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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篇一
品牌是企業的無形資產，擁有著名的品牌就等于在市場競爭中于掌握了強有力的工具。我國企業品牌建設經歷了品牌意識啟蒙時期，品牌創建時期，品牌競爭時期和品牌國際化時期四個階段。我國企業在實施品牌國際化的過程中可采用直接進入模式，并購模式和自主品牌與oem相結合的模式。
“品牌是一種名稱、術語、標記、符號或設計，或是它們的組合運用，其目的是借以辨認某個銷售者或某群銷售者的產品和服務，并使之與競爭對手的產品和服務區別開來。”[1]品牌在市場營銷中具有產品識別、產品保護、市場細分、市場控制和企業形象傳播的功能。品牌是企業的無形資產，擁有著名的品牌，就等于在市場競爭中于掌握了強有力的工具。世界500強企業憑借雄厚的資本，特別是強大的品牌競爭力，在我國市場上攻城掠地，迅速擴張，甚至控制和壟斷了國內某些行業。它們的強有力發展無一不向我國企業昭示了品牌的重要性。
當世界知名跨國公司大舉進軍我國，并大力實施本土化經營戰略之時，以海爾、長虹等為代表的國內知名企業也不甘示弱，逐漸形成了走向世界、爭創全球品牌的戰略意識，紛紛在觀念、生產、營銷、研發和資本等國際化方面邁出了實質性步伐。目前，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越來越多的我國本土品牌會更加注重國際化經營戰略，以參與世界競爭，與世界跨國公司一道紛爭國際市場，這是必然的趨勢。
（一）品牌意識啟蒙時期。
品牌意識啟蒙時期大致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以后到20世紀80年代末，也就是整個80年代。當時，我國正處于第一輪合資的高峰期，對我國企業來講，品牌是一個陌生的名詞，多半被理解為公司的名稱或產品商標。這一時期，由于熱衷于或者說急于與外國公司合資，加上企業的品牌意識薄弱，我國一些原本已具知名度的品牌被束之高閣，逐步淡出市場。
1980年5月，我國誕生了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此后外資以合資的形式源源不斷地進入我國。合資中，出于外方的要求，我國大量的品牌以商標使用權作價入股，結果紛紛被打入冷宮、逐出市場。這些品牌在合資企業中紛紛被洋品牌所取代。上海家化的“美加凈”被“莊臣”取代；“潘婷”、“海飛絲”、“飄柔”取代了“潔花”；北京牌電視機在與三星合資后隨即消失。
與此同時，為了生存，我國的許多企業不得不進行貼牌（oem）生產。珠江三角洲一帶聚集了大批的oem生產廠家。在這種模式下，中國企業賺的是加工勞務費，外國公司獲取的是高額的利潤。強烈的反差讓我國企業意識到品牌的價值，開始重視創建自己的品牌。
（二）品牌創建時期。
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我國企業進入創建品牌的時期。企業普遍認識到，只有創出自己的品牌，才能在與強勁外國公司的`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這一時期的品牌創建主要有這么幾件事。
1、企業形象（ci）設計。
廣東太陽神企業率先引入“企業形象設計”，建立了差異化的企業形象，獲得了巨大的傳播效果。由此引發了我國企業的“cis熱潮”。1990年，青島海爾集團導入cis，商標從原來的“利勃海爾”演變為“海爾”；1993年，再次修改cis，以“haier”作為商標標志，并提出“真誠到永遠”的經營與服務理念。
2、社會活動造勢。
1991年，我國舉辦了第一屆由消費者投票決定的“中國馳名商標”的評選活動；1992年，國家內貿部、經貿委和電子工業部等機構聯合舉辦“全國暢銷國產商品展銷會”，評選“金橋獎”。此后，各種關于名牌、品牌、商標的評選活動有增無減。
3、政府主導名牌工程。
90年代以來從中央到省市各級政府紛紛實施品牌戰略，以品牌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
4、老字號品牌再造。
中華老字號企業歷史悠久、口碑甚佳，當時在市場競爭中卻因經營手法陳舊、管理落后，曾一度黯然失色。90年代以來，老字號企業經營者們改變經營理念、運用現代化的管理理論，使老字號企業重現生機。“全聚德”在這一方面是一個成功的例證。
（三）品牌競爭時期。
隨著我國經濟的加速發展，賣方市場出現，市場競爭加劇。1995年開始，我國企業進入了品牌競爭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價格戰、廣告戰和服務戰此起彼伏。
在與國外品牌的競爭中，我國企業逐步學到了品牌管理的國際經驗，并伺機反攻。1996年，長虹集團發動價格戰將松下、索尼等日本品牌從市場領先者的交椅上拉了下來。其他行業的價格戰也頻頻發生。格蘭仕多次發起微波爐的價格戰，手機、電腦市場的價格戰更是俯首即拾。
1995年起，中央電視臺每年都要對其黃金廣告時間進行公開招標，中標者稱為“標王”。孔府家酒、秦池酒、愛多vcd等都幾任“標王”，并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由此可見我國企業廣告戰的一斑。2006年的黃金廣告時間該稱為“黃金資源”，把世界杯等重大賽事的廣告時斷也納入招標范圍。
同時，很多企業已意識到，單靠價格、廣告、促銷和質量已不足以吸引和保持顧客，只有為顧客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務，才能在品牌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海爾的“星級服務”、榮事達的“紅地毯服務”、tcl電腦的“星光使者服務”等都在消費者心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品牌國際化時期。
進入新世紀，我國一些優秀企業紛紛提出品牌國際化的戰略。我國企業品牌建設進入國際化階段。
這一時期這些企業的實力已經壯大，具備了在全球化環境下做大做強自主品牌的條件。為適應國際化的發展需要，許多企業都創建使英語國際發展的品牌名稱。聯想將原來的“legend”改為“lenovo”，取“創新的聯想”之意，同時也是因為“legend”在許多國家遭遇搶注；廈新也以簡潔明快的“amoi”代替了原來的“amoisonic”。
海爾、tcl等企業紛紛打入國際市場。tcl收購了德國的斯耐德（schneider），海爾則是在海外投資設廠，格蘭仕則仍然孜孜不倦地從事oem生產，強調“格蘭仕制造”。
（一）市場的選擇。
從進入什么國家和地區的角度看，我國企業有三種模式可供選擇：
第一種模式是先進入不發達國家，然后進中等發達國家，最后進發達國家。這種模式的優點是市場容易進入，不發達國家都比較小，經濟水平較低，因而建立品牌形象和信譽的投資比較少，還有優惠政策。這種先易后難的模式可以為公司在國際市場上建立品牌信譽提供直接的操作經驗。
第二種模式是先主攻發達國家市場，再轉向其他國家市場。攻下發達國家，在他們那里樹立起品牌信譽和形象，品牌經受了最嚴格的考驗和進步，成為國際性品牌。再到中等發達國家或不發達國家市場，會被全球市場所接受。我國目前只有海爾、春蘭等少數大型家電企業采取了這種模式。海爾認為，在主攻美國市場獲得成功時，再進入歐洲、日本市場，對其成功極有幫助。春蘭最先在美國、日本、法國和新加坡等國設立了十家海外分公司，到現在陸續形成了歐洲、美洲、中東、東南亞和東亞等五大經營區域，產品遍布世界84個國家和地區。
第三種模式是中間路線模式。中間路線模式試圖取先易后難和先難后易模式各自的優點，同時想避開他們的缺點。先進人中等國家市場，積累在異國他鄉建立品牌信譽和形象的經驗，積累更多的資本實力和營銷經驗，以期向發達國家進軍。因此，這對有實力但又不夠強大的企業，是一條可取之路。
（二） 品牌國際化模式的選擇。
從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模式看，我國企業也有三種模式可供選擇：直接進入模式、并購模式和自主品牌與oem相結合的模式。
美國的零售商認為，他們一直在尋找適當價格的良好產品吸引消費者來購物，如果中國的企業能提供這樣的產品，他們將會考慮銷售中國品牌產品。[4]在品牌的國際化運作上，海爾采用的是直接進入模式，采取了直接出口海爾品牌的產品和在國外直接開設工廠相結合的形式。
上海廣電集團（sva）是另一個采用這一模式的企業。在國內，上海廣電集團以一步一個腳印的方式在國外的兩三年間逐步進入美國市場。上海廣電從生產傳統的彩色電視機轉型為關注于高端等離子電視機、平板顯示器和dlp投影電視機的領先電子集團。上海廣電是一個以低成本大規模生產高質量產品的企業，其年銷售收入達40億美元。當時在海外，它的營銷技能能否奏效，上海廣電并不能肯定。
在進入美國市場時，上海廣電做出了幾個重大的選擇。
首先，它決定在分銷上主要依靠提供促銷和服務幫助的當地經銷商，如ingram micro和d&h分銷公司。與當地經銷商的合作使上海廣電有機會和時間去了解美國市場，以便營造自己在當地市場的營銷能力。盡管上海廣電在美國直接銷售其產品，但它也意識到要進入象沃爾瑪這樣的大型零售企業，需要符合一定的物流、服務和促銷標準。
其次，上海廣電在行業促銷活動上與經銷商進行合作，包括參加行業大會，而不是花錢建立品牌認知度。中小經銷商認為，上海廣電提供的低成本產品使得他們能夠與大型零售商競爭。
第三，上海廣電決定避開低端彩電市場。因為在這個市場上充滿了中國企業貼牌生產的產品，競爭十分激烈。上海廣電選擇了高端的等離子和平板電視機和顯示器。這些產品的銷售增長迅速，并且與其他中國產品競爭的機會較少。它想自己被看成是地價高質的企業，其產品價格定在低于日本和韓國同類產品但又高于僅以低價取勝的產品之上的價位。
