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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里有為何為何篇一
;網上流傳著“過午不食”的說法，晚餐是少吃，還是不吃呢？其實，“過午不食”是佛陀為出家人制定的戒律，也叫作“不非時食”，即只能在規定的時間內進食，其他時間不可以進食。佛教認為，每天只用吃兩次飯，這樣才有更多的時間修行;另外，吃得少可以降低愛欲。現在一些減肥人群也主張過午不食，每天下午兩點以后就不再吃東西了，希望通過節食達到控制體重的目的。
“過午不食”只適合特殊人群，例如上面提到的修行的僧人。因為如果午餐后不再吃東西，那么到第二天早上6點，至少有16個小時沒有進食。胃中食物被消化吸收后，胃分泌的胃液會腐蝕胃黏膜，從而導致一些胃腸道疾病的發生。
那么晚餐到底什么時候吃，吃多少才合適呢？一般建議應該每天吃晚餐，進食時間宜在酉時（17—19點），以18—19點最佳。因為酉時是腎經當值之時，氣血流注腎經，是人體貯藏精華、調養腎臟的最佳時間。晚餐中的食物可以提供人體氣血精華，所以晚餐最好安排在酉時。
古人提出“早咸晚甜”。從中醫理論講，食物有五味，入五臟，咸入腎，甜入脾，養胃的飲食宜早餐吃咸，晚上吃甜。晚上可以飲一杯蜂蜜水，有清腸養胃、潤肺養顏的作用。蜂蜜水對胃酸分泌具有雙向調節作用，可以增加胃酸、幫助消化，還可以中和胃酸、保護胃黏膜。
一般人群的晚餐總熱量以占全天的30%左右為宜。在食物的選擇方面，晚餐盡量吃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和豆制品，少吃脂肪類食物，動物內臟少吃，同時還要葷素搭配得當。這樣既能幫助消化吸收，又能提供人體所需要的營養物質，有利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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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一個對他人?對社會滿懷著愛和責任感的老人,在一個普遍以自我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一個像土地般樸素?真誠,從來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個講究包裝?炒作?媚俗的年代里"走俏"了。
在學術之外,季先生又有怎么樣的長者風范呢?還是舉幾個例子?
季先生還毅然接受了一個巨大的挑戰,研究?翻譯?考證了新疆發現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羅語文獻《彌勒會見記》,這項研究難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國際學術界?這時候的季先生已經是七八十歲的高齡了?更重要的是,一直到今天,季先生還是中國唯一一個可以釋讀吐火羅語本身的學者,也就是說,如此高齡的季先生在為捍衛吐火羅語發現地 ---中國的學術榮譽而孤身奮戰!
歌詞里有為何為何篇三
;在近十年的創作過程中，梁鴻已然完成了從學者到作家身份的轉型。從具有紀實色彩的“梁莊系列”到如今文學性濃厚的《四象》，梁莊作為其文學書寫的載體，始終承載著作者對世界的認識和思考。梁莊之所以能夠醞釀為獨特的敘述空間，并不斷被加工和塑形，不得不追溯到梁鴻當初選擇離開書齋，重返鄉村的一次文學實踐。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梁莊》的2014年版附錄中，梁鴻補入了一篇名為《艱難的“重返”》的自述，這被她看作一次重返梁莊后反思自己的機會。作為返鄉經歷的梳理，梁鴻用一種近乎“情感宣泄”的方式呈現了內心堆積已久的矛盾、糾結和困惑。來源于城鄉、階層、文化、知識上的隔閡使她意識到了生活和寫作的限度，尤其是當個體難以突破由社會整體形成的問題時，我們看到充斥在文本中個人情感的沖突和身份認同的曖昧不明。正如文學評論者所言，“梁莊系列”雖然涉及了很多很重要的事，但總感覺有些粗糙，而《神圣家族》與之相比，便開始圓滿起來，梁鴻也具有了一個真正寫作者所具備的面貌①，這里的寫作者形象，已經不再隱含之前作為參與者和行動者的性質。其實在非虛構的“梁莊系列”到具有自傳性小說《梁光正的光》，再到如今帶有濃厚現代主義色彩的《四象》的創作轉型中，明顯可見“我”的介入在文本內部逐漸退場，而這一退場帶來的效力，便是更顯作者把控鄉村人事的自如嫻熟、游刃有余。面對這樣的寫作成熟，我更愿意理解為，文本的敘事避免了處理作為返鄉者“我”，在與鄉村的直接交往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艱難問題。
