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稿是演講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需要有條理、有邏輯、有吸引力。推薦幾篇精彩的演講稿范文，讓我們一起來欣賞和學習其中的寫作技巧。
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自查演講稿（精選23篇）篇一
今年上半年，中央紀委通報了一起因落實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力而追責的典型案例：某市市委原書記黃某在聽到關于原市委副書記、市長龔某吸毒、插手工程項目等問題的反映后，不重視、不敏感、不警覺，未及時向上級報告和采取有效措施。11月，黃某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并被調離工作崗位。
黃某搞好人主義，愛惜“羽毛”，最終釀成惡果。事實上，這一案例只是個典型，很多黨員干部違規違紀，乃至走上不歸路，都與少數領導干部搞好人主義、一團和氣有關。領導干部信奉好人哲學，對班子成員的錯誤，自己礙于面子不批評;對下級的問題，怕丟選票不問責，結果就會讓這種錯誤和問題延續下去，等到養癰為患、鑄成大錯時，再想防微杜漸就晚了。
從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乏、全面從嚴治黨不力，到黨的觀念淡薄、組織渙散、紀律松弛;從“為官不為”“為官亂為”，到“微腐敗”“塌方式腐敗”等一系列問題，都能從領導干部責任意識“沉睡”，做老好人、明哲保身、你好我好上找到原因。
好人主義是不講道德的表現，更是不講黨性、不講黨紀、不講黨規的體現。黨教育培養一名黨員干部不容易，如果領導干部對其成長不負責、不擔當，不敢批評、不敢問責，導致黨員干部在錯誤的路上越走越遠，在思想作風方面出了問題，黨組織多年的培養和本人以前的一切努力就毀于一旦。
嚴管就是厚愛，問責就是警醒。唐代御史韋思謙曾說：“不能動搖山岳，震懾州縣，為不任職。”各級領導干部，或多或少都擔當著管理、教育、監督的職責。領導干部不僅要自身干凈，還要純潔隊伍;不僅要管人管事，還要管思想管作風;不僅要遵守黨規黨紀，還要管好家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如此，才算盡到主體責任、管理責任、領導責任。
鏟除好人主義，關鍵在于落實問責的“嚴”“實”精神。對黨員干部的違規違紀，決不能搞下不為例、網開一面。同時，要堅決落實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的領導干部，不論其是否調離或轉崗、提拔或退休，都應當對其嚴肅問責。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要求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把自己擺進去，以身作則、以上率下，敢于較真碰硬、層層傳導壓力，讓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成為常態。這個要求，對于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讓擔責盡責成為自覺，才能清除好人主義，確保黨的隊伍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自查演講稿（精選23篇）篇二
多年來，“圈子文化”在一些單位普遍存在，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派系”和裙帶關系，擾亂正常的組織秩序，成為黨政機關的“毒瘤”，也成為一些干部濫用公權的工具。構建風清氣正的政治環境，必須從思想和行動上根治“圈子文化”，徹底清除“圈子文化”滋生的土壤。
“圈子”的本質是由權力、名譽、地位、關系而結成的利益聯盟。它以圈為界，為圈而戰。它還以“和諧、團結”為幌子，干著“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違法亂紀勾當。“圈子文化”標榜的是“圈子社會”，用復雜的人情關系綁架法治進程，甚至凌駕于法律之上。如果領導干部用權向著“圈子”，結成了利益團體，就會無原則地維護圈內人的利益，甚至成為腐敗的變種，破壞公共權力的正常運行。
規范領導干部“朋友圈”。社會環境是一個大“圈”，你我都在其中，小“圈子”的“亂”則是大“圈子”中的霧霾，不防范、不治理，總有一天每個人都無處可逃。領導干部要慎獨、慎欲、慎微、慎友，守住做人、處事、用權、交友的底線，純潔生活圈、交友圈，永葆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不要因誤入某些“朋友圈”而斷送自己的政治前途。
一些干部熱衷“圈子文化”，直接原因是一些單位的選人用人權高度集中，壟斷在個別人手中。打破“圈子文化”，要用科學的制度鏟除潛規則滋生的土壤，向陳規陋習宣戰，杜絕在小圈子和少數人中選人，營造科學民主、風清氣正的環境。“圈子文化”現象屢禁不止，一個重要原因是有的領導干部民主政治意識不強。要加強和完善黨的民主集中制，推動黨委和政府工作、議事、決策的民主化、公開化、透明化，堅決抵制個人說了算，推進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擴大民主政治參與的渠道，確保群眾能夠及時、有效、充分、順暢地表達意愿、實施監督。只有堅持走群眾路線，破除特權利益，才能對“圈子文化”釜底抽薪，真正構建起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
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自查演講稿（精選23篇）篇三
黨的以來，對堅決杜絕一些黨員干部搞“小圈子”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嚴肅指出：“黨內決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決不能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那一套，決不能搞門客、門宦、門附那一套，搞這種東西總有一天會出事！”縱觀以來因一些“老虎”“蒼蠅”的落馬而牽出的窩案、串案，甚至一些地方部門出現的塌方式腐敗，無不與大大小小的“圈子”有關。的講話可謂直指癥疾，語重心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值得全黨同志高度重視和警惕。
領導干部企圖利用“小兄弟”給予支持，“小兄弟”則依靠領導干部給予提攜、照顧。他們在一起吹吹拍拍、吃喝玩樂、利益輸送、貪污受賄，支持親信、排斥異己，徇私枉法、胡作非為。有的“小圈子”以親朋故舊、同鄉、同學、同事為主體，結成利益同盟；有的同氣相求，相拜結盟，稱兄道弟，甚至沿用青紅幫的稱謂；有的崇洋媚外，向黨抹黑；有的與宗教甚至邪教相勾連，講究風水，崇拜鬼神；有的“小圈子”盤根錯節，難分難解。各種“小圈子”都是背離黨的政治原則、組織原則和黨的紀律的，他們是黨的健康機體上的毒瘤，危害甚大，應當引起高度重視，堅決予以清除。
圈子文化、好人主義從定性上說就是違反政治原則、違反組織紀律，一些人為了不傷自己，不怕傷黨、不怕傷組織、不怕傷事業，把社會的不良習氣搬進了黨內、污染了組織。好人主義說到底是“好人”自己當了，“主義”全都丟了，貽害無窮。
要深刻認識圈子文化、好人主義問題的危害性，如任其發展，將影響我們的政治生態、干部隊伍、經濟社會發展。圈子文化直接挑戰中央權威，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嚴重弱化、分解、分化、消解中央的權威；好人主義挑戰的是原則，與黨章黨規黨紀格格不入，遇事不講原則先講“策略”、強調“藝術”、做“老好人”，兜來兜去就是把原則拋在腦后，是私利在作祟。圈子文化、好人主義是違背黨的性質宗旨、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的行為。共產黨員不是普通群眾，黨內政治生活不同于社會生活、家庭生活，不能混淆界限，必須以黨章黨規黨紀為戒律，服從組織程序，遵守紀律規矩，不允許有任何干擾侵犯，決不能隨意化、庸俗化、娛樂化。
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自查演講稿（精選23篇）篇四
如果說，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治理目標之一是“為官不為”，推進&ld《·》quo;能上能下”本身也要避免“為官不為”
這幾年來，在中央正風反腐的政治新生態下，不正之風大為收斂、腐敗現象得到有效遏制。與此同時，也出現一種現象：一些干部感慨為官不易，有的甚至為官不為，正所謂“啥都不干，難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擔風險；組織考核，沒有缺點。”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成為從嚴治黨、從嚴管理干部亟待解決的新課題。
“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首次對干部“能上能下”做出專項規定。從聚焦“不正、不為、亂為”三大為官問題，到調整十種“不適宜任現職”干部；從增加五項對領導干部的問責情形，到明確六種干部“能下”的渠道，《規定》的出臺，堪稱是治庸、治懶、治散的點睛之筆，傳遞出公職人員隊伍沒有“鐵飯碗”的明確信號，也標志著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現代轉型。
干壞事要下臺，不干事要下臺，干不好事也要下臺。推進干部“能上能下”，重點和難點是解決“能下”的問題。這一方面是因為，“能上不能下”是當前干部人事管理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更是因為，“能下”是“能上”的前提，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騰出更多位置，讓更優秀的干部有施展平臺，實現真正的“能上”;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讓在位的干部有危機意識，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崗位，讓向上的干部有奔頭有干勁，更加如臨如履、兢兢業業，從而形成萬馬奔騰的競爭局面，更好地構筑政治生態。
長期以來，在人們的印象中，組織部“管進”，紀委“管出”，仿佛只有被紀委盯上的干部才可能離職。《規定》實施后，組織部門不僅“管進”，也可以“管出”，尤其是把那些沒有大過、沒有嚴重違紀違法行為，但在其位不謀其政、能力素質不適應的干部調整下來。客觀地講，這既是一項新任務，也是一個新挑戰。
如果說，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治理目標之一是“為官不為”，推進“能上能下”本身也要克服“為官不為”。畢竟，相比于反腐案件的黑白分明，“能下”的規定雖然明確，卻并不一定有那么“緊迫”;相比于“能上”的皆大歡喜，“能下”肯定會得罪人，甚至還會“惹麻煩”。因此，能否克服“好人主義”、是否具有擔當精神，是推進“能上能下”的關鍵。在此過程中，既要解開不合時宜的思想扣子，也要普及與時俱進的從政文化。
二是在行為方面，要確立“有為有位”的鮮明導向。從選拔任用的角度來看，領導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根源，還在于重視提拔、輕視使用，一些庸官懶官太平官的出現，莫不與此有關。“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干部本來就要干事的，啥也不干，要你干啥？啥也干不好，留在此地為何？有為才有位，在位必須為，上去的可以下來，下來的也可以上去，實現“上”和“下”的辯證統一、“入口”和“出口”的有效對接，干部隊伍才能是一池活水、充滿活力。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黨的以來，多名省部級干部的“斷崖式降級”，為干部“能下”提供了最新案例。在有了明確的規定以后，干部“能上能下”的目標能否落實，開始的幾步很關鍵；抓幾個典型案例，也很重要。
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自查演講稿（精選23篇）篇五
在干部隊伍中，有這樣一類人：無論別人說什么，他都一律“好好好”“對對對”。久而久之，為自己贏得了“好好先生”的綽號。他們只講私情而不講黨性、只講關系而不講原則，認為“堅持原則麻煩多，平平穩穩好處多，拉拉扯扯朋友多”。這類“好好先生”奉行的正是好人主義。
在教育實踐活動中指出，要堅決反對黨內生活中的自由主義、好人主義，這話意味深長。現在，確有一些黨組織和領導干部，好人主義盛行，對錯誤的東西聽之任之甚至隨波逐流，把批評和自我批評武器丟得遠遠的。對上級，熱衷于“吹喇叭”“抬轎子”，百般投其所好，即使明知不對，也一味迎合;對同級，“你好我好大家好”，極力保持“一團和氣”;對下級，只“栽花”，不“栽刺”，該教育的不教育，該批評的不批評，甚至出了問題，還費盡心機去包庇、去掩蓋。
好人主義的危害不可低估。它從庸俗的關系學出發，遮蔽真相，回避矛盾，放棄批評，導致黨內生活極不正常。好人主義盛行，實際上起了掩護和縱容干部錯誤思想和言行的作用。一些地方的領導干部問題嚴重，群眾屢屢有反映，但當地黨委、組織部門、班子同事愣是充耳不聞、裝“不知道”，甚至導致“塌方式腐敗”，這正是好人主義盛行帶來的惡果。
好人主義并不是什么“好東西”，“好好先生”也不是我們黨需要的好干部。一堆奉行好人主義的人在一起，必然蛻變為“山頭主義”“團團伙伙”。早在70多年前，毛澤東就在《反對自由主義》中，歷數了好人主義的對象——“熟人、同鄉、同學、知心朋友、親者、老同事、老部下”，這些對象就是“害死人”的“小圈子”雛形，就是沆瀣一氣、利益攸關的“朋黨”的基礎。
好人主義，意在通過討好別人使自己得好。毋庸諱言，好人主義之所以盛行，就是因為不少“好人”得了好處，帶來模仿跟風，以致“潛規則”蔚然成風。如果干部選任只是簡單地以票取人，“唯票”的指揮棒下，必然會出現干部拉關系、拜門子、爭票數。奉行者得了好處，講原則、敢批評的不僅沒有應有的鼓勵和褒獎，甚至還被看作異類。這種“劣幣驅逐良幣”、“逆淘汰”，帶來的結果只能是搞關系的越來越多、講原則的越來越少。
“老好人”并不是真“好人”，“多栽花”無非是要“少栽刺”，“與人方便”終究是為了“自己方便”。克服好人主義，關鍵是確立科學的識人標準，堅持正確的用人導向，建立起不讓老實人吃虧、不讓“老好人”得好的價值標準。在全面從嚴治黨新格局下，中央越來越注重憑實績用干部，旗幟鮮明的引導下，好人主義者的好日子已不多矣。
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自查演講稿（精選23篇）篇六
近來，官場中的“山頭主義”和“圈子文化”受到輿論高度關注。指出，黨內決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決不能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那一套，決不能搞門客、門宦、門附那一套。“山頭主義”和“圈子文化”的背后其實是一種附庸思維——不論實際情況如何，總想著去跟對人，甚至認為這比工作成績、個人表現都重要。“山頭主義”和“圈子文化”，本身就是一種官場腐敗，必須予以重點打擊。
如何鏟除“山頭主義”
注重運用警示教育。嚴明廉潔自律各項要求，明確底線，把握紅線;剖析山頭主義典型案例，認識危害，引起警醒;安排落馬官員現身說法，對照檢查，深刻反思;組織監獄現場教育，明辨榮辱，敬畏法紀。
