萬畝，占拋荒總面積的61.75%（全州有耕地面積262111千公頃）[5]。恩施還是一個偏僻的土家族、苗族聚居區，農民的土地觀念非常濃厚，這個州的土地拋荒不會是全國最嚴重的地區。截止1996年底，全國非農業建設閑置耕地941633畝，有些閑置達6年之久，其中55%的耕地已不能再恢復耕種[6]。90年代中期，世界銀行曾據衛星遙控指出，我國大陸耕地拋荒達10%左右[7]。
2.土地被分割成小塊，各自為“政”，不利于機械化水平的提高和新技術的推廣。高度機械化和高科技水平是農業現代化的兩個必要條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恰恰就造成了阻礙機械化水平提高的事實。我們一方面在農村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方面又要實現農業現代化，這種困難是可想而知的。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主要做法是在保持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的使用權按人口承包到戶。這樣，土地被分割成小塊，由于土地面積太小，農業機械無法進入田地，機械化水平不僅無法提高，甚至還有所下降。農民在自己承包的小塊土地是有權決定種什么，怎么種，這使得在同一塊土地上有可能同時生長著兩種或多種不適合在一起生長的農作物，在無形之中降低了作物產量。另外，由于不敢承擔奉賢，加上經營規模小，許多農民不愿或不能首先采用新品種和新技術，農業科學家辛辛苦苦研究出來的新品種和新技術很難很快獲得市場，中國農業實現高科技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3.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大量增加，給城市生活、社會穩定帶來不穩定因素。隨著國家對農村想城市人口流動的限制放松，農民在長期增產不增收的情況下，開始大量擁入城市，尋求收入的增加。這給城市正常的生活秩序、城市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給和城市環境保護造成嚴重沖擊。
大多數外出務工農民素質比較低下，專業技術水平有限，在就業形勢日趨緊張的情況下，很難找到適合他們又能賺錢的工作。賺錢夢想的破滅促使部分人走上犯罪道路，嚴重影響社會治安。
4.農村公益事業無人管，農民子女教育成為一個社會難題。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基礎設施，如鄉村公路、水庫、學校等都有集體負責管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后，“各人自掃屋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每個人都只關心與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對這樣的公益事業不大關心，更不愿為公益事業而犧牲個人利益。
對農民子女的教育也逐漸成為一個社會難題。農村學校條件落后是一個重要原因。另外，由于大量的農民外出務工，有的甚至是 “全家搬”，其子女是“走”是“留”，都對其教育有重要的影響。如果農民子女跟著他們的父母如城，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條件差，無學籍是農民工子女教育的障礙；如果農民子女留在農村，他們的成長缺少照顧，失去了父愛和母愛的呵護的他們極易受到他人唆使，為社會安定埋下隱患。
5.農村人才外流，基層腐敗嚴重，給農村村民自治蒙上一層陰影。當前農村外出務工人員以青壯年中的有文化的人為主，這些人在農村可以稱作“知識分子”，而相對于城市來說，是“半文盲”或是“科技盲”，從某種程度是說，這些人外出打工是一種資源浪費，使農村村民自治出現“朝中無人，國中無將”的局面。
??? 另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造成了事實上的小農經濟的普及，導致在思想意思形態上廣大農民小農思想的復蘇，每個人都只關心自己的事，以前的公社領導、對領導天天有人看著，現在的農村基層干部就沒有了民眾的監督，我想這應該是農村基層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農村應當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合作化，并不是一個新名詞，歷史上已經存在很多。1952年開始，人民政府開始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農村的合作化經歷了農業互助組，初級農業合作社，高級農業合作社等階段。從1958年起，全國開始推行人民公社體制，用了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全國就基本實現了農村人民公社化。中國農村合作化達到頂峰，只是事與愿違，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給中國農村經濟造成了很大損失，農民權益受到極大侵害?！昂献骰背闪酥袊r民心中的一塊傷疤，以致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后，大部分人都不再輕言合作化。但我們不能就此否定合作化，中國農村經濟的出路在于集體經濟[8]，而不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事實上的小農經濟。在新形勢下，農村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筆者的初步構想是：采用多種形式，或由國家投資，或由國家引導有實力的企業投資，或由農民自己參股籌資組建股份公司。股份公司從農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權（租用期應在農民承包土地的期限內），雇傭農民為其工作，農民享受工人待遇。公司作為獨立的法人，以它的所有資產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在有農民參股的公司中，農民股東[9]有權分紅并依據自己的資產對公司負有限責任。農田的耕種、業基礎設施的建設、農產品的銷售等事宜由公司統一決定，統一經營。
這里有兩點需要說明：第一，通過各種形式組建的股份公司是獨立的經濟組織，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之一。它不同于農村改革開放以前的農村合作組織，農村合作化時建立的各種農村合作組織（包括農業互助組，初級、高級社，人民公社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集體經濟所有制。這里組建的股份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實現農業生產的規?；?、商品化，促進農村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它也不同于現階段的農村村民自治組織，他們的性質明顯不同，盡管目前的許多農村村民自治組織也兼有一些集體經濟組織的職能。
第二，以組建股份公司的形式實現農村新型合作化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不相抵觸。股份公司從農民手中租用的是土地的使用權，土地所有權還是集體所有，農村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的性質不會發生改變；股份公司租用農民的土地使用權的期限在農民承包土地的期限之內，股份公司不直接承包土地。這種合作化不會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相抵觸，或者可以說它只是克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弊端的一個并行的補充性措施。
三、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行性
1．國家經濟總體上飛速發展，國家經濟整體勢力增強，這是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經濟基礎。雖然近年來，農村經濟發展緩慢，但國家經濟整體上發展很快，全國經濟年增長率連續幾年都保持在9%左右，高于世界經濟的同期年增長率。2004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達136515億元。強大的經濟實力，使國家有能力直接投資，或引導有實力的企業投資，組建股份公司，也使國家有能力對目前的農村經濟或是發展以后的農村經濟實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以保證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
??? 共和國自成立以來，都是以發展工業為重點。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優先發展重工業。改革開放也是從沿海的工業城市開始的。長期以來，國家政策都是犧牲農民的利益滿足工業發展的需要，為了發展工業，農民做出的犧牲是巨大的。1953~1959年，從農向工轉移6000億元，1992年轉移1647億元[10]。現在，中國的工業已發展得比較壯大，并繼續保持著高速度的增長，2004年，全國工業總產值達72387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1.1%[11]。中國工業已經具備了反哺農業的能力。為了工業的發展，農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為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工業也應當做出它應有的貢獻。
