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心得體會的過程不僅讓我們回顧已經走過的路程，還可以讓我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強項和改進的方向。寫心得體會的過程中，我學會了總結和抽象思維的技巧，提高了自己的思考能力。
余秋雨散文心得（優秀15篇）篇一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是一種典型的文化散文，它擺脫了沉湎于自我小天地的小家子氣，而表現為一種情懷，更為慷慨豪邁的大散文。散文一字一句都感于心，思于心。其人，其文，始終是心頭情感的沉積;其思，其憂，更是我們精神所皈依的圖騰。
體現在一種沉甸甸的歷史感和滄桑感，一種浩然而不矯情的雍容與大氣，一種俯仰天地古今的內在沖動與感悟，一種涌動著激情與靈性的智慧與思考。落筆如行云流水，舒卷之間靈性激濺，有博雅的文化內涵，筆端飽蘸著深切的民族憂患意識，字里行間充盈著越邁千年的睿智哲思。
中國的歷史走了太遠了，中華的文化也沉積了太久了，迎面是一個新的千年，一個新的世紀，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也該抖抖身上的塵土，盤點一下自己的包裹了，余秋雨先生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開始了他的“文化苦旅”。
余秋雨散文《文化苦旅》寫道：“沒有廢墟就無所謂昨天，沒有昨天就無所謂今天和明天。廢墟是課本，讓我們把一門地理讀成歷史;廢墟是過程，人生就是從舊的廢墟出發，走向新的廢墟。廢墟是進化的長鏈。”“沒有皺紋的祖母是可怕的，沒有白發的老者是讓人遺憾的。”
在心靈與心靈的撞擊中，發出了“還歷史以真實，還生命以過程”的呼喚。文章中沒有細節，沒有歷史人物，沒有山水勝跡，但卻充盈著閃光的智慧，蘊涵著深刻的思考。殘垣斷壁中，那優美的語言，獨特的視角，深刻的思想，就像磁石一般強烈的吸引了我。
走進廢墟，體會著歷史的滄桑，品味著文化的內涵。在敦煌，他懷著無比的熱情贊美民族代代相傳承的對美與善的藝術的追求與表達;也在夕陽西下的時候面對“道士塔”，揭開民族的傷疤，目光黯淡地心痛于近代內憂外患中民族精神的淪陷和流失。
他駐足桃花、春雨、小橋、流水的“江南小鎮”，面對“白發蘇州”愴然發問——現代的中國社會中，從那些緊閉的老房子里“應該走出什么樣的人”;我們的“文化與傳統應該怎樣的保留與傳承”才可以使“中國的文化在人格方位和地理方位上實現雙相自立。”
他告訴我們，江南小鎮的重生、歷史歸屬感的重生、民族歸屬感的重生，需要“一點真正的文化智者”，需要“一點隱潛在河邊小巷的安適的書齋”，需要“一點足以使這些小鎮產生超越時空的吸引力的藝術靈魂”。
他反省整個民族的文化。他從“一個王朝的背影”中，評論一個民族的興衰成敗、一個文化盛敗的因由。在晉商大院里，在“歷史的暗角”思索民族軟肋與民族精神的缺陷。他關心文人的命運，關心孕育這些文人的母語文化，關心我們的文化的根源，更關心我們文化的發展，并且關心著所有的文化的發展。
他為所有游離在本土文化荒漠中的人們發問：“日暮相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他比所有的人看的更遠、更真實、更深邃。
他的面前是一個繁衍、昌盛了數千年的民族的文化的沉淀，那么，就注定了余秋雨先生的這個思索將是整個民族的，整個歷史的。這個思索縱橫了五千年，必定是漫長而艱辛的。而余秋雨先生就在這樣的時代，平靜一下自己內心的情緒，整裝出發了，縱馬思想，游走于整部民族的千古春秋。
在這些思索面前，余秋雨先生也有無奈：為什么我們有這么好的文化卻忘記了去繼承?為什么我們要讓文化在那樣的“江南小鎮”里漸漸萎縮、褪色?這是余秋雨先生要問的，也是我們年輕一代人應該思考的。
也許我的民族文化就需要來一次這樣的思索，這樣我們在前進中才可以走的更遠，這樣我們的根在黃土高原里才可以扎得更深。
我們應該怎樣走出心靈的荒漠?正像余秋雨先生說的，文化才是我們的綠洲。母語教育最近搭著國家英語四、六級考試改革的車提得很響，壓抑了這么多年的母語文化終于可以緩一口氣了。
畢竟我們是從黃土高原上走下來的，畢竟一百年后，我們還是我們，英國還是英國，美國還是美國，我們的黃皮膚、黑頭發、黑眼睛將會跟隨我們這個民族，直到世界的末日。我們的根在黃土高坡上，汲取黃河的水而成長。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民族的希望，是一個民族發展的源泉。只要我們對自己的文化有深刻的感情，我們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就包含著深情;只要我們對自己的文化保持清醒，我們前進就會一往無前。只要我們的中華文明不敗，我們的民族就不會失敗。
感謝余秋雨先生，您的“文化苦旅”帶給我們很多的精神食糧。新的觀念和審美取向，在感悟人生的同時，又富于人生更高的智慧。
余秋雨先生是當今出鏡率很高的一位文化名人，也是一位飽受爭議的大眾人物。作為余先生的同鄉，我深為其儒雅的外表、博厚的知識、犀利的談吐所傾倒和折服，也為其受到的苛求和責難而忿忿不平。文人相輕，歷來如此，但作為一個敢于用生命探索文化，一個敢于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放在腳下的文化名人，他無論如何是值得尊敬的。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文化人的一種追求，余先生卻是視“行萬里路”重于“讀萬卷書”的一位苦行僧。15年來，余秋雨以長途旅行的方式實地考察世界文化，先后完成了以考察中華文明記錄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考察伊斯蘭文明記錄的《千年一嘆》以及西方文明記錄的《行者無疆》，從而完成了對人類歷史的三大文明的關注和考察。捧讀余先生的這幾本游記，始終滿懷著崇敬和虔誠，不僅是余先生的著作使我徜徉于世界文明的浩瀚海洋，領略東西文化的博大燦爛，更重要的是余先生用徐霞客式的動態學習方式顛覆了我們傳統的靜態學習方式，啟迪了我們向自然學，向實踐學，用腳步和五官去探索世界的學習取經理念。
讀萬卷書和行萬里路，都是學習的途徑和方式，本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非要分個孰輕孰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崇拜讀書者，認為“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崇拜實踐者，認為“實踐出真知”、“紙上得來總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筆者以為，在中國現行的僵化教育體制下，“行萬里路”比“讀萬卷書”更值得推崇和倡導。認真審視中國的教育學習模式，“讀萬卷書”幾乎已成為現代人獲取知識、提升能力的唯一途徑，“讀萬卷書”使大家習慣了對書本理論的膜拜和認可，卻束縛了人類原有的主動探索創新的本能，“行萬里路”可悲地弱化成為商業化的休閑和消遣。因此，在大眾的印象里，讀書就是求知，旅行就是休閑，“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成為完全割裂或對立的兩種行為。看了余秋雨先生的游記散文，并親身效仿體驗余先生的文化苦旅，欣喜地感受到了探索后的甜蜜和快樂。原來，美景需要欣賞和發現，文化需要探索和咀嚼，用腳步丈量土地，用文字記錄感受，這是一種事半功倍的學習，也是一種其樂無窮的享受。
閱書如閱景，閱景如閱書，帶著思考去閱讀風景和文化，會收獲一種全新的知識，這是耕耘的快樂、探求的快樂。
很早就想寫點東西的，在囫圇吞棗看完余秋雨老師散文集之后，但因為工作變化的原因，一直沒有時間來寫，也沒有心情靜下來寫。一晃一個月過去了。其實，現在也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來寫，只是總感覺心里有點事，這或許就是自己的一點個性。
定下的事情不做完心里總感覺有點不舒服，尤其是在這次閱讀了多篇美好的文章之后，總感覺應該留下點什么，特別是現在的生活節奏，讓自己已經很難在一段時間之內再翻起余老師的文章，只好趁著心里還有點感覺，留下幾行貽笑大方的文字。
余老師和季老一樣，都是高中時就耳熟能詳的大師，但可惜的是，我這個文科出生的人并不喜歡學習語文，唐詩宋詞興致來了還會背上幾首，而對于這些文學作品，學起來感覺真是要人命，而且最為關鍵的是學了不考，考了也考不好，所以，很少認真閱讀教材上面的文章，聽課也是是是而非。
這次機緣巧合讀到了兩位大師的散文集之后，讓人對散文又有了一點重新的認識，又有了不一樣的感覺。自己水平有限，無法寫出精湛的體會，只能由著自己的感覺信馬由韁。
正如前段時間寫過一篇關于讀季老散文集有感的文章一樣，季老從自己工作生活的點滴入手，潤物無聲，讓人體會到生活的一種自然美，讓人感覺有一種返樸歸真、悠然自得的嫻靜，人生就如同一幅淡淡的山水畫;余老師的這本散文集，則從宏觀著眼，縱橫捭闔，以一個文學家獨有的眼光來看待歷史。
將許多鮮活的歷史事件通俗易懂的展現在讀者面前，讓人在冥冥當中感受到幾分滄桑和震撼，感受到不一樣的厚重和深沉。想到這里，又想起許多當前關于余老師的種種消息，正面的、反面的都有，但人人亦云，智者見智，仁者見仁。
現在感覺起來，讀完這本散文集，對于我這樣一個非常喜歡歷史的人來說，讓人對現實中的余老師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至少對歷史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雖然這些文章只是余老師文學作品中的滄海一粟，但從讀的這本散文集里面每一篇文章都讓人從中讀到不一樣的東西。
讓人思維開闊到一個全新的高度，如同是在欣賞文學作品的同時，從一個新的角度來品味已經塵封的歷史，就如《一個王朝的背影》、《蘇東坡突圍》、《風雨天一閣》、《抱愧山西》、《上海人》等每一篇文章一樣，都呈現了一段不一樣的歷史。
讀秋雨的書，如同讀著一本厚厚的歷史，更加有萬象的人生世態和豐富的風土人情。
秋雨的心是年輕的，卻又是遲暮的。有著兒童的天真，有著老人的睿智，因而有了天真的向往新奇的心，有了發自內心的對歷史的感悟。所以他的人生是美麗的。正如他在散文集的序文中所寫的那樣他應該是一個“天使般的'老人”即使他年老了，也會有一顆年輕的心的。
秋雨對夢想的初衷，對歷史的感悟。更是因為他對人類歷史的重視。他追尋的心是滄桑的，他對待敦煌文明遭受蹂躪的過去不再如別人所云的那樣，將罪過歸咎于一盡全力保護但卻無力回天的王道士。歷史的失落是有她既定的命運也有歷史的更深層的本質的。歷史的源遠流長也正是因為它有令人悲痛的過去。
第一次接觸余秋雨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是被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蘊所折服，他的思牽千載，行云流水的記錄，對歷史、對文化滲透著的領悟力，也是使余秋雨在中國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
而后接觸到他的另幾本著作，如談史談鑒的《山居筆記》、闡述立身處世的《霜冷長河》、《行者無疆》，以及對比幾大文明的《千年一嘆》，還有類似回憶類的封筆之作《舍我一生》。讀完后，總想寫點什么，卻一直未敢動筆，只怕自己的看法大為浮淺，甚至落入俗套，而今下定決心來淺談一下余秋雨散文的寫作風格問題，對于我們的寫作也有許多的借鑒意義。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終貫穿著一條鮮明的主線，那就是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追溯，思考和反問，與其他一些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著幾絲靈性與活潑，盡管表達的內容是濃重的。
余利用他淵博的歷史知識，豐厚的文化功底，將歷史與文化契合，將歷史寫活、展現，引起我們反思、追問，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的作品已滲透了文人的憂患意識和良知，這點也是最重要的。典雅、靈動如詩般的語言。
余對語言有一種超強的領悟力和駕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種情理交融的雅致語言，并且“語言在抒情中融著歷史理性，在歷史敘述中也透露著生命哲理”。
他選擇恰當的、富有詩意、表現力的語言加以表達，這些語言具有詩的美感，從而把復雜深刻的歷史思想和文化說的深入淺出，平易近人，可讀性非常強。同時他還綜合運用對偶、排比、比喻等修辭手法，大段的排比，對偶增強了語言表達的力度，構成了一種語言的氣勢，使語言不矯揉造作，裝腔作勢，平淡無味，而富有了張力，富有了文采。
余秋雨作為當代著名學者、散文家，站穩了大眾輿論的中心位置。關于他的話題則紛繁蕪雜，像《行者無疆》等西方列國游記的出版，北大學者余杰《余秋雨，你為什么不懺悔》直面余秋雨的文經歷，頻頻在中央臺的綜藝節目中出鏡、點評以及幾起問題官司等等。余秋雨儼然成了明星，而他的散文則被稱為“文化口紅”。盡管此種種，我們也絲毫不能否定余秋雨和《文化苦旅》所帶來的社會和文化影響。“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個世界的生僻角落，變成人人心中的故鄉。”他的散文被稱為歷史散文或文化散文，暢銷不衰，歷久彌新。這些散文，極易與國人心中的某些東西產生共鳴，從而引導人們去關注中國歷史、文化和中華文明，并試圖點燃每個人心中或多或少的文化火種，試圖對國民的生存和文化狀態有所改觀。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說余秋雨的散文是他思考的終點，卻又是大眾思想前進的起點，在終點和起點之間形成接力，轉移于無形之中，影響逐漸擴大。