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增強黨內民主，大力培育有話當面說、有話擺到桌面說的好風氣，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堅持用整風的精神排查、清除隊伍中的作風之弊、行為之垢，從而達到團結——批評——團結的目的。
把權力關進籠子里。堅持民主集中制，克服個人獨斷專行和軟弱渙散現象;建立健全重大事項決策機制，陽光操作、規范運行;嚴格執行黨政干部選拔任用條例，不拘一格、五湖四海選拔人才;完善干部選拔任用責任追究機制，糾正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落實領導干部日常監督管理制度，尤其是黨委主要領導和紀檢監察、組織人事部門負責人要盡職盡責，對干部出現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及時“咬耳朵”“扯袖子”，防微杜漸，防患未然。
選好用好“一把手”。要精挑細選“一把手”，突出敢于擔當、清正廉潔，決不能讓拉幫結派、我行我素的所謂“能人”“強人”擔任“一把手”;充分信任“一把手”，支持“一把手”大膽堅持原則、履行職責，理解寬容探索過程中的不足，科學對待群眾公認，不簡單以“票數”論英雄;重視監督“一把手”，“信任不能代替監督”，要按照五湖四海的原則配強班子，形成有效的內部約束機制，要建立領導班子分析研判制度，尤其要關注“一把手”的工作圈、生活圈，發現搞好人主義、放任拉幫結派的及時調整，如果搞團團伙伙、幫幫派派則嚴肅處理，絕不姑息遷就。
如何破除“圈子文化”
擺正組織和個人的關系。學會正確對待組織和領導干部個人。每一個黨員都必須認識到，無論職務高低，能力強弱，貢獻大小，個人都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都必須毫無例外地把自己置身于黨的一個組織之中。要自覺遵守黨的紀律，服從組織分配，積極參加黨內生活，認真接受黨組織的監督。
要時刻牢記感恩組織，而不是感恩個人。每個人都應該認識到自己的成長進步歸根到底靠組織關心培養，而不是靠圈子幫襯，更不是靠“貴人”相助。因此要對組織心懷感恩，心存敬意，更加自覺地相信組織、更加緊密地依靠組織。但是這種感恩的對象只能是組織，而不是組織里的任何領導。
要時刻牢記對組織忠誠，而不是對個人忠誠。領導同志作為組織的靈魂，對組織控制力強、貢獻大，很多時候是組織意志的代言者。但是每個黨員都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任何領導都只能代表組織，而不能代替組織，在組織之內每一個黨員的政治人格都是平等的，絕不存在凌駕于組織之上的特殊黨員。
要時刻牢記維護組織利益，而不是維護個人私利。決不能為了一己私利，損害組織利益，更不能拿原則送人情，做交易。
最后，同濟大學特聘教授郭世佑忠告：應盡量憑真本事吃飯，提升自律能力和法律意識。特別是當誘惑很大時，要明確哪些該要、哪些不該要。一旦有僥幸心理，就可能一發而不可收拾。此外，為人處事要正直，還要有智慧。
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自查演講稿（精選23篇）篇七
針對少數干部因怕得罪人而不敢堅持原則的顧慮，一位負責同志說：“作為領導干部，不敢得罪一小部分應該得罪的人，就會損害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堅持原則，可能要得罪少數人，但能夠得到大多數人的心。”話雖樸素平實，卻道出了“得罪人”與“得人心”之間的辯證關系。
在干部隊伍中，確實存在不敢堅持原則、奉行“好人主義”的現象。有的只要不出事，寧可不干事，對工作敷衍應付，“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有的遇到矛盾繞道走、碰到困難往后退，該抓的不抓、該管的不管、該改的不改，四平八穩當“太平官”。有的有心“栽花”，無意“栽刺”，該教育的不教育，該批評的不批評，甚至出了問題還包著、護著。如果任由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勢必敗壞干部隊伍風氣，損害黨的執政形象，失去群眾的信任和擁護。
“為官避事平生恥。”敢于堅持原則、勇于負責、不怕得罪人，是為政之德的基本要求。對領導干部來說，堅持原則、敢抓敢管在群眾眼中是最重要的形象，不講原則、不負責任在群眾眼中是最可憎的行為。要看到，不得罪歪風邪氣，就必定得罪公道正氣；不得罪少數有這樣那樣問題的人，就可能得罪大多數奉公守法的人。我們不能因為怕得罪人，而使自己成為得罪組織和人民的人。面對利益關系復雜、矛盾問題凸顯，尤其需要廣大黨員干部堅持原則、勇于任事、敢于擔當，才能形成風清氣正、奮發有為的局面。
敢不敢為堅持原則得罪人，是檢驗領導干部黨性強弱的試金石。一些人怕得罪人，不敢堅持原則，究其原因，緣于一個“怕”字：要么是怕搞僵關系，影響自己的選票，要么是自身不硬，怕引火燒身。一個黨性強、有原則、敢負責的干部，才會堅持正確的主張和意見，遇到問題敢面對，遇到矛盾敢處理，遇到歪風敢斗爭。“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對領導干部而言，就應當任其職、盡其責，在其位、謀其政，在是非面前，旗幟鮮明、原則至上；在難題面前，敢闖敢試、敢為人先；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動真碰硬。一個干部只要工作，就要處理各種矛盾，就難免得罪人，但只要真正為民，就應該堅持，而且最終會得到群眾的理解。
領導干部敢為堅持原則得罪人，鮮明的用人導向是關鍵。當前在干部選任工作中，一些地方存在的簡單以票取人的傾向，無形中助長了少數干部的“好人主義”風氣，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拉關系、爭選票上。為此，不能把推薦票等同于選舉票，更不能把票數多少作為決定干部任用的唯一標準，尤其要綜合分析、仔細甄別民主推薦結果，做到既尊重民意又不簡單地以票取人，讓堅持原則的人得到褒獎，不讓“老好人”占先。堅持原則是干部德的重要因素，對喪失黨性原則的干部，得票再多也不能提拔使用。只有不讓堅持原則的干部吃虧，堅持原則的人才會越來越多。
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自查演講稿（精選23篇）篇八
整改圈子文化好人主義演講稿好人主義既害集體，又害同志，更害自己。防止和克服好人主義，要靠堅強的黨性原則。經常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增強黨內生活的原則性戰斗性，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堅決反對黨內生活的自由主義，確保黨內生活健康運行。要靠堅定的理想信念。始終堅持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頭腦，學深悟透關于強軍興軍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從中把握大勢、汲取智慧，增強政治鑒別力和政治免疫力，不斷增進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始終嚴格落實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方針，確保官兵立場堅定、道德純潔。要靠良好的人品官德。厚德才能遠行。有了良好的人品操守作底子，做人才有骨氣，做事才會硬氣，做官才能正氣。要努力培養高尚的人格情操，用實實在在的品格去贏得信任，用克己奉公、光明磊落的行為影響同志。要靠過硬的能力素質。敢于擔當不是匹夫之勇。要養成科學的思維方法，善于抓住事物本質做事，善于從全局和長遠角度提高解決眼前緊迫問題的能力。以不甘人后的決心和敢爭敢闖的勇氣，力爭思維上快人一步，行動上搶先一步，成效上勝人一籌。要有求真務實的執著勁頭。盯住崗位職責、盯住經常性基礎性工作，盯住矛盾問題，以求真務實的精神，持之以恒、攻堅克難，不斷提高自身修養，為實現強軍目標貢獻力量。
篇2圈子原本的一種含義是指人與人因為相同興趣、經歷或其他目的而結合成的非正式團體。志同道合而相聚一起，或結伴臨溪，流觴曲水，或坐而論道，疑義相析，都不失為一種人生樂趣。但是當下社會和官場上流行的圈子卻完全脫離了志趣的主題和情感的聯合。不少人削尖腦袋鉆進圈子，想方設法經營圈子，千方百計擴大圈子，形成了一種畸形繁榮的"圈子文化"。
"圈子文化"最注重界限。圈子看似松散，但卻"畫圈為牢"，水潑不進，針插不入。不管人與人關系多么錯綜復雜，一個人進沒進圈子，是誰的圈子卻分得一清二楚。在圈子內，可以呼朋引伴，稱兄道弟，觥籌交錯，互相照應，彼此絕對心照不宣;但對圈子外，或冷若冰霜，形同陌路，或表面和氣，暗中使絆，乃至排斥打擊，落井下石，斗爭起來毫不手軟。讓人感嘆圈內圈外是"兩重天"。
"圈子文化"很講究中心。圈子實行的是家長制。圈子中的人際關系如同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描寫的"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波紋的中心就是圈子的"家長"。"家長"掌控著圈子內外部資源的獲取分配和圈子的運作，圈子其他成員只能唯"家長"馬首是瞻，老老實實服從指示。圈子還實行等級制。圈子之內誰是老大，誰是心腹，誰是馬仔，誰也不會搞混。"上下有等、尊卑有序、貴賤有別"之類的在圈子中最適用。
"圈子文化"最關鍵的是規矩。這種規矩是潛規則，擺不到臺面上，也落不到紙面上，但是誰要敢壞了規矩，那今后肯定是在圈子里"混"不下去了。圈內圈外，第一位的規矩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圈內人要是混出了名堂，必定要彼此拉一把，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要是出了問題，則必定要統一口徑，百般包庇。因此社會上常常聽見某個地方"拔出蘿卜帶出泥"，被"一鍋端"。圈子上下，第一位的規矩是"江湖義氣"。下屬對待老大要"。
忠心耿耿"，老大對待下屬則要"義薄云天"，你為我效犬馬之勞，我為你兩肋插刀。至于這種規矩是否符合黨紀國法，是否遵從組織原則，都在所不問。
這樣畸形的"圈子文化"讓一些領導干部成為利益團體的附庸，喪失了獨立的政治人格、清醒的政治判斷。任其發展，將是對組織紀律的嚴重挑戰，將對黨的事業和黨的組織造成極大的傷害。
"圈子文化"從源頭上看是專制主義糟粕的殘留。專制主義延續幾千年的陳腐觀念、人身依附、等級制度、門客政治等等在黨內仍未得到完全肅清，并且在思想日益多元、利益日益分化的今天還有所發酵。一些人錯誤地把組織當成了朝廷，仍然在搞任人唯親、任人唯派，進行人身控制，圍繞自己打造盤根錯節的現代"宗族"，將組織內純潔的同志關系江湖化、庸俗化。"圈子文化"從形式上看是黨內宗派主義的變種。每個小圈子就是一個小團體、小山頭，它們時常鬧獨立性，只強調局部利益，無視整體利益，往往通過內部被異化的偽團結，相互間無原則的爭斗，于無聲無息中解構了組織意志，綁架了組織意圖，裹挾著組織的運行。"圈子文化"從本質上看是利己主義的惡性發展。組織的運行圍繞一個"公"字，圈子的運行圍繞一個"私"字。混跡圈子的人形形色色，但目的無非是為了獲利。歸根到底這類圈子都是個人利益關系的同盟。它們交織著權力、地位、關系、面子，將單純的利益交換關系發展為飽含"人情"的人際承諾，為其赤裸裸的目的蒙上一層"溫情脈脈"面紗。
匡正風氣，破除"圈子文化"的途徑有很多，但最關鍵要擺正組織和個人的關系，學會正確對待組織和領導干部個人。每一個黨員都必須認識到，無論職務高低，能力強弱，貢獻大小，個人都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都必須毫無例外地把自己置身于黨的一個組織之中。要自覺遵守黨的紀律，服從組織分配，積極參加黨內生活，認真接受黨組織的監督。
要時刻牢記感恩組織，而不是感恩個人。每個人都應該認識到自己的成長進步歸根到底靠組織關心培養，而不是靠圈子幫襯，更不是靠"貴人"相助。因此要對組織心懷感恩，心存敬意，更加自覺地相信組織、更加緊密地依靠組織。但是這種感恩的對象只能是組織，而不是組織里的任何領導，決不能因為某些領導曾經有過提攜之舉，就搞庸俗的"投桃報李"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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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自查演講稿（精選23篇）篇九
圈子文化、好人主義從定性上說就是違反政治原則、違反組織紀律，一些人為了不傷自己，不怕傷黨、不怕傷組織、不怕傷事業，把社會的不良習氣搬進了黨內、污染了組織。下面是本站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對照。
演講稿。
在最近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中央領導同志屢次向不正之風“說不”，繼“向舊習慣說不”之后，又提出“敢于向好人主義說不”。這不僅是對教育實踐活動批評與自我批評環節的要求，更是直指一些地方長期以來黨內生活不健康的一種突出風氣。
“好人主義”就是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就是講私情不講黨性、講關系不講原則的腐俗官風。比如說，班子內部維持“一團和氣”，出了問題回避掩蓋，開會決策你好、我好、大家好，寧可得罪工作，也不得罪“朋友”，寧失原則，不傷感情;又比如說，同志間關系“低頭不見抬頭見”，面子至上、友情第一，明知不對、少說為佳，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大家都做“順水人情”，人人爭當“好好先生”;再比如說，上下級關系講究“和諧”，下級有問題，“上面”包著、護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下級則對“老板”隨聲附和、奉承捧場，等等。直到這次教育實踐活動，要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了，要開民主生活會了，有的同志仍然是對上放“禮炮”，對同事放“空炮”，對自己放“啞炮”。
批評與自我批評，本來是我們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黨不是“一團和氣”的俱樂部，也不是“你好我好”的同路人，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黨內必須有健康、健全的政治空氣和嚴肅、嚴格的批評風氣。“好人主義”不講原則、沒有黨性，“老好人”也并不是什么真“好人”——“多栽花”，無非是要“少栽刺”，“與人方便”終究是為了自己方便，這種八面玲瓏、四面討好的“好人”，往往是精于算計、滿心思個人得失的人，是功利私心最重的人。這種從不與人紅臉的人，往往也是對同志最不負責的人。“好人主義”說到底，就是一種官僚主義——在封建官僚體制下，“同朝為官”的同僚，在對專制王權的同一依附中結成利益共同體，同進退共榮辱，“一團和氣”成為做官的。
座右銘。
明哲保身和務求中庸成為仕途的不二法門。多少年來“好人主義”作為一種官場“麻醉劑”和“腐化劑”流傳風行于今又烈我們必須抱有高度警惕。
“好人主義”并不是什么“好東西”。“好人主義”再走一步，就是“圈子文化”。早在70多年前，毛澤東同志就在《反對自由主義》中，歷數了“好人主義”的“對象”——“熟人、同鄉、同學、知心朋友、親者、老同事、老部下”，其實就是被小平同志斥為“害死人”的“小圈子”的雛形，就是沆瀣一氣、利益攸關的“朋黨”的基礎。另一方面，“好人主義”真是“好好先生”嗎?有的“好人”是雙面人，“臺面上”不說，背后亂說，會上舉手，會下亂放炮，當面“和睦相處”，背地里拉幫結派，當面唯唯諾諾，轉過身卻以鄰為壑，當面拍馬奉迎，私底下卻搞陰陽兩面，甚至還有暗中設陷阱、捅刀子，織罪名、造謠言的呢!
