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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態調查問卷篇一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下崗”已成為一個涉及眾多企業和職工的敏感話題。面對下崗現象和下崗人員的增多，如何實現再就業就成了社會各界共同關心的話題。為此人們提出了各種解決方法。最有效的是對下崗職工進行職業指導。由于職業指導工作剛剛起步，難免有一定的盲目性，為了準確把握住下崗職工心態，加強職業指導工作的針對性，促進下崗職工盡快實現再就業，對下崗職工進行再就業心態調查是很必要的，以下便是近百名下崗職工的心態。
我們最需要的是家人的支持
對長期生活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的中國人來說，下崗無疑就是個沉重的打擊，要從陰影中走出來，很需要別人的支持。當人們遇到困難時，首先想得到的是家人的安慰與幫助。在被調查的下崗職工中，絕大多數認為，家人支持有利于他們再就業，此工程的啟動，離不開政府和社會扶持和幫助，但同時家人也應支持。為工作而奔走了一天的妻子，看到桌上熱騰騰的飯菜和丈夫體貼的話語，會是怎樣的感動。而這一切都能讓他們調整自我，以積極的心理參加再就業。從某種意義上說，能否得到支持，是其尋找新的崗位，穩定再就業的關鍵。所以，職業指導人員在對下崗人員的指導中，也應當有意識的去了解來訪者下崗后找工作是否得到家人的支持，根據來訪者家人的支持程度確定其再就業的難度，從而有意識的支持和幫助他們，還應與來訪者家人取得聯系，做他們的工作，這樣可以對下崗職工再就業其重要的推動作用。
再就業培訓好 可惜機會少--下崗職工埋怨說
進行再就業培訓，為下崗職工灌輸市場經濟知識，宣傳再就業的先進典型，組織已上崗的人員現身說法，這樣能增強他們再就業的本領。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把職業培訓作為解決失業的一種積極的就業政策和手段。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各級再就業服務機構堅持培訓后再就業的基本方針，投入大量人力財力。目前，下崗職工對其已基本認可，他們認為培訓對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有很大幫助，但也同時反映，在被調查對象中，僅有少數人接受過再就業培訓。這表明，我們現在進行的再就業培訓沒能夠真正的把下崗職工吸引過來。因此，以后開展再就業培訓工作時，應該注意培訓的內容是不是下崗職工迫切需要的，同時，還應注意宣傳力度，盡量讓大多數下崗職工知道在那進行什么內容的培訓。
招聘市場也需要打假--下崗職工呼吁
在下崗職工看來，勞動市場上招聘和用工行為的不規范，特別是招聘過程中的欺詐行為，對他們的再就業，產生了很大的阻礙作用，比如有些單位并沒有招人的目的，他們在媒體上作招聘廣告僅僅想利用招聘廣告的廣告效應，打著招聘的幌子，為自己的單位做廣告。這樣，來應聘的人就不由自主地成了他們單位的義務廣告員。這種欺騙行為給下崗職工再就業帶來很壞的影響。既浪費時間，又浪費精力，更重要的事會給他們帶來精神損失。因此，在職業指導和再就業培訓中，職業指導員要讓下崗職工形成自我保護意識，學會求知應對技巧，以便避開招聘的陷阱，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和損失。
職業指導是再就業工程的金鑰匙
從下崗職工的再就業職工的再就業情況之中，有一些規律性的東西。針對各種不同類型的下崗職工，應采用不同的職業指導方法，做到一把鑰匙開一把鎖。
第一類是：下崗后能很快適應，感到下崗是一個好機會。他們對再就業要求比較高，希望能得到一份發揮自己能力的工作。這就應該給他們提出高要求，準確發現他們的優勢并鼓勵他們在新環境中鍛煉自己，推薦又創造性的工作而且使其在原企業中無法發揮的新職業。
第二類是：下崗后心理不平衡，帶著情緒找工作，且時常抱怨，愛發牢騷。應給他們說的機會，實在的對待，引導其正視自己，了解人才勞務市場，幫助其學會考慮問題，推薦一份具體性的工作。第三類是：家里有一些具體困難的，他們對工作選擇不挑剔，只要離家近，不上夜班有休息日，能顧家就行。因此他們不難找工作，如保潔工，值班員，他們都能很快接受并干好。
第四類是：比較有傳統觀念的女性，他們經歷比較坎坷，多數插過隊，下過鄉，素質較高，下崗后家里生活條件隨之下降，他們希望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他們的自信已被多年的不順磨掉了，應從其身上找到閃光點，讓他自信起來，推薦獨立負責的管理工作等。
以上四類是較常見的，還有許多更具體的問題，需要具體解決。因此必須認真總結新經驗，不斷探索新路子。使再就業指導工作能對癥下藥，幫助下崗職工盡快找到新的崗位，維持社會的安定和發展。
計算機信息管理
劉洋
社會心態調查問卷篇二
1社會心態是一定社會發展時期內，彌散在整個社會或社會群體中的社會心境狀態，是整個社會的感受、社會情緒基調、社會共識和社會價值觀的總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社會心態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了解社會心態不僅對于了解社情民意、社會熱點以及公眾情緒非常重要，而且是進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實現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的前提。
本調查的數據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主持的全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社會心態部分，調查采取隨機抽樣的方法，在全國28個省市130個區（市、縣），260個鄉（鎮、街道），520個村（居委會）抽取7063個家庭戶，然后在每個被抽中的居民戶中按規則隨機選取1人作為被訪者，由調查員手持問卷對該被訪者進行訪問。調查時間為2006年4～6月。本文主要涉及公眾對社會狀況的感受、主要的社會關系、社會矛盾和沖突。
社會感受
（一）生活壓力感——遇到最多、感覺最大的生活壓力來自經濟方面
