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道路作文通用(5篇)

無論是身處學校還是步入社會，大家都嘗試過寫作吧，借助寫作也可以提高我們的語言組織能力。范文書寫有哪些要求呢？我們怎樣才能寫好一篇范文呢？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介紹一下優秀的范文該怎么寫，我們一起來看一看吧。

中國道路篇一

2020年秋天，有兩件與中國工業企業密切相關的事情。

第一件，是在9月15日在上海召開的第22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簡稱工博會）。這是今年常態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全球首個線下舉辦的國家級工業展會——本次工博會以“智能、互聯，賦能產業新發展”為主題，會期5天，參展企業超過2000家，展覽規模24.5萬平方米，涵蓋從制造業基礎材料、關鍵零部件到先進制造裝備、整體解決方案的全產業鏈最新技術、產品和服務。

筆者親身參與了本次展會，最大的感觸是：現場觀眾人潮洶涌，而且大多都是有備而來的專業觀眾。讓人感覺即便是疫情期間、全球經濟風云詭譎的大環境下，中國的整個工業領域，依然表現出一派積極向上的求知欲和充滿希望的勃勃生機。

“犀牛智造”一經媒體報道，即得到了行業的極大關注：有人認為這僅僅是阿里套著“新制造”的外衣，繼續拓展自身業務的外延；
也有人認為，“這能夠徹底改變紡織業，讓made in internet成為現實”。

在筆者看來，這兩種非黑即白的判斷都稍顯主觀：僅憑一個不成熟的平臺和樣板工廠，就“徹底改變”某一個行業顯然過分樂觀，但是通過猜度阿里的意圖來證明其價值，也稍顯狹隘。

中國工業在近些年取得的發展成績，獲得了全世界的認可：不僅產業鏈完備，而且具有相當的市場競爭力。但是不能否定的一點是：在全球化的時期，中國工業在全球產業鏈當中始終處于低端，因此對于未來發展道路的話語權不大——關于工業的未來該向哪個方向發展的問題，中國企業始終是重要的實踐者，但是從來都不是領導者和開拓者。

關于工業未來的發展道路，最近的一次討論始于2010年以后。當時，在整個工業領域曾經掀起了一場關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討論：所有人都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整個工業領域即將與新興科技完成一次充分的融合，從而實現一場由內而外、由表及里的“脫胎換骨”。

這樣一場討論，隨后演變出兩條關于工業企業未來之路的模型。

第二種模式來自以ptc為代表的美國工業軟件領導者，他們提出了最早的“工業物聯網”理論。在他們看來，未來的工業產品一定不再僅僅是由機械和電子組成的物理產品，當傳感器的性能、軟件的能力和電子控制等部分的能力越來越強，產品本身的智能化程度和互聯網屬性就會越高，因此工業的未來，將是一個“在產品與產品之間、產品和用戶之間、產品與生產企業之間，建立起一個以改善用戶應用為中心的信息傳遞機制，產品將是具有的自成長能力的類生命體”。

很快，兩種說法通過“數字雙胞胎”的概念完成了最大程度的融合：兩者都強調未來的工業需要將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進行融合，既所謂智能工廠，需要通過工業物聯網來實現與虛擬世界的聯通；
而工業物聯網在強調利用產品本身來溝聯通企業與用戶的同時，也承擔起了改造企業生產加工環節的智能化改造任務。但是兩者的區別依然存在，即：“智能工廠”定義的未來工業企業核心是物理世界的生產加工；
而“工業物聯網”強調的未來工業企業動力源頭是虛擬世界的設計、仿真和優化。

黑格爾曾經說過：所有偉大的歷史事件都是會重復出現的，只是第一次出現是以正劇的形式，第二次出現則是以鬧劇的形式。對于中國工業企業來講，無論想通過學習“智能工廠”模式實現整個行業的整體升級，還是通過跟隨“物聯網”模式完成彎道超車，實際上都是不現實的選擇：即使不考慮中國企業與歐美企業完全不同的企業文化、管理模式，僅比較兩者在全球產業鏈當中所處的位置，希望通過跟隨的方式來獲得更多的競爭優勢和生存空間，本身就缺少具有說服力的實踐性——中國企業需要一條不同與兩者的“第三條道路”。

“犀牛智造”最有價值的部分，不在于平臺和樣本工廠，而是其為中國工業企業提供了一個新的嘗試：不同于“智能工廠”和“工業物聯網”將焦點都放在工業企業本身的設計或者生產加工，中國工業企業實際上可以將視角拉開，從更高的層面，將交易環節也納入進來，利用中國發達的互聯網產業和新興技術——互聯網、5g、ai等——將工業企業自身的數字化與全社會的數字化進行融合，使工業企業的“數字化”成為全社會數字化的一部分，并將貿易本身作為驅動工業企業業務的源頭。

從單一工業企業的角度看，這種模式能夠讓終端用戶的需求成為驅動工業企業業務運行的動力源頭，從而推動實現工業企業在業務模式、管理方法和運營方式等方面的整體的躍遷；
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看，工業企業則能夠為整個社會以更環保、成本更低的方式，提供更有針對性的產品和服務——這或許就是構建數字化社會和數字化經濟的理想狀態。

從某種程度上看，以構建數字化社會、數字經濟的方式，來賦予工業企業更多的數字化價值，全球唯一可能實踐的，唯有中國工業企業，因為這里是對“數字化”本身的關注度、參與度最高的地方。

從政府層面講，202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提出“加快推進國家規劃已明確的重大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一時間“新基建”一詞備受社會關注。根據官方定義，“新基建”主要包含5g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七大領域。很顯然，構建一個以數字化經濟模式為導向到數字化社會，正在成為中國未來一段時間內的國家戰略。