“好人主義”盛行，關鍵在領導干部身上。一是黨內生活不健康，缺少批評的環境氛圍，缺乏民主空氣。有的“一把手”，脾氣大得很，“個人尊嚴”碰也碰不得，一聽批評，就火冒三丈，甚至拍案而起，抓辮子、打棍子、穿小鞋，結果誰也不敢說個“不”字，一片鴉雀無聲之下，“你好我好”便成風氣。二是有的領導，明知制度被破壞，竟網開一面，造成“破窗效應”，目睹下級犯紀律，也不吭聲，叫作“放人一馬”。他無非是要做人情、博“官聲”、拉關系、爭“選票”，既愛惜一己的羽毛，博取不正常評價下的“開明”形象，又追求為官的“民意支持”，獲取選舉呀、測評呀的“高票”。說到底，還是“為人際關系所累”，過于為自己的榮辱進退算計。
如果說，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治理目標之一是“為官不為”，推進“能上能下”本身也要避免“為官不為”
這幾年來，在中央正風反腐的政治新生態下，不正之風大為收斂、腐敗現象得到有效遏制。與此同時，也出現一種現象：一些干部感慨為官不易，有的甚至為官不為，正所謂“啥都不干，難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擔風險;組織考核，沒有缺點。”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成為從嚴治黨、從嚴管理干部亟待解決的新課題。
“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首次對干部“能上能下”做出專項規定。從聚焦“不正、不為、亂為”三大為官問題，到調整十種“不適宜任現職”干部;從增加五項對領導干部的問責情形，到明確六種干部“能下”的渠道，《規定》的出臺，堪稱是治庸、治懶、治散的點睛之筆，傳遞出公職人員隊伍沒有“鐵飯碗”的明確信號，也標志著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現代轉型。
干壞事要下臺，不干事要下臺，干不好事也要下臺。推進干部“能上能下”，重點和難點是解決“能下”的問題。這一方面是因為，“能上不能下”是當前干部人事管理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更是因為，“能下”是“能上”的前提，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騰出更多位置，讓更優秀的干部有施展平臺，實現真正的“能上”;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讓在位的干部有危機意識，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崗位，讓向上的干部有奔頭有干勁，更加如臨如履、兢兢業業，從而形成萬馬奔騰的競爭局面，更好地構筑政治生態。
長期以來，在人們的印象中，組織部“管進”，紀委“管出”，仿佛只有被紀委盯上的干部才可能離職。《規定》實施后，組織部門不僅“管進”，也可以“管出”，尤其是把那些沒有大過、沒有嚴重違紀違法行為，但在其位不謀其政、能力素質不適應的干部調整下來。客觀地講，這既是一項新任務，也是一個新挑戰。
如果說，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治理目標之一是“為官不為”，推進“能上能下”本身也要克服“為官不為”。畢竟，相比于反腐案件的黑白分明，“能下”的規定雖然明確，卻并不一定有那么“緊迫”;相比于“能上”的皆大歡喜，“能下”肯定會得罪人，甚至還會“惹麻煩”。因此，能否克服“好人主義”、是否具有擔當精神，是推進“能上能下”的關鍵。在此過程中，既要解開不合時宜的思想扣子，也要普及與時俱進的從政文化。
二是在行為方面，要確立“有為有位”的鮮明導向。從選拔任用的角度來看，領導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根源，還在于重視提拔、輕視使用，一些庸官懶官太平官的出現，莫不與此有關。“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干部本來就要干事的，啥也不干，要你干啥?啥也干不好，留在此地為何?有為才有位，在位必須為，上去的可以下來，下來的也可以上去，實現“上”和“下”的辯證統一、“入口”和“出口”的有效對接，干部隊伍才能是一池活水、充滿活力。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黨的以來，多名省部級干部的“斷崖式降級”，為干部“能下”提供了最新案例。在有了明確的規定以后，干部“能上能下”的目標能否落實，開始的幾步很關鍵;抓幾個典型案例，也很重要。
多次強調，要有一個好的政治生態。而凈化政治生態，營造廉潔清正的從政環境，就必須清理各種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要對那些整天琢磨拉關系、找門路的黨員干部當頭棒喝：“圈子文化”不是共產黨人的文化，必須痛加鞭撻，堅決抵制。
黨內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具有依附性、投機性、幫派性、貪婪性的特點，是一種具有濃厚封建主義色彩的腐朽文化。各級干部都是黨的干部，不是哪個人的家臣。這種“圈子文化”，玷污了共產黨人應有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嚴重敗壞了黨的形象和風氣。在這次反腐斗爭中揭露出來的幫派圈子，無論是人身依附，還是搞政治投機、結黨營私，都離不開個“貪”字。人們常用“巨貪”“貪得無厭”“貪贓枉法”來形容他們。這種貪婪性，決定了他們不管有多高的地位、多大的權力，最終必將自絕于黨和人民，受到黨的紀律和國家法律的嚴懲。
多年來，我們黨對于自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臨的考驗和風險，是十分清醒的。其中，執政的考驗，腐敗的危險，尤為嚴峻。這是因為，權力具有兩面性，既可以用來為人民服務，又會誘使掌握權力的人利欲熏心、以權謀私。我們黨要長期執政，就要長期應對這種考驗。在落實“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過程中，這種考驗尤為突出和尖銳。因為“四個全面”事關治國理政全局，涉及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各項工作和戰略走向，決不能允許以權謀私的腐敗現象擾亂整體布局，讓權力被一些權欲熏心的人用于擴展其野心的小圈子。
抵制和反對源于封建主義的“圈子文化”，是一項長期的思想政治任務，需要找到長治久安的辦法。首先，要抓價值觀建設。“圈子文化”本身就是一種極端利己的維護幫派私利的價值觀。共產黨人的文化，內核就是為民、務實、清廉的價值取向，就是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為人民服務、實事求是、艱苦奮斗的優良文化傳統。這種共產黨人的文化，同“圈子文化”是根本對立的，同時又是克服“圈子文化”的有力武器。共產黨人既要成為全社會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模范，又要弘揚和踐行共產黨人特有的優良傳統和價值觀。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不搞小圈子，不走腐敗路，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其次，要抓陽光制度建設。“圈子文化”的滋生和蔓延，極大地破壞了黨的各項制度。強調，關鍵是要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同時，他還指出，要加強對典型案例的剖析，深化腐敗問題多發領域和環節的改革，最大限度減少體制缺陷和制度漏洞，通過深化改革不斷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同理，解決“圈子文化”，也要把建立陽光制度作為一個重要的抓手。
最后，要通過法治管住“圈子文化”。“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之所以把法治和發展、改革、治黨聯系起來、結合起來，正是為了找到一個治本之策、長治久安之道。只要我們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把我國建成一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封建主義就沒有了滋生的土壤，“圈子文化”就失去了蔓延的空間。各級干部身體力行抓法治，有針對性地抓，堅持不懈地抓，一定能抓出一個風清氣正的黨建新局面。
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自查演講稿（精選23篇）篇十
今年上半年，中央紀委通報了一起因落實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力而追責的典型案例:某市市委原書記黃某在聽到關于原市委副書記、市長龔某吸毒、插手工程項目等問題的反映后，不重視、不敏感、不警覺，未及時向上級報告和采取有效措施。2015年11月，黃某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并被調離工作崗位。
黃某搞好人主義，愛惜“羽毛”，最終釀成惡果。事實上，這一案例只是個典型，很多黨員干部違規違紀，乃至走上不歸路，都與少數領導干部搞好人主義、一團和氣有關。領導干部信奉好人哲學，對班子成員的錯誤，自己礙于面子不批評;對下級的問題，怕丟選票不問責，結果就會讓這種錯誤和問題延續下去，等到養癰為患、鑄成大錯時，再想防微杜漸就晚了。
從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乏、全面從嚴治黨不力，到黨的觀念淡薄、組織渙散、紀律松弛;從“為官不為”“為官亂為”，到“微腐敗”“塌方式腐敗”等一系列問題，都能從領導干部責任意識“沉睡”，做老好人、明哲保身、你好我好上找到原因。
好人主義是不講道德的表現，更是不講黨性、不講黨紀、不講黨規的體現。黨教育培養一名黨員干部不容易，如果領導干部對其成長不負責、不擔當，不敢批評、不敢問責，導致黨員干部在錯誤的路上越走越遠，在思想作風方面出了問題，黨組織多年的培養和本人以前的一切努力就毀于一旦。
嚴管就是厚愛，問責就是警醒。唐代御史韋思謙曾說:“不能動搖山岳，震懾州縣，為不任職。”各級領導干部，或多或少都擔當著管理、教育、監督的職責。領導干部不僅要自身干凈，還要純潔隊伍;不僅要管人管事，還要管思想管作風;不僅要遵守黨規黨紀，還要管好家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如此，才算盡到主體責任、管理責任、領導責任。
鏟除好人主義，關鍵在于落實問責的“嚴”“實”精神。對黨員干部的違規違紀，決不能搞下不為例、網開一面。同時，要堅決落實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的領導干部，不論其是否調離或轉崗、提拔或退休，都應當對其嚴肅問責。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要求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把自己擺進去，以身作則、以上率下，敢于較真碰硬、層層傳導壓力，讓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成為常態。這個要求，對于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讓擔責盡責成為自覺，才能清除好人主義，確保黨的隊伍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指出:要繼續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共同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確保黨團結帶領人民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落實這個要求，對每個黨員干部來說，關鍵是要解決“好人主義”問題。
現實生活中一些黨員干部身上存在的種種“好人主義”，確實正在影響著從嚴治黨，正在影響著黨員干部發揮先鋒模范作用。比如:我們說要講黨性講原則講正氣，而“好人主義”卻不講黨性講關系，不講正氣講和氣;我們說要大膽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而“好人主義”卻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我們說要弘揚正氣，伸張正義，見義勇為，而“好人主義”卻見義不為，見惡不憤……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黨內的“好人主義”雖然只發生在少數黨員干部身上，但其惡劣影響不可低估。如任其蔓延，將會造成嚴重后果。因此，從嚴治黨必須反對好人主義。
從嚴治黨，反對“好人主義”，關鍵在于各級黨組織嚴格堅持“從嚴治黨”方針，嚴格黨內政治生活，以黨章為根本遵循，堅持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群眾路線，敢于堅持真理，敢于向歪風邪氣作堅決斗爭，敢于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拿出“敢于得罪人”的勇氣，對各種錯誤思想、錯誤行為敢怒敢言敢抓敢管，堅決同一切不正確的思想和行為作不懈的斗爭，對于是非分明、一身正氣的黨員干部，應保護和支持，對于是非不分“善惡皆言好”，違背黨的宗旨、違反政治紀律和組織原則的現象和行為，要認真追查，嚴肅查處，該批評的批評，該處分的處分，決不姑息遷就。唯有如此，黨員干部才能為匡正黨風，端正民風，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發揮先鋒模范作用。
好人主義害死人，對黨的事業的危害同樣不可低估。事實上，從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到黨的觀念淡薄、組織渙散、紀律松弛;從為官不為、為官亂為，到“微腐敗”“塌方式腐敗”等一系列問題，都能找到領導干部明哲保身、你好我好的原因。
嚴管就是厚愛，問責就是警示。唐代御史韋思謙曾說:“不能動搖山岳，震懾州縣，為不任職。”各級領導干部都擔負著一定范圍內干部的管理教育監督職責。當老好人，不愿動真碰硬嚴格管理;怕失選票，不敢當面鑼對面鼓地嚴肅批評，都是不負責、不擔當的行為，應當受到問責。領導干部不僅要自身干凈，還要純潔隊伍;不僅要管人管事，還要管思想管作風。如此，方能盡到“領”和“導”的責任。
好人主義不會自行消退，要以“嚴”和“實”的精神，發揮制度的威力，用問責利劍切除這顆毒瘤。問責條例明確了問責對象，列出了各類問責情形。各級黨組織要堅決用問責把壓力傳下去、把責任壓下去，堅決破除好人主義、一團和氣，扎緊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籠子。對普通黨員干部的違規違紀問題，應注重從領導干部身上找原因，把該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決不能搞下不為例、網開一面。同時，堅決實行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決不姑息。
克服好人主義，過好“人情關”，首先要從思想上認識到它的危害，真正從內心抵制它。孔子說:“鄉愿，德之賊也。”一針見血地指出“好好先生是敗壞道德的人”。孟子說得更明白:“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人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翻譯成白話是說:“(這種人，)要批評他，卻舉不出具體事來;要指責他，卻又覺得沒什么能指責的;和頹靡的習俗、污濁的社會同流合污，平時似乎忠厚老實，行為似乎很廉潔，大家都喜歡他，他也自我感覺良好，但是卻不能同他一起學習堯舜之道，所以說是‘戕害道德的人’”。可見自古以來人們對好好先生就是深惡痛絕的。學校管理者如果選擇逃避問題、繞開矛盾、捂著蓋著、顧慮面子等好人主義作風，本來是常見的心性問題，久而久之，變成習慣，成為明哲保身之道，最后就發展成了八面玲瓏、尖溜圓滑之輩。學校有了這樣的管理者，特別是有了這樣的校長，就會帶來矛盾問題長期不解決、教師考評激勵導向不明、學校制度形同虛設等問題，久而久之，教師的激情消磨、積極性受挫，大家沒有動力，也沒有壓力，好人主義盛行，教風、校風由此下滑，變成一所糟糕的學校。
克服好人主義，過好“人情關”，關鍵要有紀律約束，真正從制度上規范它。過去我們對待好人主義，都是從道德層面進行批判、討伐，沒有制度層面的約束，所以從春秋時期幾千年來，大家都知道好人主義危害大，但是好人主義仍然大行其道，甚至愈演愈烈，絲毫沒有道德遣責的壓力了。今年《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頒布實施后，這一局面有了里程碑式的轉折，首先在黨內從制度層面對好人主義有了約束。該條例第六條規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予以問責:(三)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好人主義盛行、搞一團和氣，不負責、不擔當，黨內監督乏力，該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不整改不問責，造成嚴重后果的。”這項規定很給力，克服好人主義從此有了銳利武器。當然，當前的當務之急是各級組織要組織全體工作人員認真學習這項制度、宣傳這項制度、執行這項制度。
克服好人主義，過好“人情關”，還要保護好不怕得罪人的人，營造堅持原則、敢于擔當的氛圍。過去我們對待因為堅持原則而與他人發生矛盾甚至沖突的情況的處理，往往各打五十板，追求所謂的“和諧”，即使堅持原則的人很有道理，完全正確，只要工作中出現矛盾與沖突，最后也往往被冠以“不講究方法”的結論。這很值得我們反思。這實際上是組織集體層面的好人主義，更是要時刻警惕、堅決反對的，因為組織的結論有極強的作風導向性。前年，馬田中心學校檢查教學常規，其中一名教師沒有完成好常規工作，該校分管副校長找該老師談話時遭到該教師抵制，雙方爭執中還發生了輕微的肢體沖突。該教師到縣教育局舉報該副校長“打人”。縣教育局調查后，旗幟鮮明地肯定了該副校長堅持工作原則的做法，批評了該教師的錯誤。這一事件處理后，馬田學校校風為之一變，教師的工作態度普通嚴肅起來，學校教學質量也一年一個臺階上升。
總之，好人主義就是利己主義，一切以個人得失為中心，是與馬克思主義坦蕩無私的無產階級立場格格不入的，尤其又穿戴著“對人好”的偽裝，是很能欺騙善良的人們的，需要我們在工作中認真識別、高度警惕。作為學校管理者，特別要注意防止自己成為好人主義者，如果有這個傾向，一定要立刻轉身!
