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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篇一
;[訪談嘉賓簡介] 嚴書翰，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課題組首席專家，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馬理·科社”學科評審專家，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國黨建研究會特邀研究員，北京戰略與管理研究會會長。
[訪談人簡介] 夏敬芝，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新中國的70年，是篳路藍縷、砥礪奮進、碩果累累的70年。篳路藍縷是指新中國70年創業道路的艱難，砥礪奮進是指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努力奮斗，碩果累累是指我們堅定不移走社會主義道路取得的偉大成就。圍繞“新中國70年與中國道路”這個主題，我們采訪了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嚴書翰教授，請他和我們談談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
訪談人：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拓并形成了中國道路，在當今世界備受矚目，請嚴教授談談中國道路開拓和形成的重要意義。
嚴書翰教授： 首先要界定一下，我們這里講的中國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簡稱。確實，在一個有十幾億人口的原先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大國，用70年時間就開辟出一條通往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這個偉大目標的中國道路，這當然是舉世矚目的大事件。我注意到最近研究中國問題的著名專家鄭永年是這么評價新中國70年發展的：“中國實現了快速和可持續的崛起，在劇烈變化的國際事務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世界歷史不僅沒有被西方的‘自由民主’所終結;相反，中國的崛起開啟了新的世界歷史。”[1]我認為中國道路的開拓和形成的重要意義怎么說都不為過，我們要有這樣的理論自覺和道路自信。我們可以從三個維度認識開拓和形成中國道路的世界歷史意義。
程中的重大挫折。想想那時候是一種什么情景呢？攻擊馬克思主義、鼓吹社會主義歷史終結、唱衰中國的輿論在國際上不絕于耳，各式各樣的“中國崩潰論”甚囂塵上，真可謂“萬花紛謝一時稀”呀。但是，馬克思主義從未被打倒，社會主義歷史并未終結，中國不但沒有崩潰，反而綜合國力與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呈現出“風景這邊獨好”的景象，而這一切都與我們成功開辟了中國道路密切相關。
雖然現在我們還不能籠統地說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已經走出低潮，但是，一個人口約占世界1/5的國家在70年時間里通過開辟和形成中國道路，使原先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大國成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成就當然舉世矚目。中國道路的成功表明，社會主義沒有滅亡，也不會滅亡，而且還煥發出蓬勃的生機活力。正如黨的十九大所指出的，中國道路的成功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
總之，中國道路的成功，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的角度看，自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中華民族積弱積貧、任人宰割的時代，不甘沉淪的中國先進分子就開始尋求救國救亡的真理，他們首先把目光投向西方。這一時期各種各樣的主義和思潮紛紛登臺亮相。資本主義道路沒有走通，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民粹主義、工團主義等“你方唱罷我登場”，都沒能解決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問題。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先進分子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真理中看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他們在對各種主義和思潮的比較中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潮流相結合的過程中產生了中國共產黨，這就使得中國革命的面貌為之一新。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打下的基礎上，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人民生活狀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正因為我們沿著中國道路闊步前進，中華民族正以嶄新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東方。只要我們堅定不移地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一定能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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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國革命道路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通過總結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而開辟的獨創性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然而，這條革命道路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它是同黨內各種錯誤思潮的斗爭中逐漸形成的。它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集體創造，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
關鍵詞：中國革命道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錯誤思潮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具體運用到中國實際，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理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同“城市中心論”、“革命悲觀論”等各種錯誤思潮進行堅決的斗爭，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那就是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它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范。中國共產黨就是依靠這條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一、中國革命道路的艱苦探索
1840年英國帝國主義發動鴉片戰爭，用炮艦打開了中國的門戶。接著，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接踵而來，強迫腐朽的清政府簽訂多個不平等條約，使中國社會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里，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就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1915年，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掀起了新文化運動，他們高舉自由民主的大旗，對長期封閉的中國人民進行了啟蒙教育。自此，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各種思想和思潮涌進中國。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走俄國人的路”，成為中國先進青年的救國口號。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愛國青年運動，喚醒了廣大的中國人民。從此，中國的先進青年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并努力將馬克思主義結合到工人運動中去，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促成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那天起，以解放全國各族人民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為己任，堅持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結合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努力探索了中國革命道路。1921年黨的一大綱領明確規定：“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1]可見，黨主張走俄國人的路，但未能提出符合中國社會實際的革命任務——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反而提出了脫離實際的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的錯誤綱領。1922年召開的黨的“二大”全面分析中國社會性質，明確提出：“黨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之后，黨總結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失敗尤其是京漢鐵路工人罷工引發的“二·七”慘案的深刻教訓，使黨開始意識到要抗衡武裝到牙齒的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反動軍閥武裝），就必須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裝。1923年黨召開了三大，根據共產國際的建議提出了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號召，并開始改造國民黨建立國共黨內合作的國民革命聯合戰線，黨通過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了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聯盟的革命武裝——國民革命軍。從1926年開始，黨積極推動北伐戰爭，并在戰斗中起到先鋒模范作用。
正當北伐戰爭節節取得勝利，幾乎解放半個中國的形勢下，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發動反革命政變，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敗。自此，國共第一次合作徹底破裂，中國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革命處于低潮。這次血和淚的教訓讓共產黨堅定了走工農武裝割據道路的意志和決心。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聯合國民黨左派，發起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為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邁出了第一步。 1927年8月7日，在關系黨和革命事業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共產黨在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著重大轉折意義的“八七會議”。“八七會議”批判并且改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立了進行土地革命以及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在會議上提出了著名論斷——“槍桿子里出政權”。[2]盡管此時中國共產黨認識到了武裝斗爭的重要性，但是黨的工作重心并沒有因此由城市轉移到農村，而且在反“右”傾時忽視了“左”傾情緒的滋生，為后來的 “左”傾盲動主義埋下了伏筆。
盡管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就開始逐漸重視起武裝斗爭和武裝農民。但是，黨在這個時期并沒有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是因為其他地區的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經驗顯示出城市都是他們革命的重心。第二是國共統一戰線的建立可以讓共產黨在大中型城市進行活動時有機會充實自己的力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由于當時的共產黨屬于建立初期，并不能認識到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還沒有意識到他們領導的實際上是以農民為主力的武裝斗爭，所以共產黨也就不會在這時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
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攻占長沙的秋收起義也失敗了。秋收起義失敗后，他毅然決然的率領起義部隊向井岡山進發，開始建立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黨的革命重心也開始由城市轉移向農村。中國革命道路的內涵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毛澤東選擇在井岡山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是因為井岡山有著獨特的優勢，首先是它屬于湖南，江西兩省的交界地區，遠離大城市，而且有著許多樹林，有許多易守難攻的險要地形，這是開辟根據地的先決條件。其次，井岡山地理條件優越，物產資源豐富，黨員隊伍在生活上可以自給自足，不給當地的百姓增添負擔。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有一支屬于黨領導的農民武裝在井岡山上，可以為創建革命根據地、探索革命新道路提供有力的武裝支持。
二、中國革命道路是在與錯誤思潮的斗爭中形成的