最后，盡管許多中國企業不承認了解美國市場的重要性，但上海廣電從一開始就決定采用美國團隊來經營其美國業務。此外，他們還聘用了索尼的前生產經理來控制生產質量，并與國際企業合作以改進其產品設計。
并購（m&a）是進入國際市場的另一有效策略。被收購的目標企業應具有有價值的資產，如品牌、顧客群、技術或者渠道。收購方可以先將被收購企業的生產轉移到中國，并保持原來的品牌和渠道，然后，逐步實施共同品牌以建立中國品牌在當地消費者心中的認知與形象。一旦這種形象和認知有了堅實的基礎，再把原來的品牌淡出市場。
tcl使這一策略采用和實施。2002年9月，tcl收購了德國的電視機制造企業斯耐德電子（schneider electronics）以期進入歐洲市場。tcl的收購包括斯耐德的工廠、連鎖店分銷網絡、特級市場（hypermarkets）、目錄郵購和一系列品牌的商標權。tcl雇用了一個專業團隊來了解和掌握當地市場和銷售網絡。tcl的此舉主要思想繞過歐洲國家的進口配額，在歐洲銷售tcl品牌的產品。tcl品牌的產品已經在澳大利亞、中東、南非、俄羅斯和東南亞一帶銷售。一旦這一策略實施成功，有朝一日，tcl品牌的產品將在歐洲銷售。
格蘭仕在進入國際市場時采取了與海爾和tcl不同的戰略。格蘭仕是1978年成立的一家紡織企業，當時只有200多員工。1992年，它開始生產微波爐，并很快就進行oem貼牌生產，目標是降低生產成本，但在中國還沒有投資設廠的外國企業。目前，格蘭實施世界最大的微波爐生產企業，其產品的世界占有率達30%，國內占有率達70%。格蘭仕擁有80多份oem合同，60%的收入來自oem生產。
在品牌國際化的策略上，它采用的是自主品牌與貼牌生產相配合的模式。格蘭仕的企業定位是全球名牌家電生產制造中心。給國際知名品牌做貼牌生產正是這一定位的具體體現。格蘭仕的自主品牌曾在阿根廷具有超過70%的市場占有率，但因此遭到了反壟斷的問題。于是，格蘭仕決定收縮自主品牌的在國外的占有率，通過oem方式以提高產品的市場占有率來曲線占領市場。但是這種策略的最終目的還是要過渡到用格蘭仕品牌生產的目的。
品牌的國際化越來越受到我國企業的重視。品牌國際化是應對全球化競爭的必由之路。與世界名牌相比，中國品牌不論在品牌價值、經營規模、世界市場占有率還是技術水平上都有相當差距。中國第一品牌海爾的價值僅530億元人民幣，而世界第一品牌可口可樂則值704.5億美元。創國際化品牌與綜合國力和整體國民素質的提高、生產技術的改進具有密切聯系，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只要中國企業適時適當地運用好國際化的品牌戰略，就一定能創出我們自己的世界名牌。
[1]菲利普科特勒。營銷管理：分析、計劃、執行與控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2]盧泰宏。建構中國品牌管理平臺[j]。品牌，2001（8）。
[3]宋永高。中國品牌國際化的市揚選擇模式[j]。商業研究，2003（13）。
[4]gao， paul and jonathan r。 woetzel， “can chinese brands make it abroad？”， mckinsey quarterly， 2003 special edition： global direction。
中國道路篇二
;摘 要：中國共產黨、中國道路和中國夢三者是辯證統一的，相互聯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道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道路的開拓者和領路人；不走中國道路，就無法實現中國夢，中國道路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與現實選擇；能不能實現中國夢，關鍵取決于中國共產黨，中國夢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和不渝追求。正確認識三者之間的關系，對于我們堅持黨的領導，找準歷史方位，明確奮斗目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中國道路；中國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成立90多年來，帶領中國人民先后完成和推進了三件大事：徹底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無愧于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的光榮稱號。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報告中進一步科學地闡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出了“道路自信”的重大命題，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大型展覽“復興之路”時明確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道路決定命運，實現中國夢，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他再次強調，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中國波瀾壯闊的近現代史昭示我們：中國共產黨、中國道路、中國夢三者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共同構成一個有機整體。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領導核心，中國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選擇，中國夢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堅定不移地走中國道路；只有堅定不移地走中國道路，才能真正實現中國夢；只有實現了中國夢，中華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確認識三者之間的關系，對于我們堅持黨的領導，找準歷史方位，明確奮斗目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中國共產黨：中國道路的開拓者和領路人
政黨是一定階級、階層的政治組織，始終代表著一定階級、階層的根本利益。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的黨。這一性質從根本上決定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始終站在時代前列，永葆先進性，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本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以改革、發展和創新精神，帶領人民不斷開拓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新局面；必須順應歷史潮流，把握時代規律，勇挑歷史重擔，主動抓住機遇，為國家謀富強、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
1. 中國共產黨的階級性決定了其必須成為中國道路的開拓者和領路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一性質決定著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準確把握歷史脈搏，堅定站在時代潮頭，積極順應社會要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艱苦奮斗、銳意改革，積極引領社會發展和進步。事實證明，正是因為做到了這一點，我們黨才能夠始終保持先進性，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及時改正缺點錯誤，最終探索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真正找到了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民族復興的正確道路。
