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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篇一
;摘 要：新時期以來三十年的電影歷史，是中國與世界接軌的歷史，也是“人”的解放與發展的歷史。這一階段，宋彥博士的《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選取“現代性”與“后現代性”這兩個星叢式的關鍵詞作為切入點，對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大陸電影進行了文化學研究，勾勒出大陸電影從“新啟蒙”到“后現代”、從教化到娛樂、從政治化到商業化的演變過程。這種大題小作、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值得廣大電影學人取法。
關鍵詞：宋彥 新時期 中國電影 文化研究 現代性 后現代性
后現代被人稱為“讀圖時代”或“鏡像時代”。既然“影像是現代病的慰療者”[1]，而且“電影所具有的敘事能力和手段比小說更為多樣”[2]，隨之就有了“電影是第一藝術”[3]的說法。[1]在此情形下，電影研究就成了當下文學藝術界的一大熱點。
當前中國的電影研究，以文化學研究最為薄弱。之所以強調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是因為“理解電影，就是對它進行理論總結和闡述，把它放置在不同的互文本和語境下（包括文化的，哲學的，政治的，等等），并且運用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和模式，這就很有必要把我們討論電影的著眼點拓展到超出膠片所限定的范圍”[4]。但中國電影文化研究是十分薄弱的，這可以巴贊作為反證：巴贊的《電影是什么？》是一部充滿實踐精神的電影批評文集，它只是從哲學本體論高度研究攝影和電影的本性，還沒有形成體系性的電影哲學。但是巴贊卻被稱為“電影的亞里士多德”，《電影是什么？》被奉為“電影的圣經”，評論者多以之為圭臬。這就說明了當前中國電影研究的學術水準。實際上，細數當下中國大陸的電影研究學者，也只有戴錦華、王志敏、陳墨、陳犀禾、周星等寥寥數位學者進入了文化研究的前沿地帶，并真正可以與世界對話。
令人欣喜的是，一批知識結構更優化、學術視野更宏大的新生代學者，“于薄弱中發現了豐厚”，他們找到了電影研究的諸多空白點與學術增殖點，成為促動電影文化研究與中國電影一起“入世”的重要推手之一。山東輕工業學院人文素質教研室主任宋彥博士主持的山東省社科規劃項目結題成果《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就是新生代學者電影文化研究的一項代表成果。
宋彥長期擔任“影視作品欣賞”教學與研究工作，因而有大量細讀案例為她的立論提供支持，這使她的論述言必有據，史論結合。在研究角度上，她并沒有選擇流行的“類型研究”，而是選取了“現代性”與“后現代性”這兩個星叢式的關鍵詞作為切入點，對20世紀以來的大陸電影進行了歷時性梳理與文化學研究。難能可貴的是，宋彥沒有糾纏于這兩個概念的多義與歧解，而是直指“審美現代性”和“后現代性”觀念的核心，提取出二者內涵中具有可對比性的層面如文化策略、精神內涵、文化特征、鏡像風格等進行了比較研究，從而描畫出中國大陸電影從“新啟蒙”到“后現代”、從崇高到狂歡、從教化到娛樂、從政治化到商業化的演變過程。
很多研究者將“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看作是斷裂、質變的兩個時代或者對立的兩種文化。其實現代性是未完成的工程，后現代性只是現代性的新階段。宋彥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她發現在大陸電影內部存在著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糾結與交錯，這是中國特殊的國情造成的：一方面電影藝術要消解極左政治，另一方面又要為生民立命，樹立人的尊嚴；一方面要采取拿來主義做法，另一方面又要重振民族精神；一方面要將電影從政治意識形態捆綁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卻必須讓它負擔不可承受之重；一方面要啟蒙，另一方面卻不得不面對大眾化的語境……在宋彥描繪的圖景里，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電影的發展道路是光榮的，也是艱難的。
宋彥的可貴在于她沒有決絕地站在某一立場上捍衛或批判歷史現象，而是以生態倫理的眼光看取各種現象并保持“同情的理解”。她高度評價于20世紀80年代電影的“啟蒙理性”，認同巴贊的觀點：電影具有特殊使命和道德價值，應有教化大眾的職能，就像醫學、法律、宗教、教育，因為電影可以以神奇的方式穿越文化、政治、藝術的界域，點燃人的內心激情；電影應當具有高度的人道主義精神，應成為“‘高尚’的最后避難之地”。但她同樣肯定后現代主義的合理性，更對其美學風格保持尊重。因為她要做的不僅是對電影藝術的文化批評，更是對中國大陸新時期以來的電影風格流變或電影發展流潮的省察與歷史描述。這是一種真正的學者態度，一種學與思的辯證，這是她超越巴贊的高明之處。
宋彥的著作是學院式的學術研究，而非觀后感式的印象批評。她將鏡像背后的隱喻與象征做了仔細的翻刨，令人對電影語言的理解升華到文化哲學層面。比如宋彥論述20世紀80年代“新啟蒙”的未完成性，就舉了幾個經典例子：《黃土地》中顧青的來而復去——啟蒙者消失了，而被啟蒙者夢醒了，卻死了。《孩子王》里的老桿以啟蒙者的身份要將文化知識傳授給小牧童：“我認得字，可要我教你？”小牧童漠然掉頭，不顧而去。[5]這樣的例證在此書中比比皆是，讓人贊嘆宋彥作為女學者所特有的敏感與知性，很多復雜而沉重的話題就這樣被她以比喻的方式舉重若輕地詮釋清楚了，頗有四兩撥千斤的智慧；而讀者讀來卻知道她并非消解啟蒙，而是隱含著惺惺相惜的慨嘆。
電影是社會進步的一面鏡子，也照見了“人的成長”。在文學藝術研究中，“世界性、民族性與人性”三維坐標是一個金字塔式的穩定結構，由“宇”“宙”“人”標識出文學藝術的高度、廣度與深度。如果說本土性是經線，現代性是緯線，那么人性就是第三維。以此三維標準估定現代中國文學藝術，既要看到其對世界文化的“橫的移植”，也要看它對本民族優秀文學遺產的“縱的繼承”，更要看其對“現代人學”的開掘深度。當宋彥將電影置入到這個三維坐標之中，她不僅看到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電影藝術的進步，更看到了“人”在新時代的覺醒、迷失與異化：主體意識、欲望敘事、成長敘事、同性戀敘事、女性敘事與底層敘事等，都在電影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果說中國第三、四代導演在“文革”后努力“要從歷史中贖回人質，從歷史的污血中洗凈個人，同時也贖回并洗凈自己”[6]；那么第五代導演塑造了大寫的新啟蒙英雄；第六代則重新以新寫實手法關注平民、底層、邊緣人、生態的人和神性的人。可以說，新時期以來中國電影的鏡像映照出了時代的進步，電影也因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而受到全民熱愛。就此而言，大陸新時期以來的電影歷史，既是改革開放以來“人的歷史”，也是中國“入世”的歷史。筆者認為，宋彥這種大題小作、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值得取法。
最后，在祝賀《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作為省社科項目完美收官的同時，筆者還有幾點借題發揮的建議：一、中國學界應努力建構真正的中國電影話語體系。現在國內學界分析中國電影時運用的理論大都來自西方。我們已意識到：中國電影存在迎合西方市場、模仿西方大片的跡象，這有可能使中國電影成為西方經驗的實驗場。那么中國學界操持西方話語是否也存在“后殖民”的可能？這是值得中國電影研究界同人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宋彥在建構中國電影話語體系的工作中應做出自己更多的努力。二、“港臺電影”應是“中國電影地圖”中不可缺少的板塊。宋彥可以向港臺電影“開疆拓土”。三、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有許多電影因種種原因被禁，比如宋彥專著中提到的《藍風箏》《霸王別姬》《活著》《東宮西宮》《小武》《趙先生》《鬼子來了》《蘇州河》《站臺》《十七歲的單車》《盲山》《盲井》《天浴》《北京雜種》《陽光燦爛的日子》《革命到底》《太陽和人》《爸爸》等，現在大都已解凍。筆者以為，歷史不可避諱，學術研究應正視、重視這些影片及其背景，至少能告訴人們它們被禁的原因；而這些影片從被禁到解凍的過程，也許更能顯示中國的進步！
（本文為山東省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資助項目《文科研究生創新意識薄弱問題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項目編號：sdyy08070。）
注釋：
[4]王志敏：《電影美學：從思考方式到理論形態》，文藝研究，2005年，第1期。
[5]戴錦華：《猶在鏡中》，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頁。
[6]李二仕：《〈電影理論新發展〉翻譯的背景說明》，見[英]帕特里克·富爾賴著，李二仕譯：《電影理論新發展》，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年版。
[7]宋彥：《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頁。
[8]戴錦華：《霧中風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
（李鈞 山東省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 27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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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就是力量。科學的思想在照亮人們精神世界的同時，也改造著人們生活的物質世界。9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歷程孕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孕育了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道路，孕育了今天正蓬勃發展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一條通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
這條道路是怎樣走過來的呢？回顧一下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歷程，就能對中國道路有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
毛澤東同志，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在他誕辰100周年時，出版了八卷本的《毛澤東文集》，開卷篇是1921年元旦期間他在新民學會的兩次發言。
穿越時空隧道，這篇文獻為我們還原了這樣的場景：
1921年新年的長沙，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十幾個年輕的知識分子，來到潮宗街文化書社，召開新民學會長沙學員新年大會。會議是在一個并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召開的，但討論的話題卻是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和目的。
28歲的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兩次發言。他說：我贊成用俄國式的革命道路。他比較了社會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方法，認為“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毛澤東同志只是那個年代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一個代表。在當時的北京、上海、廣州等地，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走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認定只有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他們為什么會做出這樣的選擇呢？毛澤東同志道出了其中的緣由：“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毛澤東同志用形象的10個字，概括了近代以來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復興之路的苦澀歷程。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日益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危亡，民不聊生。救國尋路，民族復興，就成為近代中國的基本政治主題。中國的各種政治力量為此進行了不懈探索，做過各種嘗試。