有對現存的歷史遺跡和文化狀況的考察，感悟歷史、感悟文明。余秋雨在《文化苦旅》自序中說，“我發現自己特別想去的地方,總是古代文化與文人留下較深腳印的所在,說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種“人文山水”。這是中國歷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對我的長期熏染造成的。”比如已被收入中學語文課本的《都江堰》。都江堰，它的規模從表面看遠不如長城宏大，卻注定要穩穩當當的造福千年。長城的社會功能早已廢弛，而它至今還在為無數民眾輸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才有諸葛亮、劉備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陸游的川行華章。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華民族。有對蒙昧、野蠻、文明進程的深層剖析和思索。道士塔，一座小小的塔，卻包含著王道士的愚昧無知、包含著斯坦因他們的野蠻搶掠，包含著敦煌莫高窟的燦爛文明。作者無盡的傷悲，都凝成那三個字：“我好恨”!現在，雖然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也在中國，卻，我們應該從中得到更多的思考。
有對故鄉、家園的愛戀和探尋。故鄉的一草一木和固守的人們，在作者筆下都熠熠生輝，飽含著作者濃重的家園情結。而“就連故鄉，也是祖先流浪長途中的一個留駐點??”，又是作者對于故鄉在哲學意味上的思考。
余秋雨散文心得（優秀15篇）篇二
在這個劇烈變化的時代，余秋雨做出的努力是令人贊賞的。在我的記憶里，余文首先在上海的《收獲》雜志連載，而后被不斷地出版、轉載、報導，成為中國各大城市的重要暢銷圖書，甚至出現在幾乎所有的中文網站和雜志上，與魯迅和林語堂的作品一道成為現代散文的經典之作。
一時間，大有不讀余文，羞談文學之風。果真是這樣嗎?讓我們以他的《文化苦旅》為例，看看歷史和文學在這里是怎樣結構在一起的。
在《文化苦旅》中，我們可以透徹的看到作者采用的話語策略，那就是透著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的傳統“愛國主義”(也即“民族主義”，這正是該書發行時面臨的一種流行思潮)，而后在這引導下進入深度操作的層面。
第一篇“道士塔”是一個奠定民族主義基調的重要篇章，它確立了整部書的話語(價值)姿態：王道士以他無知和貪婪出賣了中華文化的瑰寶“敦煌石窟藝術”珍品。
這種道德化的母題和“故事”完全符合大眾的“民族主義”走向。不僅如此，作者還使用了一些煽情主義話語記號來強化這種戲劇性的效果，如“傷口”、“滴血”、“下跪”、“懇求”乃至“哭泣”，所有這些意象或獨白都展示了一種露骨的煽情技巧。盡管它從文學技巧上看相當笨拙，但在中國的讀者市場卻是雙重有效的，即點燃了讀者的歷史怒氣，又使之產生了對作品乃至作者的無限鐘愛，這樣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余文成功的運用歷史隨筆與情感化的敘述方式，引發了大眾的閱讀回響。盡管人們并未從這些歷史詮釋中獲得新的概念，但封存在歷史中的傳統價值和現代生活的斷裂，獲得了某種修復，舊式文人的理想、趣味和面容遭到了大眾之手的親切撫摸。那么，在當時所謂“建構大中華文化圈”的大漢民族主義思潮中，余文受到大陸、臺灣乃至世界各地華人知識分子讀者的響應和鼓掌，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但是余文在市場化的包裝上存在著“媚俗”過火的問題。它太過矯情。再以“王道士”一文為例，由于愛“寶”心切，作者竟打算給道士“下跪”，而為了敦煌經卷的一次虧本的“出口貿易”，作者想為此“大哭一場”。這種行文上的肆意煽情，主要源于，他一方面沉浸在老式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之中，一方面則試圖向大眾或市場尋求最大限度的認可，這兩者最終發生了統一。沒有任何一種統一比這一種看起來更為古怪。
與詩歌相比，中國散文在其歷史進程中始終扮演了一個可悲的角色，散文是詩歌與小說的話語殘渣，堆積在文學史的邊緣，成為每個時代主流話語的底襯。長期以來，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筆觸為基本特征的“小散文”，盡管獲得了城市市民的熱烈掌聲，其局限卻是不言而喻的。對于一個充滿著闊大意象的中國文化而言，它只能是一種日用文化綴品。這就為所謂“大散文”誕生提供了一個有力的理由：散文需要長“大”，需要更為“大氣”的構架和運作。
在我看來，余進入歷史和政治話語領域是一個錯誤。他旅行于一個他完全不能駕馭的領域，并陷入了闊大的迷津，而更令人擔憂的是，余文依托的那些陳舊的話語體制，正在這個大變革的時代里緩慢地崩潰。
我們應該注意到，所有出現在這些懷舊書頁中的言說都是一種挽歌，哀悼著所有正在隨風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傳統。余文并未讓歷史向我們開放并成為我們的，恰恰相反，它顯示了一個舊式文人的普通特征：屈從于陳舊的歷史闡述和歷史語法，同時又沉醉在一些細小的話語改造之中，而這樣的文本無疑無法成為新散文的方向。
余秋雨散文心得（優秀15篇）篇三
莫高窟門外，有一條河。過河有一片空地，高高低低建著幾座僧人圓寂塔。塔呈圓形，狀近葫蘆，外敷白色。我去時，有幾座已經坍弛，還沒有修復。只見塔心是一個木樁，塔身全是黃土，壘在青磚基座上。夕陽西下，朔風凜列，整的塔群十分凄涼。
有一座塔，顯得比較完整，大概是修建年代比較近吧?好在塔身有碑，移步一讀，猛然一驚，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個王圓箓!
再小的個子，也能給沙漠留下長長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讓歷史吐出重重的嘆息。王圓箓既是小個子，又是小人物。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到處可以見到的一個中國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農民，在甘肅當過兵，后來為了謀生做了道士。幾經轉折，當了敦煌莫高窟的家。
莫高窟以佛教文化為主，怎么會讓一個道士來當家?中國的民間信仰本來就是羼雜互溶的，王圓箓幾乎是個文盲，對道教并不專精，對佛教也不抵拒，卻會主持宗教儀式，又會化緣募款，由他來管管這一片冷窟荒廟，也算正常。
但是，世間很多看起來很正常的現象常常掩蓋著一個可怕的黑洞。莫高窟的驚人蘊藏，使王圓箓這個守護者與守護對象之間產生了文化等級上的巨大的落差。這個落差，就是黑洞。
我曾讀到潘絜茲先生和其他敦煌學專家寫的一些書，其中記述了王道士的日常生活。他經常出去化緣，得到一些錢后，就找來一些很不高明的當地工匠，先用草刷蘸上石灰把精美的古代壁畫刷白，再掄起鐵錘把塑像打毀，用泥巴堆起的靈官之類，因為他是道士。但他又想到這里畢竟是佛教場所，于是再讓那些工匠用石灰把下寺的墻壁刷白，繪上唐代玄奘到西天取經的故事。他四處打量，覺得一個個洞窟太憋氣了，便要工匠們把它們打通，大片的壁畫很快灰飛煙滅成了走道。做完這些事，他又去化緣，準備繼續刷，繼續砸，繼續堆，繼續畫。
這些記述的語氣都很平靜，但我每次讀到，腦海里也總像被刷了石灰一般，一片慘白。我幾乎不會言動，眼前一直晃動著那些草刷和鐵鍾。
“住手!”我在心底呼喊，只見王道士轉過臉來，滿眼困惑不解。我甚至想低聲下氣地懇求他：“請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腦中依然一片慘白。
二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從一個姓楊的幫工那里得知，一處洞窟的墻壁里面好像是空的，里邊可能還隱藏著一個洞穴。兩人挖開一看，嗬，果然一個滿滿實實的藏經洞!
王道士完全不明白，此刻，他打開了一扇轟動世界的門戶。一門永久性的學問，將靠著這個洞穴建立。無數才華橫溢的學者，將為這個洞穴耗盡終生。因此，從這一天開始，他的實際地位已經直竄而上，比世界上那些著名的遺跡博物館館長還高。但是，他不知道，他不可能知道。
他隨手拿了幾個經卷到知縣那里鑒定，知縣又拿給其他官員看。官員中有些人知道一點輕重，建議運到省城，卻又心疼運費，便要求原地封存。在這個過程中，消息已經傳開，有些經卷已經流出，引起了在新疆的一些外國人士的注意。
當時，英國、德國、法國、俄國等列強，正在中國的西北地區進行著一場考古探險的大拼搏。這個態勢，與它們瓜分整個中國的企圖緊緊相連。因此，我們應該稍稍離開莫高窟一會兒，看一看全局。
就在王道士發現藏經洞的幾天之前，在北京，英、德、法、俄、美等外交使團又一次集體向清朝的政府遞交照會，要求嚴懲義和團。恰恰在王道士發現藏經洞的當天，列強決定聯合出兵。這就是后來攻陷北京，迫使朝廷外逃，最終又迫使中國賠償四億五千萬兩白銀，也就是每個中國人都要賠償一兩白銀的“八國聯軍”。
時間，怎么會這么巧呢?
好像是，北京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里一作出進攻中國的決定，立即刺痛了一個龐大機體的神經系統，西北沙漠中一個洞穴的門剎時打開了。
更巧的是，僅僅在幾個月前，甲骨文也被發現了。
我想，藏經洞與甲骨文一樣，最能體現了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必須猛然出現在這個民族幾乎完全失去自信的時刻。
即使是巧合，也是一種偉大的巧合。
遺憾的是，中國學者不能像解讀甲骨文一樣解讀藏經洞了，因為那里的經卷的所有權，已經被悄悄地轉移。
三
產生這個結果，是因為莫高窟里三個男人的見面。
第一個就是主人王圓箓，不多說了。
第二個是匈牙利人斯坦因，剛加入英國籍不久，此刻受印度zheng府和大英博物館指派，到中國的西北地區考古。他博學、刻苦、機敏、能干，在考古專業水準上堪稱世界一流，卻又具有一個殖民主義者的文化傲慢。他精通七、八種語言，卻不懂中文，因此引出了第三個人，翻譯蔣孝琬。
蔣孝琬長得清瘦文弱，湖南湘陰人。這個人是中國十九世紀后期出現的“買辦”群體中的一個。這個群體在溝通兩種文明的過程中常常備受心靈煎熬，又兩面不討好。我一直建議藝術家們在表現中國近代題材的時候不要放過了這種橋梁式的悲劇性典范。但是，蔣孝琬好像是這個群體中的異類。他幾乎沒有任何心靈煎熬。
斯坦因到達新疆喀什時，發現聚集在那里的外國考古學家們有一個共識，就是千萬不要與中國學者合作。理由是，中國學者一到關鍵時刻，例如在關及文物所有權的當口上，總會在心底產生“華夷之防”的敏感，給外國人帶來種種阻礙。但是，蔣孝琬完全不是這樣，那些外國人告訴斯坦因：“你只要帶上了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
事實果然如此。從喀什到敦煌的漫長路途上，蔣孝琬一直在給斯坦因講述中國官場和中國民間的行事方式，使斯坦因覺得比再讀幾個學位更重要。到了莫高窟，所有聯絡、刺探、勸說王圓箓的事，都是蔣孝琬在做。
王圓箓從一開始就對斯坦因抱著一種警惕、躲閃、拒絕的態度。蔣孝琬蒙騙他說，斯坦因從印度過來，是要把當年玄奘取來的經送回原處去，為此還愿意付一些錢。王圓箓像很多中國平民一樣，對《西游記》里的西天取經故事既熟悉又崇拜，聽蔣孝琬繪聲繪色地一說，又看到斯坦因神情莊嚴地一次次焚香拜佛，竟然心有所動。因此，當蔣孝琬提出要先“借”幾個“樣本”看看，王圓篆雖然遲疑、含糊了很久，終于還是塞給他幾個經卷。
于是，又是蔣孝琬，連夜挑燈研讀那個幾經卷。他發現，那正巧是玄奘取來的經卷的譯本。這幾個經卷，明明是王圓箓隨手取的，居然果真與玄奘有關，王圓箓激動地看著自己的手指，似乎聽到了佛的旨意。洞穴的門，向斯坦因打開了。
當然，此后在經卷堆里逐頁翻閱選擇的，也是蔣孝琬，因為斯坦因本人不懂中文。
蔣孝琬在那些日日夜夜所做的事，也可以說成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破讀，因為這畢竟是千年文物與能夠讀懂的人的第一次隆重相遇。而且，事實證明，蔣孝琬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廣博的知識、不淺的根底。
那些寒冷的沙漠之夜，斯坦因和王圓箓都睡了，只有他在忙著。睡著的兩方都不懂得這一堆堆紙頁上的內容，只有他懂得，由他作出取舍裁斷。
就這樣，一場天下最不公平的“買賣”開始了。斯坦因用極少的錢，換取了中華文明長達好幾個世紀的大量文物。而且由此形成慣例，其他列強的冒險家們也紛紛踏來，滿載而去。
有一天王圓箓覺得斯坦因實在要得太多了，就把部分挑出的文物又搬回到藏經洞。斯坦因要蔣孝琬去談判，用四十塊馬蹄銀換回那些文物。蔣孝琬談判的結果，居然只花了四塊就解決了問題。斯坦因立即贊揚他，這是又一場中英外交談判的勝利。
由此我想，那些日子，莫高窟里的三個男人，我們還應該多看幾眼。前面兩個一直遭世人非議，而最后一個總是被輕輕放過。
比蔣孝琬更讓我吃驚的是，近年來中國文化界有一些評論者一再宣稱，斯坦因以考古學家的身份取走敦煌藏經洞的文物并沒有錯，是正大光明的事業，而像我這樣耿耿于懷，卻是“狹隘的民族主義”。
是“正大光明”嗎?請看斯坦因自己的回憶：
深夜我聽到了細微的腳步聲，那是蔣在偵察，看是否有人在我的帳篷周圍出現。一會兒他扛了一個大包回來，那里裝有我今天白天挑出的一切東西。王道士鼓足勇氣同意了我的請求，但條件很嚴格，除了我們三個外，不得讓任何人得知這筆交易，哪怕是絲毫暗示。
從這種神態動作，你還看不出他們在做什么嗎?