從產業方面看，中國的互聯網、5g等產業已經具有向國際巨頭挑戰的實力。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在2020年9月30額日發布的第4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中國互聯網普及率已經平均達到67%，農村的互聯網普及都已經達到52.3%。與此同時，5g用戶已經超過1.1億，5g終端連接數已經超過6600萬，在建的“5g+工業互聯網”項目已經超過600個。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疫情期間的“健康碼”：在很短的時間內，各地都出現了記錄個人行動軌跡的移動端應用，通過將個人行動軌跡與疫情大數據進行比對，從而篩選和定義健康人群——這已經將“數字雙胞胎”從工業領域應用到了全社會，實際上每個現實世界當中的中國人，都已經擁有了一個在虛擬世界當中的“數字雙胞胎”。

應該說，整個中國社會的數字化進程為構建數字化經濟提供了龐大的用戶基礎，同時也為中國工業企業的“第三條道路”實踐提供了一種優勢和可能。但是要真正實踐這樣一條道路，僅憑粗糙的“犀牛智造”當然是不夠的，其至少還需要來自互聯網行業企業的更多投入和工業企業自身能力的提升。

互聯網企業投入更多精力反哺工業企業，最基礎的做法是像“犀牛智造”一樣，直接輸出自身能力。中國電商興起很大程度上，歸結于解決了面向個人消費者的交易節點。經過多年的發展，現在中國互聯網企業對于終端用戶的了解程度，遠遠領先于其他國家的同類企業。試想，如果有更多的互聯網企業跟隨“犀牛智造”的腳步，構建更多的面向工業企業的對接平臺，那么以往積累在互聯網平臺的海量數據即可形成最直接的用戶需求，完成從社會到企業的數字流動和價值產生——這可能是目前可見的中國工業企業未來數字化實踐最得天獨厚的優勢，其他地區的企業短期內將難以學習和復制。

互聯網行業的反哺是工業企業走上“第三條道路”的外因，自身能力的提升，則是關鍵的能在動力。

對于中國的工業企業來講，自身能力提升同樣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與工業企業在設計、生產、制造、加工等業務環節相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利用新興it技術實踐企業數字化運營相關能力的延續。

對于中國的工業企業來講，無論“中國企業制造不出一個合格的圓珠筆筆芯”是否真實，其實際都是一根心頭的刺：中國工業大而不強，主要是在一些例如材料、架構設備等核心的業務環節，缺少足夠的核心競爭能力。本次工博會上，筆者注意到，中國的工業企業已經開始注意到相關問題，并且開始著手解決：一位國內著名工科院校的博士生，在蘇州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專司研發電機及伺服驅動控制器，目標就是打破國外同類產品的壟斷，實現在工業企業關鍵核心零部件的能力越遷。而這類的企業，雖然在本屆工博會上展位并不大，但是數量眾多——這或許就是中國工業企業能夠保持如此積極向上的動力所在。

中國工業現在處在一個非常關鍵的發展節點：在全球產業鏈震蕩重組的大環境下，如何突破重圍，找到一種更加符合自身現實情況的未來發展之路，可謂是當務之急。沿著他人的成功之路是否一定會抵達自己的成功彼岸？如何發揮自己的優勢？如何發掘自身潛力？筆者意在拋磚引玉，相信中國工業企業應該有足夠的智慧，去找到真正適合的“第三條道路”。

中國道路篇二

中國道路篇三

20世紀初，在中國擁有“治外法權”的國家，除了所謂“八國聯軍”之外，還包括巴西、秘魯和玻利維亞，新中國誕生伊始，中國是世界上最貧困落后的國家（人均gdp排名第134），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人均壽命只有35歲左右，成人文盲率高達80%；在共產黨剛剛接手的1950年代初，舊中國的工業能力不足歐洲小國比利時的一半。

今天，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6年，中國按實值計算的經濟總量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

莫里斯?邁斯納說，在“強權即公理”的時代，中共遭遇到的是比它強大百倍的對手，而它打敗的恰恰也正是這樣的對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絕大部分歷程中，中共遭遇的則是最為惡劣的國際封鎖，但在1952~1978年的25年間，中國卻是世界上現代化速度最快的國家，國民收入（以不變價格計算）增加了4倍，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經濟增長率達到64.5%，大大超過了德國、日本和前蘇聯在發展高峰期的增長速度。

出身于國民黨的歷史學家黃仁宇承認：中共毫無疑問“創造了歷史奇跡”，而黃將這種奇跡歸結為：近代中國遭遇的是高度險惡的歷史環境，即“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中共必須以非常的手段，方才有希望成功應對這種“非常的環境”。他說：“毛澤東恰是這樣非凡的人物，在異常的時代，以非常的手段去對抗反常的局勢。”“非凡”、“異常”、“非常”和“反常”，黃仁宇用來描述他所謂“大歷史”的這一連串關鍵詞，其實只消用一個“共產黨式”的詞語來囊括就足夠了，這個詞就是：不斷革命。

今天，共產黨人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當今中國遭遇的發展難局與困境，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黨心渙散、人心渙散、思想文化領導權的失落，更深刻威脅著具有90年光輝歷史、戰斗的中國共產黨。在嚴峻的危機與壓力面前，除了以前無古人的創造性實踐去克服重重困難，除了“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除了“在本來沒有路的地方硬闖出一條新路”之外，中國共產黨人沒有任何退路可走。

一、發展，超越中國傳統文明

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古國，但是在近代落伍了。如果不能清醒地認識到中國舊文明的深刻內在危機，我們就不能改革、不能前進、不能革命，就沒有覺悟和自覺。

長期領先于世界的中國，為什么在19世紀會走向衰敗和落伍？長期戰亂分裂的歐洲，為什么會在19世紀后超越中國、領先世界？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在世界學術界，它被稱為“李約瑟之謎”。

許多杰出的學者已為破解這個謎作出了重要貢獻。如麥迪遜（angus madison）的《世界經濟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以及伊懋可（mark elvin）關于“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論斷（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按照麥迪遜的統計：中國經濟1000年里一直在持續增長，并在1820年左右達到了世界經濟總量的1/3；但是，盡管如此，中國經濟的增長卻一直是依靠不斷增加勞動力投入而維持的，而1500年之后，西方的增長則主要是依靠技術和生產方式的創新來實現的。如果說西方1500年之后的增長，體現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的話，那么觀察同時期的中國，卻會發現：經濟增長伴隨的乃是勞動生產率的下降，這可以解釋：為什么人口很少的西方卻創造了越來越多的財富，并最后超越了中國。