2．農民土地觀念發生改變，這是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思想基礎。從公元前475年到1912年，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農本商末”的思想對人們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這主要表現在農民對土地的依賴上。歷史上封建王朝末期的農民起義都是土地兼并嚴重，農民失去土地引起的，每一個新建的封建王朝也都會抑制土地兼并，重新分配土地，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目標[12]。中國共產黨聯合農民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進行土地革命，使農民獲得土地。中國農民對土地的渴望程度和依賴程度是相當深的，這也是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民生產積極性重新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
??? 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性正在減弱，其土地觀發生了重大改變。促使這種改變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⑴ 民的溫飽問題得到解決，為了增加收入，農民不再把自己束縛在一畝三分田上，他們敢于離開土地到城市等發達的地方去闖蕩；⑵ 現代文明洗禮了農民陳舊腐爛的思想`，“農為本，商為末”的觀念消失，農民的思想觀念得以更新，土地是他們得以生活的一種途徑而不是唯一途徑；⑶ 農村出現大量的富余勞動力 ，每個家庭在保證耕種的勞動力之后，富余的勞動力都會外出打“副業”，一方面既不害怕外出掙不了錢（萬一這樣，可以回家吃老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證家里的現金支出，包括農業生產投資所需，子女教育費用，農業稅收等。
??? 農民對土地依賴的減弱為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掃除了障礙，它避免了股份公司從農民手中租不到土地使用權的尷尬局面，減少了股份公司在農村的組建和運行的阻力。
3.已形成比較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股份公司的經營方式得到社會認可。經過幾十年的改革，中國基本完成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商品化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大趨勢，自己自足的小農經濟是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只有讓農村經濟融入到市場經濟中來，實現農業生產商品化、社會化和規?；洜I，農村經濟才可能得到跨越式的發展。
改革開放初期，出于對市場經濟的恐懼，絕大多數企業采用的是國家或集體完全控股，以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隨著改革的深入，股份制逐漸被接受，在國有企業中，國家或集體只是有效控股，并且國家也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鼓勵企業采用股份制。目前，國有企業的改革也主要是采用股份制形式，使國家由絕對控股變為有效控股，以有限的國有資產帶動大額資金的流轉，促進國有資產的增值。
??? 4.國家政策開始偏向農村，這是未來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靠保證。前面已經提到，中國工業已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它有能力反哺農業了。本著共同富裕的原則，國家政策開始偏向農村，工業反哺農業邁出了重要的一步。200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一號文件”，重點是增加農民的收入，這是既84年之后中央發布的又一個關于農村的“一號文件”。2005年1月30號，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村工作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見》，重點是提高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國家做出了取消農業特產稅，減免農業稅的重大決定，并推行種糧農民直接補貼，良種補貼，大型農機具購置補貼的政策，出臺了保護耕地，加大農業投入 ，嚴格控制農資價格和實行糧食最低價收購四項保護措施。另外，國家會加大對農村的資金投入，2004年，投入總量超過2000億元[13]，今后的投入力度還會加大。
四、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意義
??? 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僅對農村，而且對全國、全社會的發展都有重要的影響。
1.有效利用土地，有利于農村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加速共同富裕的實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一個重要的弊端就是把土地分割成小塊，影響了機械化水平和高科技水平的提高。股份公司從農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權，統一經營，有效地克服了這一缺點，能夠迅速提高農業生產的科技水平和機械化水平，提高農村生產力。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實行股份公司的經營方式之后，原來農田上無數的界溝、界碑將不復存在，一條不占面積的界線將會代替界溝、界碑的職能。這就能實現土地的有效利用，對于我們這樣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而言，這個措施的意義是重大的。另外，股份公司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它在農村的滲入必定會帶來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從而促進農村經濟乃至全國經濟的發展。當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很大，1990年城鄉收入差距比為2.84（以農村為1），2004年為3.2[14]。農村經濟的發展會逐漸減小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直至全國實現共同富裕。
2.有利于農村民主在的發展。膽怯農村民主在發展程度不高的原因有：a 農民收入不高，對政治沒有熱情，政治參與不積極；b 農村居民整體素質不高，人才外流，農村民主在發展缺乏人才；c 農村基層腐敗嚴重。
??? 新型合作化的實現會有效解決這三個問題。a 農民從股份公司不僅可以獲得出租土地使用權的收益而且作為雇工，也會有固定的收入，農民股東還可以在規定時期內分紅。工人待遇會使農民享受到一系列福利政策，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收入增加了，農民自會重視自己的政治權利，以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他們就會積極地參與到政治中去。b 在農村組建的股份公司不是封閉的，它和外面的世界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它能夠為農村中的有才能的人提供他們施展才華的空間，人才外流會得到有效遏制，農村民主政治發展中人才將不是個問題。c 農民政治參與的熱情高了，民主程度提高了，腐敗就無立足之地，更無生根之處。民主是腐敗的克星。
3.就近吸收農村富余勞動力，有利于社會穩定。股份公司除了需要雇傭耕種土地的人之外，還需要一大批管理、銷售、運輸等方面的人才，農村廉價的勞動力是公司的首選。農村再不用遠途跋涉去他鄉掙錢，或許他們也還會叫做“農民工”，但他們至少不再受歧視。收入增加了，穩定了，由于農民外出打工帶來的一些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4.有利于加速農村城鎮化建設。加快城鎮化建設，也是國家的一項重要的政策。中國現階段有農民9億多[15]，如果農村走上新型合作化道路，這9億多農民中的大部分將會演變成工人，盡管他們還從事這農業生產，但他們的本質已不再是農民，而是農業公司的工人。當農村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越來越多的人會聚居到一起，以享受基礎設施建設或方便生活（如買東西，就醫等），這樣，一條條村街就會發展成為一個個小城鎮。