四
斯坦因終于取得了九千多個經卷，五百多幅繪畫，打包裝箱就整整花了七天時間。最后打成了二十九個大木箱，原先帶來的那些駱駝和馬匹不夠用了，又雇來了五輛大車，每輛都栓上三匹馬來拉。
斯坦因向他招過手，抬起頭來看看天色。
一位年輕詩人寫道，斯坦因看到的，是凄艷的晚霞。那里，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流血。
我又想到了另一位年輕詩人的詩，他叫李曉樺，是寫給下令火燒圓明園的額爾金勛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沒早生一個世紀。
使我能與你對視著站立在。
陰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曠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過去的劍。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戰馬。
遠遠離開遮天的帥旗。
離開如云的戰陣。
決勝負于城下。
我可以不帶劍，甚至也不騎馬，只是伸出雙手做出阻攔的動作，站在沙漠中間，站在他們車隊的正對面。
滿臉堆笑地走上前來的，一定是蔣孝琬。我扭頭不理他，只是直視著斯坦因，要與他辯論。
我相信，也會有一種可能，盡管機率微乎其微，我的激|情和邏輯終于壓倒了斯坦因，于是車隊果真被我攔了下來。
那么，接下來該怎么辦呢?當然應該送繳京城。但當時，藏經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送京的嗎?其情景是，沒有木箱，只用席子捆扎，沿途官員縉紳伸手進去就取走一把，有些官員還把大車趕進自己的院子里細挑精選，擇優盜取，怕到京后點數不符，便把長卷撕成幾個短卷來湊數搪塞。
那么，不如叫住斯坦因，還是讓他拉到倫敦的博物館里去吧。但我當然不會這么做。我知道斯坦因看出了我的難處，一次次回頭看我。
我假裝沒有看見，只用眼角默送他和蔣孝琬慢慢遠去，終于消失在黛褐色的山丘后面。然后，我再回過身來。
長長一排車隊，全都停在蒼茫夜色里，由我掌管。但是，明天該去何方?
這里也難，那里也難，我左思右想，最后只能跪倒在沙漠里，大哭一場。
哭聲，像一匹受傷的狼在黑夜里嚎叫。本文來自織夢。
五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八十二歲的斯坦因在阿富汗的喀布爾去世。
這是中國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日子。中國，又一次在生死關頭被他人認知，也被自己認知。
第二天，也就是斯坦因去世的那一天，倫敦舉行“中國日”活動。博物館里的敦煌文物，又一次引起熱烈關注。
在斯坦因去世的同一天，中國歷史學會在重慶成立。
我知道處于彌留之際的斯坦因不可能聽到這兩個消息。
有一件小事讓我略感奇怪，那就是斯坦因的墓碑銘文：
馬克·奧里爾·斯坦因。
印度考古調查局成員。
學者，探險家兼作家。
通過極為困難的印度、中國新疆、波斯、伊拉克之行，擴展了知識領域。
他平生帶給西方世界最大的轟動是敦煌藏經洞，為什么在墓碑銘文里故意回避了，只提“中國新疆”?敦煌并不在新疆，而是在甘肅。
我約略知道此間原因。那就是，他在莫高窟的所作所為，已經受到文明世界越來越嚴厲的譴責。
他被安葬在喀布爾郊區的一個外國基督教徒公墓里，但他的靈魂又怎么能安定下來?直到今天，這里還備受著貧困、戰亂和宗教極端主義的包圍。而且，蔓延四周的宗教極端主義，正好與他信奉的宗教完全對立。小小的墓園，是那樣孤獨、荒涼和脆弱。
我想，他的靈魂最渴望的，是找一個黃昏，一個與他趕著車隊離開時一樣的黃昏，再潛回敦煌去看看。
如果真有這么一個黃昏，那么，他見了那座道士塔，會與王圓箓說什么呢?
我想，王圓箓不會向他抱怨什么，卻會在他面前稍稍顯得有點趾高氣揚。因為道士塔前，天天游人如潮，雖然誰也沒有投來過尊重的目光;而斯坦因的墓地前，永遠闃寂無人。
至于另一個男人，那個蔣孝琬的墳墓在哪里，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有知道的朋友，能告訴我嗎?
余秋雨散文心得（優秀15篇）篇四
在我看來，余進入汗青和政治話語規模是一個錯誤。他觀光于一個他完全不能駕御的規模，并陷入了闊大的迷津，而更令人擔心的是，余文依托的那些陳舊的話語體制，正在這個大厘革的時代里遲鈍地瓦解。我們應該留意到，所有呈此刻這些懷舊書頁中的言說都是一種挽歌，哀傷著所有正在隨風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傳統。余文并未讓汗青向我們開放并成為我們的，恰恰相反，它顯示了一個舊式文人的普通特征：屈從于陳舊的汗青敘述和汗青語法，同時又沉浸在一些細小的話語改革之中，而這樣的文本無疑無法成為新散文的偏向。
與詩歌對比，中國散文在其汗青歷程中始終飾演了一個可悲的腳色，散文是詩歌與小說的話語殘渣，會萃在文學史的邊沿，成為每個時代主流話語的底襯。恒久以來，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筆觸為根基特征的“小散文”，盡量得到了都市市民的熱烈掌聲，其范圍卻是不問可知的。對付一個布滿著闊大意象的中國文化而言，它只能是一種日用文化綴品。這就為所謂“大散文”降生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來由：散文需要長“大”，需要更為“大氣”的構架和運作。
初次打仗余秋雨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讀完，深深被作者深厚的文化秘聞折服，他思接千載，天馬行空的遐想，對汗青、對文化滲透著的貫通力，也使余秋雨在中國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爾后打仗到他的另幾本著作，談史談鑒的《山居條記》、敘述立品處世的《霜冷長河》、《行者無疆》，以及比擬幾大文明的《千年一嘆》，尚有雷同回想類的封筆之作《舍我一生》。讀完后，總想寫點什么，而一直未敢動筆，只怕本身的觀點太菲薄，甚至落入俗套。在上節課談到寫作氣勢氣魄問題，于是照舊想起了余秋雨，也參考了諸多對余秋雨寫作氣勢氣魄的評論，也略加本身的一點淺見。淺談一下余秋雨散文的寫作氣勢氣魄問題，對付我們的寫作也有許多的警惕意義。
他選擇得當的、富有詩意、表示力的語言加以表達，這些語言具有詩的美感，從而把巨大深刻的汗青思想和文化說的深入淺出，平易近人，可讀性很強。
余秋雨散文心得（優秀15篇）篇五
中國古代，一為文人，便無足觀。
文官之顯赫，在官場而不在文，他們作為文人的一面，在官場也是無足觀的。
但是事情又很怪異，當峨冠博帶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桿竹管筆偶爾涂劃的詩文，竟能鐫刻山河，雕鏤人心，永不漫游。
我曾有緣，在黃昏的江船上仰望過白帝城，頂著濃冽的秋霜登臨過黃鶴樓，還在一個冬夜摸到了寒山寺。
我的周圍，人頭濟濟，差不多絕大多數人的心頭，都回蕩著那幾首不必引述的詩。
人們來尋景，更來尋詩。
這些詩，他們在孩提時代就能背誦。
孩子們的想象，誠懇而逼真。
因此，這些城，這些樓，這些寺，早在心頭自行搭建。
待到年長，當他們剛剛意識到有足夠腳力的時候，也就給自己負上了一筆沉重的宿債，焦渴地企盼著對詩境實地的踏訪。
為童年，為歷史，為許多無法言傳的原因。
有時候，這種焦渴，簡直就像對失落的故鄉的尋找，對離散的親人的查訪。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個世界的生僻角落，變成人人心中的故鄉。
他們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著什么法術呢?