一個方面是地緣政治性的。自公元10世紀以降，在中國的推動下，逐步形成了橫跨歐亞大陸，聯絡東洋、西洋和南洋的貿易和金融流動體系，其中，以恰克圖為核心的北方貿易體系，以琉球為核心的海洋貿易體系，乃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的兩個重要樞紐。16世紀中后期以降，隨著美洲白銀的輸入和帝國主義軍事擴張的加劇，隨著世界地緣政治態勢的大變動，最終導致了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貿易和貨幣流動體系于19世紀走向瓦解。而中國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緣政治體系變動的結果。

第二個解釋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個簡單的事實：盡管在10世紀之后中國社會就開始進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華民國長達1000年的時間內，由于長期實行經濟、社會上的放任主義，中國都沒有自己的自主貨幣，宋代經濟已經依賴南洋、西洋舶來的白銀，而明隆慶之后，從美洲大量進口白銀，這成為解決中國經濟發展與貨幣短缺矛盾的基本策略，從而使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依賴于美洲白銀，這成為阻礙中國長期發展、實現革命性發展的重要瓶頸。近代中國改革的先驅康有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錢幣疏》，其中即提出中國四百年均沒有國家主權貨幣，指出貨幣供給依賴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實、失用”，乃是“曠世之大弊”。中國革命的先驅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標之一，也便是“貨幣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國國民政府才力圖廢除白銀而發行國家法幣，這非但沒有取得成功，反而導致日本的侵略。因此，與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國經濟的增長缺乏國家金融戰略的支持，這是它陷入發展困境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方面的解釋就是政治上的，具體說就是“國家組織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經濟和市場的不斷發展，與國家組織能力的持續下降這個矛盾現象，是我們觀察歷史得出的第三個基本結論。中國政治史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現了國家組織能力下降的問題，其根源就在于國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國的士大夫階級，自那個時候起，就已經不再能夠擔負起一個逐步近代化的國家的治理之責，即他們既沒有管理經濟、財政、稅收、司法、軍事和金融的具體能力，也不再能夠擔負起組織人民、教育人民的責任。華而不實、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階級，已日益成為中國社會近代發展的阻礙力量，而中國基層治理，早已經落在了橫征暴斂的胥吏手中，即從那個時候起，中國其實已經出現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機。

被列寧稱為“10世紀偉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率先提出了中國面臨著嚴峻的政治危機這個重要課題。面對著經濟的迅速發展、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和強大的外敵入侵壓力等多重難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問題并不是缺乏經濟能力，而是整體上喪失了政治能力。

王安石指出：宋王朝沒有政治。這就是說，國家沒有真正的治理者。儒家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目標是培養道德模范和文人，而非日益近代化的國家治理者，儒家學說作為政治學是不合格的，因此，在這種思想文化體系中培養出來的官員，作為“治理者”也都是不合格的。王安石的文章開篇即痛陳中國“沒有人才”，而他所謂的人才，并不是指文人，而是指治理者，并不是指儒家意義上的“好人”，而是指政治家——即治國理政的人才。王安石之所以被稱為中國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為他提出了培養、選拔、約束和監督治理者的一整套辦法，即他力圖將治理者從“文人”和“好人”中剝離出來，造成一個職業化的治理者隊伍，從今天的角度來說，他的這一舉措可以被稱之為“政治的理性化”。像中國此后進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樣，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這種改革無一例外地不能觸動中國基層，尤其不能觸動長期把持中國基層稅收、司法、財政和軍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階級。

胥吏是從唐代的“役法”中演變而來的，按照役法，基層的事務是由人民輪流擔任的，國家并不發給俸給，而唐中期以降，基層事務已由專任的事務員來把持，他們的收入不是來自國家，而是來自辦事獲得的“好處費”，而這種把持基層的事務員，也就是胥吏。它導致的結果就是所謂“官無封建、吏有封建”。

研究中國政治史，我們竟然發現，宋代其實主要有兩種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謂無能、無為的“三門干部”，一部分就是葉適所謂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無為，后者胡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無為，造就了后者的胡為。從三皇五帝到國民黨，中國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放棄基層，并且放手讓土豪劣紳、黑社會和非正式的“包稅人”控制和魚肉基層。

而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層，在基層與人民群眾建立起了血肉聯系，把土豪劣紳和黑社會掠奪的剩余奪取，一部分分給廣大基層群眾，一部分有組織地用于國家的發展與建設，從而一舉結束了國將不國的“江湖”局面。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基層建設是我們的立國之基，與基層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我們黨的執政之本，基層是中國政治的最大舞臺，我們不去占領，土豪劣紳黑社會和會道門勢力就會去占領。正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反對“三門干部”的同時，必須反對“江湖老大式”的干部作風。也就是說我們一定要以朱熹、宋江之流為戒。

而中國共產黨的最大文化成就之一，就是革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命，特別是革了儒家精英政治、士大夫政治、封建等級政治的命，中國革命的根本目標就是平等，它所造成的，就是中國人民的真正解放，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二、發展，超越馬克思的理論

1921年7月23日，毛澤東等13人以“北京大學師生暑期旅行團”的名義，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開會，7月31日，會議在嘉興南湖的航船上閉幕。

中共誕生伊始，只不過是林立于現代中國的200多個政黨當中的一個，而與近代中國第一大黨——中國國民黨成立宣言中所倡言的“三民主義、富國強兵”理念（據1912年8月13日北京《民主報》相關報道）相比，中共一大宣言所訴諸的奮斗目標——以不懈的階級革命最終消滅人類剝削制度，聽起來似乎是太過遙遠的理想。