洋務派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中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當然值得稱道，但試圖在不變更大清王朝封建皇權的前提下走強國之路，結果只能是失敗。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改良派登上政治舞臺，試圖“跪著造反”，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式的資本主義，結果同樣是失敗。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拉開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序幕。但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自身的軟弱、妥協和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依賴性，不能和不敢充分發動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中國仍然在黑暗中徘徊。
就在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求索時，1917年，俄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建立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勞農政府，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理論學說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它像一縷新世紀的曙光，照亮了暗夜中國的前程。
于是，在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影響下，走俄國革命的道路成為中國一批先進青年最終的選擇。
歷史常常是這樣，在看似山窮水盡時為人們展現出一線生機。91年前那個夏天的晚上，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等13個年輕人，在上海秘密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新的革命實踐、民族復興道路的新探索由此開始。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馬克思成為了先進的中國人最感興趣的外國人。他的理論成為了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追求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富裕幸福的旗幟。在中國道路的每一段歷程上，人們都可以看到這面飄揚的旗幟。
進入新世紀，江澤民同志和胡錦濤同志反復強調：馬克思主義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了根本。
探討中國道路，離不開馬克思主義。中國人只是在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以后，才有了一個正確的目標和方向。中華民族復興的新道路也是從這里起步的。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奮斗的動力和方法也就找到了。中國道路如果說是一幅藍圖的話，馬克思主義就是描繪這個藍圖的一個底本。馬克思主義是認識、理解和開啟中國道路的一把鑰匙。
中國人就這樣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然而，信仰不等于實踐，實踐也不等于成功。當中國共產黨人拿著這個理論武器去改造中國社會的時候，卻發現如何運用它與此前選擇它一樣艱難。
中國共產黨面對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農業大國，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分散的小農經濟、小生產廣泛存在，又遭受著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中國的條件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所分析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有著巨大的差別。
最初，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基本照搬馬克思主義學說和俄國革命的經驗，把主要力量放在了城市，發動城市工人罷工。但是，1923年的“二七”慘案，使工人運動陷入了低潮。
中國共產黨轉而與國民黨合作，建立工人階級和民主力量的聯合戰線，掀起了國民大革命的風暴。然而，蔣介石、汪精衛集團背叛革命，大批共產黨人被殺害，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失敗了。
中國共產黨人終于認識到了“槍桿子”的重要，開始武裝奪取政權的嘗試。但當時黨內的一些領導人繼續推行以“城市中心論”為特征的“左”傾冒險主義。各路起義軍在攻打大城市的過程中接連失敗。
第一個發現必須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創造出指導中國革命實踐新理論的，是毛澤東同志。
為了回答和解決嚴酷環境中一個又一個的緊迫問題，毛澤東同志寫下了《井岡山的斗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后又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一系列著作。中國共產黨人逐步明確了實行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這樣一條中國革命的道路。
這是一個偉大創造。不論是從國際共運的理論看，還是從實踐來看都是史無前例的。共產國際的一切文獻，在講到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奪取政權時，都是同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的。從當時已有的實踐來看，國際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是以巴黎為中心，通過城市起義取得的，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也首先是從城市工人和士兵的武裝起義開始的。
創造新的理論不容易，讓人們接受新的理論更需要時間，需要過程，需要實踐的檢驗。共產國際領導人當時就認為，中國革命就要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在城市里組織工人暴動，武裝奪取政權。他們覺得中國共產黨跑到山溝溝里去搞武裝割據，站不住腳，是注定要失敗的。受共產國際的這種影響，當時黨內有許多人認為，搞工農武裝割據，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最后是走不通的。
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再次犯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與國民黨軍隊的正面對抗中遭到嚴重失敗，丟失了幾乎所有的根據地，并被迫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這次失敗的教訓是慘痛的，中國共產黨人由此也重新認識到了毛澤東同志和他的理論的正確。
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系統總結了中國革命的經驗，寫出了《〈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作，對中國革命的性質、目的、步驟、領導階級、依靠力量等重大問題進行了分析，創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
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使得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更加成熟、清晰、可行。正是依靠這一理論，毛澤東同志和他的戰友們建立起了一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一個在黨的絕對領導下為人民解放事業英勇奮戰的人民軍隊、一個團結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共同奮斗的統一戰線，并依靠這“三大法寶”，最終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實現了近代以來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
理論引領著實踐，實踐又推動理論創新。馬克思主義為我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而對馬克思主義的靈活運用和創新發展則為我們開辟了一條到達理想彼岸的獨特道路。堅持與發展，在毛澤東同志的身上得到了生動的體現。
毛澤東同志多次說過，《共產黨宣言》他反復地讀，讀了至少上百遍。每一次讀都有新的體會，新的收獲。他從長期的實踐中深切地體會到，中國革命必須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作指導，但同時又必須堅決反對本本主義，反對照抄照搬。中國共產黨通過長期的革命斗爭，特別是在艱難曲折中的砥礪奮進，證明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也成為全黨的共識。這就是：一方面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這一點毫不動搖；同時，又必須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這樣才能真正發揮它的指導作用。
在文章開頭毛澤東同志提出一個重要命題：“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他認為：不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國際指示和蘇聯經驗，對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都不能夠“一味盲目執行”，中國革命必須從中國的實情出發，“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