新中國成立后，為集中精力恢復國民經濟，繼續完成民主革命遺留的歷史任務，改變國家貧窮落后的面貌，實現人民幸福、民族振興，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團結和帶領廣大人民群眾，提出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制定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將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在經濟方面，消滅了剝削制度，建立起了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政治方面，廣大勞動人民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確立起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在文化方面，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走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初步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積累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為中國道路的開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文革”結束后，為破除陳舊落后思想的束縛，改變經濟發展停滯的狀況，恢復社會生產力，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發展社會主義，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積極進行撥亂反正，全面糾正“左”傾錯誤，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通過總結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借鑒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我們黨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從而吹響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號角。
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我們黨緊緊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逐漸認清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正確地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建立和完善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了新的科學水平，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
2. 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決定了其能夠成為中國道路的開拓者和領路人。先進性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特征和本質屬性，是中國共產黨存在和發展的基本依據，是中國共產黨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我們黨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開拓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承擔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適應時代和實踐發展的要求，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永葆與時俱進的品質，以巨大的政治勇氣、理論勇氣、實踐勇氣，在不斷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及時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的理論問題，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正確回答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明確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創造性地回答了“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這個關系中國未來前途和命運的重大戰略問題，著力推進科學發展，全面促進社會和諧，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得以形成，成功地開辟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不斷豐富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
中國道路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實事求是，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通過艱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而最終開拓出來的。沿著這條道路，我們黨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立足國情、放眼世界、注重實干、力戒空談、統攬全局、協調各方，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我國連續30多年保持了近10%的經濟增長率，是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率的3倍多，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全球貿易規模躍居世界第一，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對外投資大幅增長，綜合國力大幅提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增長了30多倍，農村貧困人口從2.5億減至1400多萬，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了13億人的吃飯問題，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超過70%的貢獻。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拓，離不開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蒸蒸日上。
二、中國道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和現實選擇
道路問題至關重要，道路決定命運。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第一位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正確的道路選擇，民族復興就會有希望，國家富強就能順利實現，人民幸福就能得到保障；錯誤的道路選擇，民族復興就可能成為泡影，國家富強就可能夭折，人民幸福就可能是一句空話。因此，要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勝利，就必須解決道路問題。歸根結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就是解決道路問題的過程，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深化認識和做出正確選擇的過程。
十八大報告第二部分以“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為題，全面闡述了道路問題，明確指出：“道路關乎黨的命脈，關乎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幸福。”[1]這一關于道路問題的最新論斷，是我們黨對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探索、開創、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驗總結，標志著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問題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階段，對于澄清一些錯誤的思想認識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我們選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以實現中國夢為最終目標的。中國夢是我們最終的價值訴求。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離開了中國道路，中國夢只能成為“白日夢”。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與現實選擇。
