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蔣廷黻讀書報告匯總(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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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蔣廷黻讀書報告匯總一

關鍵詞：國民；國民外交；拒俄運動；國民公會

中圖分類號：k257.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 — 2234（2018）01 — 0059 — 03

一、國民意識

“國民”一詞早在中國古代就已出現，《周禮·春官·墓大夫》曾提道：“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只是那時的“國民”是指一個邦國所轄的百姓，與近代的“國民”概念不同。近代中國列強環恃、屢遭欺壓、每每喪權、局勢動蕩不安，這使中國人的國民觀念開始萌生并逐漸增強。

從清政府的自救到中國各階級革新的失敗，使國人開始把國民意識和救國聯系起來。1899年梁啟超寫道：“中國人不知有國民也，數千年來通行之語，只有以國家二字并稱者，未聞有以國民二字并稱者。”那么國民到底是怎樣的呢？梁啟超給出了這樣的解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①在強調“國民意識”重要性的同時，一些有識之士還積極引用外國名家的觀點來豐富“國民意識”的內涵，當時留日學生創辦的《譯書匯編》就刊載了“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公論》（刊載時以《萬法精理》為標題）等名著，對近代“國民意識”進行宣傳。對此，時人稱贊道：“吾國青年思想之進步，收效至巨，不得不謂《譯書匯編》實為之倡也。”②1901年拒俄運動中，蔣智由也談到了國民問題，他認為“國民者，人人各有國家之一分，而當盡其責任。”③汪康年也曾在張園演說中提出：“俄約一事，乃關系國家全局最要之事，亦關系我等一身最要之事也”，“我等同含血氣，同具知識，必須竭我等心力。始足盡國民責任。”④經過諸多人士的倡導和對于國外著作的介紹，國人開始對權利、責任、平等等思想進行思考，自此中國近代“國民意識”開始形成。 20世紀初，輸入中國的民族主義很快為國人所接受，所以有拒法、拒俄運動的發生。國民之名屢見于報刊，例如《中外日報》刊張園集議宗旨第一條“凡系中國國民，皆當存保全中國國土之心，即皆當存保全中國主權之心”⑤從這時起，“國民意識”逐漸深入人心，為之后的國民外交和國民團體的成立做了重要的思想準備。

二、國民外交思想的起源

我國古時就有外交一詞，比如《春秋谷梁傳·隱公元年》記載：“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另如《史記·蘇秦列傳》：“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后。”古代的外交之意非常狹隘，主要指人臣與諸侯交往，但也具有很濃的政治色彩。古代國與國之間也有外交活動，即互通使節，也叫“出使”或“通使”，如《史記·韓安國傳》中的《匈奴和親議》記載：“先帝圣德遠覽，瞻前顧后，遂復出使，事同前世。”經過歷代民族融合，統一封建王朝的疆域不斷擴大，天朝上國的優越感油然而生，明清時期開始實行海禁和閉關鎖國，外事活動越來越少。

近代中國屢受外來入侵，涉外事宜開始增多，清政府不得不設立總理衙門。但清國的外交多是喪權辱國的，算不上真正的外交。對于外交的重視，首先體現在一些開明官員身上，他們都是出使過歐洲的涉外官員，眼界比較開闊。如薛福成在《籌洋芻議》提出，“世變小，則治世法因之小變；世變大，則治世法因之大變”。主張發展工商業，“奪外利以潤吾民”。這說明他們渴望謀求變革，但他們本身又代表封建統治集團，有很大局限性，最終他們的主張并未能完全付諸實施。

甲午戰后，帝國主義揭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即將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在涉外事宜方面，清政府的趨炎諂媚，使國人痛恨不已甚至不承認清政府對外交往。一些先進人士開始撰文引導民眾合理排外，逐漸形成早期的國民外交理論。麥孟華根據對時局的觀察提出，中國人雖言排外，但并不講究排外之法，以致喪權失利，為此他還著重強調了“文明排外”的重要意義。①在此之后“國民外交說”甚囂塵上，可惜國民外交的初體驗卻是以失敗告終。1900年10月，沙俄強迫清政府簽訂了《奉天交地暫且章程》，借此將奉天置于其武力控制之下。1901年，沙俄政府又向清政府提出書面《約款》十二條，規定沙俄有在中國東北駐兵、修筑保護鐵路等特權。1901年3月15日在上海張園聚集了諸多愛國人士，他們主張拒絕俄國無理要求，救國家于危難。“當天，汪康年等人還致電日本東亞同文會會長近衛篤麿，請其‘協助挽救’。”②由于只有少數人的活動，并沒有組成有影響的社會團體，加之清政府的鎮壓，使得這次運動以失敗告終。