農村、農業、農民是一個大問題，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沒有全國的現代化，沒有農村的發展就沒有全國的發展，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的小康。“三農”問題的解決要從制度上下手，改革生產關系中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環節。當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暴露出了一些問題，需要及時采取辦法，克服它自身的弊端，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失為好辦法之一。當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要繼續堅持，新型合作化只能作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并行的補充性的措施，它不能完全取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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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篇四
;〔摘要〕 中國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斷探索、勇于創新、一步步走出來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是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選擇的結果，是符合我國實際的正確道路。沒有中國道路，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成功，也不會有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堅持中國道路，不僅有利于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且對世界其他國家乃至全世界的發展都具有積極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1 〕10他強調指出，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堅持走中國道路，“這是一條通往復興夢想的康莊大道、人間正道” 〔1 〕11。中國的歷史表明，社會主義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中國的實踐證明，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和穩定中國。中國道路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團結奮進勝利的旗幟，規定了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方向，而且對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具有借鑒作用。同時，中國道路對維護整個世界和平、促進人類共同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一、中國道路的豐富內涵
中國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結合中國國情探索出來的發展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開創的特色發展道路，是共產黨人尋找到的適合像中國這樣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它既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要求，又符合中國不同時期的具體國情，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斷發展的重要成果。黨的十八大概括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科學內涵：“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2 〕這一科學概括包含了豐富內容，需要我們深刻領會。
中國道路的內容可概括為四個方面，即“一個主體領導、一個基本路線、一個制度依托、一個總體布局” 〔3 〕?！耙粋€主體領導”就是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核心地位，因為中國共產黨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利益的捍衛者，它能夠把握歷史發展的方向，能夠帶領全國人民戰勝困難、走向富強，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發展中國。“一個基本路線”就是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簡稱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策?！办柟毯屯晟粕鐣髁x制度”既是中國道路的根本目標，又是我們取得勝利的制度保障。中國道路是以經濟建設為重點從而促進我國社會各個方面協調發展的道路體系，呈現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總體布局?？傊?，我們黨為實現中國夢規劃好了路線，設置好了棋局，制定好了策略。
中國道路既涉及道路問題，又涉及理論體系和制度保證問題，是理論指導、制度建設、實踐過程的有機統一。中國道路“特”就特在我們黨能夠不斷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同時又能夠不斷開拓創新上；“特”就特在能夠把實踐、理論、制度緊密地結合起來，把三者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特”就特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統籌兼顧，五位一體；“特”就特在把追求國家整體和人民個體利益統一起來。
中國道路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共性和中國特色個性的統一。從本質上講，中國道路不是其他什么主義，而是科學社會主義。它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原則，堅持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根本目的是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需要，堅持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并通過社會主義高度發展最終實現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從形式上講，中國道路凸顯了“中國特色”的個性，既沒有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也沒有照搬西方國家的發展道路，而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它既抓住經濟建設這個重點不放松，又統籌政治、文化、社會、環境一盤棋；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堅持改革開放；既堅持立足中國，又堅持面向世界；既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述的機械應用，也不是對別國發展模式的全盤接納，而是自我探索、不斷創新的結果。中國道路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普遍原則與中國實際國情的有機統一。
中國道路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地下冒出來的，是我們黨艱苦奮斗、精心探索，一步一步走出來的，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結果，是中國人民選擇的結果。它醞釀于第一代領導集體的精心探索，開創于第二代領導集體大膽改革開放，發展成熟于20世紀末以來黨帶領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