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自查演講稿（精選23篇）篇十一
當今社會，不少人奉行一種“好人主義”的處世哲學。所謂“好人主義”，就是信奉做“事”不如做“人”，做“壞”人不如做“好”人，網絡上對這個詞語是這樣解釋的：“誰也不招、誰也不惹的處世哲學，雖說聽起來仿佛是與世無爭的、本本分分的做人，但實質上并不是這樣。好人主義是對錯誤思想和行為的容忍，它麻痹人的真假、善惡、美丑之心，目的是討好賣乖，說到底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在作怪。好人主義不好，一害黨、二害同志、三害本人，其實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歹人主義。好人主義的本質是討好、得好。好人主義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是背道而馳的。”可見，雖然不少人奉行此種“好人主義”的處世哲學，但此種“哲學”的危害也注定了它即使貼上“好人”標簽，也不招人待見的命運。
在一些地方和單位，好人主義盛行，黨內切實有效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難以開展，表面一片“和氣”，背地里“互掐”搞小動作，疏遠了同志與同志間的距離，大大影響黨內團結；有部分同志喜歡當“好好先生”，只要與自己沒有利害沖突，便大放順水人情，有上級組織來考察，談話時優點特長一籮筐，問題缺點一筆帶過，影響組織對干部的考核評價不說，非常不利于對干部的選拔培養。
所以，“好人主義”不好，它是“麻醉劑”，麻痹黨員干部的宗旨意識、立場原則，更是一把“軟刀子”，割斷黨員與黨員間良性交流互動，侵蝕黨的“肌體”健康，削弱黨的戰斗力和執政根基。黨員干部要敢于在“好人主義”面前說不，勇于接過革命前輩“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利劍，明確立場原則，大膽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永葆生機活力。
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自查演講稿（精選23篇）篇十二
多次強調，要有一個好的政治生態。而凈化政治生態，營造廉潔清正的從政環境，就必須清理各種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要對那些整天琢磨拉關系、找門路的黨員干部當頭棒喝，“圈子文化”不是共產黨人的文化，必須痛加鞭撻，堅決抵制。
“圈子文化”在一些地方能有生存空間，其根源在于公權力異化為了少數領導干部謀取私利的工具。地方領導干部尤其是“一把手”權力過大，權力行使制約少、權力運作邊界寬，領導干部一句話就可能左右干部任命。部分心存私欲的領導干部在選用干部中任人唯親、搞“小圈子”，給圈內干部“開綠燈”，讓圈外干部屢吃“閉門羹”。在這種權力磁場的強力吸引下，就有干部迷失了政治信仰，熱衷“圈子文化”，迷信圈子決定位子，一門心思琢磨找門路、拉關系，把“尋圈子”、“拜山頭”當成仕途升遷的捷徑。
在大力強調從嚴治黨、依法治國的今天，“圈子文化”的歪風邪氣，把政治生態搞的烏煙瘴氣，打破了黨內正常政治生活的平衡，背離了“權為民所用”的根本宗旨，必然為黨紀國法所不容。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堅持鐵腕反腐，隨著“大老虎”落馬，其身后的“秘書幫”、“石油幫”、“山西幫”紛紛垮塌，對“圈子文化”起到了很好的震懾作用。但也應看到，只要領導干部權力缺乏有效監督，被不受約束地濫用，“山頭主義”與“圈子文化”就會“樹倒根存”，不斷再生和膨脹。
“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選人用人的權力更不能凌駕于組織紀律之上，任性干預選任干部。唯有堅持從嚴治吏，把權力裝進法治籠子，圈住任性權力，讓圈內無法外之權，斬斷圈子的利益鏈條，防止少數領導干部以言代法、以權壓法，才能釜底抽薪，蕩滌官場“圈子文化”，確保領導干部規范用權、依法用權，最終把德才兼備、表里如一的好干部選用起來。
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自查演講稿（精選23篇）篇十三
2016年1月29日，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對加強黨的領導提出明確要求，強調只有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使我們黨更加團結統一、堅強有力，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站在決勝全面小康的新起點上，“四個意識”的提出，正是為了使黨更加團結統一、堅強有力，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四個意識”具有豐富的時代內涵和實踐價值，構成了相互聯系、相互支撐的有機整體。政治意識是根本，確保方向和立場正確堅定;大局意識是基礎，確保局部和整體協調一致；核心意識是關鍵，確保全黨的集中統一；看齊意識是保證，確保隊伍的齊整有力。新形勢下，不管是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還是踐行五大發展理念，不管是啃下深化改革的硬骨頭，還是打贏扶貧脫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攻堅戰，都要求從政治上考量、在大局下行動、圍繞核心聚力、向黨中央看齊。
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對堅決杜絕一些黨員干部搞“小圈子”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嚴肅指出：“黨內決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決不能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那一套，決不能搞門客、門宦、門附那一套，搞這種東西總有一天會出事!”縱觀十八大以來因一些“老虎”“蒼蠅”的落馬而牽出的窩案、串案，甚至一些地方部門出現的塌方式腐敗，無不與大大小小的“圈子”有關。
“小圈子”以權力、利益為核心，以關系網為紐帶，利益與關系延伸之下，“小圈子”逐漸進化團團伙伙、幫幫派派和利益集團，他們對內抱團取暖，對外相互勾結扶持，最終導致權力變味，黨紀國法失尊，黨的純潔性、先進性也被破壞貽盡。而“小圈子”也不是一個法外之地，進入其中短期之內可能名利雙收，飛黃騰達，但一朝大樹傾倒，就將集體淪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之下，也導致了許多腐敗窩案，如茂名腐敗窩案，山西呂梁窩案，都是“小圈子”和黨內幫派的犧牲品。習近平同志在今年年初講話中提到，干部都是黨的干部，不是哪個人的家臣。因此，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是為政大忌。黨內決不允許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利益輸送，絕不允許自行其是、陽奉陰違，決不允許搞團團伙伙、結黨營私、拉幫結派，搞了就是違反政治紀律，正是因為這種行為會逐漸蠶食黨的健康肌體。一旦圈子盛行，就會出現“出大力的不如抱大腿的”的怪象，干部想問題、干事情的立場必將出現偏差，導致空談淘汰實干、關系淘汰能力等逆淘汰現象，甚至一些好干部也難免被污染。結果，必然是組織渙散、人心離散。
此外，增強黨內生活的原則性、實效性，運用好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有力武器，提高我們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必須拿下好人主義這一“攔路虎”。好人主義表現很多。一是不說話，問題面前不表態。二是說好話，無原則地逢迎討好。三是好說話，只點頭、不搖頭。四是不理政，對工作敷衍應付。好人主義危害很大。一是誤黨害國。這種風氣只會使黨內正氣不彰、邪氣上升，侵蝕黨的肌體，影響國家長治久安。二是誤政害民。好人主義以損害人民的利益為代價，討個人或少數人的好，這種風氣只會破壞政府為民務實清廉的形象，不利于工作開展和事業發展。三是誤人害己。好人主義奉行你犯規我不追究，我違紀你不過問；你說我做得不錯，我說你干得很好。發現同志有了缺點、錯誤而不指出，只會讓有缺點的同志越走越遠，滑入錯誤甚至違法犯罪的深淵，最終誤人害己。
祛除好人主義，須堅定政治立場。“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好人主義的思想根源是缺乏堅定的政治信念，黨性觀念不強，宗旨意識淡薄，群眾立場不穩。祛除好人主義，最根本的是始終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事業為重，敢于擔當。對大是大非問題要有堅定的政治立場，對背離黨性的言行要有鮮明的是非態度；面對軟弱渙散要敢抓敢管、動真碰硬，面對歪風邪氣要堅決抵制、絕不退讓。
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我在平時的工作、生活當中一定要頭腦清醒，旗幟鮮明，修身做人、謀事創業。堅持以學促做，增強自身的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按照黨員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做合格共產黨員。做到愛黨、信黨、護黨、跟黨走。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恪盡職守、創新創造，堅持原則、嚴以律己，錘煉優良作風，守住紀律底線，清白做人、廉潔齊家、干凈干事、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實際行動贏得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防止自滿懈怠情緒、因循守舊思想，堅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以更有力的措施和辦法推進工作，確保如期完成各項工作。同時摒棄圈子文化，拒絕好人主義，營造討論、辯論、爭論的氛圍，增強堅持原則的正氣、不怕得罪人的勇氣、直面矛盾的膽氣。
近數眼前，做大做強天規院的目標是我院的偉大目標之一，目標越偉大，使命越艱巨，這一艱巨的使命落在我們80后這一代黨員同志們的身上，就需要我們擰成一股繩去干實事創實業。我作為天規院的一份子，一名年輕黨員，我將繼續增強政治意識，堅定正確方向，保持并加強與黨在思想上的統一、政治上的團結、行動上的一致。
行程萬里，不忘初心。今天，我們距離全面建成小康的共同夙愿、民族偉大復興的百年夢想，從未如此之近。歷史的新榮光必將屬于砥礪前行的中國共產黨人，必將屬于不懈奮斗的中國人民。
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自查演講稿（精選23篇）篇十四
按照集團黨委關于召開專題民主生活會的通知要求，現圍繞增強“四個意識”、反對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進行對照檢查：
一、學習收獲和體會。
近一段時間，按照集團黨委要求，自己學習了總書記、王岐山同志、鴻忠書記的相關講話精神，參加了集團黨委組織的輪訓班，對于十八屆六中全會的精神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把握，其中對三個詞體會比較深：
一是“核心”.全會明確了總書記在全黨的核心地位，這是全會取得的最重要成果。習近平同志成為核心，是中央政治局對其十八大以來所做工作的充分認可，也是今后全面從嚴治黨的必然要求。當前無論內部外部環境都非常復雜，明確一個核心，特別是明確習近平這樣一個能謀善斷的領袖為核心，對于穩定內部政治、經濟和社會局勢、拓展國際影響力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二是“戰斗性”.在學習《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時，對于把批評和自我批評單獨列章、要求提高組織生活的“戰斗性”自己舉雙手贊成。作為黨務干部，這些年來，對于黨內組織生活始終有不同看法：我們黨在建黨之后到建國初期，之所以能夠自己糾偏、撥亂反正，始終保持在正確的方向上，和黨內部始終開展嚴肅的組織生活密不可分，不僅可以蕩滌思想，也可以形成約束。這些年來黨內的組織生活日趨庸俗化，必須予以改進。
三是“哽咽”.主要是指警示教育片中的吳樹元，在懺悔時數次哽咽，泣不成聲，給我留下深刻影響。我相信在那一刻他是真的后悔，也真的想明白了。作為黨員領導干部，一定要嚴以律己，在日常生活中管住小節、牢守底線，平常多注意一點，總比在里邊痛哭流涕的好。
二、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經過個人查擺、征求意見、談心談話，自己主要存在以下五個方面問題：
1、政治意識薄弱。
自己作為公司的黨委書記，平常雖然能夠主動與黨中央和上級黨委保持一致，在日常的工作中也能夠及時學習傳達貫徹中央和上級黨委的精神及部署要求，但對照黨章及有關要求，也存在著一些薄弱環節：一是對于黨的政策法規把握不夠透徹，平常學習黨紀、黨規和文件，有時也感覺比較枯燥，對照鴻忠書記“帶著信念學、帶著感情學、帶著使命學”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二是平常生活中聽到別人發表一些不當的政治言論，自己雖然不認同，但也沒有能夠旗幟鮮明的表示反對；三是在加強公司黨員教育方面，針對的大多是廉潔自律、敬業等方面，在增強政治意識方面說的、做的比較少。四是與干部員工溝通不夠，員工普遍感覺不好接觸。
2、大局意識不強。
主要表現在：一是有時對于上級和集團部署的一些工作和任務不理解，比如：集團的考核辦法、貸款問題，認為沒有從實際出發，不顧基層的實際。對于這種情況，自己在向上級反映的同時，也發了一些牢騷；二是對于公司的大局把握不力。剛到公司的時候，自己也曾經有過一些想法，但兩年并沒有落實。近一段時間以來，自己在謀劃公司長遠發展方面明顯動力不足，做的工作很少。三是自己的經營管理專業水平始終是自己的短板，這兩年在項目開發方面總是給別人提要求，自己作為一把手對外溝通聯系的能力欠缺，導致公司沒有做出突出業績，對此自己很慚愧。四是有時有急躁情緒，恨不能有些工作能夠一蹴而就、立馬見到成效，缺乏久久為功的思想。
3、看齊意識不足。
主要表現在集團黨委部署的工作沒有完全落實到位：一是從去年到今年，公司的經營管理指標均沒有完成集團下達的指標，作為公司一把手，自己有很大責任；二是今年五月份以來集團董事長翟乃滿同志給公司提出了許多具體要求，包括要求公司創新產品結構、開辟設施農業產業等，對于這些工作，自己雖然抓了，但抓的不實也不緊，成效還不是特別突出。
4、好人主義明顯。
主要表現在：一是雖然能夠主動要求增強黨內生活的戰斗性，但自己更多的是在自我批評上多做些文章，對于批評，有時候還說不出口，存在著怕得罪人的思想和顧慮。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自己也時刻提醒自己“逢人只說半句話”,不要輕易得罪人，公司內部目前“說實話、說真話”的氛圍不是特別濃烈，與自己有很大關系；二是在日常做決策的時候，不是單純從事業和企業發展的角度去考慮問題，比如：在這次競聘過程中，自己有時也在想，公司是國企，也不是自己的企業，給員工降薪、調整崗位，自己又沒有什么好處，可能會“兩頭不是人”,所以在做決策的時候明顯動力不足。這種思想與自己黨員領導干部的身份是不匹配的。三是平常工作中，有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情況，對于工作中出現的明顯問題，有時怕觸及矛盾，聽之任之，追求一團和氣。
5、圈子文化有之。
在平常工作和生活中，自己也有形成自己圈子的想法，雖然捫心自問，形成圈子的主要動機不是為了給自己牟取利益，而是想給公司多捕捉一些商機，但畢竟有形成“圈子”的跡象，應時刻警惕。
分析以上問題，產生的思想根源主要有3個：
一是信念不牢。鴻忠書記講，從面對黨旗莊嚴宣誓的那一刻起，就已心有所屬、以身許黨，就要兌現諾言、堅定篤行。反思自己存在的問題，根子在信念上，思想深入并沒有建立“為黨的事業奮斗終身”的志向，因此在做決策、干工作時，很多時候難免摻雜私心雜念，考慮了自己，就放棄了信念，所以工作中缺乏血性，有的時候優柔寡斷、不思進取、好人主義都與此有關。
二是修養不夠。人所有的外在表現都是內發于心、外見于行。自己在“四個意識”、好人主義和圈子文化方面存在的問題，歸根結底，是自己的修養不夠，對于個人的名利、地位、口碑等還沒有完全做到看得開、想得透。特別是在黨性修養方面，自己還有很大差距，艱苦奮斗、戒驕戒躁、求真務實等一些黨員應該具有的品質，在自己身上往往只是知，而不能篤行，沒有做到知行合一。