1. 中國道路是被歷史證明了的實現中國夢的唯一正確道路。近代以來，為尋求民族自強和復興，實現國家獨立和人民解放，一批又一批的中國人前赴后繼，進行著艱辛的探索和實踐。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地主階級抵抗派，主張抵抗西方列強的侵略，“師夷長技以制夷”，向西方尋求救國御侮之道；以曾國藩、李鴻章為代表的地主階級洋務派，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辦洋務、開西學，向西方尋求“自強”、“求富”之道；以洪秀全、洪仁玕為代表的農民階級，主張實行絕對平均主義，建立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效仿西方，發展資本主義；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主張向西方學習，變法維新，救亡圖存，開議院，興民權，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以孫中山、黃興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主張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結束封建帝制，倡導三民主義，實行五權分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然而“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2]1470歷史證明，由于不了解中國的國情，脫離實際，沒有科學的理論指導，未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和要求，他們的探索和實踐最終都以失敗告終，沒能找到一條實現中國夢的正確道路，沒能從根本上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2]1471十月革命后，一大批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開始自覺接受和宣傳馬列主義，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走自己的路，積極探索爭取民族獨立，實現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經過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最終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選擇，是人民的選擇。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實現國家統一、人民解放、民族獨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才能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民族復興。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完全正確的。在當代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是實現中國夢的唯一正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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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道路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不斷探索和追求民族解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我們已經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跨越，正在走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道路就其本質屬性而言是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是一條立足國情的道路，是一條開放包容的道路，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是一條歷盡艱辛，曲折向前的探索之路，是一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是一條促進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之路。
關鍵詞：中國道路；本質屬性；理論特色
doi：10.15938/.2016.04.012
習近平指出：“全黨同志必須牢記，道路決定命運，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們必須堅定不移走下去”中國道路貫穿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90余年的奮斗歷程，為了探索中國道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中國共產黨人信念堅定，始終如一，百折不撓，終于找到了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道路和民族復興的偉大道路。
一、獨立自主：始終堅持走自己的路
1.中國革命：從走俄國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
習近平指出：“中國革命的道路來之不易，……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給處在迷茫中的中國人指明了方向。毛澤東指出：“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感召和影響下，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選擇了暴力革命這條俄國式的民族解放的道路。但是，在進行武裝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我們基本上照搬了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學說和俄國“城市中心論”理論。“八七會議”做出武裝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的決定。但是，我們黨領導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都先后失敗了，這一系列的失敗說明“城市中心論”的道路在中國走不通。1928—1930年間，毛澤東在革命根據地建設實踐的基礎之上，深入調查，潛心研究，先后撰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來闡述論證中國革命的發展道路問題。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的道路“不是先占城市后去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實踐證明，這條道路是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也是實現民族解放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2.社會主義建設：從蘇聯模式到中國特色
二、立足國情：始終堅持走與實際相結合的路
1.革命道路：立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
毛澤東指出：“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國情是一個政黨制定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出發點。一個社會最大的國情，就是這個社會的性質。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一種畸形的社會形態。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找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字眼，馬克思恩格斯沒有使用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列寧曾經分別使用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概念。1912年，列寧曾經在《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提到：“中國這個落后的、農業的、半封建的國家。”1915年，列寧在《論歐洲聯邦口號》中指出，世界上的國家，除了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以外，還有中國，波斯、土耳其“這三個所謂半殖民地”國家。