近年來，教育、醫療、住房負擔過高是民眾反映比較突出的問題。調查顯示城鄉居民遇到最多的生活問題是“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難”，其次是“醫療支出大，難以承受”，再次是“住房條件差，建／買不起房”，比例分別為51.3％、45.5％和45％；排在第四到第六位的生活問題分別是“人情支出大，難以承受”、“子女教育費用高，難以承受” 和“家人下崗失業或無穩定收入”，比例分別為34.8％、34％和30.1％； 排在第七到第九位的生活問題是“社會治安不好，常常擔驚受怕”、“社會風氣不好，擔心被欺騙和家人學壞”和“贍養老人負擔過重”，選擇的比例分別為24.5％、23.3％和22.3％；選擇比較少的問題是“家庭成員有矛盾，煩心得很”和“家人與鄰居有矛盾，擔心發生糾紛”，比例分別為9.8％和5％。城鄉居民對所遇到的壓力評價由大到小的順序是住房、醫療、下崗失業、教育、家庭收入低、贍養老人、人情支出、社會治安、社會風氣、家庭矛盾和鄰里矛盾，民眾感到生活壓力大的依然是經濟壓力，其次是社會壓力，人際壓力較小。
（二）社會安全感——食品安全感最低
安全感是人們對于目前處境的一種主觀判斷，是一種面臨風險大小的判斷。調查發現，居民安全感最高的是個人信息、隱私安全，最低的是食品安全，其他各項由高到低分別是人身安全、勞動安全、財產安全、交通安全、醫療安全。
居民認為食品“很安全”的比例只有12.6％，認為“比較安全”的比例為46.4％，而回答“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兩項合計的比例為36.7％。認為醫療很安全的比例只有9.5％，認為“比較安全”的比例為52.9％，而回答“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兩項合計的比例為26.7％。認為交通“很安全”的比例僅為11.7％，“比較安全”的比例為52.8％，“不大安全”和“很不安全”合計為32.3％。認為財產“很安全”的比例只有18.4％，認為“比較安全”的比例為58.8％，而回答“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兩項合計的比例為20.2％。認為勞動“很安全”的比例只有17.2％，認為“比較安全”的比例為60％，而回答“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兩項合計的比例為16.9％。認為人身“很安全”的比例只有20.3％，認為“比較安全”的比例為60.1％，而回答“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兩項合計的比例為17.2％。認為個人信息、隱私“很安全”的比例只有21％，認為“比較安全”的比例為56.9％，而回答“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兩項合計的比例為11.3％。
（三）社會支持感——家庭、親友是最主要的社會支持來源
社會支持系統是指人們遇到困難和自己無力解決的問題時可以得到獲得建議、指導、鼓勵、幫助的社會性資源。社會支持系統可以幫助人們減輕社會壓力、改善情緒和行為反應。調查問卷中民眾感受的社會支持來源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分別是“家庭”、“家族、宗族”和“私人關系網（朋友、同鄉、戰友、生意伙伴等）”，“家庭”介于“幫助較大”和“幫助很大”之間的水平，“家族、宗族”和“私人關系網”介于“幫助較少”和“幫助較多”之間，屬于有幫助水平。而其他機構和組織中“社區組織”、“工作單位”、“地方組織”和“黨組織”得分稍高，但得分水平介于“沒有幫助”和“幫助較少”之間。
這一調查結果說明，城鄉居民的社會支持系統較弱，城市單位較強的社會支持功能和農村集體所有制下的社會支持功能弱化，而民間團體和組織還沒有發育，使得家庭、親友這些傳統的社會資源仍為社會支持的主要力量。
（四）社會信任感——對中央政府信任程度高
信任是人們對他人或者組織未來表現的推測，與個人的信心和預期有關，這里的社會信任感是指人們對于所調查的社會組織、社會角色、信息來源是否可以信任的主觀感受。
調查結果顯示，民眾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接近很信任，而對法官和警察、地方政府、信訪機構的信任程度接近比較信任水平，消費者協會等維權組織、社區組織、環保等公益組織的信任程度與之接近；信任程度更低的是行業協會、宗教組織。在信息獲取上政府新聞媒體、政府公布的統計數字的信任程度高于互聯網信息和小道消息。
（五）社會公平感——制度公平高于機會公平
社會公平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會的公正性。
調查結果顯示，城鄉居民對總體上的社會公平狀況的評價接近比較公平。公平程度最高的是高考制度，其次是義務教育和實際享有的政治權利，最不公平的是城鄉之間的待遇，其次的不公平是提拔干部、不同地區、行業之間的待遇、社會保障和財富分配。綜合起來看，民眾對制度公平感評價較高，而對機會公平感評價較低。
（六）政府工作滿意度——對社會保障最不滿意
調查中為了了解民眾對地方政府工作的滿意程度，問卷設計了包括如下方面的問題：醫療衛生服務、社會保障和救助、義務教育、環境保護、科技發展與推廣、樹立良好社會風氣、維護社會治安、依法辦事、發展經濟、實現社會公正十個方面。調查結果顯示，居民對政府“義務教育工作最滿意”，對“社會保障和救助”最不滿意。
群際關系
（一）干部與群眾——干群關系被認為最容易出現矛盾和沖突
調查問卷把社會分為不同的群體類型，“窮人與富人”、“干部與群眾”、“城里人與鄉下人”、“雇主與雇員”、“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高學歷者與低學歷者”和“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了解城鄉居民對不同群體之間發生矛盾和沖突可能性的判斷，推斷不同群體矛盾和沖突的存在程度。統計結果顯示，民眾認為最容易產生矛盾、沖突的是干部和群眾之間，其次是窮人與富人之間，排在第三和第四位的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雇主和雇員，其余的群體被選擇的比例都很小。
調查還顯示，公眾認為窮人和富人之間、干部和群眾之間的差距是最大的，50.7％的人認為窮人和富人之間差距最大，17.5％的人認為干部和群眾差距最大，9.5％的人認為城里人與鄉下人差距最大。
沖突就不難理解了。