今天，我沖著王維的那首《渭城曲》，去尋陽關了。
出發前曾在下榻的縣城向老者打聽，回答是：“路又遠，也沒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
老者抬頭看天，又說：“這雪一時下不停，別去受這個苦了。
我向他鞠了一躬，轉身鉆進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縣城，便是沙漠。
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沒有，連一個皺折也找不到。
在別地趕路，總要每一段為自己找一個目標，盯著一棵樹，趕過去，然后再盯著一塊石頭，趕過去。
在這里，睜疼了眼也看不見一個目標，哪怕是一片枯葉，一個黑點。
于是，只好抬起頭來看天。
從未見過這樣完整的天，一點兒也沒有被吞食，邊沿全是挺展展的，緊扎扎地把大地罩了個嚴實。
有這樣的地，天才叫天。
有這樣的天，地才叫地。
在這樣的天地中獨個兒行走，侏儒也變成了巨人。
在這樣的天地中獨個兒行走，巨人也變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風也停了，陽光很好。
沒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這樣快，才片刻，地上已見斑斑沙底，卻不見濕痕。
天邊漸漸飄出幾縷煙跡，并不動，卻在加深，疑惑半晌，才發現，那是剛剛化雪的山脊。
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種令人驚駭的鋪陳，只可能有一種理解：那全是遠年的墳堆。
這里離縣城已經很遠，不大會成為城里人的喪葬之地。
這些墳堆被風雪所蝕，因年歲而坍，枯瘦蕭條，顯然從未有人祭掃。
它們為什么會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種理解：這里是古戰場。
我在望不到邊際的墳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現出艾略特的《荒原》。
這里正是中華歷史的荒原：如雨的馬蹄，如雷的吶喊，如注的熱血。
中原慈母的白發，江南春閨的遙望，湖湘稚兒的夜哭。
故鄉柳蔭下的訣別，將軍圓睜的怒目，獵獵于朔風中的軍旗。
隨著一陣煙塵，又一陣煙塵，都飄散遠去。
我相信，死者臨亡時都是面向朔北敵陣的;我相信，他們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過頭來，給熟悉的土地投注一個目光。
于是，他們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沒有換來史官們的半行墨跡?史官們把卷帙一片片翻過，于是，這塊土地也有了一層層的沉埋。
堆積如山的二十五史，寫在這個荒原上的篇頁還算是比較光彩的，因為這兒畢竟是歷代王國的邊遠地帶，長久擔負著保衛華夏疆域的使命。
所以，這些沙堆還站立得較為自在，這些篇頁也還能嘩嘩作響。
就像于寒單調的.土地一樣，出現在西北邊陲的歷史命題也比較單純。
在中原內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復、花草掩蔭，歲月的迷宮會讓最清醒的頭腦脹得發昏，晨鐘暮鼓的音響總是那樣的詭秘和乖戾。
那兒，沒有這么大大咧咧鋪張開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發悶，無數不知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憤懊喪地深潛地底。
不像這兒，能夠袒露出一帙風干的青史，讓我用20世紀的腳步去匆匆撫摩。
遠處已有樹影。
急步趕去，樹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
登上一個坡，猛一抬頭，看見不遠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憑直覺確信，這便是陽關了。
樹愈來意多，開始有房舍出現。
這是對的，重要關隘所在，屯扎兵馬之地，不能沒有這一些。
轉幾個彎，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處尋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陽關古址”四字。
這是一個俯瞰四野的制高點。
西北風浩蕩萬里，直撲面來，踉蹌幾步，方才站住。
腳是站住了，卻分明聽到自己牙齒打戰的聲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凍紅了的。
呵一口熱氣到手掌，捂住雙耳用力蹦跳幾下，才定下心來睜眼。
這兒的雪沒有化，當然不會化。
所謂古址，已經沒有什么故跡，只有近處的烽火臺還在，這就是剛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
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見一層層泥沙，一層層葦草，葦草飄揚出來，在千年之后的寒
余秋雨散文心得（優秀15篇）篇六
總之，我深深地受到了傳染，也許是被余先生的那種艱深、也許是被中漢文化的博大精力、也許是被現代文明社會中的野蠻現象、也許是被浩瀚先賢們的伶俐才華、也許是被能詮釋臉色的平淡無奇的文字、也許是被本身心田真正的感悟、也許。
我會繼承看，并且會看更多雷同的、能漣漪我心海的文字。
看到了“文化苦旅”，個中的篇章或許都是余先生游歷過一些奇跡后的臉色記錄吧。每讀一篇，總能等閑地想象他在游歷時的巨大臉色和游玩之后追念的沉靜和清澈。
在這個猛烈變革的時代，余秋雨做出的盡力是令人贊賞的。在我的影象里，新美文網，余文首先在上海的《收獲》雜志連載，爾后被不絕地出書、轉載、報導，成為中國各多半會的重要脫銷圖書，甚至呈此刻險些所有的中文網站和雜志上，與魯迅和林語堂的作品一道成為現代散文的經典之作。一時間，大有不讀余文，羞談文學之風。果然是這樣嗎?讓我們以他的《文化苦旅》為例，看看汗青和文學在這里是奈何布局在一起的。
第一篇“羽士塔”是一個奠基民族主義基調的重要篇章，它確立了整部書的話語(代價)姿態：王羽士以他蒙昧和貪婪出賣了中漢文化的寶貝“敦煌石窟藝術”珍品。這種道德化的母題和“故事”完全切合公共的“民族主義”走向。不只如此，作者還利用了一些煽情主義話語暗號來強化這種戲劇性的結果，如“傷口”、“滴血”、“下跪”、“哀求”以致“抽泣”，所有這些意象或獨白都展示了一種露骨的煽情能力。盡量它從文學能力上看相當鳩拙，但在中國的讀者市場卻是雙重有效的，即點燃了讀者的汗青怒火，又使之發生了對作品以致作者的無限鐘愛，這樣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品讀余秋雨的汗青散文，蔚然成了連年來中國小資的時髦民俗，并帶出了文壇一陣風潮。汗青操作文學得到“瑰麗外觀”，而文學操作汗青得到了“精力深度”。由此帶來的文化狂喜，可以從他散文集的刊行量上獲得證實。
可是余文在市場化的包裝上存在著“媚俗”偏激的問題。它過分矯情。再以“王羽士”一文為例，由于愛“寶”心切，作者竟規劃給羽士“下跪”，而為了敦煌經卷的一次賠本的“出口商業”，作者想為此“大哭一場”。這種行文上的肆意煽情，主要源于，他一方面陶醉在老式常識分子的憂患意識之中，一方面則試圖向公共或市場尋求最大限度的承認，這兩者最終產生了統一。沒有任何一種統一比這一種看起來更為離奇。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終貫串戴一條光鮮的主線，那就是對中國汗青、中國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問，與其他一些所謂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著幾絲靈性與生動，盡量表達的內容是濃郁的。余操作他淵博的汗青常識，豐盛的文化功底，將汗青與文化契合，將汗青寫活、揭示，引起我們反思、追問，作為一個常識分子，他的作品已滲透了文人的憂患意識和知己，這點也許是最重要的。
典雅、靈動如詩般的語言。余對語言有一種超強的貫通力和駕御本領，他的散文追求一種情理融會的高雅語言，而且“語言在抒情中融著汗青理性，在汗青論述中也透露著生命哲理”。
掀開借來的書，發明印刷很是的粗拙，并且尚有錯別字，這印證了同事事先聲明的盜版之說，也同時讓我萌生了到對余先生的一絲歉意。掀開目次，瞥見了廣受贊譽的“文化苦旅”的章節，即刻以為很是親切。最開始看的是集為“文明的碎片”的訪談錄，個中的文字與在央視看到的現場點評很是相似，看著它就像在凝聽余先生的教訓一般。余先生的答復凡是長短常真誠而實在的，在此之上，又不缺乏超脫，他像長短常的相識中漢文明和世界文明的來龍去脈已往此刻，他凡是是能從差異的人和心態的角度去充實地敘述一件工作一個現象一種臉色的原本臉孔。看著看著，我開始嘆息文字所能詮釋的范疇了，也許是因為我太相信“許多對象只可領悟不行言傳”這句話以至于不習慣于用文字表達思維和臉色了吧!余先生在簡捷的字里行間把一些泛泛我認為的確無法表達出來的感悟展示得極盡描述。這又使得我開始提醒本身應該從頭審視對文學作品的立場了(因為我之前很少涉足文學作品)。
在我看來，余進入汗青和政治話語規模是一個錯誤。他觀光于一個他完全不能駕御的規模，并陷入了闊大的迷津，而更令人擔心的是，余文依托的那些陳舊的話語體制，正在這個大厘革的時代里遲鈍地瓦解。我們應該留意到，所有呈此刻這些懷舊書頁中的言說都是一種挽歌，哀傷著所有正在隨風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傳統。余文并未讓汗青向我們開放并成為我們的，恰恰相反，它顯示了一個舊式文人的普通特征：屈從于陳舊的汗青敘述和汗青語法，同時又沉浸在一些細小的話語改革之中，而這樣的文本無疑無法成為新散文的偏向。
與詩歌對比，中國散文在其汗青歷程中始終飾演了一個可悲的腳色，散文是詩歌與小說的話語殘渣，會萃在文學史的邊沿，成為每個時代主流話語的底襯。恒久以來，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筆觸為根基特征的“小散文”，盡量得到了都市市民的熱烈掌聲，其范圍卻是不問可知的。對付一個布滿著闊大意象的中國文化而言，它只能是一種日用文化綴品。這就為所謂“大散文”降生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來由：散文需要長“大”，需要更為“大氣”的構架和運作。
初次打仗余秋雨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讀完，深深被作者深厚的文化秘聞折服，他思接千載，天馬行空的遐想，對汗青、對文化滲透著的貫通力，也使余秋雨在中國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爾后打仗到他的另幾本著作，談史談鑒的《山居條記》、敘述立品處世的《霜冷長河》、《行者無疆》，以及比擬幾大文明的《千年一嘆》，尚有雷同回想類的封筆之作《舍我一生》。讀完后，總想寫點什么，而一直未敢動筆，只怕本身的觀點太菲薄，甚至落入俗套。在上節課談到寫作氣勢氣魄問題，于是照舊想起了余秋雨，也參考了諸多對余秋雨寫作氣勢氣魄的評論，也略加本身的一點淺見。淺談一下余秋雨散文的寫作氣勢氣魄問題，對付我們的寫作也有許多的警惕意義。
他選擇得當的、富有詩意、表示力的語言加以表達，這些語言具有詩的美感，從而把巨大深刻的汗青思想和文化說的深入淺出，平易近人，可讀性很強。
余秋雨散文心得（優秀15篇）篇七
寫完《柳侯祠》，南去20里，去看白蓮洞。
先我30余年，兩位古人類學家到這里作野外考察。
他們拿著小耙東掘掘、西挖挖。
突然，他們的手停住了，在長時間的靜默中，3萬年光陰悄悄回歸，人們終于知道，這個普通的溶洞，曾孕育過遠古人類的一個重要系脈。
今天，至少亞洲的許多人類學家都在研究他們的種族與“白蓮洞人”的血緣關系。
更浪漫的學者甚至把聯系的長線拉上了南美洲的地圖。
在我看來，諸般學問中，要數考古學最有詩意。
難怪不少中外大詩人兼通此道。
白蓮洞要末不進，進去便是半個詩人。
我走進洞口。
不知是哪一天，哪一個部落，也偶然走進了洞口。
一聲長嘯，一片歡騰。
他們驚懼地打量過洞內黑森森的深處，野獸的鳴叫隱隱傳出。
他們疑慮地仰望過洞頂的鐘乳石，不知它們會帶來什么災禍。
但是，不管了，握起尖利的石塊朝前走，這里是該我們的家。
洞內的猛獸早已成群結隊，與人類爭奪這個天地。
一場惡斗，一片死寂。
一個部落被吞沒了，什么也沒有留下。
又不知過了多少年月，又一個部落發現了這個洞穴，仍然是一場惡斗，一片死寂。
終于，有一次，在血肉堆中第一個晃晃悠悠站起來的，是人而不是獸。
人類，就此完成了一次占有。
我跌跌撞撞往里走。
有聲響了。
頭頂有“吱吱”的叫聲，那是蝙蝠，盤旋在洞頂;腳下有“喇喇”的水聲，那是盲魚，竄游在伏流。
洞里太黑，它們都失去了眼睛，瞎撞了多少萬年。
洞邊有火坑遺跡，人在這里點燃了火炬，成了唯一光明的動物。
深深的黑洞在火光下映入瞳孔，這一人種也就有了烏黑的眼珠。
想起了一篇作品《野古馬》，寫成吉思汗留下的一個馬群始終活著，奔馳游觀，直至如今。
蝙蝠和盲魚也該是先民留下的伙伴吧?那末，我是在探尋祖宅。
要與蝙蝠和盲魚對話，實在顯得矯情;但是，我直盯盯地看著它們，確也心事沉沉。
論安逸，是它們。
躲在這么個洞子里，連風暴雨雪也沒挨到一次，一代又一代，繁衍至今。
人類自從與它們揖別，闖出洞口，真無一日安寧。
兇猛的野獸被一個個征服了，不少伙伴卻成了野獸，千萬年來征戰不息。
在這個洞中已經能夠燃起火炬，在洞外卻常有人把火炬踩滅，把寥廓的天地變成一個黑洞，長年累月無路可尋。
無數的奇跡被創造出來，機巧的罪惡也駭人聽聞。
宏大的世界常常變成一個孤島，喧騰的人生有時比洞中還要冷清。
洞中有一石幔，上嵌珊瑚、貝殼、海螺化石無數，據測定，幾億年前，這兒曾是海底。
對這堵石幔來說，人類的來到、離去、重返，確實只是一瞬而已。
溫軟的手指觸摸著堅硬的.化石，易逝的生命叩問著無窮的歷史。
理所當然，幾萬年前的祖先也觸摸過它，發出過疑問。
我的疑問，與他們相差無幾：我們從何處來到這里?又從這里走向何處?