大革命失敗以后，黨總結了失敗的經驗教訓，開始自己掌握軍隊并開展武裝斗爭。但是，在展開武裝斗爭的問題上由于長期受十月革命的影響，城市中心論依然干擾著黨中央的決定。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為了克服“城市中心論”所帶來的不利，歷經了許多年殘酷曲折的斗爭。黨就是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完善著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
由于長期受共產國際的影響，黨領導的斗爭大多以攻占城市為目標，“城市中心論”在黨內流毒甚廣。所謂城市中心論，也就是瞿秋白說的“奪取首都，一擊而中”的形式。這一理論被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特別是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實踐。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在中國可以暢行無阻。事實證明，城市中心論在當時的中國是不可行的。由于當時黨內還存在著許多錯誤地信奉“城市中心論”的教條主義者，加上共產國際從一開始就對毛澤東在農村發展革命根據地的問題上持否定態度，受此影響，我們黨內的一部分領導人更是錯誤地以為，“農民占黨的組織成分百分之八十以上，這是我黨的絕大危機”！共產國際這種對待我國的錯誤的態度，使中國共產黨沒能真正了解中國國情，嚴重妨礙了對適合我國國情的革命道路的探索。
因為對實際情況缺乏理性的認識，“不斷革命論”也對我黨對革命道路的探索有著嚴重的干擾。瞿秋白把土地革命當作了第一任務，但同時卻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城市，想要依靠城市的工人階級來推翻資產階級。在這“不斷革命論”的影響之下，黨只能繼續錯誤的堅持“城市中心論”。盡管當時在毛澤東等人的努力下黨的農村方面的工作有了長足的進步，但瞿秋白等黨的領導者依然錯誤地堅持“城市中心論”，忽視甚至無視農村的重要性，這嚴重干擾了黨對正確革命道路的探索。1928年，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在中共六大上受到了嚴厲的批判，會議上明確了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此在六大以后，黨中央依舊把城市作為革命重心。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決議中反對以農村包圍城市，以根據地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李立三錯誤地認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決戰的前夜，主張在革命工作中不需要再積聚和準備革命力量，可以直接舉行全國性的武裝暴動，在革命道路問題上，堅持中心城市武裝起義模式。
在李立三占據黨內領導地位的時期，毛澤東并沒有執行中央攻打南昌的命令。這一時期，毛澤東在反對“左”傾錯誤的同時，也對黨內的右傾悲觀思想進行了嚴肅的批評。針對黨內的消極思想，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批判了懷疑“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傾思想，文中系統地指出中國現階段社會的各種尖銳矛盾。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關于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全會糾正了李立三對于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但“城市中心論”在黨內依然很有市場。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堅持攻占大中城市，并鼓吹要同國民黨反動派打正面戰爭。這也直接導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開始了二萬五千里的長征。
在抗擊日寇、保家衛國的革命實踐中，共產黨的中國革命道路理論不斷被豐富和發展，“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思想更多被應用于人民戰爭當中，并產生了強大的正面效應。這一時期，我國北方許多大城市和交通樞紐為日軍所攻占。在此情況下，毛澤東從實際出發，寫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新階段》等文章。毛澤東在這些文章中系統地闡明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重要性，標志著中國革命道路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
解放戰爭時期，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穩扎穩打、步步為營，逐步在全國范圍內完成了攻占大中型城市的任務。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我黨即將取得勝利的形勢下召開，并且宣布黨的工作重心開始由鄉村轉移到城市。“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思想理論的正確性再次于革命實踐中得到驗證。
三、中國革命道路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果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從而發展出適合中國國情新的理論觀點。中國革命道路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理論成果，是黨在長期革命實踐中經過不斷探索、思考、總結提煉出來的，既貫穿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脈絡，又飽含著中國特色的文化基因，因此具有與眾不同的魅力和與時俱進的活力。馬克思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提出的暴力革命學說也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指導意義。《共產黨宣言》中說到：“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是一種普遍規律，但是要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時，具體的實際情況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在中國究竟要采取什么方式進行武裝斗爭，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中并沒有詳細的表述，但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卻憑借集體的智慧和團隊的力量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開辟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并將武裝斗爭和農民革命相結合，創造性地提出“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將舊時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改造成新式的工農聯合武裝斗爭，成為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范，極大推動了中國革命的發展。
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中國革命為什么能取得勝利？就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找到了適合中國情況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揭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導黨取得了革命最后的勝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明確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根據。”中國革命有著屬于自己的與眾不同的發展規律，這種獨有的發展規律源于自己獨特的國情，農村包圍城市理論的建立顯示了我黨對中國獨特國情的精準把握，并且在此認識的基礎上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暴力革命的學說，為其他地區的人民革命斗爭提供了重要經驗。
在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人表現出了集體的勇氣和智慧，對如何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了有益嘗試和艱苦探索，在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同時，也留給后人以啟示與反思。脫離實際，就會看不清真實情況從而走上錯誤的道路，就會給國家的革命事業帶來損失。我們還不能僅根據已有的經驗行事，要把實際與經驗相結合，理性科學的探索適合本國的道路。只有在立足中國具體國情的基礎上，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并加以改造和創新，才能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能在改革與創新的道路上少犯錯誤，少走彎路，才能解決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制定出符合本國國情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參考文獻：
[2] 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相關熱詞搜索：;中國道路篇三
;摘要：中國選擇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對歷史經驗教訓的反思，基于對時代特征的根本判斷，基于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基于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根本變化，基于中國國家利益與人類利益的同一性，基于中國傳統文化和核心價值觀的深厚底蘊。中國和平發展道路來自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生性。這條道路將超越傳統大國的崛起模式，超越傳統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框架，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從而成為新興大國整體崛起的組成部分。
關鍵詞：和平發展道路；必然性；內生性；歷史超越
作者簡介：黃仁偉，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上海 200020）
梳理中國30年來開辟和平發展道路的基本經驗，可以用若干個核心概念來概括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平”，是這條道路的旗幟和目標；“發展”，是這條道路的內涵和本質；“科學”，是這條道路的思想方法和可持續條件；“和諧”，是這條道路的結構設計和價值理念；“開放”，是這條道路的根本動力和歷史條件；“合作”，是這條道路的行為準則和路徑選擇。
一、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歷史基點
從歷史、現實和未來的結合來看，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符合歷史規律、時代潮流和人心所向，是中國實現現代化、成為世界強國的唯一戰略選擇。
1.中國選擇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對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反思
反思之一：新中國建國以來，長期處于被遏制被包圍的國際環境，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的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拉大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差距，延滯了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進程。造成這種長期惡劣國際環境的原因來自外部和內部、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和平不夠、發展不夠，是建國后30年的基本教訓。吸取這兩個歷史教訓，才有可能走上一條全新的發展道路，才有可能在資本主義占據優勢的世界體系中贏得中國的發展空間。
反思之二：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度成為世界上國力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并領導著占據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會主義陣營。但是蘇聯與外部世界始終處于戰爭和對抗狀態之中。蘇聯不僅與西方陣營進行了世界大戰和長期冷戰，甚至對社會主義國家也動輒使用武力，導致社會主義陣營分裂；還在全世界擴張軍力，與美國爭霸，在輸出革命的名義下發動對外戰爭。由此導致國力空虛、經濟崩潰，最后結果是全盤解體。蘇聯教訓對于中國極為深刻，中國絕不能重踏蘇聯的覆轍。
反思之三：世界上大國崛起的不同道路導致完全不同的歷史后果。其中最主要的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的德國和日本，走的是一條軍國主義、瘋狂擴軍備戰、挑戰現存國際體系的崛起道路，以致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對世界各國和本國人民帶來巨大的歷史性災難。戰前的德國模式和日本模式都是典型的迅速崛起又徹底失敗的模式，證明在世界體系已經形成的歷史條件下，以軍事結盟挑戰現存國際體系、重新瓜分世界、奪取霸權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國當然不能仿效德國和日本在戰前的擴張戰略。
反思之四：美國的崛起道路雖然并非和平，但是它沒有挑戰當時的霸權英國，而是抓住機遇，發展自己，在英國衰落并有求于美國的時候，適時地幫助霸權國家，最終和平地實現霸權轉移。美國的經驗不可復制，但是其成功之處亦不可忽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德國通過歐洲一體化、日本通過美日同盟和亞洲市場實現和平復興，分別達到世界經濟第二、三位強國。這些國家崛起的成功經驗，我們不可能模仿，因為外部環境和國家性質不同。但是，這至少可以證明，后起大國與現存國際體系并不總是處于對抗狀態，這是中國和平崛起不能不借鑒的。
2.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對時代特征的根本判斷
