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道路作文字實用(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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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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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對中國道路問題進行了一系列重要論述。這些論述，既有歷史維度上對“中國道路”歷史淵源的追溯，又有理論維度上對“中國道路”理論根基的闡釋，同時亦有對“中國道路”價值訴求上的人民主體性及社會實踐上之堅實基礎的清晰揭示。習近平深刻闡明，“中國道路”來源于歷史，來源于真理，來源于實踐，來源于人民。

關鍵詞：習近平;中國道路;中國共產黨;中國歷史

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就中國道路問題做了一系列的重要論述。這些論述既從合規律性的維度清晰闡明了“中國道路”深厚的歷史淵源，又從合價值性的維度準確界定了“中國道路”價值訴求的人民主體性，還深刻闡釋了這條道路科學的理論根基與堅實的實踐基礎;從而，也就在歷史淵源、理論基礎、價值訴求、現實依據等多重維度上，為堅定“中國道路”的道路自信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根基。究其根本，“中國道路”是中國歷史邏輯與世界歷史邏輯辯證統一的客觀歷史規律使然，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使然，是中國人民追求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及最終實現“中國夢”理想的價值訴求使然，亦為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所證實和昭示。簡言之，習近平深刻闡明了“中國道路”有機統一的四重根基：歷史、真理、人民與實踐。

一、 中國道路來源于歷史

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1]（p.26）。這一論斷，從歷史淵源的維度深刻闡明了“中國道路”生成的歷史規律性與內在必然性。

從近現代中國歷史發展整體進程及世界歷史發展整體進程的客觀邏輯看，近現代中國之所以歷經多次選擇最終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是因為中國自身歷史變遷的特殊邏輯使然，亦是因為世界歷史變遷的普遍邏輯使然;是因為中國歷史變遷與世界歷史變遷雙重邏輯的深層互動，共同規定了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走向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生成。

就中國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而言，“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 sup[2]/sup。中國五千年連續性的歷史發展與積淀，生成了一個極具獨特性的前現代農業文明，這是一個世界范圍內規模最大、發展水平最高、發育最成熟、結構最穩定的前現代農業文明①，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結構及以之為中心在東亞世界所形成的國際格局都遠較前現代的歐洲更為復雜、更為獨特。這種前現代的社會歷史存在，作為歷史的“前理解”已經先在地規定了西方現代化經驗之于中國的有限性和狹隘性，也預示了中國現代化進程必然會比西方的現代化更復雜、更多維、更迥異。例如，經驗事實已經表明，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農業結構的轉型、農村社會的變遷、農民角色的轉換、農業勞動力的轉移、中國現代變遷中的城市化進程等，就與西方截然而異。其他方面，如中國現代化中權力的集散，中國現代化中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遷，以至于中國的制度現代化、文化現代化、社會現代化等，亦是如此。所以，要把握中國現代化變遷的特殊性，要理解西方現代化對中國歷史發展之外源性沖斷的意義，只有在中國前現代社會內部要素演進之趨向與西方示范效應的互動中，才可以看得更清楚、更全面。而西方現代化的經驗和范式，也不能簡單有效地作用于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國的現代化只能經過對西方現代化示范效應的消化、吸收、轉化生成，并經過對自己文明內部要素的揚棄、重估與出新，才能融和二者而形成新的有中國獨特內涵的現代化范式，走上真正的現代化道路！畢竟，中國道路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國體制、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之上的，“中國的文化、歷史等有很多特色，很難照搬任何外國的現代化模式，中國只能走自己的路”[3]（p.104）。

就現代社會變遷的世界歷史邏輯看，以科學革命、工業文明、理性主義、民主主義、世界市場等為核心動力的現代文明，不可逆轉地極速推進了“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人類歷史進程。這一大潮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這一歷史進程同時亦伴隨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現代戰爭等血腥與罪惡，其本身即具有鮮明的“善”“惡”二重性。這種二重性的歷史事實表明：“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大趨勢是不可逆轉的，現代化是必然的;但在世界歷史深入發展的進程中，揚棄、超越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經驗，建構更合理、更正義、更高水平的現代文明，同樣既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亦具有價值的正當性，這已為既有的世界歷史及其經驗所證實。例如，世界歷史進程中針砭、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偉大思想與社會運動——始于托莫爾、康帕內拉、閔采爾等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經溫斯坦萊、摩萊里、馬布里、巴貝夫等人到三大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再到馬克思恩格斯創生科學社會主義，直至當今世界的連綿不斷的社會主義思想與運動，在后發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出現并與民族主義甚至文化復古主義結合在一起的世界性的“反現代化思潮”，綿延于20世紀直到當今仍然方興未艾的反省現代性的各種思潮，乃至晚近大興的后現代主義、生態主義、社會批判理論等質疑、批判現代性的思潮與運動等——其生成的深層根源不能不說即在于此。

在上述雙重歷史邏輯的共同規定下，近代歷史開始后，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在現代西方的沖擊下，民族危機、政治危機、社會危機、文化危機疊加并發，還疊加進了西方現代化進程中形成的于中國而言外植性的現代性危機。在多重危機疊加并發的歷史處境中，在雙重歷史邏輯的內在規定下，近現代中國始終面臨著“雙重”超越性的歷史任務：一方面，在西方現代文明的沖擊下，中國需要超越自身的前現代農業文明達到西方現代文明發展的既有水平，走向現代化;另一方面，又必須同時直面西方現代化既有水平下缺陷、負面的現實，尋求超越其現代發展的既有水平，以達到其將要達到的更高水平的現代化。因此，近現代中國在選擇自身發展道路之時，既必須直面自身歷史、文明的獨特性問題，又必須直面世界歷史的普遍性問題;中國發展道路必須集中國品格和世界歷史性品格于一體而具“中國特色”。

近代以來中國波瀾壯闊的歷史，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和建設的九十多年艱苦奮斗的歷史，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都貫穿性規定于這種“雙重”的歷史邏輯與歷史任務下sup[4]/sup。各歷史階段雖有不同的歷史實踐表征，但其深層的或本能或自覺的歷史實踐取向，卻不能不說是連續遞進的。這實質上反映了近現代中華民族對這一問題的不同覺悟程度、認知水平及理論建構、實踐戰略所達到的高度。正是在各歷史階段的承繼與超越中，中國最終走向了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可見，“中國特色”的歷史之根，在中國文明獨特性所規定的“中國國情”、“中國問題”;“社會主義”的歷史之源，在“世界歷史”，在“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中，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規定下現代性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內在歷史必然性，及世界人民追求建構更合理、更正義、更高水平現代文明的價值正當性。

二、 中國道路來源于真理

社會發展的實踐形態既取決于客觀歷史邏輯的內在必然性與規律性，亦源于科學的理論建構。列寧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中國道路的歷史生成亦如此。它既源于中國歷史邏輯與世界歷史邏輯的有機互動，亦奠基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因此，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是根植于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的科學社會主義”[1]（p.26）

鴉片戰爭后，中國歷史脫離封建王朝更替的舊有軌跡，被動地走向以工業化、現代化為發展取向的世界歷史性的現代變遷進程，其直接的動因無疑是在外而不在內，在世界歷史的節律而不在中國歷史的節律。中國是被裹進世界歷史的大潮流中的。這是一個被動性的而非主動性的中國近代歷史開端。

正由于這樣的一個近代歷史開端，使近代中國歷史處境截然不同于古代歷史上曾經面對的任何一次變局。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因此，如何有效應對現代西方的強勢沖擊，如何科學認識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與大勢，進而科學選擇中國社會發展的模式與道路，也就成了無法回避的極重大的課題。