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科學和理性，并非認識活動的終結和全部，它只是真正的認識活動的開始和起點。中國共產黨人認為：人類的正確認識，不可能從知識和科學理論中來，即使這些知識與科學理論是正確的、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空前艱苦卓絕的革命與建設斗爭，使得共產黨人認識到：多元矛盾并存而又互相轉化的復雜世界，是不可能用一種本質化的知識來把握的，高速變革的革命和建設進程，是不能用一種靜態的科學理論來描述的，十幾億人參與其中的創造活動，是不可能作為一個客觀的結果，事先已經存在在那里——并為一種客觀的理論所認識、預見的。

馬克思所處的時代，西方社會的“根本矛盾”和總體矛盾，便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但是，現代中國的情況卻完全不是這樣的。共產黨人認為：現代中國所面臨的是多元的矛盾，而只有從多元矛盾的互相依存和轉化，即多元矛盾互動的基本立場出發，才可能觀察中國問題。

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民主，其主體和動力便是無產階級，是單一的階級主體，而中國人民民主的主體卻是“統一戰線”，而統一戰線，則是動態、互動的多元主體。

1800年，無產階級人口已經占了歐洲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二，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歐洲的新型民主，必須是以無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民主。

但是，同樣是1800年，無產階級人口還占不到中國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到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時，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則這樣指出：如果說歐洲的情況是貧富分化，那么中國的情況卻是普遍的貧窮，中國的中產者，其生活程度，還趕不上歐洲的無產階級，中國不但有世界上最嚴重的貧富分化，而且更有世界上最廣大的窮人。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修改了舊的三民主義，這樣指出：“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孫中山先生認為，中國的新民主，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而是最廣大的平民的民主，中國新型民主的基本目標，是改善最廣大的平民的生活條件，而這就是他所謂“民生”，他還說，離開了改善民生，所謂的民權和民族主義，都必將在中國落空。

蔣介石背叛孫中山三民主義之后，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血泊中重新舉起了中國民主革命的旗幟，并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民主學說。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這樣說：中國的新民主，非但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也不是簡單的無產階級的民主，而是最廣大的平民和窮人的民主，因此，中國新民主的不竭的強大動力，不是資產階級，也不是無產階級，而是“人民大眾”、“人民群眾”。“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場民主革命的主體，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或者無產階級，而是“人民大眾”的統一戰線。所以我們說：中國民主革命的主體，是一個“動態聯合的主體”，或“多元的主體”，而不是單一的主體，中國共產黨人的民主實踐，超越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現代民主理論。

三、發展，超越西方道路

日本當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柄谷行人在最近的研究中，將中華帝國稱為“世界帝國”，他把世界帝國的要點、要素概括為：世界帝國保持了世界貨幣、世界宗教、世界語言。而對中國來講，世界宗教就是儒教、佛教、道教，世界語言就是漢文，漢文的表意系統不僅僅是在中國大陸，還涵蓋了韓國、日本、朝鮮等。柄谷更認為，世界帝國訴諸的法律，應該說就是現代的“國際法”理想。因為中國周邊有許多不同的國家，他們來中國進行朝貢的目的之一，當然是貿易，但另外一個重要目的，卻是通過到中國朝貢，來確立自己“內部的秩序”。因為在當時，確立秩序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周邊的國家，此前并不承認世界上有普遍的秩序，也就是說，不承認有國際法，于是，其內部的秩序也是靠武力來確立的，因此戰爭、混戰和叛亂非常多，而到中國朝貢，一方面可以確立自己的統治秩序合法性，但最重要的是：使得世界存在一個“普遍秩序”的意識能夠確立起來，日本雖然沒有像朝鮮那樣引進文官官僚體制，并且順便通過引進文官官僚體制確立自身秩序的合法性，但是，日本引進了朱子的世界普遍秩序的觀念，正是由于產生了世界普遍秩序的意識，政治結構相同，法律相同，如此才能發生。作為中心的中國和中國周邊的日本、韓國的關系，正是建立在“世界普遍秩序”這個意識的產生之上的。

1795年，康德將中國世界觀概括為“友善法權”，以區別于近代西方的“自然法權”，并提出，只有在“友善法權”的基礎上，方才能夠實現一個“世界憲政”，柄谷的研究，是對康德論斷的闡發。

朝貢貿易體制和朝貢金融體制，體現了中國文明對于現代世界的第一次勾勒：其核心就是一個全球合作型社會的理想。即現代社會不僅僅是一個世界聯系日益緊密、貨幣商品經濟日益發達、能源和技術不斷進步、文化思想日益具有自由和創造性的社會，而且是將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與社會團結緊密融和在一起的社會，是一個強調尊重人類共同歷史文化遺產、感恩自然的社會。

人類現代社會的第二次大轉型發生在16世紀，并在19世紀達到高峰，這是由歐美國家所推動并形成了以“威斯特法利亞條約體制”為核心的西方列強主宰、分割世界的強權秩序。它是對傳統中國的發展模式，對天下“大一統”的和平、穩定模式的根本挑戰和革命。它的基礎，就是“自然法權”。

歷史的真實是：16世紀以來歐洲在資源上的危機促進了新能源的采用和工業革命，其在軍事和安全上的危機促進了金融革命，而一個殘酷競爭型的市民社會，則推動歐洲由資本主義社會向帝國主義體制邁進。

在這樣一個殘酷的競爭體制中，為了生存競爭，最重要的就是占據能量轉化的核心和有利地位，就必須掌握能量轉換的主動權，而這就需要一個高效的組織系統，這個組織系統能夠把有用的、可利用的能量抓在自己手里，同時把轉換中產生的無用的熵徹底排除到自己的系統之外。而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圍繞著這個目的被組織起來的，就是把優質的資本、人力和資源抓在自己手里，把貧困、污染和老弱病殘孤排斥在系統之外，而這也就是當今世界不平等的根源。

