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人生道路作文實用(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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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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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從探討硬力量和軟力量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關系入手，分析中國軟力量發展的結構性缺陷，指出這種力量失衡與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產生的相關性；進而根據中國國情和其他大國的歷史經驗，提出中國發展軟力量的戰略設想和目標定位。

關鍵詞：中國；和平發展；軟力量

作者簡介：黃仁偉，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胡 鍵，上海社會科學院歐亞研究所研究員(上海200020)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是一條全新的強國之路。中國的和平發展不僅在于經濟總量和軍事實力的迅速提升，更在于文化競爭力、制度創新力和觀念影響力構成的軟力量的提升。中國在有形的硬力量迅速發展的同時，軟力量不足卻成為突出問題。中國的和平發展是處在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的時代背景之下，軟力量問題比其他大國更為緊迫。中國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其軟力量建設受到各種外部因素的制約，因而更多地依賴于內生的創新力量，需要更深刻的歷史自覺性。本文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軟力量發展規律的結合上，來探討中國和平發展道路中軟力量建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一、硬力量與軟力量的相互關系

綜合國力由硬力量和軟力量構成。長期以來，人們認為硬力量對綜合國力起決定性作用，而且歷史上大國的崛起幾乎都是由經濟、軍事實力為主體的硬力量的優勢來實現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深刻變化，特別是進入21世紀，隨著全球化趨勢的日益擴展和世界力量結構的急速變革，文化、觀念、制度等因素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空前突出，成為新的大國力量來源之一。換言之，一國的強大已經不能僅僅以硬力量作為判斷標準，軟力量對于后起大國的國際地位和全面發展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指標意義。

“軟力量”概念是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全球力量結構中的地位發生變化的背景下提出來的。當時，在關于美國“衰落論”的辯論中，保羅·肯尼迪認為，美國正在重蹈歷史上霸權國的覆轍，已經被過度的軍事擴張耗盡了精力，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了。但是，約瑟夫·奈卻認為美國的力量并沒有衰落，美國力量的本質和構成正在發生變化。隨著冷戰結束，約瑟夫·奈進一步認為，國際政治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世界權力的變革”和“權力性質的變化”。過去，對一個大國的考驗是其在戰爭中的實力，然而當代的實力界定不再片面強調軍事力量，技術、教育、文化乃至制度等因素在國際權力中正變得日益重要。

硬力量和軟力量之間并沒有明顯界線。首先，二者之間是可以相互轉化的。約瑟夫-奈認為，二者之間只是行為性質、權力有形性等程度差別。硬權力是改變他者所作所為的命令性權力，一般依賴于強制和引誘來獲得；而軟權力則是塑造他者期望的同化能力，一般通過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吸引力，或控制政治議程等使其他國家無法實現目標來獲得。約瑟夫·奈還指出，命令性權力有時也用于創建制度，然后成為合法性力量；而政治合法性權力并不直接表現為硬力量，而是直接表現為軟力量。其次，二者往往互為載體、互為存在和發展的條件。例如，軍事力量作為一種硬力量，不只是武器裝備技術系統，還必須包含軍事戰略和軍事組織系統，甚至包括凝聚戰斗力的文化認同，這些軟力量直接決定著硬力量的效率和功能。又如，文化藝術作為典型的軟力量，在信息時代越來越依賴高科技傳播技術系統，后者作為技術和材料的高端優勢正是硬力量的象征。

然而，硬力量和軟力量有各自的核心特征和指標體系。這里討論的軟力量主要是指政治力、社會力和文化力。政治、社會、文化的國力構成是有別于有形物質力量的無形觀念力量。所謂“政治能力”是指國家解決沖突的能力，體現在制度與合法性上。社會能力主要是指社會的和諧程度，即社會成員之間相互關系的高度協調。文化力則主要是指文化的對內認同力和對外投射力。政治力、社會力、文化力的內涵都體現著人、社會與國家的素質。建設軟力量的關鍵是人的素質。具體而言，建設國家的政治力，就是提高人的政治素質，以提高國家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和鞏固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建設國家的社會力，就是提高社會成員的社會協調能力，以提高社會的和諧程度；建設國家的文化力，就是提高國民的文化認同，以增強國家的文化投射能力。

硬力量是軟力量的物質支撐，軟力量則是硬力量的精神升華。在綜合國力提升的過程中，同樣遵循著硬力量決定軟力量、軟力量反作用于硬力量的規律。盡管中國和平發展道路與其他大國崛起的模式不同，但在硬力量與軟力量的發展秩序上基本相似。從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均gdp不到200美元，按世界銀行人均每天消費不到1美元為絕對貧困的標準，中國的赤貧人口數在1981年是6.34億。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幾乎沒有資源投放到軟力量建設，不得不把經濟建設特別是物質財富增加作為國家的第一任務。