自鄧小平以來的歷代中國領導人都認識到，時代背景、世界潮流、人類命運發生了歷史性的根本變化。根據這種認識，30年來，中國始終在求和平、謀發展。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突出問題。一方面，解決和平與尋求發展比解決其他問題更為重要和迫切；另一方面，維護和平和尋求發展已經成為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要求，關系到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兩大問題是世界范圍內的帶全局性、戰略性的問題，制約并影響著世界上其他問題的解決。同時，這兩大問題也體現了世界的潮流和時代的基本特征，并存在著解決的可能性。中國領導人不是孤立地看待和平問題與發展問題，而是特別重視把握二者之間的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系。發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增長問題，而是關系到全人類的進步與發展的宏大命題。只有解決發展問題，才能解決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問題，以及對世界局勢產生整體性影響的戰略性問題。其關鍵是南北問題即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問題。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戰略意義就在于推動南北問題和全球發展問題的解決。
“和平與發展”從當今世界的兩大問題，到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到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逐步地從觀察世界格局、判斷時代潮流，轉化為對中國發展的道路選擇和價值判斷。鄧小平提出爭取20年和平時間，確保經濟總量翻兩番。按照這個戰略思維，中國提前10年走出了冷戰格局，結果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發展戰略目標。此后，黨中央又判斷中國處于戰略機遇期，為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再爭取20年和平，以確保實現第二個發展戰略目標。第二個“20年和平”已經過去將近一半，實現第二個發展戰略目標的條件越來越充分。在這個階段上，產生了一個新的重要條件，就是中國的發展成為世界和平的關鍵因素之一，成為世界發展的歷史機遇。中國和世界已經完全不可分離。
3.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對中國基本國情、國家屬性、國家定位的判斷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選擇來自于對中國基本國情的判斷。中國底子薄、人口多，“既是大國，又是小國”。這是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都必須考慮的。這不僅決定了中國崛起必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而且決定了中國崛起不能選擇爭霸、擴張的方式，而只能是一個和平發展、逐步累積國力的過程。鄧小平提出，中國需要執行改革開放政策，利用現在有利的和平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爭取在50年到70年時間內發展起來。
中國現代化的不平衡性、長期性和艱巨性是基本國情。其不平衡性包括東部、中部、西部發展極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同產業發展不平衡；每個大行政區域（省、市、自治區）內部也不平衡。
其長期性是指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時間。從1949年算起，五十年左右達到初步小康水平；一百年左右達到中等發達水平；二百年左右達到先進的現代化水平。這二百年左右的時間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果考慮到中國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2500年封建制度的歷史，100年到200年的現代化過程并非十分漫長。如果再考慮到西方文藝復興至今已經500年，中國以1/4到1/3的時間趕上其現代化的步伐，也不是太長遠。
其艱巨性是指中國現代化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開展的；是13-15億人口/人類的五分之一的整體現代化；土地、資源、技術、資金等要素條件的相對短缺；長期與發達國家的市場和先進科技相對隔絕。
這些基本國情既是中國現代化的阻力，又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基本條件。中國的空間廣大使其戰略回旋的余地充分；中國的不平衡發展可以形成內部的梯度轉移，形成產業升級的長周期；中國的人口眾多，構成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和潛在的巨大市場；西方技術和資金的相對缺乏，迫使中國發展自主技術創新和國內資本市場。事實證明，正是這些基本條件，使中國具備高度的抵御內外壓力和危機的能力，走出一條獨立自主、改革開放、和平發展的現代化道路。
相關熱詞搜索：;中國道路篇四
;摘要：本文從探討硬力量和軟力量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關系入手，分析中國軟力量發展的結構性缺陷，指出這種力量失衡與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產生的相關性；進而根據中國國情和其他大國的歷史經驗，提出中國發展軟力量的戰略設想和目標定位。
關鍵詞：中國；和平發展；軟力量
作者簡介：黃仁偉，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胡 鍵，上海社會科學院歐亞研究所研究員(上海200020)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是一條全新的強國之路。中國的和平發展不僅在于經濟總量和軍事實力的迅速提升，更在于文化競爭力、制度創新力和觀念影響力構成的軟力量的提升。中國在有形的硬力量迅速發展的同時，軟力量不足卻成為突出問題。中國的和平發展是處在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的時代背景之下，軟力量問題比其他大國更為緊迫。中國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其軟力量建設受到各種外部因素的制約，因而更多地依賴于內生的創新力量，需要更深刻的歷史自覺性。本文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軟力量發展規律的結合上，來探討中國和平發展道路中軟力量建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一、硬力量與軟力量的相互關系
綜合國力由硬力量和軟力量構成。長期以來，人們認為硬力量對綜合國力起決定性作用，而且歷史上大國的崛起幾乎都是由經濟、軍事實力為主體的硬力量的優勢來實現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深刻變化，特別是進入21世紀，隨著全球化趨勢的日益擴展和世界力量結構的急速變革，文化、觀念、制度等因素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空前突出，成為新的大國力量來源之一。換言之，一國的強大已經不能僅僅以硬力量作為判斷標準，軟力量對于后起大國的國際地位和全面發展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指標意義。
“軟力量”概念是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全球力量結構中的地位發生變化的背景下提出來的。當時，在關于美國“衰落論”的辯論中，保羅·肯尼迪認為，美國正在重蹈歷史上霸權國的覆轍，已經被過度的軍事擴張耗盡了精力，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了。但是，約瑟夫·奈卻認為美國的力量并沒有衰落，美國力量的本質和構成正在發生變化。隨著冷戰結束，約瑟夫·奈進一步認為，國際政治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世界權力的變革”和“權力性質的變化”。過去，對一個大國的考驗是其在戰爭中的實力，然而當代的實力界定不再片面強調軍事力量，技術、教育、文化乃至制度等因素在國際權力中正變得日益重要。
硬力量和軟力量之間并沒有明顯界線。首先，二者之間是可以相互轉化的。約瑟夫-奈認為，二者之間只是行為性質、權力有形性等程度差別。硬權力是改變他者所作所為的命令性權力，一般依賴于強制和引誘來獲得；而軟權力則是塑造他者期望的同化能力，一般通過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吸引力，或控制政治議程等使其他國家無法實現目標來獲得。約瑟夫·奈還指出，命令性權力有時也用于創建制度，然后成為合法性力量；而政治合法性權力并不直接表現為硬力量，而是直接表現為軟力量。其次，二者往往互為載體、互為存在和發展的條件。例如，軍事力量作為一種硬力量，不只是武器裝備技術系統，還必須包含軍事戰略和軍事組織系統，甚至包括凝聚戰斗力的文化認同，這些軟力量直接決定著硬力量的效率和功能。又如，文化藝術作為典型的軟力量，在信息時代越來越依賴高科技傳播技術系統，后者作為技術和材料的高端優勢正是硬力量的象征。
然而，硬力量和軟力量有各自的核心特征和指標體系。這里討論的軟力量主要是指政治力、社會力和文化力。政治、社會、文化的國力構成是有別于有形物質力量的無形觀念力量。所謂“政治能力”是指國家解決沖突的能力，體現在制度與合法性上。社會能力主要是指社會的和諧程度，即社會成員之間相互關系的高度協調。文化力則主要是指文化的對內認同力和對外投射力。政治力、社會力、文化力的內涵都體現著人、社會與國家的素質。建設軟力量的關鍵是人的素質。具體而言，建設國家的政治力，就是提高人的政治素質，以提高國家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和鞏固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建設國家的社會力，就是提高社會成員的社會協調能力，以提高社會的和諧程度；建設國家的文化力，就是提高國民的文化認同，以增強國家的文化投射能力。
硬力量是軟力量的物質支撐，軟力量則是硬力量的精神升華。在綜合國力提升的過程中，同樣遵循著硬力量決定軟力量、軟力量反作用于硬力量的規律。盡管中國和平發展道路與其他大國崛起的模式不同，但在硬力量與軟力量的發展秩序上基本相似。從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均gdp不到200美元，按世界銀行人均每天消費不到1美元為絕對貧困的標準，中國的赤貧人口數在1981年是6.34億。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幾乎沒有資源投放到軟力量建設，不得不把經濟建設特別是物質財富增加作為國家的第一任務。
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國的硬力量特別是經濟總量得到空前提升。從經濟總量來看，按照現行市場匯率計算，中國gdp總量已經上升為世界第4位，僅次于美國、日本、德國。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經濟總量2006年首次超過20萬億人民幣，列美國和歐盟之后，居世界第3位。高盛公司全球經濟研究部的《成長與發展：通向2050年之路》一書預測，中國經濟總量可能在2008年超過德國，在2015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即使增長率降到7％，中國經濟總量仍將在2050年趕上美國。
相對于硬力量迅猛發展，中國軟力量的數量和質量都顯得極不相稱，甚至束縛著硬力量的進一步提升。從全球競爭力排位看，中國的許多主要產品的產量和出口規模都已名列前茅，但在信息、法制、管理、市場自由度、創新能力等軟力量指標方面，中國基本上排列在平均水平之下，有些指標甚至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這種硬力量和軟力量極不平衡的綜合國力結構表明，發展軟力量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核心問題。由于中國硬力量的溢出效應，軟力量的缺乏就不只是限于中國內部的社會和諧問題，而是直接關系到中國能否實現和平發展的戰略問題。
硬力量是走向現代化的物質條件，并不是現代化本身。軟力量是人的素質的核心，標志著人的現代化水平。綜合國力構成要素是“以物為本”還是“以人為本”，這恰恰是區分前現代化、現代化、后現代化的主要標志。當硬力量達到一定程度，國家擺脫物質匱乏、人民擺脫貧困，這時硬力量對國家發展的作用逐漸下降，社會和諧、制度完善、文化發展等軟力量的作用逐步上升。換言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軟力量將成為決定中國能否和平發展的主要條件。
二、中國力量結構缺陷與“中國威脅論”
序的負面沖擊，進而扭曲中國的國際形象，達到阻滯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的。因此，要消除和厘清“中國威脅論”的影響，就不能不正視中國的國力結構特別是軟力量的嚴重不足。
中國的和平崛起首先表現為以經濟總量為核心要素的硬力量崛起，這是海內外公認的基本事實。經過25年左右的時間，中國經濟總量數倍翻番，使中國在世界經濟大國的地位排列中迅速提升，從1980年代初的30位提升到2006年的第4位。而且這種超常規上升速度有利于中國縮短與美國和日本這兩個超級經濟大國的距離。在2000年，中國經濟總量還是美國的1/10，而2006年已經是美國的1/6。中國經濟在宏觀層面與美國的相互依存達到或接近美國與西方盟國的緊密程度，而且在微觀層面也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海外企業并購和戰略聯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威脅論”接踵而至。例如，中海油集團收購美國尤尼科石油公司的股份遭遇美國國會的強大阻擊。以至功敗垂成。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欄文章稱，今天的中國比1980年代的日本更有威脅力。美國全球政策研究所所長布朗在一份調查報告中也宣稱，在糧食、肉類、鋼鐵、石油和煤炭等5種主要產品的消費上，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國。由此可見，中國經濟增長所帶動的硬力量上升，導致了“中國威脅論”的一波又一波浪潮。
“中國威脅論”時起時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國際勢力的蓄意炒作以外，還可以從中國自身的力量結構上找到原因。中國的綜合國力結構存在著兩個基本的不平衡性：一是硬力量的“量大質不高”；二是軟力量的“量小質更弱”。這種力量結構的畸形，使中國力量的某些部分增長超出了國際社會的承受能力；而其他部分力量(尤其是軟力量)的滯后又使中國力量的增長難以得到國際輿論更多的正面認同。
中國增長最快的商品進出口就表現出“量大質不高”的典型特征。2001年中國的外貿總額是5100億美元，2006年達到1.7萬億美元，平均年增長25％左右。1978～2001年的外貿年均增速為14～15％左右，加入wto之后提高了10％；中國成為最大的商品出口國之一，同時又是外貿依存度最高的國家之一。然而，中國外貿的快速增長主要依靠勞動力、資金、土地、資源等要素的粗放投入，增長效率和質量不高，增長基礎比較脆弱。貿易規模大，但處于國際分工體系的低端。單純數量擴張的增長方式已經成為中國外貿的“軟肋”。依賴大量低端產品出口支撐的出口競爭力近年來出現不升反降的趨勢。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06—2007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國在全球競爭力排名中排在印度(第43位)之后，居第54位，比上年度下降了6位。由此必然產生兩方面的沖擊：一是中國的低價商品對發達經濟和發展中經濟同時產生市場沖擊；二是低成本的商品依賴巨大的能源和資源消耗而對國際原材料價格體系產生沖擊。在兩大沖擊的背景之下，“中國經濟威脅論”就有了新的生成條件。硬力量的缺陷就轉化為軟力量的受攻擊。