1916年，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指出：半殖民地“它們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卻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關系的羅網纏繞著。”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第一次認識到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是在1922年召開的黨的二大，并依據中國社會的性質黨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綱領。盡管如此，在中共“二大”以后關于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分歧卻依然存在，并且影響到對中國革命發展方向的認識。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實質上是要取消民主民族革命，王明的“一次革命論”實際上是要超越民族民主革命階段。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黨的“六大”仍然認定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殖民半封建社會。但是，黨的六大以后，由于黨內認識的分歧對中國社會的性質的認識又產生了爭議。毛澤東始終堅持對中國社會性質的正確認識，他強調“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毛澤東認為，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和清政府的統治、北洋軍閥政府的統治沒有區別，依然是對內鎮壓、對外投降，中國社會的性質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既不是王明的“一次革命論”，也不是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而是分“兩步走”。在這兩步走的時候都必須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革命的性質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毛澤東準確把握住了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認識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系列特點，并在此基礎上解決了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相關的一系列理論和現實問題，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理論基礎。
2.建設道路：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
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社會主義應該首先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但是，事實恰好與此相反，社會主義首先是在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基礎上，也就是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統治鏈條上最薄弱的環節”上首先建立起來的。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就是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超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建設社會主義首先對發展的階段必須有一個清醒地認識。否則，就要走彎路、受挫折。建國前30年，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上之所以遭受挫折，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我們所處的發展階段認識不清醒。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面臨著一個重新認識國情、重新定位我們國家的發展階段的問題。1980年，鄧小平指出：“不要離開現實和超越階段采取一些‘左’的辦法，這樣是搞不成社會主義的。我們過去就是吃‘左’的虧。”1981年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黨的正式決議中第一次提出“我國的社會主義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1986年9月，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再一次重申“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1987年，黨的十三大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標志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正式形成。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論、基本綱領和基本方針，全面深化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江澤民指出：“我們講一切從實際出發，最大的實際就是中國現在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一座理論大廈，那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就是這座大廈的基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了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立足點，成為我們黨制定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基本依據，成為反對“左”和右的傾向的有力理論武器。
三、開放包容：始終堅持走爭取支持幫助的路
1.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爭取一切力量對革命的支持
毛澤東曾經形象地把中國社會的結構比作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這兩頭一頭是工人階級、一頭是統治階級，中間是農民階級。由于中國工人階級的數量的限制，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爭取其它階級對革命的支持，組成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為了爭取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建立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就是爭取一切力量支持革命的重要方法，統一戰線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之一。毛澤東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要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這是因為，中國革命的敵人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敵人是強大而兇猛的。同時，“由于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產生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敵人的強大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決定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殘酷性。無產階級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同盟者，組成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擊敵人。在對待中國資產階級的問題上，毛澤東最大的貢獻就是把中國的資產階級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部分是民族資產階級。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對象，民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同盟者。革命的統一戰線，一個是工農聯盟，這是統一戰線的基礎；而另一個就是無產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重性決定了他們在一般情況下能夠參加統一戰線，成為無產階級聯合的力量。除此之外，在黨內善于團結不同意見的同志一道工作，也是爭取革命力量的一種形式。毛澤東指出：“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們不僅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們當中還有犯過很大錯誤的人，不要嫌棄這些人，要準備和他們一道工作。”毛澤東關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包括那些反對過我們并且已經證明是反對錯了的人”的思想，體現了共產黨人的寬廣胸襟，匯集了革命的正能量。