為此，近代中國一代代仁人志士進行了艱難的持續探索與嘗試。從“師夷長技”、“中體西用”的器物修補，到“戊戌維新”、“辛亥革命”的制度鼎革，再到“民主”、“科學”維度上“全盤西化”，他們走的不可不謂勇敢、決然，也不可不謂悲愴可泣！但中國落后、衰敗、屈辱的境地依然如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依然如舊。原因何在？一方面，這根源于歷史實踐的成熟程度。畢竟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深入互動對近代中國問題本身的特殊性、復雜性和多維性的充分暴露總要有一個過程。另一方面，實踐發育成熟的水平亦制約著理論建構的成熟水平。受歷史的局限，當時的仁人志士還未能完全科學辯證地認識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大勢，還不能在世界歷史與中國歷史發展的雙重邏輯規定下科學建構中國社會發展的模式與道路。

艱難躑躅中，中國歷史走進了20世紀初。辛亥革命勝利與夭折的悲喜劇，揭示了中國問題的復雜性、多維性;“一戰”及其慘局，充分暴露了西方現代性鮮明的“善”“惡”二重性;“十月革命”及蘇俄道路，呈現給世界一種別樣的現代性理想。中國歷史發展的實踐與世界歷史發展的實踐亦有了更深入的互動，中國現代社會變遷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多維性亦得以更全面的實踐凸顯。實踐的成熟水平推進了理論選擇與理論建構的成熟水平。因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強勢傳播開來，它呈現給中國一個嶄新的理論圖景和實踐前途。作為真正的“世界歷史”理論，它科學辯證地揭示了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大勢。

第一，馬克思主義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唯物史觀科學地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找到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指明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趨勢和發展方向。

第二，馬克思主義對現代資本主義進行了科學解剖，對世界現代變遷矛盾二重性的分析亦具有鮮明的辯證統一性。它既充分肯定了現代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和巨大進步性，又無情地批判了其罪惡性和極大的負面效應，從而揭示了現代資本主義必然產生又必然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所取代的規律性。在此基礎上，它亦建構了指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實踐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找到了革命的主體力量——現代無產階級。

第三，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現代化中矛盾二重性問題的解決策略是最理性、最客觀、最具建構性的。其一，它明確批判開歷史倒車的復古主義，這使其根本區別于現代文化保守主義、文化復古主義。其二，它對西方現代化中罪惡性、負面性的批判、針砭，又是最堅決、最革命、最徹底的。這使其根本區別于各種資本主義的改良流派。其三，它強調要解決世界現代化的負面性問題，必須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辯證否定的揚棄基礎上。既不能簡單地拒斥現代社會發展的既有成就于不顧，情緒化地炸毀現代性簡單了事;也不能忽視建構現代社會應有的必要基礎，在落后的前現代社會基礎上浪漫化地建設空想的現代社會。它還指出了后發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現實可能性。這使其明顯有別于后現代主義、無政府主義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與各種民粹主義。

馬克思主義既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指明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趨勢;也揭示了現代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指明了世界現代化進程的辯證路徑。這也就從根本上解開了近代中國不得不學西方卻又始終為西方之“惡”所困擾的心里糾結，從而為中國指明了發展的最佳前途和歷史的最終歸宿。

雖然發展前途與歷史歸宿已經明晰，但要進行中國革命和建設，還終究要立足于中國現代變遷的具體國情與具體問題。畢竟，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說到中國的事情并不多，在中國進行革命與建設的事，“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來，列寧的本本上也找不出來”[5]（p.260）。因此，馬克思主義必須中國化而生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于是，在實踐的多次曲折與艱難探索中，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不斷實現一次次深入結合;因之，有了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也有了其指導下的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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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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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時期以來三十年的電影歷史，是中國與世界接軌的歷史，也是“人”的解放與發展的歷史。這一階段，宋彥博士的《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選取“現代性”與“后現代性”這兩個星叢式的關鍵詞作為切入點，對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大陸電影進行了文化學研究，勾勒出大陸電影從“新啟蒙”到“后現代”、從教化到娛樂、從政治化到商業化的演變過程。這種大題小作、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值得廣大電影學人取法。

關鍵詞：宋彥 新時期 中國電影 文化研究 現代性 后現代性

后現代被人稱為“讀圖時代”或“鏡像時代”。既然“影像是現代病的慰療者”[1]，而且“電影所具有的敘事能力和手段比小說更為多樣”[2]，隨之就有了“電影是第一藝術”[3]的說法。[1]在此情形下，電影研究就成了當下文學藝術界的一大熱點。

當前中國的電影研究，以文化學研究最為薄弱。之所以強調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是因為“理解電影，就是對它進行理論總結和闡述，把它放置在不同的互文本和語境下（包括文化的，哲學的，政治的，等等），并且運用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和模式，這就很有必要把我們討論電影的著眼點拓展到超出膠片所限定的范圍”[4]。但中國電影文化研究是十分薄弱的，這可以巴贊作為反證：巴贊的《電影是什么？》是一部充滿實踐精神的電影批評文集，它只是從哲學本體論高度研究攝影和電影的本性，還沒有形成體系性的電影哲學。但是巴贊卻被稱為“電影的亞里士多德”，《電影是什么？》被奉為“電影的圣經”，評論者多以之為圭臬。這就說明了當前中國電影研究的學術水準。實際上，細數當下中國大陸的電影研究學者，也只有戴錦華、王志敏、陳墨、陳犀禾、周星等寥寥數位學者進入了文化研究的前沿地帶，并真正可以與世界對話。

令人欣喜的是，一批知識結構更優化、學術視野更宏大的新生代學者，“于薄弱中發現了豐厚”，他們找到了電影研究的諸多空白點與學術增殖點，成為促動電影文化研究與中國電影一起“入世”的重要推手之一。山東輕工業學院人文素質教研室主任宋彥博士主持的山東省社科規劃項目結題成果《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就是新生代學者電影文化研究的一項代表成果。

宋彥長期擔任“影視作品欣賞”教學與研究工作，因而有大量細讀案例為她的立論提供支持，這使她的論述言必有據，史論結合。在研究角度上，她并沒有選擇流行的“類型研究”，而是選取了“現代性”與“后現代性”這兩個星叢式的關鍵詞作為切入點，對20世紀以來的大陸電影進行了歷時性梳理與文化學研究。難能可貴的是，宋彥沒有糾纏于這兩個概念的多義與歧解，而是直指“審美現代性”和“后現代性”觀念的核心，提取出二者內涵中具有可對比性的層面如文化策略、精神內涵、文化特征、鏡像風格等進行了比較研究，從而描畫出中國大陸電影從“新啟蒙”到“后現代”、從崇高到狂歡、從教化到娛樂、從政治化到商業化的演變過程。

很多研究者將“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看作是斷裂、質變的兩個時代或者對立的兩種文化。其實現代性是未完成的工程，后現代性只是現代性的新階段。宋彥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她發現在大陸電影內部存在著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糾結與交錯，這是中國特殊的國情造成的：一方面電影藝術要消解極左政治，另一方面又要為生民立命，樹立人的尊嚴；一方面要采取拿來主義做法，另一方面又要重振民族精神；一方面要將電影從政治意識形態捆綁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卻必須讓它負擔不可承受之重；一方面要啟蒙，另一方面卻不得不面對大眾化的語境……在宋彥描繪的圖景里，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電影的發展道路是光榮的，也是艱難的。

宋彥的可貴在于她沒有決絕地站在某一立場上捍衛或批判歷史現象，而是以生態倫理的眼光看取各種現象并保持“同情的理解”。她高度評價于20世紀80年代電影的“啟蒙理性”，認同巴贊的觀點：電影具有特殊使命和道德價值，應有教化大眾的職能，就像醫學、法律、宗教、教育，因為電影可以以神奇的方式穿越文化、政治、藝術的界域，點燃人的內心激情；電影應當具有高度的人道主義精神，應成為“‘高尚’的最后避難之地”。但她同樣肯定后現代主義的合理性，更對其美學風格保持尊重。因為她要做的不僅是對電影藝術的文化批評，更是對中國大陸新時期以來的電影風格流變或電影發展流潮的省察與歷史描述。這是一種真正的學者態度，一種學與思的辯證，這是她超越巴贊的高明之處。