三、國民公會與國民外交

隨著國民意識的健全以及外患日重，一些人開始強調外交要與國民意愿相符合，并且呼吁中下層人民積極關心對交涉事宜。1903年俄國拒不履行《東三省交收條約》并且提出在東三省及內蒙古一帶享有路政稅權及其他領土主權等七項要求。消息傳到國內，舉國嘩然。上海的知識分子和一些紳商打算再次在張園集議，并發表文章以及演說，力爭抗拒俄約。與此同時，有一部分人開始意識到這樣的反帝涉外運動應該盡量發動下層民眾，聯合社會各階層一同努力，才能壯大國民外交力量。中國國民過去“絕無謀聯合團體以勃發其愛國思想之事，以至凡在上中下社會中人，皆視國家為一王所獨有，……其結果遂釀成今日之腐敗情狀”③。因此，當振國民精神，共同參與外交斗爭。更有人提出建立融合各階級的社會團體，以求國民團結一致，抗爭到底，對于沙俄的無理違約行為，一些愛國人士和四民總會做出了應有的政治反應，“4月27日，上海人民在中國教育會組織下，在張園舉行規模空前的拒俄大會，嚴厲譴責沙俄無理背約和侵占東北的罪行。4月30日，愛國學社、四民總會和各界群眾1200余人再次集會張園，安塏第，蔡元培、馬君武等發表演講，全體高唱《愛國歌》，會上決定成立中國國民公會。張園的怒吼，代表著上海人民的正義呼聲，也反映了全國人民的獨立意愿。”④

國民公會原名“四民總會”，該團體欲合農、工、士、商全國之民共為一大團體，反映了該組織發起者想要聯合全國民眾共同救國的美好愿望。《中國四民總會提議各案》曾強調，“本會名曰中國國民總會，區域甚廣，則將來重大義務待辦不鮮，凡我國民，悉宜負此責任”⑤。同時亦有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的學生來到上海參加國民政治運動，他們呼吁“國民總會之立，人人有入會之責”。⑥有了這些主張，國民公會成立之日就有五六百人簽字入會，在之后又有上千人入會，這其中有學者、學生、商人、農民和工人，所涉范圍極為廣泛。政治團體的活動必然需要經費，而社會底層勞動者收入有限，對于會費繳納自然不可采取一刀切的辦法，為了掃清低收入群體入會的障礙，發起者還對會費的攤派進行了合理的規劃，根據會員的收入進行科學分配，這使國民公會的成員日益增多，進而壯大力量擴大影響，使它成為國民外交運動中重要的國民團體。

當時的國民公會，不僅注重政治上的斗爭，同時注重配合相應的武裝力量即“拒俄義勇隊”。拒俄義勇隊最初是由留日學生于1903年4月29日于日本東京率先組織成立，主要目的就是拒絕俄國無理要求，收復東北失地。在東京的集會上，留學生代表湯爾和、鈕永建、葉瀾等人先后登臺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很多愛國留學生紛紛簽名參加義勇隊，“當場有200余人加入拒俄義勇隊，女留學生則組成赤十字會，準備參加隨軍看護工作。大會決定抓緊拒俄義勇隊軍事訓練工作，并促請北洋大臣袁世凱主戰，將義勇隊隸屬袁世凱麾下，隨時開赴東北前線與沙俄軍隊作戰，收復東北國土。”①同時他們還聯絡國內愛國組織，共同組建拒俄義勇隊，國民公會成立當日便接到東京拒俄義勇隊的電報，隨后決定成立上海拒俄義勇隊，一時報名者甚眾。由此可見，此次拒俄運動徹底激起人民的民族尊嚴和愛國熱情，人民開始積極參與國家事務，心系國家榮辱，從張園集會后國民公會的成立到上海拒俄義勇隊的出現，初步顯現了國民外交的萌芽。

