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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回篇一
沒有人能承諾未來每一天都是晴天,沒有人能告訴你平靜草叢中是否暗藏危機,所以更其實我們要活在當下,珍惜眼前的純真與自然。聽慣了車來車往,看夠了燈紅酒綠,這一切的一切會不會讓你歸去的心蠢蠢欲動?對于我們,春暖花開都只存在于夢中,可在這種喧囂下,夢都做不成。
但我的心靈深處,還殘存著一方凈土,種著我的理想,我心中的自然。
會這對自然的探求與渴望,大家輕裝上陣,向著目標出發!
很累!真的很累!幾個小時的路程全部都用雙腳丈量,走到最后,麻木的神經也不能再準確反饋身體感受,一路走來,我沒有留意沿途的風景,那不是我們的目的地,我心中只有遙遠地平線上那一個未知的所在。
當我踏進大門,看到那久違的小橋流水,聽到那純樸的笑聲笑語,滿眼的綠意,流溢的清新,讓我一下子忘掉來時的疲憊,不禁感嘆:還好有這樣一個所在。仿佛在夢中無數次呼喚的地方就在眼前,身處其中尤其是看過了地里滿滿的果實壓彎了枝頭,我就像剛完成杰作的畫家那樣滿足,幸福就在夢的邊緣靜靜地滴落。
自始至終,當地人都堅持著象征著無法高產、無法早熟、無法多種的有機,始終如一。
夢回篇二
“父親,那是什么鳥兒?”,父親看了一眼,只是朝我笑笑,說:那就是你們詩中所說的白鷺,我在好奇之中,在我沒臨這之前并沒想過在這曠野能與白鷺相遇。臨之前,在我的夢中“江南總是古樸恬靜的,就像個穿著紗巾的舞女,于湖畔徜徉,輕風吹拂她的披肩長發,眸子里傳來的是凝結與純凈”。現實的江南,雖不是那么古幽,但擁有的是安逸,白鷺站于水牛身上覓食棲息,那種舒適感是北方所沒有的,北方多的是粗獷,南方則是靈氣,兩個好似一對情侶,相互依靠,在遙遠的天國上演一段美麗的神話。
偶有鳥語傳于耳畔,一條溪流穿過村鎮,那種房屋就是那種古時的構造。每個小鎮前都有一條崎嶇的小路,通于村莊,田地傾斜的角度與小鎮相互協調映襯,整個就好像是蝸居。從高空望去整個村落就好像是凹下去的,四面環于小山峰,就好像是沉睡在母親懷抱里的孩子,安逸與舒適。每每看到小鎮的老爺扛著鋤頭下田,頭上籠著個草編織的帽子,偶有夢中江南的幽靜。村落中古建筑已有頹丕的墻落,那種古時的磚瓦給我留下的是世外桃源之感,沒有戰亂,沒有爭名奪利,只有相互倚靠與恬靜。天雨來了,在小鎮上空籠著一層縷煙,在小溪的映襯下,相互協調,好如詩人用白描手法勾勒出的戲雨圖。
臨來遠景,夢一樣天空。
天雨時常光臨江南,給江南留下的更是清涼與純凈。依稀記得那天父親帶我去董永的故鄉,車在路上行駛時,天空電閃雷鳴,但這并沒有影響我們去七仙女下凡的村落。那個村子在僻靜之處,毫無喧擾,名叫:槐蔭村。這名字的特別之處就是村里有顆老槐樹,老槐樹已活了幾千年,這更給這個古樸的村落披上一層神秘的外衣,村落旁有一片湖,湖上有座橋,叫做仙女橋,父親和我越過仙女橋,看到前面有個涼亭,上面還有字,是記述董永和七仙女相會的歷史,在現在看來是神話,但在戀人的眼里,那就是傷感與浪漫。前面有董永和七仙女的塑像,七仙女懷里有一個嬰兒,后面還有一頭大水牛,栩栩如生。想必當年董永和七仙女是多么恩愛,兩個戀人沖破人神的枷鎖尋覓千年等待的愛情,浪漫蒙上了一層溫馨之感。天雨來了,雷鳴電閃,我倒感覺這是神奇,為什么早不來晚不來,偏偏我到這來,神秘的外衣下是多么的溫存。作為一名游人只是感到游樂罷了但對于我來說卻是江南那種神秘外衣下的樸素美,更有的是江南村落人民的智慧結晶。
江南是我夢想中的居所,神秘的外衣下夾雜一種純樸。
夢回篇三
望斷天涯路
我日夜思念的故鄉在哪里
一方明凈的水土芬芳
在春花夏日秋月冬雪我且放歌
路過村旁鄰居的籬笆
路過昏鴉的呼叫流水的潺音
故鄉我夢里幾度傾倒的家園
一粒纖塵的種子
終于回到你的身旁
點滴往事重回記憶的門坎
祖先的軀骼從母系走向父系
沿著河姆渡的津口
演繹著善良和仁慈
在遠古的廟堂
在放牧牛羊放牧歲月放牧陽光的草原中央
握幾千年莊稼的收成
讓世代溫飽于古城的糧倉
雙雁疊飛
我看到了故鄉最初騰躍的姿態
夢回篇四
;北宋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值得稱道的朝代,也是一個最不幸的朝代。這個朝代,有史家肯定的輝煌燦爛,有士人贊頌的仁政善舉,有政治的清明、經濟的繁榮、文化的發達、科技的進步,也有不盡人意的地方。特別是“靖康之恥”,傾覆了堂堂帝國,葬送了大好河山,使中原百姓處于連年戰火之中,民不聊生,望眼欲穿,渴盼統一,至今依然令我們唏噓感嘆。