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國的硬力量特別是經濟總量得到空前提升。從經濟總量來看，按照現行市場匯率計算，中國gdp總量已經上升為世界第4位，僅次于美國、日本、德國。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經濟總量2006年首次超過20萬億人民幣，列美國和歐盟之后，居世界第3位。高盛公司全球經濟研究部的《成長與發展：通向2050年之路》一書預測，中國經濟總量可能在2008年超過德國，在2015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即使增長率降到7％，中國經濟總量仍將在2050年趕上美國。

相對于硬力量迅猛發展，中國軟力量的數量和質量都顯得極不相稱，甚至束縛著硬力量的進一步提升。從全球競爭力排位看，中國的許多主要產品的產量和出口規模都已名列前茅，但在信息、法制、管理、市場自由度、創新能力等軟力量指標方面，中國基本上排列在平均水平之下，有些指標甚至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這種硬力量和軟力量極不平衡的綜合國力結構表明，發展軟力量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核心問題。由于中國硬力量的溢出效應，軟力量的缺乏就不只是限于中國內部的社會和諧問題，而是直接關系到中國能否實現和平發展的戰略問題。

硬力量是走向現代化的物質條件，并不是現代化本身。軟力量是人的素質的核心，標志著人的現代化水平。綜合國力構成要素是“以物為本”還是“以人為本”，這恰恰是區分前現代化、現代化、后現代化的主要標志。當硬力量達到一定程度，國家擺脫物質匱乏、人民擺脫貧困，這時硬力量對國家發展的作用逐漸下降，社會和諧、制度完善、文化發展等軟力量的作用逐步上升。換言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軟力量將成為決定中國能否和平發展的主要條件。

二、中國力量結構缺陷與“中國威脅論”

序的負面沖擊，進而扭曲中國的國際形象，達到阻滯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的。因此，要消除和厘清“中國威脅論”的影響，就不能不正視中國的國力結構特別是軟力量的嚴重不足。

中國的和平崛起首先表現為以經濟總量為核心要素的硬力量崛起，這是海內外公認的基本事實。經過25年左右的時間，中國經濟總量數倍翻番，使中國在世界經濟大國的地位排列中迅速提升，從1980年代初的30位提升到2006年的第4位。而且這種超常規上升速度有利于中國縮短與美國和日本這兩個超級經濟大國的距離。在2000年，中國經濟總量還是美國的1/10，而2006年已經是美國的1/6。中國經濟在宏觀層面與美國的相互依存達到或接近美國與西方盟國的緊密程度，而且在微觀層面也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海外企業并購和戰略聯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威脅論”接踵而至。例如，中海油集團收購美國尤尼科石油公司的股份遭遇美國國會的強大阻擊。以至功敗垂成。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欄文章稱，今天的中國比1980年代的日本更有威脅力。美國全球政策研究所所長布朗在一份調查報告中也宣稱，在糧食、肉類、鋼鐵、石油和煤炭等5種主要產品的消費上，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國。由此可見，中國經濟增長所帶動的硬力量上升，導致了“中國威脅論”的一波又一波浪潮。

“中國威脅論”時起時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國際勢力的蓄意炒作以外，還可以從中國自身的力量結構上找到原因。中國的綜合國力結構存在著兩個基本的不平衡性：一是硬力量的“量大質不高”；二是軟力量的“量小質更弱”。這種力量結構的畸形，使中國力量的某些部分增長超出了國際社會的承受能力；而其他部分力量(尤其是軟力量)的滯后又使中國力量的增長難以得到國際輿論更多的正面認同。

中國增長最快的商品進出口就表現出“量大質不高”的典型特征。2001年中國的外貿總額是5100億美元，2006年達到1.7萬億美元，平均年增長25％左右。1978～2001年的外貿年均增速為14～15％左右，加入wto之后提高了10％；中國成為最大的商品出口國之一，同時又是外貿依存度最高的國家之一。然而，中國外貿的快速增長主要依靠勞動力、資金、土地、資源等要素的粗放投入，增長效率和質量不高，增長基礎比較脆弱。貿易規模大，但處于國際分工體系的低端。單純數量擴張的增長方式已經成為中國外貿的“軟肋”。依賴大量低端產品出口支撐的出口競爭力近年來出現不升反降的趨勢。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06—2007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國在全球競爭力排名中排在印度(第43位)之后，居第54位，比上年度下降了6位。由此必然產生兩方面的沖擊：一是中國的低價商品對發達經濟和發展中經濟同時產生市場沖擊；二是低成本的商品依賴巨大的能源和資源消耗而對國際原材料價格體系產生沖擊。在兩大沖擊的背景之下，“中國經濟威脅論”就有了新的生成條件。硬力量的缺陷就轉化為軟力量的受攻擊。