國民公會的衰落開始于它改名“國民議政會”和它宗旨的改變。這時的國民公會不僅僅專注國民外交，同時從事國內政事的討論，這便涉及到國民公會內保皇派和革命派的斗爭。這兩派是國民公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人民的影響極大，政治見解的不統一，決定了國民公會最終必然解體。作為革命派不僅專注于國民外交，同時也把矛頭指向清政府，認為一切俄患均是清政府的昏聵腐敗所致。這一觀點引起了清政府的敵視，同時這也與保皇派人士的宗旨發生了嚴重沖突。而后，保皇派便密謀將“國民公會”易名為“國民議政會”。由于國民公會的會費主張是根據收入按比例繳費，下層人士繳納會費很少，國民公會的主要經費都來自于保皇派，他們在會中投入的經費最多，想把國民公會變成宣傳保皇思想的工具，并召集會議進行講演，宣傳保皇思想，并擬于7月發起“歸政”請愿活動，他們的主張“大為鄒容所唾罵，吳稚暉首不贊成，愛國學社社員皆未入會”②這次集會激起了與會人士的強烈不滿，“眾人有上前駁詰者，致有多人散去”③。在隨后革命、保皇兩派的唇槍舌戰、互相攻詰中，國民公會終因人心渙散走向末路。

國民公會對“國民外交”運動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對國民意識具有重要的宣傳作用，真正詮釋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古訓。在這之前，中國普通民眾松散愚昧，有志者亦報國無門。進入20世紀，中華民族危機日重，中國人民認識到不平條約最后的承擔者是國民，而非清政府。因此成立國民團體，并且想在團體壯大并有影響力以后，直接與外國交涉。他們通過國民公會，致電各國外務部，表示對俄國強橫行為的憤懣，并表示“倘民心激變，再見仇洋之事，皆系俄國所致，與我無涉”④。這已體現出，國民公會進行的是一種獨立于清政府的“國民外交”活動，雖然這時“國民外交”還處在萌芽階段，但是國民公會的外交行為足以體現國民之覺醒，他們的活動使得清政府不敢輕易答應俄國的要求，也使得外帝國主義在對中國有所圖謀時心存顧慮。

〔參 考 文 獻〕

〔1〕貢華南，主編.全球化與國民意識研究論叢現代性與國民意識〔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

〔2〕馮自由.革命逸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1.

〔3〕汪林茂，主編.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第2卷：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運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4〕楊天石，王學莊，編.拒俄運動（1901—1905）〔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5〕紀第二次紳商集議拒俄約事〔n〕.中外日報，1901-03-25.

〔6〕傷心人稿.排外平議〔n〕.清議報，1901-01-01.

〔7〕曾榮.1903年中國國民外交的出現〔j〕.學術研究，2011，（03）.

〔8〕論中國當求治標之法〔n〕.（天津）大公報，1903-09-08.

〔9〕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編.上海辭典〔g〕.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

〔10〕中國四民總會提議各案〔n〕.蘇報，1903-05-01.

〔11〕嚴昌洪：辛亥革命與20世紀中國社會〔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12〕鄧書杰，李梅，吳曉莉，等，編著.中國歷史大事詳解（近代卷 晚清落1900-1909）〔m〕.長春：吉林音像出版社，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

〔13〕錄某君張園拒俄演說文〔n〕.中外日報，1903-04-29.

〔14〕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蘇報案紀事〔m〕.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8.

〔15〕寄各國外務部電〔n〕.蘇報，1903-04-28.