這段文字記載的主要意思是說,宋太祖趙匡胤在密室立了一塊“誓碑”,在上面鐫刻了三條誓詞:一是凡柴家的子孫后代犯了罪,不得用刑,即使犯了謀逆造反大罪,也只能在監獄里賜其自盡;二是不許殺害士人官員,以及上書給朝廷提意見的人;三是我的后輩子孫有違背此誓言的,上天一定會懲罰他。
我們知道,趙匡胤是從柴氏宗室手里奪取政權的。歷史上,凡取代前朝而立者,不誅殺前朝皇室的人很少,趙匡胤是極少數之一;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從秦始皇起,到清末帝溥儀止,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個封建朝代。
趙匡胤是武將出身,他從柴氏孤兒寡母手中奪取政權,建立了大宋朝,所依仗的就是自己握有兵權,他深知“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真理。他不殺柴氏宗室,是因為當時的柴氏宗室,對他的新政權沒有現實威脅,至于以后,隨著大宋政權的不斷鞏固,其威脅就更小了。他善待柴氏宗室,就出于這種考慮;特別是,他要用這種懷柔政策,讓天下人認為他是仁義之君。他以“杯酒釋兵權”的方式,解除了他手下擁戴他黃袍加身的將領們的兵權,也就鏟除了柴氏宗室復辟的基礎,同時也杜絕了武將以他的成功為榜樣,再行舉事的可能性。
那么,趙匡胤“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是出于何種考慮呢?首先,不排除他有以此收買籠絡士人之心的想法,他對自己代周而立還心存些許不安,懼怕士人之口、文人之筆,對他口誅筆伐,給后人留下罵名。其次,他以武將出身的經歷,尤其是他成功的經驗,看到“秀才造反”,別說“十年不成”,就是多少年也不會成功的,西漢末年的王莽雖說是一個特例,那也和他趙匡胤的歷史機遇一模一樣,是時事造成的。第三點是,儒家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安定的社會秩序,雖然不主張造反,但維護的是造反成功的現政權,不會對現政權的合法性提出質疑;尤其是,對施恩于士人的朝廷就更加感恩戴德了,決不會說三道四。
在北宋之前,中國的士人,包括所有的文人、讀書人、知識分子,是被統治者視為呼之即來、揮之則去的附庸,是被統治者“用之為黃金”、“棄之如糞土”的人。然而,在這塊深藏于密室的誓碑上,居然有一行字,寫著“士人不可殺”。在此之前和之后,沒有任何一位皇帝這樣說過,這樣做過。所以,這個趙匡胤,的確值得普天之下的士人謳之歌之,懷之念之。
有好些歷史學家們,說北宋滅亡的主要原因是“重文輕武”,這是不夠準確的。北宋的滅亡,有著諸多方面的原因,并不僅僅是“重文輕武”造成的。而事實也是如此,“重文”沒有錯,“輕武”倒未必。
中國文化,其偉大精神,輝煌燦爛,博大精深,傳統悠久,生命力之蓬勃頑強,是因為具有超越歷史時空歷經萬劫而不滅的能量。是否視文化為民族生命,視士人為國家棟梁,視文人為寶貴財富,是衡量一個朝代優劣好壞的最高的標準之一。中國沒有西方世界奉為國教的宗教傳統,政教合一的統治架構,中國人從來都是持泛神論的實用主義者,信仰不一,供奉不專。但不能因此就說,五千年以來,中國人沒有信仰,沒有宗教。其實,中國人的信仰,就是對自身文化的信仰;中國人的宗教,說到底,也就是尊孔尊儒,是以文化人的老祖宗為崇拜偶像的。
在中國歷史上,有宋一代,對于文人比較優容,也比較信任,其人事政策的始源,是與這塊在建隆三年(963)所立的誓碑分不開的。崇文抑武,在趙匡胤之前,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為尿壺的漢高祖做不到;動不動就拿文人祭刀的魏武帝做不到;甚至連唐太宗也做不到;因為,李世民征討一生,武是第一位,文是第二位,這是他必然的排序,也是歷代最高統治者的必然選擇。而趙匡胤能作出歷朝歷代都未有過的改變,應該是他總結了唐末至五代的二百年間,戰亂頻仍的歷史經驗,所做出的正確選擇和決定。