中國的國際文化競爭力則更明顯地反映了軟力量“量小質弱”的典型特征。自加入wto以來，中國文化產業取得長足發展，但仍然存在著巨額文化貿易逆差，即所謂“文化人超”或“文化赤字”。統計數字顯示，中國的書籍和影視的版權貿易逆差都在10倍以上，最高時超過了15倍。2004年中國向美國輸出了14種版權，而從美國引進的版權達4068種。俄羅斯藝術團體一年在中國演出將近100場，而我國藝術團體同年在俄羅斯演出不足10場。這種差距近幾年來逐年擴大。文化貿易逆差反映的是中國與西方大國文化力失衡的現實，表明中國文化競爭力的弱勢地位。盡管中國擁有悠久的文明歷史和文化資源，以及世界上人數最多的文化工作者，但中國文化競爭力處于較弱的態勢仍將是一個長期現象。中國作為，“文化資源大國”不等于是“文化產業強國”，中國作為貿易大國卻是嚴重的“文化貿易入超國”，這種悖論集中體現了中國國力結構的畸形發展。文化產業發展的嚴重滯后已經成為有形商品競爭力的桎梏。新產品創意不足、品牌效應微弱、人文內涵膚淺成為中國商品相當普遍的通病，甚至依賴盜版和復制來維持商品市場競爭力，足以證明軟力量發展滯后已經殃及硬力量的進一步發展。中國教育貿易逆差巨大也反映著同樣的結構性缺陷。中國每年的教育貿易逆差高達20億美元以上，而且還在逐年擴大。一方面是教育投入資源不足，一方面是教育資源大量外流；一方面是國內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失調，一方面是中國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明顯不強。這種現象同樣成為中國軟硬力量嚴重失衡的指征。換言之，“教育資源大國”同樣不等于“教育強國”，“人口大國”不等于“人力資源強國”，這些不等式恰恰來自于中國國力結構的缺陷。

中國軟力量的結構缺陷還在于制度建設進程與經濟發展速度難以同步。特別應認識到，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迅速發育并走向完整的體系建設階段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還處于探索和起步階段。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的初始性和漸進性，目前還難以得到國際輿論的充分理解和肯定，這是中國軟力量發展在國際社會中受到種種壓力的重要原因。這種歷史階段性的特征需要時間和實踐來加以證明。今天的中國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制度，其歷史積淀相當深厚，至今仍保持著相當大的慣性力量。中國的現代民主文化與傳統專制文化的此消彼長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對改變這種制約力量的長期性和艱難性認識不足，也是影響中國軟力量建設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中國改革始于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往往寓于經濟體制改革之中。這種改革模式的特殊性使政治體制改革迄今為止仍在局部、基層內展開。在某種程度上，這是造成中國力量結構不平衡發展、中國國際形象扭曲的內在原因。

然而，經過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設進入全局的、整體的改革發展階段的條件正在成熟。其中三個要素不可忽視：一是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已經觸及到權利、資源和利益分配的核心部分，所謂“改革攻堅階段”可以理解為從經濟體制改革為主向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兼顧的階段轉變。二是中國的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內在的根本變化，一個流動的、開放的、和諧的社會結構要求更加廣泛、深入的權力制約和監督，更加自覺、有序的公民政治參與。三是中國正在成為“負責任的大國”和“利益攸關方”，廣泛參與國際機制建設和國際政治民主化進程，必然有助于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上述三個要素在1980年至2000年間基本不具備或者不同時具備，而在最近5年的時間里，三者同步發展的趨向逐漸明顯。這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以制度建設和文化建設為主要構成的中國軟力量，有可能而且必須取得與經濟發展、經濟體制改革相匹配的平衡發展。從這一點上看，中國軟力量和硬力量的平衡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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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二

第六框 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教學目標?

知識方面

知道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和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能力方面

通過教學，培養學生歸納整理歷史史實，從而得出正確結論的應用能力和透過歷史現象認識事物本質的抽象概括能力。

思想覺悟方面

通過教學對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使學生樹立社會主義理想，增強社會主義信念。

教學方法

本節主要采用學生討論歸納為主的方法。

重點難點

1、重點

近代中國人民救國的奮斗歷程，既是教學的重點，也是教學的難點。

2、難點

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統治者相互勾結，使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問題是教學的難點。

教學過程?設計

第六框 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一、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

學生自讀課本

學生討論以下幾個問題

1、找出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為什么會這樣？

2、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

3、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現狀如何？

（因為學生已學過歷史，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現狀已有一定的了解）

教師總結：

如果沒有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也會象其它資本主義國家一樣，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社會的扭曲發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這種社會制度下，廣大人民，過著饑寒交迫和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人民急切盼望改變這種社會現狀。