三是自律不嚴。對于沒有完成目標和任務的原因，雖然有外部經濟環境的關系，但與自己責任意識不強、奮斗意識欠缺有很大關系。反省自己，精神狀態不是特別振奮，難以保持高效率、快節奏的工作狀態，究其原因，有當前環境的關系，但更多的是放松了對自己的要求，自發、自覺、自律的意識不強。
三、今后的努力方向及整改措施。
下一步，我將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用不間斷的理論學習提升自己的理論素養和政治意識，不折不扣學習并落實兩個準則、三個條例，努力履行好自己作為黨委書記的全面從嚴治黨責任。
一是深化學習。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對于總書記的講話，自己要帶頭學，原汁原味、原原本本學，力爭做到邊學邊用、學用相長，不斷提高自己政治思維、戰略思維、創新思維能力。加強對企業經營管理方面知識的學習，每年至少讀一本經營管理方面的書籍。
二是顧全大局。牢固樹立“四個意識”,以集團整體工作為大局，不折不扣貫徹落實集團各項部署，與集團下一盤棋，集團黨委要求的抓緊去做，集團黨委禁止的堅決不干，確保有令則行、有禁則止，上下一致、形成推動工作的合力。
三是從嚴治黨。重點是抓好“準則”和“條例”學習貫徹落實，在深入把握“準則”十二個重點和“條例”三個重點的基礎上，在落實上下功夫，年底前重點做一件事情，就是全力以赴提高黨內政治生活的戰斗性，以年底民主生活會、組織生活會和民主評議為平臺，拿起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武器，從嚴把關，力求高質量，力爭讓每名黨員的思想都能在政治生活中得到一次洗禮，并以此為基礎，從明年開始提高組織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頻率，讓黨內提意見逐漸成為政治生活中的“家常菜”,不斷提高自己和黨員的政治修養、個人素質。
四是勤勉治企。把學習和對照檢查的成果體現在樹立“五種意識”、推動“六個發展”、完成目標上，努力做到鼓足干勁奉獻企業、推動發展有所作為，爭取讓企業的情況不斷好轉。
以上是我的對照檢查，請大家批評指正。
（二）余鋒鋒。
按照市委、市建委和集團黨委統一部署，現將增強“四個意識”、反對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學習談談個人的學習體會。
一、學習的主要收獲和體會。
1、增強四個意識。
增強四個意識“即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和看齊意識，他們是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增強”四個意識“是落實黨章黨規黨紀的必然要求，是完成黨所擔負歷史任務的堅強保證，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重大舉措。在政治意識方面，過去我曾經存在過錯誤的認識，認為政治是上層的事情，是共產黨高層干部的事情，我只不過是一個最基層的黨員干部，與我相去甚遠。通過學習，我深刻認識到了這種認識的錯誤性。沒有正確政治意識，就會導致理想喪失、信念滑坡、航向偏離，甚至會做出一些違反政治紀律的事來；大局意識從大處來講就是中央的”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我雖然工作在基層，所做的工作微不足道，但滴水成溪、匯聚成流，我們也在為中央實現”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添磚加瓦。我們每個黨員都要有這個意識，在黨為黨、在黨言黨，為維護大局利益不得已需要我們黨員、干部犧牲局部利益、個人利益的時候，要堅持立黨為公、大公無私，不計較個人得失、不怕犧牲一切，毫不猶豫地做到服從服務于大局利益。大局從小處講就是要堅定不移地執行好集團公司的決策部署，處處為公司發展著想，堅守好自己的崗位，發揮自己的最大能量把公司發展做好；在核心意識方面，共產黨員的核心就是黨中央。每一個黨員都要無條件服從黨中央。在企業，我們每個黨員都要服從于公司黨委的統一領導。緊密圍繞在公司黨委的周圍，按照公司黨委的決策部署，做好各項工作。不能搞五花八門，拉幫結派，更不能搞當面一套，背后一套，陽奉陰違。要始終做到黨章對每個黨員的要求，即”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不做任何有損黨中央的威信、威望、權威的事情；看齊意識就是要向黨中央看齊、向先進典型看齊。要通過不斷學習，深刻領會和理解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戰略布局，堅決服從和貫徹；要向先進典型的廉潔自律、克己奉公、艱苦樸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表率行為和高尚品德看齊；要向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看齊，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行動上的帶頭人。我們要選對看齊標準，不能向社會上的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奢靡之風看齊。如果選擇錯了看齊的標準，就會誤入歧途，背離黨員的標準。
十八屆中央第十輪巡視特別指出，天津的一大問題在于圈子文化不絕，政治生態遭破壞。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對天津政治生態造成了的嚴重危害。
圈子文化、好人主義從定性上說就是違反政治原則、違反組織紀律。圈子文化直接挑戰中央權威，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嚴重弱化、分化黨中央的權威；好人主義挑戰的是原則，與黨章黨規黨紀格格不入，遇事不講原則先講”策略“、強調”藝術“、做”老好人“.圈子文化、好人主義的產生，從人、事、因、制上看：人是主要負責人，事是見不得人的事，因是私欲和利益，制就是紀律問題、黨性問題，圈子文化、好人主義是違背黨的性質宗旨、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的行為，是各種不良風氣的溫床，會逐漸蠶食黨的健康肌體，將削弱黨的戰斗力和執政根基。一旦圈子盛行，想問題、干事情的立場必將出現偏差，就會出現”出大力的不如抱大腿的“的怪象，導致空談淘汰實干、關系淘汰能力等逆淘汰現象，從而使組織渙散、人心離散。
二、查擺的主要問題和原因分析。
1、最常見的就是遇到妄議中央大計、傳播、散布反動言論、侮辱詆毀黨和國家過去和現任領導人等事情與言論，我沒有做到針鋒相對，反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與四個意識要求相差甚遠。主要是思想上對”四個意識“認識不夠深刻，未能清楚的認識到作為基層黨員意識形態的重要性，總感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基層的黨員，只要遵守黨的紀律，做好本職工作就行，黨中央的高層部署離自己很遠、政治與自己關系不大。主要原因是理論學習不夠深入，對”四個意識“的重要性領悟不夠深刻，對基層黨員的中堅作用未能有深刻體會，殊不知正是眾多的基層黨員才組成了我們的黨、我們的黨組織。
2、工作中存在”情有可原、沒必要小題大做“的好人主義心態，對身邊同志違反公司規章制度的行為不能正確的給予提出指正，總覺得只要不是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就從輕處理或者不予處理，沒能嚴肅對待，殊不知，許多大的錯誤都是從小事開始的，存在原因主要是制度執行的不嚴格。
3、工作方式方法有待加強，講話不注意方式方法、處理問題容易走極端等不好的習慣，許多同志曾給予指正，自己也努力的改正但不夠徹底，局部的小團隊或者人情往來現象還是存在的，自己能做到不主動接近圈子，但未能對此種現象勇敢的指出。主要存在的原因是是好人主義心態在作怪。是自己主觀方面的問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氛圍尚未形成，不能時時刻刻提醒身邊同志的不足和錯誤，督促其改正。同時，對圈子文化的理解不夠。
4、對”問題導向“的認識不夠深刻。以前參加許多公司活動或者學習只是流于形式主義、走走過場，并未真正的解決問題。主要原因是沒有帶著問題學，沒有針對問題改。
三、今后努力方向和改進措施。
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要不斷增強”四個意識“、勇敢的反對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從自己做起，嚴格查擺自己的問題，嚴格改正，同時不斷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從而使”四個意識“深入心中，徹底消滅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現象，營造良好的黨內政治生活氛圍，為公司的發展鏟除思想毒瘤，讓公司更好、更健康的發展。努力方向和改進措施如下：
1、繼續強化政治理論學習，從思想上武裝自己，積極參加”兩學一做“的各項學習活動，緊跟以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精神和公司黨委的決策部署，履行黨員義務，做合格的共產黨員。
2、深刻認識”圈子“文化是與黨的宗旨完全背離的，杜絕”圈子“必須有”治本之道“,這個”本“就是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定不移地踐行群眾路線。具體到工作中，就要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堅決杜絕”家長制“和”一言堂“,摒棄相互間逢迎討好、互相吹捧的庸俗作風，真刀真槍，紅臉出汗，不斷提高發現和解決自身問題的能力。重視集體決策，多聽員工意見，關心員工心聲，這是實行正確領導、防止和糾正錯誤的法寶，也是抵制”圈子“的銳利武器。
3、嚴格黨組織的民主生活，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武器，經常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克服好人主義、折中主義，真正做到對身邊同志政治上的關心和愛護，對那些搞拉拉扯扯、搞”圈子"的人，要及時提醒，不遷就，不留情面，杜絕好人主義現象。
4、努力推進監督機制的建立和健全，嚴格監督執紀，營造良好政治生態。在公司內部不僅加強黨內監督執紀，還要在工作的方方面面加強巡視監督，對違反規章制度的現象不開綠燈，嚴肅處理。李鴻忠說，嚴肅監督是對干部的保護愛護。黨員同志要自覺接受監督、主動接受監督，使之成為一種習慣、一種常態，就是我們黨內政治生活嚴肅健康的一種表現。
5、強化責任擔當意識，以問題為導向，帶頭落實黨員責任義務和業務指標。工作中時刻保持工作上的主動性，該自己干的工作，積極主動地去干好，不等不拖，該自己配合的工作，不遺余力地配合好，不推諉不扯皮，要在黨章黨規和公司的各項規章制度的基礎上，共同努力、積極創新公司發展思路，謀求新的發展。
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自查演講稿（精選23篇）篇十五
“今天請大家來進行座談，主要是落實中央巡視‘回頭看’反饋意見要求，聽一聽大家對于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專項整治的看法和想法。”李鴻忠在座談會開始時說，“請大家不要念稿子，暢所欲言，有什么就說什么，想到哪里就講到哪里，共同來推動整改見底到位。”
座談會上，市委組織部負責同志匯報了全市推進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問題專項整治情況。市紀委、市委宣傳部、市委教育工委、市國資委黨委、市委政法委、南開區委、西青區委、武清區委、寧河區委負責同志先后發言。
李鴻忠邊聽邊記、不時插話點評，就重點問題與大家交流互動。在談到加強干部監督問題時，李鴻忠說，組織部門不僅要“戴帽子”，還要經常“正衣冠”。信任不能代替監督，響鼓更需重錘。要把監督的關口往前移、把重心放在平時，多囑咐、多敲打，監督要成為常態，把從嚴教育管理監督體現在日常。
有的同志談到，圈子文化、好人主義是各種不良風氣的溫床，將削弱黨的戰斗力和執政根基。李鴻忠接過話題說，圈子文化、好人主義從定性上說就是違反政治原則、違反組織紀律，一些人為了不傷自己，不怕傷黨、不怕傷組織、不怕傷事業，把社會的不良習氣搬進了黨內、污染了組織。好人主義說到底是“好人”自己當了，“主義”全都丟了，貽害無窮。
與會同志談到，有些干部存在著思想誤區，害怕接受黨內監督執紀、存在抵觸心理。李鴻忠說，嚴肅監督是對干部的保護愛護。病人看病就要找醫生。紀委、組織部門的監督就是我們的“政治醫生”為我們進行政治體檢。黨員領導干部自覺接受監督、主動接受監督，使之成為一種習慣、一種常態，就是我們黨內政治生活嚴肅健康的一種表現。
“圈子文化、好人主義的產生，從人、事、因、制上看：人是主要負責人，事是見不得人的事，因是私欲和利益，制就是紀律問題、黨性問題。”與會同志舉案說法、進行剖析。李鴻忠插話說，風氣從第一責任人始，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書記是第一責任人，就是政治生態系統形成的“元”點。這個謎底要揭開，這個問題要認識清楚。各級黨委書記要深刻認識“第一”的重要性和自己身上沉甸甸的責任。要把《黨章》《準則》《條例》帶在身邊、印在腦海，用好制度武器，從管好自己開始，從抓班子帶隊伍做起，用好“四種形態”特別是第一種形態，把紀律規矩挺在前面，向圈子文化、好人主義宣戰，久久為功，切實肩負起全面從嚴治黨的責任。
在談到如何把握巡視整改工作時，李鴻忠說，問題表現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整改的重點重心是要從市委常委會、市級領導干部改起，帶頭認賬、帶頭整改、以上率下，刀槍劍戟要沖自己，不能把層層傳導壓力，變成層層推卸責任。各區、各部門也要上下聯動，一起診療、一起“康復”、一起整改。巡視整改“回頭看”不搞劍拔弩張、但要真刀真槍，以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為總目標，推動政治生態向好改善。
李鴻忠在聽取大家發言后作了總結講話。他強調，要深刻認識圈子文化、好人主義問題的危害性，如任其發展，將影響天津政治生態、干部隊伍、經濟社會發展。圈子文化直接挑戰中央權威，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嚴重弱化、分解、分化、消解中央的權威;好人主義挑戰的是原則，與黨章黨規黨紀格格不入，遇事不講原則先講“策略”、強調“藝術”、做“老好人”，兜來兜去就是把原則拋在腦后，是私利在作祟。圈子文化、好人主義是違背黨的性質宗旨、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的行為。共產黨員不是普通群眾，黨內政治生活不同于社會生活、家庭生活，不能混淆界限，必須以黨章黨規黨紀為戒律，服從組織程序，遵守紀律規矩，不允許有任何干擾侵犯，決不能隨意化、庸俗化、娛樂化。
李鴻忠強調，整治圈子文化、好人主義問題，是一項艱巨的政治任務，必須以提高政治站位、堅定政治立場、運用政治方法來解決。要切實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嚴格按照黨章黨規黨紀辦事，著力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特別要把戰斗性擺在突出位置，從政治生活管起、嚴起，在黨內營造實事求是、勇于批評、敢于戰斗的環境氛圍。整治圈子文化、好人主義，第一責任人是核心，是關鍵。黨委(黨組)書記要經常主動向***總書記看齊，在學習***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上下功夫，在學深悟透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上用真功，堅定理想信念信仰和價值觀，增強“四個意識”，高層次構建自身動力，不屈從、不讓步、不趨炎附勢，任憑風浪起，我自巋然不動，以堅定的政治定力和政治立場，自覺抵制歪風邪氣，筑牢抵御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防線。
市委常委、市委組織部部長尹德明，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成其圣參加。
11月14日下午，市司法局黨委以“反對圈子文化、克服好人主義”為主題召開黨委班子民主生活會。局黨委書記、局長張鐵英主持，局黨委班子成員出席會議，局機關有關處室負責同志列席。
會上，局黨委班子成員圍繞市委印發的《關于反對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資料選編進行集中學習，并且結合自身思想、作風和工作實際，圍繞“反對圈子文化、克服好人主義”的問題進行了深刻的自我剖析，并深入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切實做到了既態度誠懇、與人為善，又堅持原則、敢于較真，達到了“團結批評團結”的目的。