所謂“文學藝術并非只是強烈感情的瞬間突發，而是昭示著一種深刻的統一性和連續性”②。無論作者是將自我形象納入書寫中，還是隱匿于故事之外;無論是一次重返鄉村的文學實踐，還是日后敘述方式的轉型改變，文學作為“我”與鄉村的中介，勾連著的都是由鄉而城的知識分子對鄉村現狀的復雜情感。重返為何艱難，從建構“梁莊”到建構“自我”，對寫作者而言，是一次個人情感和自我身份的重新梳理。因此，以梁鴻與鄉村的關系作為切入點去解讀“梁莊系列”，乃至理解其在非虛構寫作后的創作轉向，都具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一、“離開這片土地，你才能過好生活”
改革開放以來城鄉之間又產生了一輪新的流動，農村人進入城市的方式大致有三種，主要是招工，其次是參軍和上學，極少數人能通過后兩種途徑進城，梁鴻就是其中之一。她先后在中師學習、南陽教育學院進修，后決定參加本科自學考試，逐漸地從穰縣到了鄭州，從鄭州到了北京。但當她試圖重返故鄉、構建鄉土理想時，才發現作為一個長期離開鄉村的人，并不能理解它。自身攜帶著的城市外部視角已經在塑造和渲染著鄉村，“或者說，自20世紀以來，‘我們在不斷逃離梁莊中試圖建構梁莊。它的生命、歷史和形象，都被蓋上了種種印戳”③。確實，以教育方式隱喻的城鄉文化符號差異，自近代以來一直延續至今，固有的城鄉之別使鄉村成為時代的另一種風景。
對梁鴻而言，她正是“去鄉土化”教育模式下的產物。在其敘述中可知，重返的艱難在于“我”對鄉村的陌生。對鄉土世界的不了解以及鄉村經驗的匱乏，使“梁莊女兒”的身份僵化為鄉村外部的觀察者和記錄者，“去鄉土化”的教育過程已不知不覺地在離鄉者身上發生了作用。“我們受到的教育是，一定要逃離農村，一定要離開這片土地，才能過好生活”④，城市取向的價值預設成為鄉村教育的話語模板，致使人們忽略了鄉土的意義與勞動的價值。正如《中國在梁莊》中的毅志、菊秀、春梅，他們似乎都處在不同程度的虛無中，精神上的深層需求被現實的沖擊篡改，來自于個人的生活狀況、家庭的基本需求等客觀條件推動著他們提前就業，在各行各業中摸爬滾打，歷盡艱辛。正如研究者所言，原本鄉村教育賴以依托的鄉村文化基礎與鄉土意蘊，都在有用性價值的比照中逐步消解⑤，追求效率與利益的社會價值觀念，震蕩著鄉村青年對未來生活的想象。其實質而言，便是身在鄉村，心在別處。
進入城市是農村孩子從小的普遍心理，這一觀念背后隱藏著城鄉結構的失調。事實上，現代教育的“去鄉土化”性質并非只是作為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轉型時期的一大特征。羅志田認為，讀書人不返鄉造成的近代城鄉之別也始于興學堂，廢除科舉制度從根本上改變了讀書人的上升渠道和價值取向，也自然割裂了與鄉間耕讀的聯系。新式教育建制所產生的智識階級，在那時就已經成為區別城鄉的社群象征，與之相伴隨的近代城鄉空間格局的轉移，以及與之相匹配的社會心理結構的變化等因素，自然而然地成為知識者從農村轉向城市的選擇依據⑥。同時自近代以來，以鄉村為主的農耕文化愈發受到以工業和城市為主的西洋文化的沖擊，這一變遷伴隨的是對農村的掠奪。城市就像無數根吸管，把農村的資源吸納到城市中，這其中也包括鄉村文化、教育乃至人才。20世紀，無論是陶行知在20年代的斷言，抑或是30年代晏陽初的思考，還是40年代費孝通的痛心，鄉村教育的“離農”問題一直延續在社會結構的變化中，由此形成的城鄉之別的心理結構更是積淀在歷史的連續性和流動性里，遺留為人們的一種身體感覺和思維慣性。隨著一百多年來現代化的不斷深入和推進，雖然知識分子在“去鄉土化”和“再鄉土化”的過程之間反復，但離鄉的趨勢依舊占據上風，教育引起的單向流動與社會分層導致知識青年難以重返鄉村。