二、舊民主主義革命沒能完成救國的歷史使命

學生自讀課本

學生思考討論以下幾個問題

1、近代革命志士進行的救國探索有哪些？結果怎樣？

2、以上探索說明了什么問題？為什么？

教師歸納總結

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是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決定的。帝國主義不允許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封建勢力頑固而強大，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沒有能力領導民主革命趨向勝利。

小結：

通過本節課的教學，我們知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試圖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方式，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現狀是不可能的，要改變中國的社會現狀，只能用新的革命方式，就是中國共產黨領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從而有力地證明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道理。這就是我們下節課要講的內容。

板書設計?：

第六框 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效果檢測與矯正：

為什么說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教學札記：

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三

中國道路道路字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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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對中國道路問題進行了一系列重要論述。這些論述，既有歷史維度上對“中國道路”歷史淵源的追溯，又有理論維度上對“中國道路”理論根基的闡釋，同時亦有對“中國道路”價值訴求上的人民主體性及社會實踐上之堅實基礎的清晰揭示。習近平深刻闡明，“中國道路”來源于歷史，來源于真理，來源于實踐，來源于人民。

關鍵詞：習近平;中國道路;中國共產黨;中國歷史

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就中國道路問題做了一系列的重要論述。這些論述既從合規律性的維度清晰闡明了“中國道路”深厚的歷史淵源，又從合價值性的維度準確界定了“中國道路”價值訴求的人民主體性，還深刻闡釋了這條道路科學的理論根基與堅實的實踐基礎;從而，也就在歷史淵源、理論基礎、價值訴求、現實依據等多重維度上，為堅定“中國道路”的道路自信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根基。究其根本，“中國道路”是中國歷史邏輯與世界歷史邏輯辯證統一的客觀歷史規律使然，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使然，是中國人民追求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及最終實現“中國夢”理想的價值訴求使然，亦為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所證實和昭示。簡言之，習近平深刻闡明了“中國道路”有機統一的四重根基：歷史、真理、人民與實踐。

一、 中國道路來源于歷史

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1]（p.26）。這一論斷，從歷史淵源的維度深刻闡明了“中國道路”生成的歷史規律性與內在必然性。

從近現代中國歷史發展整體進程及世界歷史發展整體進程的客觀邏輯看，近現代中國之所以歷經多次選擇最終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是因為中國自身歷史變遷的特殊邏輯使然，亦是因為世界歷史變遷的普遍邏輯使然;是因為中國歷史變遷與世界歷史變遷雙重邏輯的深層互動，共同規定了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走向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生成。

就中國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而言，“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 sup[2]/sup。中國五千年連續性的歷史發展與積淀，生成了一個極具獨特性的前現代農業文明，這是一個世界范圍內規模最大、發展水平最高、發育最成熟、結構最穩定的前現代農業文明①，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結構及以之為中心在東亞世界所形成的國際格局都遠較前現代的歐洲更為復雜、更為獨特。這種前現代的社會歷史存在，作為歷史的“前理解”已經先在地規定了西方現代化經驗之于中國的有限性和狹隘性，也預示了中國現代化進程必然會比西方的現代化更復雜、更多維、更迥異。例如，經驗事實已經表明，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農業結構的轉型、農村社會的變遷、農民角色的轉換、農業勞動力的轉移、中國現代變遷中的城市化進程等，就與西方截然而異。其他方面，如中國現代化中權力的集散，中國現代化中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遷，以至于中國的制度現代化、文化現代化、社會現代化等，亦是如此。所以，要把握中國現代化變遷的特殊性，要理解西方現代化對中國歷史發展之外源性沖斷的意義，只有在中國前現代社會內部要素演進之趨向與西方示范效應的互動中，才可以看得更清楚、更全面。而西方現代化的經驗和范式，也不能簡單有效地作用于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國的現代化只能經過對西方現代化示范效應的消化、吸收、轉化生成，并經過對自己文明內部要素的揚棄、重估與出新，才能融和二者而形成新的有中國獨特內涵的現代化范式，走上真正的現代化道路！畢竟，中國道路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國體制、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之上的，“中國的文化、歷史等有很多特色，很難照搬任何外國的現代化模式，中國只能走自己的路”[3]（p.104）。