宋彥的著作是學院式的學術研究，而非觀后感式的印象批評。她將鏡像背后的隱喻與象征做了仔細的翻刨，令人對電影語言的理解升華到文化哲學層面。比如宋彥論述20世紀80年代“新啟蒙”的未完成性，就舉了幾個經典例子：《黃土地》中顧青的來而復去——啟蒙者消失了，而被啟蒙者夢醒了，卻死了。《孩子王》里的老桿以啟蒙者的身份要將文化知識傳授給小牧童：“我認得字，可要我教你？”小牧童漠然掉頭，不顧而去。[5]這樣的例證在此書中比比皆是，讓人贊嘆宋彥作為女學者所特有的敏感與知性，很多復雜而沉重的話題就這樣被她以比喻的方式舉重若輕地詮釋清楚了，頗有四兩撥千斤的智慧；而讀者讀來卻知道她并非消解啟蒙，而是隱含著惺惺相惜的慨嘆。

電影是社會進步的一面鏡子，也照見了“人的成長”。在文學藝術研究中，“世界性、民族性與人性”三維坐標是一個金字塔式的穩定結構，由“宇”“宙”“人”標識出文學藝術的高度、廣度與深度。如果說本土性是經線，現代性是緯線，那么人性就是第三維。以此三維標準估定現代中國文學藝術，既要看到其對世界文化的“橫的移植”，也要看它對本民族優秀文學遺產的“縱的繼承”，更要看其對“現代人學”的開掘深度。當宋彥將電影置入到這個三維坐標之中，她不僅看到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電影藝術的進步，更看到了“人”在新時代的覺醒、迷失與異化：主體意識、欲望敘事、成長敘事、同性戀敘事、女性敘事與底層敘事等，都在電影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果說中國第三、四代導演在“文革”后努力“要從歷史中贖回人質，從歷史的污血中洗凈個人，同時也贖回并洗凈自己”[6]；那么第五代導演塑造了大寫的新啟蒙英雄；第六代則重新以新寫實手法關注平民、底層、邊緣人、生態的人和神性的人。可以說，新時期以來中國電影的鏡像映照出了時代的進步，電影也因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而受到全民熱愛。就此而言，大陸新時期以來的電影歷史，既是改革開放以來“人的歷史”，也是中國“入世”的歷史。筆者認為，宋彥這種大題小作、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值得取法。

最后，在祝賀《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作為省社科項目完美收官的同時，筆者還有幾點借題發揮的建議：一、中國學界應努力建構真正的中國電影話語體系。現在國內學界分析中國電影時運用的理論大都來自西方。我們已意識到：中國電影存在迎合西方市場、模仿西方大片的跡象，這有可能使中國電影成為西方經驗的實驗場。那么中國學界操持西方話語是否也存在“后殖民”的可能？這是值得中國電影研究界同人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宋彥在建構中國電影話語體系的工作中應做出自己更多的努力。二、“港臺電影”應是“中國電影地圖”中不可缺少的板塊。宋彥可以向港臺電影“開疆拓土”。三、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有許多電影因種種原因被禁，比如宋彥專著中提到的《藍風箏》《霸王別姬》《活著》《東宮西宮》《小武》《趙先生》《鬼子來了》《蘇州河》《站臺》《十七歲的單車》《盲山》《盲井》《天浴》《北京雜種》《陽光燦爛的日子》《革命到底》《太陽和人》《爸爸》等，現在大都已解凍。筆者以為，歷史不可避諱，學術研究應正視、重視這些影片及其背景，至少能告訴人們它們被禁的原因；而這些影片從被禁到解凍的過程，也許更能顯示中國的進步！

（本文為山東省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資助項目《文科研究生創新意識薄弱問題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項目編號：sdyy08070。）

注釋：

[4]王志敏：《電影美學：從思考方式到理論形態》，文藝研究，2005年，第1期。

[5]戴錦華：《猶在鏡中》，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頁。

[6]李二仕：《〈電影理論新發展〉翻譯的背景說明》，見[英]帕特里克·富爾賴著，李二仕譯：《電影理論新發展》，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年版。

[7]宋彥：《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頁。

[8]戴錦華：《霧中風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

（李鈞 山東省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 27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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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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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成就舉世矚目，受到各國人士廣泛肯定和推崇。但與此同時，一些不懷好意者不斷散布“社會主義失敗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等陳詞濫調，還有個別人對中國道路能走多遠心懷疑慮。凡事知其然，還應知其所以然，只有認識中國道路背后的中國道理，正確認識它的性質、條件、特點以及風險、挑戰，才能對中國道路及其遠大前途充滿信心。從這個意義上說，圍繞中國道路加強信息傳播和輿論塑造等工作，建構令人信服的新時代意識形態，具有重大意義。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

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在當代中國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來觀察世界、分析問題，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得出了一系列具有時代特點的結論。一方面，馬克思主義關于堅守人民立場的思想，在中國共產黨人那里得到了堅持，從毛澤東思想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都始終貫穿著人民立場。什么時候堅持人民立場，政策策略就比較主動，工作成績就比較顯著;而一旦背棄人民立場，就勢必遭受挫折甚至失敗。另一方面，人們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不同時期具體矛盾得出的具體觀點、結論，以及據此制定并實施的政策、策略，則不斷與時俱進。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時期，面對不斷變化的國內外矛盾，中國共產黨人總能在糾正錯誤中，實事求是地選擇適應時代和國情的正確政策和策略，從而從勝利走向勝利。

堅守人民立場，維護人民利益，難就難在落實到實踐中去，這意味著必須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當代中國，存在大量人民內部矛盾，需要依法正確處理、保持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把這類矛盾夸大成敵對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就會犯致命的錯誤。如果不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人民利益為中心就會成為一句空話。至于一些敵對力量多年來磨刀霍霍，一刻也不放棄瓦解中國、劫掠中國發展成果的企圖，則更要高度警惕。

堅持實事求是，既需要勇氣，又需要才干。由于各個時期遇到的矛盾不同，因而政策、策略都必須從實際出發，不斷調整完善、與時俱進。在中國革命中，曾經照搬蘇聯經驗，給中國革命帶來巨大損失;改革開放中，照抄新自由主義搞所謂“徹底改革”，同樣行不通。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需要正確分析實際問題，大膽探索和掌握客觀規律，把尊重客觀規律和發揮主觀能動性有機結合起來，這是搞好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五大建設的前提。

堅定人民立場、堅持實事求是，這是當前意識形態工作應當一以貫之的。主動適應信息網絡化新環境，深入分析研究中國道路上存在的實際矛盾和問題，講清中國道理，講好中國故事，這是必須與時俱進的一面。為此，當前迫切需要回答中國道路與全球化兩大問題，從而真正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所謂中國道路問題，核心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如何選擇自身的發展道路，實現生產力持續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從而為最終實現人類解放持續積累力量。

新中國建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物質生產和文化水平同發達國家存在巨大差距，人民生活極端艱苦。面對這一困境，毛澤東等黨的第一代領導人通過努力，取得了不容抹殺的偉大成就，如土地改革、人均預期壽命大幅增長、建成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兩彈一星”研發成功等。鄧小平等黨的第二代領導人深刻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以其遠見卓識推動實施改革開放。經過40余年的艱苦奮斗，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國家的國際地位顯著提升。

在這一時期，國內外始終有人從左和右兩個方向攻擊我國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極端勢力從未放棄蠱惑中國走老路、走邪路的企圖。正因此，在改革開放之初，黨中央就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始終要求“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中國形成的經濟體制，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成為始終不曾動搖的目標，它不同于西方國家資本操縱政府為利潤積累服務的舊制度，而是國家控制資本為人民利益和國家富強服務的新制度。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旗幟鮮明地全面從嚴治黨、全面依法治國，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建立“親”“清”政商關系，進一步嚴明了紀律，贏得了人民群眾的高度贊譽。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始就定位為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正是依靠嚴明的紀律，才保證了它始終沿著正確方向不斷前進。