除了這一普遍心理結構外，梁鴻的特殊性還在于，一方面相比于城裔作家，由鄉進城的作家大都習慣以鄉下人、泥土味自我界定，早期對鄉土世界的情感記憶并未完全散去，尤其是目擊了城市對鄉村的侵犯和破壞，其向鄉心態是共同的，雖然進入城市，但在情感認同上依然與鄉村藕斷絲連。但另一方面，就像路遙筆下高加林式的知識分子，他們在城鄉的進退中，內心也總處于自我矛盾之中。雖然對土地的堅守能夠保持作家的情感選擇，但對城市的回歸更是保證生活的基礎。從鄉土世界輾轉到城市中，經過城市化的人，其實很難再逃離城市。尤其是新時期以來他們這代人成長在學習西方的新一輪熱潮之中，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和以經濟為中心的社會目標，同質化的現代教育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知識的“去農化”和“城市化”，“在地性”逐漸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正如梁鴻所說，“我們這一代人可以高考，某種意義上擁有成為所謂精英的可能性”⑦，但是“學校的教育確確實實是知識教育，把人的心靈戕害，把時間占用，而我們根本不愛自己，我們也不愛我們這片土地”⑧。雖然一方面考試制度推動了高素質人才的培養和學術研究的發展，對曾被限制在農村的青年來說是一種向上流動的機會，但另一方面也使農村子女在某種程度上切斷了與鄉村的關聯。作為改革開放后教育體制的受益者，梁鴻通過教育的途徑從邊緣進入中心，但重返鄉村的那一刻起，卻早已察覺自己是異鄉人。考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不僅帶走了鄉村的精英，更甚的是城鄉發展的巨大差異使已經出走的精英難以重返故鄉。
我們會發現，知識本身的“去農”性質與考試的“離鄉模式”最終導致返鄉的艱難與無力。教育似乎是城鄉之間一條隱形的繩索，它的傾斜角度影響著人與鄉村關系的親疏程度，傳統的“農村—城市—農村”的人才循環流動范式，逐漸被“農村—城市”的人才單程流動所取代。離鄉是為了改變農村人的既有身份和經濟狀況，而重返的艱難則在于，“我”意識到在離鄉的過程中，鄉村正作為背景遠去。返鄉者如同《四象》中的高考狀元韓孝先一樣，歷經城市現代化的扭曲發展，個人精神卻處于分裂、無根的狀態，而當企圖重新進入生命的原點時，卻早已喪失了對鄉村的感知。
從前“離開土地才能過好生活”的價值選擇背后留下的是如今“我終將離梁莊而去”的悲哀，這不僅是知識分子的“離鄉化”問題，對于梁莊而言，離去的心理狀態依舊在延續。從《出梁莊記》中可見，面對城鄉漸呈分離的不平衡發展，當代農民，尤其是年輕的一代難以產生對鄉村認同與歸屬的普遍情感。面對這一群體來說，艱難的重返不僅僅是梁鴻的困境，它同樣訴說著梁莊人也終將離開梁莊的事實。
二、“還是回到學術研究，回到紙張之中”
如果說“梁莊系列”的鄉村故事，讓我們看到新世紀鄉村人員、土地、結構以及文化的變動，那么梁鴻的參與和出現，我們看到的則是曾經離開故土的知識分子與親人、與故鄉的糾纏。“重返為何艱難”這一命題，不僅涉及其中看似隱秘卻極為關鍵的現代教育“去鄉土化”問題，同時就整個文學活動而言，這一命題也包含著書齋與行走之間的矛盾。
梁鴻對于書齋的反思其實由來已久。在創作前，作為文學批評者的梁鴻，已經意識到了知識生產的學院化。她認為“強調科學和智識的基本立場與底層大眾之間的關系并沒有改善”⑨，一個作家應該具備自我意識和價值選擇，擁有屬于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體驗，真實而深刻地展現生命的存在狀態。此刻，薩義德的知識分子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她的思考，“知識分子是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個人”而非“淪為知識社會趨勢中的另一個專業人士和人物”⑩的形象，使梁鴻意識到一個有社會擔當的知識分子，可以憑借文學參與公共想象，對現存秩序、對逐漸約定俗成的規則進行梳理與審視。尤其是在《“重返現實主義思潮”與當代文學理論的轉向》中，她提倡文學應對社會重大問題進行現在時的跟進與研究，而非僅僅呈現缺乏理性建構的情感宣泄。