中國道路醞釀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精心探索。從理論上講，在中國道路的艱苦探索過程中，我們黨首先選擇了正確的指導思想，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重要地位。為了避免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生搬硬套，毛澤東專門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命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提供了基本條件。從政治上講，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實際出發，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經過艱苦斗爭，趕走了帝國主義，推翻了封建專制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通過民主制度建設，實行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制定了正確的政黨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通過了第一部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指明了發展方向。從經濟上講，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并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集中發展重工業，相應地發展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和商業，為國家建立了一整套制度、體制、管理方法等，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物質和制度基礎。但由于我們急于求成，加上主觀認識不足，把蘇聯模式神圣化，犯了如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反右斗爭擴大化、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等錯誤，嚴重阻礙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證明，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內化為中國特色的理論，使之民族化、時代化、方法化、具體化，我們的革命和建設才能成功，否則，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或者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革命和建設都會遭受挫折。第一代領導集體精心探索所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以及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挫折教訓，都為中國道路的繼續向前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道路開創于改革開放時期。20世紀70年代，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上，美蘇兩極格局逐漸形成，要和平、求發展成為世界潮流。國內結束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百廢待興，中國該向何處去、“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務。我們黨通過批判“兩個凡是”錯誤方針和展開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兩大措施，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結束了認為階級矛盾是我國國內主要矛盾的錯誤，果斷地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為了強調中國發展的特殊性，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上提出重大命題，即“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4 〕。從此，“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面旗幟成為引領我們開拓前進的偉大旗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此成為我們黨和國家全部工作的主題。我們黨在探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道路中，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問題，先后歸納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不是社會主義、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不是社會主義等“十個”不是社會主義，通過排除法厘清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明確了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因此，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我們黨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征程，開創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到20世紀末，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大幅提高，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影響力空前加強，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中國道路創造了世界發展的奇跡，“中國道路”或可稱為“中國模式”正在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中國道路發展成熟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中。20世紀末，國際形勢風云變幻，社會主義遭受嚴重挫折，同時我國國內也發生了嚴重的政治風波。面對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我們黨從容應對，粉碎了資本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陰謀，捍衛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黨總結前蘇聯解體的教訓，十分注重黨建工作，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推進理論創新，創立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時，狠抓“發展”這個第一要務，制定科教興國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為主線，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開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征程。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對中國道路一以貫之地堅持和拓展，對這條道路的論述實現了三個方面的創新：擴展了總體布局，增加了生態文明建設，把原來的“四位一體”發展為“五位一體”；補充了人的全面發展的內容，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總結了臺階式發展、逐步達到共同富裕的經驗。我們黨還特別論述了中國道路的厚重歷史底蘊，明確告訴世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誰也改變不了，中國會堅定不移地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中國會毫不動搖地沿著這條道路繼續前進。
中國道路是實現中國夢的基本道路?！爸袊厣鐣髁x承載著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著無數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著億萬人民的奮斗和犧牲，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是發展中國、穩定中國的必由之路” 〔5 〕。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發展道路符合黨心民心，是完全正確的；堅持中國道路符合國情民意，順應時代潮流，是非常正確的。只有毫不動搖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越來越突出；只有毫不動搖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兩個百年”的奮斗目標才能最終實現。
三、中國道路的國內價值
中國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艱苦探索的結果，是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的道路。這條道路的成功，彰顯了它的國內價值。