2.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現代化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我國進入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社會主義建設首先就有一個調動國內外積極因素的問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為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又一個課題。對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艱辛的探索。毛澤東指出：“在國內，工人和農民是基本力量。中間勢力是可以爭取的力量。反動勢力雖是一種消極因素，但是我們仍然要作好工作，盡量爭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在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不中立的可以爭取為中立，反動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總之，我們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在這里，毛澤東認為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積極因素是兩個方面，一個是國內的，一個是國際的，兩個積極因素都要利用起來。而對于調動積極因素的作用，其目的非常明確就是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除此之外，毛澤東還講到了爭取外援，學習國外先進經驗的問題。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專門論述了“中國和外國的關系”，正確處理“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就是對外學習和借鑒的問題。在“中國和外國的關系”中毛澤東系統的提出了“敢不敢學”、“向誰學”、“怎樣學”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拓展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思路，實際上吹響了我國對外開放的號角。但是，在建國前30年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由于帝國主義的封鎖和國內極“左”思潮的影響，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實際上還是處于“封閉或者是半封閉的狀態”。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辟了改革開放的新紀元。鄧小平高瞻遠矚，把對外開放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從建立經濟特區、開放沿海港口城市、開辟沿海經濟開放區，再到沿邊開放、沿江開放和內陸開放，對外開放的步伐一天天加快，開放的層次一步步擴大，對外開放的成效日益顯著。黨的十三大把對外開放作為“一個基本點”寫進黨的基本路線，標志著對外開放成為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成為改革初期兩項最鮮明的政策。面對經濟全球化趨勢，以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實行長期的全面的對外開放，這是促進中國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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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黨支部：
黨的xx大報告科學分析國際國內形勢發展，把“必須堅持和平發展”作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必須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之一，并再次鄭重宣示“中國將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并全面闡述了我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向。我們要深入學習領會黨的xx大精神，充分認識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科學內涵和重大意義，在新形勢下繼續沿著和平發展道路奮力向前邁進。
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人民從近代以后遭受戰亂和貧窮的慘痛經歷中，深感和平之珍貴、發展之迫切、合作之重要，深信只有和平才能實現人民安居樂業，只有發展才能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只有合作才能實現世界和平穩定。走和平發展道路，就是要堅持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共贏的發展，通過爭取和平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發展來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擴大同各方利益匯合點，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這是中國人民順應時代潮流，根據自身根本利益和文化傳統作出的戰略抉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和必然選擇。
走和平發展道路，必須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奉行不結盟政策，主張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和熱點問題，反對動輒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堅持把中國人民利益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結合起來，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張正義。作為國際社會的重要成員，中國始終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力量。通過對國際社會的巨大貢獻，中國為自身贏得了良好發展環境，得到了巨大發展，同時也壯大了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正義力量，已經并將繼續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越來越大的貢獻。
走和平發展道路，必須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和平發展，就是要打破“國強必霸”的傳統邏輯，在中國強大起來的情況下，始終堅持防御性國防政策，不同任何國家搞軍備競賽，不走侵略擴張、爭霸世界的老路。中國將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發揮負責任大國建設性作用，反對新干涉主義，反對肆意顛覆別國合法政權，團結國際社會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共創人類美好未來。
匯報人：
中國道路篇五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道路交通也要跟上，一座城市的交通會對城市的發展有著巨大的影響。那么中國最長的城市道路是在哪里呢，由百分網小編來告訴你!