〔責任編輯：張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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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蔣廷黻讀書報告匯總二

《辛亥革命對中國近代經濟的影響》

摘 要：辛亥革命的爆發對中國社會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對近代中國經濟而言，辛亥革命進一步加強和深化了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思想，為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社會條件，但沒有能帶領中國經濟真正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關鍵詞：辛亥革命；中國資本主義經濟；自由經濟思想；社會基礎

時光流轉，一個世紀以前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風雨飄搖中的清政府，也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動了中國歷史的進程，無疑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各個方面都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那么，就近代中國經濟來說，辛亥革命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

一、辛亥革命進一步深化了中國晚清以來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思想

中國自進入封建專制社會以后，重農抑商和政府主導就成為封建時代經濟思想的主要特征。重農抑商是農業社會在經濟思想上的突出體現，政府主導則是專制體制的題中之義。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以后，外國侵略者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內憂外患，清政府的統治危機重重。從1840年到1911年，即我們常說的晚清時期，清政府為挽救統治危機開展了一系列的經濟改革，例如：洋務運動、甲午戰爭后允許私人設廠、八國聯軍侵略中國以后實行的一系列新政。特別是晚清時期的新政，其主要內容有：倡導振興工商業，在一定程度上允許民間自主地發展資本主義；制定并頒布了《商人通例》、《公司律》、《試辦銀行章程》、《籌辦礦物章程》、《鐵路總表》、《獎勵公司章程》等諸多促進工商業發展的經濟法規；對私人業主按照投資額度給予獎勵等，這些措施的實施，使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重農抑商與政府主導的經濟傳統在政策層面逐漸地為振興工商、允許并鼓勵私人自由發展實業的思想所代替，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思想開始在中國社會中產生并逐漸發展。不過，專制政權的改革始終甩不掉濃厚的政府干預的色彩。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隨后成立了真正資產階級的政府――南京臨時政府，中國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接下來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在社會中就匯聚成一股強大的進步思潮。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論從國際還是國內來看，只有大力發展資本主義才能實現中國的獨立自強，而發展資本主義最好的方式便是任民間自營，走自由資本主義道路。為此，南京臨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政策法令，比如《臨時約法》中就規定了“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人民自由保有財產”、“人民營業自由”等等，從法律和政策層面進一步加強和深化了傳統經濟思想的轉變，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思想在中國社會日益成為主流。借鑒當時西方發展資本主義的經驗，倡導自由資本主義之路，南京臨時政府亦明確表示政府不直接出面辦實業。資產階級政權的非專制性導致對政府干預傾向的比較徹底的放棄，進而使得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思想在中國快速發展。這樣，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市場經濟的內在環境，在中國封建的自給自足經濟的軌道之外，又并行了一條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的軌道。“民族資本主義的春天”就是當時自由經濟思想在社會中的反映。

二、辛亥革命為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社會條件和基礎

辛亥革命勝利以后，中國的資產階級們普遍認為三民主義中的民族與民權主義已經實現，之后要謀求的便是實現民生主義。于是，當時全國上下在“振興實業”上一度形成了較高水平的思想認同和比較一致的行為取向，這就為推動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奠定了一個較為穩固的社會基礎。辛亥革命的政治影響轉化為經濟發展實際成果的重要途徑之一就在于它為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一個比較積極的社會環境。孫中山在民國創建伊始就主持制訂了一系列獎促工商的法規法令，為發展工商業營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更是出臺了一系列鼓勵民族經濟發展的政策，如，對私人財產嚴加保護；在中央成立實業部，地方成立實業司，專門負責管理和振興實業；制定銀行條例，鼓勵民間新式金融業的發展；制定并頒布《商業注冊章程》，允許私人自由申報設廠；之后又陸續頒布了《暫行工藝品獎勵章程》、《工商保息法》、《礦業條例》、《審查礦商資格細則》、《公司條例施行細則》、《商人通例施行細則》、《農商部獎章規則》等一系列法令：實施帶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色彩的學校教育，推動新思想的傳播，激發人們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意識，這些思想都是包含了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主流思想，即有了自由、平等才會有持久的交換，有了持久的交換才會有經濟的繁榮興旺，以上這些對當時民國經濟的發展都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促進效應。毋庸置疑，南京臨時政府發展資本主義的愿望是積極的、迫切的，傳統的抑商政策此時在政策層面已經煙消云散了。

從經濟上看，辛亥革命為20世紀初期的中國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社會生產提供了前提和條件，把貧窮落后的中國引向近代工業化的道路。1912年，孫中山在《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一文中就寫到：“中國處在大規模的工業發展的前夜，商業也將大規模地發展起來，再過五十年我們將有許多上海。”民國建立以后，國內實業團體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成為風氣。1912年，孫中山親自發起籌備中華實業銀行，并自任名譽董事長。黃興、宋教仁等在湖南倡辦中華汽船公司和湖南五金礦業股份公司，此外還在全國范圍內發起建設墾植協會和國民銀行。于右任、陳英士等發起建設蒙藏交通公司。各省的中下層革命黨人也多從事實業活動。