首先，沒有中國道路，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成功。1840年鴉片戰爭徹底粉碎了中國清王朝的“天朝上國”之夢，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使中國日益衰落、山河破碎、國土淪喪，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無數仁人志士為了挽救民族危亡，進行了不懈努力，無論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斗爭，還是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斗爭，都不同程度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專制統治，但是都沒能改變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中國人民依然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革命斗爭的結果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憲政民主”、多黨制等不適合中國。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中國的先進分子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威力，馬克思主義化了的中國工人運動領導者成為中國人民的堅強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人為中國民主革命不僅找到了出路，而且經過艱苦的實踐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通過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公有制經濟占據國民經濟的絕大多數；通過民主政治建設，制定了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立了適合中國的國體和政體，順利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任務，成功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梢姡挥兄袊厣牡缆凡拍芡炀戎袊?。
其次，沒有中國道路，就不會有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只有這個國家的發展實情能夠證明一切。從1956年開始，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時期，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提出以蘇為鑒，探索適合中國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出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主張中國的工業化必須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以農輕重為序，走工農業并舉的道路，積極發展對外關系等，雖然發展中曾出現“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是從總體來看，我們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無論在經濟、軍事上，還是在科技、外交上都取得了重大勝利。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使得中國經濟迅速騰飛，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國際地位越來越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向世人證明，這條道路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是富有生命力的，中國人民不僅富起來了，而且強起來了。
再次，中國道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制度的誕生，為中華民族找到了正確道路，即中國必須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新起點，也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前提和基礎。一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要求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人類社會是一個由低級到高級不斷向前發展的過程，社會主義社會代替資本主義社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因此，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二是中國國情決定了我們只能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中國歷史決定的，是中國各族人民選擇的。不論過去還是將來，我們都應該堅持這條中國道路。只有堅持這條道路，才能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才能解決各種社會矛盾，才能進一步提高綜合國力，才能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也才能證明社會主義是優越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人類最理想的社會。中國道路為黨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凝聚各種愛國力量、一心一意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樹立了一面鮮明的旗幟，成為社會主義事業開拓前進的指路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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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成就舉世矚目，受到各國人士廣泛肯定和推崇。但與此同時，一些不懷好意者不斷散布“社會主義失敗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等陳詞濫調，還有個別人對中國道路能走多遠心懷疑慮。凡事知其然，還應知其所以然，只有認識中國道路背后的中國道理，正確認識它的性質、條件、特點以及風險、挑戰，才能對中國道路及其遠大前途充滿信心。從這個意義上說，圍繞中國道路加強信息傳播和輿論塑造等工作，建構令人信服的新時代意識形態，具有重大意義。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
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在當代中國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來觀察世界、分析問題，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得出了一系列具有時代特點的結論。一方面，馬克思主義關于堅守人民立場的思想，在中國共產黨人那里得到了堅持，從毛澤東思想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都始終貫穿著人民立場。什么時候堅持人民立場，政策策略就比較主動，工作成績就比較顯著;而一旦背棄人民立場，就勢必遭受挫折甚至失敗。另一方面，人們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不同時期具體矛盾得出的具體觀點、結論，以及據此制定并實施的政策、策略，則不斷與時俱進。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時期，面對不斷變化的國內外矛盾，中國共產黨人總能在糾正錯誤中，實事求是地選擇適應時代和國情的正確政策和策略，從而從勝利走向勝利。
堅守人民立場，維護人民利益，難就難在落實到實踐中去，這意味著必須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當代中國，存在大量人民內部矛盾，需要依法正確處理、保持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把這類矛盾夸大成敵對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就會犯致命的錯誤。如果不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人民利益為中心就會成為一句空話。至于一些敵對力量多年來磨刀霍霍，一刻也不放棄瓦解中國、劫掠中國發展成果的企圖，則更要高度警惕。