被調查者對不同層級的干部和群眾之間的關系評價不同，最基層的村（居委會）干部和群眾之間的關系總的表現比較融洽，“很融洽”與“比較融洽”兩項合計的比例為72.5％，鄉（鎮、街道）干部和群眾關系兩項合計為53.8％，縣（市、旗、區）干部與群眾兩項合計為40.4％。由于縣（市、旗、區）干部與群眾直接接觸的機會比較少，有更多的被調查者選擇了不好說，而相應地選擇融洽和不融洽的比例都低于村（居委會）、鄉（鎮、街道）干部和群眾的關系。
（二）窮人與富人——致富歸因影響貧富階層關系
在一個三選題中有10.87％的公眾把“收入差距過大貧富分化問題”列為最重要的社會問題，在重要社會問題中的排序中列第三，綜合三個選項，有33.05％的人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在調查中發現雖然更多的被調查者認為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差距最大，但窮人和富人之間出現矛盾和沖突可能的被選比例卻排在干群關系之后。進一步的分析會發現這與人們如何看待富人致富的原因有關，與如何理解富人致富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有關。
總的說來，人們對于富人致富的歸因中包含了積極的因素，如承認富人致富的努力和能力，以及教育程度，但也有相當多的人把富人致富的原因作負向歸因，作外在歸因，這就使得人們在與他們進行社會比較時更容易產生不公平感、不公正感，懷疑富人致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成為貧富階層沖突和矛盾的隱患。
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和沖突
（一）公眾視野中的社會問題
有57.32％的人認為看病難、看病貴是重大社會問題，33.13％的人認為就業、失業問題是重大社會問題，33.05％的人認為收入差距過大、貧富分化是重大社會問題，28.04％的人認為貪污腐敗是重大社會問題，26.39％的人認為養老保障問題是重大社會問題，19.71％的人認為教育收費問題是重大社會問題。有五個問題屬于比較重大的社會問題，如13.34％的人認為住房價格過高是重大社會問題，13.16％的人認為社會治安問題是重大社會問題，10.44％的人認為城鄉、地區差距問題是重大社會問題，10.08％的人認為社會風氣問題是重大社會問題。而對于進城農民工受到不公平待遇問題、干群關系問題、司法不公問題、征地拆遷補償不公問題、賣淫嫖娼問題和勞資矛盾等問題，只有10％以下的人認為這些問題是重大社會問題。
（二）矛盾、沖突化解策略
1.社會矛盾和沖突
調查中調查了公眾對于不同社會矛盾和問題的應對方式，問卷中把社會矛盾和沖突分為四種類型：
（1）與政府公共權力相關的矛盾和沖突
調查發現，被調查者對政府公共權力行使中的矛盾和沖突了解比較多的是“貪污腐敗、侵占國家集體資產”，不了解的比例僅為27.1％，但主要是間接了解，有親身經歷的只有3.2％；另一個了解比較多的是“政府有關部門亂收費”，但直接了解的比例較高；被調查者對“社會保障糾紛”的了解最少，親身經歷也最少，而有5.3％的人回答親身經歷過“司法不公、執法粗暴”，但是，考慮到我國現階段親自參與司法過程人數的比例并不高，所以，5.3％的比例還是偏高的。對“貪污腐敗、侵占國家集體資產”和“司法不公、執法粗暴”這些問題的了解渠道主要是新聞媒體。
（2）與政府或經濟組織相關的矛盾和沖突
經濟組織中的典型矛盾和沖突放在一起討論。在這些問題中，“環境污染影響居民生活”的影響最大，只有32.3％的人回答不了解，而回答有親身經歷的人數最多，占18.4％。
另一個了解比較多的是“拖欠/克扣工資/超時工作”；其次，對“下崗失業沒得到妥善安置”了解的人數比較多，考慮到樣本中大量的農村樣本的存在，因此，這一問題在城市社會中應該是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而“征地、拆遷、移民及補償不合理”一項，雖然親身經歷的比例為7.8％，親身經歷的比例低于前述幾項，但考慮到這一問題本身涉及的社會面較為狹窄，但所產生的影響卻大于其他問題，因此，這樣的比例也應該得到充分重視。
（3）教育、醫療行業中的矛盾和沖突
調查中發現，教育和醫療行業中的問題存在不同的特點。被調查者對于“學校亂收費”的了解程度較高，只有31.4％的人回答不了解，但有19％的人有過親身經歷，是所調查各項社會矛盾和沖突中親身經歷人數最多的；而有“醫患糾紛”經歷的比例較低，為3.4％，這一比例較低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醫療問題并非是以一種糾紛的形式表現的，而教育的問題在教育費用上表現得較為突出。
（4）消費矛盾和沖突
消費的問題與前幾類問題相比，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的了解程度都很低，這可能有幾個原因，一是在包含大量農村樣本的條件下，購房等城市生活中容易引起糾紛的大型消費并不普遍；二是消費矛盾在商品市場化已經比較完善的情況下已經不突出，或者已經有了市場化的解決方法。
2.化解策略
（1）無行動是最普遍的行動策略。各種類型的行動方式中采取最多的是“無可奈何，只好忍了”，其次是“沒有采用任何辦法”。在各種類型的矛盾和沖突中，采取這種消極忍耐方式最多的是遇到“學校亂收費”，其次是“政府有關部門亂收費”，再次是“工作環境惡劣，老板/經理管理粗暴”，然后是“貪污腐敗、侵占國家集體資產”，“征地、拆遷、移民及補償不合理”，采用最少的是“購房等大額消費中的糾紛”。
（2）訴求策略是面對與政府公共權力有關的矛盾和沖突的主要策略，其次是溝通策略。對“司法不公、執法粗暴”，有11.58％的人選擇了“上訪/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對“政府有關部門亂收費”有8.14％，對“社會保障糾紛”有21.69％，對“貪污腐敗、侵占國家集體資產”有15.74％作了同樣的選擇。對“社會保障糾紛”有16.67％的人選擇“與對方當事人/單位協商”，其他幾項都有5％以上的人選擇了這種溝通策略。
此外，對“司法不公、執法粗暴”的另外的主要的行動還有“打官司”，有15.71％的人作了選擇，另外的行動方式還包括“找關系疏通”。
（3）溝通策略和訴求策略是解決政府或經濟組織相關的矛盾和沖突的主要策略。“征地、拆遷、移民及補償不合理”、“下崗失業沒得到妥善安置”、“拖欠/克扣工資/超時工作”、“工作環境惡劣，老板/經理管理粗暴”和“環境污染影響居民生活”各項分別有11.09％、10.45％、18.47％、12.62％和10.03％的人選擇了“與對方當事人/單位協商”；而選擇“上訪/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的比例分別是18.99％、12.13％、8.38％、4.55％和16.93％。