陳橋兵變當上皇帝以后,如何改變唐末五代以來,各地藩鎮節度,相互割據,軍人統領行政,胡作非為的弊端,如何消除動輒刀槍相見,兵燹成災,中央政權失控,天下大亂的現象,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他曾經對趙普感慨過,“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眼中,一百個文臣的貪濁,其危害性也不如一個武將的作惡。所以他下決心要用文人治國理政,于是,就有了這塊誓碑。雖然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證,但卻給文人從政為官、發揮才干、敢于直言、恪履職守,創造出了寬松的氛圍和良好的環境。
因而,就有了宋詞,有了《資治通鑒》,有了《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和《冊府元龜》;有了中國四大發明中的活字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的發明及其應用。涌現出了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等偉大的文學家和沈括等偉大的科學家。沈括的《夢溪筆談》是中國科學史上的坐標,是沈括一生社會和科學活動的總結,內容極為豐富,包括天文、歷法、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理、地質、醫學、文學、史學、考古、音樂、藝術等共600余條。其中200來條屬于科學技術方面,記載了他的許多發明、發現和真知灼見。他出現在宋代,決不是一個偶然。
趙匡胤實行的是文人治國,為了籠絡士子,開寶三年(970),他給主持科舉的禮部下了道圣旨,命他們整理近十年以及后周乃至后漢的舉子檔案,統計一下,看歷經15次考試全部終場還沒考中的究竟有多少人。禮部經過仔細核查,列出了以司馬浦為首共計106人的名字。趙匡胤大筆一揮:這些人實在不易,得了,統統賜本科進士出身。在宋朝,這種進士有個專門的名稱,叫做“恩科進士”,即皇帝開恩特賜的進士。趙匡胤這次“恩科”玩得大了些,但也不是沒有道理,起碼能看出這位大政治家治國是何等靈活,籠絡人才是何等大手筆!這種情況,在歷朝歷代,也很罕見。
所以,北宋的文學藝術和民間文藝,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一是民間文藝場地甚多,統稱為“瓦舍”,在瓦舍里設置的劇場稱作“勾欄”(或稱勾闌、勾欄等),專指為演出場所。據《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汴京遍布瓦肆。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則里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馀座,另外還有朱家橋瓦子,州西瓦子,州北瓦子等。大的瓦舍可容數千人。瓦肆主要分布在御街至殺豬巷、馬行街、潘樓街、右掖門外街巷等。
二是“小唱”盛行。這種演唱一般是歌者一人執拍板清唱,有的也用若干簡單樂器如篳篥、琵琶、簫、笙、方響等伴奏。歌者有男有女,但以女性為主,宋人且以女性演唱為本色。“小唱”是宋代最普遍的演唱形式,從市井勾欄瓦合的商業表演到皇家宮廷宴會、官府宴會、士大夫雅集宴會,以至于士人家宴,無不采用。《東京夢華錄》卷五記載京瓦伎藝有“小唱李師師、徐婆惜、封宜奴、孫三四等,誠其角者”,這都是擅長“小唱”的著名歌妓。“小唱”這種唱詞形式大受聽眾歡迎,在勾欄伎藝表演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商業性質也非常鮮明。
三是“嘌唱”出現。所謂“嘌唱”,南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卷九中說:凡今世歌曲,比歌鄭、衛又為淫靡,近又即舊聲而加泛滟者名曰嘌唱。對于“嘌唱”的這種演唱特征,耐得翁在《都城紀勝》“瓦舍眾伎”條中也曾經記載說:嘌唱,謂上鼓面唱令曲小詞,驅駕虛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為一體。一方面“嘌唱”有鼓板等樂器伴奏,顯得很熱鬧,另一方面,“嘌唱”在演唱方面又“驅駕虛聲,縱弄宮調”(即添加“泛艷”),顯得縱情恣肆,聲樂結合起來,自然給人一種急管繁弦、活潑恣縱的“淫靡”之感,但它貼近市民的現實生活,以至于“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為一體”(即為一類),成為在瓦肆勾欄和街頭巷尾廣泛流行的一種歌唱藝術。