今天，歐洲的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所謂“回到康德”，首先就是必須重新思考康德所提出的“友善法權”的意義，并且考慮如何在這種“友善法權”的基礎上，去重建歐亞大陸之間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切斷的有機聯系。

當然，歐洲的這種轉變引起了霸權主義國家的極大不滿，美國著名鷹派人物卡根（robert kagan）最近指出：“歐洲人發明了強權政治，但是，現在卻相信基于良好愿望的理想主義，可見歐洲正在背叛歐洲的傳統，今天的歐洲已經淪為不分是非、不分敵我的軟弱勢力。”中國與美國的保守主義者之根本不同是發展理念的不同，這就是我們主張和平、合作謀發展，而美國國內的保守派卻依然把當今世界理解為“美國的戰利品”，不肯放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中國歷來就有“華夏不治夷狄”的優良傳統，中國從來沒有想去改變美國，今天中國的發展與奮斗，與其說是要改變美國，不如說是要改造自己，即通過改變中國自己的發展模式，去超越現代世界曠日持久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局面，從經濟上說，這就是要擺脫發展中國家長期依賴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源謀生存的“賣血”之路，走上依靠技術、資本和創新謀發展的健康之路，從社會上說，就是發展要以民生為本，惠及全中國、全世界的普通勞動者，從文化上說，就是重建中國文化和中國文明的自信與自覺。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中國道路篇四

摘 要：中國革命道路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通過總結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而開辟的獨創性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然而，這條革命道路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它是同黨內各種錯誤思潮的斗爭中逐漸形成的。它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集體創造，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

關鍵詞：中國革命道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錯誤思潮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具體運用到中國實際，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理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同“城市中心論”、“革命悲觀論”等各種錯誤思潮進行堅決的斗爭，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那就是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它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范。中國共產黨就是依靠這條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一、中國革命道路的艱苦探索

1840年英國帝國主義發動鴉片戰爭，用炮艦打開了中國的門戶。接著，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接踵而來，強迫腐朽的清政府簽訂多個不平等條約，使中國社會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里，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就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1915年，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掀起了新文化運動，他們高舉自由民主的大旗，對長期封閉的中國人民進行了啟蒙教育。自此，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各種思想和思潮涌進中國。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走俄國人的路”，成為中國先進青年的救國口號。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愛國青年運動，喚醒了廣大的中國人民。從此，中國的先進青年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并努力將馬克思主義結合到工人運動中去，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促成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那天起，以解放全國各族人民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為己任，堅持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結合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努力探索了中國革命道路。1921年黨的一大綱領明確規定：“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1]可見，黨主張走俄國人的路，但未能提出符合中國社會實際的革命任務——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反而提出了脫離實際的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的錯誤綱領。1922年召開的黨的“二大”全面分析中國社會性質，明確提出：“黨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之后，黨總結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失敗尤其是京漢鐵路工人罷工引發的“二·七”慘案的深刻教訓，使黨開始意識到要抗衡武裝到牙齒的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反動軍閥武裝），就必須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裝。1923年黨召開了三大，根據共產國際的建議提出了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號召，并開始改造國民黨建立國共黨內合作的國民革命聯合戰線，黨通過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了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聯盟的革命武裝——國民革命軍。從1926年開始，黨積極推動北伐戰爭，并在戰斗中起到先鋒模范作用。

正當北伐戰爭節節取得勝利，幾乎解放半個中國的形勢下，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發動反革命政變，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敗。自此，國共第一次合作徹底破裂，中國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革命處于低潮。這次血和淚的教訓讓共產黨堅定了走工農武裝割據道路的意志和決心。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聯合國民黨左派，發起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為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邁出了第一步。 1927年8月7日，在關系黨和革命事業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共產黨在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著重大轉折意義的“八七會議”。“八七會議”批判并且改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立了進行土地革命以及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在會議上提出了著名論斷——“槍桿子里出政權”。[2]盡管此時中國共產黨認識到了武裝斗爭的重要性，但是黨的工作重心并沒有因此由城市轉移到農村，而且在反“右”傾時忽視了“左”傾情緒的滋生，為后來的 “左”傾盲動主義埋下了伏筆。

盡管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就開始逐漸重視起武裝斗爭和武裝農民。但是，黨在這個時期并沒有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是因為其他地區的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經驗顯示出城市都是他們革命的重心。第二是國共統一戰線的建立可以讓共產黨在大中型城市進行活動時有機會充實自己的力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由于當時的共產黨屬于建立初期，并不能認識到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還沒有意識到他們領導的實際上是以農民為主力的武裝斗爭，所以共產黨也就不會在這時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

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攻占長沙的秋收起義也失敗了。秋收起義失敗后，他毅然決然的率領起義部隊向井岡山進發，開始建立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黨的革命重心也開始由城市轉移向農村。中國革命道路的內涵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毛澤東選擇在井岡山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是因為井岡山有著獨特的優勢，首先是它屬于湖南，江西兩省的交界地區，遠離大城市，而且有著許多樹林，有許多易守難攻的險要地形，這是開辟根據地的先決條件。其次，井岡山地理條件優越，物產資源豐富，黨員隊伍在生活上可以自給自足，不給當地的百姓增添負擔。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有一支屬于黨領導的農民武裝在井岡山上，可以為創建革命根據地、探索革命新道路提供有力的武裝支持。

二、中國革命道路是在與錯誤思潮的斗爭中形成的

大革命失敗以后，黨總結了失敗的經驗教訓，開始自己掌握軍隊并開展武裝斗爭。但是，在展開武裝斗爭的問題上由于長期受十月革命的影響，城市中心論依然干擾著黨中央的決定。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為了克服“城市中心論”所帶來的不利，歷經了許多年殘酷曲折的斗爭。黨就是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完善著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