堅持實事求是，既需要勇氣，又需要才干。由于各個時期遇到的矛盾不同，因而政策、策略都必須從實際出發，不斷調整完善、與時俱進。在中國革命中，曾經照搬蘇聯經驗，給中國革命帶來巨大損失;改革開放中，照抄新自由主義搞所謂“徹底改革”，同樣行不通。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需要正確分析實際問題，大膽探索和掌握客觀規律，把尊重客觀規律和發揮主觀能動性有機結合起來，這是搞好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五大建設的前提。
堅定人民立場、堅持實事求是，這是當前意識形態工作應當一以貫之的。主動適應信息網絡化新環境，深入分析研究中國道路上存在的實際矛盾和問題，講清中國道理，講好中國故事，這是必須與時俱進的一面。為此，當前迫切需要回答中國道路與全球化兩大問題，從而真正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所謂中國道路問題，核心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如何選擇自身的發展道路，實現生產力持續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從而為最終實現人類解放持續積累力量。
新中國建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物質生產和文化水平同發達國家存在巨大差距，人民生活極端艱苦。面對這一困境，毛澤東等黨的第一代領導人通過努力，取得了不容抹殺的偉大成就，如土地改革、人均預期壽命大幅增長、建成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兩彈一星”研發成功等。鄧小平等黨的第二代領導人深刻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以其遠見卓識推動實施改革開放。經過40余年的艱苦奮斗，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國家的國際地位顯著提升。
在這一時期，國內外始終有人從左和右兩個方向攻擊我國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極端勢力從未放棄蠱惑中國走老路、走邪路的企圖。正因此，在改革開放之初，黨中央就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始終要求“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中國形成的經濟體制，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成為始終不曾動搖的目標，它不同于西方國家資本操縱政府為利潤積累服務的舊制度，而是國家控制資本為人民利益和國家富強服務的新制度。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旗幟鮮明地全面從嚴治黨、全面依法治國，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建立“親”“清”政商關系，進一步嚴明了紀律，贏得了人民群眾的高度贊譽。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始就定位為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正是依靠嚴明的紀律，才保證了它始終沿著正確方向不斷前進。
中國當前的獨立發展和自主創新之路是前無古人的新路。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具有優越的經濟縱深，能夠利用國內外各種有利因素發展生產力，經濟總量、發展韌性、創新能力都形成了顯著優勢。另一方面，中國必須堅定走共同富裕之路，既有效維護中國社會的團結穩定，又促使一個有巨大有效需求的市場長期充滿活力，從而幫助中國依靠共享發展實現現代化。
中國的全球化進程
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明進步、各國人民交往。中國從近代被動地卷入全球化到主動擁抱并引導全球化，體現著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
1840年鴉片戰爭是中國與世界關系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歷史節點。面對西方的沖擊，中國在民族意識的覺醒中回應，在國際體系邊緣地位中開始審視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探索自救道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使中國走上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為建設新中國，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努力打破外部封鎖，積極開展經貿、文化等領域對外交流，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為形成全球化縱深發展時期的中國模式奠定堅實基礎。1978年的改革開放，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是使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的過程。中國成為全球化的參與者、融入者，加快自身發展，但并不意味著中國對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完全認同，“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黨的十二大提出的命題。從國家發展道路角度理解，“走自己的路”是立足自身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2001年，中國加入wto可以看作是中國參與全球化縱深發展的開始。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是全球化的“中國方案”。2019年，中國人均gdp超過10000美元，已經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中國的發展日益成為全球的機遇。目前，在全球化的物質層面中國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成為世界制造業生產和出口的大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
但經濟全球化并非一勞永逸，近年來美國不斷挑起與中國的貿易爭端，其本質仍然是企圖再度剝奪中國的全球化自主權。對這一陰謀要有理、有利、有節地進行斗爭，堅定捍衛中國自主發展的正當權利。當前，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僅給各國人民生命造成重大威脅，也很可能給世界帶來歷史性巨變。倘若這場疫情能夠促使以公眾福利為中心的全球化取代以利潤積累為中心的全球化，那無疑充當了歷史前進的方向盤。
堅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心
與在中國延續了2000余年的封建社會和在世界經歷了600余年的資本主義相比，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才剛剛進入青春期，盡管成績斐然，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尚未大功告成，而且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需要長期奮斗。
理論上的清醒決定思想上的自覺，思想上的自覺決定政治上的堅定。當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在關鍵時刻，推進人的全面解放則有待更長期的艱苦奮斗，都需要認真做好意識形態工作。
圍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建構強大的意識形態，重中之重在于正確把握并科學解答人類解放、中國道路、全球化和持久戰等根本問題。以此為戰略指導，進而統籌信息傳播和輿論塑造等工作，講好中國故事。一方面，重視當代和歷史事實的傳播，實事求是報道評論發展成績、時代悲歡，推進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有據有效地反擊虛無中華文明史、中國革命史、社會主義建設史和改革開放史的圖謀，掌握歷史書寫權和闡釋權。另一方面，要重視文學、影視、音樂、游戲等虛構類作品的創作，鼓勵傳播崇德向善求美的作品，防范頹廢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腐蝕社會、誘人沉淪。
如果說意識形態是一座大廈，那么信息就像鋼筋水泥，輿論就如門窗梁柱。在信息網絡化時代，信息傳播和輿論塑造熱熱鬧鬧、花樣翻新并不難，但如果缺乏戰略眼光和大局意識，這些活動容易淪為堆砌鋼筋水泥、門窗梁柱的無用功，至多能搭建一點山水盆景、建筑小品，卻無力建筑宏偉壯麗的花園大廈。因此，對爭奪當代意識形態主導權而言，同樣要有講清中國道理、堅定道路自信的戰略觀念，使信息傳播和輿論塑造的大量具體工作，服務并服從于贏得戰略上的勝利。
（作者：中央網信辦網絡社會工作局副局長）