中國當前的獨立發展和自主創新之路是前無古人的新路。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具有優越的經濟縱深，能夠利用國內外各種有利因素發展生產力，經濟總量、發展韌性、創新能力都形成了顯著優勢。另一方面，中國必須堅定走共同富裕之路，既有效維護中國社會的團結穩定，又促使一個有巨大有效需求的市場長期充滿活力，從而幫助中國依靠共享發展實現現代化。

中國的全球化進程

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明進步、各國人民交往。中國從近代被動地卷入全球化到主動擁抱并引導全球化，體現著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

1840年鴉片戰爭是中國與世界關系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歷史節點。面對西方的沖擊，中國在民族意識的覺醒中回應，在國際體系邊緣地位中開始審視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探索自救道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使中國走上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為建設新中國，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努力打破外部封鎖，積極開展經貿、文化等領域對外交流，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為形成全球化縱深發展時期的中國模式奠定堅實基礎。1978年的改革開放，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是使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的過程。中國成為全球化的參與者、融入者，加快自身發展，但并不意味著中國對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完全認同，“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黨的十二大提出的命題。從國家發展道路角度理解，“走自己的路”是立足自身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2001年，中國加入wto可以看作是中國參與全球化縱深發展的開始。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是全球化的“中國方案”。2019年，中國人均gdp超過10000美元，已經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中國的發展日益成為全球的機遇。目前，在全球化的物質層面中國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成為世界制造業生產和出口的大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

但經濟全球化并非一勞永逸，近年來美國不斷挑起與中國的貿易爭端，其本質仍然是企圖再度剝奪中國的全球化自主權。對這一陰謀要有理、有利、有節地進行斗爭，堅定捍衛中國自主發展的正當權利。當前，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僅給各國人民生命造成重大威脅，也很可能給世界帶來歷史性巨變。倘若這場疫情能夠促使以公眾福利為中心的全球化取代以利潤積累為中心的全球化，那無疑充當了歷史前進的方向盤。

堅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心

與在中國延續了2000余年的封建社會和在世界經歷了600余年的資本主義相比，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才剛剛進入青春期，盡管成績斐然，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尚未大功告成，而且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需要長期奮斗。

理論上的清醒決定思想上的自覺，思想上的自覺決定政治上的堅定。當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在關鍵時刻，推進人的全面解放則有待更長期的艱苦奮斗，都需要認真做好意識形態工作。

圍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建構強大的意識形態，重中之重在于正確把握并科學解答人類解放、中國道路、全球化和持久戰等根本問題。以此為戰略指導，進而統籌信息傳播和輿論塑造等工作，講好中國故事。一方面，重視當代和歷史事實的傳播，實事求是報道評論發展成績、時代悲歡，推進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有據有效地反擊虛無中華文明史、中國革命史、社會主義建設史和改革開放史的圖謀，掌握歷史書寫權和闡釋權。另一方面，要重視文學、影視、音樂、游戲等虛構類作品的創作，鼓勵傳播崇德向善求美的作品，防范頹廢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腐蝕社會、誘人沉淪。

如果說意識形態是一座大廈，那么信息就像鋼筋水泥，輿論就如門窗梁柱。在信息網絡化時代，信息傳播和輿論塑造熱熱鬧鬧、花樣翻新并不難，但如果缺乏戰略眼光和大局意識，這些活動容易淪為堆砌鋼筋水泥、門窗梁柱的無用功，至多能搭建一點山水盆景、建筑小品，卻無力建筑宏偉壯麗的花園大廈。因此，對爭奪當代意識形態主導權而言，同樣要有講清中國道理、堅定道路自信的戰略觀念，使信息傳播和輿論塑造的大量具體工作，服務并服從于贏得戰略上的勝利。

（作者：中央網信辦網絡社會工作局副局長）

責任編輯：李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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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篇四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中國夢，古人如此，今人亦然，吾亦如此。“有夢想就有希望”。這句話教育我們只要有夢想就會有希望，我們要為夢想而努力、奮斗。正如“不經歷饑渴，如何能體會到清水的甘甜”所說的。

我的中國夢來自于他，是他讓我的中國夢得于繼續堅持下去。魯迅棄醫從文，再危機沉淪時，大聲的“吶喊”，喚醒了人們，守住了希望，鑄就了夢想。而我希望在雁尾默默的守護著最后撤離的大雁，希望是喚醒迷失夢想的人得清醒劑。因為夢想在，希望在；國魂在，人民在，家就在！

假使魯迅先生沒有棄醫從文、沒有吶喊人們、沒有付出，那么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國。

還記得斷臂鋼琴王子劉偉嗎？命運對他是如此殘酷！他在10歲時因電擊失去雙臂，可他偏偏愛上了專門為手設計的樂器——鋼琴！對于一個平常人來說，這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夢想。而劉偉，用他的信念與堅持做到了！他用腳趾，彈奏出了人間最美的音樂。聽到劉偉演奏的動聽的鋼琴曲，你的心中是否也會震撼與感動？劉偉用他的行動告訴我們：只要堅持、努力，夢想就會實現！劉偉，他讓我的中國夢更加堅定。

夢想讓劉偉成為一個不一樣的音樂家，也讓他成為一代偉人，更讓他成為祖國的希望。

同樣具有中國夢的，還有唐太宗。當玄武門事變后，他說：“吾登基后，一定要還萬民一個政治清明、世態平和的盛世，一定要使朝政充斥著虛心納諫的風氣。”他就是唐太宗，他的這段話代表了他的中國夢，最終也實現了。他開創了貞觀之治的盛世圖景，他的功績被寫進了《貞觀政要》和被譽為“二十四史之一”的舊唐書與新唐書中。唐太宗讓我的中國夢看到了希望。

我的夢就是中國夢，中國夢也是我的夢。我的中國夢就是：努力學習，在有生之年，爭取為國家的某個領域奉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使中國走向國家統一、繁榮富強、國民具有高度環保意識的世界強國。“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作為一名高中生，我要走的路還有很遠。

要實現自己的夢想，需要我們每一個人付出自己的努力，共同構筑夢想，讓夢想照耀中國，閃亮世界，也讓自己的夢想之花綻放，開始努力吧！放飛我們的夢想，一起加油！

中國道路篇五

第六框 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教學目標?

知識方面

知道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和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能力方面

通過教學，培養學生歸納整理歷史史實，從而得出正確結論的應用能力和透過歷史現象認識事物本質的抽象概括能力。

思想覺悟方面

通過教學對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使學生樹立社會主義理想，增強社會主義信念。

教學方法

本節主要采用學生討論歸納為主的方法。

重點難點

1、重點

近代中國人民救國的奮斗歷程，既是教學的重點，也是教學的難點。

2、難點

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統治者相互勾結，使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問題是教學的難點。

教學過程?設計

第六框 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一、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

學生自讀課本

學生討論以下幾個問題

1、找出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為什么會這樣？

2、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

3、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現狀如何？

（因為學生已學過歷史，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現狀已有一定的了解）

教師總結：

如果沒有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也會象其它資本主義國家一樣，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社會的扭曲發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這種社會制度下，廣大人民，過著饑寒交迫和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人民急切盼望改變這種社會現狀。

二、舊民主主義革命沒能完成救國的歷史使命

學生自讀課本

學生思考討論以下幾個問題

1、近代革命志士進行的救國探索有哪些？結果怎樣？

2、以上探索說明了什么問題？為什么？

教師歸納總結

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是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決定的。帝國主義不允許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封建勢力頑固而強大，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沒有能力領導民主革命趨向勝利。

小結：

通過本節課的教學，我們知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試圖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方式，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現狀是不可能的，要改變中國的社會現狀，只能用新的革命方式，就是中國共產黨領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從而有力地證明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道理。這就是我們下節課要講的內容。

板書設計?：

第六框 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效果檢測與矯正：

為什么說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教學札記：

中國道路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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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中國道路，就是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道路是在對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改革開放近40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它既不是“傳統的”，也不是“外來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獨創的”，它是一條植根于中國大地、由黨和人民共同選擇、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的道路，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一、中國道路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