此外，在面對“征地、拆遷、移民及補償不合理”時有6.08％的人選擇了打官司，并有2.59％的人選擇了暴力反抗。
（4）溝通是處理醫患糾紛的主要策略，面對教育亂收費無奈采取無行動策略。在遇到“醫患糾紛”時，22.13％的人采取了“與對方當事人/單位協商”的行動方式，其次有5.45％的人選擇了“上訪/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而遇到“學校亂收費”，無論是溝通策略還是訴求策略，雖然依然是選擇最多的策略，都明顯低于遇到其他問題時的選擇比例，顯然，這樣的策略對于問題的解決可能有作用，但采取這種行動方式后的不利影響或者對不利影響的顧忌使得人們在面對這一問題時顯得束手無策。
溝通策略是消費糾紛的主要解決策略。有22.13％的人選擇“與對方當事人/單位協商”的辦法來解決大額消費糾紛。其次，“打官司”和“上訪/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的選擇比例分別為7.51％和5.45％。
（5）法律策略沒有成為解決矛盾和沖突的主要策略。除了在面對較為嚴重的“司法不公、執法粗暴”時有15.71％的人選擇了“打官司”外，另兩個選擇較多的問題分別是“醫患糾紛”和“征地、拆遷、移民及補償不合理”，所占比例分別為7.51％和6.08％，其他問題中選擇“打官司”的比例均在5％之下。一個原因可能是由于大眾的法律觀念不是很強，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法律策略的成本較高。
（6）疏通策略很少采用。被研究者認為中國人的行為具有關系取向，但在遇到矛盾和沖突時，找關系疏通極少被采用，除了在遇到“司法不公、執法粗暴”時有5.59％的人選擇了疏通策略外，其他情況下極少被采用。
（7）對抗策略雖然很少使用，但在個人利益受到侵害且侵害主題明確的情況下也有使用。
社會心態調查問卷篇三
(一)當前十大社會病態
超八成受調查者認為當前社會處于亞健康狀態，“信仰缺失”、“看客心態”、“社會焦慮癥”位列當今社會病態前三項。
“若請您為當今中國社會的健康程度打分，從0到10，分值越高越健康，您的診斷是?”選擇5分及4分以下的各為24.4%和57.7%，選擇6分以上的僅17.9%。如果將“5分”視為社會肌體健康的警戒線，那么有超過八成的受訪者認為當前中國社會正處于亞健康狀態。
當前，中國社會總體運行狀況良好，反腐之風正緊、八項規定深入人心、經濟發展持續穩定、生活規范有序，但由于中國正經歷急劇的社會轉型，社會結構、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等各方面交疊變化，難免有諸多不適應、不協調，這也使得社會病態成為中國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突出問題。社會病態是社會常態或者健康狀態的反常狀態，是對社會中存在的問題、矛盾、沖突、混亂等現象的總體概括。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通過深入調查采訪和梳理提煉，初步整理出如下13種公眾反映較多的社會病態。
娛樂至死：崇尚個人享樂主義，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
看客心態：阿q式的冷漠、麻木與圍觀，崇尚“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處世哲學;
習慣性懷疑：社會誠信危機導致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和安全感，從而懷疑一切;
審丑心理：丑聞成為丑聞制造者的通行證，假惡丑盛行、越罵越紅;
社會焦慮癥：因工作、生活、養老及未來無法預期等而長期緊張與不安;
信仰缺失：價值多元化下存在信仰與道德有關的精神危機，道德赤字與壞賬凸顯;
暴戾狂躁癥：粗暴野蠻、乖張殘暴，易怒且好走極端甚至危害社會;
“鴕鳥心態”：逃避現實，“掩耳盜鈴”，面對壓力與困難采取回避態度;
思考恐懼癥：鸚鵡學舌，人云亦云，對于謠言或他人觀點，不假思索，附和跟風;
網絡依賴癥：對網絡及移動媒介上癮，產生依賴，沉溺在虛擬世界中不能自拔;
初老癥：未老先衰，心比實際年齡老得快，過早放棄追求、過早妥協;
自虐心態：罵共產黨、恨體制，甚至獲得體制內好處越多的人罵得越兇。
綜合調查數據，我們發現，“信仰缺失”、“看客心態”、“社會焦慮癥”、“習慣性懷疑”、“炫富心態”、“審丑心理”、“娛樂至死”、“暴戾狂躁癥”、“網絡依賴癥”、“自虐心態”位列當今十大社會病態。
(二)對五種突出社會病態的調查與分析
1、關于“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近九成的受調查者認同“信仰缺失、道德滑坡”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病”
傳統中國是一個鄉土社會，強調以道德和信仰形成社會規范來規約各種利益主體。但調查發現，當今社會有高達88.0%的人(完全認同、比較認同者分別占60.2%和27.8%)認同“信仰缺失、道德滑坡”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病”。近年來在網絡上頻發的公開求包養、炫富事件，以及沸沸揚揚的各種娛樂丑聞“門”更突出地說明了中國人當下信仰缺失和道德迷失狀況。
在回答“哪類群體信仰危機最嚴重”時，超過半數的網友(占比57.5%)認為信仰缺失主要表現在官員群體身上。這樣的調查結果并不奇怪，“大師”王林事件曝光后，“官場迷信”再度成為輿論關注和討伐的焦點。部分官員“不問蒼生問鬼神”折射的是他們“權位觀”和“為民觀”的偏執與錯位。官場迷信是一面照妖鏡，照出的是其背后官場腐敗的危險信號。貪腐官員的所作所為，很大程度上是信仰缺失、精神缺鈣所致。信仰缺失削弱了黨的凝聚力、戰斗力，影響黨員干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和公信力。
“信仰缺失”的原因有很多，其中50.8%的網友認為“制度層面，一些不道德的現象沒有受到制度的懲處，反而成為一些人效仿的對象”是造成這一病癥最主要的病因。“沒有漏洞，就沒有缺憾”，信仰與其說是束之高閣的繁文縟節，倒不如歸為行之有效的典章律法。除了制度方面的原因，“唯利是圖”的市場經濟和多元價值取向的沖擊則分別以20.8%和15.1%的比重位列第二和第三大因素。這說明信仰還受到經濟因素和認知層面的影響。
超過八成的網友認為“看客心態”是當前社會普遍存在的頑疾，其中認為這一心態“很普遍”、“較普遍”的網友分別占63.7%和25.5%，僅有0.3%的網友認為這一現象在社會中并不存在。可見，“看客心態”已不再局限于學術探討，它已成為“飛進尋常百姓家”的流行語。