張鐵英強調，各級黨委和廣大黨員領導干部要將反對“圈子文化”和克服“好人主義”與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結合起來，與落實好市委巡視反饋意見整改落實工作結合起來，深刻把握“四個意識”，做講政治、講忠誠的知行合一者。一要在堅持批評與自我批評上下功夫，努力營造風清氣正的工作環境;二要在堅持理論聯系實際上下功夫，要在思想認識上反對“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更要落實在實際行動上、日常工作中;三要在堅持領導干部示范帶頭上下功夫，各級黨委和廣大黨員領導干部要帶頭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帶頭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帶頭查擺自身存在的問題;四要在健全與完善各項規章制度上下功夫，進一步推動黨內政治生活的常態化、制度化、規范化。
官官勾結、權權交易，拉拉扯扯、搞小圈子，拉幫結派、山頭主義……中央巡視組第二輪巡視反饋情況顯示，這些團團伙伙的不良風氣，在不少地方依然存在，問題不容小覷。(人民日報)“朋黨之爭”是唐朝末年，憲宗元和三年，制科考試時，牛僧孺、李宗閔在策論中批評時政，抨擊宰相李吉甫，遭李吉甫排斥，久不敘用。此后，此起彼伏，兩個小圈子之間從未中斷，直至宣宗時牛僧孺病死，牛李黨爭才告結束，為此，唐文宗為此感慨：“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以史為鑒，筆者以為，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是為政大忌。
“小圈子”以權力、利益為核心，以關系網為紐帶，利益與關系延伸之下，“小圈子”逐漸進化團團伙伙、幫幫派派和利益集團，他們對內抱團取暖，對外相互勾結扶持，最終導致權力變味，黨紀國法失尊，黨的純潔性、先進性也被破壞貽盡。而“小圈子”也不是一個法外之地，進入其中短期之內可能名利雙收，飛黃騰達，但一朝大樹傾倒，就將集體淪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之下，也導致了許多腐敗窩案，如茂名腐敗窩案，山西呂梁窩案，“周老虎”案，都是“小圈子”和黨內幫派的犧牲品。***同志在今年年初講話中提到，干部都是黨的干部，不是哪個人的家臣。
不能把黨組織等同于領導干部個人，對黨盡忠不是對領導干部個人盡忠，黨內不能搞人身依附關系。而現實中，有的干部信奉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關系、找門路，分析某某是誰的人，某某是誰提拔的，該同誰搞搞關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誰的大腿。有的領導干部喜歡當家長式的人物，希望別人都唯命是從，認為對自己百依百順的就是好干部，而對別人、對群眾怎么樣可以不聞不問，弄得黨內生活很不正常。因此，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是為政大忌。黨內決不允許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利益輸送，絕不允許自行其是、陽奉陰違。廣大黨員干部更應永遠明白，真正的“護身符”，不是“哪條線”“某圈子”“誰的人”，而是心中那把遵紀守法的戒尺。
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自查演講稿（精選23篇）篇十六
如果說，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治理目標之一是“為官不為”，推進“能上能下”本身也要避免“為官不為”
這幾年來，在中央正風反腐的政治新生態下，不正之風大為收斂、腐敗現象得到有效遏制。與此同時，也出現一種現象：一些干部感慨為官不易，有的甚至為官不為，正所謂“啥都不干，難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擔風險；組織考核，沒有缺點。”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成為從嚴治黨、從嚴管理干部亟待解決的新課題。
“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首次對干部“能上能下”做出專項規定。從聚焦“不正、不為、亂為”三大為官問題，到調整十種“不適宜任現職”干部；從增加五項對領導干部的問責情形，到明確六種干部“能下”的渠道，《規定》的出臺，堪稱是治庸、治懶、治散的點睛之筆，傳遞出公職人員隊伍沒有“鐵飯碗”的明確信號，也標志著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現代轉型。
干壞事要下臺，不干事要下臺，干不好事也要下臺。推進干部“能上能下”，重點和難點是解決“能下”的問題。這一方面是因為，“能上不能下”是當前干部人事管理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更是因為，“能下”是“能上”的前提，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騰出更多位置，讓更優秀的干部有施展平臺，實現真正的“能上”;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讓在位的干部有危機意識，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崗位，讓向上的干部有奔頭有干勁，更加如臨如履、兢兢業業，從而形成萬馬奔騰的競爭局面，更好地構筑政治生態。
長期以來，在人們的印象中，組織部“管進”，紀委“管出”，仿佛只有被紀委盯上的干部才可能離職。《規定》實施后，組織部門不僅“管進”，也可以“管出”，尤其是把那些沒有大過、沒有嚴重違紀違法行為，但在其位不謀其政、能力素質不適應的干部調整下來。客觀地講，這既是一項新任務，也是一個新挑戰。
如果說，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治理目標之一是“為官不為”，推進“能上能下”本身也要克服“為官不為”。畢竟，相比于反腐案件的黑白分明，“能下”的規定雖然明確，卻并不一定有那么“緊迫”;相比于“能上”的皆大歡喜，“能下”肯定會得罪人，甚至還會“惹麻煩”。因此，能否克服“好人主義”、是否具有擔當精神，是推進“能上能下”的關鍵。在此過程中，既要解開不合時宜的思想扣子，也要普及與時俱進的從政文化。
二是在行為方面，要確立“有為有位”的鮮明導向。從選拔任用的角度來看，領導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根源，還在于重視提拔、輕視使用，一些庸官懶官太平官的出現，莫不與此有關。“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干部本來就要干事的，啥也不干，要你干啥？啥也干不好，留在此地為何？有為才有位，在位必須為，上去的可以下來，下來的也可以上去，實現“上”和“下”的辯證統一、“入口”和“出口”的有效對接，干部隊伍才能是一池活水、充滿活力。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黨的以來，多名省部級干部的“斷崖式降級”，為干部“能下”提供了最新案例。在有了明確的規定以后，干部“能上能下”的目標能否落實，開始的幾步很關鍵；抓幾個典型案例，也很重要。
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自查演講稿（精選23篇）篇十七
對黨的領導干部來說，好人主義不僅是一種重私情、輕道義的庸俗哲學，更是不講黨性、不講原則的嚴重問題。好人主義不會自行消退，要以“嚴”和“實”的精神，發揮制度的威力，用問責利劍切除這顆毒瘤。
“你在消極腐敗現象面前當好人，在黨和人民面前就當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對黨的領導干部來說，好人主義不僅是一種重私情、輕道義的庸俗哲學，更是不講黨性、不講原則的嚴重問題。
黨培養教育一名黨員干部不容易，如果領導干部對他們的成長不負責、不擔當，在其防線松動、方向跑偏時不敢批評、不敢問責，就會使其在錯誤的路上越走越遠，甚至滑向嚴重違紀違法的泥淖。從已通報的案例不難發現，對于一些黨員干部從“好同志”淪為“階下囚”，奉行好人主義的領導干部負有很大責任。
好人主義害死人，對黨的事業的危害同樣不可低估。事實上，從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到黨的觀念淡薄、組織渙散、紀律松弛;從為官不為、為官亂為，到“微腐敗”“塌方式腐敗”等一系列問題，都能找到領導干部明哲保身、你好我好的原因。
嚴管就是厚愛，問責就是警示。唐代御史韋思謙曾說：“不能動搖山岳，震懾州縣，為不任職。”各級領導干部都擔負著一定范圍內干部的管理教育監督職責。當老好人，不愿動真碰硬嚴格管理;怕失選票，不敢當面鑼對面鼓地嚴肅批評，都是不負責、不擔當的行為，應當受到問責。領導干部不僅要自身干凈，還要純潔隊伍;不僅要管人管事，還要管思想管作風。如此，方能盡到“領”和“導”的責任。好人主義不會自行消退，要以“嚴”和“實”的精神，發揮制度的威力，用問責利劍切除這顆毒瘤。問責條例明確了問責對象，列出了各類問責情形。各級黨組織要堅決用問責把壓力傳下去、把責任壓下去，堅決破除好人主義、一團和氣，扎緊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籠子。對普通黨員干部的違規違紀問題，應注重從領導干部身上找原因，把該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決不能搞下不為例、網開一面。同時，堅決實行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決不姑息。
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自查演講稿（精選23篇）篇十八
稱呼領導為“老板”、“老大”可以休了!廣東省紀委日前已發通知，嚴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之間稱呼紀律，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之間一律不準使用“老板”、“老大”等庸俗稱呼。
曾幾何時，黨內的稱呼由原來親切的“同志”，漸漸變得充滿江湖氣息。早在十年前，四川省人大代表曾朝章就曾呼吁“應該禁止黨政部門人員稱兄道弟”，他指出:一些人見面或談工作，滿口都是“大哥、老弟”;對上級不叫領導而叫“老板”，甚至有的人叫“干爸、干媽”。去年，《人民日報》曾發表題為“黨內稱謂容不得江湖氣”的評論文章，指出，裹挾濃厚封建陋習的“老板”、“總管”、“大哥”等庸俗化稱呼，在某些部門或單位，已滲透到黨內。
如今，廣東省紀委以正式文件嚴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之間稱呼紀律，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
黨內稱呼的變化，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有著深刻的背景。那就是:在一些地方官場，已經形成“圈子文化”。這種“圈子文化”是由親戚圈、朋友圈、老鄉圈、同學圈、戰友圈等組成，每個圈子都以一個或幾個領導為核心。我們注意到，在新一屆中央懲治腐敗行動中，打擊了好些圈子，比如“石油幫”、“四川幫”等。
一個官場中人，如果有幸進入一個圈子，他就有機會得到圈內人士的提攜，就能與圈內人利益均沾。自然而然，圈內人便會習慣于稱呼其領導為“老大”、“老板”。落馬的原江蘇省建設廳廳長徐其耀，早年在給其兒子的家書中就寫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為一個點編織到上下左右的網中，成為這個網的一部分。”他甚至告誡兒子“要多學習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個把兄弟什么的，這都不過分。”
從官場“圈子文化”，我們很容易覺察到官場上的人身依附關系。在一些地方，官場的上下級關系，不像正常的行政隸屬關系，而是因為你是領導提拔的人，你就必須對領導感恩戴德，唯其馬首是瞻。所以領導就成了你心目中的“老大”、“老板”。
因此，廣東省紀委率先整肅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之間的稱呼，無疑是極為重要的。這需要領導干部以身作則，同時加強組織紀律，對慣用庸俗稱呼的官員給予處分。但這還只是治標之策，治本之策是治理官場“圈子文化”。因為這個問題不解決，如果領導與下屬的人身依附關系仍然存在，那么下屬可能嘴上老實，但心里照樣叫領導為“老大”。這就需要通過公開、透明的民主選拔機制，選拔那些有德、有才之人到領導崗位上，用人過程全程接受民眾監督，通過陽光機制打破“圈子文化”，這樣，“老大”等稱呼就可以從官場中消失。
隨著反腐敗斗爭深入，“塌方式腐敗”成為社會關注的問題。“挖出一個，牽出一串”的案情令人觸目驚心，“一個人倒下去，一群人睡不著”的現象更令很多人反思。腐敗窩案，折射出一些人搞團團伙伙、結黨營私、拉幫結派的深層癥結。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的鏗鏘宣示——“必須維護黨的團結，堅持五湖四海，團結一切忠實于黨的同志”，更顯振聾發聵。
鄧小平同志說過:“我們這個黨，嚴格地說來沒有形成過這一派或那一派。”世界上極少有哪個黨，像我們黨這樣堅持不懈地反對黨內搞小圈子，這是黨保持凝聚力和戰斗力的重要原因。十八大以來，中央多次強調，黨內決不允許搞團團伙伙、結黨營私、拉幫結派，搞了就是違反政治紀律，正是因為這種行為會逐漸蠶食黨的健康肌體。一旦圈子盛行，就會出現“出大力的不如抱大腿的”的怪象，干部想問題、干事情的立場必將出現偏差，導致空談淘汰實干、關系淘汰能力等逆淘汰現象，甚至一些好干部也難免被污染。結果，必然是組織渙散、人心離散。
當團結變成“結團”，一些干部就成了整天忙著尋找“鄉緣”“學緣”“業緣”的“團員”。或是官官相護，熱衷拉關系、架天線、搞勾兌;或是私相授受，把分管領域當成私人領地，把下屬當成家臣;或是以同鄉會、同學會為名義，暗中相互提攜、互通款曲……派系意識流風所及，一些干部只知有門戶、不知有組織，只知有私利、不知有公義。干部選拔，不問能力水平，只看“是不是自己人”;決策論證，不憑實情民意，只看上邊喜好。以利益輸送為紐帶，以人身依附為特征，將正常交往庸俗化、圈子化、派系化，對政治生態的危害之大，對政治規矩的破壞之深，對同志關系的異化之大，莫此為甚。
誠然，領導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需要正常的人際交往。但越是身處復雜的社會環境，面臨種種考驗和誘惑，越需要多一些自省，守住黨的規矩的底線。俗話說得好，針眼大的窟窿，能透過斗大的風。人際交往和生活情趣皆非小事。有時候，看起來是在講感情，實際上卻在徇私情，看起來是在交流體會，小處太“隨便”，往往就是身陷“小圈子”，甚至墜入腐敗深淵的開始。
江蘇省建設廳原廳長徐其耀曾在家書中如此教育兒子，“做人就是把自己作為一個點編織到上下左右的網中，成為這個網的一部分。”甚至要求兒子“要多學習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個把兄弟什么的，這都不過分”。結果還沒等兒子“實踐”，自己已經東窗事發。大量教訓警示我們，黨的干部只有一個組織，不是任何人的家臣，也不是哪一派的門客。攀龍附鳳、拉拉扯扯的后果，最終逃不脫拔出蘿卜帶出泥、樹倒猢猻散的命運。當前，從嚴治黨、反腐倡廉不斷走向深入，圈子文化滋生的環境正在逐步改變。依附心理帶來的是包袱，捷徑思維通向的是邪路，嚴守紀律、常講規矩，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凈凈做事、坦坦蕩蕩為官，才是為人從政的康莊大道。
唐朝晚期，面對“牛李黨爭”的亂局，唐文宗發出“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的無奈慨嘆，留下了“朋黨興，政事亂”的歷史警思。今天，朝著全面深化改革的遠大目標，越是在激流漩渦中劈波斬浪，在風險挑戰中迎難而上，就越是需要一支團結一致、奮發有為的黨員、干部隊伍。黨員只有一個上級，那就是組織，干部只有一個靠山，那就是人民。守定這條規矩，抱定這個信念，我們才能積聚起磅礴之力，去實現民族復興的夢想。
去年三季度,中央巡視組對10個省區市、3個單位進行了巡視。截至31日,上述地方和單位已將巡視整改情況向社會公布完畢。
從這13份“巡視整改清單”可以看出,上述地方和單位在聽取中央巡視組反饋意見后,圍繞自身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對6個方面的腐敗頑疾采取果斷措施,促進問題整改。
打擊官商勾結。