中國道路發軔于中國先進分子的不懈探索。鴉片戰爭后，中國落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無數仁人志士為拯救和發展中國進行了艱辛的探索，但都以失敗而告終。中國近代發展的歷史一再見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道路在中國行不通，西方君主立憲和“三權分立”的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也行不通。

正當中國人民為救亡圖存而困惑的時候，十月革命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先進分子從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中，看到了中國新的出路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最終奪取了革命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在新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掃清了障礙，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這一歷史性的選擇，是中國人民歷盡千辛萬苦才找到的，是中國社會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建立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創造性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全面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黨面臨的嶄新課題。在黨的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意氣風發地投身社會主義建設，盡管其中經歷艱辛坎坷，但我們黨取得的積極成果極其寶貴，為中國道路的形成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和物質基礎。

中國道路開創發展于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明確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要命題，著重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國內外形勢十分復雜、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出現嚴重曲折的嚴峻考驗面前捍衛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21世紀。新世紀新階段，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緊緊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順應時代發展，從理論和實際上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么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性、由來和本質屬性，揭示了中國道路厚重的歷史底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理論創新。

歷史表明，中國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一次次歷史關口做出的正確選擇。

二、中國道路是現實發展的正確選擇

中國道路是一條能夠引領中國發展的正確道路。改革開放近40年來，中國道路創造了中國奇跡，像我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國內生產總值連續35年保持年均增長9.8%，2010年我國經濟總量超過了日本，躍居世界第二，這在世界經濟史上是沒有過的。在近40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中，我國不僅取得了生產力發展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堅實的綜合國力基礎，建立了比較完備的制度體系，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總布局，而且發展成果越來越多地惠及全體人民，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這些實踐成果，有效驗證了中國道路的本質和優勢。

中國道路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中國道路之所以能夠取得輝煌成就，關鍵在于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中國道路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堅持以工人階級政黨為領導核心，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以公有制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堅持以人民當家作主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特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堅持共同富裕的目標，堅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些都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規定了中國道路的根本方向，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堅持了道路的正確方向，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中國道路既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同時又根據我國國情創新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道路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又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設；中國道路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堅持改革開放；中國道路既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又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緊緊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著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提出了一系列新形勢下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新時代。

三、中國道路是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天下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驗，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模式。一個國家走什么道路，必須從本國的實際出發，應該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等因素綜合決定的，決不能照搬照抄別國的制度模式。

中國道路既沒有照搬西方模式，也沒有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使命，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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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篇七

中國道路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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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在中國擁有“治外法權”的國家，除了所謂“八國聯軍”之外，還包括巴西、秘魯和玻利維亞，新中國誕生伊始，中國是世界上最貧困落后的國家（人均gdp排名第134），嬰兒死亡率高達200‰，人均壽命只有35歲左右，成人文盲率高達80%；在共產黨剛剛接手的1950年代初，舊中國的工業能力不足歐洲小國比利時的一半。

今天，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6年，中國按實值計算的經濟總量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

莫里斯?邁斯納說，在“強權即公理”的時代，中共遭遇到的是比它強大百倍的對手，而它打敗的恰恰也正是這樣的對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絕大部分歷程中，中共遭遇的則是最為惡劣的國際封鎖，但在1952~1978年的25年間，中國卻是世界上現代化速度最快的國家，國民收入（以不變價格計算）增加了4倍，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經濟增長率達到64.5%，大大超過了德國、日本和前蘇聯在發展高峰期的增長速度。

出身于國民黨的歷史學家黃仁宇承認：中共毫無疑問“創造了歷史奇跡”，而黃將這種奇跡歸結為：近代中國遭遇的是高度險惡的歷史環境，即“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中共必須以非常的手段，方才有希望成功應對這種“非常的環境”。他說：“毛澤東恰是這樣非凡的人物，在異常的時代，以非常的手段去對抗反常的局勢。”“非凡”、“異常”、“非常”和“反常”，黃仁宇用來描述他所謂“大歷史”的這一連串關鍵詞，其實只消用一個“共產黨式”的詞語來囊括就足夠了，這個詞就是：不斷革命。

今天，共產黨人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當今中國遭遇的發展難局與困境，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黨心渙散、人心渙散、思想文化領導權的失落，更深刻威脅著具有90年光輝歷史、戰斗的中國共產黨。在嚴峻的危機與壓力面前，除了以前無古人的創造性實踐去克服重重困難，除了“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除了“在本來沒有路的地方硬闖出一條新路”之外，中國共產黨人沒有任何退路可走。

一、發展，超越中國傳統文明

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古國，但是在近代落伍了。如果不能清醒地認識到中國舊文明的深刻內在危機，我們就不能改革、不能前進、不能革命，就沒有覺悟和自覺。

長期領先于世界的中國，為什么在19世紀會走向衰敗和落伍？長期戰亂分裂的歐洲，為什么會在19世紀后超越中國、領先世界？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在世界學術界，它被稱為“李約瑟之謎”。

許多杰出的學者已為破解這個謎作出了重要貢獻。如麥迪遜（angus madison）的《世界經濟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以及伊懋可（mark elvin）關于“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論斷（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按照麥迪遜的統計：中國經濟1000年里一直在持續增長，并在1820年左右達到了世界經濟總量的1/3；但是，盡管如此，中國經濟的增長卻一直是依靠不斷增加勞動力投入而維持的，而1500年之后，西方的增長則主要是依靠技術和生產方式的創新來實現的。如果說西方1500年之后的增長，體現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的話，那么觀察同時期的中國，卻會發現：經濟增長伴隨的乃是勞動生產率的下降，這可以解釋：為什么人口很少的西方卻創造了越來越多的財富，并最后超越了中國。

一個方面是地緣政治性的。自公元10世紀以降，在中國的推動下，逐步形成了橫跨歐亞大陸，聯絡東洋、西洋和南洋的貿易和金融流動體系，其中，以恰克圖為核心的北方貿易體系，以琉球為核心的海洋貿易體系，乃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的兩個重要樞紐。16世紀中后期以降，隨著美洲白銀的輸入和帝國主義軍事擴張的加劇，隨著世界地緣政治態勢的大變動，最終導致了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貿易和貨幣流動體系于19世紀走向瓦解。而中國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緣政治體系變動的結果。

第二個解釋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個簡單的事實：盡管在10世紀之后中國社會就開始進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華民國長達1000年的時間內，由于長期實行經濟、社會上的放任主義，中國都沒有自己的自主貨幣，宋代經濟已經依賴南洋、西洋舶來的白銀，而明隆慶之后，從美洲大量進口白銀，這成為解決中國經濟發展與貨幣短缺矛盾的基本策略，從而使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依賴于美洲白銀，這成為阻礙中國長期發展、實現革命性發展的重要瓶頸。近代中國改革的先驅康有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錢幣疏》，其中即提出中國四百年均沒有國家主權貨幣，指出貨幣供給依賴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實、失用”，乃是“曠世之大弊”。中國革命的先驅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標之一，也便是“貨幣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國國民政府才力圖廢除白銀而發行國家法幣，這非但沒有取得成功，反而導致日本的侵略。因此，與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國經濟的增長缺乏國家金融戰略的支持，這是它陷入發展困境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方面的解釋就是政治上的，具體說就是“國家組織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經濟和市場的不斷發展，與國家組織能力的持續下降這個矛盾現象，是我們觀察歷史得出的第三個基本結論。中國政治史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現了國家組織能力下降的問題，其根源就在于國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國的士大夫階級，自那個時候起，就已經不再能夠擔負起一個逐步近代化的國家的治理之責，即他們既沒有管理經濟、財政、稅收、司法、軍事和金融的具體能力，也不再能夠擔負起組織人民、教育人民的責任。華而不實、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階級，已日益成為中國社會近代發展的阻礙力量，而中國基層治理，早已經落在了橫征暴斂的胥吏手中，即從那個時候起，中國其實已經出現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機。