概括來說，看客心態即是社會中的每個人只要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所表現出來的“事不關己”的情緒和態度。當回答，“以下哪類群體的‘看客心態’最普遍”時，“說不清，因人而異”得票最高(占比31.3%)，就受訪者來看，看客心態并不特定地存在某一特定人群，社會上每個人都可能成為看客。當今社會，老人摔倒訛詐路人、見義勇為遭人冷眼、好心少女幫孕婦卻被殺等等事件的發生，讓“好人有好報”一說變得如此蒼白無力，由此演變的“看客心態”逐漸成為“路人”自保的護身符，“寧少一事不多一事”漸漸成為社會大眾的普遍心態。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官員群體也成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主要群體，占比26.9%，這個數據高于知識分子、白領階層、青少年等其他群體。官員是看客，更多地是與其高高在上、擁有權力、占有資源、享有話語權卻往往不能“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有關，在強拆的冷漠中，在截訪的無情中，在災禍面前的微笑中，均有官員的身影閃現，這些都嚴重影響著官員的形象。
調查結果顯示，“冷漠和麻木的負面示范效應極易導致惡性循環，造成更多的社會矛盾和問題”(34.9%)和“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思潮泛濫，會嚴重影響公民的道德素養”(25.1%)成為“看客心態”最大的危害。從宏觀角度來看，看客心態不僅是一種孤立的病態，還是可以導致“多米諾效應”的“原罪”，如果處理不好會導致一連串的社會問題;從微觀角度來說，“看客心態”是一種腐蝕劑，這種心態如果長期存在下去，會侵蝕健康的人生境界、破壞高尚的道德情操。
當被問及“習慣性懷疑”的表現時，“政府說什么都不信”(41.2%)、“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感”(35.2%)、“懷疑食品、藥品的安全性”(33.5%)、“對醫生的職業道德不信任”(28.0%)是社會各群體認為的主要表現形式。
與習慣性懷疑的表現相對應的，“政府公信力下降”(24.0%)、“社會誠信缺失”(22.4%)、“食品、藥品安全監管不力、懲處機制不完善”(16.6%)、“特定職業人員缺乏職業精神”(14.6%)成為“習慣性懷疑”這一社會病癥誘發的重要原因。今天，這種“不相信”、懷疑一切的情緒成為公眾的集體意識，已然滲透進多數中國人的生活：吃飯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鐵路行業解決買票難的能力和誠意，上醫院不相信醫生沒有給自己多開藥，打官司不相信司法會公正……誠然，懷疑有時候是一種進步，但社會公信力下降導致的信任危機卻值得關注，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專家，更不相信媒體等已構成了當前社會上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墻”。
與此同時，得票率為32.6%的弱勢群體成為易患“習慣性懷疑”癥的第一大人群。這一方面源于弱勢群體占有極少的社會資源，在知識經濟的社會中，他們無法憑借豐富的信息資源了解社會諸多現象背后的原因，只好采取“懷疑一切”的態度來面對未知的世界;另一方面在于弱勢群體享有較低的社會認同，懷疑一切的心態其實也反映出他們的無奈與無助。
此次調查中，有61.0%的網友認為“娛樂至死”是社會流行的病癥，其中認為這一病癥“很普遍”和“較普遍”的分別占32.7%和28.3%。這說明了，娛樂之風、享樂之氣已成為社會各界廣泛認同的社會疾病。
究其原因，“社會價值觀體系紊亂，缺乏健康的公民文化土壤”(50.4%)、“逐利主義、拜金主義驅使下‘一切向錢看’所致”(46.9%)、“權力操控文化市場，管得過嚴、過寬、過死，導致真正有價值的文化產品‘難產’”(43.6%)是導致“娛樂至死”病癥的前三位原因。正如中國傳媒大學教授王雪野所言，“當今，從電視到電影，從報刊到新興媒體，無不充斥著以感官刺激為表象、窮盡低級搞笑、賣弄噱頭之能事”。在這個急速轉型的社會里，娛樂被民眾曲解為享樂，娛樂演變成一種文化產品，它需要借助市場來滿足消費者各式各樣的需求和欲望。享樂主義代替了娛樂品質成為了最直接的消費形式。
從調查中可看出，官員群體(36.5%)和青少年群體(27.1%)成為這一社會病癥的主要人群。中國現有制度的缺陷放縱了官員的越權行為、減少了違法亂紀的成本。如果說官員群體的娛樂是“明知故犯”，那么青少年群體的娛樂則是“無知者無畏”。青少年崇尚一切形式的刺激，意欲嘗試一切新鮮的事物，他們的娛樂心態也是對未知世界的一種冒險和窺探。
5、關于“暴戾狂躁癥”
“易偏激、動怒，惡語相向”(42.5%)、“動轍以威脅他人或自己的生命為解決之道”(24.4%)、“惡性事件中手段殘忍”(24.3%)，成為暴戾狂躁癥排名前三的表現。高達85.3%的受訪者認為當前社會上彌漫著較為嚴重的暴戾狂躁癥(選擇“嚴重”和“比較嚴重”的分別占比39.8%、45.5%)。而“弱勢群體”(33.6%)則被認為是患有“暴戾狂躁癥”最為顯著的群體。缺乏機會、缺少資源，被剝奪、被擠壓等“標簽”是社會對這類群體的刻板印象，“在看不到任何可能的出路之時，暴力方式就成為非常可能的選擇”，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于華如此分析。
而事實上，暴戾與狂躁又緊密相隨，暴戾以“飲鴆止渴”的極端化方式圖一時之快，暫時緩解了問題，卻也起到了極為負面的示范效應，催生出更多的絕望者走上暴力之路。其沖擊的不僅是社會的安全防線，更深刻影響著社會心理——在一個心理失衡與安全感匱乏的社會，每一個人都不可避免地成為其中的“弱勢群體”。
相較而言，“知識分子群體”、“城市白領階層”兩類社會群體在受調查者看來是最為理性、冷靜的'群體。盡管從嚴格的社會階層分類定義出發，這兩類群體較難并列，但他們身上強烈的職業辨識度與職業特征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公眾的判斷，即人們普遍認為，一般意義上的城市中產階層有責任、也有能力擔負著一個社會“穩定劑”與“緩沖器”的重任，也理應發揮緩和社會矛盾、消弭社會裂痕的作用。