領導干部超出正常工作范圍和一些不法企業家勾肩搭背,搞錢權交易,甚至直接插手工程建設、項目開發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是當前腐敗問題的重災區。
中央巡視組反饋上述問題后,江蘇省認真梳理問題線索,嚴肅查處領導干部與老板相互勾結牟取私利的案件。去年11月至12月全省新立案查處的2名廳級、8名處級、28名科級干部嚴重違紀違法案件中,33人涉及與老板勾結謀利。
浙江省對反映領導干部以權謀房、以房謀財,虛假投資、“期權”交易,通過特定關系人參股入股牟利以及領導干部配偶子女違規經商和為配偶子女經商辦企業提供便利等問題線索進行全面排查。去年8月至12月,全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查處此類案件26件,各級檢察機關共查辦此類案件173件。
針對一些領導干部與私營物流企業有利益關系的問題,一汽集團公司領導班子成員帶頭自查,按聯系點約談分管高級經理,組織清理整頓現有的物流公司,對物流車輛的車主信息進行甄別,查找同業經營、關聯交易方面的問題線索,并在整車物流服務商準入、招標等方面進一步規范管理。
清理審批尋租。
利用審批環節設租尋租,是當前紀律審查的重要內容。
針對中央巡視組反饋的賽事審批不規范、不透明、凸顯部門利益的問題,體育總局取消了商業性和群眾性體育賽事審批,除全國運動會、全國冬季運動會、全國青年運動會等全國綜合性運動會以及涉及國家安全、政治、軍事、外交等事項的少數特殊類型體育賽事之外,其他賽事一律不需審批;制定《全國性單項體育協會競技體育重要賽事名錄》,名錄內賽事一律無需體育總局及內設部門和直屬單位審批;對在我國舉行的國際體育賽事分a、b、c三類進行管理,其中b、c類國際體育賽事下放由地方審批;明令禁止利用確定賽事承辦單位之機收取任何名目的費用。
青海省針對礦產資源開發審批中的違紀違規問題,對2009年以來省級研究或審批的探礦權、采礦權進行了全面清理,收回了不符合規定的3宗礦業權;全面停止以申請在先方式配置探礦權,對國家規定可以協議出讓的礦業權從嚴控制,其他礦業權全部進場交易,一律實行“招拍掛”;全面檢查了289件商業性探礦權管理合同和232件采礦權出讓合同的履約情況,對有違約現象的相關責任單位進行了追責處罰,并將市州、縣級審批的采礦權全部納入合同管理;嚴格礦業企業工商登記管理制度,規定申請勘探、開采的企業,一律憑國土部門的許可證或批復文件予以登記注冊,進一步規范了礦業權流轉。
防止小官巨貪。
中央巡視發現,一些地方存在著“小官巨貪”問題,蠅貪成群,其害如虎。為此,中央要求加大對群眾身邊腐敗問題的查處力度。
上海市加大對基層干部“小官貪腐”問題的查處力度。去年已查處原南匯區宣橋鎮黨委書記唐貴明、浦東新區惠南鎮市場建設服務所原黨支部書記季云初等重大違紀違法案件和窩案。根據中央巡視組移交的線索,查處青浦區練塘鎮東田村原黨支部書記陶金建貪污村集體土地承包人員上交款的案件。去年,各區縣紀檢監察機關對202起違反廉潔自律規定和貪污賄賂行為進行立案查處,給予149人黨紀政紀處分,其中處級干部19人、鄉科級及以下130人。同時,建立健全防治“小官貪腐”問題長效機制。
四川省加強基層辦案指導,整合基層紀檢監察機關辦案力量,加大基層查辦案件力度,對問題反映集中、信訪增量明顯的地區開展重點督導,推行交叉辦案、駐點辦案、鄉鎮協作辦案等工作機制,紀檢監察機關信訪初核率提高10%;改革基層辦案體制,加強和改進市、縣兩級黨委反腐敗協調小組工作,推進查辦腐敗案件體制機制改革試點工作;加強基層干部日常監管,健全抓早抓小機制,對出現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進行函詢提醒,對輕微違紀問題進行談話提醒。去年,全省縣鄉紀檢監察機構立案11893件、同比上升28.5%,占全省立案總數的92.2%,各級部門紀檢監察機構立案1015件、同比上升70.6%。
狠剎領導玩風。
常言道,玩物喪志。對于領導干部來說,玩風當中還存在著腐敗風險。
針對中央巡視組提出的“有的領導干部玩風盛行、熱衷于書畫聯誼活動,存在腐敗風險”等問題,陜西省清理了8名省管領導干部擔任書協主席、副主席等問題,原省政協副主席已辭去省書協主席職務;加強了對領導干部違規舉辦、參加書畫展、筆會活動的清理,對資金來源情況進行了核查;加強了對領導干部的紀律約束和健康生活情趣教育,制定了關于嚴格規范全省廳級以上領導干部參與舉辦個人文化活動的規定。
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對全區各級領導干部提出要求,嚴禁利用工作時間或公共資源發展個人興趣愛好,嚴禁利用職權和職務影響以開筆會、辦展覽、印專集等形式斂財,嚴禁利用公車、公款、公物或者公共資源組織或從事與本職工作無關的攝影、書畫、出版活動等,并在全區部署開展了領導干部“玩風”問題專項整治;出臺《關于深化“四風”整治、鞏固和拓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成果的實施意見。
禁止買官賣官。
違規用人、拉票賄選、買官賣官、超編制配備干部等問題,是近期中央巡視的重點,也是當前紀律審查的重點。
黑龍江省加大對買官賣官案件處理力度,雞東縣委原書記李樹海案涉案人員已處理完畢,佳木斯市委原書記林秀山案涉及的省管干部已經立案,省農墾總局原黨委副書記李濤案涉案人員也已分別立案處理;針對超職數配備干部等問題,督促指導各地各單位進行重新核準,全省超配干部基數現為11614人,現已消化超配干部1824人,其余將于2017年12月底前全部消化;對擅自設置的領導職務進行集中整治,目前已消化120人;對1583名在職省管干部檔案的審核工作已全部完成,并對存在疑點或問題的檔案進行深入核實,調查認定工作正在進行。
針對中央巡視組指出的關于執行干部選拔任用規定和干部監督制度不夠嚴格等問題,中科院對超職數配備的2名副秘書長進行了調整,對3名超期任職的正職領導干部進行了調整;制定了院機關與院屬單位干部交流工作方案,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啟動了研究所中層干部選拔聘用的自查工作,加大“一報告兩評議”工作力度,加強對院屬單位干部選任工作和新任用干部的評議和監督;開展了干部任職回避情況摸底調查,對違反領導干部任職回避和院有關規定的提出了限期整改意見,要求相關單位黨委督促落實,同時明確界定干部任職回避的情形,實行干部任職回避報告制度,加強對任職回避的管理監督。
嚴查違反紀律。
紀律是黨的生命。中央多次強調,要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對不遵守紀律的黨員領導干部堅決問責。
針對中央巡視組反映的“少數黨員干部政治立場不堅定”的問題,西藏自治區黨委一方面加強黨性教育、增強黨的意識和黨性觀念,對黨員干部不良思想作風問題進行排查、檢修、掃除;一方面制定了《關于共產黨員違反政治紀律行為的處分規定》等15項制度規定,嚴肅查處理想信念不堅定、不與黨和人民一條心、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當“兩面人”、民族觀不正確、對宗教明里不信暗里信、參加非法組織、公開發表違背黨中央決定言論的黨員干部。
河北省把優化政治生態作為本屆省委主要任期目標之一,針對“一些黨組織和黨員干部黨內政治生活不嚴格”“有的熱衷于講段子,傳小道消息,有的崇尚圈子文化,各種小圈子多。個別領導干部搞團團伙伙、幫幫派派”等問題,旗幟鮮明地反對山頭主義、自由主義、好人主義、分散主義、個人主義,并準備結合干部考察、領導班子調整及年度考核組織專項抽查;針對“部分基層組織受黑惡勢力影響”“靠恐嚇、賄選操縱選舉,壟斷集體經濟資源,撈取政治光環”等問題,一方面在農村深入推進打黑除惡滅霸掃痞專項行動,一方面認真組織村“兩委”換屆選舉工作,進行兩輪專項督導,防止違法犯罪人員“由黑變紅”。
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自查演講稿（精選23篇）篇十九
長期以來，人們對“老好人”和老實人這兩個概念分得不是很清楚，往往把“老好人”當成老實人，把老實人說成“老好人”。這一含糊，人們對老實人不能真正地喜歡起來，讓老實人吃了不少啞巴虧;對“老好人”，也較不起真來，使他們借著老實人的名義，得了不少便宜。導致老實人在一些單位結果不太好，而“老好人”倒是很有市場，甚至很吃香。
社會輿論引導人們“當老實人，說老實話，做老實事”，這是正確的人生價值取向。什么樣的人才算老實人呢?那就是誠實守信、忠厚善良、安分守己、知恩圖報。具體到品行方面：做人實在、厚道、正派、不事張揚，表里如一;做事認真、踏實、埋頭苦干，任勞任怨;對黨忠誠，熱愛人民，敢于堅持原則，清廉守正，不違背自己良心做虧心事，不會為個人私利向組織伸手，更不會去吹吹拍拍，投機鉆營。
毛澤東在《反對自由主義》一文中，對“老好人”是這樣描述的：一種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另一種是見群眾不宣傳，不鼓動，不演說，不調查，不詢問，不關心其痛癢，漠然置之。還有一種人是見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不憤恨，不勸告，不制止，不解釋，聽之任之。在現實中，那種凡事打哈哈，口口聲聲好好好，就是不辦事的人，在他們的心目中沒有是非觀，沒有原則性，該拍板不拍板，該說話不說話，不敢承擔責任，從不得罪人，說白了還是自私，主要是怕事，擔心做多錯多，干脆不做;怕得罪上級、得罪同級、下級，丟了既得利益。
不難看出，“老好人”不是老實人，兩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別。老實人是我們社會的脊梁，是我們需要大力倡導的人生價值取向。不管是普通百姓，還是黨員干部，都應該做老實人，這是起碼的標準，更是黨員干部的基本要求。如若不然，“老好人”多了，我們的社會正義、倫理道德、做人原則等都會受到影響，甚至價值觀會被扭曲。在我們黨內，如果“老好人”多了，黨風、事業必定會受到不良影響。時下，全黨上下旗幟鮮明地弘揚正氣，“不讓老實人吃虧”，中央領導同志最近強調不用那些不講原則、不分是非的“老好人”，并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健全完善有效機制，堅持正確的用人導向，都給人以希望和鼓舞。這是黨的福音，國家和人民的福音，也是軍隊的福音。
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自查演講稿（精選23篇）篇二十
近日，中共中央出臺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條例》第六條規定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六條要被問責的情形，其中第三條情形是“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好人主義盛行，搞一團和氣，不負責、不擔當，黨內監督乏力，該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不整改不問責，造成嚴重后果的”。這里就旗幟鮮明地批判了“好人主義”，“好人主義”會造成組織里存在的問題遲遲不被發現、不被解決，會極大地敗壞一個組織的肌體，一點一點地蠶食組織的先進性，“好人主義”要不得。
“好人主義”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都沒有問題，就繼續在問題叢生的漩渦中沉淪。就算有人考慮到這樣下去不是辦法，說出了問題所在，但要解決問題就需要觸動一部分人的利益，換來的可能是“出力不討好”的下場。所以，即便問題已經擺在桌面上了，那還是拖著吧。誰也不容易，誰也不得罪，問題不解決，自己也沒啥損失。“好人主義”盛行的原因是組織中存在“老好人”，“老好人”就是好好先生，什么樣的人都說他好，他跟誰都合得來，并且這種“老好人”有時候還是有一定話語權的領導。
要解決“好人主義”的問題，首先需要認清“老好人”的嘴臉。在現實生活中，總有人喜歡當“老好人”，博得大家對他的一致贊揚。有人把“老好人”歸咎于孔子身上，他們認為孔子提倡中庸之道，就讓人做“老好人”。這是對孔子思想的一種誤解，其實孔子批判過“老好人”，我們來看看《論語子路》里孔子的弟子子貢與孔子的一段對話：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我們可以從這段對話中體會到孔子對于“老好人”的鮮明態度：“老好人”不咋地!如果一個人混得大家都討厭他，這個人無疑有問題;但一個人混得大家都喜歡他，這個人也是有問題的。真正的君子應該是善良的人喜歡他，邪惡的人討厭他。一個人如果善良的人喜歡他，說明他跟善良的人走得比較近，有善良人的特質。如果邪惡的人也喜歡他，說明他跟壞人也走得比較近，又有壞人的特征。那么，這個人既是好人，又是壞人。換句話說，這個人不是什么壞人，可更不是什么好人。那么，他是一個偽善的人，也就是偽君子。孔子還對這種人有一句經典的臭罵：“鄉愿，德之賊也。”(《論語陽貨》)鄉愿就是全村人都說他好的人，孔子把這種人叫做“道德上的賊人”。這種八面玲瓏的“老好人”，是在利用道德偽裝偷偷得好處的人，像小偷一樣。
那么我們又該怎么對待身邊的“老好人”呢?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論語衛靈公》)孔子說，所有人都喜歡的人，必須認真考察;所有人都討厭的人，必須認真考察。所以，我們要認清“老好人”的真面目，要敢于當面提出“老好人”的問題，讓這種“老好人”沒有市場。
要消除“好人主義”，就要大力發揚我們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作風。批評與自我批評能夠有效地解決黨組織面臨的各種問題，也使得黨員能快速成長起來。但這種優良作風在個別地方被異化成“表揚與自我表揚”，或者談一些表面的、無傷大雅的問題，不去討論真正的問題。如此，黨員個人不能真正認識到錯誤，積極改正、獲得成長，所在的黨組織也不能形成風清氣正的良好氛圍。所以，要消除“好人主義”，關鍵還在于落實《條例》的規定，問責“老好人”不負責、不擔當的責任，讓“好人主義”沒有生存的土壤。
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自查演講稿（精選23篇）篇二十一
去年三季度,中央巡視組對10個省區市、3個單位進行了巡視。截至31日,上述地方和單位已將巡視整改情況向社會公布完畢。
從這13份“巡視整改清單”可以看出,上述地方和單位在聽取中央巡視組反饋意見后,圍繞自身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對6個方面的腐敗頑疾采取果斷措施,促進問題整改。
打擊官商勾結。
領導干部超出正常工作范圍和一些不法企業家勾肩搭背,搞錢權交易,甚至直接插手工程建設、項目開發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是當前腐敗問題的重災區。
中央巡視組反饋上述問題后,江蘇省認真梳理問題線索,嚴肅查處領導干部與老板相互勾結牟取私利的案件。去年11月至12月全省新立案查處的2名廳級、8名處級、28名科級干部嚴重違紀違法案件中,33人涉及與老板勾結謀利。
浙江省對反映領導干部以權謀房、以房謀財,虛假投資、“期權”交易,通過特定關系人參股入股牟利以及領導干部配偶子女違規經商和為配偶子女經商辦企業提供便利等問題線索進行全面排查。去年8月至12月,全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查處此類案件26件,各級檢察機關共查辦此類案件173件。
針對一些領導干部與私營物流企業有利益關系的問題,一汽集團公司領導班子成員帶頭自查,按聯系點約談分管高級經理,組織清理整頓現有的物流公司,對物流車輛的車主信息進行甄別,查找同業經營、關聯交易方面的問題線索,并在整車物流服務商準入、招標等方面進一步規范管理。
清理審批尋租。
利用審批環節設租尋租,是當前紀律審查的重要內容。
針對中央巡視組反饋的賽事審批不規范、不透明、凸顯部門利益的問題,體育總局取消了商業性和群眾性體育賽事審批,除全國運動會、全國冬季運動會、全國青年運動會等全國綜合性運動會以及涉及國家安全、政治、軍事、外交等事項的少數特殊類型體育賽事之外,其他賽事一律不需審批;制定《全國性單項體育協會競技體育重要賽事名錄》,名錄內賽事一律無需體育總局及內設部門和直屬單位審批;對在我國舉行的國際體育賽事分a、b、c三類進行管理,其中b、c類國際體育賽事下放由地方審批;明令禁止利用確定賽事承辦單位之機收取任何名目的費用。
青海省針對礦產資源開發審批中的違紀違規問題,對2009年以來省級研究或審批的探礦權、采礦權進行了全面清理,收回了不符合規定的3宗礦業權;全面停止以申請在先方式配置探礦權,對國家規定可以協議出讓的礦業權從嚴控制,其他礦業權全部進場交易,一律實行“招拍掛”;全面檢查了289件商業性探礦權管理合同和232件采礦權出讓合同的履約情況,對有違約現象的相關責任單位進行了追責處罰,并將市州、縣級審批的采礦權全部納入合同管理;嚴格礦業企業工商登記管理制度,規定申請勘探、開采的企業,一律憑國土部門的許可證或批復文件予以登記注冊,進一步規范了礦業權流轉。
防止小官巨貪。
中央巡視發現,一些地方存在著“小官巨貪”問題,蠅貪成群,其害如虎。為此,中央要求加大對群眾身邊腐敗問題的查處力度。