于是在非虛構寫作中，梁鴻直接面臨著突圍書齋后該怎么辦的問題。一些評論者認為個人的頻繁出場不僅擠壓文本中的其他人，直接訪談和快速出版也使作品缺少凝視回望的過程;其見聞錄式的敘述，并未建立與農民、與鄉村之間有效和全新的現實關系，某種程度上說作者的行動并非真正有力，“我”依然是中產階級的行動與介入11。耐人尋味的是，面對評論者的質疑，梁鴻并沒有否認自己在重返過程中作為中產階級的淺薄和軟弱。從梁鴻的情感表達、價值傾向，以及在創作之后的離開中，我們可以大致梳理出她纏繞的邏輯：一方面她哀嘆“我”與梁莊的陌生和疏遠，另一方面卻說服自己“距離是永遠存在的，即使你在鄉村生活，你離這一家遠而離這一家近，也會有隔離”12;一方面強調自我參與的必要，主體進入生活的姿態，但另一方面卻在敘述后的無力感中給自己下了臺階，承認“我”始終只是而且終究只能是個寫作者和研究者;一方面希望發揮知識生產的主體性自覺，“以自己的知識、學問為公眾做些事情”13，另一方面在面對是否行動時，卻認為“個人的生活還在行進，有家庭孩子，也不必每個人都要做苦行僧”14。梁鴻希望行動，但害怕行動，在對放棄行動這一抉擇感到羞恥和慚愧后，卻仍在自我安慰和推諉中緩和了心理矛盾。在各種觀念的交叉和妥協中，我們能夠看到梁鴻勇敢的嘗試和突破，也能看到在這艱難的歷程中她一次次思慮重重的退縮，情感與理性的相互周旋與混雜，使個人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思想的斗爭和撕裂將梁鴻內心的復雜性充分暴露出來。
在大多數人看來，這對于長期從事學術體制化工作的梁鴻來說，能做到這些本身就已經很不容易了，但對于梁鴻自己而言，終究是一次無法抵達的重返。雖然嘗試著回到故鄉、走進生活內部，可終究發現行動只是安慰自我的幌子，“我”依然在憑借自我的修辭在塑造、刪改著梁莊。可見，學院派的知識生產早已遺留為一種制度性的障礙，“任何知識的生產者在生產一定的知識時，必然受到其在學術場域與社會空間中所處位置的有意或無意的牽制”15。隨著社會分工的逐步細化和知識專業化的推進，使知識分子演化為在學院內部工作的勞動者，而知識生產作為圈子內的文字游戲，其介入現實生活的能力已經下降，最終知識難以真正落地。即使梁鴻意識到了象牙塔與現實之間的真空狀態，自覺地激勵自己不再將知識束之高閣，進而回到梁莊。但面對單向的交流與敘述的無力，書齋又一次成為梁鴻的退守地，轉而將梁莊的行走延續為一種學術經歷。從“梁莊系列”到《四象》，雖然作家一以貫之地凝注著鄉村的真實與細微之處，但非虛構寫作所提倡行動在大地的勇氣，逐漸消磨在了更為常見的書齋式寫作中。曾經習焉不察的生存規則形成的學院意識和精英體驗，不得不在接觸生活本相的時候遭遇挑戰，致使她對鄉村的想象、知識分子以及文學的期待，與其真實的學術創作之間處于一種來回拉扯和抵抗的狀態。
梁鴻的困境在于，從學院內部批評學院化的知識生產是無解的。原本作為一次突圍書齋的返鄉書寫實踐，卻逐漸將非虛構寫作演變為學院內部的理論武器。曾經認為走出象牙塔的意義在于進入生活內部，展示鄉村世界真實的生活圖景，卻在遭遇重返的艱難時，退而求其次地將其作為學術生活的拓展和延伸，并安慰自己從中也多少收獲了學術研究的勇氣和信心。或許自決心走出書齋的那一刻起，梁鴻就已經面臨著現實世界與理想狀態間的失調。這對于已經習慣了學院日常倫理秩序和學術邏輯，習慣了城市生活帶來的優越制度和便利條件，習慣了在日常生活面前保持溫和與退守的姿態的中產化知識分子來說，當真正觸及現實、大眾時，其思想似乎已經進入了無物之陣，希望文學介入公共現實的最初愿望，也逐漸內化為個人的生活情感和學術表達。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離鄉之人的返鄉之旅，建構的更多的是一種精神上的重返。作為學術“變革”的返鄉實踐似乎是曲折的，面對先賦的“梁莊女兒”與后塑的“知識者”身份間斷裂的事實，即便主體希望體驗、行動和參與，形成的大多也只是精神與心理上的返鄉和牽掛。
三、“村莊一旦被還原到現實中，
就變得千瘡百孔”
梁鴻意識到了自我的學術生產與現實的距離，選擇離開書齋以實際行動建立與鄉村的聯系，但重返鄉村的歷程卻再一次遭遇到來自鄉村本身對她的“打擊”。在以城市化為目的、以市場經濟為邏輯的社會轉型下，記憶中以農為本、以土為生的鄉村世界早已聚焦于現代化的激蕩之下。