就現代社會變遷的世界歷史邏輯看，以科學革命、工業文明、理性主義、民主主義、世界市場等為核心動力的現代文明，不可逆轉地極速推進了“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人類歷史進程。這一大潮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這一歷史進程同時亦伴隨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現代戰爭等血腥與罪惡，其本身即具有鮮明的“善”“惡”二重性。這種二重性的歷史事實表明：“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大趨勢是不可逆轉的，現代化是必然的;但在世界歷史深入發展的進程中，揚棄、超越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經驗，建構更合理、更正義、更高水平的現代文明，同樣既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亦具有價值的正當性，這已為既有的世界歷史及其經驗所證實。例如，世界歷史進程中針砭、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偉大思想與社會運動——始于托莫爾、康帕內拉、閔采爾等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經溫斯坦萊、摩萊里、馬布里、巴貝夫等人到三大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再到馬克思恩格斯創生科學社會主義，直至當今世界的連綿不斷的社會主義思想與運動，在后發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出現并與民族主義甚至文化復古主義結合在一起的世界性的“反現代化思潮”，綿延于20世紀直到當今仍然方興未艾的反省現代性的各種思潮，乃至晚近大興的后現代主義、生態主義、社會批判理論等質疑、批判現代性的思潮與運動等——其生成的深層根源不能不說即在于此。

在上述雙重歷史邏輯的共同規定下，近代歷史開始后，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在現代西方的沖擊下，民族危機、政治危機、社會危機、文化危機疊加并發，還疊加進了西方現代化進程中形成的于中國而言外植性的現代性危機。在多重危機疊加并發的歷史處境中，在雙重歷史邏輯的內在規定下，近現代中國始終面臨著“雙重”超越性的歷史任務：一方面，在西方現代文明的沖擊下，中國需要超越自身的前現代農業文明達到西方現代文明發展的既有水平，走向現代化;另一方面，又必須同時直面西方現代化既有水平下缺陷、負面的現實，尋求超越其現代發展的既有水平，以達到其將要達到的更高水平的現代化。因此，近現代中國在選擇自身發展道路之時，既必須直面自身歷史、文明的獨特性問題，又必須直面世界歷史的普遍性問題;中國發展道路必須集中國品格和世界歷史性品格于一體而具“中國特色”。

近代以來中國波瀾壯闊的歷史，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和建設的九十多年艱苦奮斗的歷史，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都貫穿性規定于這種“雙重”的歷史邏輯與歷史任務下sup[4]/sup。各歷史階段雖有不同的歷史實踐表征，但其深層的或本能或自覺的歷史實踐取向，卻不能不說是連續遞進的。這實質上反映了近現代中華民族對這一問題的不同覺悟程度、認知水平及理論建構、實踐戰略所達到的高度。正是在各歷史階段的承繼與超越中，中國最終走向了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可見，“中國特色”的歷史之根，在中國文明獨特性所規定的“中國國情”、“中國問題”;“社會主義”的歷史之源，在“世界歷史”，在“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中，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規定下現代性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內在歷史必然性，及世界人民追求建構更合理、更正義、更高水平現代文明的價值正當性。

二、 中國道路來源于真理

社會發展的實踐形態既取決于客觀歷史邏輯的內在必然性與規律性，亦源于科學的理論建構。列寧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中國道路的歷史生成亦如此。它既源于中國歷史邏輯與世界歷史邏輯的有機互動，亦奠基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因此，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是根植于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的科學社會主義”[1]（p.26）

鴉片戰爭后，中國歷史脫離封建王朝更替的舊有軌跡，被動地走向以工業化、現代化為發展取向的世界歷史性的現代變遷進程，其直接的動因無疑是在外而不在內，在世界歷史的節律而不在中國歷史的節律。中國是被裹進世界歷史的大潮流中的。這是一個被動性的而非主動性的中國近代歷史開端。

正由于這樣的一個近代歷史開端，使近代中國歷史處境截然不同于古代歷史上曾經面對的任何一次變局。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因此，如何有效應對現代西方的強勢沖擊，如何科學認識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與大勢，進而科學選擇中國社會發展的模式與道路，也就成了無法回避的極重大的課題。

為此，近代中國一代代仁人志士進行了艱難的持續探索與嘗試。從“師夷長技”、“中體西用”的器物修補，到“戊戌維新”、“辛亥革命”的制度鼎革，再到“民主”、“科學”維度上“全盤西化”，他們走的不可不謂勇敢、決然，也不可不謂悲愴可泣！但中國落后、衰敗、屈辱的境地依然如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依然如舊。原因何在？一方面，這根源于歷史實踐的成熟程度。畢竟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深入互動對近代中國問題本身的特殊性、復雜性和多維性的充分暴露總要有一個過程。另一方面，實踐發育成熟的水平亦制約著理論建構的成熟水平。受歷史的局限，當時的仁人志士還未能完全科學辯證地認識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大勢，還不能在世界歷史與中國歷史發展的雙重邏輯規定下科學建構中國社會發展的模式與道路。