也許是對洞穴的早期占有，使人類與洞穴有了怪異的緣分。
據1987年世界民意測驗研究所對800萬美國人的調查，許多瀕死復生的人追述，臨近死亡時，人的朦朧意識也就是進入一個黑洞：
它們覺得自已被一股旋風吸到了一個巨大的黑洞口，并且在黑魆魆的洞里飛速向前沖去。
而且覺得自己的身體被牽拉、擠壓，洞里不時出現嘈雜的音響。
這時，他們的心情更加平靜。
……黑洞盡頭隱隱約約閃爍著一束光線，當他們接近這束光線時，覺得它給予自己一種純潔的愛情。
可見，人類最后還得回到洞穴中的老家。
我們的遠祖辛辛苦苦找到了這個家，流血流汗經營了這個家，總得回去，也算葉落歸根。
據天文學家說，茫茫宇宙間也有一個深不可測的黑洞，神奇地吸納著萬物，裹卷著萬物，吞噬著萬物。
地球和人類，難保哪一天不投入它的懷抱。
依我看，神秘的太極圖，就像一個渦卷萬物的洞口。
一陰一陽呈旋轉形，什么都旋得進去。
太極圖是無文字的先民的隆重遺留，人類有文字才數千年，而在無文字的天地里卻摸索了數十萬年。
再笨，再傻，數十萬年的捉摸也夠凝結成至高的智慧。
不管怎么說，走向文明的人類，深層意識中也會埋藏著一個洞穴的圖騰。
“芝麻，開門!”一個巨大的寶庫就在洞穴之中。
幾乎是各民族的民間傳說，都把自己物欲乃至精神的理想，指向一個神秘的洞穴。
無數修道者在洞穴中度過一生，在那里構造著人生與宇宙的平衡。
嫉世憤俗的基度山伯爵，會聚著新興資產者的理想，向一個洞穴進發，然后又在那里，指揮若定，揮灑著人性的偉力。
余秋雨散文心得（優秀15篇）篇八
奧斯陸的海盜博物館建在比德半島上，與中心市區隔著一個峽灣。
主要是一棟樓，不大，但一進門就見到那艘把船梢翹到半天上的海盜船，立即精神一振。這棟樓從外面看應該有兩三層吧，但里邊就是這么一個讓海盜船囂張其勢的大廳，而且仔細一看還委屈了那艘船，它當年在北國的海天間該是如何狂放舒展。
埃盜就是海盜，以此命名不是為了幽默。多少搶掠燒殺的壞事都干了，長長的年月間地球的很大一部分都為之而驚恐萬狀、聞風喪膽。挪威人對自己祖先的這段歷史既不感到羞愧又不感到光榮，而是誠實記述、平正展現。這種心態很令人佩服，但對我們來說卻有點陌生。
我在三艘海盜船的前前后后反復觀看，很想更深入地領悟挪威人的心態。進門時聽他們館長說了，挪威總人口四百萬，每年到這個博物館來參觀的卻有四十萬，占了整整十分之一，他們究竟是怎么想的呢從種種文字看，他們絲毫沒有為海盜招魂的意思，也未曾為祖先的暴行而向受害各國道歉，這種不作道德價值取向的立場是憑什么建立的呢想起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的一個說法。他說人類分成三個階段演進，一是蒙昧時期，二是野蠻時期，三是文明時期。此間值得我們注意的學術關節是：野蠻相對于蒙昧是一種進步，且又是文明的前身。
你看挪威，古代也就是有人在海邊捕點魚，打點獵，采點野果，后來又學會了種植和造船，生活形態非常落后，應付不了氣候變化和人口增多。八世紀后期開始海盜活動，對被劫掠的地區和居民犯了大罪，但從遠距離看過去，客觀上又推動了航海，促進了貿易，擴大了移民，加強了交流。這便是從蒙昧走向了野蠻，又以不文明的方式為文明創造了條件。
從博物館的展出來看，海盜的活動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群落比較強蠻，有的群落則比較平和。而且不同的路線也有不同的重點，例如對于英格蘭、法蘭西、西班牙，以搶掠為主;而對于俄羅斯一帶，更多的是貿易;有些群落則由于挪威難以為生，到冰島、格陵蘭這樣的冰天雪地中定居去了。但即便是搶劫和貿易，也都有人在當地定居下來。
定居是對一種文明的進入，不管開始時的身份和態度如何，遲早會受到當地文明的同化。從他們的行為規律來看，越是到富裕的地區，越是到與自己原來的生態拉開了很大差距的地區，態度越蠻橫，但正是這樣的地區，文明濃度也越高，日后對他們的同化力量也越大。因此，武力上的失敗者不久又成了文明上的戰勝者。這便是由野蠻階段向文明階段過渡的環境原因。
與環境同時起作用的是時間。有些劣跡累累的海盜終其一生無法真正皈附文明生態，但他只要在文明的環境里定居下來，子孫們卻會變成另外一種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樣的奇跡不見得會在一個人身上集中發生，但在生命繁衍過程中卻是必然。
這么說來，難道一切惡習都遲早能轉化成正面力量不對。
為什么后世的戰爭狂人、獨夫民賊、法西斯分子都沒有像挪威海盜那樣完成轉化這就像說人由猿猴進化過來，為什么現在世上的猿猴不再進入這個進化過程我想正是這種深刻的區別，使現代挪威人沒有把“海盜時代”看成“罪惡時代”，沒有為祖先的惡行而羞愧，每年愿意一再地到這里來看看。
這種深刻的區別，在于挪威海盜的出現有一種“歷史的誠實”。在極端惡劣的自然條件下無以為生，又不知道其它謀生方法，更未曾經受起碼的精神啟迪，他們就手持刀劍上了船。換言之，他們徹徹底底地站在蒙昧和野蠻的荒原上，幾乎是別無選擇地走向了惡。
正是這種“歷史的誠實”，正是這種粗礪的單純，使他們具有最大的被救贖的可能。文明的秩序對他們來說是驀然初見，如醍醐灌頂。
相比之下，后世的許多邪惡就失去了這種“歷史的誠實”。那些戰爭狂人、獨夫民賊、法西斯分子往往很有文化，甚至還為自己的暴行編造出一套套堂皇的理由，這就不是文明演進長途中的自然順序了，因此只能是再也變不了人的猿猴，永無療救希望的盜賊。
這使我聯想起一件小事。這些年中國大陸文化市場上盜版猖獗，盜版最早就叫“海盜版”，因此在名稱上與挪威海盜有一些關聯。我一度曾寬心癡想，這些人的行徑也許能沖擊一下出版體制上的.“蒙昧時代”，然后由“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吧，因此曾在報紙上對他們好言相勸，說如果及早改邪歸正，也有可能成為一個生龍活虎的出版家。但事實證明我想錯了，他們不存在挪威海盜那樣的“歷史的誠實”，而是熟知文明規范，還要連篇累牘地證明被害者是如何地該殺該盜。既然文明已經被搓捏在他們手上，他們也就不會再向文明進化了。
與他們相反，挪威海盜不大為自己申辯，因此那個時代變得沉默和神秘，差一點讓后代茫然于它的存在。千百年來這樣的群落一定還有許多，由于無法以文字語言進入歷史，歷史也就把它們刪除了。幸好挪威海盜一個小小的習慣不經意地給歷史留下了確切的痕跡，那就是當時小王國的統治者去世時常常以船載棺來埋葬，使一些漂亮的海船埋進了沙土深層，獲得了真空保存。海盜博物館里的三條船，就是從沙土中挖出來的。因為其它材料不多，這個海盜博物館的正式名稱應該多加一個字，叫海盜船博物館。
挖掘出來后立即引起了高層學術界的廣泛興趣，這不是獵奇，而是因為獲得了解讀歷史的一個新鮮角度。正統的歷史往往過于矯飾，而另外的角度又缺少實際材料的左證。左證一來，當然欣喜莫名。對這種興趣我非常理解，多年來我在實地踏訪中國歷史腳印時深感許多文字記載之外的鮮活歷史被人們擱置、遺忘了。當時我就想搜集草莽文化、青樓文化、乞丐文化的材料，認為那是一片特別珍貴的文化邊緣地帶。后來由于工作繁忙，抽不出時間研究這個地帶，至今還恨恨不已。
挪威的海盜文化卻有一批學者在認真研究，陪我參觀的館長邁克爾遜egilmikkelsen博士就是奧斯陸大學的教授，他說他周圍專門研究海盜時代的學者就有十余名。我問他最近研究的興趣點，他居然說是在研究那個時代的北歐與佛教的關系。這當然讓我興奮，問他有什么起點性的依據，他說在斯德哥爾摩郊外出土一尊佛像，據測定是海盜時代從東方運來的。另外，還在海盜船和地下發現貝類串成的項鏈，很可能是佛珠。我建議他不要對后一項研究花費太多精力，因為佛教反對殺生，一般不會用貝類來串佛珠，而在其它原始部落的遺物中，我也經常看到這種貝類項鏈。
他又說，海盜時代與伊斯蘭教的交流，已有大量證據。
我知道，館長先生一直著眼于宗教，是想進一步解析從野蠻走向文明的外來精神條件。
這種研究，既屬于歷史學和考古學，更屬于人類學和哲學。
于是，海盜這個猙獰的名詞，在這里產生了深厚而斯文的內涵。這個小小的博物館支橕起了超越人們常規思維模式的文化反差，因此很有精神力度，虎虎有生氣地屹立在海邊。
余秋雨散文心得（優秀15篇）篇九
余秋雨散文(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圖書)。
《余秋雨散文》早有“文化散文”之代表的定論，其“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追求理想人格、美的情懷包括自然美、精神美、藝術美，在批判關懷知識階層文化人格中心意為出來”。龍去八人中惟有其文集為自選，也許這更能反映作為“八大家”之作品的特質。
作者簡介。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鄉讀完小學后到上海讀中學和大學，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至今。在海內外出版過史論專著多部，曾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榮譽稱號。做過幾年學院院長，辭職后潛心寫作，在繁多的頭銜中比較重視上海市寫作學會一職，因為這個學會由全上海各大學的'寫作教授們組成，專門研究“寫作”究竟是怎么回事。近年來在教學和學術研究之余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獲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成果獎、臺灣聯合報讀書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上海市出版一等獎等。
內容簡介。
余秋雨的散文素以文采飛揚、思維敏捷、知識豐厚、見解獨到而備受萬千讀者喜愛。他的歷史散文更是別具一格，見常人所未見，思常人所未思，善于在美妙的文字中一步步將讀者帶入文化意識的河流，啟迪哲思，引發情致，具有極高的審美價值和史學意義上的文化價值。散文寫成美文不易，寫出點歷史文化意味更難。余秋雨的歷史散文，也許可以讓人二者兼得。
媒體評論。
書評。
美文與華照相得益彰，既是伴君品味欣賞之佳作，又為珍藏饋贈之上品。
中華散文，源遠流長。數千年的散文創作，或抒情、或言志、成狀景、或懷人……莫不反映出時代的風云變幻和人們的思想情感。中華散文的這些優良傳統在二十世紀以降的新文學那里，不僅得到了全面傳承，且不斷有所創新、有所發展。為了展示二十世紀以來中華散文的創作業績，我們在新世紀之初即編輯出版過“中華散文珍藏本”凡三十種。時光五載已過，我們又在此基礎上精編出這套“中華散文插圖珍藏版”十六種。經再次遴選，本叢書不僅每冊新增加五萬余字，而且每冊還輔以反映其人生歷程的珍貴照片若干幅。可謂美文與華照相得益彰，既是伴君品味欣賞之佳作，又為珍藏饋贈之上品。
目錄。
一個王朝的背影。
抱愧山西。
風雨天一閣。
蘇東坡突圍。
歷史的暗角。
遙遠的絕響。
道士塔。
陽關雪。
沙原隱泉。
青云譜隨想。
白發蘇州。
江南小鎮。
上海人。
這里真安靜。
廢墟。
信客。
酒公墓。
老屋窗口。
祭侄帖。
叔叔走了。
那一疊紙條。
借往何處。
垂釣[。
余秋雨散文心得（優秀15篇）篇十
梧桐就在我們住的那幢樓的前面，在花圃和草地的中央，在曲徑通幽的那個拐彎口，整日整夜地與我們對視。
它要比別處的其他樹大出許多，足有合抱之粗，如一位“偉丈夫”，向空中伸展;又像一位矜持的少女，繁茂的葉子如長發，披肩掩面，甚至遮住了整個身軀。我猜想，當初它的身邊定然有許多的樹苗和它并肩成長，后來，或許因為環境規劃需要，被砍伐了;或許就是它本身的素質好，頑強地堅持下來。它從從容容地走過歲月的風雨，高大起來了。閑來臨窗讀樹已成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某日，母親從北方來信：寒潮來了，注意保暖御寒。入夜，便加了一床被子。果然，夜半有呼風嘯雨緊叩窗欞。我從酣夢里驚醒，聽到那冷雨滴落空階如原始的打擊樂。于是無眠，想起家信。想起母親說起的家譜，想起外祖父風雨如晦的際遇。外祖父是地方上知名的教育家，一生兩袖清風獻給桑梓教育事業，放棄了幾次外聘高就的機會。然而，在那史無前例的歲月里，他不愿屈從于非人的折磨，在一個冷雨的冬夜，飲恨自盡。我無緣見到他老人家，只是從小舅家讀到一張黑色鏡框里肅然的面容。我不敢說畫師的技藝有多高，只是堅信那雙眼睛是傳了神的。每次站到它跟前，總有一種情思嬗傳于我，冥冥之中，與我的心靈默默碰撞。
浮想聯翩，伴以風雨大作，了無睡意，就獨自披衣臨窗。夜如墨染，頃刻間我也融入這濃稠的夜色中了。驚奇地發現，天邊竟有幾顆寒星眨巴著瞌睡的眼!先前原是錯覺，根本就沒有下雨，只有風，粗暴狂虐的北風。這時，最讓我“心有戚戚”的便是不遠處的那株梧桐了。只能依稀看到它黛青色的輪廓，承受著一份天邊的蒼涼。陣風過處，是葉葉枝枝互相簇擁顫起的呼號，時而像俄羅斯民謠，時而像若有若無的詩歌。不知怎的，外祖父的遺像又驀然浮上眼簾，似與這株沉默的梧桐有種無法言喻的契合。不求巨臂擎天的聞達，但也有蔭庇一方的坦蕩。
次日醒來，紅日滿窗，竟是大晴。
惦念的是那一樹黃葉。推開窗欞，讀到的樹，竟是一個顯山露水的甲骨文字;沒有昨日那遮天蔽日的葉子，剩下的是虬樹挺干。我的心像是被誰擱上了一塊沉重的冰，無法再幻作一只鳥，向那棵樹飛去了。這一夜的風呵，就凋零了滿樹的生命!而風又奈你何，墜落的終要墜落，無須挽留，你還有一身傲骨與春天之前的整個冬季抗爭!