以這篇著作的基本理念為基礎，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實事求是，是中國的一個歷史典故。毛澤東同志賦予了它新的內涵。實事求是，就是不迷信任何教條，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也就是說，要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這一思想方法提出后，在黨內取得共識，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擺脫教條、解放思想的最根本的思想方法。此后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切理論創新都源于這一思想方法。它至今仍是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也是理解中國道路最關鍵的一個概念。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國人民，在迅速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的基礎上，不失時機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成功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創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歷史轉變，使中國這個占世界人口1/4的東方大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這里所說的“奠基”，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奠定了制度基礎，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二是奠定了物質基礎，初步建立起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特別是在國防尖端科技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三是確定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指導思想，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第三點尤為重要。毛澤東思想中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活的靈魂，已經深深地溶入到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成為了中國人想問題、辦事情的基本準則和方法。
正如毛澤東同志在革命勝利前所預言的，建設的道路更長，更艱苦。為了找到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作了大量艱辛的探索。這一探索取得了很多重要理論成果，積累了寶貴經驗。《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等，至今仍讓人感受到那一代共產黨人獨立自主的創造才華。然而，后來這一探索卻出現嚴重錯誤。特別是在“以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些錯誤理論指導下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更使中國社會陷入了嚴重的內亂，經濟社會發展遭受重大挫折。
1978年，中國道路迎來了一個新的起點。
這篇著名的講話，后來被譽為是開辟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就是從這時起，中國開啟了以改革開放為鮮明標志的偉大歷程。
今天再來看這篇文獻，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促使人們大膽地思考問題，大膽地進行改革嘗試。
在當時的中國，最需要重新思考和探索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根據馬克思的描述，社會主義是個美好的社會，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社會發展階段。但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在實踐中搞了二十幾年，人民生活還是很貧困。這就說明我們過去的做法是有缺陷的。這首先是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認識有偏差，同時在怎樣搞社會主義的方法上也有不對頭的地方。
“社會主義如果老是窮的，它就站不住。”
鄧小平同志認為，我們要搞的是真正體現社會主義本質、比資本主義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他還認為，馬克思主義為我們奠定了理論基礎和前進方向，但并沒有對怎樣搞社會主義提供現成的具體答案。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根據現在的實際，從時代條件和國情出發，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道路。照搬書本和別國的經驗從來是不能成功的，革命和建設都要走自己的路。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道路從此有了一個自信而響亮的名字。
沿著這樣一條道路我們首先應該做些什么呢？當時的中國最具體、最嚴峻的實際，如果用一個字來表達，就是“窮”，也就是經濟不發達，生產力落后。因此，鄧小平同志的思考首先從這里破題。
翻閱1980年4至5月間鄧小平同志的多次談話，圍繞的是同一個主題：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后來，這些談話就以這句話為標題集納為一篇文章，收入《鄧小平文選》。
新的實踐總能帶來新的認識，新的驚喜。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首先在農村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允許農民有更多的經營管理權，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有的農村一年翻了身，有的兩年翻身，迅速擺脫貧困狀態。
在農村改革取得突破的同時，按照鄧小平同志的設計，對外開放和經濟特區建設也“殺出一條血路”，在利用境外資金和技術加快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一些地方，個體、私營經濟和鄉鎮企業的出現，使僵硬的計劃經濟體制打開了一個缺口，原有的國營企業也開始放權讓利，進行承包經營等多方面的改革。
一系列改革開放的實踐，使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中國呈現出蓬勃的生機。改革開放試驗的成功，加深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道路，對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認識。
我們找到了一條路子。但正當我們加快改革步伐，朝著現代化的目標邁進時，中國道路卻受到了來自另一方面的干擾和沖擊。
改革開放之初，社會上出現了空前的思想活躍局面。但在糾正“左”的錯誤傾向時，也出現了右的傾向。社會上極少數人片面夸大黨在歷史上的失誤，散布種種懷疑或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人民民主專政、否定黨的領導、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言論。鄧小平同志認為必須對這種思潮進行反擊，否則，人們沒有統一的理想、信念，中國社會就可能再次陷入混亂。
為了保證我們的目標和步驟不受干擾和沖擊，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同志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了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即：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此后，鄧小平同志反復論述和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道理。特別是在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后，他多次談到：四項基本原則，我們絕不會放棄。沒有這“四個堅持”，特別是黨的領導，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會出問題。出問題就不是小問題。如果走東歐這條路，中國就完了。
198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根據鄧小平同志的思想，提出并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指出在這一歷史階段，為了擺脫貧窮和落后，必須把發展生產力作為全部工作的中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鄧小平的理論和他領導開辟的道路被高度概括為三句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后來，我們進一步把它簡稱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一內容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章程》，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路線。這也成為了中國道路最基本的內涵。
鄧小平同志留給后人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獻，是1992年他視察南方的談話。
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同志對社會主義的本質進行了集中概括：“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圍繞這一本質，他為改革開放實踐劃定了一個尺度、方向和標準，即：判斷一項政策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出發，鄧小平同志對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一系列重大的認識問題進行了回答，進而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推動了中國改革的進程。
南方談話是對改革開放10多年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鄧小平理論發展成果的集中體現。在歷史的關口處，鄧小平同志以他的膽識、睿智和遠見、閱歷，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歷史性課題作出了明確而深刻的回答，大大深化了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識。全黨和全國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只有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國家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別的道路都是死路。
南方談話，包括鄧小平同志的其他著作，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又發展馬克思主義。鄧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概括，關于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關于“三個有利于”的標準，都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時又結合中國的實際而提出來的，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因此，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的確，社會在飛快地發展。20世紀的最后10年，世界正發生著劇烈而深刻的變化。經濟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極化，以信息網絡技術為主要標志的新科技革命迅猛發展，使得整個世界充滿了變數。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如何順時應變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需要考慮的重大問題。
（摘自6月26日《人民日報》。由于文章篇幅較長，本刊分兩次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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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對中國道路問題進行了一系列重要論述。這些論述，既有歷史維度上對“中國道路”歷史淵源的追溯，又有理論維度上對“中國道路”理論根基的闡釋，同時亦有對“中國道路”價值訴求上的人民主體性及社會實踐上之堅實基礎的清晰揭示。習近平深刻闡明，“中國道路”來源于歷史，來源于真理，來源于實踐，來源于人民。