被列寧稱為“10世紀偉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率先提出了中國面臨著嚴峻的政治危機這個重要課題。面對著經濟的迅速發展、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和強大的外敵入侵壓力等多重難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問題并不是缺乏經濟能力，而是整體上喪失了政治能力。

王安石指出：宋王朝沒有政治。這就是說，國家沒有真正的治理者。儒家文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目標是培養道德模范和文人，而非日益近代化的國家治理者，儒家學說作為政治學是不合格的，因此，在這種思想文化體系中培養出來的官員，作為“治理者”也都是不合格的。王安石的文章開篇即痛陳中國“沒有人才”，而他所謂的人才，并不是指文人，而是指治理者，并不是指儒家意義上的“好人”，而是指政治家——即治國理政的人才。王安石之所以被稱為中國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為他提出了培養、選拔、約束和監督治理者的一整套辦法，即他力圖將治理者從“文人”和“好人”中剝離出來，造成一個職業化的治理者隊伍，從今天的角度來說，他的這一舉措可以被稱之為“政治的理性化”。像中國此后進行的一系列改革一樣，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這種改革無一例外地不能觸動中國基層，尤其不能觸動長期把持中國基層稅收、司法、財政和軍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階級。

胥吏是從唐代的“役法”中演變而來的，按照役法，基層的事務是由人民輪流擔任的，國家并不發給俸給，而唐中期以降，基層事務已由專任的事務員來把持，他們的收入不是來自國家，而是來自辦事獲得的“好處費”，而這種把持基層的事務員，也就是胥吏。它導致的結果就是所謂“官無封建、吏有封建”。

研究中國政治史，我們竟然發現，宋代其實主要有兩種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謂無能、無為的“三門干部”，一部分就是葉適所謂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無為，后者胡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無為，造就了后者的胡為。從三皇五帝到國民黨，中國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放棄基層，并且放手讓土豪劣紳、黑社會和非正式的“包稅人”控制和魚肉基層。

而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層，在基層與人民群眾建立起了血肉聯系，把土豪劣紳和黑社會掠奪的剩余奪取，一部分分給廣大基層群眾，一部分有組織地用于國家的發展與建設，從而一舉結束了國將不國的“江湖”局面。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基層建設是我們的立國之基，與基層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我們黨的執政之本，基層是中國政治的最大舞臺，我們不去占領，土豪劣紳黑社會和會道門勢力就會去占領。正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反對“三門干部”的同時，必須反對“江湖老大式”的干部作風。也就是說我們一定要以朱熹、宋江之流為戒。

而中國共產黨的最大文化成就之一，就是革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命，特別是革了儒家精英政治、士大夫政治、封建等級政治的命，中國革命的根本目標就是平等，它所造成的，就是中國人民的真正解放，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二、發展，超越馬克思的理論

1921年7月23日，毛澤東等13人以“北京大學師生暑期旅行團”的名義，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開會，7月31日，會議在嘉興南湖的航船上閉幕。

中共誕生伊始，只不過是林立于現代中國的200多個政黨當中的一個，而與近代中國第一大黨——中國國民黨成立宣言中所倡言的“三民主義、富國強兵”理念（據1912年8月13日北京《民主報》相關報道）相比，中共一大宣言所訴諸的奮斗目標——以不懈的階級革命最終消滅人類剝削制度，聽起來似乎是太過遙遠的理想。

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科學和理性，并非認識活動的終結和全部，它只是真正的認識活動的開始和起點。中國共產黨人認為：人類的正確認識，不可能從知識和科學理論中來，即使這些知識與科學理論是正確的、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空前艱苦卓絕的革命與建設斗爭，使得共產黨人認識到：多元矛盾并存而又互相轉化的復雜世界，是不可能用一種本質化的知識來把握的，高速變革的革命和建設進程，是不能用一種靜態的科學理論來描述的，十幾億人參與其中的創造活動，是不可能作為一個客觀的結果，事先已經存在在那里——并為一種客觀的理論所認識、預見的。

馬克思所處的時代，西方社會的“根本矛盾”和總體矛盾，便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但是，現代中國的情況卻完全不是這樣的。共產黨人認為：現代中國所面臨的是多元的矛盾，而只有從多元矛盾的互相依存和轉化，即多元矛盾互動的基本立場出發，才可能觀察中國問題。

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民主，其主體和動力便是無產階級，是單一的階級主體，而中國人民民主的主體卻是“統一戰線”，而統一戰線，則是動態、互動的多元主體。

1800年，無產階級人口已經占了歐洲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二，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歐洲的新型民主，必須是以無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民主。

但是，同樣是1800年，無產階級人口還占不到中國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到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時，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則這樣指出：如果說歐洲的情況是貧富分化，那么中國的情況卻是普遍的貧窮，中國的中產者，其生活程度，還趕不上歐洲的無產階級，中國不但有世界上最嚴重的貧富分化，而且更有世界上最廣大的窮人。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修改了舊的三民主義，這樣指出：“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孫中山先生認為，中國的新民主，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而是最廣大的平民的民主，中國新型民主的基本目標，是改善最廣大的平民的生活條件，而這就是他所謂“民生”，他還說，離開了改善民生，所謂的民權和民族主義，都必將在中國落空。

蔣介石背叛孫中山三民主義之后，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血泊中重新舉起了中國民主革命的旗幟，并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民主學說。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這樣說：中國的新民主，非但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也不是簡單的無產階級的民主，而是最廣大的平民和窮人的民主，因此，中國新民主的不竭的強大動力，不是資產階級，也不是無產階級，而是“人民大眾”、“人民群眾”。“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場民主革命的主體，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或者無產階級，而是“人民大眾”的統一戰線。所以我們說：中國民主革命的主體，是一個“動態聯合的主體”，或“多元的主體”，而不是單一的主體，中國共產黨人的民主實踐，超越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現代民主理論。

三、發展，超越西方道路

日本當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柄谷行人在最近的研究中，將中華帝國稱為“世界帝國”，他把世界帝國的要點、要素概括為：世界帝國保持了世界貨幣、世界宗教、世界語言。而對中國來講，世界宗教就是儒教、佛教、道教，世界語言就是漢文，漢文的表意系統不僅僅是在中國大陸，還涵蓋了韓國、日本、朝鮮等。柄谷更認為，世界帝國訴諸的法律，應該說就是現代的“國際法”理想。因為中國周邊有許多不同的國家，他們來中國進行朝貢的目的之一，當然是貿易，但另外一個重要目的，卻是通過到中國朝貢，來確立自己“內部的秩序”。因為在當時，確立秩序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周邊的國家，此前并不承認世界上有普遍的秩序，也就是說，不承認有國際法，于是，其內部的秩序也是靠武力來確立的，因此戰爭、混戰和叛亂非常多，而到中國朝貢，一方面可以確立自己的統治秩序合法性，但最重要的是：使得世界存在一個“普遍秩序”的意識能夠確立起來，日本雖然沒有像朝鮮那樣引進文官官僚體制，并且順便通過引進文官官僚體制確立自身秩序的合法性，但是，日本引進了朱子的世界普遍秩序的觀念，正是由于產生了世界普遍秩序的意識，政治結構相同，法律相同，如此才能發生。作為中心的中國和中國周邊的日本、韓國的關系，正是建立在“世界普遍秩序”這個意識的產生之上的。

1795年，康德將中國世界觀概括為“友善法權”，以區別于近代西方的“自然法權”，并提出，只有在“友善法權”的基礎上，方才能夠實現一個“世界憲政”，柄谷的研究，是對康德論斷的闡發。

朝貢貿易體制和朝貢金融體制，體現了中國文明對于現代世界的第一次勾勒：其核心就是一個全球合作型社會的理想。即現代社會不僅僅是一個世界聯系日益緊密、貨幣商品經濟日益發達、能源和技術不斷進步、文化思想日益具有自由和創造性的社會，而且是將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與社會團結緊密融和在一起的社會，是一個強調尊重人類共同歷史文化遺產、感恩自然的社會。