于是，我讀懂了梧桐的寂寞，不是慨嘆韶華流逝的漠然，不是哀怨人潮人海中的孤寂，而是一種禪意，一種寧靜和虛空的玄奧，服從自然又抗衡自然，洞悉自然又糊涂自然，任風雕雨蝕，四季輪回，日月如晦，花開花落，好一種從容淡泊的大度!不禁又感慨起外祖父的英年早逝，悲哀起他屈從天命的無奈、悲哀起那個年代里的人們。
余秋雨散文心得（優秀15篇）篇十一
近代以來，上海人一直是中國一個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跡沒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領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們有許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內心規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說得響亮一點，可以稱之為“上海文明”。一個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車上，在商店里，還是在街道間，很快就會被辨認出來，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語言，而是這種上海文明。
同樣，幾個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顯得十分觸目，即使他們并不一定講上海話。
一來二去，外地人惱怒了。幾乎全國各地，對上海人都沒有太好的評價。精明、驕傲、會盤算、能說會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領導、缺少政治熱情、沒有集體觀念、對人冷淡、吝嗇、自私、趕時髦、浮滑、好標新立異、瑣碎，世俗氣……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這些年，外地人富起來了，上海人精明到頭還是十分窮困。這很讓人泄氣。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輛電車上，一個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擾了一位上海婦女，象平時每天發生的一樣，上海婦女皺一下眉，輕輕嘟囔一句：“外地人!”這位外地人一觸即發，把歷來在上海所受的怨氣全都傾泄出來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錢嗎?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個零頭;要比文化嗎?我的兩個兒子都是大學畢業生!”是啊，上海人還有什么可驕傲的呢?聽他講罷，全車的上海人都發出酸澀的笑聲。
上海人可以被罵的由頭比上面所說的還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個擾亂了全國的政治惡棍是從上海發跡的，你上海還有什么話說?不太關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語，偶爾只在私底下嘀咕一聲：“他們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來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區的農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鄉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種無法自拔的尷尬。這種尷尬遠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終是中國近代史開始以來最尷尬的一群。
剖視上海人的尷尬，是當代中國文化研究的一個沉重課題。榮格說，文化賦予了一切社會命題以人格意義。透過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們或許能看到一些屬于全民族的歷史課題。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匯附近造了一家豪華的國際賓館，叫華亭賓館，這個名字起得不錯，因為上海古名華亭。明代弘治年間的《上海縣志》稱：
“上海縣舊名華亭，在宋時，番商輻續，乃以鎮名，市舶提舉司及榷貨場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華亭東北五鄉，立縣于鎮，隸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華亭人。但是，這與我們所說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認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進士徐光啟，他可算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上海人。他的墓，離華亭賓館很近。兩相對應，首尾提摯，概括著無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種素質，可在徐光啟身上找到一些蹤影。這位聰明的金山衛秀才，南北游逛，在廣東遇到了意大利傳教士郭居靜，一聊起來，十分融洽，徐光啟開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這年他34歲，對以儒學為主干的中國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剛剛聽說的西方宗教當作西洋鏡一笑了之，也不僅僅作為一種域外知識在哪篇著作中記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來。他并不想放棄科舉，4年后赴北京應試，路過南京時專門去拜訪更著名的歐洲傳教士利瑪竇，詢問人生真諦。以后又與另一位傳教士羅如望交給，并接受他的洗禮。
洗禮后第二年，徐光啟考上了進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這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來說已跨進了一道很榮耀的門坎，可以安安心心做個京官了。但這個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當時正在北京的利瑪竇，探討的話題已遠遠超出宗教，天文、歷法、數學、兵器、軍事、經濟、水利，無所不及。其中，他對數學興趣最大，穿著翰林院的官服，癡癡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數學思維。不久，他居然與利瑪竇一起譯出了一大套《幾何原本》，付諸刊行。當時還是明萬歷年間，離鴉x戰爭的炮火還有漫長的230多年光陰。
這個上海人非常善于處世，并不整天拿著一整套數學思維向封建政治機構尋釁挑戰，而是左右逢源，不斷受到皇帝重用。《幾何原本》刊行后，他竟然做了禮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禮部尚書。獲得了那么大的官職，他就正兒八經地宣揚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學文明，延聘重用歐籍人士，忙乎了沒幾年，勞累而死。徐光啟死后，崇禎皇帝還“輟朝一日”，以示哀悼，靈柩運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匯居地，開始稱為“徐家匯”。徐光啟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種奇異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會立的拉丁文碑銘。
開通、好學、隨和、機靈，傳統文化也學得會，社會現實也周旋得開，卻把心靈的門戶向著世界文明洞開，敢將不久前還十分陌生的新知識吸納進來，并自然而然地匯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張居正那樣為興利除弊深謀遠慮，不像廣東人海瑞那樣拼死苦諫，不像江西人湯顯祖那樣摯情吟唱，這便是出現在明代的第一個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態度相當現實的徐光啟是不大考慮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細說起來，他的身后流澤實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匯成了傳播西方宗教和科學文明的重鎮。著名的交通大學從上一世紀末開始就出現在這里，復旦大學在遷往江灣之前也一度設在附近的李公祠內。從徐家匯一帶開始，向東延伸出一條淮海路，筆直地劃過上海灘，它曾經是充分呈現西方文明的一道動脈，老上海高層社會的風度，長久地由此散發。因此有人認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個等級，最高一個等級也可名之為徐家匯文明。
徐光啟的第十六代孫是個軍人，他有一個外孫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國現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遠遠地繼承了先祖的風格，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長數學。她所哺育的幾個女兒對中國現代社會的巨大影響，可看作徐光啟發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這一包涵著必然歷史邏輯的傳承系脈，在今天常常被現實喧鬧湮沒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讀一本從英文轉譯過來的《宋美齡傳》，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遠祖寫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來是“文定公”，徐光啟的溢號。忘記了徐光啟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遠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個中國文人背負著古老文化破天荒地與一個歐洲人開始商談《幾何原本》時，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現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會看中上海。北京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的京城：背靠長城，面南而坐，端肅安穩;上海正相反，它側臉向東，面對著一個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則是一條橫貫九域的萬里長江。對于一個自足的中國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為道;但對于開放的當代世界而言，它卻俯瞰廣遠、吞吐萬匯、處勢不凡。
上海從根子上就與凜然的中華文明不太協調，不太和順。
直到19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職員黎遜向政府投送了一份報告書，申述上海對新世界版圖的重要性，上海便成為南京條約中開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國軍艦打開了上海。從此，事情發生了急劇的變化。西方文明挾帶著惡濁一起席卷進來，破敗的中國也越來越把更多的賭注投入其間，結果，這兒以極快的速度出現了能被地球每個角落都聽得見的鬧騰。
徐光啟的后代既有心理準備，又仍然未免吃驚地一下子陷入了這種鬧騰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險家、暴發戶、流氓、地痞、妓n、幫會一起涌現;另一方面，大學、醫院、郵局、銀行、電車、學者、詩人、科學家也匯集其間。黃浦江汽笛聲聲，霓虹燈夜夜閃爍，西裝革履與長袍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語與歐美語言交相斑駁，你來我往，此勝彼敗，以最迅捷的頻率日夜更替。這里是一個新興的怪異社會，但嚴格說來，這里更是一個進出要道，多種激流在這里撞合、喧嘩，卷成巨瀾。
總之，它是一個巨大的悖論，當你注視它的惡濁，它會騰起耀眼的光亮，當你膜拜它的偉力，它會轉過身去讓你看一看瘡痍斑斑的后墻。
但是，就在這種悖論結構中，一種與當時整個中國格格不入的生態環境和心理習慣漸漸形成了。本世紀初年，許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緝，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們的庇護地。特別重要的是，對于這種追緝和庇護，封建傳統和西方文明在上海發生了針鋒相對的沖突，上海人日日看報，細細辨析，開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國際眼光來看，中國歷代遵行的許多法律原則是多么顛倒是非、不講道理。就從這一個個轟傳于大街小巷間的實際案例，上海人已經隱隱約約地領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義，對于經不起對比的封建傳統產生了由衷的蔑視。這種蔑視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從實際體察中作出的常識性選擇，因此也就在這座城市中具有極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這一個個案例發生的同時，更具象征意義的是，上海的士紳、官員都紛紛主張拆去上海舊城城墻，因為它已明顯地阻礙了車馬行旅、金融商情。他們當時就在呈文中反復說明，拆去城墻，是“國民開化之氣”的實驗。當然有人反對，但幾經爭論，上海人終于把城墻拆除，成了封建傳統的心理框范特別少的一群。
后來，一場來自農村的社會革命改變了上海的歷史，上海變得安靜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數上海人，他們被要求與內地取同一步伐，并對內地負起經濟責任。上海轉過臉來，平一平心旌，開始做起溫順的大兒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覺新，肩上擔子不輕，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鬧騰。陣陣海風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車間的機器在隆隆作響，上班的電車擁擠異常，大伙都累，夜上海變得寂靜冷清。為了更徹底地割斷那段惑人的繁華，大批內地農村的干部調入上海;為了防范或許會來自太平洋的戰爭，大批上海工廠遷向內地山區。越是冷僻險峻的山區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廠，淳樸的山民指著工人的背脊笑一聲：“嘿，上海人!”
這些年，上海人又開始有點不安穩。廣州人、深圳人、溫州人起來了，腰囊鼓鼓地走進上海。上海人瞪眼看著他們，沒有緊緊跟隨。有點自慚形穢，又沒有完全失卻自尊，心想;要是我們上海人真正站起來，將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許是一種自我安慰吧，不妨姑妄聽之。
也許上海人的自我安慰不無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種精神文化特征。單單是經濟流通，遠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個體自由基礎上的寬容并存。對上海人來說，寬容已不是一種政策和許諾，而是一種生命本能。
在中國，與上海式的寬容相抵觸的是一種與封建統治長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態。即便封建時代過去了，這種心態的改良性遺傳依然散見處處。這種心態延伸到省城、縣城，構成一種幅度廣大的默契。
不管過去是什么性質的洪流起的作用，這種心態在上海被沖刷得比較淡薄。只要不侵礙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別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與鄰居交往較少，萬不得已幾家合用一個廚房或廁所，互相間的磨擦和爭吵卻很頻繁，因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獨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寬容并不表現為謙讓，而是表現為“各管各”。在道德意義上，謙讓是一種美質;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義上，“各管各”或許更貼近現代寬容觀。承認各種生態獨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認到可以互相不相聞問，比經過艱苦的道德訓練而達到的謙讓更有深層意義。為什么要謙讓?因為選擇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讓你就要與你爭奪。這是大一統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點。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為選擇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誰也不會吞沒誰。這是以承認多元世界為前提而派生出來的互容共生契約。
上海下層社會中也有不少喜歡議論別人的婆婆媽媽。但即使她們也知道，“管閑事”是被廣泛厭棄的一種弊病。調到上海來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會苦惱于如何把“閑事”和“正事”區別開來。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與工作任務有關的個人事務，都屬于別人不該管的“閑事”范疇。
上海人口語中有一句至高無上的反法語，曰“關依啥事體?”(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個姑娘的服飾受到同事的批評，她會就批評內容表述自己的觀點，如“裙子短一點有什么不好”、“牛仔褲穿著就是方便”之類，但一到上海姑娘這里，事情就顯得異常簡單：這是個人私事，即使難看透頂也與別人無關。因此，她只說一句“關依啥事體”，截斷全部爭執。說這句話的口氣，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嬌嗔的，但道理卻是一樣。
在文化學術領域，深得上海心態的學者，大多是不愿意去與別人“商榷”，或去迎戰別人的“商榷”的。文化學術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著不同的路，互相遙望一下可以，干嗎要統一步伐?這些年來，文化學術界多次出現過所謂“南北之爭”、“海派京派之爭”，但這種爭論大多是北方假設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擊，他們固執地堅持著自己的觀點，對于反對者，他們心中回蕩著一個頑皮的聲音：“關依啥事體?”