關鍵詞：習近平;中國道路;中國共產黨;中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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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就中國道路問題做了一系列的重要論述。這些論述既從合規律性的維度清晰闡明了“中國道路”深厚的歷史淵源，又從合價值性的維度準確界定了“中國道路”價值訴求的人民主體性，還深刻闡釋了這條道路科學的理論根基與堅實的實踐基礎;從而，也就在歷史淵源、理論基礎、價值訴求、現實依據等多重維度上，為堅定“中國道路”的道路自信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根基。究其根本，“中國道路”是中國歷史邏輯與世界歷史邏輯辯證統一的客觀歷史規律使然，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使然，是中國人民追求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及最終實現“中國夢”理想的價值訴求使然，亦為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所證實和昭示。簡言之，習近平深刻闡明了“中國道路”有機統一的四重根基：歷史、真理、人民與實踐。
一、 中國道路來源于歷史
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1]（p.26）。這一論斷，從歷史淵源的維度深刻闡明了“中國道路”生成的歷史規律性與內在必然性。
從近現代中國歷史發展整體進程及世界歷史發展整體進程的客觀邏輯看，近現代中國之所以歷經多次選擇最終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是因為中國自身歷史變遷的特殊邏輯使然，亦是因為世界歷史變遷的普遍邏輯使然;是因為中國歷史變遷與世界歷史變遷雙重邏輯的深層互動，共同規定了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走向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生成。
就中國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而言，“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 sup[2]/sup。中國五千年連續性的歷史發展與積淀，生成了一個極具獨特性的前現代農業文明，這是一個世界范圍內規模最大、發展水平最高、發育最成熟、結構最穩定的前現代農業文明①，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結構及以之為中心在東亞世界所形成的國際格局都遠較前現代的歐洲更為復雜、更為獨特。這種前現代的社會歷史存在，作為歷史的“前理解”已經先在地規定了西方現代化經驗之于中國的有限性和狹隘性，也預示了中國現代化進程必然會比西方的現代化更復雜、更多維、更迥異。例如，經驗事實已經表明，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農業結構的轉型、農村社會的變遷、農民角色的轉換、農業勞動力的轉移、中國現代變遷中的城市化進程等，就與西方截然而異。其他方面，如中國現代化中權力的集散，中國現代化中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遷，以至于中國的制度現代化、文化現代化、社會現代化等，亦是如此。所以，要把握中國現代化變遷的特殊性，要理解西方現代化對中國歷史發展之外源性沖斷的意義，只有在中國前現代社會內部要素演進之趨向與西方示范效應的互動中，才可以看得更清楚、更全面。而西方現代化的經驗和范式，也不能簡單有效地作用于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國的現代化只能經過對西方現代化示范效應的消化、吸收、轉化生成，并經過對自己文明內部要素的揚棄、重估與出新，才能融和二者而形成新的有中國獨特內涵的現代化范式，走上真正的現代化道路！畢竟，中國道路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國體制、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之上的，“中國的文化、歷史等有很多特色，很難照搬任何外國的現代化模式，中國只能走自己的路”[3]（p.104）。
就現代社會變遷的世界歷史邏輯看，以科學革命、工業文明、理性主義、民主主義、世界市場等為核心動力的現代文明，不可逆轉地極速推進了“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人類歷史進程。這一大潮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這一歷史進程同時亦伴隨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現代戰爭等血腥與罪惡，其本身即具有鮮明的“善”“惡”二重性。這種二重性的歷史事實表明：“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大趨勢是不可逆轉的，現代化是必然的;但在世界歷史深入發展的進程中，揚棄、超越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經驗，建構更合理、更正義、更高水平的現代文明，同樣既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亦具有價值的正當性，這已為既有的世界歷史及其經驗所證實。例如，世界歷史進程中針砭、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偉大思想與社會運動——始于托莫爾、康帕內拉、閔采爾等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經溫斯坦萊、摩萊里、馬布里、巴貝夫等人到三大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再到馬克思恩格斯創生科學社會主義，直至當今世界的連綿不斷的社會主義思想與運動，在后發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出現并與民族主義甚至文化復古主義結合在一起的世界性的“反現代化思潮”，綿延于20世紀直到當今仍然方興未艾的反省現代性的各種思潮，乃至晚近大興的后現代主義、生態主義、社會批判理論等質疑、批判現代性的思潮與運動等——其生成的深層根源不能不說即在于此。
在上述雙重歷史邏輯的共同規定下，近代歷史開始后，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在現代西方的沖擊下，民族危機、政治危機、社會危機、文化危機疊加并發，還疊加進了西方現代化進程中形成的于中國而言外植性的現代性危機。在多重危機疊加并發的歷史處境中，在雙重歷史邏輯的內在規定下，近現代中國始終面臨著“雙重”超越性的歷史任務：一方面，在西方現代文明的沖擊下，中國需要超越自身的前現代農業文明達到西方現代文明發展的既有水平，走向現代化;另一方面，又必須同時直面西方現代化既有水平下缺陷、負面的現實，尋求超越其現代發展的既有水平，以達到其將要達到的更高水平的現代化。因此，近現代中國在選擇自身發展道路之時，既必須直面自身歷史、文明的獨特性問題，又必須直面世界歷史的普遍性問題;中國發展道路必須集中國品格和世界歷史性品格于一體而具“中國特色”。
近代以來中國波瀾壯闊的歷史，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和建設的九十多年艱苦奮斗的歷史，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都貫穿性規定于這種“雙重”的歷史邏輯與歷史任務下sup[4]/sup。各歷史階段雖有不同的歷史實踐表征，但其深層的或本能或自覺的歷史實踐取向，卻不能不說是連續遞進的。這實質上反映了近現代中華民族對這一問題的不同覺悟程度、認知水平及理論建構、實踐戰略所達到的高度。正是在各歷史階段的承繼與超越中，中國最終走向了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可見，“中國特色”的歷史之根，在中國文明獨特性所規定的“中國國情”、“中國問題”;“社會主義”的歷史之源，在“世界歷史”，在“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中，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規定下現代性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內在歷史必然性，及世界人民追求建構更合理、更正義、更高水平現代文明的價值正當性。
二、 中國道路來源于真理
社會發展的實踐形態既取決于客觀歷史邏輯的內在必然性與規律性，亦源于科學的理論建構。列寧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中國道路的歷史生成亦如此。它既源于中國歷史邏輯與世界歷史邏輯的有機互動，亦奠基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因此，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是根植于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的科學社會主義”[1]（p.26）
鴉片戰爭后，中國歷史脫離封建王朝更替的舊有軌跡，被動地走向以工業化、現代化為發展取向的世界歷史性的現代變遷進程，其直接的動因無疑是在外而不在內，在世界歷史的節律而不在中國歷史的節律。中國是被裹進世界歷史的大潮流中的。這是一個被動性的而非主動性的中國近代歷史開端。
正由于這樣的一個近代歷史開端，使近代中國歷史處境截然不同于古代歷史上曾經面對的任何一次變局。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因此，如何有效應對現代西方的強勢沖擊，如何科學認識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與大勢，進而科學選擇中國社會發展的模式與道路，也就成了無法回避的極重大的課題。
為此，近代中國一代代仁人志士進行了艱難的持續探索與嘗試。從“師夷長技”、“中體西用”的器物修補，到“戊戌維新”、“辛亥革命”的制度鼎革，再到“民主”、“科學”維度上“全盤西化”，他們走的不可不謂勇敢、決然，也不可不謂悲愴可泣！但中國落后、衰敗、屈辱的境地依然如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依然如舊。原因何在？一方面，這根源于歷史實踐的成熟程度。畢竟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深入互動對近代中國問題本身的特殊性、復雜性和多維性的充分暴露總要有一個過程。另一方面，實踐發育成熟的水平亦制約著理論建構的成熟水平。受歷史的局限，當時的仁人志士還未能完全科學辯證地認識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大勢，還不能在世界歷史與中國歷史發展的雙重邏輯規定下科學建構中國社會發展的模式與道路。
艱難躑躅中，中國歷史走進了20世紀初。辛亥革命勝利與夭折的悲喜劇，揭示了中國問題的復雜性、多維性;“一戰”及其慘局，充分暴露了西方現代性鮮明的“善”“惡”二重性;“十月革命”及蘇俄道路，呈現給世界一種別樣的現代性理想。中國歷史發展的實踐與世界歷史發展的實踐亦有了更深入的互動，中國現代社會變遷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多維性亦得以更全面的實踐凸顯。實踐的成熟水平推進了理論選擇與理論建構的成熟水平。因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強勢傳播開來，它呈現給中國一個嶄新的理論圖景和實踐前途。作為真正的“世界歷史”理論，它科學辯證地揭示了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大勢。
第一，馬克思主義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唯物史觀科學地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找到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指明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趨勢和發展方向。