歸納病因，“社會不平等加劇，弱勢群體被剝奪感強”(42.4%)首當其沖，成為誘發“暴戾狂躁癥”的第一誘因。其次是“法治不健全，公民法制意識淡薄”(35.9%)，而“壓力型社會，個體易產生焦慮感，負面情緒易被激發”(34.0%)、“人際關系淡薄，充滿不信任，易偏激、動怒”(23.9%)，屬于社會“暴戾狂躁癥”的次屬誘因。顯然，在公眾看來，與日常生活層面的因素相比，社會結構與制度機制上的問題更為根本。
(三)從系列調查數據應當反思什么
其一，高度重視社會病態亂象，加快培育社會核心價值觀。當前社會病態種類復雜，充分凸顯了社會失范的現狀堪憂，值得高度重視。夾在傳統與現代、新與舊、鄉土與城市轉型之間的個人，物質上極大繁榮，精神上漂泊無依，為了逃避生活的不確定感，人們需要社會供給價值、意義，需要某種指導，并從指導中獲得安全感。當問及“您認為以下哪些是導致中國社會‘亞健康’的原因”時，在受訪者看來，“失：傳統向現代急劇轉型，新的尚未建立、舊的被迅速打破，游戲規則、倫理道德等重塑過程中沉疴積弊泛起”(49.5%)是造成當前社會“亞健康”的首要原因，“亂：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區’，跨越發展陷阱的關鍵時刻，社會亂象多等導致的適應不調”(占比36.7%)和“雜：價值多元、訴求多樣、真善美與假惡丑并存”(32.0%)排在第二、第三位。從以上結果來看，社會轉型期，秩序規則重塑、道德失范、價值多元是造成當前社會“亞健康”的重要原因。通過什么樣的機制舉措來培育民眾新時代的核心價值觀以凝聚人心，如何構筑和諧文化以促進社會的團結穩定，不啻為一個值得思考的大課題。
其二，發展中的問題還是要靠發展來解決。“在您看來，治療社會病癥、消解負能量最具療效的藥方是什么?”調查結果顯示：“經濟發展更加注重公平、使改革紅利惠及更多人，使個人生活更有尊嚴、發展更有保障”位列第一(占比54.6%)，而“政治體制改革需繼續推進，從體制上機制上根除社會漏洞”(占比42.6%)，居第二位。縱觀世界各國，社會病態凸顯是社會急劇轉型期的常態現象。治療社會疾病還須回歸本源，發展中的問題還是要靠發展來解決。調查發現，受調查者對“生活更有尊嚴、發展更有保障”更為期待。
其三，“社會之病”的治愈還需從執政黨做起。“社會之病”是時代的投影，社會之病從根本上說還是“人心”之疾，折射的是人的理想追求和精神狀態。當前的社會病態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人心”的失衡，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可能出現了一些不和諧，這不僅僅是經濟發展問題，更是集“素養、心性、價值觀”等為一體的文化問題。在面對人民群眾日益增多的利益訴求和不斷凸顯的社會矛盾時，如何努力涵養人心，凝聚人心，培養民眾積極健康、樂觀進取的良好心態，對于掌舵社會航向的執政黨而言，無疑是擺在面前的一項重要課題。
社會心態調查問卷篇四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下崗”已成為一個涉及眾多企業和職工的敏感話題。面對下崗現象和下崗人員的增多，如何實現再就業就成了社會各界共同關心的話題。為此人們提出了各種解決方法。最有效的是對下崗職工進行職業指導。由于職業指導工作剛剛起步，難免有一定的盲目性，為了準確把握住下崗職工心態，加強職業指導工作的針對性，促進下崗職工盡快實現再就業，對下崗職工進行再就業心態調查是很必要的，以下便是近百名下崗職工的心態。
我們最需要的是家人的支持
對長期生活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的中國人來說，下崗無疑就是個沉重的打擊，要從陰影中走出來，很需要別人的支持。當人們遇到困難時，首先想得到的是家人的安慰與幫助。在被調查的下崗職工中，絕大多數認為，家人支持有利于他們再就業，此工程的啟動，離不開政府和社會扶持和幫助，但同時家人也應支持。為工作而奔走了一天的妻子，看到桌上熱騰騰的飯菜和丈夫體貼的話語，會是怎樣的感動。而這一切都能讓他們調整自我，以積極的心理參加再就業。從某種意義上說，能否得到支持，是其尋找新的崗位，穩定再就業的關鍵。所以，職業指導人員在對下崗人員的指導中，也應當有意識的去了解來訪者下崗后找工作是否得到家人的支持，根據來訪者家人的支持程度確定其再就業的難度，從而有意識的支持和幫助他們，還應與來訪者家人取得聯系，做他們的工作，這樣可以對下崗職工再就業其重要的推動作用。
再就業培訓好
可惜機會少
--下崗職工埋怨說
進行再就業培訓，為下崗職工灌輸市場經濟知識，宣傳再就業的先進典型，組織已上崗的人員現身說法，這樣能增強他們再就業的本領。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把職業培訓作為解決失業的一種積極的就業政策和手段。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各級再就業服務機構堅持培訓后再就業的基本方針，投入大量人力財力。目前，下崗職工對其已基本認可，他們認為培訓對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有很大幫助，但也同時反映，在被調查對象中，僅有少數人接受過再就業培訓。這表明，我們現在進行的再就業培訓沒能夠真正的把下崗職工吸引過來。因此，以后開展再就業培訓工作時，應該注意培訓的內容是不是下崗職工迫切需要的，同時，還應注意宣傳力度，盡量讓大多數下崗職工知道在那進行什么內容的培訓。
招聘市場也需要打假--下崗職工呼吁
在下崗職工看來，勞動市場上招聘和用工行為的不規范，特別是招聘過程中的欺詐行為，對他們的再就業，產生了很大的阻礙作用，比如有些單位并沒有招人的目的，他們在媒體上作招聘廣告僅僅想利用招聘廣告的廣告效應，打著招聘的幌子，為自己的單位做廣告。這樣，來應聘的人就不由自主地成了他們單位的義務廣告員。這種欺騙行為給下崗職工再就業帶來很壞的影響。既浪費時間，又浪費精力，更重要的事會給他們帶來精神損失。因此，在職業指導和再就業培訓中，職業指導員要讓下崗職工形成自我保護意識，學會求知應對技巧，以便避開招聘的陷阱，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和損失。(責任編輯：范文之家)
社會心態調查問卷篇五
調查概況
2009年,在院系老師同學的幫助下,我們隨機抽取了吉林市轄區幾所高校的應屆本科畢業生1300名,涉及文學、法學、經濟學、教育學、醫學、歷史學等九大學科門類,進行畢業生擇業心態的問卷調查,調查具體內容包括:生源類別、就業心態、就業價值取向、求職途徑、就業求助方式等21個問題。發放調查問卷1300份,回收1250份,其中無效卷44份,有效試卷1216份,有效卷回收率為93.54%。在有效問卷中,男生628人,占51.64%,女生588人,占48.36%;學生干部524人,占43.09%,非學生干部692人,占56.91%;按生源分布,農村生源682人,占56.09%,城(鎮)市生源534人,占43.91%;按經濟狀況分布,貧困學生613人,占50.41%,非貧困學生603人,占49.59%;按畢業學校分布,重點高校學生618人,占50.82%,非重點高校598人,占49.18%。調查結果采用spss13.0軟件包進行整理、統計,主要使用了數據分析和列表分析。