梁鴻在《中國在梁莊》的前言中曾說到，對于從小生活和成長在農村的人來說，“我所有的痛苦的來源和幸福的來源，我生命中最細微的細節都在梁莊這個地方”16。正如散文《我們吳鎮》中洋溢出的自豪感一樣，童年、少年的記憶在梁鴻那里是抒情的，故鄉涵蓋了生命和家的全部意義。因此“梁莊系列”的創作對于梁鴻而言，是嘗試以另一種更深遠的方式重回梁莊，這種方式不僅僅是“我在現場”的狀態，更重要的是能夠尋找到自我精神的源頭。于是梁鴻以鄉愁作為方法，融合了城鄉視角與親人視角，將現代理性與鄉村關懷聯系在一起，關注現代與鄉村交匯所產生的矛盾，通過“在梁莊”到“出梁莊”的整個行走過程，揭示了社會轉型時期中國鄉村乃至鄉村中的各個群體所遭遇的問題，呈現了近四十年中國社會發展變革中的鄉村面貌。
但作為方法的鄉愁還有另一面，即對于敘述主體而言，她需要以不斷克制內心的傷感和追憶為代價，來避免由“懷鄉病”帶來的主體性情感判斷，取而代之的是憑借理性的眼光看到現代社會和城市文明的侵蝕，將情感體驗置身鄉村的真實生命之中。事實證明，這樣的姿態是極為困難的，作為梁莊的女兒、城市里的學者、返鄉書寫的作家，鄉村世界對于梁鴻來說是多象性的存在，一旦將故鄉納入現實，就意味著曾經的鄉村經驗和如今的情感期待，都會遭遇來自鄉村真相的打擊，糾纏在農裔知識分子內心的復雜情感難以在蒼涼失語的故鄉一一釋放。重返故鄉，梁鴻又一次迷失在了一種不易釋懷的情緒之中。
梁鴻的少年時期正處于改革開放的初期，80年代初期農村經濟經歷了短暫的繁榮。新制度的變化不僅改善了農民的生活，也提高了農民的精神品質和主體地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帶來的戶營經濟增強了農民的積極性，糧食產量的提高，農業生產連續獲得大豐收，隨之也出現了大量萬元戶和農民兼業的現象，可謂是80年代農民的日子最好過。客觀的歷史現實恰好印證了梁鴻的美好記憶，雖然梁鴻在作品中曾坦言，“當有回憶加入的時候，當歲月、時間一起來塑造我的回憶時，我有‘溢美的嫌疑”17，但支撐這一溢美之詞的背后，卻是鄉村經歷的短暫生機與蓬勃的現實。
但作者重返鄉村后，情感與事實的結合帶來的是想象的破碎。“梁莊系列”雖從2010年開始創作出版，但從梁鴻的隨筆可以反映出，早在其 2000 年左右重返鄉村時，“三農”問題在全國范圍內就已十分突出，那時李昌平發出了“農民真苦、農業真窮、農村真危險”的疾呼，新世紀的鄉村已然成為人們研究和討論的熱點。這一時期不僅涌現出了大批關于“三農”題材的文學創作，它們在文化精神層面和文本意義建構上書寫了鄉村現實的方方面面;不少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更是深入到鄉村社會的內部結構、經濟政策、社會制度以及歷史變遷，探索在現代化改革中農村遭受的前所未有的危機與挑戰。可以看出在 1980 年代初期經過一個短暫的黃金期之后，農村就陷入了稅費負擔沉重、經濟凋敝、農民增收困難等困境，呈現出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的相對蕭條18。
在“三農”問題的大背景下，梁鴻也由此刻畫了現代化的進程中鄉村自然面貌和鄉親們的不同遭遇，揭示了在城市擠壓下鄉村的艱難現實，自然生態和人文生態的衰敗，以及農民在時代變革中的生存困境與精神痛苦。在“梁莊系列”里，我們看到因丈夫長期外出打工，守活寡的春梅最終選擇喝農藥自殺;缺少家庭疼愛和親子教育的王家少年殘忍地奸殺了八十二歲的老太;在外務工者的正常權利被城市剝奪成，卻投訴無門。《神圣家族》中，流浪漢、自殺者、老好人、寡婦與鄉村知識分子等組成的城鎮群體，在現代性邏輯下被無情地拋擲在了城鄉交匯的尷尬和不幸之中。而《四象》更是以墓地內外的空間疊置，生死之人的怪誕對話，呈現出歷史與現實、生命與靈魂不同維度的，帶著腐朽和死亡氣息的鄉村和人心。事實上，無論是紀實還是虛構，隨著城市化、工業化程度的加深，作為敘述對象的梁莊的確映現著鄉村轉型的特殊經驗與現實問題，如同記錄河南村莊的一些社會調查，以其大量客觀材料和事例與梁莊現狀遙相呼應，共同呈現著河南農村在改革過程中的真實境遇19。創作之外，梁鴻曾帶著記者回到梁莊，一系列鄉村現實成為文本事實的支撐。在現場，水利工程的占地導致大量土地被拋荒;河道大量挖沙、磚廠的大興等工業的投入致使環境惡化、資源枯竭;鄉村教育漫不經心，梁莊小學早已不復存在;年輕人大量外出，房屋破敗、雜草從深。而此刻重返，面對故鄉，記憶中的故鄉正在消失，現實真相的沖擊自然不能帶給離鄉者心理上的滿足，現實的所觀所感與少時記憶完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景象，美好浪漫的田園夢被擊碎，在鄉村逐漸式微的過程中，故鄉暴露出的是現代化蛻變中的道道傷痕。