第二，馬克思主義對現代資本主義進行了科學解剖，對世界現代變遷矛盾二重性的分析亦具有鮮明的辯證統一性。它既充分肯定了現代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和巨大進步性，又無情地批判了其罪惡性和極大的負面效應，從而揭示了現代資本主義必然產生又必然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所取代的規律性。在此基礎上，它亦建構了指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實踐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找到了革命的主體力量——現代無產階級。
第三，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現代化中矛盾二重性問題的解決策略是最理性、最客觀、最具建構性的。其一，它明確批判開歷史倒車的復古主義，這使其根本區別于現代文化保守主義、文化復古主義。其二，它對西方現代化中罪惡性、負面性的批判、針砭，又是最堅決、最革命、最徹底的。這使其根本區別于各種資本主義的改良流派。其三，它強調要解決世界現代化的負面性問題，必須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辯證否定的揚棄基礎上。既不能簡單地拒斥現代社會發展的既有成就于不顧，情緒化地炸毀現代性簡單了事;也不能忽視建構現代社會應有的必要基礎，在落后的前現代社會基礎上浪漫化地建設空想的現代社會。它還指出了后發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現實可能性。這使其明顯有別于后現代主義、無政府主義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與各種民粹主義。
馬克思主義既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指明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趨勢;也揭示了現代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指明了世界現代化進程的辯證路徑。這也就從根本上解開了近代中國不得不學西方卻又始終為西方之“惡”所困擾的心里糾結，從而為中國指明了發展的最佳前途和歷史的最終歸宿。
雖然發展前途與歷史歸宿已經明晰，但要進行中國革命和建設，還終究要立足于中國現代變遷的具體國情與具體問題。畢竟，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說到中國的事情并不多，在中國進行革命與建設的事，“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來，列寧的本本上也找不出來”[5]（p.260）。因此，馬克思主義必須中國化而生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于是，在實踐的多次曲折與艱難探索中，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不斷實現一次次深入結合;因之，有了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也有了其指導下的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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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從探討硬力量和軟力量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關系入手，分析中國軟力量發展的結構性缺陷，指出這種力量失衡與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產生的相關性；進而根據中國國情和其他大國的歷史經驗，提出中國發展軟力量的戰略設想和目標定位。
關鍵詞：中國；和平發展；軟力量
作者簡介：黃仁偉，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胡 鍵，上海社會科學院歐亞研究所研究員(上海200020)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是一條全新的強國之路。中國的和平發展不僅在于經濟總量和軍事實力的迅速提升，更在于文化競爭力、制度創新力和觀念影響力構成的軟力量的提升。中國在有形的硬力量迅速發展的同時，軟力量不足卻成為突出問題。中國的和平發展是處在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的時代背景之下，軟力量問題比其他大國更為緊迫。中國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其軟力量建設受到各種外部因素的制約，因而更多地依賴于內生的創新力量，需要更深刻的歷史自覺性。本文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軟力量發展規律的結合上，來探討中國和平發展道路中軟力量建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一、硬力量與軟力量的相互關系
綜合國力由硬力量和軟力量構成。長期以來，人們認為硬力量對綜合國力起決定性作用，而且歷史上大國的崛起幾乎都是由經濟、軍事實力為主體的硬力量的優勢來實現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深刻變化，特別是進入21世紀，隨著全球化趨勢的日益擴展和世界力量結構的急速變革，文化、觀念、制度等因素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空前突出，成為新的大國力量來源之一。換言之，一國的強大已經不能僅僅以硬力量作為判斷標準，軟力量對于后起大國的國際地位和全面發展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指標意義。
“軟力量”概念是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全球力量結構中的地位發生變化的背景下提出來的。當時，在關于美國“衰落論”的辯論中，保羅·肯尼迪認為，美國正在重蹈歷史上霸權國的覆轍，已經被過度的軍事擴張耗盡了精力，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了。但是，約瑟夫·奈卻認為美國的力量并沒有衰落，美國力量的本質和構成正在發生變化。隨著冷戰結束，約瑟夫·奈進一步認為，國際政治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世界權力的變革”和“權力性質的變化”。過去，對一個大國的考驗是其在戰爭中的實力，然而當代的實力界定不再片面強調軍事力量，技術、教育、文化乃至制度等因素在國際權力中正變得日益重要。
硬力量和軟力量之間并沒有明顯界線。首先，二者之間是可以相互轉化的。約瑟夫-奈認為，二者之間只是行為性質、權力有形性等程度差別。硬權力是改變他者所作所為的命令性權力，一般依賴于強制和引誘來獲得；而軟權力則是塑造他者期望的同化能力，一般通過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吸引力，或控制政治議程等使其他國家無法實現目標來獲得。約瑟夫·奈還指出，命令性權力有時也用于創建制度，然后成為合法性力量；而政治合法性權力并不直接表現為硬力量，而是直接表現為軟力量。其次，二者往往互為載體、互為存在和發展的條件。例如，軍事力量作為一種硬力量，不只是武器裝備技術系統，還必須包含軍事戰略和軍事組織系統，甚至包括凝聚戰斗力的文化認同，這些軟力量直接決定著硬力量的效率和功能。又如，文化藝術作為典型的軟力量，在信息時代越來越依賴高科技傳播技術系統，后者作為技術和材料的高端優勢正是硬力量的象征。
然而，硬力量和軟力量有各自的核心特征和指標體系。這里討論的軟力量主要是指政治力、社會力和文化力。政治、社會、文化的國力構成是有別于有形物質力量的無形觀念力量。所謂“政治能力”是指國家解決沖突的能力，體現在制度與合法性上。社會能力主要是指社會的和諧程度，即社會成員之間相互關系的高度協調。文化力則主要是指文化的對內認同力和對外投射力。政治力、社會力、文化力的內涵都體現著人、社會與國家的素質。建設軟力量的關鍵是人的素質。具體而言，建設國家的政治力，就是提高人的政治素質，以提高國家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和鞏固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建設國家的社會力，就是提高社會成員的社會協調能力，以提高社會的和諧程度；建設國家的文化力，就是提高國民的文化認同，以增強國家的文化投射能力。
硬力量是軟力量的物質支撐，軟力量則是硬力量的精神升華。在綜合國力提升的過程中，同樣遵循著硬力量決定軟力量、軟力量反作用于硬力量的規律。盡管中國和平發展道路與其他大國崛起的模式不同，但在硬力量與軟力量的發展秩序上基本相似。從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均gdp不到200美元，按世界銀行人均每天消費不到1美元為絕對貧困的標準，中國的赤貧人口數在1981年是6.34億。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幾乎沒有資源投放到軟力量建設，不得不把經濟建設特別是物質財富增加作為國家的第一任務。
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國的硬力量特別是經濟總量得到空前提升。從經濟總量來看，按照現行市場匯率計算，中國gdp總量已經上升為世界第4位，僅次于美國、日本、德國。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經濟總量2006年首次超過20萬億人民幣，列美國和歐盟之后，居世界第3位。高盛公司全球經濟研究部的《成長與發展：通向2050年之路》一書預測，中國經濟總量可能在2008年超過德國，在2015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即使增長率降到7％，中國經濟總量仍將在2050年趕上美國。
相對于硬力量迅猛發展，中國軟力量的數量和質量都顯得極不相稱，甚至束縛著硬力量的進一步提升。從全球競爭力排位看，中國的許多主要產品的產量和出口規模都已名列前茅，但在信息、法制、管理、市場自由度、創新能力等軟力量指標方面，中國基本上排列在平均水平之下，有些指標甚至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這種硬力量和軟力量極不平衡的綜合國力結構表明，發展軟力量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核心問題。由于中國硬力量的溢出效應，軟力量的缺乏就不只是限于中國內部的社會和諧問題，而是直接關系到中國能否實現和平發展的戰略問題。
硬力量是走向現代化的物質條件，并不是現代化本身。軟力量是人的素質的核心，標志著人的現代化水平。綜合國力構成要素是“以物為本”還是“以人為本”，這恰恰是區分前現代化、現代化、后現代化的主要標志。當硬力量達到一定程度，國家擺脫物質匱乏、人民擺脫貧困，這時硬力量對國家發展的作用逐漸下降，社會和諧、制度完善、文化發展等軟力量的作用逐步上升。換言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軟力量將成為決定中國能否和平發展的主要條件。
二、中國力量結構缺陷與“中國威脅論”
序的負面沖擊，進而扭曲中國的國際形象，達到阻滯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的。因此，要消除和厘清“中國威脅論”的影響，就不能不正視中國的國力結構特別是軟力量的嚴重不足。
中國的和平崛起首先表現為以經濟總量為核心要素的硬力量崛起，這是海內外公認的基本事實。經過25年左右的時間，中國經濟總量數倍翻番，使中國在世界經濟大國的地位排列中迅速提升，從1980年代初的30位提升到2006年的第4位。而且這種超常規上升速度有利于中國縮短與美國和日本這兩個超級經濟大國的距離。在2000年，中國經濟總量還是美國的1/10，而2006年已經是美國的1/6。中國經濟在宏觀層面與美國的相互依存達到或接近美國與西方盟國的緊密程度，而且在微觀層面也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海外企業并購和戰略聯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威脅論”接踵而至。例如，中海油集團收購美國尤尼科石油公司的股份遭遇美國國會的強大阻擊。以至功敗垂成。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欄文章稱，今天的中國比1980年代的日本更有威脅力。美國全球政策研究所所長布朗在一份調查報告中也宣稱，在糧食、肉類、鋼鐵、石油和煤炭等5種主要產品的消費上，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國。由此可見，中國經濟增長所帶動的硬力量上升，導致了“中國威脅論”的一波又一波浪潮。