四是“雜劇”開始興起。雜劇,是在宋代諸宮調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文學樣式,是一種把歌曲、賓白、舞蹈結合起來的藝術形式。宋代“雜劇”逐漸成為一種新型表演形式的專稱;這一新形式也確實稱得上“雜”的,包括有歌舞、音樂、調笑、雜技,它分為三段:第一段稱為“艷段”,表演內容為日常生活中的熟事,作為正式部分的引子;第二段是主要部分,大概是表演故事、說唱或舞蹈;第三段叫散段,也叫雜扮、雜旺、技和,表演滑稽、調笑,或間有雜技。代表人物有張翠蓋、張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兒,楊總惜、周壽奴等。
五是“傀儡戲”“皮影戲”高度繁榮。用木偶來表演故事的戲劇,表演時,演員在幕后一邊操縱木偶,一邊演唱,并配以音樂。根據木偶形體和操縱技術的不同,有布袋木偶、提線木偶、杖頭木偶、鐵線木偶等。木偶戲是由演員在幕后操縱木制玩偶進行表演的戲劇形式,在古代又稱傀儡戲。中國的木偶戲歷史悠久,三國時已有偶人可進行雜技表演,隋代則開始用偶人表演故事。皮影戲,亦稱“影燈戲”。用紙或皮剪作人物形象,以燈光映于帷布上操作表演的戲劇,是東方一種優美的民間戲曲藝術,中國被譽為“影戲的故鄉”,“皮影戲”被世界公認為“電影的鼻祖”。
六是建立了國家級畫院。北宋初年,在宮廷中建立翰林圖畫院,征召大批畫家到畫院供職,為宮廷服務。宋徽宗時,畫院發展鼎盛。北宋的李成、范寬、郭熙、米芾和米友仁父子,以及南宋的李唐、馬遠、夏珪等人,都是聞名于史的畫家。李唐好作長圖大幛,風格雄偉有氣勢。他作山水畫,先施墨色,再著青綠,他的這種畫風對于南宋一代山水畫家的影響很大。
總結地說,北宋王朝的開創者,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經過戰爭,而是以和平方式過度取得政權的。正因為沒有戰亂動蕩,所以社會比較穩定,生產得到持續發展,使北宋開國之初的幾十年出現了國富民豐的大好局面。因此,在統治集團的靈魂深處總感到這一切來得太容易了,所以他們表面上提倡節儉“以備邊費”,準備打仗;實質上卻沉湎于繁榮興旺的盛世溫床,大享太平清福,過著驕奢淫逸的日子。宋太祖趙匡胤在開國之初大力提倡清廉儉約,使五代十國遺留下來的荒淫奢靡之風得到扭轉。可惜的是這位“點檢作天子”的皇帝,在清廉這個事關大局的問題上做得很不徹底,甚至有點兩面派的味道。趙匡胤為了防止王公貴胄功臣宿將奪取他的權力,曾多次在群臣面前說:“你們要多擇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萬世之業;多置歌兒舞女,厚自嘻樂,以終天年。”這就等于公開告訴下屬群臣:你們盡情地享樂吧,只有這樣我才能放心你們不會奪取我的皇權。屬下心知肚明,皇帝讓我們享樂,我們何樂而不為呢?從此以后,北宋的君臣上下,就在這種儉約與享樂的矛盾狀態下生活著,后來愈發滑向大肆享樂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一發而不可收拾。
奢靡之風日甚一日,長年累月持續下去,使北宋逐漸由富而貧,由強而弱,最后產生了嚴重危機,民不聊生,軍備廢弛,社會矛盾激化。奢靡之風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腐蝕了廣大官吏和軍人,貪污腐化、賣官鬻爵、揮霍浪費橫行,逐漸喪失了民心,終于成了導致了北宋滅亡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南宋愛國將領岳飛說,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怕死,何愁天下不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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