由于長期受共產國際的影響，黨領導的斗爭大多以攻占城市為目標，“城市中心論”在黨內流毒甚廣。所謂城市中心論，也就是瞿秋白說的“奪取首都，一擊而中”的形式。這一理論被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特別是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實踐。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在中國可以暢行無阻。事實證明，城市中心論在當時的中國是不可行的。由于當時黨內還存在著許多錯誤地信奉“城市中心論”的教條主義者，加上共產國際從一開始就對毛澤東在農村發展革命根據地的問題上持否定態度，受此影響，我們黨內的一部分領導人更是錯誤地以為，“農民占黨的組織成分百分之八十以上，這是我黨的絕大危機”！共產國際這種對待我國的錯誤的態度，使中國共產黨沒能真正了解中國國情，嚴重妨礙了對適合我國國情的革命道路的探索。

因為對實際情況缺乏理性的認識，“不斷革命論”也對我黨對革命道路的探索有著嚴重的干擾。瞿秋白把土地革命當作了第一任務，但同時卻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城市，想要依靠城市的工人階級來推翻資產階級。在這“不斷革命論”的影響之下，黨只能繼續錯誤的堅持“城市中心論”。盡管當時在毛澤東等人的努力下黨的農村方面的工作有了長足的進步，但瞿秋白等黨的領導者依然錯誤地堅持“城市中心論”，忽視甚至無視農村的重要性，這嚴重干擾了黨對正確革命道路的探索。1928年，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在中共六大上受到了嚴厲的批判，會議上明確了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此在六大以后，黨中央依舊把城市作為革命重心。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決議中反對以農村包圍城市，以根據地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李立三錯誤地認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決戰的前夜，主張在革命工作中不需要再積聚和準備革命力量，可以直接舉行全國性的武裝暴動，在革命道路問題上，堅持中心城市武裝起義模式。

在李立三占據黨內領導地位的時期，毛澤東并沒有執行中央攻打南昌的命令。這一時期，毛澤東在反對“左”傾錯誤的同時，也對黨內的右傾悲觀思想進行了嚴肅的批評。針對黨內的消極思想，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批判了懷疑“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傾思想，文中系統地指出中國現階段社會的各種尖銳矛盾。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關于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全會糾正了李立三對于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但“城市中心論”在黨內依然很有市場。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堅持攻占大中城市，并鼓吹要同國民黨反動派打正面戰爭。這也直接導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開始了二萬五千里的長征。

在抗擊日寇、保家衛國的革命實踐中，共產黨的中國革命道路理論不斷被豐富和發展，“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思想更多被應用于人民戰爭當中，并產生了強大的正面效應。這一時期，我國北方許多大城市和交通樞紐為日軍所攻占。在此情況下，毛澤東從實際出發，寫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新階段》等文章。毛澤東在這些文章中系統地闡明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重要性，標志著中國革命道路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

解放戰爭時期，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穩扎穩打、步步為營，逐步在全國范圍內完成了攻占大中型城市的任務。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我黨即將取得勝利的形勢下召開，并且宣布黨的工作重心開始由鄉村轉移到城市。“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思想理論的正確性再次于革命實踐中得到驗證。

三、中國革命道路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果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從而發展出適合中國國情新的理論觀點。中國革命道路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理論成果，是黨在長期革命實踐中經過不斷探索、思考、總結提煉出來的，既貫穿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脈絡，又飽含著中國特色的文化基因，因此具有與眾不同的魅力和與時俱進的活力。馬克思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提出的暴力革命學說也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指導意義。《共產黨宣言》中說到：“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是一種普遍規律，但是要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時，具體的實際情況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在中國究竟要采取什么方式進行武裝斗爭，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中并沒有詳細的表述，但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卻憑借集體的智慧和團隊的力量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開辟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并將武裝斗爭和農民革命相結合，創造性地提出“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將舊時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改造成新式的工農聯合武裝斗爭，成為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范，極大推動了中國革命的發展。

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中國革命為什么能取得勝利？就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找到了適合中國情況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揭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導黨取得了革命最后的勝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明確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根據。”中國革命有著屬于自己的與眾不同的發展規律，這種獨有的發展規律源于自己獨特的國情，農村包圍城市理論的建立顯示了我黨對中國獨特國情的精準把握，并且在此認識的基礎上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暴力革命的學說，為其他地區的人民革命斗爭提供了重要經驗。

在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人表現出了集體的勇氣和智慧，對如何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了有益嘗試和艱苦探索，在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同時，也留給后人以啟示與反思。脫離實際，就會看不清真實情況從而走上錯誤的道路，就會給國家的革命事業帶來損失。我們還不能僅根據已有的經驗行事，要把實際與經驗相結合，理性科學的探索適合本國的道路。只有在立足中國具體國情的基礎上，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并加以改造和創新，才能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能在改革與創新的道路上少犯錯誤，少走彎路，才能解決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制定出符合本國國情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參考文獻：

[2] 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中國道路篇五

品牌是企業的無形資產，擁有著名的品牌就等于在市場競爭中于掌握了強有力的工具。我國企業品牌建設經歷了品牌意識啟蒙時期，品牌創建時期，品牌競爭時期和品牌國際化時期四個階段。我國企業在實施品牌國際化的過程中可采用直接進入模式，并購模式和自主品牌與oem相結合的模式。

“品牌是一種名稱、術語、標記、符號或設計，或是它們的組合運用，其目的是借以辨認某個銷售者或某群銷售者的產品和服務，并使之與競爭對手的產品和服務區別開來。”[1]品牌在市場營銷中具有產品識別、產品保護、市場細分、市場控制和企業形象傳播的功能。品牌是企業的無形資產，擁有著名的品牌，就等于在市場競爭中于掌握了強有力的工具。世界500強企業憑借雄厚的資本，特別是強大的品牌競爭力，在我國市場上攻城掠地，迅速擴張，甚至控制和壟斷了國內某些行業。它們的強有力發展無一不向我國企業昭示了品牌的重要性。