“中國威脅論”時起時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國際勢力的蓄意炒作以外，還可以從中國自身的力量結構上找到原因。中國的綜合國力結構存在著兩個基本的不平衡性：一是硬力量的“量大質不高”；二是軟力量的“量小質更弱”。這種力量結構的畸形，使中國力量的某些部分增長超出了國際社會的承受能力；而其他部分力量(尤其是軟力量)的滯后又使中國力量的增長難以得到國際輿論更多的正面認同。
中國增長最快的商品進出口就表現出“量大質不高”的典型特征。2001年中國的外貿總額是5100億美元，2006年達到1.7萬億美元，平均年增長25％左右。1978～2001年的外貿年均增速為14～15％左右，加入wto之后提高了10％；中國成為最大的商品出口國之一，同時又是外貿依存度最高的國家之一。然而，中國外貿的快速增長主要依靠勞動力、資金、土地、資源等要素的粗放投入，增長效率和質量不高，增長基礎比較脆弱。貿易規模大，但處于國際分工體系的低端。單純數量擴張的增長方式已經成為中國外貿的“軟肋”。依賴大量低端產品出口支撐的出口競爭力近年來出現不升反降的趨勢。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06—2007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國在全球競爭力排名中排在印度(第43位)之后，居第54位，比上年度下降了6位。由此必然產生兩方面的沖擊：一是中國的低價商品對發達經濟和發展中經濟同時產生市場沖擊；二是低成本的商品依賴巨大的能源和資源消耗而對國際原材料價格體系產生沖擊。在兩大沖擊的背景之下，“中國經濟威脅論”就有了新的生成條件。硬力量的缺陷就轉化為軟力量的受攻擊。
中國的國際文化競爭力則更明顯地反映了軟力量“量小質弱”的典型特征。自加入wto以來，中國文化產業取得長足發展，但仍然存在著巨額文化貿易逆差，即所謂“文化人超”或“文化赤字”。統計數字顯示，中國的書籍和影視的版權貿易逆差都在10倍以上，最高時超過了15倍。2004年中國向美國輸出了14種版權，而從美國引進的版權達4068種。俄羅斯藝術團體一年在中國演出將近100場，而我國藝術團體同年在俄羅斯演出不足10場。這種差距近幾年來逐年擴大。文化貿易逆差反映的是中國與西方大國文化力失衡的現實，表明中國文化競爭力的弱勢地位。盡管中國擁有悠久的文明歷史和文化資源，以及世界上人數最多的文化工作者，但中國文化競爭力處于較弱的態勢仍將是一個長期現象。中國作為，“文化資源大國”不等于是“文化產業強國”，中國作為貿易大國卻是嚴重的“文化貿易入超國”，這種悖論集中體現了中國國力結構的畸形發展。文化產業發展的嚴重滯后已經成為有形商品競爭力的桎梏。新產品創意不足、品牌效應微弱、人文內涵膚淺成為中國商品相當普遍的通病，甚至依賴盜版和復制來維持商品市場競爭力，足以證明軟力量發展滯后已經殃及硬力量的進一步發展。中國教育貿易逆差巨大也反映著同樣的結構性缺陷。中國每年的教育貿易逆差高達20億美元以上，而且還在逐年擴大。一方面是教育投入資源不足，一方面是教育資源大量外流；一方面是國內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失調，一方面是中國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明顯不強。這種現象同樣成為中國軟硬力量嚴重失衡的指征。換言之，“教育資源大國”同樣不等于“教育強國”，“人口大國”不等于“人力資源強國”，這些不等式恰恰來自于中國國力結構的缺陷。
中國軟力量的結構缺陷還在于制度建設進程與經濟發展速度難以同步。特別應認識到，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迅速發育并走向完整的體系建設階段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還處于探索和起步階段。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的初始性和漸進性，目前還難以得到國際輿論的充分理解和肯定，這是中國軟力量發展在國際社會中受到種種壓力的重要原因。這種歷史階段性的特征需要時間和實踐來加以證明。今天的中國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制度，其歷史積淀相當深厚，至今仍保持著相當大的慣性力量。中國的現代民主文化與傳統專制文化的此消彼長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對改變這種制約力量的長期性和艱難性認識不足，也是影響中國軟力量建設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中國改革始于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往往寓于經濟體制改革之中。這種改革模式的特殊性使政治體制改革迄今為止仍在局部、基層內展開。在某種程度上，這是造成中國力量結構不平衡發展、中國國際形象扭曲的內在原因。
然而，經過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設進入全局的、整體的改革發展階段的條件正在成熟。其中三個要素不可忽視：一是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已經觸及到權利、資源和利益分配的核心部分，所謂“改革攻堅階段”可以理解為從經濟體制改革為主向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兼顧的階段轉變。二是中國的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內在的根本變化，一個流動的、開放的、和諧的社會結構要求更加廣泛、深入的權力制約和監督，更加自覺、有序的公民政治參與。三是中國正在成為“負責任的大國”和“利益攸關方”，廣泛參與國際機制建設和國際政治民主化進程，必然有助于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上述三個要素在1980年至2000年間基本不具備或者不同時具備，而在最近5年的時間里，三者同步發展的趨向逐漸明顯。這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以制度建設和文化建設為主要構成的中國軟力量，有可能而且必須取得與經濟發展、經濟體制改革相匹配的平衡發展。從這一點上看，中國軟力量和硬力量的平衡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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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黨支部：
黨的xx大報告科學分析國際國內形勢發展，把“必須堅持和平發展”作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必須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之一，并再次鄭重宣示“中國將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并全面闡述了我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向。我們要深入學習領會黨的xx大精神，充分認識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科學內涵和重大意義，在新形勢下繼續沿著和平發展道路奮力向前邁進。
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人民從近代以后遭受戰亂和貧窮的慘痛經歷中，深感和平之珍貴、發展之迫切、合作之重要，深信只有和平才能實現人民安居樂業，只有發展才能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只有合作才能實現世界和平穩定。走和平發展道路，就是要堅持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共贏的發展，通過爭取和平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發展來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擴大同各方利益匯合點，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這是中國人民順應時代潮流，根據自身根本利益和文化傳統作出的戰略抉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和必然選擇。
走和平發展道路，必須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奉行不結盟政策，主張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和熱點問題，反對動輒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堅持把中國人民利益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結合起來，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張正義。作為國際社會的重要成員，中國始終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力量。通過對國際社會的巨大貢獻，中國為自身贏得了良好發展環境，得到了巨大發展，同時也壯大了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正義力量，已經并將繼續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越來越大的貢獻。
走和平發展道路，必須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和平發展，就是要打破“國強必霸”的傳統邏輯，在中國強大起來的情況下，始終堅持防御性國防政策，不同任何國家搞軍備競賽，不走侵略擴張、爭霸世界的老路。中國將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發揮負責任大國建設性作用，反對新干涉主義，反對肆意顛覆別國合法政權，團結國際社會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共創人類美好未來。
匯報人：
中國道路篇六
;摘要：中國道路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不斷探索和追求民族解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我們已經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跨越，正在走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道路就其本質屬性而言是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是一條立足國情的道路，是一條開放包容的道路，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是一條歷盡艱辛，曲折向前的探索之路，是一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是一條促進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之路。
關鍵詞：中國道路；本質屬性；理論特色
doi：10.15938/.2016.04.012
習近平指出：“全黨同志必須牢記，道路決定命運，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們必須堅定不移走下去”中國道路貫穿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90余年的奮斗歷程，為了探索中國道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中國共產黨人信念堅定，始終如一，百折不撓，終于找到了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道路和民族復興的偉大道路。
一、獨立自主：始終堅持走自己的路
1.中國革命：從走俄國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