本于這種個體自立的觀念，上海的科學文化往往具有新鮮性和獨創性;但是，也正是這種觀念的低層次呈現，上海又常常構不成群體性合力，許多可喜的創造和觀念顯得比較單薄。
本于這種個體自立的觀念，上海人有一種冷靜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靜。一位旅臺同胞回上海觀光后寫了一篇文章，說“上海人什么沒有見過”。誠然，見多識廣導向了冷靜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們習慣于事物的高頻率變更，因此也就領悟到某種相反相成的哲理，變成了逆反性的冷靜。他們求變，又進而把變當作一種自然，善于在急劇變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詫異別人在變更中所處的不同態勢。
根據這種心理定勢，上海人很難在心底長久而又誠懇地服從一個號令，崇拜一個權威。一個外地的權威一到上海，常常會覺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個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著真正覺得舒心的人物。京劇好些名角的開始階段，都是在上海唱紅了的。并不是京劇重鎮的上海，以那么長的一個時間衛護住了一個奇特的周信芳，這在另一座城市也許有點難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講任何道理，一夜之間喜歡上了初出茅廬的越劇小生趙志剛、滬劇演員茅善玉，根本不管他還還沒有唱上幾回戲，或剛剛來自農村。那些想用資歷、排行、派頭來壓一壓上海人的老藝術家，剛到上海沒幾天就受到了報紙的連續批評。對于晉京獲獎之類，上海藝術家大多不感興趣。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要來上海演《茶館》等戲，作出這個決定時我正在北京參加全國文代會。北京戲劇界的朋友們十分擔心：如此蒼老的一個劇團，演幾臺老派戲，在上海這個流通碼頭能否成功?我和幾個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對真正的藝術表示了誠懇的熱忱，管它是舊是新。但是，在北京轟動萬分的“人體畫大展”，一搬到上海卻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靜。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對實際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許是徐光啟的《幾何原本》余脈尚存，也許是急速變化的周圍現實塑造成了一種本領，上海人歷來比較講究科學實效，看不慣慢吞木訥的傻樣子。
搞科學研究，搞經營貿易，上海人膽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國各單位都會有一些費腦子的麻煩事，一般清上海人來辦較為稱職。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實上現在遞交給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腦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華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構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歡大請客，酒海內山;不喜歡“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歡連續幾天伴陪著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對友情的忠誠;不喜歡聽大報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長篇發言;上海的文化沙龍怎么也搞不起來，因為參加者一估算，賠上那么多時間得不償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條件也不太樂意往豪華賓館，因為這對哪一方面都沒有實際利益……凡此種種，都無可非議，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這些地方，那就不算討厭。
但是，在這座城市，你也可以處處發現聰明過度的浪費現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內一個較遠的地方去，會花費不少時間思考和打聽哪一條線路、幾次換車的車票最為省儉，哪怕差三五分錢也要認真對待。這種事有時發生在公共汽車上，車上的旁人會脫口而出提供一條更省儉的路線，取道之精，恰似一位軍事學家在選擇襲擊險徑。車上的這種討論，常常變成一種群體性的投入，讓人更覺悲哀。公共宿舍里水電、煤氣費的分攤糾紛，發生之頻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國之最。
可以把這一切都歸因于貧困。但是，他們在爭執時嘴上叼著的一支外國香煙，已足可把爭執的費用雙倍抵回。
我發現，上海人的這種計較，一大半出自對自身精明的衛護和表現。智慧會構成一種生命力，時時要求發泄，即便對象物是如此瑣屑，一發泄才會感到自身的強健。這些可憐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們沉重的累贅。沒有讓他們去鉆研微積分，沒有讓他們去畫設計圖，沒有讓他們去操縱流水線，沒有讓他們置身商業竟爭的第一線，他們怎么辦呢?去參加智力競賽，年紀已經太大;去參加賭博，聲名經濟皆受累。他們只能耗費在這些芝麻綠豆小事上，雖然認真而氣憤，也算一種消遣。
本來，這樣的頭腦，這一份口才，應出現在與外商談判的唇槍舌劍之間。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構成了一種群體性的邏輯曲線，在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處處晃動、閃爍。快速的領悟力，迅捷的推斷，彼此都心有靈犀一點通。電車里買票，乘客遞上一角五分，只說“兩張”，售票員立即撕下兩張七分票，像是比賽著敏捷和簡潔。一切不能很快跟上這條邏輯曲線的人，上海人總以為是外地人或鄉下人，他們可厭的自負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員、營業員，服務態度在全國不算下等，他們讓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們常常要求所有的顧客都有一樣的領悟力和推斷力。凡是沒有的，他們一概稱之為“拎勿清”，對之愛理不理。
平心而論，這不是排外，而是對自身智慧的悲劇性執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體現為一種“雅俗共賞”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較現實的，不會對已逝的生活現象迷戀到執著的地步，總會釀發出一種突破意識和先鋒意識。他們文化素養不低，有足夠的能力涉足國內外高層文化領域。但是，他們的精明使他們更多地顧及到現實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當傷痕斑斑、求告無門的孤獨英雄，也不喜歡長期處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賞的形態。他們有一種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學理融化于世俗，讓世俗閃耀出智慧。毫無疑問，這種化解，常常會使嚴謹繽密的理論懈弛，使奮發凌厲的思想圓鈍，造成精神行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它又會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實質性進展，獲得慷慨突進者所難于取得的效果。這很可稱之為文化演進的精明方式。
特別能體現上海文明雅俗共賞特征的，是那張《新民晚報》。它始終保持著雅俗文化之間的巧妙平衡，結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讀《新民晚報》當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規程的，而教授學者也絕不會把它鄙棄。它開辟了一個頗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帶，大雅大俗均可隨腳出入，而一個上海城就座落其間。由此我們可以聯想到上海的戲劇、繪畫、影視、小說，都有類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種心理品性，是發端于國際交往歷史的開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國范圍內，上海人面對國際社會的心理狀態比較平衡。他們從來在內心沒有鄙視過外國人，因此也不會害怕外國人，或表示超乎常態的恭敬。他們在總體上有點崇洋，但在氣質上卻不大會媚外。我的朋友沙葉新幽默地提出過他的人生態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過來概括上海人的心態。
毫無疑問，這與這座城市的歷史密切有關。老一代人力車夫都會說幾句英語，但即使低微如他們，也敢于在“五卅”的風潮中與外國人一爭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國僑民住著，長年的鄰居，關系也就調節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營業員不會把一個外國顧客太當作一回事，他們常常還會估量外國顧客的經濟實力，幫他出點購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稱外國人為“老外”，這個不算尊稱也不算鄙稱的有趣說法，似乎挺密切，實則很生分，至今無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語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國人統稱為“外國人”，只要知道國籍，一般總會具體地說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日本人。這說明，連一般市民，與外國人也有一種心理趨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個階層，上海人對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國留學。到日本邊讀書邊打工是已經走投無路了的青年們自己的選擇;只要子女還未成年，家長是不作這種選擇的，他們希望子女能正正經經到美國留學。這里普及著一種國際視野。
其實，即使在沒有開放的時代，上海人在對子女的教育上也隱隱埋伏著一種國際性的文化要求，不管當時能不能實現。上海的中學對英語一直比較重視，即使當時幾乎沒有用，也沒有家長提出免修。上海人總要求孩子在課余學一點鋼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們被吸收到當時很有吸引力的部隊文工團。一度在全國十分響亮的哈爾濱軍事工業大學，歷來對上海的優秀考生構不成向往。在“文革”**中，好像一切都滅絕了，但有幾次外國古典音樂代表團悄悄來臨，報紙上也沒作什么宣傳，不知怎么立即會卷起搶購票子的熱潮，這么多外國音樂迷原先都躲在哪兒呢?開演的時候，他們衣服整潔，秩序和禮節全部符合國際慣例，很為上海人爭臉。前些年舉行貝多芬交響音樂會，難以計數的上海人竟然在凜冽的寒風中通宵排隊。兩年前，我所在的學院試演著名荒誕派戲劇《等待戈多》，按一般標準，這出戲看起來十分枯燥乏味，國外不少城市演出時觀眾也不多。但是上海觀眾卻能靜靜看完，不罵人，不議論，也不歡呼，其間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們知道這是一部世界名作，應該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戲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這批去了那批來，平靜而安詳。
毋庸諱言，上海的下層社會并不具備國際性的文化追求，但長期置身在這么一個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養成了對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過“讀書無用論”，但情況與外地略有不同，絕大多數家長都不能容忍一個能讀上去的子女自行輟學，只有對實在讀不好的子女，才用“讀書無用論”作為借口聊以自我安慰，并向鄰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學畢業生始終是視點集中的求婚對象，哪怕他們當時薪水很低，前途無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中，這種對文化的景仰帶有非實利的盲目性，最講實利的上海人在這一點上不講實利，依我看，這是上海人與廣州人的最大區別之一，盡管他們在其他不少方面頗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還可以舉出一些來，但從這幾點已可看出一點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個構成極為復雜的群體，因此，這種文明并不體現為一個規定死了的群體，而是呈現為一種無形的心理秩序，吸納著和放逐著來來去去的過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還未能皈依這種文明，相反，有的人進入不久便神魂與共。這便產生了非戶籍意義上，而是心理文化意義上的上海人。
無疑，上海人遠不是理想的現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歷史限制了他們，也塑造了他們;一個特殊的方位釋放了他們，又制約了他們。他們在全國顯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顯得有點怪異。
在文化人格結構上，他們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傳統?靠新潮?靠內地?靠國際?靠經濟?靠文化?靠美譽?靠實力?靠人情?靠效率?他們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點依稀朦朧。他們最容易灑脫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種灑脫的孤獨。
他們做過的，或能做的夢都太多太多。載著滿腦子的夢想，拖著踉蹌的腳步。好像有無數聲音在呼喚著他們，他們的才干也在渾身沖動，于是，他們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們也感覺到了自身的陋習，憬悟到了自己的窩囊，卻不知挽什么風，捧什么水，將自己洗滌。
他們已經傾聽過來自黃土高原的悲愴壯歌，也已經領略過來自南疆海濱的輕快步履，他們欽羨過，但又本能地懂得，欽羨過分了，我將不是我。我究竟是誰?該做什么?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參加一個國際會議，聽一位中國問題專家說：“我作了認真調查，敢于斷言，上海人的素質和潛力，絕不比世界上許多著名的城市差!”這種激勵的話語，上海人已聽了不止一次，越聽，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
每天清晨，上海人還在市場上討價還價，還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不斷吵架。晚上，回到家，靜靜心，教訓孩子把英文學好。孩子畢業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嘆息一聲，撫摸一下自己斑白的頭發。
一部怪異的上海史，落到這一代人手上繼續書寫。
續寫上海新歷史，關鍵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義，是人格結構的調整。對此請允許我說幾句重話。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結構，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濃度繁榮和**的遺留。在本世紀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見了一番世面，但無可否認，那時的上海人在總體上不是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長期處于仆從、職員、助手的地位，是外國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線，承受著創業的樂趣和風險。眾多的上海人處于第二線，觀看著，比較著，追隨著，參謀著，擔心著，慶幸著，來反復品嘗第二線的樂趣和風險。也有少數上海人沖到了第一線，如果成功了，后來也都離開了上海。這種整體角色，即使上海人見聞廣遠，很能適應現代競爭社會，又缺少自主氣魄，不敢讓個體生命燦爛展現。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適的崗位仍是某家跨國大企業的高級職員，而很難成為氣吞山河的第一總裁。上海人的眼界遠遠超過闖勁，適應力遠遠超過開創力。有大家風度，卻沒有大將風范。有鳥瞰世界的視野，卻沒有縱橫世界的氣概。
因此，上海人總在期待。他們眼界高，來什么也不能滿足他們的期待，只好靠發發牢騷來消遣。牢騷也僅止于牢騷，制約著他們的是職員心態。
沒有敢為天下先的勇氣，沒有統領全局的強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與怯弱相伴隨。他們不會高聲朗笑，不會拼死搏擊，不會孤身野旅，不會背水一戰。連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顧后盼，拖泥帶水。連談戀愛也少一點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發。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種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龍氣，只聽得機敏的言詞滾滾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動;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場合耍弄機智，每每墮于刻薄和惡濾;再糟糕一點的，則走向市儈氣乃至流氓氣，成為街市間讓人頭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過得并不順心，但由于他們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劇性的體驗，而缺少悲劇性體驗也就缺少了對崇高和偉大的領受;他們號稱偏愛滑稽，但也僅止于滑稽而達不到真正的幽默，因為他們不具備幽默所必須有的大氣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時失卻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屬于生命體驗的兩大基元對他們都頗為黯淡。本來，中國的藝術文化走到今天不應該再完全寄情于歸結歷史的反思形態，上海理應在開拓新的時空中有更大的作為，但上海人的這種素質一時擔當不了這個重任，對生命體驗的黯淡決定了他們的小家子氣。中國文化在可以昂首突進的地方找不到多少歷險家，卻遇到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職員。
即便是受到全國厭棄的那份自傲氣，也只是上海人對于自己生態和心態的盲目守衛，做得瑣瑣碎碎，不成氣派。真正的強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無恐的精神力量使他們變得大方而豁達，不會只在生活方式;言談舉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總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結構盡管不失精巧，卻缺少一個沸沸揚揚的生命熱源。于是，這個城市失去了燙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蕩的勃發。
可惜，譏刺上海人的鋒芒，常常來自一種更落后的規范：說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離經叛道;要上海人重歸樸拙、重返馴順、重組一統。對此，胸襟中貯滿了海風的上海人倒是有點固執，并不整個兒幡然悔悟。暫時寧肯這樣，不要匆忙趨附。困惑迷惘一陣子，說不定不久就會站出像模像樣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結構的合理走向，應該是更自由、更強健、更熱烈、更宏偉。它的依憑點是大海、世界、未來。這種人格結構的群體性體現，在中國哪座城市都還沒有出現過。
如果永遠只是一個擁擠的職員市場，永遠只是一個新一代華僑的培養地，那么，在未來的世界版圖上，這個城市將黯然隱退。歷史，從來不給附庸以地位。
上海的地位，本不是這樣，本不應這樣!