當世界知名跨國公司大舉進軍我國，并大力實施本土化經營戰略之時，以海爾、長虹等為代表的國內知名企業也不甘示弱，逐漸形成了走向世界、爭創全球品牌的戰略意識，紛紛在觀念、生產、營銷、研發和資本等國際化方面邁出了實質性步伐。目前，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越來越多的我國本土品牌會更加注重國際化經營戰略，以參與世界競爭，與世界跨國公司一道紛爭國際市場，這是必然的趨勢。

（一）品牌意識啟蒙時期。

品牌意識啟蒙時期大致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以后到20世紀80年代末，也就是整個80年代。當時，我國正處于第一輪合資的高峰期，對我國企業來講，品牌是一個陌生的名詞，多半被理解為公司的名稱或產品商標。這一時期，由于熱衷于或者說急于與外國公司合資，加上企業的品牌意識薄弱，我國一些原本已具知名度的品牌被束之高閣，逐步淡出市場。

1980年5月，我國誕生了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此后外資以合資的形式源源不斷地進入我國。合資中，出于外方的要求，我國大量的品牌以商標使用權作價入股，結果紛紛被打入冷宮、逐出市場。這些品牌在合資企業中紛紛被洋品牌所取代。上海家化的“美加凈”被“莊臣”取代；“潘婷”、“海飛絲”、“飄柔”取代了“潔花”；北京牌電視機在與三星合資后隨即消失。

與此同時，為了生存，我國的許多企業不得不進行貼牌（oem）生產。珠江三角洲一帶聚集了大批的oem生產廠家。在這種模式下，中國企業賺的是加工勞務費，外國公司獲取的是高額的利潤。強烈的反差讓我國企業意識到品牌的價值，開始重視創建自己的品牌。

（二）品牌創建時期。

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我國企業進入創建品牌的時期。企業普遍認識到，只有創出自己的品牌，才能在與強勁外國公司的`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這一時期的品牌創建主要有這么幾件事。

1、企業形象（ci）設計。

廣東太陽神企業率先引入“企業形象設計”，建立了差異化的企業形象，獲得了巨大的傳播效果。由此引發了我國企業的“cis熱潮”。1990年，青島海爾集團導入cis，商標從原來的“利勃海爾”演變為“海爾”；1993年，再次修改cis，以“haier”作為商標標志，并提出“真誠到永遠”的經營與服務理念。

2、社會活動造勢。

1991年，我國舉辦了第一屆由消費者投票決定的“中國馳名商標”的評選活動；1992年，國家內貿部、經貿委和電子工業部等機構聯合舉辦“全國暢銷國產商品展銷會”，評選“金橋獎”。此后，各種關于名牌、品牌、商標的評選活動有增無減。

3、政府主導名牌工程。

90年代以來從中央到省市各級政府紛紛實施品牌戰略，以品牌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

4、老字號品牌再造。

中華老字號企業歷史悠久、口碑甚佳，當時在市場競爭中卻因經營手法陳舊、管理落后，曾一度黯然失色。90年代以來，老字號企業經營者們改變經營理念、運用現代化的管理理論，使老字號企業重現生機。“全聚德”在這一方面是一個成功的例證。

（三）品牌競爭時期。

隨著我國經濟的加速發展，賣方市場出現，市場競爭加劇。1995年開始，我國企業進入了品牌競爭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價格戰、廣告戰和服務戰此起彼伏。

在與國外品牌的競爭中，我國企業逐步學到了品牌管理的國際經驗，并伺機反攻。1996年，長虹集團發動價格戰將松下、索尼等日本品牌從市場領先者的交椅上拉了下來。其他行業的價格戰也頻頻發生。格蘭仕多次發起微波爐的價格戰，手機、電腦市場的價格戰更是俯首即拾。

1995年起，中央電視臺每年都要對其黃金廣告時間進行公開招標，中標者稱為“標王”。孔府家酒、秦池酒、愛多vcd等都幾任“標王”，并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由此可見我國企業廣告戰的一斑。2006年的黃金廣告時間該稱為“黃金資源”，把世界杯等重大賽事的廣告時斷也納入招標范圍。

同時，很多企業已意識到，單靠價格、廣告、促銷和質量已不足以吸引和保持顧客，只有為顧客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務，才能在品牌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海爾的“星級服務”、榮事達的“紅地毯服務”、tcl電腦的“星光使者服務”等都在消費者心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品牌國際化時期。

進入新世紀，我國一些優秀企業紛紛提出品牌國際化的戰略。我國企業品牌建設進入國際化階段。

這一時期這些企業的實力已經壯大，具備了在全球化環境下做大做強自主品牌的條件。為適應國際化的發展需要，許多企業都創建使英語國際發展的品牌名稱。聯想將原來的“legend”改為“lenovo”，取“創新的聯想”之意，同時也是因為“legend”在許多國家遭遇搶注；廈新也以簡潔明快的“amoi”代替了原來的“amoisonic”。

海爾、tcl等企業紛紛打入國際市場。tcl收購了德國的斯耐德（schneider），海爾則是在海外投資設廠，格蘭仕則仍然孜孜不倦地從事oem生產，強調“格蘭仕制造”。

（一）市場的選擇。

從進入什么國家和地區的角度看，我國企業有三種模式可供選擇：

第一種模式是先進入不發達國家，然后進中等發達國家，最后進發達國家。這種模式的優點是市場容易進入，不發達國家都比較小，經濟水平較低，因而建立品牌形象和信譽的投資比較少，還有優惠政策。這種先易后難的模式可以為公司在國際市場上建立品牌信譽提供直接的操作經驗。

第二種模式是先主攻發達國家市場，再轉向其他國家市場。攻下發達國家，在他們那里樹立起品牌信譽和形象，品牌經受了最嚴格的考驗和進步，成為國際性品牌。再到中等發達國家或不發達國家市場，會被全球市場所接受。我國目前只有海爾、春蘭等少數大型家電企業采取了這種模式。海爾認為，在主攻美國市場獲得成功時，再進入歐洲、日本市場，對其成功極有幫助。春蘭最先在美國、日本、法國和新加坡等國設立了十家海外分公司，到現在陸續形成了歐洲、美洲、中東、東南亞和東亞等五大經營區域，產品遍布世界84個國家和地區。