中國的國際文化競爭力則更明顯地反映了軟力量“量小質弱”的典型特征。自加入wto以來，中國文化產業取得長足發展，但仍然存在著巨額文化貿易逆差，即所謂“文化人超”或“文化赤字”。統計數字顯示，中國的書籍和影視的版權貿易逆差都在10倍以上，最高時超過了15倍。2004年中國向美國輸出了14種版權，而從美國引進的版權達4068種。俄羅斯藝術團體一年在中國演出將近100場，而我國藝術團體同年在俄羅斯演出不足10場。這種差距近幾年來逐年擴大。文化貿易逆差反映的是中國與西方大國文化力失衡的現實，表明中國文化競爭力的弱勢地位。盡管中國擁有悠久的文明歷史和文化資源，以及世界上人數最多的文化工作者，但中國文化競爭力處于較弱的態勢仍將是一個長期現象。中國作為，“文化資源大國”不等于是“文化產業強國”，中國作為貿易大國卻是嚴重的“文化貿易入超國”，這種悖論集中體現了中國國力結構的畸形發展。文化產業發展的嚴重滯后已經成為有形商品競爭力的桎梏。新產品創意不足、品牌效應微弱、人文內涵膚淺成為中國商品相當普遍的通病，甚至依賴盜版和復制來維持商品市場競爭力，足以證明軟力量發展滯后已經殃及硬力量的進一步發展。中國教育貿易逆差巨大也反映著同樣的結構性缺陷。中國每年的教育貿易逆差高達20億美元以上，而且還在逐年擴大。一方面是教育投入資源不足，一方面是教育資源大量外流；一方面是國內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失調，一方面是中國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明顯不強。這種現象同樣成為中國軟硬力量嚴重失衡的指征。換言之，“教育資源大國”同樣不等于“教育強國”，“人口大國”不等于“人力資源強國”，這些不等式恰恰來自于中國國力結構的缺陷。
中國軟力量的結構缺陷還在于制度建設進程與經濟發展速度難以同步。特別應認識到，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迅速發育并走向完整的體系建設階段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還處于探索和起步階段。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的初始性和漸進性，目前還難以得到國際輿論的充分理解和肯定，這是中國軟力量發展在國際社會中受到種種壓力的重要原因。這種歷史階段性的特征需要時間和實踐來加以證明。今天的中國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制度，其歷史積淀相當深厚，至今仍保持著相當大的慣性力量。中國的現代民主文化與傳統專制文化的此消彼長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對改變這種制約力量的長期性和艱難性認識不足，也是影響中國軟力量建設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中國改革始于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往往寓于經濟體制改革之中。這種改革模式的特殊性使政治體制改革迄今為止仍在局部、基層內展開。在某種程度上，這是造成中國力量結構不平衡發展、中國國際形象扭曲的內在原因。
然而，經過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設進入全局的、整體的改革發展階段的條件正在成熟。其中三個要素不可忽視：一是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已經觸及到權利、資源和利益分配的核心部分，所謂“改革攻堅階段”可以理解為從經濟體制改革為主向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兼顧的階段轉變。二是中國的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內在的根本變化，一個流動的、開放的、和諧的社會結構要求更加廣泛、深入的權力制約和監督，更加自覺、有序的公民政治參與。三是中國正在成為“負責任的大國”和“利益攸關方”，廣泛參與國際機制建設和國際政治民主化進程，必然有助于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上述三個要素在1980年至2000年間基本不具備或者不同時具備，而在最近5年的時間里，三者同步發展的趨向逐漸明顯。這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以制度建設和文化建設為主要構成的中國軟力量，有可能而且必須取得與經濟發展、經濟體制改革相匹配的平衡發展。從這一點上看，中國軟力量和硬力量的平衡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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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秋天，有兩件與中國工業企業密切相關的事情。
第一件，是在9月15日在上海召開的第22屆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簡稱工博會）。這是今年常態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全球首個線下舉辦的國家級工業展會——本次工博會以“智能、互聯，賦能產業新發展”為主題，會期5天，參展企業超過2000家，展覽規模24.5萬平方米，涵蓋從制造業基礎材料、關鍵零部件到先進制造裝備、整體解決方案的全產業鏈最新技術、產品和服務。
筆者親身參與了本次展會，最大的感觸是：現場觀眾人潮洶涌，而且大多都是有備而來的專業觀眾。讓人感覺即便是疫情期間、全球經濟風云詭譎的大環境下，中國的整個工業領域，依然表現出一派積極向上的求知欲和充滿希望的勃勃生機。
“犀牛智造”一經媒體報道，即得到了行業的極大關注：有人認為這僅僅是阿里套著“新制造”的外衣，繼續拓展自身業務的外延；
也有人認為，“這能夠徹底改變紡織業，讓made in internet成為現實”。
在筆者看來，這兩種非黑即白的判斷都稍顯主觀：僅憑一個不成熟的平臺和樣板工廠，就“徹底改變”某一個行業顯然過分樂觀，但是通過猜度阿里的意圖來證明其價值，也稍顯狹隘。
中國工業在近些年取得的發展成績，獲得了全世界的認可：不僅產業鏈完備，而且具有相當的市場競爭力。但是不能否定的一點是：在全球化的時期，中國工業在全球產業鏈當中始終處于低端，因此對于未來發展道路的話語權不大——關于工業的未來該向哪個方向發展的問題，中國企業始終是重要的實踐者，但是從來都不是領導者和開拓者。
關于工業未來的發展道路，最近的一次討論始于2010年以后。當時，在整個工業領域曾經掀起了一場關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討論：所有人都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整個工業領域即將與新興科技完成一次充分的融合，從而實現一場由內而外、由表及里的“脫胎換骨”。
這樣一場討論，隨后演變出兩條關于工業企業未來之路的模型。
第二種模式來自以ptc為代表的美國工業軟件領導者，他們提出了最早的“工業物聯網”理論。在他們看來，未來的工業產品一定不再僅僅是由機械和電子組成的物理產品，當傳感器的性能、軟件的能力和電子控制等部分的能力越來越強，產品本身的智能化程度和互聯網屬性就會越高，因此工業的未來，將是一個“在產品與產品之間、產品和用戶之間、產品與生產企業之間，建立起一個以改善用戶應用為中心的信息傳遞機制，產品將是具有的自成長能力的類生命體”。
很快，兩種說法通過“數字雙胞胎”的概念完成了最大程度的融合：兩者都強調未來的工業需要將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進行融合，既所謂智能工廠，需要通過工業物聯網來實現與虛擬世界的聯通；
而工業物聯網在強調利用產品本身來溝聯通企業與用戶的同時，也承擔起了改造企業生產加工環節的智能化改造任務。但是兩者的區別依然存在，即：“智能工廠”定義的未來工業企業核心是物理世界的生產加工；
而“工業物聯網”強調的未來工業企業動力源頭是虛擬世界的設計、仿真和優化。
黑格爾曾經說過：所有偉大的歷史事件都是會重復出現的，只是第一次出現是以正劇的形式，第二次出現則是以鬧劇的形式。對于中國工業企業來講，無論想通過學習“智能工廠”模式實現整個行業的整體升級，還是通過跟隨“物聯網”模式完成彎道超車，實際上都是不現實的選擇：即使不考慮中國企業與歐美企業完全不同的企業文化、管理模式，僅比較兩者在全球產業鏈當中所處的位置，希望通過跟隨的方式來獲得更多的競爭優勢和生存空間，本身就缺少具有說服力的實踐性——中國企業需要一條不同與兩者的“第三條道路”。
“犀牛智造”最有價值的部分，不在于平臺和樣本工廠，而是其為中國工業企業提供了一個新的嘗試：不同于“智能工廠”和“工業物聯網”將焦點都放在工業企業本身的設計或者生產加工，中國工業企業實際上可以將視角拉開，從更高的層面，將交易環節也納入進來，利用中國發達的互聯網產業和新興技術——互聯網、5g、ai等——將工業企業自身的數字化與全社會的數字化進行融合，使工業企業的“數字化”成為全社會數字化的一部分，并將貿易本身作為驅動工業企業業務的源頭。
從單一工業企業的角度看，這種模式能夠讓終端用戶的需求成為驅動工業企業業務運行的動力源頭，從而推動實現工業企業在業務模式、管理方法和運營方式等方面的整體的躍遷；
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看，工業企業則能夠為整個社會以更環保、成本更低的方式，提供更有針對性的產品和服務——這或許就是構建數字化社會和數字化經濟的理想狀態。
從某種程度上看，以構建數字化社會、數字經濟的方式，來賦予工業企業更多的數字化價值，全球唯一可能實踐的，唯有中國工業企業，因為這里是對“數字化”本身的關注度、參與度最高的地方。
從政府層面講，202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提出“加快推進國家規劃已明確的重大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一時間“新基建”一詞備受社會關注。根據官方定義，“新基建”主要包含5g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七大領域。很顯然，構建一個以數字化經濟模式為導向到數字化社會，正在成為中國未來一段時間內的國家戰略。
從產業方面看，中國的互聯網、5g等產業已經具有向國際巨頭挑戰的實力。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在2020年9月30額日發布的第46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中國互聯網普及率已經平均達到67%，農村的互聯網普及都已經達到52.3%。與此同時，5g用戶已經超過1.1億，5g終端連接數已經超過6600萬，在建的“5g+工業互聯網”項目已經超過600個。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疫情期間的“健康碼”：在很短的時間內，各地都出現了記錄個人行動軌跡的移動端應用，通過將個人行動軌跡與疫情大數據進行比對，從而篩選和定義健康人群——這已經將“數字雙胞胎”從工業領域應用到了全社會，實際上每個現實世界當中的中國人，都已經擁有了一個在虛擬世界當中的“數字雙胞胎”。
應該說，整個中國社會的數字化進程為構建數字化經濟提供了龐大的用戶基礎，同時也為中國工業企業的“第三條道路”實踐提供了一種優勢和可能。但是要真正實踐這樣一條道路，僅憑粗糙的“犀牛智造”當然是不夠的，其至少還需要來自互聯網行業企業的更多投入和工業企業自身能力的提升。
互聯網企業投入更多精力反哺工業企業，最基礎的做法是像“犀牛智造”一樣，直接輸出自身能力。中國電商興起很大程度上，歸結于解決了面向個人消費者的交易節點。經過多年的發展，現在中國互聯網企業對于終端用戶的了解程度，遠遠領先于其他國家的同類企業。試想，如果有更多的互聯網企業跟隨“犀牛智造”的腳步，構建更多的面向工業企業的對接平臺，那么以往積累在互聯網平臺的海量數據即可形成最直接的用戶需求，完成從社會到企業的數字流動和價值產生——這可能是目前可見的中國工業企業未來數字化實踐最得天獨厚的優勢，其他地區的企業短期內將難以學習和復制。
互聯網行業的反哺是工業企業走上“第三條道路”的外因，自身能力的提升，則是關鍵的能在動力。
對于中國的工業企業來講，自身能力提升同樣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與工業企業在設計、生產、制造、加工等業務環節相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利用新興it技術實踐企業數字化運營相關能力的延續。
對于中國的工業企業來講，無論“中國企業制造不出一個合格的圓珠筆筆芯”是否真實，其實際都是一根心頭的刺：中國工業大而不強，主要是在一些例如材料、架構設備等核心的業務環節，缺少足夠的核心競爭能力。本次工博會上，筆者注意到，中國的工業企業已經開始注意到相關問題，并且開始著手解決：一位國內著名工科院校的博士生，在蘇州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專司研發電機及伺服驅動控制器，目標就是打破國外同類產品的壟斷，實現在工業企業關鍵核心零部件的能力越遷。而這類的企業，雖然在本屆工博會上展位并不大，但是數量眾多——這或許就是中國工業企業能夠保持如此積極向上的動力所在。
中國工業現在處在一個非常關鍵的發展節點：在全球產業鏈震蕩重組的大環境下，如何突破重圍，找到一種更加符合自身現實情況的未來發展之路，可謂是當務之急。沿著他人的成功之路是否一定會抵達自己的成功彼岸？如何發揮自己的優勢？如何發掘自身潛力？筆者意在拋磚引玉，相信中國工業企業應該有足夠的智慧，去找到真正適合的“第三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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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新型合作化 股份公司 農民股東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迅速發展，2004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達136515億元，比上年增長9.5%[2]，其中，農業生產總值20774億元，比上年增長6.3%[3]。農村經濟的增長無疑是全國經濟以如此快的速度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從1978年開始，農村逐步廢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制，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促使瀕臨崩潰的農村經濟得到恢復，并得到一大程度的發展。農村絕對貧困基本被消除，農民的溫飽問題基本得到解決，擺在農村和農民面前的主要問題變成了發展問題。在這種形勢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暴露了它自身的弊端，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一、形勢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凸顯的問題