辛亥革命后，學校數目和在校學生數量都逐年增長。1912年，學校數量達到87272所，比1910年增加了44576所；學生人數達到290多萬人，比1910年增加了165萬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達到13478人，是1909年人數的三倍，文化教育事業的興盛為中國工商業的發展和實業經濟的進步培養了各類人才，同時也帶動了出版印刷工業的興旺。這樣，在當時社會上就形成了一股象征時代進步的發展實業的熱潮，或多或少地優化了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環境。反過來，這股熱潮滲透于人們的思想意識之中，又進一步深化了當時中國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思想。辛亥革命后，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出現了一個“黃金時期”，這集中體現在民國初十年的發展上。1911―1915年，全國各地成立的經濟團體達到107個；清末十余年所建銀行總共不過17家，而僅1912年一年新建銀行即達14家，此后更是新增不絕；自1914年起中國經濟的各項統計指標均呈現較大幅度的提升。辛亥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為中國民族經濟邁出了走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第一步。

三、辛亥革命對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推動作用帶有很大的局限性，沒有能帶領中國經濟真正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誠然，辛亥革命為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一個積極的環境，使得近代中國經濟獲得了一定發展。可是我們必須看到，這種局面是相對的，階級局限性和革命的不徹底性終究致使辛亥革命對于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推動作用是有很大限制的，中國經濟沒有能在辛亥革命之后真正走上資本主義發展之路。

中國封建社會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態已經存在了兩千多年，根深蒂固，到1840年以后，帝國主義加強了對中國市場的掠奪和投資侵略，其在工礦企業的投資遠遠大于中國民族工業的力量。中國封建政權則在客觀形勢的迫使下逐漸放松了對民族企業的束縛，然而一旦有利可圖，他們便會對商辦企業進行種種形式的勒索。回望民族工業自身，大多處于設廠的起步階段，存在著資金、技術、營銷、經驗等多方面的困難，尤其是在購買外國機器設備的時候經常受到外國商人的敲詐。同時，民族工業的資本家為了減少封建官僚的各種勒索，凡是與清政府及其官員打交道，都不得不借助于紳商的力量，因而他們也就不可避免地與封建勢力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中國在內受封建主義的剝削和壓迫，外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的形勢下，民族資本力量微弱，可以說是在夾縫中生存與成長，機器工業和手工工場業的發展長期處在低水平的狀態。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封建政權，但它沒有在中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就是到20世紀初期，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水平總體上也還是很低的，資本主義沒有能夠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相當軟弱。

直到抗日戰爭前為止，整個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在中國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也只有10%左右。并且這一時期民族經濟的發展更多地是依靠規模不大的中小企業。由于資本主義工業發展水平低，因此不能很好地破除自然經濟的局限，形成廣大的國內市場，封建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在中國依然占據主導地位。此外，辛亥革命是很不徹底的，這個“命”是在不觸動封建主義利益的基礎上“革”的，因此，封建專制主義被運用于經濟領域就導致了官僚資本的迅速膨脹。

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并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完成，其實質不過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專政，它絲毫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從此，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的同時還受到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1922年以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逐漸由自由資本主義軌道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軌道過渡。尤其是經過1929―1930年的幾次新軍閥混戰，蔣介石政權得到鞏固，建立了相對穩定的全國性政權，這樣，辛亥革命以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軌道就被迅速改變了。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控制下，民族資本只有或被兼并或相附合，自由資本主義的道路成為崎嶇的小路。有資料顯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1922年后表現得跌宕不定，到1931年時徹底陷入了窘境。

參考文獻

[1]石波。辛亥革命與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j]。湖北社會科學，1991，(8)。

[2]虞和平。辛亥革命與中國經濟近代化的社會動員[j]。社會學研究，1992，(5)。

[3]張佳堅。淺議辛亥革命對中國經濟思想的影響[j]。金融經濟，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