如果人們能從地理空間上發現時間意義，那就不難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國，也就失落了一個時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余秋雨散文心得（優秀15篇）篇十二
余秋雨寫陽關，不是一般的探幽訪勝，不是單純的詠物抒懷，而是借助陽關這一歷史遺跡來折射中華民族在人類文明史上曾經作出的貢獻，來追尋中國古代文人曾經經歷過的生命體驗。因此，余秋雨筆下的陽關，已經超越了陽關本身的意義，從而進入了人生、社會和歷史等更加廣闊的領域之中。
我們可以把全文分為三個層次來理解。
第一層次：從開頭到第三自然段“他們褪色的青衫里，窨藏著什么法術呢?”
文章一開頭，便是一段議論，指出歷史上種種“怪異”但又建黨的現象：當為官的文人“峨冠博帶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他們“偶爾涂劃的詩文，竟能鐫刻山河，雕鏤人心”。以至無數的人們會在童年時代使“自選搭建”這此詩文景象，到了成年以后，又會“焦渴地企盼著對詩境實地的踏訪”。為什么古代文人的生命體驗又會成為后代人們的生命體驗呢?余秋雨的感慨到這里戛然而止，留下的是給讀者的思考和耐人尋味的話題，巧妙地承轉出下文。
第二層次：從“今天，我沖著王維的那首《渭城曲》，去尋陽關了”到第十一自然段“我憑直覺確信，這便是陽關了”。
余秋雨說自己“沖著王維的那首《渭城曲》”去尋陽關，既是對上文“焦渴地企盼著對詩境實地的踏訪”的照應，又告訴讀者“為童年，為歷史，為許多無法言傳的原因”來追尋生命體驗的目的。余秋雨接下去在讀者面前展現的是沙漠邊陲的一派荒涼、肅殺、空曠的景象。對莽莽沙漠和沙漠雪景描繪，既是寫實的，又是深化了的。從寫實的角度順理成章的帶出墳堆，由此展開了聯想：“中原慈母的白發，江南春閨的遙望，湖湘稚兒的夜哭。故鄉柳蔭下的決別，將軍圓睜的怒目，獵獵于朔風中的軍旗”，簡潔而形象地概括出一幕幕的歷史景象，而墳堆本身，又是一種民族精神的象征，從中呈現出社會性、人性，余秋雨的歷史滄桑之感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來。第十自然段用的是對比的手法，余秋雨說“堆積如山的二十五史，寫在這個荒原上的篇頁還算是比較光彩的”，“在中原內地就不同了……晨鐘暮鼓的音響總是那樣的詭秘和乖戾”。
二十五史是歷代帝王修撰的所謂正史，余秋雨這樣寫，既點出歷代王朝醉生夢死、荒淫奢侈的`生活，又襯托了前方將士艱苦守衛邊疆的英雄氣概，突出了中華民族戍邊屯墾、抗御外侮的民族精神。
第三層次即余下的部分。這一部分是對陽關遺址的直接憑吊。余秋雨用寒風、葦草、群山、白雪、烽火臺等物象描繪出陽關遠近的荒涼之后，筆鋒一轉，又回到王維的《渭城曲》，用這首千古絕唱帶出“唐人風范”，盡管行路艱難，但他們不會灑淚悲嘆，告別是經常的，步履是放達的。可悲的是唐代前沒有把它的屬于藝術家的自信延續久遠，“長安的宮殿，只為藝術家們開了一個狹小的邊門”，因此，“陽關的風雪，竟越見凄迷”，最后“陽關坍馳了，坍馳在一個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終成廢墟，終成荒原”。“民族的精神疆域”和上文“歷史老人凜然肅然，扭過頭去，顫巍巍地重又邁向三皇五帝的宗譜”都是散文筆法，實質上，余秋雨在這里抨擊的是封建廣義的保守、腐朽，帖于封建制度的禁錮，輝煌的歷史只是陽光的一現，只能停滯在長久而黑暗的歷代帝王的宗譜中。這一層次交織著余秋雨復雜的情感、欣慰和遺憾，透過強烈的歷史滄桑感不時地流露出來，具有一唱三嘆的效果。
這篇散文激情洋溢，余秋雨一路行吟，豐富敏銳的感受和對民族文化的熾熱感情給人以強烈的感染。
余秋雨散文心得（優秀15篇）篇十三
余秋雨是中國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散文學家之一,他開創了文化散文的先河,以一介文人的文化使命感,通過筆端優美的文字,追索、思考人類歷史文化，給大家分享了散文《雪》，歡迎借鑒！
美麗的雪花飛舞起來了。我已經有三年不曾見著它。
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現在更遲一點，也曾見過雪。但那是遠處山頂的積雪，可不是飛舞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的隨著雨點灑下來幾顆，沒有落到地面的時候。它的顏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像是雨點，并不會飛舞。一到地面，它立刻融成了水，沒有痕跡，也未嘗跳躍，也未嘗發出唏噓的聲音，像江浙一帶下雪時的模樣。這樣的雪，在四十年來第一次看見它的老年的福建人，誠然能感到特別的意味，談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卻總覺得索然。“福建下過雪”，我可沒有這樣想過。
余秋雨散文心得（優秀15篇）篇十四
美麗的雪花飛舞起來了。我已經有三年不曾見著它。
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現在更遲一點，也曾見過雪。但那是遠處山頂的積雪，可不是飛舞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的隨著雨點灑下來幾顆，沒有落到地面的時候。它的顏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像是雨點，并不會飛舞。一到地面，它立刻融成了水，沒有痕跡，也未嘗跳躍，也未嘗發出唏噓的聲音，像江浙一帶下雪時的模樣。這樣的雪，在四十年來第一次看見它的老年的福建人，誠然能感到特別的意味，談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卻總覺得索然。“福建下過雪”，我可沒有這樣想過。
余秋雨，上海戲劇學院教授，曾任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院長、榮譽院長，國際知名的學者和作家。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大陸最暢銷書籍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臺灣、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響。12月15日，“2006第一屆中國作家富豪榜”重磅發布，余秋雨以1400萬元的版稅收入，榮登作家富豪榜首富寶座，引發廣泛關注。現任《書城》雜志榮譽主編。
【賞析】。
雪，是雨所凝而成，是雨的精魂。然而，暖國的雨雖然自由活潑，卻“向來沒有變過冰冷的堅硬的燦爛的雪花。博識的人們覺得他單調，他自己也以為不幸否耶?”魯迅先生寫雪，別開生面，起筆有意發問，并且由此通貫全篇：一是把“雨”和“雪”作對比，藉以引出下文的“江南的雪”;二是將具有冰冷、堅硬、燦爛雪花的“朔方的雪”聯系起來，為結尾用“雨”收束全文布下伏線。
作者把這幅江南雪景圖描繪得有聲有色，聲色和諧;有動有靜，動靜相襯。但還不夠，還須用工筆重彩畫上美好純真的童年生活的一幕，孩子們多么的天真爛漫，何等的聰穎伶俐!這才是江南雪野上綻開的真正的春花啊!
接著，作者筆峰一轉，又推出一幅更引人注目的“朔方雪景圖”。北國風光，雄偉壯麗，那冰冷的堅硬的“朔方的雪”與“江南的雪”截然不同，它的特質和形狀是“如粉，如沙”，“決不粘連”，持久地不融化。因此，它能以巨大的旋風為動力而“蓬勃地奮飛”，能在陽光中“燦燦地生光”。面對著漫天飛騰的朔雪造就的“無邊的曠野”、“凜冽的天宇”，作者著力從三度空間進行立體描繪，以突出飛騰的朔雪那種撼天動地、銳不可擋的氣勢。作者置身于這朔雪飛騰的宏偉壯觀中，禁不住感情洶涌，思緒馳騁。他凝視著“閃閃地旋轉升騰著的”雪花，聯想到它就是“雨的精魂”。
然而，由于“雨的精魂”畢竟是處在寒冷的朔方，它冷落地“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見，“那是孤獨的雪”;它沒有了暖國的雨的自由活潑，“是死掉的雨”，透出了孤寂凄涼之感。至此，“朔方的雪”亦有“自己也以為不幸否耶”的問題了。
讀罷全文，掩卷細思，暖國的雨、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區別不過是各有各的“幸”與“不幸”而已，正如人生的“幸”與“不幸”的鐘擺永遠在兩極搖晃一樣。蘇聯作家巴甫柯夫說：“幸福是不可捉摸的。你從來不知道，它是不是存在。要考查你是不是幸福，只有去看看你周圍的人。”
余秋雨散文心得（優秀15篇）篇十五
雪，是雨所凝而成，是雨的精魂。然而，暖國的雨雖然自由活潑，卻“向來沒有變過冰冷的堅硬的燦爛的雪花。博識的人們覺得他單調，他自己也以為不幸否耶?”魯迅先生寫雪，別開生面，起筆有意發問，并且由此通貫全篇：一是把“雨”和“雪”作對比，藉以引出下文的“江南的雪”;二是將具有冰冷、堅硬、燦爛雪花的“朔方的雪”聯系起來，為結尾用“雨”收束全文布下伏線。
作者把這幅江南雪景圖描繪得有聲有色，聲色和諧;有動有靜，動靜相襯。但還不夠，還須用工筆重彩畫上美好純真的童年生活的一幕，孩子們多么的天真爛漫，何等的聰穎伶俐!這才是江南雪野上綻開的真正的春花啊!
接著，作者筆峰一轉，又推出一幅更引人注目的“朔方雪景圖”。北國風光，雄偉壯麗，那冰冷的堅硬的“朔方的雪”與“江南的雪”截然不同，它的特質和形狀是“如粉，如沙”，“決不粘連”，持久地不融化。因此，它能以巨大的旋風為動力而“蓬勃地奮飛”，能在陽光中“燦燦地生光”。面對著漫天飛騰的朔雪造就的“無邊的曠野”、“凜冽的天宇”，作者著力從三度空間進行立體描繪，以突出飛騰的朔雪那種撼天動地、銳不可擋的氣勢。作者置身于這朔雪飛騰的宏偉壯觀中，禁不住感情洶涌，思緒馳騁。他凝視著“閃閃地旋轉升騰著的”雪花，聯想到它就是“雨的精魂”。
然而，由于“雨的精魂”畢竟是處在寒冷的朔方，它冷落地“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見，“那是孤獨的雪”;它沒有了暖國的雨的自由活潑，“是死掉的雨”，透出了孤寂凄涼之感。至此，“朔方的雪”亦有“自己也以為不幸否耶”的問題了。
讀罷全文，掩卷細思，暖國的雨、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區別不過是各有各的“幸”與“不幸”而已，正如人生的“幸”與“不幸”的鐘擺永遠在兩極搖晃一樣。蘇聯作家巴甫柯夫說：“幸福是不可捉摸的。你從來不知道，它是不是存在。要考查你是不是幸福，只有去看看你周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