經十路的道路及環境建設工程是濟南市實施“東拓”、“西進”城市發展戰略的'基礎性工程，是省市確定的重點建設項目，是濟南市“實現新跨越，建設新泉城”戰略目標的重點工程，也是城區建設的示范工程。通過經十路的升級改造，提升老城形象，完善城市功能，改善道路交通條件，為2004年亞洲杯足球賽在濟南的順利舉行提供了保障。
，東起濟南章丘 雙山街道與 普集鎮交界處，西經 歷山路、穿 津浦鐵路至 段店橋再到濟南長清區陳莊路口，全程長達90公里，中段(歷山路至 緯十二路)系市區內環路南段。
1941年新辟廣場東溝至營市街路基，寬16米。1949年后，經多次向東延伸、加寬和鋪裝路面，并把營市街至段店橋路段并入形成該路。1972年起展寬段店橋至緯十二路路段，1973年展寬緯十二路至勝利大街路段，1977~1978年展寬 勝利大街至歷山路路段，1984年展寬歷山路至省團校路段。段店橋至營市街路幅寬35米，其中車行道23～30米，兩側人行道各2.5～6米(鋪裝3米);營市街至濟王公路路幅寬50米，其中快車道15米，兩側綠隔帶各2米，慢車道各7.5米，人行道各8米(鋪裝2～3米)。歷山路口以東路面為瀝青混凝土路;人行道為2∶8灰土基礎15厘米，水泥砂漿3厘米，上鋪水泥花磚。歷山路口至營市街路面快車道為瀝青混凝土路;人行道鋪水泥花磚。營市街至段店橋(除立交道外)路面是瀝青混凝土路;人行道與歷山路口至營市街路段相同，僅鋪至立交道東口。工程于1984年底全部竣工，總投資695.35萬元。
統籌城市協調發展，強化和提高規劃與設計的理念與水平，是經十路道路及環境建設工程的最大特點之一。有關部門聘請 清華大學、 同濟大學、中規院等知名院校，以及北京、上海、深圳等先進城市專業部門的知名專家，進行了城市設計、區域性交通咨詢與規劃，以及環境設計、綠化設計、市政設計和管線綜合設計等。其次，該工程是未來城市發展的基礎性工程，是具有分段多功能的城市主干道，交通功能與城市景觀功能并重，是城市客流及機動車交通流的重要走廊，所以經十路建設的總目標為，強調綜合功能的發揮，創造宜人、暢達的交通空間。
在綜合診斷交通狀況、高標準搞好交通規劃方面，濟南市結合交通服務功能和用地功能，按照行人交通、公共交通、小汽車交通、自行車交通的順序，合理分配道路資源，全面實施公交優先，設置了公交專用道和港灣式公交停靠站，使公交車平均車速由原來的13至15公里/小時提高到現在的20公里/小時以上。通過交叉口渠化設計、增加車道數、設置調頭車道、鄰街出入口右進右出、禁止左進左出、整合鄰街出入口等措施，有效提高了交通的效率和效益。brt-2快速公交已于2008年9月開始在經十路運行。
以人為本，構建舒適宜人的空間，充分考慮自行車、行人的交通特點，采取了慢行交通一體化設計，實現了快慢之間的分離，有效提高了慢行系統的安全度、舒適度，提高了慢行之間的互容性，并節約了土地資源。停車設施設計為路外和路內兩種方式，路內在慢車道外側設置了一條沿線停車帶，全線路內停車位約3000個，一度停車，功能兼容。
堅持“三高”方針，遵循價值工程理論，高標準進行道路設計。路面結構按i級城市主干道標準進行設計，快車道72厘米的結構層厚度，與面層 sma新材料相匹配，確保了道路結構的強度要求和行車舒適度，解決了全市長期以來因道路結構強度偏低而造成的整體壽命下降問題。而路口處路面基層采用瀝青穩定大碎石新材料，施工速度快、性能好。
同時，設計施工單位注意因地制宜，盡可能擴大綠量、豐富景觀。根據東段、中段的不同情況，東段設計依山就勢，以突出植物景觀，實現生態效益為目標，使綠化與周圍山體完美融合;中段紅線外增加了行道樹，形成林蔭大道，盡可能增加節點綠化，喬灌結合， 黃山欒、 法桐、 國槐分段變化，并通過沿街單位的透氣墻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交相輝映，綠量充足。燕山立交橋下的健身廣場，依橋而建，因山得名，人在林中走、車在樹梢飛，曲徑、小橋、綠林、流水與健身器材、服務設施渾然天成，匠心獨具。
中國道路篇六
;內容提要 中國道路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展開的關于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踐的探索，其歷史與邏輯起點可以溯源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因而，可以從廣義與狹義兩個維度來界劃中國道路。從廣義層面而言，新中國成立以后展開的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建設與改革的整體性歷史，都可以納入到中國道路的討論域之中;從狹義層面而言，中國道路特指改革開放以來所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無論是從廣義還是狹義維度，中國道路背后都關涉一個核心的通約性理論問題，即如何正確處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設想與中國本民族國家社會主義具體實踐之間的張力關系，從而構筑出一條既堅守經典理論的本質規定性，又彰顯本國具體實際，更區別于他國模式的科學發展道路。衡量中國道路需要拓展理論視角，從多元維度出發加以綜合把握。其中，從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線索來衡量，有助于從根本上講清楚中國道路產生及其發展的內在歷史必然性;從社會主義及其中國實踐的歷史線索來衡量，有助于全面揭示中國道路的本質屬性及其不斷成功的內在密鑰;從人類走向現代化的整體性歷史線索來衡量，有助于在更加普遍寬廣的范圍內講清楚中國道路的世界效應。辯證理解中國道路還需要運用科學方法論的指引，即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從整體上對中國道路的歷史進程做出科學的分期并展開理性的認知與探討。
關鍵詞 中國道路 70年 社會主義 “三個意味著” 歷史分期