1.農村經濟難以得到跨越式的發展，農民增產不增收，生產積極性重新下降，土地拋荒嚴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最初目的是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拯救瀕臨崩潰的農村經濟，但發展經濟僅僅有積極性是不夠的[4]，生產積極性不能決定經濟的發展。所以當農民的溫飽問題得以解決，農村經濟得以恢復后，達到了最初目的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面對發展問題就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了。它不能引導農村經濟實現象城市經濟那樣的跨越式發展，農產品總產量是在逐年增加，可農民的收入卻沒有按人們的美好愿望增加。國家扶貧基金會會長王郁昭2003年指出，當時中國農村人均收入500元（1.3元每天）以下的有1459萬，人均收入1000元（2.74元每天）以下的有3億1075萬人，人均收入1000~000元（2.74~5.8元每天）的有3億1079萬人，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重新下降。這使得農民沒有信心把精力放在土地上，“外出打工比種田要賺錢”已被大多數農民接受，并在快速地被實踐。農村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勞動力進入城市，農村土地拋荒問題越來越嚴重。我的家鄉湖北省恩施州因外出務工經商拋荒土地面積達8.62萬畝，占拋荒總面積的61.75%（全州有耕地面積262111千公頃）[5]。恩施還是一個偏僻的土家族、苗族聚居區，農民的土地觀念非常濃厚，這個州的土地拋荒不會是全國最嚴重的地區。截止1996年底，全國非農業建設閑置耕地941633畝，有些閑置達6年之久，其中55%的耕地已不能再恢復耕種[6]。90年代中期，世界銀行曾據衛星遙控指出，我國大陸耕地拋荒達10%左右[7]。
2.土地被分割成小塊，各自為“政”，不利于機械化水平的提高和新技術的推廣。高度機械化和高科技水平是農業現代化的兩個必要條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恰恰就造成了阻礙機械化水平提高的事實。我們一方面在農村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方面又要實現農業現代化，這種困難是可想而知的。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主要做法是在保持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把土地的使用權按人口承包到戶。這樣，土地被分割成小塊，由于土地面積太小，農業機械無法進入田地，機械化水平不僅無法提高，甚至還有所下降。農民在自己承包的小塊土地是有權決定種什么，怎么種，這使得在同一塊土地上有可能同時生長著兩種或多種不適合在一起生長的農作物，在無形之中降低了作物產量。另外，由于不敢承擔奉賢，加上經營規模小，許多農民不愿或不能首先采用新品種和新技術，農業科學家辛辛苦苦研究出來的新品種和新技術很難很快獲得市場，中國農業實現高科技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3.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大量增加，給城市生活、社會穩定帶來不穩定因素。隨著國家對農村想城市人口流動的限制放松，農民在長期增產不增收的情況下，開始大量擁入城市，尋求收入的增加。這給城市正常的生活秩序、城市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給和城市環境保護造成嚴重沖擊。
大多數外出務工農民素質比較低下，專業技術水平有限，在就業形勢日趨緊張的情況下，很難找到適合他們又能賺錢的工作。賺錢夢想的破滅促使部分人走上犯罪道路，嚴重影響社會治安。
4.農村公益事業無人管，農民子女教育成為一個社會難題。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基礎設施，如鄉村公路、水庫、學校等都有集體負責管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后，“各人自掃屋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每個人都只關心與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對這樣的公益事業不大關心，更不愿為公益事業而犧牲個人利益。
對農民子女的教育也逐漸成為一個社會難題。農村學校條件落后是一個重要原因。另外，由于大量的農民外出務工，有的甚至是 “全家搬”，其子女是“走”是“留”，都對其教育有重要的影響。如果農民子女跟著他們的父母如城，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條件差，無學籍是農民工子女教育的障礙；如果農民子女留在農村，他們的成長缺少照顧，失去了父愛和母愛的呵護的他們極易受到他人唆使，為社會安定埋下隱患。
5.農村人才外流，基層腐敗嚴重，給農村村民自治蒙上一層陰影。當前農村外出務工人員以青壯年中的有文化的人為主，這些人在農村可以稱作“知識分子”，而相對于城市來說，是“半文盲”或是“科技盲”，從某種程度是說，這些人外出打工是一種資源浪費，使農村村民自治出現“朝中無人，國中無將”的局面。
??? 另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造成了事實上的小農經濟的普及，導致在思想意思形態上廣大農民小農思想的復蘇，每個人都只關心自己的事，以前的公社領導、對領導天天有人看著，現在的農村基層干部就沒有了民眾的監督，我想這應該是農村基層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農村應當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合作化，并不是一個新名詞，歷史上已經存在很多。1952年開始，人民政府開始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農村的合作化經歷了農業互助組，初級農業合作社，高級農業合作社等階段。從1958年起，全國開始推行人民公社體制，用了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全國就基本實現了農村人民公社化。中國農村合作化達到頂峰，只是事與愿違，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給中國農村經濟造成了很大損失，農民權益受到極大侵害。“合作化”成了中國農民心中的一塊傷疤，以致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后，大部分人都不再輕言合作化。但我們不能就此否定合作化，中國農村經濟的出路在于集體經濟[8]，而不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事實上的小農經濟。在新形勢下，農村需要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筆者的初步構想是：采用多種形式，或由國家投資，或由國家引導有實力的企業投資，或由農民自己參股籌資組建股份公司。股份公司從農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權（租用期應在農民承包土地的期限內），雇傭農民為其工作，農民享受工人待遇。公司作為獨立的法人，以它的所有資產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在有農民參股的公司中，農民股東[9]有權分紅并依據自己的資產對公司負有限責任。農田的耕種、業基礎設施的建設、農產品的銷售等事宜由公司統一決定，統一經營。
這里有兩點需要說明：第一，通過各種形式組建的股份公司是獨立的經濟組織，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之一。它不同于農村改革開放以前的農村合作組織，農村合作化時建立的各種農村合作組織（包括農業互助組，初級、高級社，人民公社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集體經濟所有制。這里組建的股份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實現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商品化，促進農村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它也不同于現階段的農村村民自治組織，他們的性質明顯不同，盡管目前的許多農村村民自治組織也兼有一些集體經濟組織的職能。
第二，以組建股份公司的形式實現農村新型合作化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不相抵觸。股份公司從農民手中租用的是土地的使用權，土地所有權還是集體所有，農村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的性質不會發生改變；股份公司租用農民的土地使用權的期限在農民承包土地的期限之內，股份公司不直接承包土地。這種合作化不會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相抵觸，或者可以說它只是克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弊端的一個并行的補充性措施。
三、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行性
1．國家經濟總體上飛速發展，國家經濟整體勢力增強，這是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經濟基礎。雖然近年來，農村經濟發展緩慢，但國家經濟整體上發展很快，全國經濟年增長率連續幾年都保持在9%左右，高于世界經濟的同期年增長率。2004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達136515億元。強大的經濟實力，使國家有能力直接投資，或引導有實力的企業投資，組建股份公司，也使國家有能力對目前的農村經濟或是發展以后的農村經濟實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以保證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
??? 共和國自成立以來，都是以發展工業為重點。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優先發展重工業。改革開放也是從沿海的工業城市開始的。長期以來，國家政策都是犧牲農民的利益滿足工業發展的需要，為了發展工業，農民做出的犧牲是巨大的。1953~1959年，從農向工轉移6000億元，1992年轉移1647億元[10]。現在，中國的工業已發展得比較壯大，并繼續保持著高速度的增長，2004年，全國工業總產值達72387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1.1%[11]。中國工業已經具備了反哺農業的能力。為了工業的發展，農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為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工業也應當做出它應有的貢獻。
2．農民土地觀念發生改變，這是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思想基礎。從公元前475年到1912年，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農本商末”的思想對人們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這主要表現在農民對土地的依賴上。歷史上封建王朝末期的農民起義都是土地兼并嚴重，農民失去土地引起的，每一個新建的封建王朝也都會抑制土地兼并，重新分配土地，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目標[12]。中國共產黨聯合農民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進行土地革命，使農民獲得土地。中國農民對土地的渴望程度和依賴程度是相當深的，這也是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民生產積極性重新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
??? 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性正在減弱，其土地觀發生了重大改變。促使這種改變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⑴ 民的溫飽問題得到解決，為了增加收入，農民不再把自己束縛在一畝三分田上，他們敢于離開土地到城市等發達的地方去闖蕩；⑵ 現代文明洗禮了農民陳舊腐爛的思想`，“農為本，商為末”的觀念消失，農民的思想觀念得以更新，土地是他們得以生活的一種途徑而不是唯一途徑；⑶ 農村出現大量的富余勞動力 ，每個家庭在保證耕種的勞動力之后，富余的勞動力都會外出打“副業”，一方面既不害怕外出掙不了錢（萬一這樣，可以回家吃老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證家里的現金支出，包括農業生產投資所需，子女教育費用，農業稅收等。
??? 農民對土地依賴的減弱為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掃除了障礙，它避免了股份公司從農民手中租不到土地使用權的尷尬局面，減少了股份公司在農村的組建和運行的阻力。
3.已形成比較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股份公司的經營方式得到社會認可。經過幾十年的改革，中國基本完成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商品化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大趨勢，自己自足的小農經濟是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只有讓農村經濟融入到市場經濟中來，實現農業生產商品化、社會化和規模化經營，農村經濟才可能得到跨越式的發展。
改革開放初期，出于對市場經濟的恐懼，絕大多數企業采用的是國家或集體完全控股，以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隨著改革的深入，股份制逐漸被接受，在國有企業中，國家或集體只是有效控股，并且國家也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鼓勵企業采用股份制。目前，國有企業的改革也主要是采用股份制形式，使國家由絕對控股變為有效控股，以有限的國有資產帶動大額資金的流轉，促進國有資產的增值。
??? 4.國家政策開始偏向農村，這是未來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可靠保證。前面已經提到，中國工業已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它有能力反哺農業了。本著共同富裕的原則，國家政策開始偏向農村，工業反哺農業邁出了重要的一步。200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一號文件”，重點是增加農民的收入，這是既84年之后中央發布的又一個關于農村的“一號文件”。2005年1月30號，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村工作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見》，重點是提高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國家做出了取消農業特產稅，減免農業稅的重大決定，并推行種糧農民直接補貼，良種補貼，大型農機具購置補貼的政策，出臺了保護耕地，加大農業投入 ，嚴格控制農資價格和實行糧食最低價收購四項保護措施。另外，國家會加大對農村的資金投入，2004年，投入總量超過2000億元[13]，今后的投入力度還會加大。
四、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的意義
??? 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僅對農村，而且對全國、全社會的發展都有重要的影響。