艱難躑躅中，中國歷史走進了20世紀初。辛亥革命勝利與夭折的悲喜劇，揭示了中國問題的復雜性、多維性;“一戰”及其慘局，充分暴露了西方現代性鮮明的“善”“惡”二重性;“十月革命”及蘇俄道路，呈現給世界一種別樣的現代性理想。中國歷史發展的實踐與世界歷史發展的實踐亦有了更深入的互動，中國現代社會變遷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多維性亦得以更全面的實踐凸顯。實踐的成熟水平推進了理論選擇與理論建構的成熟水平。因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強勢傳播開來，它呈現給中國一個嶄新的理論圖景和實踐前途。作為真正的“世界歷史”理論，它科學辯證地揭示了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大勢。

第一，馬克思主義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唯物史觀科學地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找到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指明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趨勢和發展方向。

第二，馬克思主義對現代資本主義進行了科學解剖，對世界現代變遷矛盾二重性的分析亦具有鮮明的辯證統一性。它既充分肯定了現代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和巨大進步性，又無情地批判了其罪惡性和極大的負面效應，從而揭示了現代資本主義必然產生又必然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所取代的規律性。在此基礎上，它亦建構了指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實踐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找到了革命的主體力量——現代無產階級。

第三，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現代化中矛盾二重性問題的解決策略是最理性、最客觀、最具建構性的。其一，它明確批判開歷史倒車的復古主義，這使其根本區別于現代文化保守主義、文化復古主義。其二，它對西方現代化中罪惡性、負面性的批判、針砭，又是最堅決、最革命、最徹底的。這使其根本區別于各種資本主義的改良流派。其三，它強調要解決世界現代化的負面性問題，必須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辯證否定的揚棄基礎上。既不能簡單地拒斥現代社會發展的既有成就于不顧，情緒化地炸毀現代性簡單了事;也不能忽視建構現代社會應有的必要基礎，在落后的前現代社會基礎上浪漫化地建設空想的現代社會。它還指出了后發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現實可能性。這使其明顯有別于后現代主義、無政府主義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與各種民粹主義。

馬克思主義既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指明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趨勢;也揭示了現代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指明了世界現代化進程的辯證路徑。這也就從根本上解開了近代中國不得不學西方卻又始終為西方之“惡”所困擾的心里糾結，從而為中國指明了發展的最佳前途和歷史的最終歸宿。

雖然發展前途與歷史歸宿已經明晰，但要進行中國革命和建設，還終究要立足于中國現代變遷的具體國情與具體問題。畢竟，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說到中國的事情并不多，在中國進行革命與建設的事，“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來，列寧的本本上也找不出來”[5]（p.260）。因此，馬克思主義必須中國化而生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于是，在實踐的多次曲折與艱難探索中，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不斷實現一次次深入結合;因之，有了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也有了其指導下的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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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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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中國道路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展開的關于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踐的探索，其歷史與邏輯起點可以溯源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因而，可以從廣義與狹義兩個維度來界劃中國道路。從廣義層面而言，新中國成立以后展開的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建設與改革的整體性歷史，都可以納入到中國道路的討論域之中;從狹義層面而言，中國道路特指改革開放以來所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無論是從廣義還是狹義維度，中國道路背后都關涉一個核心的通約性理論問題，即如何正確處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設想與中國本民族國家社會主義具體實踐之間的張力關系，從而構筑出一條既堅守經典理論的本質規定性，又彰顯本國具體實際，更區別于他國模式的科學發展道路。衡量中國道路需要拓展理論視角，從多元維度出發加以綜合把握。其中，從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線索來衡量，有助于從根本上講清楚中國道路產生及其發展的內在歷史必然性;從社會主義及其中國實踐的歷史線索來衡量，有助于全面揭示中國道路的本質屬性及其不斷成功的內在密鑰;從人類走向現代化的整體性歷史線索來衡量，有助于在更加普遍寬廣的范圍內講清楚中國道路的世界效應。辯證理解中國道路還需要運用科學方法論的指引，即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從整體上對中國道路的歷史進程做出科學的分期并展開理性的認知與探討。

關鍵詞 中國道路 70年 社會主義 “三個意味著” 歷史分期

中國道路是當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議題，大量研究對這一話題進行了集中關切，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理論研究成果。不同學者基于不同的理論旨趣與研究偏好，對中國道路的理論內涵進行了不同維度的解讀。在繼承目前學界現有積極成果的基礎上，深化對中國道路的研究，需要尤其注重回答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如何辯證把握中國道路的豐富理論內涵問題，二是如何綜合定位中國道路的歷史方位及其時代坐標問題，三是如何對中國道路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作出科學的界劃問題，四是如何正確對待中國道路不同發展階段之間的辯證關系問題。科學回答上述問題，從本質上就是應當科學闡釋中國道路的歷史起源與邏輯發展問題，亦即從根本上講清楚為什么中華民族在近代以來長期不懈的艱辛奮斗過程中選擇了這樣一條發展道路，講清楚為什么探索與堅持這一條發展道路的歷史重任必然落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身上，講清楚中國道路在艱辛的探索之中為什么能夠不斷取得勝利，講清楚中國道路為什么是當代中國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根本之路。