可見一旦記憶中的村莊被還原到現實，鄉村形象就變得千瘡百孔。面對鄉村世界中破碎、分化與重組等敘事，雷達等人認為其實質是在“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的社會轉變中，農民與土地的關系、農民與村莊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單向城鎮化的結果導致鄉村問題的加劇，人地矛盾、城鄉分治以及貧富差距日益凸顯，鄉土成故土、鄉村變故鄉。當重回敘述現場，在進入與體認鄉村的過程中不得不遭遇情感上的陷落，這一方面固然來源于現實與記憶的落差，雖然身體返鄉，但失落而沉默的鄉村卻使游子的心靈得不到安放;另一方面也體現出知識專業化和精英文化干預的失效，烏托邦的、懷舊式的描述，以及居高臨下的、悲憫式的啟蒙在遭遇新的時代邏輯時，都使作為知識分子的梁鴻產生了無序感。個人難以承受故鄉在社會變遷中的衰敗與斷裂，親人們生存的窘迫與命途的多舛，從而難以真正進入到鄉村變遷的文化心理、社會結構之中。尤其是當觸目驚心的鄉村現狀呈現在面前時，破碎的個體與瑣屑的歷史很難與時代達到真切的“及物”思考。即使梁鴻極力想通過“個人”這一中介與歷史、現實對話，卻發現因為“缺乏一種真正的自我參與進去的哀痛”20，依舊無法把握整體的、變化的鄉村。
“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的田園夢早已被粉碎，所謂以鄉愁作為方法的結果便是使“體無完膚”的鄉村形態淋漓盡致地呈現在自己面前，但文學書寫實質上很難直接去改變來源于社會結構性問題的鄉村失重狀態。令人痛心的鄉村問題早已脫離了個人的鄉土經驗與把握能力，鄉村破敗的現實境遇與真實描寫后的蒼白，不僅使作家感到個人力量的虛弱和情緒上的失意，同時也在改變著其返鄉書寫的敘事模式。從最初的非虛構寫作，到后來的《神圣家族》及《四象》，很明顯能感受到作者逐漸熱衷于將荒誕手法融入鄉村敘事中，描摹出一種在疾速加劇的城鎮化進程下，鄉村恐怖、破碎、畸形的怪誕性，對故鄉的紀實呈現轉變為了意象符號的隱喻表達。或許在先鋒色彩愈加強烈的背后，深層次地潛藏著作者曾在遭遇故鄉冷漠現實后所感受到的荒謬和無奈之感。
四、結語
對“艱難的重返”的討論實際上是將梁鴻與鄉村的關系作為一種癥候性現象進行分析和解讀，反思知識分子與鄉村的隱憂關系。總體來看，梁鴻在“去鄉土化”的教育中離開鄉村;進入城市后，學院化的知識生產使她與“梁莊女兒”的身份脫節;而重返鄉村后，情感上卻難以面對鄉村本身的時代劇變。鄉村教育、知識生產、時代變革層層嵌套，使梁鴻的重返充滿了主體的努力與困頓、周旋與疲憊。
重返盡管艱難，但不可否認的是，梁鴻以返鄉書寫的方式對鄉村的現代性風景和敘述主體進行了審判和反思，建立了與鄉村現實的聯系，傳遞出了自己的聲音。其返鄉書寫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文學重返鄉村的可能，作品一經出版，梁莊作為中國鄉土轉型的文化符號，開始被更多讀者關注。作為中國村莊的典型，它的隱喻性、疼痛感和現實意義在一段時間內沖擊了社會的視野，普遍引起了讀者的移情和共鳴。
因此梁鴻的意義不僅在于以文學重返現實的方式，書寫了近四十年社會轉型下鄉村的真實面貌，更重要的是在呈現寫作多樣性的同時，也暴露出了自我的局限和矛盾。從“情感”“行動”再到“放棄”，從離開書齋最終回到書齋，從“非虛構”到“虛構”，折射出的是大多數農裔作家共同面臨的精神困境。我們能夠看到，從魯迅開始的“離去、歸來，再離去”的返鄉模式，在當下包裹著時代的不同意義和個體的復雜感情。尤其是90年代以來越來越突出的“三農”問題，使鄉村與城市對峙更加緊張，致使農裔知識分子的身份在城鄉的博弈之間顯得尤為尷尬。可以說，在中國城鄉現代化進程的復雜變化中，承載著知識分子的良知與責任、故鄉的凋敝與重建兩個維度，農裔作家如何實現破與立，這關系著新世紀鄉村敘事的創作主體如何處理自我與鄉村關系這一重要命題。
【注釋】
①梁鴻、李洱、黃德海、項靜、饒翔、張麗軍：《到第二條河去游泳——從“梁莊”到“吳鎮”》，《南方文壇》2016年4期。
②洪子誠：《作家姿態與自我意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第27頁。