1.有效利用土地，有利于農村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加速共同富裕的實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一個重要的弊端就是把土地分割成小塊，影響了機械化水平和高科技水平的提高。股份公司從農民手中租用土地使用權，統一經營，有效地克服了這一缺點，能夠迅速提高農業生產的科技水平和機械化水平，提高農村生產力。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實行股份公司的經營方式之后，原來農田上無數的界溝、界碑將不復存在，一條不占面積的界線將會代替界溝、界碑的職能。這就能實現土地的有效利用，對于我們這樣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而言，這個措施的意義是重大的。另外，股份公司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它在農村的滲入必定會帶來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從而促進農村經濟乃至全國經濟的發展。當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很大，1990年城鄉收入差距比為2.84（以農村為1），2004年為3.2[14]。農村經濟的發展會逐漸減小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直至全國實現共同富裕。
2.有利于農村民主在的發展。膽怯農村民主在發展程度不高的原因有：a 農民收入不高，對政治沒有熱情，政治參與不積極；b 農村居民整體素質不高，人才外流，農村民主在發展缺乏人才；c 農村基層腐敗嚴重。
??? 新型合作化的實現會有效解決這三個問題。a 農民從股份公司不僅可以獲得出租土地使用權的收益而且作為雇工，也會有固定的收入，農民股東還可以在規定時期內分紅。工人待遇會使農民享受到一系列福利政策，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收入增加了，農民自會重視自己的政治權利，以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他們就會積極地參與到政治中去。b 在農村組建的股份公司不是封閉的，它和外面的世界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它能夠為農村中的有才能的人提供他們施展才華的空間，人才外流會得到有效遏制，農村民主政治發展中人才將不是個問題。c 農民政治參與的熱情高了，民主程度提高了，腐敗就無立足之地，更無生根之處。民主是腐敗的克星。
3.就近吸收農村富余勞動力，有利于社會穩定。股份公司除了需要雇傭耕種土地的人之外，還需要一大批管理、銷售、運輸等方面的人才，農村廉價的勞動力是公司的首選。農村再不用遠途跋涉去他鄉掙錢，或許他們也還會叫做“農民工”，但他們至少不再受歧視。收入增加了，穩定了，由于農民外出打工帶來的一些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4.有利于加速農村城鎮化建設。加快城鎮化建設，也是國家的一項重要的政策。中國現階段有農民9億多[15]，如果農村走上新型合作化道路，這9億多農民中的大部分將會演變成工人，盡管他們還從事這農業生產，但他們的本質已不再是農民，而是農業公司的工人。當農村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越來越多的人會聚居到一起，以享受基礎設施建設或方便生活（如買東西，就醫等），這樣，一條條村街就會發展成為一個個小城鎮。
農村、農業、農民是一個大問題，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沒有全國的現代化，沒有農村的發展就沒有全國的發展，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的小康。“三農”問題的解決要從制度上下手，改革生產關系中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環節。當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暴露出了一些問題，需要及時采取辦法，克服它自身的弊端，農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不失為好辦法之一。當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要繼續堅持，新型合作化只能作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并行的補充性的措施，它不能完全取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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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篇七
;思想就是力量。科學的思想在照亮人們精神世界的同時，也改造著人們生活的物質世界。9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歷程孕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孕育了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道路，孕育了今天正蓬勃發展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一條通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
這條道路是怎樣走過來的呢？回顧一下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歷程，就能對中國道路有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
毛澤東同志，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在他誕辰100周年時，出版了八卷本的《毛澤東文集》，開卷篇是1921年元旦期間他在新民學會的兩次發言。
穿越時空隧道，這篇文獻為我們還原了這樣的場景：
1921年新年的長沙，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十幾個年輕的知識分子，來到潮宗街文化書社，召開新民學會長沙學員新年大會。會議是在一個并不起眼的小房子里召開的，但討論的話題卻是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和目的。
28歲的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兩次發言。他說：我贊成用俄國式的革命道路。他比較了社會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方法，認為“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毛澤東同志只是那個年代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一個代表。在當時的北京、上海、廣州等地，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走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認定只有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他們為什么會做出這樣的選擇呢？毛澤東同志道出了其中的緣由：“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毛澤東同志用形象的10個字，概括了近代以來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復興之路的苦澀歷程。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日益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危亡，民不聊生。救國尋路，民族復興，就成為近代中國的基本政治主題。中國的各種政治力量為此進行了不懈探索，做過各種嘗試。
洋務派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中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當然值得稱道，但試圖在不變更大清王朝封建皇權的前提下走強國之路，結果只能是失敗。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改良派登上政治舞臺，試圖“跪著造反”，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式的資本主義，結果同樣是失敗。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拉開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序幕。但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自身的軟弱、妥協和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依賴性，不能和不敢充分發動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中國仍然在黑暗中徘徊。
就在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在黑暗中苦苦求索時，1917年，俄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建立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勞農政府，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理論學說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它像一縷新世紀的曙光，照亮了暗夜中國的前程。
于是，在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影響下，走俄國革命的道路成為中國一批先進青年最終的選擇。
歷史常常是這樣，在看似山窮水盡時為人們展現出一線生機。91年前那個夏天的晚上，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等13個年輕人，在上海秘密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新的革命實踐、民族復興道路的新探索由此開始。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馬克思成為了先進的中國人最感興趣的外國人。他的理論成為了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追求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富裕幸福的旗幟。在中國道路的每一段歷程上，人們都可以看到這面飄揚的旗幟。
進入新世紀，江澤民同志和胡錦濤同志反復強調：馬克思主義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了根本。
探討中國道路，離不開馬克思主義。中國人只是在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以后，才有了一個正確的目標和方向。中華民族復興的新道路也是從這里起步的。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奮斗的動力和方法也就找到了。中國道路如果說是一幅藍圖的話，馬克思主義就是描繪這個藍圖的一個底本。馬克思主義是認識、理解和開啟中國道路的一把鑰匙。
中國人就這樣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然而，信仰不等于實踐，實踐也不等于成功。當中國共產黨人拿著這個理論武器去改造中國社會的時候，卻發現如何運用它與此前選擇它一樣艱難。
中國共產黨面對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農業大國，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分散的小農經濟、小生產廣泛存在，又遭受著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中國的條件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所分析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有著巨大的差別。
最初，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基本照搬馬克思主義學說和俄國革命的經驗，把主要力量放在了城市，發動城市工人罷工。但是，1923年的“二七”慘案，使工人運動陷入了低潮。
中國共產黨轉而與國民黨合作，建立工人階級和民主力量的聯合戰線，掀起了國民大革命的風暴。然而，蔣介石、汪精衛集團背叛革命，大批共產黨人被殺害，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失敗了。
中國共產黨人終于認識到了“槍桿子”的重要，開始武裝奪取政權的嘗試。但當時黨內的一些領導人繼續推行以“城市中心論”為特征的“左”傾冒險主義。各路起義軍在攻打大城市的過程中接連失敗。
第一個發現必須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創造出指導中國革命實踐新理論的，是毛澤東同志。
為了回答和解決嚴酷環境中一個又一個的緊迫問題，毛澤東同志寫下了《井岡山的斗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后又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一系列著作。中國共產黨人逐步明確了實行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這樣一條中國革命的道路。
這是一個偉大創造。不論是從國際共運的理論看，還是從實踐來看都是史無前例的。共產國際的一切文獻，在講到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奪取政權時，都是同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的。從當時已有的實踐來看，國際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是以巴黎為中心，通過城市起義取得的，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也首先是從城市工人和士兵的武裝起義開始的。
創造新的理論不容易，讓人們接受新的理論更需要時間，需要過程，需要實踐的檢驗。共產國際領導人當時就認為，中國革命就要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在城市里組織工人暴動，武裝奪取政權。他們覺得中國共產黨跑到山溝溝里去搞武裝割據，站不住腳，是注定要失敗的。受共產國際的這種影響，當時黨內有許多人認為，搞工農武裝割據，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最后是走不通的。
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再次犯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與國民黨軍隊的正面對抗中遭到嚴重失敗，丟失了幾乎所有的根據地，并被迫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這次失敗的教訓是慘痛的，中國共產黨人由此也重新認識到了毛澤東同志和他的理論的正確。