責任編輯：李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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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學科化；體系化；范疇化；異質性；中國文學批評；中國化
中圖分類號：i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08)02—0227—08
一、學科化、體系化、范疇化：中國古代文論的西化之路
（一）“學科化”：在學科“史”與學科“死”之間
中國古代文論本來就是中國的，為什么還要“中國化”？事實上，當代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已經西化了，這門西化的學科，正規的名稱叫“中國文學批評史”。要談論中國古代文論的中國化問題，必然要從這樣的追問開始：“中國古代文論”（或稱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中國詩學、中國傳統文論、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門學科，在現當代是如何產生的？為什么會形成這樣一門學科？在“西方化”之前它又是以怎樣的一種面貌現身？為什么要把中國文論中國化？沿著這樣一條路子去摸索追尋，也許能尋找到當代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中的某些最堅硬的癥結所在。
毋庸置疑，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這門學科的產生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有著不解之緣。從某種意義上說，五四運動可以簡單概括為兩個思想傾向：一是對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傳統中國古代文化進行空前深刻的質疑、檢討和反思。在對這一切文化現象背后的思想根基進行價值重估的同時，用一種革命性的激進態度審視中國文化的發展樣態。二是“西學東漸”的文化思潮的形成。隨著對西方思想的大規模引介，中國學界開始在這種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對話中解構對傳統文化既有的觀念，開始用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介入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在這個思想“內發自省”與“外在進攻”的過程中，往往呈現出“是西方化還是東方化”這樣的矛盾論爭。中國古代文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形成并發展的。
對文學理論的清理，最初產生于20世紀的歐洲，以英國學者森次巴力（saintsbury）為代表。他的《歐洲批評和文學趣味的歷史》（3卷本）在1900至1904年之間出版。在這本書中，他對文學批評史這一門學科的基本研究范式進行了初步的勾勒。森次巴力對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研究的影響，主要還是《文學批評史》這本書。正如羅根澤先生在其《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所指出的：“近來的談文學批評者，大半依據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學批評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的說法，分為：主觀的、客觀的、歸納的、演繹的、科學的、判斷的、歷史的、考證的、比較的、道德的、印象的、賞鑒的、審美的十三種。依我看是不夠的。按‘文學批評’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譯語。criticism的原來意思是裁判，后來冠以literary為文學裁判，又由文學裁判引申到文學裁判的理論及文學的理論。文學裁判的理論就是批評原理，或者說是批評理論。所以狹義的文學批評就是文學裁判；廣義的文學批評，則文學裁判以外，還有批評理論及文學理論?！雹偎J為，在中國本來沒有文學批評這樣一種稱謂，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沒有自己的文學批評，而是說，從一種學理上進行系統清理，或者說，從學科理論高度進行觀照的學術行為，還是在西方學者的研究思路影響下開始的。他把西洋的批評論理論與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思想展開對比，認為“西洋所謂criticism，中國古代名之曰‘論’?！纱酥摗恰褪浪字畷?，訂其真偽，辨其實虛’正是西洋的criticism”②。
而古代文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真正作為一門學科，則是以陳鍾凡1927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為標志的。他在這本書中第一次將這個范疇理論化，并且運用西方知識體系去統攝中國古代的文論思想。后來者幾乎都是按照這個路數去發展的。方孝岳的《中國文學批評》(1934)、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34)、羅根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43)、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大綱》(1944)、蔡仲翔等人的《中國文學理論史》（五卷本）、復旦大學王運熙、顧易生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七卷本）這些研究大多是從“史”的角度來進行清理的，按照時間線索來進行劃分，把每一個時代具有代表性的文論思想從傳統的文學史和思想史角度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單獨的學科。例如方孝岳的《中國文學批評》，在三卷的論述中，其時間跨度涵蓋了從《尚書》到清代袁枚的各個時期的批評思想，從思想史的角度對各個時期文學批評做出了系統的概括和理論上的歸納。雖然所涉及的批評家只有六十人左右，但是，基本上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論思想家。他從學科對象的角度奠定了中國文學批評的基本研究范疇。
從這個意義上推斷，學科化究竟是意味著中國文學批評史這一門學科的產生，還是中國古代文論的滅亡？事實上，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這一學科的奠基人，幾乎都有著深厚的中學和西學功底，他們用這種學貫中西的理論素養去進行“界定”和價值重估的時候，可以大量地引用西方資料，但是這種富有歷史承擔力的嘗試后來還是遇到很多尷尬的問題：“大多數人以后又從理論探索方面撤退了。他們的研究著作，不用馬克思主義時，能與之暗合；試圖用馬克思主義標榜一下的時候，就常常鬧笑話?！雹荻?，我們通常都認為，歷史就是一種符合客觀事實的陳述，這種陳述是普遍性的具有史料文獻價值的。但是，對中國文學理論思想的這些“史化”性工作，從當今的新歷史主義批評（new historicism）看來，不過是構建一個歷史文本，這個文本與文學文本從本質上說都是一種個體話語言說，其客觀有效性是相當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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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選擇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對歷史經驗教訓的反思，基于對時代特征的根本判斷，基于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基于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根本變化，基于中國國家利益與人類利益的同一性，基于中國傳統文化和核心價值觀的深厚底蘊。中國和平發展道路來自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生性。這條道路將超越傳統大國的崛起模式，超越傳統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框架，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從而成為新興大國整體崛起的組成部分。
關鍵詞：和平發展道路；必然性；內生性；歷史超越
作者簡介：黃仁偉，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上海 200020）
梳理中國30年來開辟和平發展道路的基本經驗，可以用若干個核心概念來概括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平”，是這條道路的旗幟和目標；“發展”，是這條道路的內涵和本質；“科學”，是這條道路的思想方法和可持續條件；“和諧”，是這條道路的結構設計和價值理念；“開放”，是這條道路的根本動力和歷史條件；“合作”，是這條道路的行為準則和路徑選擇。