一、內涵：中國道路的歷史邏輯與本質特征

中國道路從根本上講是一個專有名詞，有特定的邏輯所指與理論內涵。所謂中國道路，就是特指關于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盡管在一些學者看來，關于中國革命的道路也可以被稱為中國道路，例如，美國學者塞爾登將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的治理方式稱為“延安道路”。[美]馬克·賽爾登：《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魏曉明、馮崇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但從目前學界關于中國道路討論的角度來看，現有相關研究存在一個潛在的共識，這就是當前所言的中國道路，其實是特指關于社會主義在中國建設的道路。

1.1949年：中國道路歷史起點的錨定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與社會主義的前進方向。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就曾明確指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頁。盡管中國革命從屬性上來說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價值導向與實踐旨歸則是社會主義。這一點毛澤東曾做出過系統化集中化的闡釋：“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9頁。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必須首先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這種理論與實踐上的“天經地義”從根本上是由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所形塑的。具體而言，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革命情勢的艱巨性與復雜性，使得中國革命不可能通過“畢其功于一役”的方式直接獲得勝利，而必須首先解決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任務。只有待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任務完成之后，才具備了導向馬克思主義理論所設定的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與現實可能性。因此，中國革命需要分兩步走，即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步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二步。“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6頁。

社會主義在中國從一種理論設想向現實制度形態與實踐運動轉變的標志，是1956年關于農業、手工業與資本主義工商業“三大改造”的完成。因此，有觀點認為，關于在中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國道路”，其歷史起點應當溯源于1956年。但實際上，從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已經逐步有計劃地推進社會主義在中國探索與實踐的步伐。例如，1949年以后的國民經濟恢復期，盡管從制度的創制上來看，此時仍然是以新民主主義制度為主，但這一過程中社會主義的因素始終在不斷增加，資本主義的因素在不斷減少。正是基于上述狀況的考量，毛澤東明確對當時社會上出現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秩序”的觀點做出了批評。毛澤東在1953年6月15日晚聽取并討論李維漢《關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的報告時明確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16頁。“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斗爭，是變動很劇烈很深刻的時期。我們現在的革命斗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斗爭還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資本主義絕種。‘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斗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217頁。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建國以后中國共產黨就開始了關于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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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道路字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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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選擇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對歷史經驗教訓的反思，基于對時代特征的根本判斷，基于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基于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根本變化，基于中國國家利益與人類利益的同一性，基于中國傳統文化和核心價值觀的深厚底蘊。中國和平發展道路來自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生性。這條道路將超越傳統大國的崛起模式，超越傳統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框架，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從而成為新興大國整體崛起的組成部分。

關鍵詞：和平發展道路；必然性；內生性；歷史超越

作者簡介：黃仁偉，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上海 200020）

梳理中國30年來開辟和平發展道路的基本經驗，可以用若干個核心概念來概括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平”，是這條道路的旗幟和目標；“發展”，是這條道路的內涵和本質；“科學”，是這條道路的思想方法和可持續條件；“和諧”，是這條道路的結構設計和價值理念；“開放”，是這條道路的根本動力和歷史條件；“合作”，是這條道路的行為準則和路徑選擇。

一、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歷史基點

從歷史、現實和未來的結合來看，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符合歷史規律、時代潮流和人心所向，是中國實現現代化、成為世界強國的唯一戰略選擇。

1.中國選擇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對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反思

反思之一：新中國建國以來，長期處于被遏制被包圍的國際環境，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的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拉大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差距，延滯了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進程。造成這種長期惡劣國際環境的原因來自外部和內部、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和平不夠、發展不夠，是建國后30年的基本教訓。吸取這兩個歷史教訓，才有可能走上一條全新的發展道路，才有可能在資本主義占據優勢的世界體系中贏得中國的發展空間。

反思之二：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度成為世界上國力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并領導著占據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會主義陣營。但是蘇聯與外部世界始終處于戰爭和對抗狀態之中。蘇聯不僅與西方陣營進行了世界大戰和長期冷戰，甚至對社會主義國家也動輒使用武力，導致社會主義陣營分裂；還在全世界擴張軍力，與美國爭霸，在輸出革命的名義下發動對外戰爭。由此導致國力空虛、經濟崩潰，最后結果是全盤解體。蘇聯教訓對于中國極為深刻，中國絕不能重踏蘇聯的覆轍。