結果分析
一、大學生就業心態危機的現狀分析
(一)誠信觀念缺失
誠信是傳統美德，是大學生處世立身的基本道德要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誠信的重要性愈加凸現。然而，部分大學生對考試作弊、抄作業、講假話、做假材料等現象不以為恥。在擇業過程中，買賣虛假文憑、盜取他人研究成果、編造獲獎證書等現象屢見不鮮。一些學生為迎合用人單位提出的“具有工作經驗”等要求，在自己的“實踐經歷”一欄里添上許多子虛烏有的打工經歷。有的甚至把其他同學在校獲得的榮譽證書借來復印為己所用。在調查中，當問“你對大學生在自我材料中的‘注水’、證書的‘克隆’，就業過程中的‘一女多嫁’、重復簽約等現象的看法是什么”時，2006年調查中有35．36％、2007年有37．4％ 的學生認為“可以理解，無需指責”、“這很正常，否則吃虧”，明確表示譴責的學生不到一半。
(二)法制觀念淡薄
法律是每個公民的行為準則，是保障自身權益，實現人生價值的起碼條件。然而，不少學生法律意識淡薄。在2007屆畢業生的調查中，當問“你對畢業生畢業后頻繁跳槽，任意毀約現象的看法”時，有10．7％學生認為“哪家單位工資高就到哪家干，很正常”，有18．2％學生認為“人往高處走，無須指責”，只有13．1％學生認為“這種現象是法律意識淡薄，道德素質低下的表現，應予以譴責”。
(三)責任意識弱化
責任是倫理學的一個核一t2,概念。在我國社會轉型期，法治的扭曲、道德的滑坡、誠信的缺失等都與社會成員責任感的弱化密切相關。在對跳槽頻繁的同學隨機訪談中，問“你有沒有考慮過隨意離職對用人單位及自己帶來了什么影響”時，絕大多數同學回答“沒有考慮過”、“無所謂”。學生離職不與用人單位提前打招呼，不考慮自己貿然離去給單位帶來的損失，這不僅反映了大學生個人信用缺失，而且體現了對用人單位、對國家缺乏責任感，它影響企業生產，擾亂勞動力市場，對構建和諧社會產生消極影響。
(四)功利傾向明顯
從人生旅途來看，理想是人生奮斗的目標，是指引人生前進的方向。沒有理想，生命之舟將會駛入歧途，所以理想總是處在人生最重要的位置。當問“你認為人生應追求什么”時，有43．8％的學生認為是“知識技能”，排在第一位，有36．4％學生認為是“理想道德”，排在第二位，有26．8％認為是“家庭幸福”，排在第三位。有23．2％ 學生認為是“健康”，14％學生認為是“名聲”，12．9％學生認為是“金錢財產”，有9．8％學生認為是“地位權利”。調查中發現知識技能等是學生較為關注的，因為它是學生的就業之本，但現在的學生更為務實，調查同時也發現學生對名聲、地位、權利、金錢、財產等關注度明顯“升溫”，如果任其發展，后果堪虞。
二、大學生就業心態危機的成因分析
綜觀大學生的就業心態危機，其背后反映的是人的道德危機。在實際生活中，有不少學生在道德問題上搞“雙重標準”，對他人各種不守誠信的行為“口誅筆伐”，可自己又作弊說謊、弄虛作假。不少大學生說起法律條文“頭頭是道”，但具體選擇時，更多的是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只有在滿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才會做一個誠信的人、有理想的人，當利益受損或出現新的誘惑時，他們可能會放棄自己的道德準則，這種明知故犯、言行不一的現象是道德教育的難點。
(一)社會原因
隨著中國社會的轉型、現代化進程的加速和社會變遷的加劇，人們的價值取向、道德觀念和思維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人類的主體性、個體性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張揚，它強烈地沖擊著中國傳統的道德規范。特別是目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處于進一步完善之中，在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下，為了追求個人利益，一些人只考慮自己，不顧他人和社會，產生許多道德失范現象。同時由于監督和懲治機制不健全，許多不守法、不道德的行為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腐蝕了社會風氣，使人們道德行為得不到應有的激勵，出現英雄流血又流淚的現象，挫傷了人們的道德積極性。
(二)教育方面原因
一、封閉、貼標簽式、理論灌輸式的傳統模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抨擊和批判。長期以來，很多學生知道怎樣做，就是不去做，實際上我們培養了一批有道德知識而無實際道德行為的人。西方教育家把這種學校道德教育稱為“美腦袋”模式。這是因為在道德教育中忽視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道德教育主體。只有道德主體認同，道德人格的追求就不會停留在被動的狀態，不再把道德看成是一種外在的約束，道德教育才會具有實效性。因此，無論是在道德教育內容體系構成，還是在道德教育工作者的實踐中，都應首先考慮主體認同問題，并以此作為德育的出發點。
(三)家庭及個體原因
人意識、責任意識、奉獻意識較弱。當家庭教育對孩子的要求與學校對學生的要求不一致時，易產生學生的“雙面人”性格。另外，大學生精力充沛，思維活躍，具有較強的開放性，但社會閱歷不深，對道德素養給個人生存的意義及道德失范所帶來的后果沒有足夠的認識，把握不住社會的主流，容易將觀察到的一些社會消極現象當作本質，產生了大量的道德缺失現象。因此，探索大學生道德素養形成、發展、改變的規律，并采取相應措施，扭轉當前大學生道德缺失現象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三、大學生就業心態危機的對策
(一)政府的應對策略