習近平指出：“中國革命的道路來之不易，……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給處在迷茫中的中國人指明了方向。毛澤東指出：“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感召和影響下，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選擇了暴力革命這條俄國式的民族解放的道路。但是，在進行武裝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我們基本上照搬了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學說和俄國“城市中心論”理論。“八七會議”做出武裝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的決定。但是，我們黨領導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都先后失敗了，這一系列的失敗說明“城市中心論”的道路在中國走不通。1928—1930年間，毛澤東在革命根據地建設實踐的基礎之上，深入調查，潛心研究，先后撰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來闡述論證中國革命的發展道路問題。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的道路“不是先占城市后去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實踐證明，這條道路是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也是實現民族解放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2.社會主義建設：從蘇聯模式到中國特色
二、立足國情：始終堅持走與實際相結合的路
1.革命道路：立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
毛澤東指出：“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國情是一個政黨制定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出發點。一個社會最大的國情，就是這個社會的性質。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一種畸形的社會形態。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找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字眼，馬克思恩格斯沒有使用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列寧曾經分別使用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概念。1912年，列寧曾經在《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提到：“中國這個落后的、農業的、半封建的國家。”1915年，列寧在《論歐洲聯邦口號》中指出，世界上的國家，除了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以外，還有中國，波斯、土耳其“這三個所謂半殖民地”國家。1916年，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指出：半殖民地“它們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卻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關系的羅網纏繞著。”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第一次認識到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是在1922年召開的黨的二大，并依據中國社會的性質黨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綱領。盡管如此，在中共“二大”以后關于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分歧卻依然存在，并且影響到對中國革命發展方向的認識。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實質上是要取消民主民族革命，王明的“一次革命論”實際上是要超越民族民主革命階段。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黨的“六大”仍然認定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殖民半封建社會。但是，黨的六大以后，由于黨內認識的分歧對中國社會的性質的認識又產生了爭議。毛澤東始終堅持對中國社會性質的正確認識，他強調“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毛澤東認為，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和清政府的統治、北洋軍閥政府的統治沒有區別，依然是對內鎮壓、對外投降，中國社會的性質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既不是王明的“一次革命論”，也不是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而是分“兩步走”。在這兩步走的時候都必須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革命的性質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毛澤東準確把握住了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認識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系列特點，并在此基礎上解決了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相關的一系列理論和現實問題，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理論基礎。
2.建設道路：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
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社會主義應該首先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但是，事實恰好與此相反，社會主義首先是在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基礎上，也就是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統治鏈條上最薄弱的環節”上首先建立起來的。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就是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超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建設社會主義首先對發展的階段必須有一個清醒地認識。否則，就要走彎路、受挫折。建國前30年，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上之所以遭受挫折，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我們所處的發展階段認識不清醒。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面臨著一個重新認識國情、重新定位我們國家的發展階段的問題。1980年，鄧小平指出：“不要離開現實和超越階段采取一些‘左’的辦法，這樣是搞不成社會主義的。我們過去就是吃‘左’的虧。”1981年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黨的正式決議中第一次提出“我國的社會主義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1986年9月，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再一次重申“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1987年，黨的十三大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標志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正式形成。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論、基本綱領和基本方針，全面深化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江澤民指出：“我們講一切從實際出發，最大的實際就是中國現在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一座理論大廈，那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就是這座大廈的基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了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立足點，成為我們黨制定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基本依據，成為反對“左”和右的傾向的有力理論武器。
三、開放包容：始終堅持走爭取支持幫助的路
1.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爭取一切力量對革命的支持
毛澤東曾經形象地把中國社會的結構比作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這兩頭一頭是工人階級、一頭是統治階級，中間是農民階級。由于中國工人階級的數量的限制，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爭取其它階級對革命的支持，組成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為了爭取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建立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就是爭取一切力量支持革命的重要方法，統一戰線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之一。毛澤東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要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這是因為，中國革命的敵人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敵人是強大而兇猛的。同時，“由于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產生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敵人的強大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決定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殘酷性。無產階級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同盟者，組成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擊敵人。在對待中國資產階級的問題上，毛澤東最大的貢獻就是把中國的資產階級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部分是民族資產階級。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對象，民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同盟者。革命的統一戰線，一個是工農聯盟，這是統一戰線的基礎；而另一個就是無產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重性決定了他們在一般情況下能夠參加統一戰線，成為無產階級聯合的力量。除此之外，在黨內善于團結不同意見的同志一道工作，也是爭取革命力量的一種形式。毛澤東指出：“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們不僅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們當中還有犯過很大錯誤的人，不要嫌棄這些人，要準備和他們一道工作。”毛澤東關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包括那些反對過我們并且已經證明是反對錯了的人”的思想，體現了共產黨人的寬廣胸襟，匯集了革命的正能量。