反思之三：世界上大國崛起的不同道路導致完全不同的歷史后果。其中最主要的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的德國和日本，走的是一條軍國主義、瘋狂擴軍備戰、挑戰現存國際體系的崛起道路，以致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對世界各國和本國人民帶來巨大的歷史性災難。戰前的德國模式和日本模式都是典型的迅速崛起又徹底失敗的模式，證明在世界體系已經形成的歷史條件下，以軍事結盟挑戰現存國際體系、重新瓜分世界、奪取霸權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國當然不能仿效德國和日本在戰前的擴張戰略。

反思之四：美國的崛起道路雖然并非和平，但是它沒有挑戰當時的霸權英國，而是抓住機遇，發展自己，在英國衰落并有求于美國的時候，適時地幫助霸權國家，最終和平地實現霸權轉移。美國的經驗不可復制，但是其成功之處亦不可忽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德國通過歐洲一體化、日本通過美日同盟和亞洲市場實現和平復興，分別達到世界經濟第二、三位強國。這些國家崛起的成功經驗，我們不可能模仿，因為外部環境和國家性質不同。但是，這至少可以證明，后起大國與現存國際體系并不總是處于對抗狀態，這是中國和平崛起不能不借鑒的。

2.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對時代特征的根本判斷

自鄧小平以來的歷代中國領導人都認識到，時代背景、世界潮流、人類命運發生了歷史性的根本變化。根據這種認識，30年來，中國始終在求和平、謀發展。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突出問題。一方面，解決和平與尋求發展比解決其他問題更為重要和迫切；另一方面，維護和平和尋求發展已經成為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要求，關系到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兩大問題是世界范圍內的帶全局性、戰略性的問題，制約并影響著世界上其他問題的解決。同時，這兩大問題也體現了世界的潮流和時代的基本特征，并存在著解決的可能性。中國領導人不是孤立地看待和平問題與發展問題，而是特別重視把握二者之間的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系。發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增長問題，而是關系到全人類的進步與發展的宏大命題。只有解決發展問題，才能解決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問題，以及對世界局勢產生整體性影響的戰略性問題。其關鍵是南北問題即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問題。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戰略意義就在于推動南北問題和全球發展問題的解決。

“和平與發展”從當今世界的兩大問題，到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到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逐步地從觀察世界格局、判斷時代潮流，轉化為對中國發展的道路選擇和價值判斷。鄧小平提出爭取20年和平時間，確保經濟總量翻兩番。按照這個戰略思維，中國提前10年走出了冷戰格局，結果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發展戰略目標。此后，黨中央又判斷中國處于戰略機遇期，為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再爭取20年和平，以確保實現第二個發展戰略目標。第二個“20年和平”已經過去將近一半，實現第二個發展戰略目標的條件越來越充分。在這個階段上，產生了一個新的重要條件，就是中國的發展成為世界和平的關鍵因素之一，成為世界發展的歷史機遇。中國和世界已經完全不可分離。

3.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對中國基本國情、國家屬性、國家定位的判斷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選擇來自于對中國基本國情的判斷。中國底子薄、人口多，“既是大國，又是小國”。這是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都必須考慮的。這不僅決定了中國崛起必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而且決定了中國崛起不能選擇爭霸、擴張的方式，而只能是一個和平發展、逐步累積國力的過程。鄧小平提出，中國需要執行改革開放政策，利用現在有利的和平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爭取在50年到70年時間內發展起來。

中國現代化的不平衡性、長期性和艱巨性是基本國情。其不平衡性包括東部、中部、西部發展極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同產業發展不平衡；每個大行政區域（省、市、自治區）內部也不平衡。

其長期性是指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時間。從1949年算起，五十年左右達到初步小康水平；一百年左右達到中等發達水平；二百年左右達到先進的現代化水平。這二百年左右的時間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果考慮到中國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2500年封建制度的歷史，100年到200年的現代化過程并非十分漫長。如果再考慮到西方文藝復興至今已經500年，中國以1/4到1/3的時間趕上其現代化的步伐，也不是太長遠。

其艱巨性是指中國現代化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開展的；是13-15億人口/人類的五分之一的整體現代化；土地、資源、技術、資金等要素條件的相對短缺；長期與發達國家的市場和先進科技相對隔絕。

這些基本國情既是中國現代化的阻力，又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基本條件。中國的空間廣大使其戰略回旋的余地充分；中國的不平衡發展可以形成內部的梯度轉移，形成產業升級的長周期；中國的人口眾多，構成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和潛在的巨大市場；西方技術和資金的相對缺乏，迫使中國發展自主技術創新和國內資本市場。事實證明，正是這些基本條件，使中國具備高度的抵御內外壓力和危機的能力，走出一條獨立自主、改革開放、和平發展的現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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