③梁鴻：《艱難的“重返”》，見《中國在梁莊》，中信出版社，2014，第246頁。
④⑧梁鴻：《鄉村教育的內涵是什么？》，《中國教育報》2017年4月10日。
⑤劉鐵芳：《鄉村的終結與鄉村教育的文化缺失》，見《鄉土的逃離與回歸》，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第48頁。
⑥參考許紀霖《中國現代化的歷史反思》（見《許紀霖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楊小輝《都市知識分子自我意識的形成》（見《近代中國知識階層的轉型》，上海社會科學院，2011）等。
⑦《梁鴻：鄉村教育缺失，家長變成托管心理》，見騰訊文化，https：///a/20130628/。
⑨梁鴻：《王小波之死：自由主義烏托邦的建構及其未完成性》，見《“70 后”批評家文叢·梁鴻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第166頁。
11參見李國華《非虛構文學的“真實”與形式》（《文藝評論》2017年第5期）、劉卓《“非虛構”寫作的特征及局限》（《文藝理論與批評》2018年第1期）、杜若松《學者與作家“非虛構”寫作的“異質同構”》（《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等。
1214《梁鴻等：不會只用鄉村悲痛打動人》，見騰訊文化，https：///a/20170823/。
13梁鴻：《巫婆的紅筷子》，漓江出版社，2014，第248頁。
15陶東風：《80年代中國文藝學主流話語的反思》，《學習與探索》1999年第2期。
17梁鴻：《中國在梁莊》，中信出版社，2014，第41頁。
18溫鐵軍：《“三農”問題與世紀反思》（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陳桂棣：《中國農民調查》（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19郭鵬群：《豫北村治模式初探：以河南安陽洹村調查為基礎》，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
20梁鴻：《出梁莊記》，花城出版社，2013，第310頁。
（宋佳儀、潘家恩，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教師科研創新能力提升專項“鄉村振興戰略實現機制與歷史經驗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2018cdjsk47xk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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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積極心理學入手，從呼叫中心管理的實際案例切入，分析呼叫中心班組管理當中的積極心理學的應用踐行。從而使積極心理學的理論(好比種子)和呼叫中心的班組管理(好比土壤)形成播種、扎根、開花、結果的成長融合過程，讓更多的呼叫中心管理者學習應用積極心理學在日常的工作中。本文將會采取系列文章的形式進行呈現。
積極心理學在班組管理的應用系列文章：
一個游戲的啟發
有一個激發團隊整體幸福感的游戲——《幸福彼岸》。游戲是全班組成員參加，角色分工分別為：自由人(發號施令者，可行走，說話1人)、啞巴(不可說話1人)、瘸子兼啞巴(不可說話，單腳站立，眾人)。可使用工具：兩個呼啦圈，分別象征船，必須兩個都使用。游戲的規則要求全班組成員要共同并肩度過一個鱷魚潭，最后到底幸福的彼岸。過程中，大家只能允許在一個非常狹小的空間里，互相依附接力，一旦任何人違反規則，全班組成員重新回到起點。在過去的實踐中，90%的班組都是按常規走法：一個圈一個圈的移動，達致上岸。只有10%的班組，在開始前，討論出一些，在不違反規則的前提下，最快，最安全，最省力的方法，例如把船放到靠近彼岸，由自由人逐個背負每個人從此岸到達彼岸。這個方式要求班組成員，必須在靜態中互相依存，默默堅守位置，形成一股安靜而非喧鬧的向心力，這比大聲喊口號更體現深層凝聚力。而自由人是付出貢獻最大的一位。