一、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歷史基點
從歷史、現實和未來的結合來看，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符合歷史規律、時代潮流和人心所向，是中國實現現代化、成為世界強國的唯一戰略選擇。
1.中國選擇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對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反思
反思之一：新中國建國以來，長期處于被遏制被包圍的國際環境，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的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拉大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差距，延滯了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進程。造成這種長期惡劣國際環境的原因來自外部和內部、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和平不夠、發展不夠，是建國后30年的基本教訓。吸取這兩個歷史教訓，才有可能走上一條全新的發展道路，才有可能在資本主義占據優勢的世界體系中贏得中國的發展空間。
反思之二：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度成為世界上國力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并領導著占據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會主義陣營。但是蘇聯與外部世界始終處于戰爭和對抗狀態之中。蘇聯不僅與西方陣營進行了世界大戰和長期冷戰，甚至對社會主義國家也動輒使用武力，導致社會主義陣營分裂；還在全世界擴張軍力，與美國爭霸，在輸出革命的名義下發動對外戰爭。由此導致國力空虛、經濟崩潰，最后結果是全盤解體。蘇聯教訓對于中國極為深刻，中國絕不能重踏蘇聯的覆轍。
反思之三：世界上大國崛起的不同道路導致完全不同的歷史后果。其中最主要的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的德國和日本，走的是一條軍國主義、瘋狂擴軍備戰、挑戰現存國際體系的崛起道路，以致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對世界各國和本國人民帶來巨大的歷史性災難。戰前的德國模式和日本模式都是典型的迅速崛起又徹底失敗的模式，證明在世界體系已經形成的歷史條件下，以軍事結盟挑戰現存國際體系、重新瓜分世界、奪取霸權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國當然不能仿效德國和日本在戰前的擴張戰略。
反思之四：美國的崛起道路雖然并非和平，但是它沒有挑戰當時的霸權英國，而是抓住機遇，發展自己，在英國衰落并有求于美國的時候，適時地幫助霸權國家，最終和平地實現霸權轉移。美國的經驗不可復制，但是其成功之處亦不可忽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德國通過歐洲一體化、日本通過美日同盟和亞洲市場實現和平復興，分別達到世界經濟第二、三位強國。這些國家崛起的成功經驗，我們不可能模仿，因為外部環境和國家性質不同。但是，這至少可以證明，后起大國與現存國際體系并不總是處于對抗狀態，這是中國和平崛起不能不借鑒的。
2.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對時代特征的根本判斷
自鄧小平以來的歷代中國領導人都認識到，時代背景、世界潮流、人類命運發生了歷史性的根本變化。根據這種認識，30年來，中國始終在求和平、謀發展。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突出問題。一方面，解決和平與尋求發展比解決其他問題更為重要和迫切；另一方面，維護和平和尋求發展已經成為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要求，關系到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兩大問題是世界范圍內的帶全局性、戰略性的問題，制約并影響著世界上其他問題的解決。同時，這兩大問題也體現了世界的潮流和時代的基本特征，并存在著解決的可能性。中國領導人不是孤立地看待和平問題與發展問題，而是特別重視把握二者之間的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系。發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增長問題，而是關系到全人類的進步與發展的宏大命題。只有解決發展問題，才能解決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問題，以及對世界局勢產生整體性影響的戰略性問題。其關鍵是南北問題即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問題。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戰略意義就在于推動南北問題和全球發展問題的解決。
“和平與發展”從當今世界的兩大問題，到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到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逐步地從觀察世界格局、判斷時代潮流，轉化為對中國發展的道路選擇和價值判斷。鄧小平提出爭取20年和平時間，確保經濟總量翻兩番。按照這個戰略思維，中國提前10年走出了冷戰格局，結果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發展戰略目標。此后，黨中央又判斷中國處于戰略機遇期，為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再爭取20年和平，以確保實現第二個發展戰略目標。第二個“20年和平”已經過去將近一半，實現第二個發展戰略目標的條件越來越充分。在這個階段上，產生了一個新的重要條件，就是中國的發展成為世界和平的關鍵因素之一，成為世界發展的歷史機遇。中國和世界已經完全不可分離。
3.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對中國基本國情、國家屬性、國家定位的判斷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選擇來自于對中國基本國情的判斷。中國底子薄、人口多，“既是大國，又是小國”。這是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都必須考慮的。這不僅決定了中國崛起必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而且決定了中國崛起不能選擇爭霸、擴張的方式，而只能是一個和平發展、逐步累積國力的過程。鄧小平提出，中國需要執行改革開放政策，利用現在有利的和平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爭取在50年到70年時間內發展起來。
中國現代化的不平衡性、長期性和艱巨性是基本國情。其不平衡性包括東部、中部、西部發展極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同產業發展不平衡；每個大行政區域（省、市、自治區）內部也不平衡。
其長期性是指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時間。從1949年算起，五十年左右達到初步小康水平；一百年左右達到中等發達水平；二百年左右達到先進的現代化水平。這二百年左右的時間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果考慮到中國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2500年封建制度的歷史，100年到200年的現代化過程并非十分漫長。如果再考慮到西方文藝復興至今已經500年，中國以1/4到1/3的時間趕上其現代化的步伐，也不是太長遠。
其艱巨性是指中國現代化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開展的；是13-15億人口/人類的五分之一的整體現代化；土地、資源、技術、資金等要素條件的相對短缺；長期與發達國家的市場和先進科技相對隔絕。
這些基本國情既是中國現代化的阻力，又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基本條件。中國的空間廣大使其戰略回旋的余地充分；中國的不平衡發展可以形成內部的梯度轉移，形成產業升級的長周期；中國的人口眾多，構成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和潛在的巨大市場；西方技術和資金的相對缺乏，迫使中國發展自主技術創新和國內資本市場。事實證明，正是這些基本條件，使中國具備高度的抵御內外壓力和危機的能力，走出一條獨立自主、改革開放、和平發展的現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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