2.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現代化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我國進入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社會主義建設首先就有一個調動國內外積極因素的問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為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又一個課題。對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艱辛的探索。毛澤東指出：“在國內，工人和農民是基本力量。中間勢力是可以爭取的力量。反動勢力雖是一種消極因素，但是我們仍然要作好工作，盡量爭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在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不中立的可以爭取為中立，反動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總之，我們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在這里，毛澤東認為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積極因素是兩個方面，一個是國內的，一個是國際的，兩個積極因素都要利用起來。而對于調動積極因素的作用，其目的非常明確就是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除此之外，毛澤東還講到了爭取外援，學習國外先進經驗的問題。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專門論述了“中國和外國的關系”，正確處理“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就是對外學習和借鑒的問題。在“中國和外國的關系”中毛澤東系統的提出了“敢不敢學”、“向誰學”、“怎樣學”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拓展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思路，實際上吹響了我國對外開放的號角。但是，在建國前30年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由于帝國主義的封鎖和國內極“左”思潮的影響，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實際上還是處于“封閉或者是半封閉的狀態”。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辟了改革開放的新紀元。鄧小平高瞻遠矚，把對外開放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從建立經濟特區、開放沿海港口城市、開辟沿海經濟開放區，再到沿邊開放、沿江開放和內陸開放，對外開放的步伐一天天加快，開放的層次一步步擴大，對外開放的成效日益顯著。黨的十三大把對外開放作為“一個基本點”寫進黨的基本路線，標志著對外開放成為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成為改革初期兩項最鮮明的政策。面對經濟全球化趨勢，以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實行長期的全面的對外開放，這是促進中國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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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嘉賓簡介] 嚴書翰，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課題組首席專家，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馬理·科社”學科評審專家，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國黨建研究會特邀研究員，北京戰略與管理研究會會長。
[訪談人簡介] 夏敬芝，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新中國的70年，是篳路藍縷、砥礪奮進、碩果累累的70年。篳路藍縷是指新中國70年創業道路的艱難，砥礪奮進是指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努力奮斗，碩果累累是指我們堅定不移走社會主義道路取得的偉大成就。圍繞“新中國70年與中國道路”這個主題，我們采訪了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嚴書翰教授，請他和我們談談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
訪談人：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拓并形成了中國道路，在當今世界備受矚目，請嚴教授談談中國道路開拓和形成的重要意義。
嚴書翰教授： 首先要界定一下，我們這里講的中國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簡稱。確實，在一個有十幾億人口的原先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大國，用70年時間就開辟出一條通往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這個偉大目標的中國道路，這當然是舉世矚目的大事件。我注意到最近研究中國問題的著名專家鄭永年是這么評價新中國70年發展的：“中國實現了快速和可持續的崛起，在劇烈變化的國際事務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世界歷史不僅沒有被西方的‘自由民主’所終結;相反，中國的崛起開啟了新的世界歷史。”[1]我認為中國道路的開拓和形成的重要意義怎么說都不為過，我們要有這樣的理論自覺和道路自信。我們可以從三個維度認識開拓和形成中國道路的世界歷史意義。
程中的重大挫折。想想那時候是一種什么情景呢？攻擊馬克思主義、鼓吹社會主義歷史終結、唱衰中國的輿論在國際上不絕于耳，各式各樣的“中國崩潰論”甚囂塵上，真可謂“萬花紛謝一時稀”呀。但是，馬克思主義從未被打倒，社會主義歷史并未終結，中國不但沒有崩潰，反而綜合國力與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呈現出“風景這邊獨好”的景象，而這一切都與我們成功開辟了中國道路密切相關。
雖然現在我們還不能籠統地說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已經走出低潮，但是，一個人口約占世界1/5的國家在70年時間里通過開辟和形成中國道路，使原先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大國成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成就當然舉世矚目。中國道路的成功表明，社會主義沒有滅亡，也不會滅亡，而且還煥發出蓬勃的生機活力。正如黨的十九大所指出的，中國道路的成功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
總之，中國道路的成功，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的角度看，自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中華民族積弱積貧、任人宰割的時代，不甘沉淪的中國先進分子就開始尋求救國救亡的真理，他們首先把目光投向西方。這一時期各種各樣的主義和思潮紛紛登臺亮相。資本主義道路沒有走通，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民粹主義、工團主義等“你方唱罷我登場”，都沒能解決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問題。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先進分子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真理中看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他們在對各種主義和思潮的比較中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潮流相結合的過程中產生了中國共產黨，這就使得中國革命的面貌為之一新。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打下的基礎上，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人民生活狀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正因為我們沿著中國道路闊步前進，中華民族正以嶄新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東方。只要我們堅定不移地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一定能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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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中國夢，古人如此，今人亦然，吾亦如此。“有夢想就有希望”。這句話教育我們只要有夢想就會有希望，我們要為夢想而努力、奮斗。正如“不經歷饑渴，如何能體會到清水的甘甜”所說的。
我的中國夢來自于他，是他讓我的中國夢得于繼續堅持下去。魯迅棄醫從文，再危機沉淪時，大聲的“吶喊”，喚醒了人們，守住了希望，鑄就了夢想。而我希望在雁尾默默的守護著最后撤離的大雁，希望是喚醒迷失夢想的人得清醒劑。因為夢想在，希望在；國魂在，人民在，家就在！
假使魯迅先生沒有棄醫從文、沒有吶喊人們、沒有付出，那么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國。
還記得斷臂鋼琴王子劉偉嗎？命運對他是如此殘酷！他在10歲時因電擊失去雙臂，可他偏偏愛上了專門為手設計的樂器——鋼琴！對于一個平常人來說，這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夢想。而劉偉，用他的信念與堅持做到了！他用腳趾，彈奏出了人間最美的音樂。聽到劉偉演奏的動聽的鋼琴曲，你的心中是否也會震撼與感動？劉偉用他的行動告訴我們：只要堅持、努力，夢想就會實現！劉偉，他讓我的中國夢更加堅定。
夢想讓劉偉成為一個不一樣的音樂家，也讓他成為一代偉人，更讓他成為祖國的希望。
同樣具有中國夢的，還有唐太宗。當玄武門事變后，他說：“吾登基后，一定要還萬民一個政治清明、世態平和的盛世，一定要使朝政充斥著虛心納諫的風氣。”他就是唐太宗，他的這段話代表了他的中國夢，最終也實現了。他開創了貞觀之治的盛世圖景，他的功績被寫進了《貞觀政要》和被譽為“二十四史之一”的舊唐書與新唐書中。唐太宗讓我的中國夢看到了希望。
我的夢就是中國夢，中國夢也是我的夢。我的中國夢就是：努力學習，在有生之年，爭取為國家的某個領域奉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使中國走向國家統一、繁榮富強、國民具有高度環保意識的世界強國。“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作為一名高中生，我要走的路還有很遠。
要實現自己的夢想，需要我們每一個人付出自己的努力，共同構筑夢想，讓夢想照耀中國，閃亮世界，也讓自己的夢想之花綻放，開始努力吧！放飛我們的夢想，一起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