1.出臺政策,創設公平合理的就業環境。現在,很多用人單位都公開表示“公平競爭、擇優錄取”,但大多數學生都在很大程度上對用人單位能否真正做到這一點表示出了不信任。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法制有待完善,競爭尚不充分,少數人由于具有特殊背景,能夠做出一些幕后交易而取得“非公平競爭”的優勢。在問卷調查中,有30%以上的不同類別學生對“不公平競爭”表示“非常擔心”或“比較擔心”。政府需要對此問題提高重視,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中的有關規定,制定相關政策,加強用人單位的管理,給大學生提供一個公平合理的競爭平臺,解除他們的心理顧慮,放松他們的畏難情緒。這成為高校畢業生擇業心里調適工作的重心之一。
2.舉辦多類型、多層次的招聘會。教育部要定期舉行規范的大型招聘活動,地方政府部門如省人事部門、人才市場、人力資源市場等要積極參與承辦工作,加強對招聘單位的資格審查;積極利用網上人才招聘,提供更多、更快、更真實的就業信息給高校畢業生。
3.各級政府部門要采取切實措施,做好宏觀調控和指導工作;創建和完善畢業生就業工作的新機制,如信息服務制、保障機制、就業市場管理制度、待就業登記制度等;要通過媒體,加強輿論宣傳,營造鼓勵畢業生到中西部、到基層和農村去就業的良好氛圍。
（二）、高校的對策
1、要加強畢業生的擇業觀教育
應該說擇業觀是畢業生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具體體現,樹立正確的擇業觀有利于畢業生順利就業。一是要幫助畢業生樹立大眾化的就業觀,傳統的“精英化教育”時代已過時,“大眾化”的高等教育帶來的必然是就業的“大眾化”。要引導畢業生全面認識就業形勢,正確地處理個人與國家、集體的關系,立足現實,把自己的就業期望值與社會需求的現實接軌,做到既能做“白領”,也能做“藍領”、“灰領”,在普通的工作崗位上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二是要幫助畢業生樹立“先就業、后擇業、再創業”的就業觀。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積極引導畢業生采取“先就業、后擇業、再創業”待機而發的擇業策略,從現實出發選擇自己的求職道路,增強創新意識,培養創業信心,發揮創業能力,靈活就業,自主創業。三是要樹立到艱苦地區、到平凡崗位建功立業的思想。動員畢業生到西部去,到基層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在艱苦地區和平凡的崗位上做出優異的成績。教育畢業生不能求一時之功,圖一時之名,貪一時之利,從實際出發,樹立強烈的事業心。
2、要加強畢業生的就業心理健康教育
嚴峻的就業形勢,激烈的就業競爭,必然會帶來這樣或那樣不健康的就業心
理問題,要注意掌握畢業生求職擇業的心理,把握動態,培養良好的求職擇業心態,調適和校正不良心態。要堅持面上專題輔導和個別心理咨詢相結合,緩解部分畢業生因就業壓力而產生的焦慮情緒,切實減輕心理負擔,增強心理承受能力,要特別關心低學歷層次、長線專業、家庭經濟困難、女大學生等重點人群。要幫助他們正確認識職業特點,客觀分析自我職業傾向,做好就業心理準備,幫助他們處理好環境適應、求職擇業和情緒調節等方面的困惑,增強心理調適能力和社會生活的適應能力,做到順境下善于節制,不忘乎所以;逆境中堅韌頑強,不灰心喪氣。鼓勵他們善于發掘自身優勢,排除不良心理的干擾,克服盲目自信、自卑畏怯、急功近利、患得患失、依賴等待等心理障礙,樹立自信心,勇敢地“推銷自我”。
3、要切實加強就業指導服務工作
畢業生的就業工作是一項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的系統工程,作為大學生就業指導者應該客觀認識當前大學生就業的形勢,正確分析大學生就業矛盾和問題,因勢利導,科學應對,既要清醒地看到市場經濟常態下勞動力市場的供大于求,也要看到當前高校畢業生的就業難是發展中的問題,是一個短期結構性的問題,經過努力完全可以緩解和解決的。要積極采取措施,努力構建一個更加完整的“全程化、專業化、信息化”的高標準的畢業生就業服務體系,不斷完善就業指導運作體系。加強畢業生的就業指導服務工作。一是要開設就業指導課,做好就業形勢教育,幫助畢業生客觀地分析就業形勢,講解就業政策,宣傳黨和國家為畢業生就業所采取的各項政策措施,增強就業信心,準確做好就業定位。就業指導的內容要向廣度和深度發展,既包括信息提供、職業選擇和擇業指導,又包括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和設計、就業觀念指導、創業觀念指導、就業心理指導、就業技巧指導,還要指導學生掌握求職擇業的政策和技巧、了解求職的過程及應聘手續辦理的環節,抓住機遇,順利就業。二是建立和完善就業信息網絡系統,健全就業信息機制,準確、高效、全面地收集、篩選、分析評估各類就業信息,實現供需雙方的資源共享,讓畢業生廣泛掌握信息,拓寬就業渠道,增加就業機會。
4、高校要樹立科學的發展觀、人才觀;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
當前,我國的高等教育正經歷著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這一變革的重要標志,是我國的高等教育正在由長期的“精英教育”步入一個“大眾化教育”的新階段。這一歷史性的變化給我們的高等教育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和挑戰,高校的辦學理念、人才培養方向、培養模式、培養途徑、就業觀念和職業定位都在發生全方位、多角度的改革與轉變,表現出由“統包統分”觀念向“競爭”觀念轉變;由“專一”觀念向“多能”觀念轉變;由“依賴”觀念向“自主”觀念轉變;由“地域”觀念向“發展”觀念轉變。知識經濟將是21世紀的主流,經濟發展越來越呈現信息化、區域化、全球化趨勢,現代科技呈高度分化又高度綜合并以高度綜合為主的整體化發展趨勢,邊緣學科、橫斷學科、綜合學科不斷涌現,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交叉、滲透和匯流趨勢越來越明顯。這就要求高校要以人才培養為本,主動適應社會需要,及時調整專業結構,更新教材內容,符合素質教育和終身教育發展要求,開設具有專業特點,個性化強的課程,滿足學生的多元化需要,寬口徑、厚基礎、高素質,使人才培養模式積極同經濟發展要求相吻合,與就業趨勢相吻合。要積極關注社會發展對智能型、復合型人才的需要,采取多種途徑,積極培養大學生的組織管理能力、協調能力、科研創新能力、表達能力等,多讓他們在實踐中接觸社會,鍛煉和提高實際應用能力,使畢業生既有厚實的專業知識基礎,又具備適應社會發展要求的綜合素質,還有較強的就業競爭能力,為社會人才市場打造出適銷對路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