中國道路是當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議題，大量研究對這一話題進行了集中關切，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理論研究成果。不同學者基于不同的理論旨趣與研究偏好，對中國道路的理論內涵進行了不同維度的解讀。在繼承目前學界現有積極成果的基礎上，深化對中國道路的研究，需要尤其注重回答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如何辯證把握中國道路的豐富理論內涵問題，二是如何綜合定位中國道路的歷史方位及其時代坐標問題，三是如何對中國道路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作出科學的界劃問題，四是如何正確對待中國道路不同發展階段之間的辯證關系問題。科學回答上述問題，從本質上就是應當科學闡釋中國道路的歷史起源與邏輯發展問題，亦即從根本上講清楚為什么中華民族在近代以來長期不懈的艱辛奮斗過程中選擇了這樣一條發展道路，講清楚為什么探索與堅持這一條發展道路的歷史重任必然落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身上，講清楚中國道路在艱辛的探索之中為什么能夠不斷取得勝利，講清楚中國道路為什么是當代中國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根本之路。
一、內涵：中國道路的歷史邏輯與本質特征
中國道路從根本上講是一個專有名詞，有特定的邏輯所指與理論內涵。所謂中國道路，就是特指關于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盡管在一些學者看來，關于中國革命的道路也可以被稱為中國道路，例如，美國學者塞爾登將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的治理方式稱為“延安道路”。[美]馬克·賽爾登：《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魏曉明、馮崇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但從目前學界關于中國道路討論的角度來看，現有相關研究存在一個潛在的共識，這就是當前所言的中國道路，其實是特指關于社會主義在中國建設的道路。
1.1949年：中國道路歷史起點的錨定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與社會主義的前進方向。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就曾明確指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頁。盡管中國革命從屬性上來說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價值導向與實踐旨歸則是社會主義。這一點毛澤東曾做出過系統化集中化的闡釋：“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9頁。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必須首先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這種理論與實踐上的“天經地義”從根本上是由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所形塑的。具體而言，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革命情勢的艱巨性與復雜性，使得中國革命不可能通過“畢其功于一役”的方式直接獲得勝利，而必須首先解決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任務。只有待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任務完成之后，才具備了導向馬克思主義理論所設定的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與現實可能性。因此，中國革命需要分兩步走，即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步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二步。“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6頁。
社會主義在中國從一種理論設想向現實制度形態與實踐運動轉變的標志，是1956年關于農業、手工業與資本主義工商業“三大改造”的完成。因此，有觀點認為，關于在中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國道路”，其歷史起點應當溯源于1956年。但實際上，從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已經逐步有計劃地推進社會主義在中國探索與實踐的步伐。例如，1949年以后的國民經濟恢復期，盡管從制度的創制上來看，此時仍然是以新民主主義制度為主，但這一過程中社會主義的因素始終在不斷增加，資本主義的因素在不斷減少。正是基于上述狀況的考量，毛澤東明確對當時社會上出現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秩序”的觀點做出了批評。毛澤東在1953年6月15日晚聽取并討論李維漢《關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的報告時明確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16頁。“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斗爭，是變動很劇烈很深刻的時期。我們現在的革命斗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斗爭還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資本主義絕種。‘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斗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217頁。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建國以后中國共產黨就開始了關于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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