上海市加大對基層干部“小官貪腐”問題的查處力度。去年已查處原南匯區宣橋鎮黨委書記唐貴明、浦東新區惠南鎮市場建設服務所原黨支部書記季云初等重大違紀違法案件和窩案。根據中央巡視組移交的線索,查處青浦區練塘鎮東田村原黨支部書記陶金建貪污村集體土地承包人員上交款的案件。去年,各區縣紀檢監察機關對202起違反廉潔自律規定和貪污賄賂行為進行立案查處,給予149人黨紀政紀處分,其中處級干部19人、鄉科級及以下130人。同時,建立健全防治“小官貪腐”問題長效機制。
四川省加強基層辦案指導,整合基層紀檢監察機關辦案力量,加大基層查辦案件力度,對問題反映集中、信訪增量明顯的地區開展重點督導,推行交叉辦案、駐點辦案、鄉鎮協作辦案等工作機制,紀檢監察機關信訪初核率提高10%;改革基層辦案體制,加強和改進市、縣兩級黨委反腐敗協調小組工作,推進查辦腐敗案件體制機制改革試點工作;加強基層干部日常監管,健全抓早抓小機制,對出現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進行函詢提醒,對輕微違紀問題進行談話提醒。去年,全省縣鄉紀檢監察機構立案11893件、同比上升28.5%,占全省立案總數的92.2%,各級部門紀檢監察機構立案1015件、同比上升70.6%。
狠剎領導玩風。
常言道,玩物喪志。對于領導干部來說,玩風當中還存在著腐敗風險。
針對中央巡視組提出的“有的領導干部玩風盛行、熱衷于書畫聯誼活動,存在腐敗風險”等問題,陜西省清理了8名省管領導干部擔任書協主席、副主席等問題,原省政協副主席已辭去省書協主席職務;加強了對領導干部違規舉辦、參加書畫展、筆會活動的清理,對資金來源情況進行了核查;加強了對領導干部的紀律約束和健康生活情趣教育,制定了關于嚴格規范全省廳級以上領導干部參與舉辦個人文化活動的規定。
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對全區各級領導干部提出要求,嚴禁利用工作時間或公共資源發展個人興趣愛好,嚴禁利用職權和職務影響以開筆會、辦展覽、印專集等形式斂財,嚴禁利用公車、公款、公物或者公共資源組織或從事與本職工作無關的攝影、書畫、出版活動等,并在全區部署開展了領導干部“玩風”問題專項整治;出臺《關于深化“四風”整治、鞏固和拓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成果的實施意見。
禁止買官賣官。
違規用人、拉票賄選、買官賣官、超編制配備干部等問題,是近期中央巡視的重點,也是當前紀律審查的重點。
黑龍江省加大對買官賣官案件處理力度,雞東縣委原書記李樹海案涉案人員已處理完畢,佳木斯市委原書記林秀山案涉及的省管干部已經立案,省農墾總局原黨委副書記李濤案涉案人員也已分別立案處理;針對超職數配備干部等問題,督促指導各地各單位進行重新核準,全省超配干部基數現為11614人,現已消化超配干部1824人,其余將于2017年12月底前全部消化;對擅自設置的領導職務進行集中整治,目前已消化120人;對1583名在職省管干部檔案的審核工作已全部完成,并對存在疑點或問題的檔案進行深入核實,調查認定工作正在進行。
針對中央巡視組指出的關于執行干部選拔任用規定和干部監督制度不夠嚴格等問題,中科院對超職數配備的2名副秘書長進行了調整,對3名超期任職的正職領導干部進行了調整;制定了院機關與院屬單位干部交流工作方案,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啟動了研究所中層干部選拔聘用的自查工作,加大“一報告兩評議”工作力度,加強對院屬單位干部選任工作和新任用干部的評議和監督;開展了干部任職回避情況摸底調查,對違反領導干部任職回避和院有關規定的提出了限期整改意見,要求相關單位黨委督促落實,同時明確界定干部任職回避的情形,實行干部任職回避報告制度,加強對任職回避的管理監督。
嚴查違反紀律。
紀律是黨的生命。中央多次強調,要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對不遵守紀律的黨員領導干部堅決問責。
針對中央巡視組反映的“少數黨員干部政治立場不堅定”的問題,西藏自治區黨委一方面加強黨性教育、增強黨的意識和黨性觀念,對黨員干部不良思想作風問題進行排查、檢修、掃除;一方面制定了《關于共產黨員違反政治紀律行為的處分規定》等15項制度規定,嚴肅查處理想信念不堅定、不與黨和人民一條心、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當“兩面人”、民族觀不正確、對宗教明里不信暗里信、參加非法組織、公開發表違背黨中央決定言論的黨員干部。
河北省把優化政治生態作為本屆省委主要任期目標之一,針對“一些黨組織和黨員干部黨內政治生活不嚴格”“有的熱衷于講段子,傳小道消息,有的崇尚圈子文化,各種小圈子多。個別領導干部搞團團伙伙、幫幫派派”等問題,旗幟鮮明地反對山頭主義、自由主義、好人主義、分散主義、個人主義,并準備結合干部考察、領導班子調整及年度考核組織專項抽查;針對“部分基層組織受黑惡勢力影響”“靠恐嚇、賄選操縱選舉,壟斷集體經濟資源,撈取政治光環”等問題,一方面在農村深入推進打黑除惡滅霸掃痞專項行動,一方面認真組織村“兩委”換屆選舉工作,進行兩輪專項督導,防止違法犯罪人員“由黑變紅”。
隨著反腐敗斗爭深入，“塌方式腐敗”成為社會關注的問題。“挖出一個，牽出一串”的案情令人觸目驚心，“一個人倒下去，一群人睡不著”的現象更令很多人反思。腐敗窩案，折射出一些人搞團團伙伙、結黨營私、拉幫結派的深層癥結。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的鏗鏘宣示--“必須維護黨的團結，堅持五湖四海，團結一切忠實于黨的同志”，更顯振聾發聵。
鄧小平同志說過:“我們這個黨，嚴格地說來沒有形成過這一派或那一派。”世界上極少有哪個黨，像我們黨這樣堅持不懈地反對黨內搞小圈子，這是黨保持凝聚力和戰斗力的重要原因。十八大以來，中央多次強調，黨內決不允許搞團團伙伙、結黨營私、拉幫結派，搞了就是違反政治紀律，正是因為這種行為會逐漸蠶食黨的健康肌體。一旦圈子盛行，就會出現“出大力的不如抱大腿的”的怪象，干部想問題、干事情的立場必將出現偏差，導致空談淘汰實干、關系淘汰能力等逆淘汰現象，甚至一些好干部也難免被污染。結果，必然是組織渙散、人心離散。
當團結變成“結團”，一些干部就成了整天忙著尋找“鄉緣”“學緣”“業緣”的“團員”。或是官官相護，熱衷拉關系、架天線、搞勾兌;或是私相授受，把分管領域當成私人領地，把下屬當成家臣;或是以同鄉會、同學會為名義，暗中相互提攜、互通款曲……派系意識流風所及，一些干部只知有門戶、不知有組織，只知有私利、不知有公義。干部選拔，不問能力水平，只看“是不是自己人”;決策論證，不憑實情民意，只看上邊喜好。以利益輸送為紐帶，以人身依附為特征，將正常交往庸俗化、圈子化、派系化，對政治生態的危害之大，對政治規矩的破壞之深，對同志關系的異化之大，莫此為甚。
誠然，領導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需要正常的人際交往。但越是身處復雜的社會環境，面臨種種考驗和誘惑，越需要多一些自省，守住黨的規矩的底線。俗話說得好，針眼大的窟窿，能透過斗大的風。人際交往和生活情趣皆非小事。有時候，看起來是在講感情，實際上卻在徇私情，看起來是在交流體會，小處太“隨便”，往往就是身陷“小圈子”，甚至墜入腐敗深淵的開始。
江蘇省建設廳原廳長徐其耀曾在家書中如此教育兒子，“做人就是把自己作為一個點編織到上下左右的網中，成為這個網的一部分。”甚至要求兒子“要多學習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個把兄弟什么的，這都不過分”。結果還沒等兒子“實踐”，自己已經東窗事發。大量教訓警示我們，黨的干部只有一個組織，不是任何人的家臣，也不是哪一派的門客。攀龍附鳳、拉拉扯扯的后果，最終逃不脫拔出蘿卜帶出泥、樹倒猢猻散的命運。當前，從嚴治黨、反腐倡廉不斷走向深入，圈子文化滋生的環境正在逐步改變。依附心理帶來的是包袱，捷徑思維通向的是邪路，嚴守紀律、常講規矩，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凈凈做事、坦坦蕩蕩為官，才是為人從政的康莊大道。
唐朝晚期，面對“牛李黨爭”的亂局，唐文宗發出“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的無奈慨嘆，留下了“朋黨興，政事亂”的歷史警思。今天，朝著全面深化改革的遠大目標，越是在激流漩渦中劈波斬浪，在風險挑戰中迎難而上，就越是需要一支團結一致、奮發有為的黨員、干部隊伍。黨員只有一個上級，那就是組織，干部只有一個靠山，那就是人民。守定這條規矩，抱定這個信念，我們才能積聚起磅礴之力，去實現民族復興的夢想。
稱呼領導為“老板”、“老大”可以休了!廣東省紀委日前已發通知，嚴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之間稱呼紀律，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之間一律不準使用“老板”、“老大”等庸俗稱呼。
曾幾何時，黨內的稱呼由原來親切的“同志”，漸漸變得充滿江湖氣息。早在十年前，四川省人大代表曾朝章就曾呼吁“應該禁止黨政部門人員稱兄道弟”，他指出:一些人見面或談工作，滿口都是“大哥、老弟”;對上級不叫領導而叫“老板”，甚至有的人叫“干爸、干媽”。去年，《人民日報》曾發表題為“黨內稱謂容不得江湖氣”的評論文章，指出，裹挾濃厚封建陋習的“老板”、“總管”、“大哥”等庸俗化稱呼，在某些部門或單位，已滲透到黨內。
如今，廣東省紀委以正式文件嚴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之間稱呼紀律，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
黨內稱呼的變化，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有著深刻的背景。那就是:在一些地方官場，已經形成“圈子文化”。這種“圈子文化”是由親戚圈、朋友圈、老鄉圈、同學圈、戰友圈等組成，每個圈子都以一個或幾個領導為核心。我們注意到，在新一屆中央懲治腐敗行動中，打擊了好些圈子，比如“石油幫”、“四川幫”等。
一個官場中人，如果有幸進入一個圈子，他就有機會得到圈內人士的提攜，就能與圈內人利益均沾。自然而然，圈內人便會習慣于稱呼其領導為“老大”、“老板”。落馬的原江蘇省建設廳廳長徐其耀，早年在給其兒子的家書中就寫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為一個點編織到上下左右的網中，成為這個網的一部分。”他甚至告誡兒子“要多學習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個把兄弟什么的，這都不過分。”
從官場“圈子文化”，我們很容易覺察到官場上的人身依附關系。在一些地方，官場的上下級關系，不像正常的行政隸屬關系，而是因為你是領導提拔的人，你就必須對領導感恩戴德，唯其馬首是瞻。所以領導就成了你心目中的“老大”、“老板”。
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自查演講稿（精選23篇）篇二十二
好人主義乃“德之賊”。其根源在于實用主義，是錯誤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為人處世上的反映，與共產黨人的黨性原則格格不入。
然而好人主義猶如“臭豆腐”——聞起來臭、吃起來香。在我們的工作生活中主要表現有：不講是非，只講世故，信奉多栽花、少栽刺，不講原則、不顧真理；不講有為，只求無過，遇到矛盾繞著走，對“刺頭”問題、“釘子”問題等，能推則推、能拖則拖；信奉“厚黑學”，玩弄“潛規則”，表面一團和氣，平時不說、關鍵時亂說，格調低，處事俗，以庸俗的人際交往代替教育管理，以犧牲制度規定來搞無原則讓步等等。
好人主義既害集體，又害同志，更害自己。防止和克服好人主義，要靠堅強的黨性原則。經常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增強黨內生活的原則性戰斗性，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堅決反對黨內生活的自由主義，確保黨內生活健康運行。要靠堅定的理想信念。始終堅持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頭腦，學深悟透關于強軍興軍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從中把握大勢、汲取智慧，增強政治鑒別力和政治免疫力，不斷增進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始終嚴格落實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方針，確保官兵立場堅定、道德純潔。要靠良好的人品官德。厚德才能遠行。有了良好的人品操守作底子，做人才有骨氣，做事才會硬氣，做官才能正氣。要努力培養高尚的人格情操，用實實在在的品格去贏得信任，用克己奉公、光明磊落的行為影響同志。要靠過硬的能力素質。敢于擔當不是匹夫之勇。要養成科學的思維方法，善于抓住事物本質做事，善于從全局和長遠角度提高解決眼前緊迫問題的能力。以不甘人后的決心和敢爭敢闖的勇氣，力爭思維上快人一步，行動上搶先一步，成效上勝人一籌。要有求真務實的執著勁頭。盯住崗位職責、盯住經常性基礎性工作，盯住矛盾問題，以求真務實的精神，持之以恒、攻堅克難，不斷提高自身修養，為實現強軍目標貢獻力量。
反對好人主義圈子文化自查演講稿（精選23篇）篇二十三
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指出：要繼續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共同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確保黨團結帶領人民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落實這個要求，對每個黨員干部來說，關鍵是要解決“好人主義”問題。
現實生活中一些黨員干部身上存在的種種“好人主義”，確實正在影響著從嚴治黨，正在影響著黨員干部發揮先鋒模范作用。比如：我們說要講黨性講原則講正氣，而“好人主義”卻不講黨性講關系，不講正氣講和氣;我們說要大膽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而“好人主義”卻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我們說要弘揚正氣，伸張正義，見義勇為，而“好人主義”卻見義不為，見惡不憤??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黨內的“好人主義”雖然只發生在少數黨員干部身上，但其惡劣影響不可低估。如任其蔓延，將會造成嚴重后果。因此，從嚴治黨必須反對好人主義。
從嚴治黨，反對“好人主義”，關鍵在于各級黨組織嚴格堅持“從嚴治黨”方針，嚴格黨內政治生活，以黨章為根本遵循，堅持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群眾路線，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敢于堅持真理，敢于向歪風邪氣作堅決斗爭，敢于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拿出“敢于得罪人”的勇氣，對各種錯誤思想、錯誤行為敢怒敢言敢抓敢管，堅決同一切不正確的思想和行為作不懈的斗爭，對于是非分明、一身正氣的黨員干部，應保護和支持，對于是非不分“善惡皆言好”，違背黨的宗旨、違反政治紀律和組織原則的現象和行為，要認真追查，嚴肅查處，該批評的批評，該處分的處分，決不姑息遷就。唯有如此，黨員干部才能為匡正黨風，端正民風，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發揮先鋒模范作用。
好人主義害死人，對黨的事業的危害同樣不可低估。事實上，從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到黨的觀念淡薄、組織渙散、紀律松弛;從為官不為、為官亂為，到“微腐敗”“塌方式腐敗”等一系列問題，都能找到領導干部明哲保身、你好我好的原因。
嚴管就是厚愛，問責就是警示。各級領導干部都擔負著一定范圍內干部的管理教育監督職責。當老好人，不愿動真碰硬嚴格管理;怕失選票，不敢當面鑼對面鼓地嚴肅批評，都是不負責、不擔當的行為，應當受到問責。領導干部不僅要自身干凈，還要純潔隊伍;不僅要管人管事，還要管思想管作風。如此，方能盡到“領”和“導”的責任。
好人主義不會自行消退，要以“嚴”和“實”的精神，發揮制度的威力，用問責利劍切除這顆毒瘤。問責條例明確了問責對象，列出了各類問責情形。各級黨組織要堅決用問責把壓力傳下去、把責任壓下去，堅決破除好人主義、一團和氣，扎緊全面從嚴治黨的制度籠子。對普通黨員干部的違規違紀問題，應注重從領導干部身上找原因，把該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決不能搞下不為例、網開一面。同時，堅決實行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決不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