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系統總結了中國革命的經驗，寫出了《〈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作，對中國革命的性質、目的、步驟、領導階級、依靠力量等重大問題進行了分析，創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
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使得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更加成熟、清晰、可行。正是依靠這一理論，毛澤東同志和他的戰友們建立起了一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一個在黨的絕對領導下為人民解放事業英勇奮戰的人民軍隊、一個團結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共同奮斗的統一戰線，并依靠這“三大法寶”，最終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實現了近代以來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
理論引領著實踐，實踐又推動理論創新。馬克思主義為我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而對馬克思主義的靈活運用和創新發展則為我們開辟了一條到達理想彼岸的獨特道路。堅持與發展，在毛澤東同志的身上得到了生動的體現。
毛澤東同志多次說過，《共產黨宣言》他反復地讀，讀了至少上百遍。每一次讀都有新的體會，新的收獲。他從長期的實踐中深切地體會到，中國革命必須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作指導，但同時又必須堅決反對本本主義，反對照抄照搬。中國共產黨通過長期的革命斗爭，特別是在艱難曲折中的砥礪奮進，證明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也成為全黨的共識。這就是：一方面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這一點毫不動搖；同時，又必須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這樣才能真正發揮它的指導作用。
在文章開頭毛澤東同志提出一個重要命題：“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他認為：不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國際指示和蘇聯經驗，對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都不能夠“一味盲目執行”，中國革命必須從中國的實情出發，“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
以這篇著作的基本理念為基礎，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實事求是，是中國的一個歷史典故。毛澤東同志賦予了它新的內涵。實事求是，就是不迷信任何教條，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也就是說，要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這一思想方法提出后，在黨內取得共識，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擺脫教條、解放思想的最根本的思想方法。此后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切理論創新都源于這一思想方法。它至今仍是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也是理解中國道路最關鍵的一個概念。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國人民，在迅速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的基礎上，不失時機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成功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創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歷史轉變，使中國這個占世界人口1/4的東方大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這里所說的“奠基”，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奠定了制度基礎，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二是奠定了物質基礎，初步建立起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特別是在國防尖端科技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三是確定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指導思想，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第三點尤為重要。毛澤東思想中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活的靈魂，已經深深地溶入到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成為了中國人想問題、辦事情的基本準則和方法。
正如毛澤東同志在革命勝利前所預言的，建設的道路更長，更艱苦。為了找到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作了大量艱辛的探索。這一探索取得了很多重要理論成果，積累了寶貴經驗。《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等，至今仍讓人感受到那一代共產黨人獨立自主的創造才華。然而，后來這一探索卻出現嚴重錯誤。特別是在“以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些錯誤理論指導下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更使中國社會陷入了嚴重的內亂，經濟社會發展遭受重大挫折。
1978年，中國道路迎來了一個新的起點。
這篇著名的講話，后來被譽為是開辟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就是從這時起，中國開啟了以改革開放為鮮明標志的偉大歷程。
今天再來看這篇文獻，它最重要的作用是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促使人們大膽地思考問題，大膽地進行改革嘗試。
在當時的中國，最需要重新思考和探索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根據馬克思的描述，社會主義是個美好的社會，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社會發展階段。但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在實踐中搞了二十幾年，人民生活還是很貧困。這就說明我們過去的做法是有缺陷的。這首先是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認識有偏差，同時在怎樣搞社會主義的方法上也有不對頭的地方。
“社會主義如果老是窮的，它就站不住。”
鄧小平同志認為，我們要搞的是真正體現社會主義本質、比資本主義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他還認為，馬克思主義為我們奠定了理論基礎和前進方向，但并沒有對怎樣搞社會主義提供現成的具體答案。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根據現在的實際，從時代條件和國情出發，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道路。照搬書本和別國的經驗從來是不能成功的，革命和建設都要走自己的路。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道路從此有了一個自信而響亮的名字。
沿著這樣一條道路我們首先應該做些什么呢？當時的中國最具體、最嚴峻的實際，如果用一個字來表達，就是“窮”，也就是經濟不發達，生產力落后。因此，鄧小平同志的思考首先從這里破題。
翻閱1980年4至5月間鄧小平同志的多次談話，圍繞的是同一個主題：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后來，這些談話就以這句話為標題集納為一篇文章，收入《鄧小平文選》。
新的實踐總能帶來新的認識，新的驚喜。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首先在農村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允許農民有更多的經營管理權，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有的農村一年翻了身，有的兩年翻身，迅速擺脫貧困狀態。
在農村改革取得突破的同時，按照鄧小平同志的設計，對外開放和經濟特區建設也“殺出一條血路”，在利用境外資金和技術加快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一些地方，個體、私營經濟和鄉鎮企業的出現，使僵硬的計劃經濟體制打開了一個缺口，原有的國營企業也開始放權讓利，進行承包經營等多方面的改革。
一系列改革開放的實踐，使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中國呈現出蓬勃的生機。改革開放試驗的成功，加深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道路，對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認識。
我們找到了一條路子。但正當我們加快改革步伐，朝著現代化的目標邁進時，中國道路卻受到了來自另一方面的干擾和沖擊。
改革開放之初，社會上出現了空前的思想活躍局面。但在糾正“左”的錯誤傾向時，也出現了右的傾向。社會上極少數人片面夸大黨在歷史上的失誤，散布種種懷疑或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人民民主專政、否定黨的領導、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言論。鄧小平同志認為必須對這種思潮進行反擊，否則，人們沒有統一的理想、信念，中國社會就可能再次陷入混亂。
為了保證我們的目標和步驟不受干擾和沖擊，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同志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了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即：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此后，鄧小平同志反復論述和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道理。特別是在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后，他多次談到：四項基本原則，我們絕不會放棄。沒有這“四個堅持”，特別是黨的領導，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會出問題。出問題就不是小問題。如果走東歐這條路，中國就完了。
198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根據鄧小平同志的思想，提出并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指出在這一歷史階段，為了擺脫貧窮和落后，必須把發展生產力作為全部工作的中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鄧小平的理論和他領導開辟的道路被高度概括為三句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后來，我們進一步把它簡稱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一內容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章程》，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路線。這也成為了中國道路最基本的內涵。
鄧小平同志留給后人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獻，是1992年他視察南方的談話。
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同志對社會主義的本質進行了集中概括：“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圍繞這一本質，他為改革開放實踐劃定了一個尺度、方向和標準，即：判斷一項政策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此出發，鄧小平同志對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一系列重大的認識問題進行了回答，進而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推動了中國改革的進程。
南方談話是對改革開放10多年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鄧小平理論發展成果的集中體現。在歷史的關口處，鄧小平同志以他的膽識、睿智和遠見、閱歷，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歷史性課題作出了明確而深刻的回答，大大深化了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識。全黨和全國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只有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國家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別的道路都是死路。
南方談話，包括鄧小平同志的其他著作，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又發展馬克思主義。鄧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概括，關于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關于“三個有利于”的標準，都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時又結合中國的實際而提出來的，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因此，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的確，社會在飛快地發展。20世紀的最后10年，世界正發生著劇烈而深刻的變化。經濟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極化，以信息網絡技術為主要標志的新科技革命迅猛發展，使得整個世界充滿了變數。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如何順時應變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需要考慮的重大問題。