人類現代社會的第二次大轉型發生在16世紀，并在19世紀達到高峰，這是由歐美國家所推動并形成了以“威斯特法利亞條約體制”為核心的西方列強主宰、分割世界的強權秩序。它是對傳統中國的發展模式，對天下“大一統”的和平、穩定模式的根本挑戰和革命。它的基礎，就是“自然法權”。

歷史的真實是：16世紀以來歐洲在資源上的危機促進了新能源的采用和工業革命，其在軍事和安全上的危機促進了金融革命，而一個殘酷競爭型的市民社會，則推動歐洲由資本主義社會向帝國主義體制邁進。

在這樣一個殘酷的競爭體制中，為了生存競爭，最重要的就是占據能量轉化的核心和有利地位，就必須掌握能量轉換的主動權，而這就需要一個高效的組織系統，這個組織系統能夠把有用的、可利用的能量抓在自己手里，同時把轉換中產生的無用的熵徹底排除到自己的系統之外。而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圍繞著這個目的被組織起來的，就是把優質的資本、人力和資源抓在自己手里，把貧困、污染和老弱病殘孤排斥在系統之外，而這也就是當今世界不平等的根源。

今天，歐洲的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所謂“回到康德”，首先就是必須重新思考康德所提出的“友善法權”的意義，并且考慮如何在這種“友善法權”的基礎上，去重建歐亞大陸之間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切斷的有機聯系。

當然，歐洲的這種轉變引起了霸權主義國家的極大不滿，美國著名鷹派人物卡根（robert kagan）最近指出：“歐洲人發明了強權政治，但是，現在卻相信基于良好愿望的理想主義，可見歐洲正在背叛歐洲的傳統，今天的歐洲已經淪為不分是非、不分敵我的軟弱勢力。”中國與美國的保守主義者之根本不同是發展理念的不同，這就是我們主張和平、合作謀發展，而美國國內的保守派卻依然把當今世界理解為“美國的戰利品”，不肯放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中國歷來就有“華夏不治夷狄”的優良傳統，中國從來沒有想去改變美國，今天中國的發展與奮斗，與其說是要改變美國，不如說是要改造自己，即通過改變中國自己的發展模式，去超越現代世界曠日持久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局面，從經濟上說，這就是要擺脫發展中國家長期依賴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源謀生存的“賣血”之路，走上依靠技術、資本和創新謀發展的健康之路，從社會上說，就是發展要以民生為本，惠及全中國、全世界的普通勞動者，從文化上說，就是重建中國文化和中國文明的自信與自覺。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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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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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斷探索、勇于創新、一步步走出來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是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選擇的結果，是符合我國實際的正確道路。沒有中國道路，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成功，也不會有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堅持中國道路，不僅有利于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且對世界其他國家乃至全世界的發展都具有積極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 〔1 〕10他強調指出，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堅持走中國道路，“這是一條通往復興夢想的康莊大道、人間正道” 〔1 〕11。中國的歷史表明，社會主義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中國的實踐證明，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和穩定中國。中國道路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團結奮進勝利的旗幟，規定了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方向，而且對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具有借鑒作用。同時，中國道路對維護整個世界和平、促進人類共同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一、中國道路的豐富內涵

中國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結合中國國情探索出來的發展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開創的特色發展道路，是共產黨人尋找到的適合像中國這樣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它既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要求，又符合中國不同時期的具體國情，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斷發展的重要成果。黨的十八大概括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科學內涵：“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2 〕這一科學概括包含了豐富內容，需要我們深刻領會。

中國道路的內容可概括為四個方面，即“一個主體領導、一個基本路線、一個制度依托、一個總體布局” 〔3 〕。“一個主體領導”就是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核心地位，因為中國共產黨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利益的捍衛者，它能夠把握歷史發展的方向，能夠帶領全國人民戰勝困難、走向富強，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發展中國。“一個基本路線”就是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簡稱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策。“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既是中國道路的根本目標，又是我們取得勝利的制度保障。中國道路是以經濟建設為重點從而促進我國社會各個方面協調發展的道路體系，呈現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總體布局。總之，我們黨為實現中國夢規劃好了路線，設置好了棋局，制定好了策略。

中國道路既涉及道路問題，又涉及理論體系和制度保證問題，是理論指導、制度建設、實踐過程的有機統一。中國道路“特”就特在我們黨能夠不斷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同時又能夠不斷開拓創新上；“特”就特在能夠把實踐、理論、制度緊密地結合起來，把三者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特”就特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統籌兼顧，五位一體；“特”就特在把追求國家整體和人民個體利益統一起來。

中國道路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共性和中國特色個性的統一。從本質上講，中國道路不是其他什么主義，而是科學社會主義。它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原則，堅持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根本目的是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需要，堅持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并通過社會主義高度發展最終實現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從形式上講，中國道路凸顯了“中國特色”的個性，既沒有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也沒有照搬西方國家的發展道路，而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它既抓住經濟建設這個重點不放松，又統籌政治、文化、社會、環境一盤棋；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堅持改革開放；既堅持立足中國，又堅持面向世界；既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述的機械應用，也不是對別國發展模式的全盤接納，而是自我探索、不斷創新的結果。中國道路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普遍原則與中國實際國情的有機統一。

中國道路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地下冒出來的，是我們黨艱苦奮斗、精心探索，一步一步走出來的，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結果，是中國人民選擇的結果。它醞釀于第一代領導集體的精心探索，開創于第二代領導集體大膽改革開放，發展成熟于20世紀末以來黨帶領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

中國道路醞釀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精心探索。從理論上講，在中國道路的艱苦探索過程中，我們黨首先選擇了正確的指導思想，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重要地位。為了避免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生搬硬套，毛澤東專門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命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提供了基本條件。從政治上講，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實際出發，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經過艱苦斗爭，趕走了帝國主義，推翻了封建專制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通過民主制度建設，實行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制定了正確的政黨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通過了第一部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指明了發展方向。從經濟上講，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并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集中發展重工業，相應地發展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和商業，為國家建立了一整套制度、體制、管理方法等，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物質和制度基礎。但由于我們急于求成，加上主觀認識不足，把蘇聯模式神圣化，犯了如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反右斗爭擴大化、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等錯誤，嚴重阻礙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證明，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內化為中國特色的理論，使之民族化、時代化、方法化、具體化，我們的革命和建設才能成功，否則，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或者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革命和建設都會遭受挫折。第一代領導集體精心探索所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以及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挫折教訓，都為中國道路的繼續向前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道路開創于改革開放時期。20世紀70年代，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上，美蘇兩極格局逐漸形成，要和平、求發展成為世界潮流。國內結束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百廢待興，中國該向何處去、“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務。我們黨通過批判“兩個凡是”錯誤方針和展開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兩大措施，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結束了認為階級矛盾是我國國內主要矛盾的錯誤，果斷地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為了強調中國發展的特殊性，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上提出重大命題，即“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4 〕。從此，“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面旗幟成為引領我們開拓前進的偉大旗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此成為我們黨和國家全部工作的主題。我們黨在探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道路中，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問題，先后歸納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不是社會主義、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不是社會主義等“十個”不是社會主義，通過排除法厘清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明確了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因此，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我們黨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征程，開創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到20世紀末，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大幅提高，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影響力空前加強，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中國道路創造了世界發展的奇跡，“中國道路”或可稱為“中國模式”正在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中國道路發展成熟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中。20世紀末，國際形勢風云變幻，社會主義遭受嚴重挫折，同時我國國內也發生了嚴重的政治風波。面對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我們黨從容應對，粉碎了資本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陰謀，捍衛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黨總結前蘇聯解體的教訓，十分注重黨建工作，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推進理論創新，創立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時，狠抓“發展”這個第一要務，制定科教興國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為主線，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開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征程。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對中國道路一以貫之地堅持和拓展，對這條道路的論述實現了三個方面的創新：擴展了總體布局，增加了生態文明建設，把原來的“四位一體”發展為“五位一體”；補充了人的全面發展的內容，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總結了臺階式發展、逐步達到共同富裕的經驗。我們黨還特別論述了中國道路的厚重歷史底蘊，明確告訴世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誰也改變不了，中國會堅定不移地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中國會毫不動搖地沿著這條道路繼續前進。