每次進行這個活動的時候，都是最好觀察班組團隊動力 特征的時機。團隊動力是一股看不見的力量。它存在于團隊里不同的個體和小組中。團隊的動力具有非常強大的影響力。團隊成員之間的互動、溝通和行為常常受團隊動力的影響和制約。同時團隊動力也是團隊成員動態發展的過程。
游戲中10%的班組，表現出比較強的團隊鮮活動力，組員們精力旺盛，創新思維強，一體感明顯。組長幽默風趣、樂觀、呈親和智慧型的人際風格。經過事后問詢，這些班組成員都說，他們在常態化工作中也是比較活躍、抱團、溝通氣氛和諧的班組。而在這在分析調查中，發現年齡、性別、司齡、職位與此的關聯度比較低。
積極心理學認為，自我效能感的人在一個團隊中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成為團隊的中心，同時很容易吸引別的團隊成員，在團隊中形成自己的小圈子。當這個小圈子是帶著正向能量的時候，可以增加團隊成員相互激勵和彼此合作的氛圍。
美國密歇根大學和羅斯商學院積極組織學術中心在研究個人和組織可持續性績效的影響因素時，想到了一個更合適的詞：生機勃勃(thriving)。生機勃勃包含兩大要素：活力(vitality)，即充滿能量與生氣的感覺;學習，獲得知識和技能。生機勃勃的員工隊伍是這樣一群人：他們不僅快樂，工作卓有成效，而且會參與打造企業和自己的未來。
團隊保鮮，必須讓團隊充滿生機勃勃的動力，員工滿意度高。“生機勃勃的員工擁有一個點優勢——他們精力旺盛，但也知道如何避免職業倦怠感。其中，所謂生機勃勃的`員工比所有其他員工績效高出16%，倦怠感比同儕低125%，對組織忠誠度高32%，對自己的工作滿意度高46%。”——2012年哈佛商品評論《越幸福，越高效》。
對電話營銷團隊進行運營管理、質量管理、情緒管理、效能管理、業務管理，確保項目質量與績效得到有效提升，并保障團隊管理的穩定和積極向上。從這個項表述來看，一個班組長作為呼叫中心最基層的管理人員，是企業管理理念向一線客服代表傳遞的關鍵一環，可謂官小責任大。但在班組長的職責中，保持團隊穩定(離職率低，忠誠度高)、積極向上(倦怠感弱、滿意度高)，這是目前呼叫中心團隊建設比較薄弱的一環。尤其在電話營銷的團隊更為重要。
研究表明，導致職業倦怠枯竭的表現主要是生理和心理、情感和行為的不協調，常常出現在處理有關人的事務工作者身上，呼叫中心提供服務和營銷都是圍繞人來完成的。因此，要讓呼叫中心運營者和班組管理者都意識：形成生機勃勃的團隊動力。無須重大的舉措或者資金，管理者們也一樣可以建立生機勃勃的班組文化。
美國密歇根大學和羅斯商學院積極組織學術中心發現揭示建立生機勃勃的團隊可采取四種機制：賦予自主決策權、分享信息、盡量減少無禮行為、提供績效反饋。
這個研究在美國已經有不少服務行業或者it行業嘗試，例如facebook，自主決策就是企業文化基石。例如阿拉斯加航空，他們過去10年的業績得到流轉乾坤的飛躍，這個21世紀初，該公司啟動了“2010計劃”，坦誠地邀請員工提高服務并保持準點飛行的聲譽獻計獻策。
呼叫中心 運營當中發現，呼叫中心在這四項機制中“提供績效反饋”目前是做得最為好的。班組管理者向坐席代表提供基于事實的反饋，而非主觀臆斷，考核制度透明化，建設性的積極反饋對鞏固團隊 關系大有幫助。重要的是向員工呈現的信息要反映出他們的業績，幫助他們了解自己做得如何以及工作效率如何。反饋可以起到加固的作用，由于積極的反饋是對成績的一種肯定，所以它同時一是一個有力的促動因子。
另外，在“賦予自主決策權”方面，筆者在某電力行業的呼叫中心看到，每月呼叫中心都組織全體員工對中心的全面管理，提出自己的優化建議。這家呼叫中心的員工有95%都是租賃勞務工，因此向心力不明顯，也容易把自己當“外人”。可通過這類，用團隊文化建設手段，淡化勞務關系不一致的手段，令很多租賃勞務工一樣有“自家人”的感覺。所有提出的建議，同等對待，即使不被采納的，也都一一公布原因，令員工感受到自己能做出對工作有影響力的決策，使大伙充滿干勁。以這樣的方式提高員工對工作的掌控感，使他們對如何提高工作成績有發言權。該呼叫中心在同行的離職率一直出于比較低的水平。
希望通過這篇文章，讓更多的呼叫中心管理者明白，提高班組工作業績，不僅僅是依靠化解壓力的外在手段(提薪、調任、補休等)，還需要對班組團隊進行內補：從文化入手，用充滿活力和學習力的手段，增強班組動力的保鮮度，讓員工在工作中取得成就感、自信感、歸屬感、方向感和安全，建立生機勃勃的團隊機制。