（摘自6月26日《人民日報》。由于文章篇幅較長，本刊分兩次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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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近代以來看，中國道路是一條追求現代化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中國人經歷了“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三個互相交織的階段。在這三個不同內涵的階段中，中國社會形成了圍繞“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為中心的各種思想和話語表達方式。“站起來”是指中國人獨立自主的走向現代化，這條道路后來變成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中國革命道路，形成以“革命”為核心思想的話語。“富起來”主張尋求自身發展道路，追求不同于西方和前蘇聯的發展模式，通過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實現現代化，這一探索形成以“改革”為內容的社會全方位變革。“強起來”則是通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開創嶄新的現代化道路，這條道路以“自信”為意識形態的基礎，強調只要堅信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制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一定會走出一條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現代化道路。
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1〕中國道路為其他國家提供全新的選擇機會，就需要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講述給世界其他國家。對此，習近平指出，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所以，要加強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話語體系建設。〔2〕通過話語體系建設，將中國道路總結出來，形成理論，并講給世界。
一、現代化——貫穿中國道路的核心概念
（一）現代、現代化與現代性的一般認識
現代是一個時間概念，現代的時間起始與科學技術革命的萌芽息息相關，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密切相連;現代又不僅僅是一個時間概念，它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工業革命基礎之上形成的一系列社會系統、人文情懷等等，它不是一個固定內容的概念，其中蘊含的內涵也隨著時間而不斷充實。
現代化則是指一個國家走向現代道路的過程，當現代以一個美好愿景成為社會發展的目標時，人們便通過國家、民族等群體，向這一目標不斷邁近。由于現代化的道路不同，對于現代化的解釋也不同。現代化就是實現現代的過程，對于現代化的理解主要有四種：第一種，現代化是指近現代以來，經濟上落后國家通過技術革命，在經濟和技術上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歷史過程;第二種，現代化實質就是工業化，即經濟落后國家工業化的過程;第三種，從社會階段將現代化解釋為科學革命以來的一系列變化的統稱;第四種，從文明的角度認為現代化是一種心理態度、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改變過程。〔4〕從這四種對現代化內涵的解釋，我們可以看到：首先，現代化是一個過程;其次，這一過程發端于近現代的科學與技術革命;再次，是基于科學與技術革命帶來的從價值、文明到社會系統的深刻變革。
現代性是用來描述“現代”這樣的狀態，現代化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5〕，面對這一新變革所產生了新理論、新思考，出現了新的概括，這就是現代性的內容。現代性的內涵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內容，第一，現代性將人類社會視為無限發展的一個過程;第二，現代性認為要保證無限的發展，應該有一套完整的現代國家制度以保證社會的效率;第三，現代性強調資產階級啟蒙時所形成的關于人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平等、正義等觀念，現代性的核心概念是理性。
現代性與現代化密切聯系，但又有所不同，現代化是原因，現代性是概括現代化的學理語言，正是由于有科學技術、經濟生產、社會變革這些現代化過程，才有現代社會屬性的現代性。〔6〕如果不能夠對現代化進行抽象概括，那么按照現代化道路的現有實踐，歐美現代化的道路就具有普世性和普遍意義，可能其他所有國家都需要照搬歐美模式，才能實現現代化。但是，如果將現代社會的特征抽象出來，按照現代性的標準，很多國家根據自身特點同樣能夠走上現代化道路，實現現代化。現代化為我們展示的是具體的實踐方法，而現代性則是提供抽象的價值標準。
（二）現代化作為中國道路發展內涵的確定與嬗變
從目的來看，中國道路就是中國實現發展，追求現代化的道路。對這一道路的認識，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存在著實現方法的爭論，但是在目的上，從沒出現過動搖。
鴉片戰爭開啟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也開啟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當西方國家以“船堅炮利”的外在形式出現在國人眼里時，學者們就開始探討現代的內涵和現代化道路的問題。最初的國人對現代化的認識僅僅停留在器物層面，所以滿清王朝僅僅想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后來，對西方現代化的認識進入到政治層面，這時變法、維新、立憲等思想就開始出現。五四運動之前的現代化思想，更多的是對于西方現代化的外在形式的學習，照葫蘆畫瓢而已。到了五四運動時期，將西方現代化的屬性直接總結為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五四運動之后，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現代化的認識更為清晰，對現代化內涵的認識已經突破科學技術和政治制度層面，經濟思想、文化價值也進入到現代化研究的范疇之中;實踐上，根據理論的不同觀點，也開始了對不同的現代化道路的實踐嘗試。這一時期，各種思想涌現，各種實踐活動層出不窮，代表性的有陳獨秀、李大釗的社會主義思潮、晏陽初、陶行知的鄉村平民教育運動等等。1933年《申報月刊》將“現代化”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的詞語開始使用，關于中國走向現代化道路的話語方式就已經固定下來。此后，對于中國追求現代化道路的認識已經成為定論。〔7〕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將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作為中國道路的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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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是主觀抉擇與客觀條件的內在統一所規定,具有特定的世界歷史場景、國際關系背景、國際共運背景和中國歷史背景,因此這條道路有著歷史的必然性和不可動搖性。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不但要知道這一道路抉擇的原點背景,而且要研究之后和當前新背景即條件的變化,才能看到發展,深刻理解和平發展的要義,也才能明了這一道路是否具有可持續性。
關鍵詞:中國;和平發展;歷史場景
作者簡介:曹泳鑫,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上海 200235)
我們現在已經生活在21世紀,但中國的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道路的抉擇卻是在20世紀。正如研究20世紀的中國革命不可能脫離對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的研究一樣,研究中國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道路也必須首先考察其開辟這條道路的歷史場景。回到最初的以及過程當中的國際國內實際氛圍去認識發生的一切,我們會發現,中國國內的變革,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而國際上也發生著變革,世界歷史也有了新的進程。中國選擇走和平、合作、發展的改革開放道路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英明決策,也有著大的歷史和現實場景的基本規定,這條道路有著歷史的必然性。正因如此,中國和平發展道路有著不可動搖性。
一、中國選擇和平發展道路的世界歷史場景
然而,無可否認的是,隨后擴張到世界的現代國際關系體系是以西歐體系為基準發展起來的,現代國際關系所包含的主權概念、外交習慣(包括談判方式)、國際法、自由貿易邏輯大都起源于西歐國際體系。以主權國家為特征的現代國際體系要到歐洲的中世紀去追本溯源。在西歐國際體系下確立的崇尚主權國家平等原則的國際關系觀,在亞洲、非洲當時的國際社會里卻不存在。在歐洲向世界的殖民主義擴張所形成的國際殖民體系中,主權原則只適用于大國列強。可以說,西歐國際體系的擴展是以整個殖民地諸地域的犧牲為前提的,它向全世界擴張首先形成的是全球殖民體系。
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后掀起的全球范圍的民族解放運動,最終沖垮了殖民體系。新興國家的首要目標,就是從殖民體系下被奴役的客體上升為自主獨立的主體,爭得平等參與國際社會的主權地位。為維護國家獨立和平等,新獨立國家積極援用近代國際法,紛紛主張民族自決、禁止外國干涉、擁有對本國天然資源的主權。聯合國憲章則是對這種主權原則的確認、維護和發展。20世紀殖民關系的徹底消失和主權國家體系的全球化發展,無疑是世界政治的最重大進步。雖然調整主權國家國際關系的國際制度和外交思想發端于西歐國際關系體系,但隨著當今整個國際體系的重大變化,國際制度和外交思想的原則也在變化。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顯著的變化是出現了對戰爭合法化的普遍否定和對民族自決權的認可。當然,新的變化還在繼續。而且由于制約國際關系的生產力、經濟等因素的作用加強,同樣已經出現對國家地位、民族自決原則、國家獨立主權的挑戰。
總之,20世紀主權國家林立于世界,并且有不斷增多的趨勢。聯合國等一系列合作性的國際組織都是建立在主權國家基礎之上,同時也是對民族國家的主權地位的有效保障。這就可以說明,20世紀國際關系體系發生變化的特點就是主權國家體系的全球化發展。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政治會增添很多新內容,解決問題的方式和方法也在變化。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傳統的政治觀念應該隨著形勢的發展而發展,而不是讓新的國際環境去適應思想老套。然而觀念的惰性往往比觀念的發展更為突出。民族國家最早脫胎于歐洲中世紀的宗教社會,雖然在國家關系的歷史上,宗教十字軍討伐式的陰影在淡化,但國家關系中的意識形態色彩依然很濃。19世紀有過東西文化的劇烈碰撞,20世紀的冷戰格局是因意識形態而劃分為兩極體系。信息科技的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客觀現實,在瓦解著兩極體系。這些特征說明,對于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在戰爭和冷戰氛圍下形成的革命外交路線結束的條件已逐漸成熟和明朗,世界歷史進程的推動已讓國際關系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生存和發展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也已經發生了新變化,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競爭所要求的科技和國內生產力的加速發展迫在眉睫,為此,一系列變革勢在必行,包括國際戰略調整在內的改革舉措及其改革時代就因此到來了。
(二)求發展成為新時代主權國家之間競爭的主題
在主權國家體系新的擴展進程中,主權國家的制度模式已不再局限于歐洲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模式,出現了不同的民族國家類型和發展模式,其中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等新型主權國家。新獨立國家具有共同的反映主權時代特征的目標追求,一般來說,這些共同的目標追求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以現代主權原則為基礎建立具有獨立主權的現代民族國家;二是在國際上維護和確保自己的國家安全;三是追求以現代化為目標的國家富強。這三個方面的戰略目標也必然反映在所有新獨立國家的外交思想中,但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圍繞這些方面會有不同的認識、解釋,制訂出不同的外交戰略。一般來說,前兩個目標的國際關系大環境在殖民體系瓦解后有了根本改觀,聯合國憲章等國際關系規則也提供了一定的保障(雖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長期存在),但第三個目標,也就是國家富強的現代化追求,卻并非隨著民族獨立而自然而然地順利實現;相反,其環境卻變得嚴峻,道路曲折艱難。盡管現代化有著不同的模式和價值導向,但在解決了獨立主權之后,經濟增長和國力發展已開始成為國家追求的首要目標。因為它既關系到國內政治和社會的穩定即內部安全問題,也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國際地位和國際交往環境能否改善即國際安全問題。
在主權國家體制下,傳統的大國在世界范圍內爭奪資源的方式也發生了改變,各種新的國際戰略和發展理念也開始呈現,暴力政治逐漸被和平政治所代替。雖然政治自由主義在跨越主權問題上可能久攻不下,但此時的經濟自由主義卻在向主權發起新的一輪猛攻。經濟依賴關系成為人們的普遍關注和被普遍思考和利用的良機,國家戰略更多地圍繞它而生成和變化。
總之,世界歷史進程到20世紀后期的國際社會狀況是,生存競爭主題發生變化,武力爭奪逐漸被新的資源爭奪形式所代替。在殖民體系崩潰后以及為民族獨立而進行的斗爭基本結束之后,求發展成為新時代主權國家之間競爭的主題,它直接或間接地成為影響國家主權穩固性和國家安全性的關鍵因素。而發展的根本性動力依然來自于新的科技革命及其引發的生產力飛躍發展。科技革命使得新生的民族國家有了飛躍發展的歷史機遇,也使之面臨被邊緣化的巨大風險。如何解決好生存和發展問題,是新的世界歷史時代所賦予的嚴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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