中國道路是實現中國夢的基本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承載著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著無數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著億萬人民的奮斗和犧牲，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是發展中國、穩定中國的必由之路” 〔5 〕。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發展道路符合黨心民心，是完全正確的；堅持中國道路符合國情民意，順應時代潮流，是非常正確的。只有毫不動搖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越來越突出；只有毫不動搖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兩個百年”的奮斗目標才能最終實現。

三、中國道路的國內價值

中國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艱苦探索的結果，是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的道路。這條道路的成功，彰顯了它的國內價值。

首先，沒有中國道路，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成功。1840年鴉片戰爭徹底粉碎了中國清王朝的“天朝上國”之夢，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使中國日益衰落、山河破碎、國土淪喪，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無數仁人志士為了挽救民族危亡，進行了不懈努力，無論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斗爭，還是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斗爭，都不同程度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專制統治，但是都沒能改變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中國人民依然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革命斗爭的結果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憲政民主”、多黨制等不適合中國。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中國的先進分子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威力，馬克思主義化了的中國工人運動領導者成為中國人民的堅強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人為中國民主革命不僅找到了出路，而且經過艱苦的實踐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通過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公有制經濟占據國民經濟的絕大多數；通過民主政治建設，制定了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立了適合中國的國體和政體，順利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任務，成功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可見，只有中國特色的道路才能挽救中國。

其次，沒有中國道路，就不會有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只有這個國家的發展實情能夠證明一切。從1956年開始，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時期，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提出以蘇為鑒，探索適合中國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出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主張中國的工業化必須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以農輕重為序，走工農業并舉的道路，積極發展對外關系等，雖然發展中曾出現“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是從總體來看，我們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無論在經濟、軍事上，還是在科技、外交上都取得了重大勝利。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使得中國經濟迅速騰飛，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國際地位越來越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向世人證明，這條道路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是富有生命力的，中國人民不僅富起來了，而且強起來了。

再次，中國道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制度的誕生，為中華民族找到了正確道路，即中國必須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新起點，也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前提和基礎。一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要求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人類社會是一個由低級到高級不斷向前發展的過程，社會主義社會代替資本主義社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因此，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二是中國國情決定了我們只能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中國歷史決定的，是中國各族人民選擇的。不論過去還是將來，我們都應該堅持這條中國道路。只有堅持這條道路，才能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才能解決各種社會矛盾，才能進一步提高綜合國力，才能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也才能證明社會主義是優越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人類最理想的社會。中國道路為黨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凝聚各種愛國力量、一心一意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樹立了一面鮮明的旗幟，成為社會主義事業開拓前進的指路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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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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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學科化；體系化；范疇化；異質性；中國文學批評；中國化

中圖分類號：i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08)02—0227—08

一、學科化、體系化、范疇化：中國古代文論的西化之路

（一）“學科化”：在學科“史”與學科“死”之間

中國古代文論本來就是中國的，為什么還要“中國化”？事實上，當代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已經西化了，這門西化的學科，正規的名稱叫“中國文學批評史”。要談論中國古代文論的中國化問題，必然要從這樣的追問開始：“中國古代文論”（或稱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中國詩學、中國傳統文論、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門學科，在現當代是如何產生的？為什么會形成這樣一門學科？在“西方化”之前它又是以怎樣的一種面貌現身？為什么要把中國文論中國化？沿著這樣一條路子去摸索追尋，也許能尋找到當代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中的某些最堅硬的癥結所在。

毋庸置疑，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這門學科的產生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有著不解之緣。從某種意義上說，五四運動可以簡單概括為兩個思想傾向：一是對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傳統中國古代文化進行空前深刻的質疑、檢討和反思。在對這一切文化現象背后的思想根基進行價值重估的同時，用一種革命性的激進態度審視中國文化的發展樣態。二是“西學東漸”的文化思潮的形成。隨著對西方思想的大規模引介，中國學界開始在這種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對話中解構對傳統文化既有的觀念，開始用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介入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在這個思想“內發自省”與“外在進攻”的過程中，往往呈現出“是西方化還是東方化”這樣的矛盾論爭。中國古代文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形成并發展的。

對文學理論的清理，最初產生于20世紀的歐洲，以英國學者森次巴力（saintsbury）為代表。他的《歐洲批評和文學趣味的歷史》（3卷本）在1900至1904年之間出版。在這本書中，他對文學批評史這一門學科的基本研究范式進行了初步的勾勒。森次巴力對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研究的影響，主要還是《文學批評史》這本書。正如羅根澤先生在其《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所指出的：“近來的談文學批評者，大半依據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學批評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的說法，分為：主觀的、客觀的、歸納的、演繹的、科學的、判斷的、歷史的、考證的、比較的、道德的、印象的、賞鑒的、審美的十三種。依我看是不夠的。按‘文學批評’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譯語。criticism的原來意思是裁判，后來冠以literary為文學裁判，又由文學裁判引申到文學裁判的理論及文學的理論。文學裁判的理論就是批評原理，或者說是批評理論。所以狹義的文學批評就是文學裁判；廣義的文學批評，則文學裁判以外，還有批評理論及文學理論。”①他認為，在中國本來沒有文學批評這樣一種稱謂，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沒有自己的文學批評，而是說，從一種學理上進行系統清理，或者說，從學科理論高度進行觀照的學術行為，還是在西方學者的研究思路影響下開始的。他把西洋的批評論理論與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思想展開對比，認為“西洋所謂criticism，中國古代名之曰‘論’。……由此知‘論’是‘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辨其實虛’正是西洋的criticism”②。

而古代文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真正作為一門學科，則是以陳鍾凡1927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為標志的。他在這本書中第一次將這個范疇理論化，并且運用西方知識體系去統攝中國古代的文論思想。后來者幾乎都是按照這個路數去發展的。方孝岳的《中國文學批評》(1934)、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34)、羅根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43)、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大綱》(1944)、蔡仲翔等人的《中國文學理論史》（五卷本）、復旦大學王運熙、顧易生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七卷本）這些研究大多是從“史”的角度來進行清理的，按照時間線索來進行劃分，把每一個時代具有代表性的文論思想從傳統的文學史和思想史角度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單獨的學科。例如方孝岳的《中國文學批評》，在三卷的論述中，其時間跨度涵蓋了從《尚書》到清代袁枚的各個時期的批評思想，從思想史的角度對各個時期文學批評做出了系統的概括和理論上的歸納。雖然所涉及的批評家只有六十人左右，但是，基本上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論思想家。他從學科對象的角度奠定了中國文學批評的基本研究范疇。

從這個意義上推斷，學科化究竟是意味著中國文學批評史這一門學科的產生，還是中國古代文論的滅亡？事實上，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這一學科的奠基人，幾乎都有著深厚的中學和西學功底，他們用這種學貫中西的理論素養去進行“界定”和價值重估的時候，可以大量地引用西方資料，但是這種富有歷史承擔力的嘗試后來還是遇到很多尷尬的問題：“大多數人以后又從理論探索方面撤退了。他們的研究著作，不用馬克思主義時，能與之暗合；試圖用馬克思主義標榜一下的時候，就常常鬧笑話。”⑤而且，我們通常都認為，歷史就是一種符合客觀事實的陳述，這種陳述是普遍性的具有史料文獻價值的。但是，對中國文學理論思想的這些“史化”性工作，從當今的新歷史主義批評（new historicism）看來，不過是構建一個歷史文本，這個文本與文學文本從本質上說都是一種個體話語言說，其客觀有效性是相當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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