第三種模式是中間路線模式。中間路線模式試圖取先易后難和先難后易模式各自的優點，同時想避開他們的缺點。先進人中等國家市場，積累在異國他鄉建立品牌信譽和形象的經驗，積累更多的資本實力和營銷經驗，以期向發達國家進軍。因此，這對有實力但又不夠強大的企業，是一條可取之路。

（二） 品牌國際化模式的選擇。

從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模式看，我國企業也有三種模式可供選擇：直接進入模式、并購模式和自主品牌與oem相結合的模式。

美國的零售商認為，他們一直在尋找適當價格的良好產品吸引消費者來購物，如果中國的企業能提供這樣的產品，他們將會考慮銷售中國品牌產品。[4]在品牌的國際化運作上，海爾采用的是直接進入模式，采取了直接出口海爾品牌的產品和在國外直接開設工廠相結合的形式。

上海廣電集團（sva）是另一個采用這一模式的企業。在國內，上海廣電集團以一步一個腳印的方式在國外的兩三年間逐步進入美國市場。上海廣電從生產傳統的彩色電視機轉型為關注于高端等離子電視機、平板顯示器和dlp投影電視機的領先電子集團。上海廣電是一個以低成本大規模生產高質量產品的企業，其年銷售收入達40億美元。當時在海外，它的營銷技能能否奏效，上海廣電并不能肯定。

在進入美國市場時，上海廣電做出了幾個重大的選擇。

首先，它決定在分銷上主要依靠提供促銷和服務幫助的當地經銷商，如ingram micro和d&h分銷公司。與當地經銷商的合作使上海廣電有機會和時間去了解美國市場，以便營造自己在當地市場的營銷能力。盡管上海廣電在美國直接銷售其產品，但它也意識到要進入象沃爾瑪這樣的大型零售企業，需要符合一定的物流、服務和促銷標準。

其次，上海廣電在行業促銷活動上與經銷商進行合作，包括參加行業大會，而不是花錢建立品牌認知度。中小經銷商認為，上海廣電提供的低成本產品使得他們能夠與大型零售商競爭。

第三，上海廣電決定避開低端彩電市場。因為在這個市場上充滿了中國企業貼牌生產的產品，競爭十分激烈。上海廣電選擇了高端的等離子和平板電視機和顯示器。這些產品的銷售增長迅速，并且與其他中國產品競爭的機會較少。它想自己被看成是地價高質的企業，其產品價格定在低于日本和韓國同類產品但又高于僅以低價取勝的產品之上的價位。

最后，盡管許多中國企業不承認了解美國市場的重要性，但上海廣電從一開始就決定采用美國團隊來經營其美國業務。此外，他們還聘用了索尼的前生產經理來控制生產質量，并與國際企業合作以改進其產品設計。

并購（m&a）是進入國際市場的另一有效策略。被收購的目標企業應具有有價值的資產，如品牌、顧客群、技術或者渠道。收購方可以先將被收購企業的生產轉移到中國，并保持原來的品牌和渠道，然后，逐步實施共同品牌以建立中國品牌在當地消費者心中的認知與形象。一旦這種形象和認知有了堅實的基礎，再把原來的品牌淡出市場。

tcl使這一策略采用和實施。2002年9月，tcl收購了德國的電視機制造企業斯耐德電子（schneider electronics）以期進入歐洲市場。tcl的收購包括斯耐德的工廠、連鎖店分銷網絡、特級市場（hypermarkets）、目錄郵購和一系列品牌的商標權。tcl雇用了一個專業團隊來了解和掌握當地市場和銷售網絡。tcl的此舉主要思想繞過歐洲國家的進口配額，在歐洲銷售tcl品牌的產品。tcl品牌的產品已經在澳大利亞、中東、南非、俄羅斯和東南亞一帶銷售。一旦這一策略實施成功，有朝一日，tcl品牌的產品將在歐洲銷售。

格蘭仕在進入國際市場時采取了與海爾和tcl不同的戰略。格蘭仕是1978年成立的一家紡織企業，當時只有200多員工。1992年，它開始生產微波爐，并很快就進行oem貼牌生產，目標是降低生產成本，但在中國還沒有投資設廠的外國企業。目前，格蘭實施世界最大的微波爐生產企業，其產品的世界占有率達30%，國內占有率達70%。格蘭仕擁有80多份oem合同，60%的收入來自oem生產。

在品牌國際化的策略上，它采用的是自主品牌與貼牌生產相配合的模式。格蘭仕的企業定位是全球名牌家電生產制造中心。給國際知名品牌做貼牌生產正是這一定位的具體體現。格蘭仕的自主品牌曾在阿根廷具有超過70%的市場占有率，但因此遭到了反壟斷的問題。于是，格蘭仕決定收縮自主品牌的在國外的占有率，通過oem方式以提高產品的市場占有率來曲線占領市場。但是這種策略的最終目的還是要過渡到用格蘭仕品牌生產的目的。

品牌的國際化越來越受到我國企業的重視。品牌國際化是應對全球化競爭的必由之路。與世界名牌相比，中國品牌不論在品牌價值、經營規模、世界市場占有率還是技術水平上都有相當差距。中國第一品牌海爾的價值僅530億元人民幣，而世界第一品牌可口可樂則值704.5億美元。創國際化品牌與綜合國力和整體國民素質的提高、生產技術的改進具有密切聯系，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只要中國企業適時適當地運用好國際化的品牌戰略，就一定能創出我們自己的世界名牌。

[1]菲利普科特勒。營銷管理：分析、計劃、執行與控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2]盧泰宏。建構中國品牌管理平臺[j]。品牌，2001（8）。

[3]宋永高。中國品牌國際化的市揚選擇模式[j]。商業研究，2003（13）。

[4]gao， paul and jonathan r。 woetzel， “can chinese brands make it abroad？”， mckinsey quarterly， 2003 special edition： global dir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